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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论周末学术思想勃兴之原因
全盛时代，以战国为主，而发端实在春秋之末。孔北老南，对垒互峙；
九流十家，继轨并作。如春雷一声，万绿齐茁于广野；如火山乍裂，热石竞飞于天外。壮哉盛哉！非特中华学界之大观，抑亦世界学史之伟绩也。求其所以致此之原因，盖七事焉：
一由于蕴蓄之宏富也。人群初起，皆自草昧而进于光华。文明者，非一手一足所能成，非一朝一夕所可几也。传记所载，黄帝、尧、舜以来，文化已起，然史公犹谓搢绅难言焉。观夏、殷时代质朴之风，犹且若此，则唐、虞以前之文明概可想矣（凡人群进化之公例，必由行国进而为居国，由渔猎进而为畜牧，由畜牧进而为耕桑。殷自成汤以至盘庚，凡五迁其都，盖尚未能脱行国之风焉。《孟子》颂周公之功，则曰：“兼夷狄，驱猛兽。”《诗》美宣王之德，则以牛羊蕃息。盖殷、周以前，尚未尽成居国、成农国也）。及文王化被南国，武周继起，而中央集权之制大定，威仪三千，周官三百（汉学家言：礼仪，《周礼》也；威仪，《仪礼》也）。孔子叹之曰：“周监于二代，
郁郁乎文哉！吾从周。”自幽、岐以至春秋，又数百年休养生息，遂一脱蛮野固陋之态。观于《左传》，列国士大夫之多才艺、娴文学者，所在皆然矣。积数千年民族之脑精，递相遗传，递相扩充，其机固有磅礴郁积、一触即发之势。而其所承受大陆之气象，与两河流之精华，机会已熟，则沛然矣。此固非岛夷谷民、崎岖逼仄者之所以能望也。此其一。
一由于社会之变迁也。由尧、舜至于周初，由周初至于东迁，由东迁至于春秋之末，其间固划然分为数时代，其变迁之迹，亦有不可掩者。虽然，
其迹不甚著，而史传亦不详焉。独至获麟以后，迄于秦始，实为中国社会变动最剧之时代。上自国土政治，下及人心风俗，皆与前此截然划一鸿沟（顾亭林《日知录》云：“自《左传》之终以至战国，凡百三十三年，史文阙轶，
考古者为之茫昧。如春秋时犹尊礼重信，而七国则绝不言礼与信矣。春秋时犹宗周王，而七国则绝不言王矣。春秋时犹严祭祀、重聘享，而七国则无其事矣。春秋时犹论宗姓氏族，而七国则无一言及矣。春秋时犹宴会赋诗，而七国则不闻矣。春秋时犹有赴告策书，而七国则无有矣。邦无定交，士无定主。此皆变于一百三十三年之间。史之阙文，而后人可以意推者也。不待始皇并天下，而文武之道已尽矣。”）。而其变动之影响，一一皆波及于学术思想界。盖阀阅之阶级一破，前此为贵族世官所垄断之学问，一举而散诸民间，遂有“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观（欧洲十四五世纪时，学权由教会散诸民间，情形正与此同。此近世文明所由开也）。周室之势既微，其所余虚文仪式之陈言，不足以范围一世之人心，遂有河出伏流、一泻千里之概。此其二。
一由于思想言论之自由也。凡思想之分合，常与政治之分合成比例。国土隶于一王，则教学亦定于一尊，势使然也。周室为中央一统之祖，当其盛也，威权无外。《礼记·王制》所载：作左道以惑众，杀；作奇器异服奇技淫巧以疑众，杀；行伪而坚、言伪而辨、学非而博、顺非而泽以疑众，杀。盖思想言论之束缚甚矣。周既不纲，权力四散，游士学者，各称道其所自得以横行于天下，不容于一国，则去而之他而已。故仲尼干七十二君，墨翟来往大江南北，荀卿所谓“无置锥之地，而王公不能与之争名；在一大夫之位，
则一君不能独畜，一国不能独容”。言论之自由，至是而极。加以历古以来，
无宗教臭味，先进学说未深入人心，学者尽其力之所及，拓殖新土，无挂无碍，岂所谓“海阔从鱼跃，天空任鸟飞”者耶？《庄子》曰：“天下大乱，
贤圣不明，道德不一，学者多得一察焉以自好。”（《天下篇》）《孟子》曰： “圣王不作，诸侯放恣，处士横议。”盖政权之聚散，影响于学术思想者如是其甚也。此其三。
一由于交通之频繁也。泰西文明发生，有三阶段。其在上古，则腓尼西亚以商业之故，常周航于地中海之东西南岸，运安息、埃及之文明以入欧洲也；其在中世，则十字军东征，亘二百年，阿剌伯人西渐，威慑欧陆，
由直接、间接种种机会，以输入巴比伦、犹太之旧文明与隋、唐时代之新文明也；其在近世，则列国并立，会盟征伐，常若比邻，彼此观感，相摩而善也。由此观之，安有不借交通之力者乎？交通之道不一，或以国际（各国交涉，日本名为“国际”，取《孟子》“交际何心”之义，最为精善。今从之），
或以力征，或以服贾，或以游历，要之其有益于文明一也。春秋战国之时，
兼并盛行，互相侵伐。其军队所及，自濡染其国政教风俗之一二，归而调和于其本邦。征伐愈多，则调和愈多，而一种新思想，自不得不生。其在平时，则聘享交际之道，常为国家休戚所关（当昔群雄割据，大国欲笼络小国以自雄，小国则承事大国以求保护，故其交际皆甚重要，非如周初朝觐贡献方物，循行故事而已），故各国皆不得不妙选人才，以相往来。若相鼠茅鸱之不知，将辱国体而危亡随之矣。其膺交通之任者，既国中文学最优之士。及其游于他社会，自能吸取其精英，赍之归以为用。如韩宣子聘鲁而见《易象》《春秋》，吴季札聘上国而知十五《国风》，皆其例也。而当时通商之业亦渐盛，豪商巨贾，往往与士大夫相酬酢。如郑商弦高，能以身救国；子贡废著鬻财于曹、鲁之间，结驷连骑以聘享诸侯，所至国君，无不分庭与之抗礼；而阳翟大贾吕不韦，至能召集门客，著《吕氏春秋》。盖商业之盛通，为学术思想之媒介者，亦不少焉。若夫纵横捭阖之士，专以奔走游说为业者，又不待言矣。故数千年来，交通之道，莫盛于战国。此其四。
一由于人材之见重也。一统独立之国，务绥靖内忧，驯扰魁桀不羁之气，
故利民之愚；并立争竞之国，务防御外侮，动需奇材异能之徒，故利民之智。此亦古今中外得失之林哉！衰周之际，兼并最烈，时君之求人才，载饥载渴。又不徒奖厉本国之才而已，且专吸他国者而利用之。盖得之则可以为雄，失之且恐其走胡走越，以为吾患也。故秦迎孟尝，而齐王速复其位；商鞅去国，
而魏遂弱于秦。游士之声价，重于时矣。贵族阶级，摧荡廓清，布衣卿相之局遂起（贵族阶级，最为文明之障碍。中国破此界最早，是亦历史之光也）。士之欲得志于时者，莫不揅精学问，标新领异，以自取重，虽其中多有势利无耻者，固不待言。而学问以辨而明，思潮以摩而起，道术之言，遂遍于天下。此其五。
一由于文字之趋简也。中国文字衍形不衍音，故进化之难，原因于此者不少。但衍形之中，亦多变异，而改易最剧者，惟周末为甚。仓颉以来所用古籀，象形之文，十而八九。近世学者搜罗商、周钟鼎，其字体盖大略相类。至秦皇刻石，而大变焉矣。《说文》序云：“诸侯力政，分为七国，言语异声，
文字异形。秦始皇帝初兼天下，丞相李斯，乃奏闻之，罢其不与秦文合者。”
然则当时各国，各因所宜，随言造文，转变非一，故今传《墨子》《楚辞》所用字，往往与北方中原之书互有出入。《汉书·艺文志》谓“秦始造隶书，
起于官狱多事，苟趋省易”，其实日趋简易者，人群进化之公例，积之者已非一日，而必非秦所能骤创也。文字既简，则书籍渐盛。墨子载书五车以游诸侯，庄子亦言“惠施多方，其书五车”。学者之研究日易，而发达亦因之以速，势使然也。此其六。
一由于讲学之风盛也。前此学术既在世官，则非其族者不敢希望。及学风兴于下，则不徒其发生也骤，而其传播也亦速。凡创一学说者，辄广求徒侣，传与其人。而千里负笈者，亦不绝于道。孔子之弟子三千；墨子之钜子遍于宋、郑、齐之间；孟子后车数十乘，从者数百人；许行之徒数十人，捆屦织席以为食。盖百家莫不皆然矣。此实定、哀以前之所无也。故一主义于此，一人倡之，百人从而和之；一人启其端，而百人扬其华。安得而不昌明也？此其七。
此七端者，能尽其原因与否，吾不敢言；要之略具于是矣。全盛时代之所以为全盛，岂偶然哉！岂偶然哉！
第二节 论诸家之派别
先秦之学，既称极盛，则其派别自千条万绪，非易论定。今请先述古籍分类异同之说，而别以鄙见损益之。
古籍中记载最详者，为《汉书·艺文志》，其所本者刘歆《七略》也。篇中“诸子略”，实为学派论之中心点；而“兵书略”“术数略”“方技略”，
亦学术界一部之现象也。今举“诸子略”之目如下，凡为十家，亦称九流（小说家不在九流之内）。
一儒家，二道家，三阴阳家，四法家，五名家，六墨家，七纵横家，八杂家，九农家，十小说家。
又《史记·太史公自序》，述其父司马谈《论六家要指》，凡六家：
一阴阳家，二儒家，三墨家，四名家，五法家，六道德家。
诸子书中论学派者，以《荀子》之《非十二子篇》，《庄子》之《天下篇》为最详。《荀子》所论，凡六说十二家：
一它嚣、魏牟，二陈仲、史䲡，三墨瞿、宋钘，四慎到、田骈， 五惠施、邓析，六子思、孟轲。
《庄子》所论凡五家，并己而六：
一墨翟、禽滑厘，二宋钘、尹文，三彭蒙、田骈、慎到，四关尹、老聃，五庄周，六惠施。
以上四篇，皆专论学派者也。其他各书，论及者亦不鲜。《孟子》则以杨、墨并举，又以儒、墨、杨并举；《韩非子·显学篇》则以儒、墨并举，又以儒、墨、杨、秉并举；《史记》则以老子、韩非合传，而《孟子荀卿传》中，附论邹忌、邹衍、淳于髡、慎到、环渊、接子、田骈、邹奭、公孙龙、剧子、李悝、尸子、长卢、吁子以及墨翟焉。
四篇之论，《荀子》最为杂乱。荀子，北派之巨子也，故所列十二家皆北人，而南人无一焉。以老子、杨朱之学如此其盛，乃缺而不举，遗憾多矣（四方学亦未一及）。且所论者，除墨翟、惠施之外，皆非其本派中之祖师也。若乃子思、孟轲，本与荀同源，而其强辞排斥，与他子等，盖荀卿实儒家中最狭隘者也，非徒崇本师以拒外道，亦且尊小宗而忘大宗。虽谓李斯坑儒之祸发于荀卿，亦非过言也（李斯坑儒，所以排异己者，实荀卿狭隘主义之教也），故其所是非，殆不足采，《艺文志》亦非能知学派之真相者也。既列儒家于九流，则不应别著“六艺略”；既崇儒于六艺，何复夷其子孙以侪十家，其疵一也；纵横家毫无哲理，小说家不过文辞，杂家既谓之杂矣，岂复有家法之可言，而以之与儒、道、名、法、墨等比类齐观，不合论理，其疵二也；农家固一家言也，但其位置与兵、商、医诸家相等，农而可列于九流也，则如孙、吴之兵，计然、白圭之商，扁鹊之医，亦不可不为一流，今有“兵家略”“方技略”在“诸子略”之外，于义不完，其疵三也；“诸子略”之阴阳家，与“术数略”界限不甚分明，其疵四也。故吾于班、刘之言，亦所不取。《庄子》所论，推重儒、墨、老三家，颇能絜当时学派之大纲（《天下篇》前一段所谓“内圣外王”之学，指儒家也，宋钘、尹文，墨派也；彭蒙、田骈、慎到，老派也；庄子本身，老派也；惠施，名家言，亦与墨子《大取》《小取》等篇相近，近于墨派也。篇中一唱三叹者，惟孔、墨、老三家，实能知学界之大势也），然犹有漏略者。太史公（司马谈）之论，则所列六家，五雀六燕，轻重适当，皆分雄于当时学界中，旗鼓相当者也。分类之精，以此为最。虽然，欲以观各家所自起，及其精神之所存，则谈之言犹未足焉耳。今请据群籍，审趋势，自地理上、民族上放眼观察，而证以学说之性质，制一“先秦学派大_势表”如下：
欲知先秦学派之真相，则南、北两分潮，最当注意者也。凡人群第一期之进化，必依河流而起，此万国之所同也。我中国有黄河、扬子江两大流，其位置、性质各殊，故各自有其本来之文明，为独立发达之观。虽屡相调和混合，而其差别自有不可掩者。凡百皆然，而学术思想其一端也。北地苦寒硗瘠，谋生不易，其民族销磨精神日力以奔走衣食、维持社会，犹恐不给，
无余裕以驰骛于玄妙之哲理，故其学术思想常务实际，切人事，贵力行，重经验，而修身齐家治国利群之道术，最发达焉。惟然，故重家族，以族长制度为政治之本（封建与宗法，皆族长政治之圆满者也），敬老年，尊先祖，随而崇古之念重，保守之情深，排外之力强。则古昔，称先王；内其国，外夷狄；重礼文，系亲爱；守法律，畏天命。此北学之精神也。南地则反是。其气候和，其土地饶，其谋生易，其民族不必惟一身一家之饱暖是忧，故常达观于世界以外。初而轻世，既而玩世，既而厌世。不屑屑于实际，故不重礼法；不拘拘于经验，故不崇先王。又其发达较迟，中原之人常鄙夷之，谓为蛮野，故其对于北方学派，有吐弃之意，有破坏之心。探玄理，出世界；齐物我，平阶级；轻私爱，厌繁文；明自然，顺本性。此南学之精神也。今请两两对照比较，以明其大体之差别，列表如下：
古书中言南、北分潮之大势者，亦有一二焉。《中庸》云“宽柔以教，不报无道，南方之强也”“衽金革，死而不厌，北方之强也”，《孟子》云：
“陈良，楚产也，悦周公、仲尼之道，北学于中国。北方之学者，未能或之先也。”是言南、北之异点，彰明较著者也。要之，此全盛时代之第一期，实以南、北两派中分天下。北派之魁，厥惟孔子；南派之魁，厥惟老子。孔学之见排于南，犹老学之见排于北也。试观孔子在鲁、卫、齐之间，所至皆见尊崇；乃至宋而畏矣，至陈、蔡而厄矣，宋、陈、蔡皆邻于南也；及至楚，则接舆歌之，丈人揶揄之，长沮、桀溺目笑之，无所往而不阻焉。皆由学派之性质不同故也。北方多忧世勤劳之士，孔席不暖，墨突不黔，栖栖者终其身焉；南方则多弃世高蹈之徒，接舆、丈人、沮、溺，皆汲老、庄之流者也。盖民族之异性使然也。
孔、老分雄南北，而起于其间者有墨子焉。墨亦北派也，顾北而稍近于南。墨子生于宋，宋，南北要冲也，故其学于南、北各有所采，而自成一家言。其务实际、贵力行也，实原本于北派之真精神，而其刻苦也过之；但其多言天鬼，颇及他界，肇创论法，渐阐哲理，力主兼爱，首倡平等，盖亦被南学之影响焉。故全盛时代之第二期，以孔、老、墨三分天下。孔、老、墨之盛，非徒在第二期而已，直至此时代之终，其余波及于汉初，犹有鼎足争雄之姿（后见）。今为三大宗表，示其学派势力之所及如下：
此其大略也。虽然，吾非谓三宗之足以尽学派也，又非如俗儒之牵合附会，欲以当时之学派尽归纳于此三宗也；不过示其势力之盛，及拓殖之广云尔。请更论余子。南、北两派之中，北之开化先于南，故支派亦独多。阴阳家言，胚胎时代祝官之遗也；法家言，远祖《周礼》而以管子为继别之大宗，申、商为继祢之小宗，及其末流，面目大殊焉；名家言最后起，而常为诸学之媒介者也。孔、老、墨而外，惟此三家蔚为大国，巍然有独立之姿。而三家皆起于北方。此为全盛时代第三期。
齐，海国也。上古时代，我中华民族之有海思想者厥惟齐。故于其间产出两种观念焉：一曰国家观，二曰世界观。国家观衍为法家，世界观衍为阴阳家。自管仲借官山府海之利，定霸中原，锐意整顿内治，使成一“法治国”（rechtsstat）之形。《管子》一书，实国家思想最深切著明者也。但其书必非管子所自作，殆战国时其后辈所纂述。要之，此书则代表齐国风者也。降及威、宣之世，而邹衍之徒兴。《史记》称：“衍深观阴阳消息，而作《终始》《大圣》之篇十余万言。其语闳大不经，必先验小物，推而大之，至于无垠。先序今以上至黄帝，学者所共术，并世盛衰，因载其禨祥度制，推而远之，至天地未生，窈冥不可考而原也。先列中国名山大川通谷禽兽，水土所殖，物类所珍，因而推之，及海外人之所不能睹。称引天地剖判以来，五德转移，治各有宜，而符应若兹。以为儒者所谓中国者，于天下乃八十一分之一耳。中国名曰赤县神州。赤县神州内，自有九州，禹之序九州是也，不得为州数。中国外如赤县神州者九，乃所谓九州也，于是有裨海环之。如此者九，乃有大瀛海环其外焉。”（《史记·孟子荀卿列传》）此其思想何等伟大，其推论何等渊微！非受海国感化者，孰能与于斯（邹衍所谓“先验小物，推而大之”，近世奈端、达尔文诸贤，能开出弥天际地之大学说者，皆恃此术也）？虽其以阴阳为论根，未免失据，然萌芽时代，岂能以今日我辈数千年后之眼识訾议之耶？邹子既没，而稷下先生数百辈，犹演其风。及秦汉时，遂有渡海求蓬莱之事，徐福之开化日本，皆邹子之徒导之也。此为齐派（北东派）之两大家。齐派之能独立于邹鲁派以外也，大国则然也，海国则然也。
秦，黄族先宅之地，而三皇所迭居也，控山谷之险，而民族强悍，故国家主义亦最易发达。及战国之末，诸侯游士，辐辏走集，秦一一揖而入之，故其时西方之学术思想，烂然光焰万丈，有睥睨北、南、东而凌驾之之势。申不害，韩产也；商鞅，魏产也。三晋地势与秦相近，法家言勃兴于此间。而商鞅首实行之，以致秦强。逮于韩非，以山东功利主义与荆楚道术主义，合为一流；李斯复以儒术缘附之；而李克、李悝等亦兼儒、法以为治者也。于是所谓秦晋派（北西派）者兴。秦晋派实前三派之合体而变相者也。
宋、郑，东西南北之中枢也，其国不大，而常为列强所争，故交通最频繁焉。于是墨家、名家起于此间。墨家之性质，前既言之矣；而墨翟亦名学一宗师也。名家言起于郑之邓析，而宋之惠施及赵之公孙龙大昌之。名家言者，其繁重博杂似北学，其推理俶诡似南学，其必飞起于中枢之地，而不起于齐、鲁、秦、晋、荆楚者，地势然也。其气象颇小，无大主义可以真自立，其不起于大国而必起于小国者，亦地势然也。要之，此齐、秦晋、宋郑之三派者，观其大体，自划然活现北学之精神，而必非南学之所得而混也。地理与文明之关系，其密切而不可易，有如此者，岂不奇哉！
南派之老、庄尚矣，而杨朱亦老学之嫡传也（杨子居为老子之徒，见《庄子》）。杨氏之为我主义，纵乐主义，实皆起于厌世观。《列子·杨朱篇》引其学说曰：“世事苦乐，古犹今也；变易治乱，古犹今也。既闻之矣，既更之矣，百年犹厌其多，而况久生之苦也乎？”又曰：“生则尧舜，死则腐骨；
生则桀纣，死则腐骨。腐骨一矣，孰知其异？”盖其厌世之既极，任自然之既极，及觉除为我主义、纵乐主义，更无所可事。此其与近世边沁、弥儿等之为我派、快乐派，由功利主义而生者，迥殊科矣。故北学之有墨，南学之有杨，皆走于两极端之极点，而立于正反对之地位。杨之于老，得其体而并神其用。杨学之几夺老席，非偶然也。故杨氏不可不列于大家而论之。
许行，亦南学一代表也。但其流传甚微，非惟学说不见于他书，即其名，亦除《孟子》外，未有称述之者。虽然，其所持理论，颇为希腊柏拉图之共产主义及近世欧洲之社会主义（socilaism）（社会主义与无政府主义相类，而亦不尽同。社会主义者溺平等、博爱之理论而用之，过其度者也）相类，盖反对北人阶级等杀之学说，矫枉而过其直者也。至其精神，渊源于老学，固自有不可掩者。老氏以初民之状态，为群治之极则，故其言曰，郅治之极，“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各甘其食，美其服，安其俗，乐其业”“至老死不相往来”。此正南方沃土之民之理想，而北人所必无者也。北方政论，主干涉主义（保民、牧民，皆干涉也）；南方政论，主放任主义。此两主义者，在欧洲近世，互相沿革，互相胜负，而其长短得失，至今尚未有定论者也（十八世纪以前，重干涉主义；十八世纪后半、十九世纪前半，重放任主义；近则复趋于干涉主义。英国，放任主义之代表也；德国，干涉主义之代表也。卢梭，放任主义之宗师也；伯伦知理，干涉主义之宗师也。格兰斯顿，放任主义之实行者也；俾斯麦，干涉主义之实行者也），而许行实放任主义之极端也，吾甚惜其微言之湮没而不彰也（《汉·志》农家者流，殆即指许行一派。若仅以李克“尽地力”者当之，似不足为一家言也。又按：许行一派，亦兼有墨家主义，殆南而稍染北风也。但墨主干涉，而许主放任，其精神自异）。
屈原，文豪也，然论感情之渊微，设辞之瑰伟，亦我国思想界中一异彩也。屈原以悲悯之极，不徒厌今而欲反之古也，乃直厌俗而欲游于天。试读《离骚》自“跪敷衽以陈词兮”至“哀高丘之无女”一段，自“灵氛既告余以吉占兮”至“蜷局顾而不行”一段，徒见其词藻之纷纶杂遝，其文句之连犿俶诡，而不知实厌世主义之极点也。《九歌》《天问》等篇，盖犹胚胎时代之遗响焉。南人开化，后于北人，进化之迹历历可征也。屈原生于贵族，故其国家观念之强盛，与立身行己之端严，颇近北派；至其学术思想，纯乎为南风也。此派后入汉而盛于淮南。淮南鸡犬，虽谓闻三闾之说法而成道可也。
以上皆各派分流之大概也。北派支流多而面目各完，南派支流少而体段未具，固由北地文明之起先于南，亦缘当时载籍所传，北详南略，故南人之理想，残缺散佚而不可观者，尚多多也。
诸派之初起，皆各树一帜，不相杂侧；及其末流，则互相辩论，互相薰染，往往与其初祖之学说相出入，而旁采他派之所长以修补之。故战国之末，实为全盛时代第四期，亦名之混合时代，殆全盛中之全盛也。其时学界大势有四现象：一曰内分，二曰外布，三曰出入，四曰旁罗。四者皆进步之证验也。所谓内分者，《韩非子·显学篇》云：“自孔子之死也，有子张之儒，有子思之儒，有颜氏之儒，有孟氏之儒，有漆雕氏之儒，有仲梁氏之儒，有孙氏之儒（即荀卿），有乐正氏之儒。自墨子之死也，有相里氏之墨，有相夫氏之墨，有邓陵氏之墨。故孔、墨之后，儒分为八，墨离为三。”而《荀子·非十二子篇》亦云“子游氏之贱儒”“子夏氏之贱儒”“子张氏之贱儒”。《庄子·天下篇》云：“相里勤（即《韩非子》所谓相里氏也）之弟子，五侯之徒，南方之墨者；苦获、已齿（郭《注》云：二人姓氏也）、邓陵子之属，俱诵《墨经》，而倍谲不同，相谓别墨；以坚白同异之辩相訾，以觭偶不仵之辞相应。”观此可见当时各派分裂之大概矣。自余诸流，虽其支派不甚可考，要之必同此现象无疑也。后世曲儒，或以本派分裂，为道术衰微；不知学派之为物，与国家不同。国家分争而遂亡，学术分争而益盛。其同出一师而各明一义者，正如医学之解剖，乃能尽其体而无遗也。
所谓外布者，各派皆起于本土，内力既充，乃务拓殖民地于四方。于斯之时，地理界限渐破，有南、北混流之观。《史记·儒林传》云：“孔子既没，七十子之徒，散游诸侯。故子路居卫，澹台子羽居楚，子夏居西河，子贡终于齐。”西河，北西派所领地也；齐，北东派所领地也；楚，则南派之老营也。《孟子》曰：“陈良，楚产也，北学于中国。北方之学者，未能或之先也。”是儒行于南之证也。《庄子》云：“南方之墨者，苦获、已齿、邓陵子之属，俱诵《墨经》。”是墨行于南之证也。慎到，赵人，田骈、接子，齐人，皆学黄、老道德之术（见《史记·孟荀传》）。韩非，韩人，有《解老》之篇，是老行于北之证也。故其时学术渐进，不能以地为限。智识交换之途愈开，
而南北两文明与接为构，故蒸蒸而日向上也。
所谓出入者，当时诸派之后学，常从其所好，任意去就。《孟子》曰：
“逃墨必归于杨，逃杨必归于儒。”盖出彼入此，恬然不以为怪也。故禽滑厘，子夏弟子也，而为墨家钜子；庄周，田子方弟子也，而为道家魁桀；韩非、李斯，荀卿之弟子也，而为法家大成；陈相，陈良弟子也，而为农家前驱。自余诸辈，不见于载记者，当复何限！可见其时思想自由，达于极点，
非如后世暖暖咮咮守一先生之言，而尺寸不敢越其畔也。
所谓旁罗者，当时诸派之大师，往往兼学他派之言，以光大本宗。如儒家者流之有荀卿也，兼治名家、法家言者也；道家者流之有庄周也，兼治儒家言者也；法家者流之有韩非也，兼治道家言者也。北、南、东、西四文明，
愈接愈厉，至是几将合一炉而冶之。杂家之起于是时，亦运会使然也。苏、张纵横之辨，髠、奭稷下之谈。其论无当于宏旨，其义不主于一家，盖承极盛之后，闻见杂博，取材赡宏。秦相吕不韦，至集诸侯游客，作八《览》、六《论》、十二《纪》，兼儒墨，合名法，综道德，齐兵农，实千古类书之先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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