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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玄学者与治神学者或无须资料，因其所致力者在冥想，在直觉，在信仰，不必以客观公认之事实为重也。治科学者，无论其为自然科学，为社会科学，罔不恃客观所能得之资料以为其研究对象。而其资料愈简单、愈固定者则其科学之成立也愈易，愈反是则愈难。天文学所研究之对象其与吾侪距离可谓最远，然而斯学之成为科学最早，且已决定之问题最多者。何也？其对象之为物较简单，且以吾侪渺小短促之生命与彼相衡，则彼殆可指为恒存而不坏。治此学者第一无资料罣漏之患，第二无资料散失之患，故成功最易焉。次如地质学、地文学等，其资料虽趋复杂，然比较的含固定性质，研究亦较易。次如生物学等，蕃变之态益甚，资料之选择与保存渐难矣。又如心理学等，其资料虽俯拾即是，无所谓散失与不散失，然而无具体的物象可指，且其态稍纵即逝，非有极强敏之观察力不能捉取，故学者以为难焉。史学所以至今未能完成一科学者，盖其得资料之道视他学为独难。史料为史之组织细胞，史料不具或不确，则无复史之可言。史料者何？过去人类思想行事所留之痕迹，有证据传留至今日者也。思想行事留痕者本已不多，所留之痕又未必皆有史料的价值。有价值而留痕者，其丧失之也又极易。因必有证据，然后史料之资格备。证据一失，则史料即随而湮沈。而证据散失之涂径甚多，或由有意隐匿，例如清廷之自改实录（详第五章）；或由有意蹂躏，例如秦之烧列国史记；或由一新著作出，而所据之旧资料遂为所淹没，例如唐修《晋书》成，而旧史十八家俱废；或经一次丧乱，而大部分史籍悉沦没，如牛弘所论“书有五厄”也；或孤本孤证散在人间，偶不注意，即便散亡，斯则为例甚多，不可确举矣。要而言之，往古来今之史料，殆如江浪淘沙，滔滔代逝。盖幸存至今者，殆不逮吾侪所需求之百一也。其幸而存者，又散在各种遗器、遗籍中，东鳞西爪，不易寻觅。即偶寻得一二，而孤证不足以成说，非荟萃而比观不可。则或费莫大之勤劳而无所获。其普通公认之史料又或误或伪，非经别裁审定，不堪引用。又斯学所函范围太广，各人观察点不同，虽有极佳良现存之史料，苟求之不以其道，或竟熟视无睹也。合以上诸种原因，故史学较诸他种科学，其搜集资料与选择资料实最劳而最难。史学成就独晚，职此之由。
时代愈远，则史料遗失愈多而可征信者愈少，此常识所同认也。虽然，不能谓近代便多史料，不能谓愈近代之史料即愈近真。例如中日甲午战役，去今三十年也，然吾侪欲求一满意之史料，求诸记载而不可得，求诸耆献而不可得。作史者欲为一翔实透辟之叙述，如《通鉴》中赤壁、淝水两役之比，抑已非易易。例如二十年前，“制钱”为国家唯一之法币，“山西票号”管握全国之金融。今则此两名辞久已逸出吾侪记忆线以外，举国人能道其陈迹者，殆不多觏也。一二事如此，他事则亦皆然。现代且然，而远古更无论矣。
孔子有言：“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征之矣。”不治史学，不知文献之可贵与夫文献散佚之可为痛惜也。距今约七十年前，美国人有彭加罗夫（h．h．bancroft）者欲著一《加里佛尼省志》，竭毕生之力，倾其极富之家资，誓将一切有关系之史料搜辑完备，然后从事。凡一切文件，自官府公牍下至各公司各家庭之案卷帐簿，愿售者不惜重价购之，不愿售者展转借钞之，复分队派员诹询故老，搜其口碑传说。其书中人物有尚生存者，彼用种种方法巧取其谈话及其经历。如是者若干年，所丛集之资料盈十室。彼乃随时将其所得者为科学分类，先制成“长编式”之史稿，最后乃进而从事于真著述。若以严格的史学论，则采集史料之法必如此方为合理。虽然，欲作一旧邦之史，安能以新造之加里佛尼省为比例？且此种“美国风”的搜集法，原亦非他方人所能学步。故吾侪今日之于史料，只能以抱残守缺自甘。惟既矢志忠实于史，则在此残缺范围内当竭吾力所能逮以求备求确，斯今日史学之出发点也。吾故于此章探索史料之所在，且言其求得之之涂径，资省览焉。
得史料之涂径，不外两种：一曰在文字记录以外者；二曰在文字记录者。
（一）在文字记录以外者。
此项史料之性质可略分为三类：曰现存之实迹；曰传述之口碑；曰遗下之古物。
甲现存之实迹及口碑。此所谓实迹，指其全部现存者。质言之，则现代史迹，现在日日所发生之事实，其中有构成史料价值者之一部分也。吾侪居常慨叹于过去史料之散亡。当知后之视今，犹今之视昔。吾侪今日不能将其耳闻目见之史实搜辑保存，得毋反欲以现代之信史责望诸吾子孙耶？所谓现在日日发生之事实，有构成史料之价值者何耶？例如本年之事，若粤、桂、川、湘、鄂之战争，若山东问题日本之提出交涉与我之拒绝，若各省议会选举之丑态，若京、津间中、交银行挤兑风潮，若上海商教联合会之活动，……等。凡此等事皆有其来因去果，将来在史上确能占有相当之篇幅，其资料皆琅琅在吾目前，吾辈不速为收拾以贻诸方来，而徒日日欷歔望古遥集，奚为也？其渐渐已成陈迹者，例如三年前学界之五四运动，如四年前之张勋复辟，如六年前之洪宪盗国，如十年前之辛亥革命，如二十年前之戊戌政变、拳匪构难，如二十五年前之甲午战役，……等等，躬亲其役或目睹其事之人，犹有存者。采访而得其口说，此即口碑性质之史料也。司马迁作史多用此法，如云：“吾如淮阴，淮阴人为余言，……”（《淮阴侯列传赞》）；如云：“吾视郭解，状貌不及中人，言语无足采者。”（《游侠列传赞》）凡此皆用现存之实迹或口碑为史料之例也。
乙实迹之部分的存留者。前项所论，为实迹之全部，盖并其能活动之人与所活动之相皆具焉。本条所谓实迹者，其人与相皆不可得见矣，所留者仅活动制成品之一种委蜕而已。求诸西洋，例如埃及之金字塔及塔中所藏物，得此而五六千年前之情状略可见焉；如意大利之三四名都，文艺复兴时代遗物触目皆是，此普遍实迹之传留者也。例如入埃汾河之索士比亚遗宅，则此诗圣之环境及其性行宛然在望；登费城之议事堂，则美十三州制宪情状凑会心目，此局部实迹之传留者也。凡此者苟有一焉，皆为史家鸿宝。我国人保存古物之念甚薄，故此类实迹能全者日稀，然亦非绝无。试略举其例：如万里长城一部分为秦时遗物，众所共见也。如始皇所开驰道，参合诸书，尚能察其路线，而二千年来官驿之一部分多因其旧。如汉通西域之南北两道，虽中间一段沦于沙漠，而其沿袭至今者十尚六七。凡此之类，殆皆非人力所能湮废，而史家永世之宝也。又如今之北京城，其大部分为明永乐四年至十八年（西一四〇五至一四二〇）间所造，诸城堞宫殿乃至天坛、社稷坛等皆其遗构。十五世纪之都会，其规模如此其宏壮而又大段完整以传至今者，全世界实无此比。此外各地方之城市，年代更古者尚多焉。又如北京彰仪门外之天宁寺塔，实隋开皇时物，观此可以知六世纪末吾国之建筑术为何如。如山西大同云冈石窟之佛像，为北魏太安迄太和间所造（西四五五至四九九），种类繁多，雕镌精绝。观此可以知五世纪时中国雕刻美术之成绩及其与印度、希腊艺术之关系。以之与龙门诸造象对照，当时佛教信仰之状况亦略可概见。如北京旧钦天监之元代观象仪器及地图等，观之可以见十六世纪中国科学之一斑也。昔司马迁作《孔子世家》，自言“适鲁，观仲尼庙堂、车服、礼器，诸生以时习礼其家，低徊留之不能去焉。”作史者能多求根据于此等目睹之事物，史之最上乘也。其实此等史料俯拾即是，吾不必侈语远者大者，请举吾乡一小事为例：吾乡一古屋，明中叶吾祖初迁时所建，累蚝壳为墙，墙厚二尺余，结构致密乃胜砖甓，至今族之宗嫡居焉。即此亦可见十五、六世纪时南部濒海乡村之建筑与其聚族袭产之规则。此宁非一绝好史料耶？夫国中实迹存留若此类者何限。惜旧史家除朝廷典章制度及圣贤豪杰言论行事外不认为史，则此等史料弃置不顾，宜也。今之治史者能一改其眼光，知此类遗迹之可贵而分类调查搜积之，然后用比较统计的方法编成抽象的史料，则史之面目一新矣。
丙已湮之史迹其全部意外发现者。此为可遇而不可求之事，苟获其一，则裨益于史乃无量。其最显著之例，如六十年前意大利拿波里附近所发见之邦渒古城，盖罗马共和时代为火山流焰所盖者，距今垂二千年矣。自此城发现后，意人发掘热骤盛，罗马城中续得之遗迹相继不绝，而罗马古史乃起一革命，旧史谬误匡正什九。此种意外史料，他国罕闻。惟我国当民国八年曾在直隶巨鹿县发见一古城，实宋大观二年（西一一零八）被黄河淹没者，距今垂九百年矣。惜乎国无政而民无学，一任遗迹散佚破坏以尽，所留以资益吾侪者甚希。苟其能全部保存而加以科学的整理，则吾侪最少可以对于宋代生活状况得一明确印象，宁非快事？然吾因此而忽涉遐想，以为数千年来河患如彼其剧，沿旧河道两岸城邑如巨鹿之罹厄者或不止一次、不止一处，颇冀他日再有发现焉。若果尔者，望国人稍加注意，毋任其如今度之狼藉也。
丁原物之宝存或再现者。古器物为史料之一部分，尽人所能知也。器物之性质有能再现者，有不能再现者。其不能再现者，例如绘画、绣织及一般衣服、器具等，非继续珍重收藏不能保存。在古代未有公众博物院时，大抵宫廷享祚久长贵族阀阅不替之国，恒能护传此等故物之一部分。若如中国之惯经革命且绝无故家遗族者，虽有存焉寡矣。今存画最古者极于唐，然已无一帧焉能确辨其真赝。壁画如岱庙所涂，号称唐制，实难征信。惟最近发见之高昌一壁，称绝调矣。纸绢之画及刻丝画，上溯七八百年前之宋代而止。至衣服及其他寻常用具，则清乾嘉遗物已极希见，更无论远昔也。故此类史料，在我国可谓极贫乏焉。其能再现者，则如金石陶甋之属，可以经数千年瘗土中，复出而供吾侪之揅索。试举其类：（1）曰殷周间礼器。汉许慎《说文序》，言“郡国往往于山川间得鼎彝”，是当时学者中已有重视之者。而搜集研究，曾无闻焉。至宋代始启端绪，寻亦中绝。至清中叶以后而极盛。据诸家所记，有文字款识之器宋代著录者六百四十三，清代著录者二千六百三十五，而内府所藏尚不与焉。此类之器，除所镌文字足补史阙者甚多，当于次条别论外。吾侪观其数量之多，可以想见当时社会崇尚此物之程度；观其种类之异，可以想见当时他种器物之配置；观其质相之纯固，可以想见当时铸冶术之精良；观其花纹之复杂优美，图案之新奇渊雅，可以想见当时审美观念之发达。凡此皆大有造于史学者也。（2）曰兵器。最古者如殷、周时之琱戈、矢镞等，最近者如汉、晋间弩机等。（3）曰度量衡器。如秦权、秦量、汉建初尺、新莽始建国尺、晋前尺、汉量、汉钟、汉钫、汉斛等，制度之沿革可考焉。（4）曰符玺。上自秦虎符，下迄唐宋鱼符，又秦、汉间玺印、封泥之属，出土者千数。于研究当时兵制、官制多所补助。（5）曰镜属。自秦、汉至元、明，比其年代，观其款识，可以寻美术思想发展之迹。（6）曰货币。上溯周末列国，下迄晚清，条贯而絜校之，盖与各时代之经济状况息息相关也。此六者皆铜器之属，此外铜制杂器存者尚多，不备举。铜在诸金属中比较的能耐久，而冶铸之起原亦较古，故此类史料之供给称丰富焉。然金属器一毁即亡，故失亦甚易。观宋器今存者百不一二，可推知也。清潘祖荫谓古代金属器，在秦、后汉、隋、后周、宋、金曾经六厄，而随时沈霾毁弃、盗铸改为者尚不与焉。晚近交通大开，国内既无专院以事搜藏，而胡贾恒以大力负之以走，凡百古物，皆次第大去其国。昔之丰富者，今转涸竭，又不独铜器为然矣。（7）曰玉石。古玉镌文字者少，故难考其年代，然汉以前物传至今者确不乏，以难毁故也。吾侪研究古玉，亦可以起种种联想。例如观其雕纹之美，可知其攻玉之必有利器；观其流行之盛，可推见古代与产玉区域交通之密，此皆足资史料者也。至石刻研究，则久已成专门之学。自岐阳石鼓、李斯刻石，以迄近代，聚其搨片，可汗百牛。其文字内容之足裨史料者几何，下条论之，兹不先赘。至如观所刻儒、佛两教所刻之石经，可以想见古人气力之雄伟，且可比较两教在社会上所凭藉焉。又如观汉代各种石刻画像，循溯而下，以至魏、齐造像，唐昭陵石马，宋灵岩罗汉，明碧云刻桷，清圆明雕柱等，比较研究，不啻一部美术变迁史矣。又如桥柱、井阑、石阙、地莂等类，或可以睹异制，或可以窥殊俗，无一非史家取材之资也。（8）曰陶瓷。吾国以制瓷擅天下，外人至以吾国名名斯物。今存器孔多，派别尤众，治者别有专家，不复具论。陶器比来出土愈富，间有碎片，范以极奇古之文字，流传当出三代上。综此两物，以观其递嬗趋良之迹，亦我民族艺术的活动之一表征也。（9）曰瓦砖。我族以宅居大平原之故，石材缺乏，则以人造之砖瓦为建筑主要品，故斯物发达最早，且呈种种之进步。今之瓦当砖甋，殆成考古一专科矣。（10）曰地层中之石器。兹事在中国旧骨董家曾未留意，晚近地质学渐昌，始稍有从事者。他日研究进步，则有史以前之生活状态可以推见也。器物本人类活动结果中之一小部分，且其性质已纯为固定的，而古代孑遗之物又不过此小部分之断片耳。故以上所举各项在史料中不过占次等位置，或对于其价值故为夸大，吾无取焉。虽然，善为史者，固可以举其所闻所见无一而非史料，岂其于此可宝之故物而遗之？惟史学家所以与骨董家异者，骨董家之研究贵分析的而深入乎该物之中；史学家之研究，贵概括的而横通乎该物之外。吾前所论列，已略示其端倪。若循此而更进焉，例如当其研究铜器也，则思古代之中国人何以特精范铜而不能如希腊人之琢石；当其研究瓷器也，则思中古之中国人何以能独擅窑窯而不能如南欧人之制玻璃。凡此之类，在在归纳诸国民活动状况中，悉心以察其因果，则一切死资料皆变为活资料矣。凡百皆然，而古物其一端耳。
戊实物之模型及图影。实物之以原形原质传留至今者，最上也。然而非可多觏。有取其形范以图之，而图范获传于今，抑其次也。例如汉、晋之屋舍、灶硙、杵臼，唐人之服装、髻形、乐器及戏剧面具，今日何由得见。然而有殉葬之陶制明器，殊形诡类至伙，若能得一标准以定其年代，则其时社会状况，仿佛可见也。又如唐画中之屋宇、服装、器物及画中人之仪态，必为唐时现状或更古于唐者，宋画必为宋时现状或更古于宋者，吾侪无论得见真本或摹本，苟能用特殊的观察，恒必有若干稀奇史料可以发见。则亦等于间接的目睹矣。夫著作家无论若何淹博，安能尽见其所欲见之物？从影印本中间接复间接以观其概，亦慰情胜无也已。
（二）文字记录的史料。
前项所论记录以外的史料，时间空间皆受限制。欲作数千年之史，而记述又亘于社会之全部，其必不能不乞灵于记录明矣。然记录之种类亦甚繁，今当分别论列之。
甲旧史。旧史专以记载史事为职志，吾侪应认为正当之史料，自无待言。虽然，等是旧史也，因著作年代、著作者之性格学识、所著书之宗旨体例等种种差别，而其所含史料之价值亦随而不同。例如《晋书》所以不餍人望者，以其修史年代与本史相隔太远，而又官局分修，无人负责也。《魏书》所以不餍人望者，以魏收之人格太恶劣，常以曲笔乱事实也。《元史》所以不餍人望者，以纂修太草率，而董其事者又不通蒙古语言文字也。《新五代史》自负甚高而识者轻之，以其本属文人弄笔，而又附加以“因文见道”之目的，而史迹乃反非其所甚厝意也。此仅举正史数部以为例，其余编年别史杂史等皆然，持此义以评衡诸史，则价值标准其亦什得四五矣。
人物本位之史，既非吾侪所尚，然则诸史中列传之价值不锐减耶？是又不然。列传之价值，不在其为史而在其为史料。苟史中而非有“各色人等”之列传者，则吾侪读史者将惟见各时代中常有若干半人半兽之武夫出没起伏，聚众相斫，中间点缀以若干篇涂民耳目之诏令、奏议，史之为史，如是而已。所谓社会，所谓文化，何丝豪之能睹？旧史之作列传，其本意固非欲以纪社会纪文化也。然人总不能不生活于社会环境之中，既叙人则不能不涉笔以叙及其环境，而吾侪所最渴需之史料，求诸其正笔而不得者，求诸其涉笔而往往得之。此列传之所为可贵也。
既如是也，则对于旧史之评价又当一变。即以前所评四书言之，例如《晋书》，自刘知几以下共讥其杂采小说，体例不纯。吾侪视之，则何伤者？使各史而皆如陈寿之《三国志》，字字精严，笔笔锤炼，则苟无裴松之之注，吾侪将失去许多史料矣。例如《魏书》，其秽固也，虽然，一个古人之贞邪贪廉等，虽纪载失实，于我辈何与，于史又何与？只求魏收能将当时社会上大小情态多附其书以传，则吾所责望于彼者已足，他可勿问也。例如《元史》，猥杂极矣，其中半录官牍，鄙俚一仍原文。然以较《北周书》之“行文必《尚书》，出语皆《左传》”，孰为真面目，孰为可据之史料？则吾毋宁取《元史》也。是故吾侪若以旧史作史读，则马、班犹不敢妄许，遑论余子？若作史料读，则二十四史各有短长，略等夷耳。若作史读，惟患其不简严。简严乃能壹吾趋向，节吾精力。若作史料读，惟患其不杂博。杂博乃能扩吾范围，恣吾别择。昔万斯同作《明史稿》，尝自言曰：“昔人于《宋史》已病其繁，而吾所述倍焉。非不知简之为贵也，吾恐后之人务博而不知所裁，故先为之极，使知吾所取者有可损，而所不取者必非其事与言之真。”（清国史馆《斯同传》）吾辈于旧史皆作史稿读，故如斯同书之繁博，乃所最欢迎也。既如是也，则所谓别史、杂史、杂传、杂记之属，其价值实与正史无异，而时复过之。试举其例：吾侪读《尚书》、《史记》，但觉周武王伐罪吊民之师，其文明程度殆为“超人的”，倘非有《逸周书·克殷、世俘》诸篇，谁复能识“血流漂杵”四字之作何解。且吾不尝言陈寿《三国志·诸葛亮传》记亮南征事仅得二十字耶？然常璩《华阳国志》则有七百余字，吾侪所以得知兹役始末者，赖璩书也。至如元顺帝系出瀛国公，清多尔衮烝其太后，此等在旧史中不得不谓为极大之事，然正史曷尝一语道及？欲明真相，非求诸野史焉不可也。是故以旧史作史料读，不惟陈寿与魏收可以等夷，视司马迁、班固与一不知谁何之人所作半通不通之笔记，亦可作等夷视也。
乙关系史迹之文件。此等文件，在爱惜文献之国民，搜辑宝存，惟力是视。例如英之《大宪章》，法之《人权宣言》，美之《十三州宪法》，其原稿今皆珍袭，且以供公众阅览。其余各时代公私大小之文件稍有价值者，靡不罗而庋之。试入各地之图书馆、博物馆，橱中琅琅盈望皆是也。炯眼之史家，得此则新发明日出焉。中国既无公众收藏之所，私家所蓄为数有限，又复散布不能稽其迹，湮灭抑甚易，且所宝惟在美术品，其有裨史迹者至微末。今各家著录墨迹大率断自宋代，再上则唐人写经之类，然皆以供骨董摩挲而已。故吾国此类史料其真属有用者，恐不过上溯三四百年前物极矣。此等史料，收罗当自近代始。其最大宗者，则档案与函牍也。历代官署档案，汗牛充栋，其有关史迹者，千百中仅一二，而此一二或竟为他处所绝不能得。档案性质，本极可厌，在平时固已束诸高阁，听其蠹朽，每经丧乱，辄荡无复存。旧史纪、志两门，取材什九出档案，档案被采入者，则附其书以传，其被摈汰者，则永永消灭。而去取得当与否，则视乎其人之史识。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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