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吾尝言之矣：事实之偶发的、孤立的、断灭的皆非史的范围。然则凡属史的范围之事实，必其于横的方面最少亦与他事实有若干之联带关系，于纵的方面最少亦为前事实一部分之果，或为后事实一部分之因。是故善治史者不徒致力于各个之事实，而最要着眼于事实与事实之间，此则论次之功也。
史迹有以数千年或数百年为起讫者。其迹每度之发生恒在若有意识若无意识之间，并不见其有何等公共一贯之目的，及综若干年之波澜起伏而观之，则俨然若有所谓民族意力者在其背后。治史者遇此等事，宜将千百年间若断若续之迹认为筋摇脉注之一全案，不容以枝枝节节求也。例如我族对于苗蛮族之史迹，自黄帝战蚩尤、尧舜分背三苗以来，中间经楚庄蹻之开夜郎、汉武帝通西南夷、马援诸葛亮南征、唐之于六诏、宋之于侬智高……等事，直至清雍乾间之改土归流，咸同间之再平苗讨杜文秀，前后凡五千年，此问题殆将完全解决。对于羌、回族之史迹，自成汤氐羌来享、武王徵师羌髳以来，中间经晋之五凉、宋之西夏……等等，直至清乾隆间荡平准、回，光绪间设新疆行省，置西陲各办事大臣，前后凡四千年，迄今尚似解决而未尽解决。对于匈奴之史迹，自黄帝伐獯鬻、殷高宗伐鬼方、周宣王伐狁以来，中间经春秋之晋、战国之秦赵，力与相持，迄汉武帝、和帝两度之大膺惩，前后经三千年，兹事乃告一段落。对于东胡之史迹，自春秋时山戎病燕以来，中间经五胡之诸鲜卑，以逮近世之契丹、女真、满珠，前后亦三千年，直至辛亥革命清廷逊荒，此问题乃完全解决。至如朝鲜问题，自箕子受封以来，历汉、隋、唐屡起屡伏，亦经三千余年，至光绪甲午解决失败，此问题乃暂时屏出我历史圈外，而他日劳吾子孙以解决者，且未有已也。如西藏问题，自唐吐蕃时代以迄明、清，始终在似解决未解决之间，千五百余年于兹矣。以上专就本族对他族关系言之，其实本族内部之事性质类此者亦正多。例如封建制度，以成周一代八百年间为起讫，既讫之后犹二千余年时时扬其死灰，若汉之七国、晋之八王、明之靖难、清之三藩，犹其俤影也。例如佛教思想，以两晋、六朝、隋唐八百年间为起讫，而其先驱及其馀烬亦且数百年也。凡此之类，当以数百年或数千年间此部分之总史迹为一个体，而以各时代所发生此部分之分史迹为其细胞。将各细胞个个分离，行见其各为绝无意义之行动，综合观之，则所谓国民意力者乃跃如也。吾论旧史尊纪事本末体，夫纪事必如是，乃真与所谓本末者相副矣。
史之为态，若激水然，一波才动万波随。旧金山金门之午潮，与上海吴淞口之夜汐，鳞鳞相衔，如环无端也。其发动力有大小之分，则其荡激亦有远近之异。一个人方寸之动而影响及于一国，一民族之举足左右而影响及于世界者，比比然也。吾无暇毛举其细者，惟略述其大者。吾今标一史题于此，曰：“刘项之争与中亚细亚及印度诸国之兴亡有关系，而影响及于希腊人之东陆领土”。闻者必疑其风马牛不相及，然吾徵诸史迹而有以明其然也。寻其波澜起伏之路线，盖中国当李牧、蒙恬时浪势壮阔，蹙匈奴于北，使彼“十余年不敢窥赵边”（《史记·李牧传》文），“却之七百余里”（贾谊《过秦论》文）。使中国能保持此局，匈奴当不能有所扰于世界之全局。“秦末扰乱，诸秦所徙谪戍边者皆复去，于是匈奴得宽，复稍度河南。……汉兵与项羽相拒，中国罢于兵革，以故冒顿得自彊。……大破灭东胡，西击走月氏”（《史记·匈奴传》文）。“月氏本居敦煌祁连间，及为匈奴所败，乃远去，过宛西，击大夏而臣之”（《史记·大宛传》文）。盖中国拒胡之高潮一度退落，匈奴乘反动之势南下，轩然蹴起一大波，以撼我甘肃边徼山谷间之月氏，月氏为所荡激，复蹴起一大波，滔滔度葱岭以压大夏。大夏者，西史所谓柏忒里亚（bactria），亚历山大大王之部将所建国也，实为希腊人东陆殖民地之枢都，我旧史字其人曰塞种。“月氏西君大夏，而塞王南君罽宾，塞种分散，往往为数国。”（《汉书·西域传》文）。罽宾者，今北印度之克什米尔，（《大唐西域记》之迦湿弥罗，）亚历大王曾征服而旋退出者也。至是希腊人（塞王）受月氏大波所荡激，又蹴一波以撼印度矣。然月氏之波非仅此而止，月氏迁于大夏，分其国为五部翎侯。“后百余岁，贵霜翎侯丘就却自立为王，国号贵霜。侵安息，取高附地，灭濮达、罽宾”。子阎膏珍“复灭天竺”（《后汉书·西域传》文）。盖此波訇砰南驶，乃淘掠波斯（安息）、阿富汗（濮达）而淹没印度，挫希腊之锋使西转，自尔亚陆无复欧人势力矣。然则假使李牧、蒙恬晚死数十年，或卫青、霍去病蚤出数十年，则此一大段史迹或全然不能发生，未可知也。吾又标一史题于此，曰：“汉攘匈奴与西罗马之灭亡及欧洲现代诸国家之建设有关。”闻者将益以为诞，然吾比观中西诸史而知其因缘甚密切也。自汉武大兴膺惩之师，其后匈奴寝弱，裂为南北。南匈奴呼韩邪单于保塞称臣，其所部杂居内地者渐同化于华族。
北匈奴郅支单于仍倔强，屡寇边，和帝时再大举攘之，永元元、二年连破北匈奴，（《后汉书·和帝纪》文）三年，窦宪将兵击之于金微山，大破之，“北单于逃走，不知所之”。（《后汉书》宪传文）。此西纪八十八年事也。其云“不知所之”者，盖当时汉史家实不知之，今吾侪则已从他书求得其踪迹。“彼为宪所逐，度金微山，西走康居，建设悦般国，”地方数千里，众二十余万（《魏书·西域传》悦般条文）。金微者，阿尔泰山；康居者，伊犁以西，讫于里海之一大地也。《后汉书·西域传》不复为康居立传，而于粟弋、奄蔡条下皆云属康居，盖此康居即匈奴所新建之悦般，“属康居”云者，即役属于康居新主人之匈奴也。然则粟弋、奄蔡又何族耶？两者皆日耳曼民族中之一支派：粟弋疑即西史中之苏维（suevi）人；奄蔡为前汉时旧名，至是“改名阿兰聊，”（《后汉书·西域传》文）即西史中之阿兰（alan）人。此二种者，实后此东峨特（east gothes）之主干民族也。吾国人亦统称其族为粟特。《魏书·西域传》：“粟特国，故名奄蔡，一名温那沙（疑即西史之vandals，亦东峨特之一族也）居于大泽，在康居西北”。康居西北之大泽决为黑海，已成学界定论，而第二、三世纪时，环黑海东北部而居者实东峨特，故知粟特即东峨特无可疑也。当此期间，欧洲史上有一大事为稍有常识之人所同知者，即第三、四世纪间，有所谓芬族（huns orfins）者，初居于窝瓦（voiga）河之东岸，役属东、西峨特人已久。至三百七十四年（晋孝武帝宁康二年），芬族渡河西击东峨特人而夺其地。芬王曰阿提拉（attila），其勇无敌，转战而西，入罗马，直至西班牙半岛，威震全欧。东峨特人为芬所逼，举族西迁，沿多恼河下流而进，渡来因河，与西峨特人争地，西峨特亦举族西迁，其后分建东峨特、西峨特两王国而西罗马遂亡。两峨特王国即今德、法、英、意诸国之前身也，而芬族亦建设匈牙利、塞尔维亚、布加利亚诸国。是为千余年来欧洲国际形势所自始，史家名之曰“民族大移转时代。”此一桩大公案，其作俑之人，不问而知为芬族也。芬族者何？即窦宪击逐西徙之匈奴余种也。《魏书·西域传》粟特条下云：“先是，匈奴杀其王而有其国，至王忽倪己，三世矣。”美国哥仑比亚大学教授夏德（hirth）考定忽倪己即西史之hernae，实阿提拉之少子继立为芬王者。（忽倪己以魏文成帝时来通好，文成在位当西四五二至四五六年，hernae即位在四五二年。）因此吾侪可知三、四世纪之交所谓东峨特役属芬族云者，其役属之峨特即《后汉书》所指役属康居之粟弋、奄蔡；其役属之之芬族，则《后汉书》之康居、《魏书》之悦般，即见败于汉，度金微山而立国者也。芬王阿提拉与罗马大战于今法兰西境上在西四五一年，当芬族渡窝瓦河击杀峨特王亥耳曼后之六十四年，故知《魏书》所谓“匈奴击杀粟特王而有其国”者，所击杀之王即亥耳曼，所有之国即东峨特。而击杀之之匈奴王即阿提拉之父而忽倪己之祖，其年为西纪三百七十四年，上距窦宪击逐时二百九十余年，而下距魏文成时通好之忽倪己恰三世也。吾侪综合此种种资料，乃知汉永元一役实可谓全世界史最要之关键，其在中国，结唐虞、三代以来二千年獯鬻、狁之局，自此之后中国不复有匈奴寇边之祸。（刘渊等归化匈奴构乱于内地者不在此例。）班固《封燕然山铭》所谓：“摅高文之宿愤，光祖宗之玄灵；一劳而久逸，暂费而永宁。”非虚言也。然竟以此嫁祸欧洲，开彼中中古时代千年黑暗之局。直至今日，犹以匈奴遗种之两国（塞尔维与匈牙利）惹起全世界五年大战之惨剧。人类造业，其波澜之壮阔与变态之瑰谲其不可思议有如此。吾侪但据此两事，已可以证明人类动作息息相通，如牵发而动全身，如铜山西崩而洛钟东应。以我中国与彼西方文化中枢地相隔如彼其远，而彼我相互之影响犹且如此其钜。则国内所起之事件，其首尾连属因果复杂之情形益可推矣。又可见不独一国之历史为“整个的”，即全人类之历史亦为“整个的”。吾中国人前此认禹域为“天下”固属褊陋，欧洲人认环地中海而居之诸国为世界，其褊陋亦正与我同。实则世界历史者，合各部分文化国之人类所积共业而成也。吾侪诚能用此种眼光以观察史迹，则如乘飞机腾空至五千尺以上周览山川形势，历历如指掌纹，真所谓“俯仰纵宇宙，不乐复何如”矣。然若何然后能提絜纲领，用极巧妙之笔法以公此乐于大多数人，则作史者之责也。
孟子尝标举“知人论世”之义，论世者何？以今语释之，则观察时代之背景是已。人类于横的方面为社会的生活，于纵的方面为时代的生活，苟离却社会与时代，而凭空以观某一个人或某一群人之思想动作，则必多不可了解者。未了解而轻下批评，未有不错误也。故作史如作画，必先设构背景；读史如读画，最要注察背景。旧史中能写出背景者，则《史记·货殖列传》实其最好模范。此篇可分为四大段：篇首“《老子》曰：至治之极”起，至“而况匹夫编户之民乎”止为第一段，略论经济原则及其与道德之关系。自“昔者越王勾践困于会稽”起，至“岂非以富耶”止为第二段，纪汉以前货殖之人。自“汉兴海内为一”起，至“令后世得以观择焉”止，说明当时经济社会状况。自“蜀卓氏之先”起至篇末，纪当时货殖之人。即以文章结构论，已与其他列传截然不同。其全篇宗旨，盖认经济事项在人类生活中含有绝大意义，一切政教皆以此为基础。其见解颇有近于近世唯物史观之一派，在我国古代已为特别。其最精要之处，尤在第三段，彼将全国分为若干个之经济区域。每区域寻出其地理上之特色，举示其特殊物产及特殊交通状况，以规定该区域经济上之物的基件。每区域述其历史上之经过，说明其住民特殊性习之由来，以规定该区域经济上之心的基件。吾侪读此，虽生当二千年后，而于当时之经济社会已得有颇明瞭之印象。其妙处乃在以全力写背景，而传中所列举之货殖家十数人不过借作说明此背景之例证而已此种叙述法以旧史家眼光观之，可谓奇特。各史列传更无一篇敢蹈袭此法，其表志之记事虽间或类此，然求其能如本篇之描出活社会状况者，则竟无有也。吾侪今日治史，但能将本篇所用之方法扩大之以应用于各方面，其殆庶几矣。
史迹复杂，苟不将其眉目理清，则叙述愈详博而使读者愈不得要领。此当视作者头脑明晰之程度何如与其文章技术之运用何如也。此类记述之最好模范，莫如《史记·西南夷列传》：
“西南夷君长以什数，夜郎最大；其西靡莫之属以什数，滇最大；自滇以北君长以什数，邛都最大：此皆结，耕田，有邑聚。
其外西自同师以东，北至楪榆，名为嶲、昆明，皆编发，随畜迁徙，毋常处，毋君长，地方可数千里。自嶲以东北，君长以什数，徙、筰都最大；自筰以东北，君长以什数，冉駹最大。其俗或土著，或移徙，在蜀之西。自冉駹以东北，君长以什数，白马最大，皆氐类也。此皆巴蜀西南外蛮夷也”。
此对于极复杂之西南民族，就当时所有之智识范围内以极简洁之笔法，将其脉络提清，表示其位置所在与夫社会组织之大别及其形势之强弱。以下方杂叙各部落之叛服等事，故不复以凌乱为病。惜后世各史之记事，能如此者绝希。例如晋代之五胡十六国、唐代之藩镇，皆史迹中之最纠纷者，吾侪无论读正史、读《通鉴》，皆苦其头绪不清。其实此类事若用《西南夷列传》之叙述法，未尝不可使之一目了然，但旧史或用纪传体或用编年体，以事隶人或以事隶年，其势不能于人与年之外而别有所提絜，故使学者如堕烟雾也。
自《史记》创立十表，开著作家无量法门，郑樵《图谱略》益推阐其价值。《史记》惟表年代、世次而已，后人乃渐以应用于各方面。如顾栋高之《春秋大事表》，将全部《左传》事迹重新组织一过，而悉以表体行之，其便于学者滋多矣。即如五胡十六国之事，试一读齐召南之《历代帝王年表》，已觉眉目略清，若更为下列之两表，则形势若指诸掌矣。今录举以为例：
五胡十六国兴亡表第一
右第一表为东人所编中国史籍所通有，我不过略加增修而已；第二表则我所自造。吾生平读书最喜造表，顷著述中之《中国佛教史》，已造之表已二十余。我造表所用之劳费，恒倍蓰什伯于著书。窃谓凡遇复杂之史迹以表驭之，什九皆可就范也。
五胡十六国兴亡表第二
天下古今，从无同铸一型的史迹，读史者于同中观异，异中观同，则往往得新理解焉。此《春秋》之教所以贵“比事”也。同中观异者，例如周末之战国与唐末之藩镇，其四分五裂，日寻干戈也同；其仍戴一守府之天子，多历年所也同。然而有大不同者：战国蜕自封建，各有历史深厚之国家组织，其统治者确为当时之优秀阶级，各国各为充实的内部发展，其性质与近世欧洲列国近，故于历史上文化贡献甚大；藩镇则蜕自蕃将降贼，统治者全属下流阶级，酷肖现代千夫所指之军阀，故对于文化只有破坏，更无贡献。例如中世之五胡与近世之元、清，虽同为外族蹂躏中夏。然而五胡之酋皆久已杂居内地，半同化于吾族，彼辈盖皆以一身或一家族————规模较大之家族乘时倡乱，而裹胁中国多数莠民以张其势，其性质与陈涉、吴广辈相去无几，其中尤有受中国教育极深之人如刘渊、苻坚等，其佐命者或为中国杰出之才士如张方、王猛等，故虽云扰鼎沸，而于中国社会根本精神不生大变动，其恶影响所及不过等于累朝季叶之扰乱或稍加甚而已。元、清等不然，彼等本为中国以外的一部落，渐次扩大，南向与中国为敌国者多年，最后乃一举而灭之，其性质纯然为外来征服的，与五胡之内乱割据的绝异。且五胡时代，中原虽沦而江南无恙，吾族文化嫡系迄未中断。元、清不然，全中国隶彼统治之下百年或二三百年，彼熟知吾人耻愤之深而力谋所以固位之术，故其摧残吾国民性也至阴险而狠毒，而吾族又更无与彼对立之统治机关得以息肩而自庇，故元气所伤实多，而先民美质日就彫落。又元、清两代其相同之点既如前述，然亦自有其相异之点。蒙古人始终不肯同化于中国人，又不愿利用中国人以统治中国，故元代政治之好坏中国人几乎不能负责任。因此其控驭之术不甚巧妙，其统治力不能持久，然因此之故，彼虽见摈出塞，犹能保持其特性，至今不灭。满洲人初时亦力求不同化，然而不能自持，其固有之民族性逐渐澌灭，至亡时殆一无复存。彼辈利用中国人统治中国之政策始终一贯，其操术较巧妙，故其享祚较长久，然政权一坠，种性随沦，今后世界上应更无复满洲人矣。异中观同者，例如北魏、女真皆仅割据中原，满洲则统一全国，此其所异也；然皆入据后逐渐同化，驯至尽丧其民族以融入我族，以其所同也。而彼三族者皆同出东胡，吾侪因可以得一假说，谓东胡民族之被同化性较他民族为多也。又如元代剧曲最发达，清代考证学最发达，两者之方向可谓绝异，然其对于政治问题之冷淡则同，较诸汉、唐、宋、明四代之士风截然矣。吾侪因此可得一假说，谓在异族统治之下，人民必惮谈政治也。又如儒教、佛教千余年间轧轹不绝，其教理亦确多根本不同之处。然考其学发达之顺序，则儒家当汉初，专务抱残守缺，传经典之文句而已；后汉以降，经师成一家言者渐多；六朝、隋唐则义疏解释讲授之风甚盛；入宋以后，便力求刊落糟粕，建设一种内观的新哲学。佛家亦然，输入初期专务翻译，所译率皆短篇经典；六朝、隋唐则大部经论陆续译成，佛徒多各专一经以名家，（如毗昙宗、俱舍宗、成实宗、三论宗、法华宗、涅槃宗、地论宗、摄论宗等，皆专宗一经或一论）而注疏解释讲授之风亦极盛；其后则渐渐自创新宗，（如天台、贤首、慈因诸宗）；入宋以后，则不立文字之禅宗独盛，而他宗殆皆废。两家学术之发展并不相谋，然而所历方向乃恰如两平行线，千余年间相与骈进。吾侪必比而观之，然后所谓时代精神者乃得见。凡此皆异中观同之例也。
说明事实之原因结果，为史家诸种职责中之最重要者。近世治斯学之人多能言之，虽然，兹事未易言也。宇宙之因果律往往为复的而非单的，为曲的而非直的，为隔的伏的而非连的显的，故得其真也甚难。自然界之现象且有然，而历史现象其尤甚也。严格论之，若欲以因果律绝对的适用于历史，或竟为不可能的而且有害的亦未可知。何则？历史为人类心力所造成，而人类心力之动乃极自由而不可方物，心力既非物理的或数理的因果律所能完全支配，则其所产生之历史自亦与之同一性质。今必强悬此律以驭历史，其道将有时而穷，故曰不可能，不可能而强应用之，将反失历史之真相，故曰有害也。然则吾侪竟不谈因果可乎？曰，断断不可。不谈因果，则无量数繁赜变幻之史迹不能寻出一系统，而整理之术穷；不谈因果，则无以为鉴往知来之资，而史学之目的消灭。故吾侪常须以炯眼观察因果关系，但其所适用之因果律与自然科学之因果律不能同视耳。
请言自然科学与历史之别：
其一，自然科学的事项常为反复的完成的，历史事项反是，常为一度的、不完成的。自然科学常在必然的法则支配之下，缫演再缫演，同样条件必产同样结果，且其性质皆属于可以还原。其研究对象之原子、分子或生殖质，皆属完成的、决定的。历史不然，如吾前文所屡言，天下从无同铸一型的史迹，凡史迹皆庄子所谓“新发于硎”，未有缫演乎其旧者也。不惟极活跃之西洋史节节翻新，即极凝滞之中国史，前后亦未尝相袭。不宁惟是，每一段史迹殆皆在前进之半途中作若行若止之态，常将其未竟之绪之一部分贻诸方来。欲求如自然科学之截然表示一已完成之定形定态以供人研究者，殆不可得。故自然科学可以有万人公认之纯客观的因果律，而历史盖难言之矣。
其二，自然科学的事项常为普遍的，历史事项反是，常为个性的。自然科学的事项，如二加二必为四，轻养二合必为水。数学上无不同质之“二”，化学上无不同质之“轻”与“养”，故二加二之法则得应用于一切之四，轻养二合之法则得应用于一切之水。历史不然，历史由人类所造。人类只有一个孔子，更无第二个孔子；只有一个基督，更无第二个基督。拿破仑虽极力摹仿该撒，然拿破仑自是拿破仑，不是该撒。吾侪不妨以明太祖比汉高祖，然不能谓吾知汉祖，同时即已知明祖。盖历史纯为个性发挥之制造品，而个性直可谓之无一从同。又不惟个人为然耳，历史上只有一个文艺复兴时代，更无绝对与彼相同之第二个时代；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华民族，更无绝对与我相同之第二个民族。凡成为历史事实之一单位者，无一不各有其个别之特性。此种个性不惟数量上复杂不可偻指，且性质上亦幻变不可方物。而最奇异者，则合无量数互相矛盾的个性，互相分歧或反对的愿望与努力，而在若有意若无意之间乃各率其职以共赴一鹄，以组成此极广大极复杂极致密之“史网”。人类之不可思议，莫过是矣。史家之职责，则在此种极散漫、极复杂的个性中而觑见其实体，描出其总相，然后因果之推验乃可得施。此其所以为难也。
其三，自然科学的事项为超时间空间的，历史事项反是，恒以时间空间关系为主要基件。二加二为四，轻养二合为水，亿万年前如是，亿万年后亦有然，中国如是，他国他洲有然，乃至他星球亦有然。历史反是，某时代关系极重要之事项移诸他时代或成为绝无意义，不宁惟是，同一事件早一年发生与迟一年发生，乃至早一日一刻发生与迟一日一刻发生，其价值可以相去悬绝。空间方面亦复如是，甲处所发生事件，假令以同型的————其无绝对同型的不俟论————移诸乙处，其所取得历史上之意义与价值逈乎不相侔。质而言之，史迹之为物必与“当时”“此地”之两观念相结合，然后有评价之可言。故史学推论的方式比诸自然科学，益复杂而难理也。
明乎此三异点，始可以语于史界之因果矣。
史界因果之劈头一大问题，则英雄造时势耶？时势造英雄耶？换言之，则所谓“历史为少数伟大人物之产儿”、“英雄传即历史”者，其说然耶否耶？罗素曾言：“一部世界史，试将其中十余人抽出，恐局面或将全变。”此论吾侪不能不认为确含一部分真理。试思中国全部历史如失一孔子，失一秦始皇，失一汉武帝，……其局面当何如？佛学界失一道安，失一智，失一玄奘，失一慧能；宋明思想界失一朱熹，失一陆九渊，失一王守仁；清代思想界失一顾炎武，失一戴震，其局面又当何如？其他政治界、文学界、艺术界，盖莫不有然。此等人得名之曰“历史的人格者。”何以谓之“历史的人格者？”则以当时此地所演生之一群史实，此等人实为主动————最少亦一部分的主动————而其人面影之扩大，几于掩覆其社会也。
文化愈低度，则“历史的人格者”之位置愈为少数所垄断，愈进化则其数量愈扩大。其在古代，政治之污隆系于一帝王，教学之兴废系于一宗师，则常以一人为“历史的人格者”。及其渐进，而重心移于少数阶级或宗派，则常以若干人之首领为“历史的人格者。”及其益进，而重心益扩于社会之各方面，则常以大规模的团体之组织分子为“历史的人格者。”例如波斯、马基顿、罗马帝国、阿剌伯诸史之全舞台，几为各该时代二三英雄所独占；十九世纪欧洲诸国之历史，常以贵族或中等阶级各派之十数首领为主体；今后之历史，殆将以大多数之劳动者或全民为主体，此其显证也。由此言之，历史的大势，可谓为由首出的“人格者”以递趋于群众的“人格者”。愈演进，愈成为“凡庸化”，而英雄之权威愈减杀。故“历史即英雄传”之观念，愈古代则愈适用，愈近代则愈不适用也。
虽然，有两义当注意焉：其一，所谓“首出的人格者”表面上虽若一切史迹纯为彼一人或数人活动之结果，然不能谓无多数人的意识在其背后。实则此一人或数人之个性渐次浸入或镌入于全社会而易其形与质，社会多数人或为积极的同感，或为消极的盲从，而个人之特性寖假遂变为当时此地之民众特性，亦得名之曰“集团性”或“时代性”。非有集团性或时代性之根柢而能表现出一史迹，未之前闻。例如二千年来之中国，最少可谓为有一部分属于孔子个性之集团化；而战国之政治界可谓为商鞅个性之时代化；晚明之思想界可谓为王守仁个性之时代化也。如是，故谓“首出的人格者”能离群众而存在殆不可。其二，所谓“群众的人格者”论理上固为群中各分子各自个性发展之结果，固宜各自以平等的方式表显其个性。然实际上其所表显者，已另为一之集团性或时代性，而与各自之个性非同物。且尤必有所谓“领袖”者以指导其趋向、执行其意思，然后此群众人格乃得实现。例如吾侪既承认彼信奉共产主义之人人为一个合成的“人格者”，则同时不能不承认马克思之个人与此“人格者”之关系，又不能不承认列宁之个人与此“人格者”之关系。如是，故谓“群众的人格者”能离首出者而存在殆亦不可。
吾曷为向研究历史之人哓哓陈此义耶？吾以为历史之一大秘密，乃在一个人之个性何以能扩充为一时代一集团之共性？与夫一时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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