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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章列举多数史料，凡以言史料所从出也。然此种史料散在各处，非用精密明敏的方法以搜集之，则不能得。又真赝错出，非经谨严之抉择，不能甄别适当。此皆更需有相当之技术焉。兹分论之。
第一 搜集史料之法
普通史料之具见于旧史者，或无须特别之搜集，虽然，吾侪今日所要求之史料，非即此而已足。大抵史料之为物，往往有单举一事，觉其无足重轻，及汇集同类之若干事比而观之，则一时代之状况可以跳活表现。此如治庭园者孤植草花一本，无足观也，若集千万本，莳以成畦，则绚烂眩目矣。又如治动物学者搜集标本，仅一枚之贝，一尾之蝉，何足以资揅索，积数千万，则所资乃无量矣。吾侪之搜集史料，正有类于是。试举吾所曾致力之数端以为例：（甲）吾曾欲研究春秋以前部落分立之情状，乃从《左传》、《国语》中取其所述已亡之国汇而录之，得六十馀；又从《逸周书》搜录，得三十馀；又从《汉书·地理志》、《水经注》搜录，得七十馀；又从金文款识中搜录，得九十馀；其他散见各书者尚三四十。除去重复，其夏商周古国名之可考见者，犹将三百国；而大河以南，江淮以北，殆居三之二。其中最稠密之处如山东、河南、湖北，有今之一县而跨有古三四国之境者。试为图为表以示之，而古代社会结构之逈殊于今日，可见一斑也。（乙）吾曾欲研究中国与印度文化沟通之迹而考论中国留学印度之人物。据常人所习知者，则前有法显，后有玄奘，三数辈而已。吾细检诸传记，陆续搜集，乃竟得百零五人，其名姓失考者尚八十二人，合计百八十有七人。吾初研究时，据慧皎之《高僧传》、义净之《求法传》得六七十人，已大喜过望。其后每读一书，遇有此者则类而录之，经数月乃得此数。吾因将此百八十馀人者稽其年代籍贯、学业成绩、经行路线等，为种种之统计，而中印往昔交通遗迹与夫隋唐间学术思想变迁之故皆可以大明。（丙）吾曾欲研究中国人种变迁混合之迹，偶见史中载有某帝某年徙某处之民若干往某处等事，史文单词只句，殊不足动人注意也。既而此类事触于吾目者屡见不一见，吾试汇而钞之，所积已得六七十条，然犹未尽。其中徙置异族之举较多，最古者如尧舜时之分背三苗。徙置本族者亦往往而有，最著者如汉之迁六国豪宗以实关中。吾睹此类史迹，未尝不掩卷太息，嗟彼小民竟任政府之徙置我如弈棋也。虽然，就他方面观之，所以抟捖此数万万人成一民族者，其间接之力，抑亦非细矣。吾又尝向各史传中专调查外国籍贯之人，例如匈奴人之金日、突厥人之阿史那忠、于阗人之尉迟敬德、印度人之阿那罗顺等与夫入主中夏之诸胡之君臣苗裔统列一表，则种族混合之情形益可见也。（丁）吾又尝研究六朝唐造像，见初期所造者大率为释迦像，次期则多弥勒像，后期始渐有阿弥陀像、观世音像等，因此可推见各时代信仰对象之异同。即印度教义之变迁，亦略可推见也。（戊）吾既因前人考据，知元代有所谓“也里可温”者，即指基督教。此后读《元史》及元代碑版与夫其他杂书，每遇“也里可温”字样辄乙而记之。若荟最成篇，当不下百条，试加以综合分析，则当时基督教传播之区域及情形当可推得也。以上不过随举数端以为例。要之，吾以为吾侪欲得史料，必须多用此等方法。此等方法在前清治经学者多已善用之，如《经传释词》、《古书疑义举例》等书，即其极好模范。惟史学方面则用者殊少。如宋洪迈之《容斋随笔》、清赵翼之《二十二史札记》颇有此精神，惜其应用范围尚狭。此种方法恒注意于常人所不注意之处，常人向来不认为史料者，吾侪偏从此间觅出可贵之史料。欲应用此种方法，第一步须将脑筋操练纯熟，使常有锐敏的感觉。每一事项至吾前，常能以奇异之眼迎之，以引起特别观察之兴味。世界上何年何日不有苹果落地，何以奈端独能因此而发明吸力；世界上何年何日不有开水冲壶，何以瓦特独能因此而发明蒸汽。此皆由有锐敏的感觉，施特别的观察而已。第二步须耐烦。每遇一事项，吾认为在史上成一问题有应研究之价值者，即从事于彻底精密的研究，搜集同类或相似之事项综析比较，非求得其真相不止。须知此种研究法，往往所劳甚多，所获甚简。例如吾前文所举（甲）项，其目的不过求出一断案曰：“春秋前半部落式之国家甚多”云尔；所举（乙）项，其目的不过求出一断案曰：“六朝唐时中国人留学印度之风甚盛”云尔。断案区区十数字，而研究者动费一年数月之精力，毋乃太劳？殊不知凡学问之用科学的研究法者，皆须如是；苟不如是，便非科学的，便不能在今世而称为学问。且宇宙间之科学，何一非积无限辛劳以求得区区数字者？达尔文养鸽莳果数十年，著书数十万言，结果不过诒吾辈以“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八个大字而已。然试思十九世纪学界中若少却此八个大字，则其情状为何如者？我国史学界从古以来未曾经过科学的研究之一阶级，吾侪今日若能以一年研究之结果，博得将来学校历史教科书中一句之采择，吾愿已足，此治史学者应有之觉悟也。
尤有一种消极性质的史料，亦甚为重要。某时代有某种现象，谓之积极的史料；某时代无某种现象，谓之消极的史料。试举其例：（甲）吾侪读《战国策》，读《孟子》，见屡屡有黄金若干镒等文，知其时确已用金属为货币。但字书中关于财货之字皆从贝不从金，可见古代交易媒介物乃用贝而非用金。再进而研究钟鼎款识，记用贝之事甚多，用金者虽一无有，《诗经》亦然。殷墟所发见古物中亦有贝币无金币，因此略可推定西周以前未尝以金属为币。再进而研究《左传》、《国语》、《论语》，亦绝无用金属之痕迹。因此吾侪或竟可以大胆下一断案曰：“春秋以前未有金属货币。”若稍加审慎，最少亦可以下一假说曰：“春秋以前金属货币未通用。”（乙）我国未有纸以前，文字皆“著诸竹帛。”然《汉书·艺文志》各书目记篇数者什之七八，记卷数者仅十之二三，其记卷数者又率属汉中叶以后之著述，因此可推定帛之应用为时甚晚。又据《史记》、《汉书》所载，当时法令、公文、私信什有九皆用竹木简，知当时用竹之广，远过于用帛。再证以最近发见之流沙坠简，其用缣质者皆在新莽以后，其用纸质者皆在两晋以后。因此可以下一假说曰：“战国以前誊写文书不用缣纸之属，两汉始用而未盛行。”又可以下一假说曰：“魏晋以后竹木简牍之用骤废。”（丙）吾侪读历代《高僧传》，见所记隋唐以前诸僧之重要事业，大抵云译某经某论若干卷，或云讲某经某论若干遍，或云为某经某论作注疏若干卷。宋以后诸僧传中此类记事绝不复见，但记其如何洞彻心源，如何机锋警悟而已。因此可以下一断案曰：“宋以后僧侣不讲学问。”（丁）吾侪试检前清道咸以后中外交涉档案，觉其关于教案者什而六七，当时士大夫关于时事之论著，亦认此为一极大问题。至光宣之交，所谓教案者已日少一日。入民国以来，则几无有。因此可以下一断案曰：“自义和团事件以后，中国民教互仇之现象殆绝。”此皆消极的史料例也。此等史料，其重要之程度殊不让积极史料。盖后代极普通之事象，何故前此竟不能发生，前代极普通之事象，何故逾时乃忽然灭绝，其间往往含有历史上极重大之意义，倘忽而不省，则史之真态未可云备也。此等史料正以无史迹为史迹，恰如度曲者于无声处寄音节，如作书画者于不著笔墨处传神。但以其须向无处求之，故能注意者鲜矣。
亦有吾侪所渴欲得之史料而事实上殆不复能得者。例如某时代中国人口有若干，此问题可谓为研究一切史迹重要之基件，吾侪所亟欲知也不幸而竟无法足以副吾之望，盖吾国既素无统计，虽以现时之人口已无从得其真数，况于古代？各史《食货志》及《文献通考》等书虽间有记载，然吾侪绝不敢置信，且彼所记亦断断续续，不能各时代俱有，于是乎吾侪搜集之路殆穷。又如各时代物价之比率，又吾侪所亟欲知也。然其纪载之阙乏更甚于人口，且各时代所用为价值标准之货币种类复杂，而又随时变紊，于是乎吾侪搜集之路益穷。若斯类者，虽谓之无史料焉可矣。虽然，吾侪正不必完全绝望。以人口问题论，吾侪试将各史《本纪》及《食货志》所记者姑作为假定，益以各《地理志》中所分记各地方户口之数，再益以方志专书，例如常璩《华阳国志》、范成大《吴郡记》等记述特详者，悉汇录而勘比之。又将各正史、各杂史、笔记中无论文牍及谈话，凡有涉及人口数目者，例如《左传》记“卫戴公时卫民五千七百三十人”，《战国策》记苏秦说齐宣王言“临淄七万户，户三男子”等，凡涉及此类之文句，一一钞录无遗。又将各时代徵兵制度、口算制度一一研究，而与其时所得兵数、所得租税相推算。如此虽不敢云正确，然最少总能于一二时代中之一二地方得有较近真之资料，然后据此为基本，以与他时代、他地方求相当之比例。若有人能从此用力一番，则吾侪对于历史上人口之智识，必有进于今日也。物价问题虽益复杂，然试用此法以求之，所得当亦不少。是故史料全绝之事项，吾敢信其必无，不过所遗留者或多或寡，搜集之或难或易耳。抑尤当知，此类史料若仅列举其一条两条，则可谓绝无意义、绝无价值，其价值之发生，全赖博搜而比观之耳。
以上所举例，皆吾前此所言抽象的史料也。然即具体的史料，亦可以此法求之。往往有一人之言行、一事之始末，在正史上觉其史料缺乏已极，及用力搜剔，而所获或意外甚丰。例如《史记》关于墨子之记述仅得二十四字，其文曰：“盖墨翟，宋之大夫，善守御，为节用。或曰并孔子时，或曰在其后。”（《孟子荀卿列传》）此史料可谓枯渴极矣，而孙诒让生二千年后，能作一极博赡翔实之《墨子传》至数千言。（看《墨子闲诂》）例如周宣王伐狁之役，《诗经》、《史记》、《竹书纪年》所述皆仅寥寥数语，而王国维生三千年后，乃能将其将帅、其战线、其战状详细考出，历历如绘。（看《雪堂丛刻》）此无他谬巧，其所据者皆人人共见之史料，彼其爬罗搜剔之术操之较熟耳。又如指南针由中国人发明，此西史上所艳称也，然中国人对于此物之来历沿革罕能言者。美人夏德（f．hirth）所著《中国古代史》，则考之甚详。其所徵引之书，则其一《韩非子》，其二《太平御览》引《鬼谷子》，其三《古今注》，其四《后汉书·张衡传》，其五《宋书·礼志》，其六《南齐书·祖冲之传》，其七《宋史·舆服志》，其八《续高僧传·一行传》，其九《格致镜原》引《本草衍义》，其十《梦溪笔谈》，其十一《朝野佥载》，其十二《萍洲可谈》，其十三《图书集成·车舆部》。以上所考，是否已备，虽未敢断，然吾侪读之，已能将此物之渊源得一较明确之观念。夫此等资料，明明现存于古籍中，但非经学者苦心搜辑，则一般人未由察见耳。
亦有旧史中全然失载或缺略之事实，博搜旁证则能得意外之发见者。例如唐末黄巢之乱，曾大惨杀外国侨民，此可谓千年前之义和团也。旧史仅著“焚室庐，杀人如刈”之一囫囵语，而他无徵焉。十世纪初期，阿剌伯人所著《中国见闻录》中一节云：“有gonfu者，为商舶荟萃地，……纪元二百六十四年，叛贼punzo陷gonfu，杀回、耶教徒及犹太、波斯人等十二万。……其后有五朝争立之乱，贸易中绝……”等语。欧洲人初译读此录，殊不知所谓“gonfu”者为何地，所谓“punzo”者为何人。及经东西学者细加考证，乃知回教纪元二六四年当景教纪元之八七七——八七八年，即唐僖宗乾符四年至五年也，而其年黄巢实寇广州。广州者，吾粤人至今犹称为“广府”，知“gonfu”即“广府”之译音，而“punzo”必黄巢也。吾侪因此一段记录而得有极重要之历史上新智识：盖被杀之外国人多至十二万，则其时外人侨寓之多可想。吾侪因此引起应研究之问题有多种。例如：其一，当时中外通商何以能如此繁盛？其二，通商口岸是否仅在广州，抑尚有他处？其发达程度比较如何？其三，吾侪联想及当时有所谓“市舶司”者，其起源在何时，其组织何若，其权限何若？其四，通商结果影响于全国民生计者何如？其五，关税制度可考见者何如？其六，今所谓领事裁判权制度者彼时是否存在？其七，当时是否仅有外国人来，抑吾族亦乘此向外发展？其八，既有许多外人侨寓我国，其于吾族混合之关系何如？其九，西人所谓“中国三大发明”罗盘针、制纸、火药之输入欧洲与此项史迹之关系何若？……吾侪苟能循此途径以致力研究，则因一项史迹之发见，可以引起无数史迹之发见。此类已经遗佚之史迹虽大半皆可遇而不可求，但吾侪总须随处留心，无孔不入，每有所遇，断不放过。须知此等佚迹不必外人纪载中乃有之，本国故纸堆中所存实亦不少，在学者之能施特别观察而已。
史料有为旧史家故意湮灭或错乱其证据者，遇此等事，治史者宜别搜索证据以补之或正之。明陈霆考出唐僖宗之崩以马践，宋太宗之崩以箭疮发，二事史册皆秘之不言。霆考证前事据《幸蜀记》，考证后事据神宗谕滕章敏之言。（《两山墨谈》卷十四）前事在历史上无甚价值，虽佚不足顾惜。后事则太宗因伐契丹，为虏所败，负伤遁归，卒以疮发而殂，此实宋代一绝大事，后此澶渊之盟、变法之议、靖康之祸，皆与此有直接间接关系。此迹湮灭，则原因结果之系统紊矣。计各史中类此者盖不乏，又不惟一二事为然耳，乃至全部官书自行窜乱者，往往而有。《宋神宗实录》有日录及朱墨本之两种，因廷臣争党见，各自任意窜改，致同记一事，两本或至相反（看清蔡凤翔著《王荆公年谱》卷二十四《神宗实录考》）。至清代而尤甚，清廷讳其开国时之秽德，数次自改《实录》。《实录》稿今入王氏《东华录》者乃乾隆间改本，与蒋氏《东华录》歧异之处已甚多，然蒋氏所据亦不过少改一次之本耳。故如太宗后下嫁摄政王，世宗潜谋夺嫡等等宫廷隐慝，讳莫如深，自不待言。即清初所兴之诸大狱亦掩其迹，唯恐不密。例如顺治十八年之“江西奏销案”，一时搢绅被杀者十馀人，被逮者四五百人，黜革者万三千馀人，摧残士气，为史上未有之奇酷，然官书中并丝毫痕迹不可得见。今人孟森据数十种文集、笔记，钩距参稽，然后全案信史出焉。（看《心史丛刊》第一集）夫史料之偶尔散失者，其搜补也尚较易，故意湮乱者，其治理也益极难，此视学者侦察之能力何如耳。
今日史家之最大责任，乃在搜集本章所言之诸项特别史料。此类史料在欧洲诸国史，经彼中先辈搜出者已什而七八，故今之史家贵能善因其成而运独到之史识以批判之耳。中国则未曾经过此阶级，尚无正当充实之资料，何所凭藉以行批判？漫然批判，恐开口便错矣。故吾本章所论，特注重此点。至于普通一事迹之本末，则旧籍具在，搜之不难，在治史者之如何去取耳。
第二 鉴别史料之法
史料以求真为尚，真之反面有二：一曰误，二曰伪。正误辨伪，是谓鉴别。
有明明非史实而举世误认为史实者：任执一人而问之曰：今之万里长城为何时物？其人必不假思索，立答曰：秦始皇时。殊不知此答案最少有一大部误谬或竟全部误谬也。秦始皇以前，有燕之长城、赵之长城、齐之长城；秦始皇以后，有北魏之长城、北齐之长城、明之长城，具见各史。其他各时代小小增筑尚多。试一一按其道里细校之，将见秦时城线所占，乃仅一小部分，安能举全城以傅诸秦？况此小部分是否即秦故墟尚属问题。欲解此问题，其关键在考证秦时筑城是否用砖抑用版筑，吾于此事虽未得确证，然终疑用版筑为近。若果尔者，则现存之城或竟无一尺一寸为秦时遗迹亦未可知耳。常人每语及道教教祖，辄言是老子。试读老子五千言之著书，与后世道教种种矫诬之说风马牛岂能相及？汉初君臣若窦后、文帝、曹参辈，著述家若刘安、司马谈辈皆治老子之道家言，又与后世道教岂有丝毫相似？道教起源，明见各史，如《后汉书·襄楷传》所载楷事及宫崇、于吉等事，《三国志·张鲁传》所载鲁祖陵、父衡及骆曜、张角、张修等事，其妖妄煽播之迹历历可见，此又与周时作守藏史之老子岂有丝毫关系？似此等事，本有较详备之史料可作反证，然而流俗每易致误者，此实根于心理上一种幻觉，每语及长城辄联想始皇，每语及道教辄联想老子。此非史料之误，乃吾侪自身之误而以所误诬史料耳。吾侪若思养成鉴别能力，必须将此种心理结习痛加涤除，然后能向常人不怀疑之点能试怀疑，能对于素来不成问题之事项而引起问题。夫学问之道，必有怀疑然后有新问题发生，有新问题发生然后有研究，有研究然后有新发明。百学皆然，而治史特其一例耳。
顷所举例，吾命之曰局部的幻觉，此外尤有一般的幻觉焉。凡史迹之传于今者，大率皆经过若干年、若干人之口碑或笔述而识其概者也。各时代人心理不同，观察点亦随之而异，各种史迹每一度从某新时代之人之脑中滤过，则不知不觉间辄微变其质。如一长河之水，自发源以至入海，中间所经之地、所受之水含有种种杂异之矿质，则河水色味，随之而变。故心理上的史迹，脱化原始史迹而丧失其本形者，往往而有。例如《左传》中有名之五大战泓、城濮、鞌、邲、鄢陵，吾脑际至今犹有极深刻之印象，觉此五役者为我国史中规模宏大之战事。其实细按史文，五役者皆一日而毕耳，其战线殆无过百里外者，语其实质，仅得比今闽粤人两村之械斗。而吾侪动辄以之与后世国际大战争等量齐观者，一方面固由《左传》文章优美，其铺张分析的叙述能将读者意识放大；一方面则由吾辈生当二千年后，习见近世所谓国家者所谓战争者如彼如彼，动辄以今律古，而不知所拟者全非其伦也。夫在货币交易或信用交易时代而语实物交易时代之史迹，在土地私有时代而语土地公有时代之史迹，在郡县官治或都市自治时代而语封建时代或部落时代之史迹，在平民自由时代而语贵族时代或教权时代之史迹，皆最容易起此类幻觉。幻觉一起，则真相可以全蔽，此治学者所最宜戒惧也。
鉴别史料之误者或伪者，其最直捷之法，则为举出一极有力之反证。例如，向来言中国佛教起源者皆云汉明帝永平七年遣使臣经西域三十六国入印度求得佛经佛像。但吾侪据《后汉书·西域传》及他书，确知西域诸国自王莽时已与中国绝，凡绝六十五年，至明帝永平十六年始复通，永平七年正西域与匈奴连结入寇之时，安能派使通过其国？又如言上海历史者，每托始于战国时楚之春申君黄歇，故共称其地曰申江、曰黄浦、曰歇浦。但近代学者从各方面研究之结果，确知上海一区在唐以前尚未成陆地，安得有二千馀年春申君之古迹？似此类者其反证力甚强，但得一而已足。苟非得更强之反证的反证，则其误伪终不能迴护。此如人或诬直不疑盗嫂，不疑曰“我乃无兄”，倘不能别求得直不疑有兄之确据，则盗嫂问题已无复讨论之馀地也。
然历史上事实非皆能如此其简单而易决，往往有明知其事极不可信而苦无明确之反证以折之者。吾侪对于此类史料，第一步，只宜消极的发表怀疑态度，以免为真相之蔽；第二步，遇有旁生的触发，则不妨换一方向从事研究，立假说以待后来之再审定。例如，旧史言伏羲、女娲皆人首蛇身，神农牛首人身，言蚩尤铜头铁额。吾辈今日终无从得直捷反证，确证诸人之身首头额与吾辈同也，但以情理度之，断言世界决无此类生物而已。又如殷之初祖契、周之初祖后稷，旧史皆谓为帝喾之子，帝尧之异母弟，同为帝舜之臣。吾辈今日无从得一反证以明其决不然也。虽然，据旧史所说，尧在位七十年乃举舜为相，舜相尧又二十八年，尧即位必当在喾崩后，假令契稷皆喾遗腹子，至舜即位时亦当皆百岁，安得复任事？且尧有此圣弟而不知，又何以为尧？且据《诗经》所载殷人之颂契也曰：“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周人之颂稷也曰：“厥初生民，时维姜嫄”。彼二诗者皆所以铺张祖德倘稷、契而系出帝喾，岂有不引以为重之理？是故吾侪虽无积极的反证以明稷、契为别一人之子，然最少亦可以消极的认其非喾子、尧弟也。又如旧史称周武王崩后，继立者为成王，成王尚少，周公摄政。吾辈今日亦无直接之反证以明其不然也。但旧史称武王九十三而终，藉令武王七十而生成王，则成王即位时已二十三，不可谓幼。七八十得子，生理上虽非必不可能，然实为稀有。况吾侪据《左传》，确知成王尚有邗、晋、应、韩之四弟，成王居长嫡，下有诸弟，嗣九十三岁老父之位而犹在冲龄，岂合情理？且犹有极不可解者，《尚书·康诰》一篇，为康叔封卫时之策命，其发端云：“王若曰：‘孟侯，朕其弟，小子封！’”此所谓“王”者谁耶？谓武王耶？卫之建国，确非在武王时。谓成王耶？康叔为成王叔父，何得称为弟而呼以“小子”？然则继武王而践祚者，是否为成王？周公是否摄政，抑更有进于摄政？吾侪不能不大疑。
怀疑之结果，而新理解出焉。前段所举第一例人首蛇身等等，吾侪既推定其必无是理。然则何故有此等传说耶？吾侪可以立一假说，谓伏羲、神农等皆神话的人物，非历史的人物。凡野蛮时代之人，对于幻境与实境之辨，常不明瞭，故无论何族最初之古史，其人物皆含有半神半人的性质。然则吾侪可以假定羲、农诸帝，实古代吾族所祀之神，人首蛇身等，即其幻想中之神像，而缘幻实不分之故，口碑相传，确以为曾有如此形像之人。指为真，固非真，指为伪，亦确非有人故为作伪也。如所举第二例，稷、契既决非喾子，又不能知其为何人之子，汉儒且有“圣人无父，感天而生”之说。然则稷、契果无父耶？吾侪可以立一假说，谓稷、契亦有父亦无父，彼辈皆母系时代人物非父系时代人物。吾侪闻近代欧美社会学家言，已知社会进化阶级或先有母系，然后有父系，知古代往往一部落之男子为他部落女子所公有，一部落之女子为他部落男子所公有，在彼时代，其人固宜“知有母不知有父”，非不欲知，无从知也。契只知其为简狄之子耳，稷只知其为姜嫄之子耳，父为谁氏，则无稽焉，于是乎“有吞鸟卵而生”，“履大人迹而生”之种种神话。降及后世父系时代，其子孙以无父为可耻，求其父而不得，则借一古帝以自重，此喾子之说所由起也。亦有既求父不得，即不复求，转而托“感天”以自重，殊不知古代之无父感天者不必圣人，盖尽人莫不然也。如所举第三例，成王若继武王而立，其年决非幼，无须摄政。卫康叔受封时，其王又确非康叔之侄而为康叔之兄。吾侪于是可以立一假说，谓继武王而立者乃周公而非成王，其时所行者乃兄终弟及制，非传子立嫡制。吾侪已知殷代诸王，兄弟相及者过半，周初沿袭殷制，亦情理之常。况以《史记·鲁世家》校之，其兄终弟及者亦正不少。然则周公或当然继武王而立，而后此之“复子明辟”，乃其特创之新制，盖未可知耳。
以上诸例，原不过姑作假说，殊不敢认为定论，然而不失为一种新理解则昭然矣。然则吾侪今日能发生种种新理解而古人不能者，何故耶？古人为幻觉所蔽而已。生息于后世家族整严之社会中，以为知母不知父，惟禽兽为然，稷、契之圣母，安有此事？生息于后世天泽名分之社会中，以夺嫡为篡逆，谓周公大圣，岂容以此相污？是以数千年非惟无人敢倡此说，并无人敢作此念。其有按诸史迹而矛盾不可通者，宁枉弃事实以迂回傅会之而已。吾侪生当今日有种种“离经畔道”之社会进化说以变易吾脑识，吾于是乃敢于怀疑，乃敢于立假说。假说既立，经几番归纳的研究之后，而假说竟变为定案，亦意中事耳。然则此类之怀疑、此类之研究，在学问上为有用耶，为无用耶？吾敢断言曰有用也。就表面论，以数千年三五陈死人之年龄关系为研究之出发点，剌剌考证，与现代生活风马牛不相及，毋乃玩物丧志？殊不知苟能由此而得一定案，则消极方面，最少可以将多年来经学家之傅会的聚讼一扫而空，省却人无限精力；积极方面，最少可以将社会学上所提出社会组织进化阶段之假说加一种有力之证明。信能如是，则其贡献于学界者不已多耶？
同一史迹而史料矛盾，当何所适从耶？论原则，自当以最先、最近者为最可信。先者以时代言，谓距史迹发生时愈近者，其所制成传留之史料愈可信也。近者以地方言，亦以人的关系言，谓距史迹发生地愈近，且其记述之人与本史迹关系愈深者，则其所言愈可信也。例如此次欧战史料，百年后人所记者，不如现时人所记者之详确，现时人所记者，又不如五年前人所记之详确：此先后之说也。同是五年前人，中国人所记，必不如欧洲人；欧洲普通人所记，必不如从军新闻记者；新闻记者所记，必不如在营之军士；同是在营军士，仅听号令之小卒所记，必不如指挥战事之将校；同是将校，专担任一战线之裨将所记，必不如综览全局之总参谋：此远近之说也。是故凡有当时、当地、当局之人所留下之史料，吾侪应认为第一等史料。例如一八七六年之普奥战争，两国事后皆在总参谋部妙选人才编成战史，此第一等史料也。欲知十九世纪末欧洲外交界之内幕，则《俾斯麦日记》其第一等史料也。欲知卢梭、科尔璞特金之事迹及其感想，彼所作《自传》或《忏悔录》其第一等史料也。如司马迁之《自序》，王充之《自纪》，法显、玄奘、义净等之游记或自传，此考证各本人之事迹思想或其所游地当时状态之第一等史料也。如辛弃疾《南烬纪闻录》、《窃愤录》所采阿计替笔记，此考证宋徽、钦二宗在北庭受辱情状之第一等史料也。如李秀成被俘时之供状，此考证洪、杨内部情状之第一等史料也。此类史料，无论在何国皆不易多得，年代愈远，则其流传愈稀。苟有一焉，则史家宜视为瑰宝。彼其本身饶有陵盖他种史料之权威，他种史料有与彼矛盾者，可据彼以正之也。
前段所论不过举其概括的原则，以示鉴别之大略标准。但此原则之应用，有时尚须分别观之。试仍借此次欧战史料为例：若专以时代接近程度定史料价值之高下，则今日已在战后两三年，其所编集自不如战时出版物之尤为接近，宜若彼优于此，然而实际上殊不尔。当时所记不过断片的史迹，全不能觑出其联络关系。凡事物之时间的联络关系，往往非俟时间完全经过之后不能比勘而得故完美可观之战史，不出在战时而出在战后也。若以事局接近程度定价值之高下，则观战新闻记者所编述自应不如军中人，一般著作家所编述自应不如观战之新闻记者，然实际上亦未必尽然。盖局中人为剧烈之感情所蔽，极易失其真相，即不尔者，或缠绵于枝叶事项而对于史迹全体反不能得要领，所谓“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也。又不特局中者为然也，即在局外者，犹当视其人提絜观察之能力如何，视其人串叙描写之技术如何，而其作品之价值相去可以悬绝焉。是故以战史论，若得一文学技术极优长之专门大史家而又精通军事学者在总司令部中为总书记，对于一战役始终其事，（最好能兼为两军总司令之总书记），则其所记述者自然为史料之无上上品。然而具备此条件者则安能得？既已不能，则战场上一寻常军士所记或不如作壁上观之一有常识的新闻记者；奔走战线仅有常识之一新闻记者，其所记或不如安坐室中参稽战报之一专门史学家也。
最先、最近之史料则最可信，此固原则也。然若过信此原则，有时亦可以陷于大误。试举吾经历之两小事为例：（一）明末大探险家、大地理学者徐霞客卒后，其挚友某为之作墓志，宜若最可信矣。一日吾与吾友丁文江谈及霞客，吾谓其曾到西藏，友谓否。吾举墓铭文为证，友请检《霞客游记》共读，乃知霞客虽有游藏之志，因病不果，从丽江折归，越年馀而逝。吾固悔吾前此读《游记》之粗心，然为彼铭墓之挚友粗心乃更过我，则真可异也。（二）玄奘者，我国留学生宗匠而思想界一钜子也。吾因欲研究其一生学业进步之迹，乃发心为之作年谱。吾所凭藉之资料甚富，合计殆不下二十馀种，而其最重要者，一为道宣之《续高僧传》，二为慧立之《慈恩法师传》，二人皆奘之亲受业弟子为其师作传，正吾所谓第一等史料也。乃吾研究愈进而愈感困难，两传中矛盾之点甚多，或甲误，或乙误，或甲乙俱误。吾列举若干问题，欲一一悉求其真，有略已解决者，有卒未能解决者。试举吾所认为略已解决之一事，借此以示吾研究之径路：玄奘留学凡十七年，此既定之事实也。其归国在贞观十九年正月，此又既定之事实也。然则其初出游果在何年乎？自两传以及其他有关系之资料皆云贞观三年八月，咸无异辞。吾则因怀疑而研究，研究之结果考定为贞观元年。吾曷为忽对于三年说而起怀疑耶？三年至十九年，恰为十七个年头，本无甚可疑也。吾因读《慈恩传》，见奘在于阗所上表中有“贞观三年出游，今已十七年”等语，上表年月，传虽失载，然循按上下文，确知其在贞观十八年春夏之交。吾忽觉此语有矛盾，此为吾怀疑之出发点。从贞观十八年上溯，所谓十七年者，若作十七个年头解，其出游时可云在贞观二年；若作满十七年解，则应为贞观元年，吾于是姑立元年、二年之两种假说以从事研究。吾乃将《慈恩传》中所记行程及各地淹留岁月详细调查，觉奘自初发长安以迄归达于阗，最少亦须满十六年有半之时日乃敷分配。吾于是渐弃其二年之假说而倾向于元年之假说。虽然，现存数十种资料皆云三年，仅恃此区区之反证而臆改之，非学者态度所宜出也。然吾不忍弃吾之假说，吾仍努力前进。吾已知奘之出游为冒禁越境，然冒禁何以能无阻？吾查《续高僧传》本传，见有“会贞观三年，时遭霜俭，下敕道俗，随丰四出”数语，吾因此知奘之出境乃搀在饥民队中，而其年之饥实因霜灾。吾乃亟查贞观三年是否有霜灾，取新、旧《唐书·太宗纪》阅之，确无是事。于是三年说已消极的得一有力之反证。再查元年，则新《书》云“八月，河南陇右边州霜”，又云“十月丁酉，以岁饥减膳”。旧《书》云“八月……关东及河南、陇右沿边诸州霜害秋稼”。又云“是岁关中饥，至有鬻男女者”。是元年确有饥荒，而成灾又确由霜害，于是吾之元年说，忽积极的得一极有力之正证矣。惟旧《书》于二年复有“八月河南河北大霜人饥”一语，新《书》则无有，不知为旧《书》误复耶？抑两年连遭霜灾，而新《书》于二年有阙文耶？如是则二年之假说仍有存立之馀地。吾决意再觅证据以决此疑。吾乃研究奘途中所遇之人，其名之可考见者凡三：一曰凉州都督李大亮，二曰高昌王麹文泰，三曰西突厥可汗叶护。吾查《大亮传》及《高昌传》，见二人皆自元年至四年在其位，不成问题。及查《西突厥传》，乃忽有意外之获：两《书》皆言叶护于贞观初被其叔所弑，其叔僭立，称俟毗可汗；然皆未著其被弑在何年。惟新《书》云：“贞观四年俟毗可汗来请昏，太宗诏曰：‘突厥方乱，何以昏为。’”是叶护被弑最晚亦当在贞观三年前。再按《慈恩传》所纪奘行程，若果以贞观三年八月发长安者，则当以四年五月初乃抵突厥，其时之可汗已为俟毗而非叶护矣。于是三年说之不能成立，又得一强有力之反证。吾犹不满足，必欲得叶护被弑确年以为快。吾查《资治通鉴》，得之矣，贞观二年也！吾固知《通鉴》必有所本，然终以不得之于正史，未能踌躇满志。吾发愤取新、旧《唐书》诸蛮夷传凡与突厥有关系之国徧之，卒乃在新书《薛延陀传》得一条云：“值贞观二年突厥叶护可汗见弑”，于是叶护弑年无问题矣。玄奘之行既假霜灾，则无论为元年为二年为三年皆以八月后首途，盖无可疑，然则非惟三年说不能成立，即二年说亦不能成立。何则？二年八月后首涂，必三年五月乃抵突厥，即已不及见叶护也。吾至是乃大乐，自觉吾之怀疑有效，吾之研究不虚，吾所立“玄奘贞观元年首途留学”之假说殆成铁案矣！其有小小不可解者，则何以诸书皆同出一辙竟无歧异？然此亦易解，诸书所采同一蓝本，蓝本误则悉随之而误矣。再问蓝本何故误？则或因逆溯十七个年头偶未细思，致有此失；甚至或为传写之讹亦未可知也。再问十八年玄奘自上之表文何以亦误？则或后人据他书校改，亦在情理中耳。吾为此问题凡费三日之力，其所得结果如此。吾知读者必生厌矣。此本一极琐末之问题，区区一事件三两年之出入，非惟在全部历史中无关宏旨，即在玄奘本传中亦无关宏旨。吾自治此，已不免玩物丧志之诮，乃复缕述千馀言以滥占本书之篇幅，吾不能不向读者告罪。虽然，吾著本篇之宗旨，凡务举例以明义而已。吾今详述此一例，将告读者以读书曷为而不可以盲从，虽以第一等史料如慧立、道宣之传玄奘者其误谬犹且如是也，其劳吾侪以鉴别犹且如是也。又将告读者以治学当如何大无畏，虽以数十种书万口同声所持之说，苟不惬于吾心，不妨持异同，但能得有完证，则绝无凭藉之新说，固自可以成立也。吾又以为，善治学者不应以问题之大小而起差别观，问题有大小，研究一问题之精神无大小，学以求真而已，大固当真，小亦当真。一问题不入吾手则已，一入吾手，必郑重忠实以赴之。夫大小岂有绝对标准，小者轻轻放过，寖假而大者亦轻轻放过，则研究精神替矣。吾又以为，学者而诚欲以学饷人，则宜勿徒饷以自己研究所得之结果，而当兼饷以自己何以能研究得此结果之涂径及其进行次第，夫然后所饷者乃为有源之水而挹之不竭也。吾诚不敢自信为善于研究，但本篇既以研究法命名，吾窃思宜择一机会将吾自己研究所历之甘苦委曲传出，未尝不可以为学者之一助。吾故于此处选此一小问题可以用千馀言说明无遗者，详述吾思路所从入与夫考证所取资，以渎读者之清听。吾研究此问题所得结果虽甚微末，然不得不谓为甚良，其所用研究法纯为前清乾嘉诸老之严格的考证法，亦即近代科学家所应用之归纳研究法也。读者举一反三，则任研究若何大问题，其精神皆若是而已。吾此一段乃与吾全书行文体例不相应，读者恕我！吾今当循吾故轨，不更为此喋喋矣。
史料可分为直接的史料与间接的史料。直接的史料者，其史料当该史迹发生时或其稍后时即已成立。如前所述《慈恩传》、《窃愤录》之类皆是也。此类史料难得而可贵，吾既言之矣，然欲其多数永存，在势实有所不能。书籍新陈代谢，本属一般公例，而史部书之容易湮废，尤有其特别原因焉：（一）所记事实每易触时主之忌，故秦焚书而“诸侯史记”受祸最烈。试检明清两朝之禁毁书目，什有九皆史部也。（二）此类书真有价值者本不多，或太琐碎，或涉虚诞，因此不为世所重，容易失传。不惟本书间有精要处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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