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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西之政治，常随学术思想为转移，中国之学术思想，常随政治为转移，
此不可谓非学界之一缺点也。是故政界各国并立，则学界亦各派并立；政界共主一统，则学界亦宗师一统。当战国之末，虽有标新领异、如锦如荼之学派，不数十年摧灭以尽，巍然独存者惟一儒术。而学术思想进步之迹，亦自兹凝滞矣。夫进化之与竞争，相缘者也，竞争绝则进化亦将与之俱绝。中国政治之所以不进化，曰惟共主一统故；中国学术所以不进化，曰惟宗师一统故。而其运皆起于秦汉之交。秦汉之交，实中国数千年一大关键也。抑泰西学术，亦何尝不由分而合，由合而分，递衍递嬗；然其凝滞不若中国之甚者，彼其统一之也以自力，此其统一之也以他力。所谓自力者何？学者各出其所见，互相辩诘，互相折衷，竞争淘汰，优胜劣败。其最合于真理、最适于民用者，则相率而从之。衷于至当，异论自熄。泰西近日学界所谓定义公例者，
皆自此来也。所谓他力者何？有居上位握权力者，从其所好，而提倡之，而左右之。有所奖厉于此，则有所窒抑于彼，其出入者谓之邪说异端，谓之非圣无法。风行草偃，民遂移风。泰西中古时代之景教，及吾中国数千年之孔学，皆自此来也。由前之道，则学必日进；由后之道，则学必日退，征诸前事，有明验矣。故儒学统一者，非中国学界之幸，而实中国学界之大不幸也。今请先语其原因，次叙其历史，次条其派别，次论其结果。
第一节 其原因
儒学统一云者，他学销沉之义也。一兴一亡之间，其原因至赜至杂。约而论之，则有六端。
天下大乱，兵甲满地，学者之日月，皆销蚀于忧皇扰攘之中，无复余裕以从事学业。而霸者复肆其残忍凶悍之手段，草薙而禽狝之。苟非有过人之精神毅力，则不能抱持其所学，以立于此棼乱暗黑之世界。故经周末兼并之祸，重以秦皇焚坑一役，而前此之道术，若风扫落叶，空卷残云，实诸学摧残之总原因，儒学与他学共之者也。此其一。
破坏不可以久也，故受之以建设。而其所最不幸者，则建设之主动力，
非由学者而由帝王也。帝王既私天下，则其所以保之者，莫亟于靖人心。事杂言庞，各是所是而非所非，此人心所以滋动也。于是乎靖之之术，莫若取学术思想而一之。故凡专制之世，必禁言论思想之自由。秦汉之交，为中国专制政体发达完备时代；然则其建设之者，不惟其分而惟其合，不喜其并立而喜其一尊，势使然也。此其二。
既贵一尊矣，然当时百家，莫不自思以易天下，何为不一于他而独一于孔？是亦有故。周末大家，足与孔并者，无逾老、墨。然墨氏主平等，不大利于专制；老氏主放任，亦不利于干涉：与霸者所持之术，固已异矣。惟孔学则严等差，贵秩序，而措而施之者，归结于君权；虽有大同之义，太平之制，
而密勿微言，闻者盖寡；其所以干七十二君，授三千弟子者，大率上天下泽之大义，扶阳抑阴之庸言，于帝王驭民，最为适合，故霸者窃取而利用之以宰制天下。汉高在马上，取儒冠以资溲溺；及既定大业，则适鲁而以太牢祀矣。盖前此则孔学可以为之阻力，后此则孔学可以为之奥援也。此其三。
然则法家之言，其利于霸者更甚，何为而不用之？曰：法家之为利也显而骤，其流弊多；儒家之为利也隐而长，其流憋少。夫半开之民之易欺也，朝四暮三则众狙喜，且笞且饴则群儿服。故宋修《太平御览》以彀英雄，清开博学鸿词以戢反侧，盖逆取顺守，道莫良于此矣。孔学说忠孝，道中庸，与民言服从，与君言仁政，其道可久，其法易行；非如法家之有术易以兴、无术易以亡也。然则孔学所以独行，殆教竞君择，适者生存，亦天演学公例所不可逃也。此其四。
以上诸端，皆由他动力者也。至其由自动力者，则亦有焉。盈虚消长，万物之公例也。以故极盛之余，每难为继。彼希腊学术，经亚里士多德后而渐衰；近世哲理，经康德后而稍微。此亦人事之无如何者矣。九流既茁，精华尽吐；再世以后，民族之思想力既倦，震于前此诸大师之学说，以为不复可加，不复可几及，故有因袭，无创作，有传受，无扩充，势使然矣。然诸家道术，大率皆得一察焉以自好，承于前者既希，其传于后也亦自不广。孔学则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在先师虽有改制法后之精神，在后学可以抱残守缺为尽责。是故无赴汤蹈火之实力，则不能传墨学；无幽玄微妙之智慧，不足以传老学。至于儒术，则言训诂者可以自附焉，言校勘者可以自附焉，言典章制度者可以自附焉，言心性理气者可以自附焉。其取途也甚宽，而所待于创作力也甚少，所以诸统中绝，而惟此为昌也。此其五。
抑诸子之立教也，皆自欲以笔舌之力，开辟途径，未尝有借助于君之心。如墨学主于锄强扶弱，势力愈盛者，则其仇之愈至；老学则刍狗万物，轻世肆志，往往玩弄王侯，以鸣得意。然则彼其学，非直霸者不取之，抑先自绝也。孔学不然，以用世为目的，以格君为手段。故孔子及身，周游列国，高足弟子，友交诸侯；为东周而必思用我，行仁术而必借王齐。盖儒学者，实与帝王相依附而不可离者也。故陈涉起而孔鲋往，刘季兴而叔孙从，恭顺有加，强聒不舍，捷足先得，谁曰不宜？此其六。
第二节 其历史
具彼六因，儒学所以视他学占优胜者，其故可知矣。虽然，其发达亦非一朝一夕之故。请略叙之。
一、萌芽时代。当孔子之在世，其学未见重于时君也。及魏文侯受经子夏，继以段干木、田子方，于是儒教始大于西河。文侯初置博士官，实为以国力推行孔学之始。儒教第一功臣，舍斯人无属矣。其次者为秦始皇。始皇焚坑之虐，后人以为敌孔教，实非然也。始皇所焚者，不过民间之书，百家之语；所坑者，不过咸阳诸生侯生、卢生等四百余人，未尝与儒教全体为仇也。岂惟不仇，且自私而自尊之。其焚书之令云：有欲学者，以吏为师。非禁民之学也，禁其于国立学校之外，有所私业而已。所谓吏者何？则博士是也。秦承魏制，置博士官，伏生、叔孙通、张苍，史皆称其故秦博士。盖始皇一天下，用李斯之策，固已知辨上下、定民志之道，莫善于儒教矣。然则学术统一与政治统一，同在一时，秦皇亦儒教之第二功臣也。汉高早年最恶儒，有儒冠者辄溲溺之，其吐弃也至矣。而郦食其、叔孙通、陆贾等，深自贬抑，包羞忍诟以从之。及天下既定，诸将争夺喧哗，引为深患。叔孙通乃缘附古制，为草朝仪，导之使知皇帝之贵，然后信孔学之真有利于人主。陆贾献《新语》，益知马上之不可以治天下。于是过鲁以太牢祠孔子，喟然兴学，以贻后昆。汉高实儒教之第三功臣也。
二、交战时代。虽然，天下事非一蹴可几者。当汉之初，儒教以外，诸学派其焰未衰。墨也，老也，法也，皆当时与孔学争衡者也。其在墨家，游侠一派独盛，朱家、郭解之流，为一时士夫所崇拜。太史公曰：“儒以文乱法，而侠以武犯禁。”儒谓孔也，侠谓墨也。盖孔、墨两派，在当时社会，势力殆相埒焉（秦汉时人常以仲尼、墨翟并称，或以儒墨、儒侠并称。南海先生所著《孔子改制考》尝汇抄之，得百余条）。其在道家，则汉初之时，殆夺孔席。盖公之教曹参（史称：曹参为齐悼惠王相，召诸儒百数，问安集百姓之道，言人人殊，莫知所从。闻胶西有盖公者，善黄、老言，请见之。盖公为言治道清静，则民自定。曹参大悦，师之。后相汉，日饮醇酒，与民休息，皆得力于道家言也），黄生之事窦后（《汉书·外戚传》云：“太后好黄帝、老子言。景帝及诸窦不得不读《老子》，尊其术。”按：窦后为文帝后，文帝即位之年即册立，而崩于武帝建元六年。此四十五年间，势倾外庭，天子、宰相莫敢逆。登高而呼，故道家言披靡朝野。史称：老徒黄生与儒徒辕固生尝辨难于帝前。窦后怒，使辕固入圈刺豕，欲杀之。其束缚言论自由，可见一斑矣），此倡之自上者也；淮南王之著《鸿烈解》（高诱注《淮南子》云“天下方术之士多归淮南，于是苏飞、李尚、左吴、田由、雷被、毛被、伍被、晋昌等八人，及诸儒大山、小山之徒，讲论道德，总统仁义，以著此书。其旨近于《老子》，淡泊无为，蹈虚守静”云），司马谈之《论六家要指》（《史记·太史公自序》列其父谈所论六家要指，谓儒、墨、阴阳、名、法、道各有所长，而归本于道家。班固讥史公“先黄老而后《六经》”，实则此乃谈之言，非迁之言也），此演之自下者也。故当时儒学虽磅礴郁积于下，而有压之于上者，故未能得志焉。其在法家，则景帝时代，晁错用事（史称：错与洛阳宋孟、刘带同学申商刑名之学于轵县张恢。然则张恢殆当时法家大师也），权倾九卿，法令多所更定。而武帝虽重儒术，实好察察之明，任用桑弘羊辈，欲行李悝、商鞅之术以治天下，故儒、法并立，而相水火于朝廷。《盐铁论》一书，实数千年争辨学术之第一大公案也（《盐铁论》，汉桓宽撰，乃叙述始元六年丞相、御史与所举贤良文学论辨盐铁均输之利害者也。两党各持一见，互相诘难，洋洋十数万言。以视英国议院争爱尔兰自治案、改正选举法案者，其论辨之激烈、持理之坚确，殆有过之无不及，实为中国学界、政界放一大异彩也）。由此观之，当儒学将定未定之际，与之争统者凡三家。就中随分为三小时期：第一期，为儒、墨之争。盖承战国“武士道”之余习，四公子（孟尝、平原、信陵、春申）之遗风，犹赫赫印人耳目，故重然诺、锄强扶弱之美德，犹为一世所称羡，尚气之士，
每不惜触禁网以赴之，而诋儒为柔巽者有焉矣。虽然，其道最不利于霸者，朝廷豪族，日芟而月锄之，文、景以降，殆萎绝矣。第二期，为儒、道之争。道家有君（如窦太后、文帝、景帝等）相（如曹参、汲黯等）以为之后援，故其势滋盛；而经数百年战争丧乱之后，与民休息，其道术固有适宜于当时之天择者，故气焰骤扬，而诋儒为虚伪繁缛者有焉矣。虽然，帝者之好尚变，而其统之盛衰亦与俱变。第三期，为儒、法之争。儒、法两有利于世主，而法家之利显而近，儒家之利隐而长。景、武之时，急于功名，法语斯起，而诋儒为迂腐不切者有焉矣。然当时儒、法胜负之数，颇不在世主而在两造之自力。盖法家之有力者，不能善用其术，缘操切以致挫败；而儒家养百年来之潜势力，人才济济，颇能不畏强御以伸其主义，故朝野两途皆占全胜也。自兹以往，而儒学之基础始定。
三、确立时代。自魏文侯以后，最有功于儒学者，不得不推汉武帝。然武帝当窦后未殁以前，不能实行所志。彼其第一次崇儒政策，以武帝之雄才大略主持于上，窦婴以太后之亲为丞相，田蚡以帝舅为太尉，赵绾为御史大夫，王臧为郎中令，皆推崇儒术，将迎申公于鲁，设明堂，制礼作乐，文致太平。然太后一怒，绾、臧下吏，婴、蚡罢斥，遂以蹉跌。卒至后崩，蚡复为相，董仲舒对策贤良，请表章六艺，罢黜百家，凡非在六艺之科者绝勿进。自兹以往，儒学之尊严，迥绝百流。遂乃兴学校，置博士，设明经射策之科。公孙弘徒以缘饰经术，起家布衣，封侯策相。二千年来国教之局，乃始定矣。
四、变相时代。一尊既定，尊经逾笃，每行一事，必求合于六艺之文。哀、平之间，新都得政，因缘外戚，遂觊非常；然必附会经文，始足以钳盈廷之口。求诸古人，惟有周公可以附合，爰使刘歆制作伪经，随文窜入。力有不足，假借古书。古人削竹为篇，漆书其上，今之一卷，古可专本，其为工也多，故传书甚少；其转徙也艰，故受毁甚易；其为费也不资，故白屋之士不能得书者甚众。以此三者，故图书悉萃秘府。歆既亲典中书，任意抑扬，
纵怀改窜，谓此石渠秘籍，非民间有也，人孰不从而信之？即不见信，又孰从而难之？况有君权潜为驱督，于是鸿都太学承用其书，奉为太师，视为家法。莒人灭鄫，吕种易嬴，自兹以往，而儒之为儒，又非孔子之旧矣。
五、极盛时代。虽然，新、歆之学固未能遽以尽易天下也。而东汉百余年间，孔学之全盛实达于极点。今请列西汉与东汉之比较：（一）西汉有异派之争，而东汉无有也（西汉前半纪三小期之交战时代，不待言矣；即武帝别黑白定一尊以后，亦尚有如汲黯之治黄老，桑弘羊、张汤之治刑法者。东汉则真绝矣）；（二）东汉帝者皆受经讲学，而西汉无有也（明帝亲临辟雍，养三老五更。自章帝以下，史皆称其受经渊源）；（三）西汉传经之业专在学官，而东汉则散诸民间也（凡学权垄断于一处者，学必衰；散布诸民间者，学必盛。泰西古学复兴时代，学权由教会移于平民，遂开近代之治，其明证也。西汉非诣博士不得受业，虽有私授，而其传不广。东汉则讲学之风盛于一时：史所载如刘昆弟子常五百余人，洼丹徒众数百人，杨伦讲授大泽中，弟子千余人，薛汉教授常数百人，杜抚弟子千余人，曹曾、魏应、宋登、丁恭皆弟子数千人，楼望九千余人，牟长门下著录万余人，蔡玄万六千人。诸如此者，不可枚举）；（四）西汉传经仅凭口说，而东汉则著书极盛也（西汉说经之书，惟有《春秋繁露》《韩诗外传》一二种，其余皆口授而已。东汉则除贾、马、许、郑、服、何诸大家著述传世，人人共见者不计外，其《儒林传》所载，如周防著四十万言，伏恭著二十万言，景鸾著五十万言，其余数万言者，尚指不胜屈）。故谓东京儒术之盛，上轶往轨，下绝来尘，非过言也。
第三节 其派别
竞争之例，与天演相终始。外竞即绝，内竞斯起；于群治有然，于学术亦有然。《韩非子·显学篇》谓孔子卒后，儒分为八。顾汉代儒学虽极盛，
而所谓八儒者，则渺不可睹。其条叶跗萼，千差万别，又迥非初开宗时之情状矣。今欲言汉儒之差别，请先言汉以前之派别。
表例说明：
一 其流派不光大者不列。
一
列子游于孟子派者，孟子言大同，而大同之说本于《礼运》，《礼运》为子游所传。《荀子·非十二子篇》'攻思、孟条'下又云：“以为仲尼、子游，为兹厚于后世。”故知孟子之学出于子游也。
一 列仲弓于荀卿派者，《非十二子篇》以仲尼、子弓并称。《论语》言：“雍也可使南面。”正荀子君权之学统所自出也。
孔子之学，本有微言、大义两派。微言亦谓之大同，大义亦谓之小康；
大同亦谓之太平，小康亦谓之拔乱，谓之升平。拔乱、升平、太平，《春秋》谓之“三世”。三世之中，复各含三世，如太平之拔乱，太平之升平，太平之太平等是也。大义之学，荀卿传之；微言之学，孟子传之。至微言中最上乘，所谓太平之太平者，或颜氏之子，其庶几乎？而惜其遗绪之湮没而不见也。庄生本南派巨子，而复北学于中国，含英咀华，所得独深，殆绍颜氏不传之统者哉！然其嗣续固不可以专属于孔氏。然则孔学在战国，则固已仅余孟、荀两家，最为光大。而二派者，孔子之时便已参商，迨及末流，截然相反。孟子治《春秋》，荀子治《礼》（《春秋》，孔子所自作，明改制致太平之意者也；《礼》，孔子所雅言，为寻常人说法者也）；孟子道性善，荀子言性恶（两义皆孔子所有。言大同者必言性善，太平世当人人平等也；言小康者必言性恶，拔乱世当以贤治不肖也。故言性善者必言扩充，近于自由主义；言性恶者必言克治，近于专制主义）；孟子称尧舜，荀子法后王（尧舜者，大同之代表也，《礼运》所谓“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等是也；后王者，禹、汤、文、武、成王、周公，小康之代表也，《礼运》所谓“三代之英”、所谓“六君子”也，所谓“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货力为己，大人世及以为礼”“礼义以为纪”等是也）。此其大端也。若其小节，更仆难终。孟子既没，公孙丑、万章之徒不克负荷，其道无传。荀子身虽不见用，而其弟子韩非、李斯等大显于秦，秦人之政，一宗非、斯。汉世《六经》家法，强半为荀子所传（见汪容甫《述学》），而传经诸老师，又多故秦博士，故自汉以后，名虽为昌明孔学，实则所传者，仅荀学一支派而已。此真孔学之大不幸也（汉代学术在荀派以外者，惟《公羊春秋》耳）。
汉儒流派繁多，综其大别，可分两种：
一、说经之儒。二、著书之儒。
一、说经之儒。在昔书籍之流布不易，故欲学者皆凭口说，非师师相传，其学无由，故家法最重焉。今请将各经传授本师，列表如下：
表例说明：
一 凡传授不断者，以“————”为识；传授不明者，以“------”为识。
二 所表传授人，只据故书，其真伪非著者之责任。
三 每经于汉初第一本师，下施“·”为识；立于学官者，下施“▲”为识。
由此观之，《鲁诗》《毛诗》《榖梁春秋》《左氏春秋》，皆出自荀卿， 传有明文；而伏生、辕固生、张苍，皆故秦博士；《礼经》传授，高堂生之前，
虽不可考，然荀卿一书，皆崇礼由礼之言，两戴《记》又多采荀卿文字，则其必传自荀门，可以推见。若是乎两汉经术，其为荀学者十而七八，昭昭然也。
论两汉经学学派，最当注意者，今古文之争是也。今文传自西汉之初，
所谓“十四博士列于学官者”是也；古文兴于西汉之末，新莽篡国、刘歆校书时所晚出者也。今文虽不足以尽孔学，然犹不失为孔学一支流，古文则经乱贼伪师之改窜附托，其与孔子之意背而驰者，往往然矣。古文虽不盛于汉代，然汉末、魏、晋间，马融、郑玄、王肃之徒大扬其波；逾六朝以及初唐，
泐定《五经正义》，皆为古文学独占时代。盖自是而儒者所传习，不惟非孔学之旧，抑又非荀学之旧矣。今将汉代所立于学官者，列其今古文之派为一表：
综而论之，两汉经师可分四种：其一口说家。专务抱残守缺，传与其人，家法谨严，发明颇少。如田何、丁宽、伏生、欧阳生、申公、辕固生、胡母生、江翁、高堂生等其人也。其二经世家。衍经术以言政治，所谓“以《禹贡》行水，以《洪范》察变，以《春秋》折狱，以《三百五篇》当谏书”。如贾谊、董仲舒、龚胜、萧望之、匡衡、刘向等其人也。其三灾异家。灾异之说何自起乎？孔子小康之义，势不得不以一国之权托诸君主，而又恐君主之权无限，而暴君益乘以为虐也。于是乎思所以制之，乃于《春秋》特著“以元统天、以天统君”之义，而群经亦往往三致意焉。其即位也，誓天而治；其崩薨也，称天而谥。是盖孔子所殚思焦虑，计无复之，而不得已出于此途者也。不然，以孔之子圣智，宁不知日蚀、彗见、地震、星孛、鹢退、石陨等地文之现象，动物之恒情，于人事上、政治上毫无关系也，而龂龂然视之若甚郑重焉者，毋亦以民权既未能兴，则政府之举动措置，既莫或监督之而匡纠之，使非于无形中有所以相慑，则民贼更何忌惮也。孔子盖深察夫据乱时代之人类，其宗教迷信之念甚强也，故利用之而申警之。若曰：某某者天神震怒之象也，某某者地祇怨恫之征也，其必由人主之失德使然也。是不可不恐惧，是不可不修省。夫人主者，无论何人，无论何时，夫安能无失德？则虽灾变日起，而无不可以附会。但使稍自爱者，能恐惧一二，修省一二，
则生民之祸，其亦可以稍弭。此孔子言灾异之微意也。虽其术虚渺迂远，断不足以收匡正之实效，然用心盖良苦矣。江都最知此义，故其《对天人策》，
三致意焉。汉初，大儒之言灾异，大率宗此旨也。及于末流，浸乖本谊，牵合附会，自惑惑人。如《书》则有《洪范五行》，《礼》则有《明堂阴阳》，《易》则京房之象数灾异，《诗》则翼奉之五际六情（齐诗派）。至于《春秋》，又益甚焉；驯至谶纬之学，支离诞妄，不可穷诘，骎骎竞起，以夺孔席，则两汉学者之罪也。其四训诂家。汉初大师之传经也，循其大体玩经文（见《汉书·艺文志》），不为章句训故，举大义而已（见《汉书·儒林传》），故读一经通一经之义，明一义得一义之用。自莽、歆以后，提倡校勘诂释之学，逮东都之末，则贾、马、许、郑，益覃心于笺注，以破碎繁难相夸尚，于是学风又一变。近启有唐陆（德明）、孔（颖达）之渊源，远导近今段（玉裁）、王（引之）之嚆矢，买椟还珠，去圣愈远。盖两汉经学，虽称极盛，而一乱于灾异，再乱于训诂。灾异乱其义，训诂乱其言，至是益非孔学之旧，而斯道亦稍陵夷衰微矣。
二、著书之儒。今所传汉代著述，除经注词赋外，其稍成一家言者，有若陆贾之《新语》，贾谊之《新书》，董仲舒之《春秋繁露》，司马迁之《史记》，淮南王安之《淮南子》，桓宽之《盐铁论》，刘向之《说苑》《新序》，扬雄之《法言》《太玄》，王充之《论衡》，王符之《潜夫论》，仲长统之《昌言》，许慎之《说文解字》等，四百年中，寥寥数子而已。而《说文》不过字书，于学术思想全无关系。《盐铁论》专纪一议案，亦非可以列于作者之林。《新语》真赝未定，《新书》割缀所成，未足以概作者之学识。要之，汉家一代著述，除《淮南子》外，皆儒家言也。而其有一论之价值者，惟董仲舒、司马迁、刘向、扬雄、王充、王符、仲长统七人而已。江都《繁露》，虽以说经为主，然其究天人相与之故，衍微言大义之传，实可为西汉学统之代表。《史记》千古之绝作也，不徒为我国开历史之先声而已，其寄意深远，其托义皆有所独见，而不徇于流俗。本纪之托始尧舜（五帝）也，世家之托始泰伯也，列传之托始伯夷也，皆贵其让国让天下，以诛夫民贼之视国土为一姓产业者也；陈涉而列诸世家也，项羽而列诸本纪也，尊革命之首功，不以成败论人也；孔子而列诸世家也，仲尼弟子而为列传也，尊教统也；《孟荀列传》而包含余子也，著两大师以明群学末流之离合也；老子、韩非同传，明道、法二家之关系也；游侠有传，刺客有传，厉尚武之精神也；龟策有传，日者有传，破宗教之迷信也；货殖有传，明生计学之切于人道也。故太史公诚汉代独一无二之大儒矣。彼其家学渊源，既已深邃（《太史公自序》称其父谈“学天官于唐都，受《易》于杨何，习道论于黄子”），生于天下之中央，而足迹遍海内（《自序》云：“迁生龙门，耕牧河山之阳。二十而南游江、淮，上会稽，探禹穴，窥九疑，浮于沅、湘，北涉汶、泗，讲业齐、鲁之都。厄困鄱、薛、彭城，过梁、楚以归。于是仕为郎中，奉使西征巴、蜀以南，南略邛、笮、昆明，还报命。”盖今日版图，除两广、贵州、福建、甘肃五省外，史公足迹皆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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