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叙篇
文中子之教，继素王之道，故以《王道篇》为首。古先圣王，俯仰二仪必合其德，故次之以《天地篇》。天尊地卑，君臣立矣，故次之以《事君篇》。事君法天，莫如周公，故次之以《周公篇》。周公之道，盖神乎《易》中，故次之以《问易篇》。《易》者，教化之原也，教化莫大乎礼乐，故次之以《礼乐篇》。礼乐弥文，著明则史，故次之以《述史篇》。兴文立制，燮理为大，惟魏相有焉，故次之以《魏相篇》。夫阴阳既燮，则理性达矣，穷理尽性以至于命，故次之以《立命篇》。通性命之说者，非《易》安能至乎？关氏，《易》之深者也，故次之《关朗篇》终焉。
【译文】
文中子的学说，继承了孔子的思想，因此将《王道篇》编为第一篇。古时的先君圣主，仰观苍天俯察大地，必使自身行为举止合于天地之德，因此继之以《天地篇》。苍天在上、大地居下，君臣等级于是井然有序，因此继之以《事君篇》。奉侍君主遵循天道，首推周公，因此继之以《周公篇》。周公的思想，实因参悟了《周易》的玄妙，因此继之以《问易篇》。《周易》是教化的源头，而教化之要当属礼乐，因此继之以《礼乐篇》。礼乐教化与典章制度，直书实录则为史传，因此继之以《述史篇》。广兴文教推行圣制，当以治国理政为要，唯有魏相能够做到，因此继之以《魏相篇》。乾坤既定天下承平，万事皆顺其理而万物咸达其性，于是穷极万物深奥之理、究尽生灵所禀之性进而洞悉天命，因此继之以《立命篇》。若想懂得天之所赋与人之所禀之间的关系，不读《周易》怎么能行呢？关朗是精研《周易》之人，因此继之以《关朗篇》作为结尾。
文中子世家
文中子，王氏，讳通，字仲淹。其先汉征君霸，洁身不仕。十八代祖殷，云中太守，家于祁，以《春秋》《周易》训乡里，为子孙资。十四代祖述，克播前烈，著《春秋义统》，公府辟不就。九代祖?，遭愍、怀之难，遂东迁焉。?生罕，罕生秀，皆以文学显。秀生二子：长曰玄谟，次曰玄则；玄谟以将略升，玄则以儒术进。
【译文】
文中子，姓王，名通，字仲淹。文中子的先祖是汉朝时得到朝廷征辟的隐士王霸，王霸洁身自好没有出仕为官。十八代祖王殷，为云中郡太守，安家于祁地，以《春秋》《周易》教乡里，为子孙确立安身立命之本。十四代祖王述，弘扬先人功业，作《春秋义统》，朝廷征辟皆不就任。九代祖王?，遭逢西晋永嘉之乱，于是随晋室南渡东迁。王?生王罕，王罕生王秀，皆以文才显名当时。王秀生有二子：长子王玄谟，次子王玄则；王玄谟因通晓兵略而得到擢升，王玄则因精研儒术而获得进用。
玄则字彦法，即文中子六代祖也。仕宋，历太仆、国子博士。常叹曰：“先君所贵者礼乐，不学者军旅，兄何为哉？”遂究道德，考经籍，谓“功业不可以小成也”，故卒为洪儒；“卿相不可以苟处也”，故终为博士；曰“先师之职也，不可坠”，故江左号“王先生”，受其道曰“王先生业”。于是大称儒门，世济厥美。
【译文】
王玄则字彦法，即文中子的六代祖。南朝刘宋时出仕为官，历任太仆、国子博士等职。王玄则常常慨叹道：“家中先祖崇尚礼乐文教，不习戎马军旅，兄长为何要从戎呢？”于是王玄则探索伦常大道，精研经传典籍，认为“钻研学问不可止步于小有收获”，故终成大儒；“王侯将相不可轻慢相待”，故终成博士；曾言“孔子之圣教，不可坠失”，因而江东人称“王先生”，得其所学称为“王先生业”。于是时人尊称为儒学宗师，世承家学。
先生生江州府君焕，焕生虬。虬始北事魏，太和中为并州刺史，家河汾，曰晋阳穆公。穆公生同州刺史彦，曰同州府君。彦生济州刺史一，曰安康献公。安康献公生铜川府君，讳隆，字伯高，文中子之父也，传先生之业，教授门人千余。隋开皇初，以国子博士待诏云龙门。时国家新有揖让之事，方以恭俭定天下。帝从容谓府君曰：“朕何如主也？”府君曰：“陛下聪明神武，得之于天，发号施令，不尽稽古，虽负尧、舜之姿，终以不学为累。”帝默然，曰：“先生朕之陆贾也，何以教朕？”府君承诏著《兴衰要论》七篇。每奏，帝称善，然未甚达也。府君出为昌乐令，迁猗氏、铜川，所治著称，秩满退归，遂不仕。
【译文】
王玄则生江州府君王焕，王焕生王虬。王虬方北迁效命于北魏，太和年间任并州刺史，安家于河汾之地，称为晋阳穆公。晋阳穆公生同州刺史王彦，王彦称为同州府君。同州府君生济州刺史王一，王一称为安康献公。安康献公生铜川府君，铜川府君名隆，字伯高，即文中子之父，传承先生家学，教授门生上千人。隋朝开皇初年，王隆以国子博士待诏云龙门。当时国家新立兴制礼乐，恰逢隋文帝以恭谨俭约治天下。隋文帝语气舒缓地对铜川府君说：“朕是个怎样的君主呢？”铜川府君说：“陛下聪明神武之资，实得之于上天，然而陛下发布政令却不能深入考查古制，纵然有唐尧、虞舜般的资质，终究会因不学古制而造成祸患。”隋文帝沉默不语，说：“先生是朕的陆贾啊，拿什么教朕呢？”铜川府君奉诏作《兴衰要论》七篇。每次奏陈，隋文帝都称赞有加，然而却并未通晓其中的道理。铜川府君出任昌乐令，又由昌乐改任猗氏、铜川，治理政绩显著，任期届满退归家中，于是不再出仕为官。
开皇四年，文中子始生。铜川府君筮之，遇《坤》之《师》，献兆于安康献公。献公曰：“素王之卦也，何为而来？地二化为天一，上德而居下位，能以众正，可以王矣。虽有君德，非其时乎？是子必能通天下之志。”遂名之曰“通”。
【译文】
隋文帝开皇四年（584），文中子出生。铜川府君卜了一卦，卜得《坤》卦变为《师》卦，他将占卜结果呈给安康献公。安康献公说：“这是素王孔子的卦象，为何会出现呢？六二阴爻化为九二阳爻，这意味着虽负盛德却身处下位，能够成为众人表率，可以为王了。然而终究无法为王，也许是因为纵有人君之德，却未逢其时吧？此子必能通达天下大道。”于是起名为“通”。
开皇九年，江东平。铜川府君叹曰：“王道无叙，天下何为而一乎？”文中子侍侧，十岁矣，有忧色，曰：“通闻古之为邦，有长久之策，故夏、殷以下数百年，四海常一统也；后之为邦，行苟且之政，故魏、晋以下数百年，九州无定主也。上失其道，民散久矣。一彼一此，何常之有？夫子之叹，盖忧皇纲不振，生人劳于聚敛而天下将乱乎？”铜川府君异之曰：“其然乎！”遂告以《元经》之事，文中子再拜受之。
【译文】
隋文帝开皇九年（589），隋灭陈平定江东一统天下。铜川府君慨叹道：“王道崩颓，为何天下要一统呢？”文中子在侧，年方十岁，面带愁容，说：“我听说古时治国，采用长治久安之策，因此夏、商以来数百年间，天下能够长久一统；后来治国，推行草率简陋之政，因此魏、晋以来数百年间，天下没有稳定的王朝。统治者不遵治国之道，老百姓人心离散已久。政令一会儿那样一会儿这样，哪有什么定制？您所慨叹的，是担忧上古圣制无法施行，百姓疲于应付朝廷的搜刮而天下将要大乱吧？”铜川府君感到无比惊异，说：“确实如此啊！”于是告诉他《元经》褒贬之义，文中子再拜受教。
十八年，铜川府君宴居，歌《伐木》而召文中子。子矍然再拜：“敢问夫子之志何谓也？”铜川府君曰：“尔来！自天子至庶人，未有不资友而成者也。在三之义，师居一焉，道丧已来，斯废久矣。然何常之有？小子勉旃，翔而后集。”文中子于是有四方之志。盖受《书》于东海李育，学《诗》于会稽夏琠，问《礼》于河东关子明，正《乐》于北平霍汲，考《易》于族父仲华，不解衣者六岁，其精志如此。
【译文】
隋文帝开皇十八年（598），铜川府君闲居家中，吟唱《伐木》之诗并唤来了文中子。文中子面露惊异之色再拜说：“请问您的志向是什么？”铜川府君说：“古往今来！从天子到百姓，无不依靠朋友的帮助而成就功业的。做人应当礼敬君、亲、师，尊重老师居其一，大道沦丧以来，尊师之义已荒废日久。然而形势哪有恒久不变的呢？你要勉励笃学，博采众长而后方能学有所成。”于是文中子树立了远大的志向。向东海李育请教《尚书》，向会稽夏琠学习《诗经》，向河东关子明拜问《礼记》，向北平霍汲访求《乐经》，向族父仲华考求《周易》，六年来未曾休息，足见其心志赤诚。
仁寿三年，文中子冠矣，慨然有济苍生之心，西游长安，见隋文帝。帝坐太极殿召见，因奏《太平策》十有二，策尊王道，推霸略，稽今验古，恢恢乎运天下于指掌矣。帝大悦，曰：“得生几晚矣，天以生赐朕也。”下其议于公卿，公卿不悦。时将有萧墙之衅，文中子知谋之不用也，作《东征之歌》而归，曰：“我思国家兮远游京畿，忽逢帝王兮降礼布衣。遂怀古人之心兮将兴太平之基，时异事变兮志乖愿违。吁嗟！道之不行兮垂翅东归，皇之不断兮劳身西飞。”帝闻而再征之，不至。四年，帝崩。
【译文】
隋文帝仁寿三年（603），文中子成年，意气风发胸怀济世安民之志，西游都城长安，拜见隋文帝。隋文帝在太和殿召见，于是文中子奏陈《太平策》十二篇，该策尊崇儒家王道，纵论称霸谋略，评古论今，气象磅礴，对运筹天下治国安邦可谓了如指掌。隋文帝甚为高兴，说：“我与您相见恨晚啊，是上天将您赐予我。”隋文帝将其奏议下发于朝臣公卿，朝臣公卿心中不快。当时隋朝宗室将有夺位之争，文中子深知自己的谋划得不到采用，于是作《东征之歌》归于乡里，说：“我心系国家远游京城，忽得帝王屈尊以礼相迎。于是胸怀古人之志要奠定基业实现太平，然而时过境迁，事与愿违。哎！大道不得推行唯有失意东归，皇帝没有圣断枉我西行劳累。”隋文帝听闻后再次征辟，然而文中子并未应征前来。仁寿四年（604），隋文帝驾崩。
大业元年，一征又不至，辞以疾。谓所亲曰：“我周人也，家于祁。永嘉之乱，盖东迁焉，高祖穆公始事魏。魏、周之际，有大功于生人，天子锡之地，始家于河汾，故有坟陇于兹四代矣。兹土也，其人忧深思远，乃有陶唐氏之遗风，先君之所怀也。有敝庐在，茅檐、土阶撮如也。道之不行，欲安之乎？退志其道而已。”乃续《诗》《书》，正《礼》《乐》，修《元经》，赞《易》道，九年而《六经》大就。门人自远而至，河南董常、太山姚义、京兆杜淹、赵郡李靖、南阳程元、扶风窦威、河东薛收、中山贾琼、清河房玄龄、巨鹿魏徵、太原温大雅、颍川陈叔达等，咸称师北面，受王佐之道焉。如往来受业者，不可胜数，盖千余人。隋季，文中子之教兴于河汾，雍雍如也。
【译文】
隋炀帝大业元年（605），朝廷征辟，文中子又没有应征前来，以身患疾病相推辞。文中子对亲近的人说：“我本是周人，居于祁地。永嘉之乱后，就随晋室东迁了，家中自高祖晋阳穆公起，效命于北魏。北魏、北周之时，对黎民百姓有大恩，天子赐予土地，自此居于河汾之地，所以自有先人丘墓至今已历四代了。此地百姓思虑深远，有上古治世善民之遗风，家中先人感怀于此。家有草庐，编茅为屋，垒土为阶。大道不得推行，怎能安于享乐？唯有退居乡里记述圣人大道罢了。”于是续编《诗经》《尚书》，订正《礼记》《乐经》，修撰《元经》，增益《周易》，历时九年完成《续六经》。门生从远方而来，河南董常、太山姚义、京兆杜淹、赵郡李靖、南阳程元、扶风窦威、河东薛收、中山贾琼、清河房玄龄、巨鹿魏徵、太原温大雅、颍川陈叔达等，皆拜文中子为师，学习辅佐君王之道。至于其他前来求学之人，数不胜数，约有千余人。隋末之时，文中子之学兴盛于河汾之地，可谓深沉厚重气象博大。
大业十年，尚书召署蜀郡司户，不就。十一年以著作郎、国子博士征，并不至。
【译文】
隋炀帝大业十年（614），尚书省征召文中子任蜀郡司户，文中子未去就任。大业十一年（615），朝廷以著作郎、国子博士之职征召文中子，文中子亦未应征前来。
十三年，江都难作。子有疾，召薛收，谓曰：“吾梦颜回称孔子之命曰：‘归休乎！’殆夫子召我也。何必永厥龄？吾不起矣。”寝疾七日而终。
【译文】
隋炀帝大业十三年（617），隋炀帝久居江都，荒废朝政，李渊于太原举兵。文中子患病在身，召唤薛收，对他说：“我梦到颜回传述孔子的谕令说：‘归家休息吧！’应该是孔老夫子召唤我了。何必久活于世呢？我的病情不会好转了。”文中子卧病七天后离世。
门弟子数百人会议曰：“吾师其至人乎？自仲尼已来，未之有也。《礼》：男子生有字，所以昭德；死有谥，所以易名。夫子生当天下乱，莫予宗之，故续《诗》《书》，正《礼》《乐》，修《元经》，赞《易》道，圣人之大旨，天下之能事毕矣。仲尼既没，文不在兹乎？《易》曰：‘黄裳元吉，文在中也。’请谥曰‘文中子’。”丝麻设位，哀以送之。礼毕，悉以文中子之书还于王氏：《礼论》二十五篇，列为十卷；《乐论》二十篇，列为十卷；《续书》一百五十篇，列为二十五卷；《续诗》三百六十篇，列为十卷；《元经》五十篇，列为十五卷；《赞易》七十篇，列为十卷。并未及行，遭时丧乱，先夫人藏其书于箧笥，东西南北，未尝离身。大唐武德四年，天下大定，先夫人返于故居，又以书授于其弟凝。
【译文】
文中子门生数百人相聚商议说：“我们的老师应该就是大德至圣之人吧？自孔子以来，还没有这样的人。《礼》载：男子在世有名字，用以昭明德行；离世有谥号，用以变易其名。夫子生逢乱世，未得开宗立派，故而续编《诗经》《尚书》，订正《礼记》《乐经》，修撰《元经》，阐明《周易》之道，圣人要旨、天下才思尽在其中。孔子离世后，文教不就在此吗？《易经》说：‘黄色的裳衣昭示大吉大利，因为这象征着人胸怀文德。’请谥为‘文中子’。”于是门生们身穿丧服设立灵位，哀伤地为先生送葬。丧礼结束后，门生皆将文中子之著述还给王氏族人：《礼论》二十五篇，编为十卷；《乐论》二十篇，编为十卷；《续书》一百五十篇，编为二十五卷；《续诗》三百六十篇，编为十卷；《元经》五十篇，编为十五卷；《赞易》七十篇，编为十卷。这些著述未得流布，就遭逢天下大乱，先夫人将这些著述收藏于箱中，无论前往何处，从不离身。唐武德四年（621），天下平定，先夫人返回旧居，又将这些著述授予文中子之弟王凝。
文中子二子，长曰福郊，少曰福畤。
【译文】
文中子有二子，长子名福郊，少子名福畤。
（杜淹）
录唐太宗与房魏论礼乐事
大唐龙飞，宇内乐业，文中子之教未行于时，后进君子鲜克知之。
【译文】
大唐龙腾盛世，海内安居乐业，文中子的思想未得推行于世，后世学人君子罕有知晓。
贞观中，魏文公有疾，仲父太原府君问候焉，留宿宴语，中夜而叹。太原府君曰：“何叹也？”魏公曰：“大业之际，徵也尝与诸贤侍文中子，谓徵及房、杜等曰：‘先辈虽聪明特达，然非董、薛、程、仇之比，虽逢明王，必愧礼乐。’徵于时有不平之色，文中子笑曰：‘久久临事，当自知之。’
【译文】
唐太宗贞观年间，魏徵患病在身，仲父太原府君王凝前去探问，于是留宿家中闲谈，至夜半时分魏徵喟然长叹。太原府君王凝问：“为何长叹呢？”魏徵说：“隋炀帝大业年间，我曾与各位贤才师事文中子，文中子对我和房玄龄、杜淹等人说：‘诸公虽然聪明出众，但却无法比肩董常、薛收、程元、仇璋，即使将来遭逢明王圣主，注定无力重振礼乐。’我那时脸上露出不满的神情，文中子笑着说：‘过些时日参与政事，自然就明白了。’
“及贞观之始，诸贤皆亡，而徵也、房、李、温、杜获攀龙鳞，朝廷大议未尝不参预焉。上临轩谓群臣曰：‘朕自处蕃邸，及当宸极，卿等每进谏正色，咸云：嘉言良策，患人主不行，若行之，则三皇不足四，五帝不足六。朕诚虚薄，然独断亦审矣。虽德非徇齐，明谢濬哲，至于闻义则服，庶几乎古人矣。诸公若有长久之策，一一陈之，无有所隐。’房、杜等奉诏舞蹈，赞扬帝德。上曰：‘止。’
【译文】
“到唐太宗贞观初年，各位贤才都相继离世，而我、房玄龄、李靖、温大雅、杜淹得帝王赏识而位列庙堂，朝中大事无不参与其中。太宗来到正殿前对群臣说：‘朕身为藩王，自即位以来，列位公卿每每态度严正忠言直谏，都说：这些善言良谋，唯恐君主不能施行，若能施行，那么三皇不难为四，五帝不难为六。朕诚然才微力薄，但遇事决断亦多审慎。虽才思不是迅疾敏捷之人，智略亦非深邃睿哲之辈，但从善如流，应该接近古圣先贤了吧。各位公卿如果有使国家长治久安之策，还请一一说来，不要有所保留。’房玄龄、杜淹等人接受太宗谕旨叩拜行礼，盛赞太宗美德。太宗说：‘不必如此。’
“引群公内宴。酒方行，上曰：‘设法施化，贵在经久。秦、汉已下，不足袭也。三代损益，何者为当？卿等悉心以对，不患不行。’是时群公无敢对者，徵在下坐，为房、杜所目，因越席而对曰：‘夏、殷之礼既不可详，忠敬之化，空闻其说。孔子曰：周监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周礼》，公旦所裁；《诗》《书》，仲尼所述；虽纲纪颓缺，而节制具焉。荀、孟陈之于前，董、贾伸之于后，遗谈余义，可举而行。若陛下重张皇坟，更造帝典，则非驽劣所能议及也。若择前代宪章，发明王道，则臣请以《周典》唯所施行。’上大悦。
【译文】
“太宗延请群臣在内廷宴饮。刚刚依次斟满酒杯，太宗说：‘创设制度推行教化，关键在于持久。秦、汉以来，不足取法。夏、商、周三代各有得失，哪朝可取？还请各位公卿尽心回答，不用担心无法推行。’此时群臣无人敢答，我在末坐，房玄龄、杜淹都注视着我，于是我起身离席回答说：‘夏、商二朝的礼制不可详知，礼乐教化，只听闻其大概。孔子说：周朝参考夏、商二朝而创设礼乐，可谓文采繁盛！我遵从周礼。《周礼》，为周公姬旦所作；《诗经》《尚书》，为孔子所编；虽然世道纲常败坏，但礼乐制度具存。前有荀子、孟子加以传承，后有董仲舒、贾谊加以发扬，流传下来的言说，可以兴立推行。如若陛下想要重新申明三皇之典、兴制五帝之册，那么此事断非才能平庸之人所能妄议。如若选取前朝典章，阐明王道，那么臣请求遵照《周典》施行。’太宗龙颜大悦。
“翌日，又召房、杜及徵俱入。上曰：‘朕昨夜读《周礼》，真圣作也。首篇云：“惟王建国，辨方正位，体国经野，设官分职，以为民极。”诚哉深乎！’良久谓徵曰：‘朕思之，不井田、不封建、不肉刑，而欲行周公之道，不可得也。大《易》之义，随时顺人。周任有言：陈力就列。若能一一行之，诚朕所愿，如或不及，强希大道，画虎不成，为将来所笑，公等可尽虑之。’
【译文】
“次日，太宗又征召房玄龄、杜淹还有我一同觐见。太宗说：‘朕昨晚读《周礼》，真是伟大的著作啊。首篇说：“圣王兴建国家，辨别确定地理方位，规划封国管控乡野，设置官爵分授职务，以此作为统治百姓的表率。”其中的道理确实深奥啊！’过了许久，太宗对我说：‘朕想来，不用井田之法、不行封建之制、不采肉刑之律，而想推行周公之道，这是不可能的。《周易》的要义，在于上顺天时下合人心。周任曾说：量力任职。如若能够一一得以施行，这确实是朕的心愿，如若无法达到，勉强追慕圣道而强力推行，只怕画虎不成反类犬，被后世人耻笑，各位公卿应尽心竭力深思熟虑。’
“因诏宿中书省，会议数日，卒不能定，而徵寻请退。上虽不复扬言，而闲宴之次谓徵曰：‘礼坏乐崩，朕甚悯之。昔汉章帝眷眷于张纯，今朕急急于卿等，有志不就，古人攸悲。’徵跪奏曰：‘非陛下不能行。盖臣等无素业尔，何愧如之？然汉文以清静富邦家，孝宣以章程练名实，光武责成委吏，功臣获全；肃宗重学尊师，儒风大举；陛下明德独茂，兼而有焉，虽未冠三代，亦千载一时。惟陛下虽休勿休，则礼乐度数，徐思其宜，教化之行，何虑晚也？’上曰：‘时难得而易失，朕所以遑遑也。卿退，无有后言。’徵与房、杜等并惭栗，再拜而出。
【译文】
“于是太宗下诏公卿留宿中书省，相聚商议数天，终无法商定礼乐之制，不久后我便请求告退。太宗虽不再倡言，然而闲谈之余对我说：‘天下礼崩乐坏，朕甚为愁苦。从前汉章帝对张纯颇为依赖，如今朕对各位甚为急切，实因胸怀大志而无法实现，这是古人所悲伤的。’我下跪奏陈说：‘这并不是陛下不能推行。实因臣子们没有精研儒学，陛下为何如此愧疚？并且汉文帝以清静无为使国家殷富，汉宣帝以法令条文使天下清明，光武帝委任官吏，保全功臣；汉章帝尊师重道，振兴儒学；陛下圣明仁德勤勉有加，兼此数种美德而有之，纵然未超越三代，也称得上千年一遇的盛世了。只要陛下受到称赞而不自满，那么典章礼乐，可以慢慢思考因事制宜，推行教化之事，何必担心来不及呢？’太宗说：‘朕之所以心急如焚，是因为时光宝贵。爱卿们退下吧，不要再说了。’我与房玄龄、杜淹等皆羞愧惶恐，再拜离开。
“房谓徵曰：‘玄龄与公竭力辅国，然言及礼乐，则非命世大才，不足以望陛下清光矣。’昔文中子不以《礼》《乐》赐予，良有以也。向使董、薛在，适不至此。噫！有元首无股肱，不无可叹也。”
【译文】
“房玄龄对我说：‘玄龄与您竭尽心力辅佐国家，然而论及礼乐圣制，却不是驰名当世的大才，不足以追慕陛下圣主的光辉。’从前文中子没有将《礼论》《乐论》传授于我，确有其原因。假使董常、薛收在世，事情也不会到这般地步。哎！有圣明之主而无股肱之臣，着实令人叹息啊！”
十七年，魏公薨，太原府君哭之恸。十九年，授余以《中说》，又以魏公之言告予，因叙其事。时贞观二十年九月记。
【译文】
唐太宗贞观十七年（643），魏徵离世，太原府君王凝哭泣甚为悲痛。贞观十九年（645），太原府君王凝将《中说》传授于我，又将魏徵的话告诉了我，于是我便记载了这件事。唐太宗贞观二十年（646）九月记录。
（王福畤）
东皋子答陈尚书书
东皋先生，讳绩，字无功，文中子之季弟也。弃官不仕，耕于东皋，自号东皋子。
【译文】
东皋先生，名绩，字无功，是文中子最小的弟弟。辞官归乡无意仕途，耕种于东皋，自号为“东皋子”。
贞观初，仲父太原府君为监察御史，弹侯君集，事连长孙太尉，由是获罪。时杜淹为御史大夫，密奏仲父直言非辜。于是太尉与杜公有隙，而王氏兄弟皆抑而不用矣。
【译文】
唐贞观初年，仲父太原府君王凝任监察御史，弹劾侯君集，此事牵连太尉长孙无忌，王凝因此获罪。当时杜淹任御史大夫，向皇帝密奏仲父王凝正义直言当属无罪。于是太尉长孙无忌与御史大夫杜淹就此结怨，而王氏兄弟皆遭打压不得重用。
季父与陈尚书叔达相善。陈公方撰《隋史》，季父持《文中子世家》与陈公编之。陈公亦避太尉之权，藏而未出，重重作书遗季父，深言勤恳。季父答书，其略曰：
【译文】
季父王绩与尚书陈叔达交好。陈叔达当时正在修撰《隋史》，季父王绩将《文中子世家》交给陈叔达编纂。陈叔达为避让太尉长孙无忌的威权，因而将此篇收藏而未示人，并多次写信给季父王绩，用语深沉态度诚恳。季父王绩回信，其大略为：
亡兄昔与诸公游，其言皇王之道至矣。仆与仲兄侍侧，颇闻大义。亡兄曰：“吾周之后也，世习礼乐，子孙当遇王者，得申其道，则儒业不坠，其天乎！其天乎！”时魏文公对曰：“夫子有后矣，天将启之，徵也傥逢明主，愿翼其道，无敢忘之。”
【译文】
我已故的兄长从前与各位交往之时，谈论圣王之道可谓精深透彻。我与仲兄王凝陪侍左右，也略听得些要义。我已故的兄长说：“我是周人后裔，世代传习礼乐，子孙后代当遇明王圣主，得以推行礼乐王道，由此则儒家文教不绝，这就是天意啊！这就是天意啊！”当时魏徵回答说：“先生的子孙后代，定能生逢于上天即将开启的昌平之世，我倘若遭逢明王圣主，愿辅佐他们推行礼乐王道，不敢忘记。”
及仲兄出胡苏令，杜大夫尝于上前言其朴忠。太尉闻之怒，而魏公适入奏事，见太尉，魏公曰：“君集之事果虚邪？御史当反其坐果实邪？太尉何疑焉？”于是意稍解。然杜与仲父抗志不屈，魏公亦退朝默然。其后君集果诛，且吾家岂不幸而为多言见穷乎？抑天实未启其道乎？
【译文】
等到仲兄王凝外派为胡苏令，御史大夫杜淹曾在皇帝面前称其忠诚质朴。太尉长孙无忌听闻大为震怒，适逢魏徵觐见奏事，魏徵拜见太尉长孙无忌说：“侯君集之事确系子虚乌有吗？如果确有其事难道御史还要遭受牵连吗？太尉在疑虑什么呢？”于是太尉的怒气得以稍稍缓解。然而杜淹和仲父王凝志节高尚毫不屈服，而魏徵退朝后便沉默不语了。后来侯君集果然坐罪处死，而我家因为多言而遭受贬抑，岂不是甚为不幸？或者上天确实尚未开启圣明昌平之世吧？
仆今耕于野有年矣，无一言以裨于时，无一势以托其迹，没齿东皋，醉醒自适而已。然念先文中之述作，门人传受升堂者半在廊庙，《续经》及《中说》未及讲求而行。嗟乎！足下知心者，顾仆何为哉？愿记亡兄之言，庶几不坠，足矣！谨录《世家》寄去，余在福郊，面悉其意。幸甚，幸甚！
【译文】
如今我耕种乡野有些年头了，无一句善言以有益于时世，无一点声名以寄身于林泉，终老于东皋之野，时而醉酒时而清醒唯求安闲自乐。然而想起文中子之著述，门生得先生所传而登堂入室者多半已位列朝堂，但《续六经》及《中说》却并未得以深入研习乃至推行于世。哎！你与我是知己，为何对我这般关切？希望你记得我已故兄长的话，唯求大道不绝，我便心满意足了！现恭敬地抄录《文中子世家》并寄给你，其余著述皆在我已故兄长长子王福郊那里，福郊得我传授知晓其中大意。今日修书与你不胜荣幸，不胜荣幸！
（王福畤）
录关子明事
关朗字子明，河东解人也。有经济大器，妙极占算，浮沉乡里，不求官达。
【译文】
关朗，字子明，河东郡解县人。有经世济民之大才，穷极占卜推算之奥妙，退居乡里，不求为官显达。
太和末，余五代祖穆公封晋阳，尚书署朗为公府记室。穆公与谈《易》，各相叹服。穆公谓曰：“足下奇才也，不可使天子不识。”入言于孝文帝，帝曰：“张彝、郭祚尝言之，朕以卜算小道，不之见尔。”穆公曰：“此人道微言深，殆非彝、祚能尽识也。”诏见之，帝问《老》《易》，朗寄发明玄宗，实陈王道，讽帝慈俭为本，饰之以刑政礼乐。帝嘉叹，谓穆公曰：“先生知人矣。昨见子明，管、乐之器，岂占算而已！”穆公再拜对曰：“昔伊尹负鼎干成汤，今子明假占算以谒陛下，臣主感遇，自有所因，后宜任之。”帝曰：“且与卿就成筮论。”既而频日引见，际暮而出。会帝有乌丸之役，敕子明随穆公出镇并州，军国大议驰驿而闻，故穆公《易》筮，往往如神。
【译文】
北魏太和末年，我家五代祖穆公王虬在晋阳为官，尚书署关朗任公府记室。晋阳穆公王虬与关朗谈论《周易》，互相叹服。晋阳穆公对关朗说：“先生是当世奇才，一定要让天子得见先生。”于是入朝奏闻于孝文帝，孝文帝说：“张彝、郭祚曾经提及此人，朕因占卜推算是为小道，所以没有相见。”晋阳穆公说：“此人虽务小道而言辞深邃，断非张彝、郭祚所能知晓。”于是召见关朗，孝文帝询问《老子》《周易》，关朗借以阐发老庄玄学，实则奏陈儒家王道，劝谏孝文帝当以慈爱节俭为本，又加之以刑罚礼乐。孝文帝大加赞叹，对晋阳穆公说：“先生您真有知人之明。昨日见过关子明，确为管仲、乐毅之才，哪里只是占卜推算而已！”晋阳穆公再拜答道：“从前伊尹背负鼎俎求见商汤，如今关朗凭借占算晋谒陛下，君臣相遇，自有其道，以后应多加重用。”孝文帝说：“权且让我看看您的卜筮是否灵验。”不久之后，孝文帝连日召见，每次日夕时分方才得归。适逢孝文帝出征乌丸，敕令关朗随同晋阳穆公镇守并州，朝中军国大事快马递送晋阳穆公，因此晋阳穆公根据《周易》卜筮往往料事如神。
先是穆公之在江左也，不平袁粲之死，耻食齐粟，故萧氏受禅而穆公北奔，即齐建元元年、魏太和三年也，时穆公春秋五十二矣。奏事曰：“太安四载，微臣始生。”盖宋大明二年也。既北游河东，人莫之知，惟卢阳乌深奇之，曰：“王佐才也。”太和八年，征为秘书郎，迁给事黄门侍郎，以谓孝文有康世之意，而经制不立，从容闲宴，多所奏议，帝虚心纳之。迁都雒邑，进用王肃，由穆公之潜策也。又荐关子明，帝亦敬服，谓穆公曰：“嘉谋长策，勿虑不行。朕南征还日，当共论道，以究治体。”穆公与朗欣然相贺曰：“千载一时也。”俄帝崩，穆公归洛，逾年而薨，朗遂不仕。同州府君师之，受《春秋》及《易》，共隐临汾山。
【译文】
起初晋阳穆公居于江东，因袁粲之死而心怀不满，耻于效命南齐，因此萧道成逼迫宋顺帝禅位于己而晋阳穆公投奔北魏，即南齐建元元年（479）、北魏太和三年（479），当时晋阳穆公的年纪是五十二岁。奏事说：“北魏太安四年，为臣出生。”即刘宋大明二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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