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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先才而后守。”先生对：“以济变言，愈宜先守。即如范志完操守不谨，用贿补官，所以三军解体，莫肯用命。由此观之，岂不信以操守为主乎？”上始色解。（《明儒学案·蕺山传》）
【启超谨按】孔子思狂狷，狷者有所不为。白沙言学者须有廉隅墙壁，方能任得天下事。今日所谓才智之士，正患在破弃廉隅墙壁，无所不为。蕺山之药，用以济今日之变，其尤适也。
“动静”二字，不能打合，如何言学？阳明在军中，一面讲学，一面应酬军务，纤毫不乱，此时动静是一是二。（刘蕺山）
人恶多事，或人悯之。世事虽多，尽是人事。事事不教人做，更责谁做。（程伊川）
见一学者忙迫，先生问其故？曰：“欲了几处人事。”曰：“某非不欲周旋人事者？曷尝似贤忙迫。”（程伊川）
【启超谨按】高景逸云：“静有定力，则我能制事，毋令事制我。”伊川所以能应事不忙迫，阳明所以能一面讲学一面治军者，皆能不见制于事而已。
处大事者，必以至公血诚相期，乃能有济。若不能察人之情，而轻受事任，或虽知其非诚，而将就藉以集事，到得结局，其敝不可胜言。（吕东莱）
【启超谨按】近今新党共事多不能久者，蔽率坐是。
后生可畏。就中收拾得一二人，殊非小补，要须帅之以正，开之以渐，先惇厚笃实而后辩慧敏给，则岁晏刈获，必有倍收。（吕东莱）
风俗之厚薄奚自乎？自乎一二人之心之所向而已。民之生，庸弱者戢戢皆是也。有一二贤且智者，则众人君之而受命焉。尤智者，所君尤众焉。此一二人者之心向义，则众人与之赴义；一二人者之心向利，则众人与之赴利。众人所趋，势之所归；虽有大力，莫之敢逆。故曰挠万物者莫疾乎风。风俗之于人之心，始乎微而终乎不可御者也。先王之治天下，使贤者皆当路在势，其风民也皆以义，故道一而俗同。世教既衰，所谓一二人者不尽在位，彼其心之所向，势不能不腾为口说而播为声气，而众人者势不能不听命而蒸为习尚。于是乎徒党蔚起，而一时之人才出焉。有以仁义倡者，其徒党亦死仁义而不顾；有以功利倡者，其徒党亦死功利而不返。水流温，火就燥，无感不仇，所从来久矣。今之君子之在势者，每曰天下无才。彼自尸于高明之地，不克以己之所向转移习俗，而陶铸一世之人，而翻谢曰无才，谓之不诬，可乎否也？十室之邑，有好义之士。其智足以移十人者，必能拔十人中之尤者而材之；其智足以移百人者，必能拔百人中之尤者而材之。然则转移习俗而陶铸一世之人，非特处高明之地者然也。凡一命以上，皆与有责焉者也。有国家者，得吾说而存之，则将慎择与共天位之人。士大夫得吾说而存之，则将惴惴乎谨其心之所向。恐一不当而坏风俗而贼人才，循是为之数十年之后，万有一收其效者乎？非所逆睹已。（曾涤生《原才篇》）
【启超谨按】道学之应用，全在有志之士以身为教，因以养成一世之风尚，造出所谓时代的精神者。王阳明《与聂双江书》（参观第一五三页）及曾文正此文，言之无余蕴矣。顾亭林之论世风也，曰：“观哀平之可以变而为东京，五代之可以变而为宋，则知天下无不可变之风俗。”而以归功于光武、明、章，艺祖、真、仁之提倡。其论当矣，然犹未尽也。风俗之变，其左右于时主者不过什之一二，其左右于士大夫者乃什之八九。夫以明太祖、成祖之狠鸷，其所以摧锄民气束缚民德者可谓至矣，而晚明气节之盛，迈东京而轶两宋，岂非姚江遗泽使然哉？即曾文正生雍乾后，举国风习之坏，几达极点，而与罗罗山诸子，独能讲举世不讲之学，以道自任，卒乃排万险冒万难以成功名，而其泽且至今未斩。今日数踸踔敦笃之士，必首屈指三湘，则曾罗诸先辈之感化力，安可诬也？由是言之，则曾文正所谓转移习俗而陶铸一世之人者，必非不可至之业。虽当举世混浊之极点，而其效未始不可睹。抑正惟举世混浊之极，而志士之立于此旋涡中者，其卓立而湔拔之，乃益不可以已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