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变 奏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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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思想转变中的海明威

    海明威叙述一九三七年夏天的战争动向，认为那几乎完全弄错了方向。他不在西班牙的那段时期，西班牙的勤王师围攻马德里，或阻止叛军攻占北部各省。五月底，瓦托将军攻击西戈伐亚战线的情况好转，后来又告败北。六月十八日，毕尔波攻击佛朗哥，布朗尼特之战后，在海岸一带到处都可见到勤王师士兵的尸体堆积如山。这时巴斯格省已收复，八月十四日，叛军反扑桑坦达，这天海明威从纽约启程前来西班牙。

    九月初的一个下午，他与玛莎在格斯餐馆与修柏特．马泰晤面，这时战况仍然甚烈，佛朗哥已控制了三分之二的西班牙，马德里的街头每天都有肉搏战，当他们抵达亚列岗前线时，勤王师已夺下了伯尔恰特省。海明威与第十五自愿军团交谈，得悉攻占伯尔恰特省的战略战术，也就是他们的指挥麦里曼以轰炸作前导，一路炸过去，地面步队则使用手榴弹，空中的轰炸根本不顾给手榴弹炸伤的伤患，一直不停地轰炸，往前推进，直到占领了大教堂为止。麦里曼顿时成了海明威眼中的英雄。

    海明威、玛莎与马泰是第一批抵达西班牙的美国通讯社战地记者，详细探访伯尔恰特战况。他们有时步行，有时坐军车，随著部队沿途采访战况。吃与住成了他们最大的问题。当地的农夫提供面包与酒，他们在旷地生火烹煮食物。从伐仑西亚以来，一路上他们可以说是餐风宿露；他们在没有篷盖的大卡车上铺上毯子或草席睡觉。他们在农村里满是家畜的院子里扎营，黎明时给鸡鸣驴叫吵醒。山区已经下雪，卡车上的橡木也积了雪，北风呼号。玛莎居然能忍受这样的饥寒，真是个勇敢的女人。经过了许多年后，海明威想起来仍然对她赞不绝口。

    九月杪的马德里比四月、五月的情形要平静得多了。这时海明威与玛莎搬进了福洛利达旅店。十月，他们与马泰和岱牟去检视布朗尼特战线。他们从高处俯瞰叛军，看见叛军在街上走动，使他们惊奇的是整个城市不仅安静，而且像平常一样没有什么变动。岱牟指挥英美军队，保持中立。海明威他们所乘坐的福特车，给叛军认为是敌人高级将领的座军而受到攻击，差一点给毁了。对这件事，海明威这样写道：“炮弹像平常一样如雨般落下。然而，好像他们并不想击中你……”实际上，岱牟小心翼翼地开车，安全驶过了前线区。

    海明威一向是喜欢夸大的，对这次事件的记述当然也不例外。他在福洛利达旅店的房间成为休假同寅的休憩之处。他在这里结识了许多美国年轻人，诸如吴尔孚、弗列德．凯勒、扎纳克斯等人。

    这年十月中旬，海明威的《富有与匮乏》在纽约出版，他像平常一样，很担心销售情形。十月三十日到十二月九日，为了要知道这本书的销路如何，他打了三次电报给派金斯。十一月初，派金斯回了他一则电报，告诉他这本书已列为当时畅销书的第四名，销售量达二万五千本。然而，批评家的态度却不明确。批评家克洛宁柏格说这本书很混乱，也是海明威思想转变的一个历程。唐诺．亚当斯认为海明威如果没有这本书，他的声名倒还好些，这本书比起《战地春梦》是差多了。瓦多．皮尔斯则认为这本书是海明威对政治思想有所偏袒的抒发，也是他表现更为成熟的层面。西班牙内战使海明威表现了社会良心成长的过程。赫利摩根夫妇则指控海明威藐视有闲阶级的人。时报文学周刊批评说，这本书的优点是语言犀利激烈，缺点则是作者的价值太狭窄。实际上这是海明威思想转变过程中最重要的一本书。

    这年十一月中旬，雪普曼在布朗尼特前线右大腿受伤，也有几名志愿军在西班牙的突劳斯被捕入狱。雪普曼获释，但却感染疾病。他辗转抵达马德里。海明威这时在马德里也染患了重感冒。玛莎不在时，雪普曼甚至代替玛莎照顾海明威。海明威后来说，雪普曼那时病得比他还要厉害。圣诞节前不久，勤王师击败了叛军，收复了西班牙最古老的城镇特鲁尔。这时天气干冷，北风强劲，勤王师乘胜追击。在圣诞节前夕，他们又回到了巴塞隆纳，海明威在西班牙的第二次任务，经过了二十三个星期的辛劳，这时候才算告一段落。宝琳这时不声不响地到达了巴黎。她曾告诉杰爱伦，她这次的巴黎之行是想来了解一下前线的情形，以及战争对男人──特别是对海明威──究竟有什么意义。她要求杰爱伦为她到法国大使馆去申请前往西班牙的签证护照。但是，海明威在宝琳取得护照之前，已回到了巴黎。

    海明威排斥宝琳当然是因为玛莎的关系，这正与当年他排斥哈德莉的夫妻之情，是因为宝琳的关系，在心理上几乎完全一样；一九三八年的前几个月海明威还颇同情宝琳，但是后来就显得非常不耐烦。在这情形下的海明威，小小的事情都会使他发脾气。在这段时期，海明威非常不满美国对待西班牙的态度，他说如果美国保持中立，法西斯主义者就会很快给逐出西班牙本土之外。海明威把西班牙的内战当作自己国家的内战，奋不顾身地去参与。当他在基威士特岛时，他写了几篇有关他逗留在西班牙马德里的小说。

    这年三月，他与玛莎从迈阿密飞往纽瓦克，十九日，坐上赴欧洲的轮船，他在船上写信给派金斯说，由于勤王师的反击，他必须回到西班牙。他携带了一只手提箱，里面装满了他的短篇小说，这些小说是要交给史克瑞布纳出版社的。他带这些稿件是想在途中整理。四月初，他与修柏特长途开车前往塔列冈纳。一路上所见都是开满了花的橄榄林。西班牙的战争已近尾声。在距离路斯镇半里路的地方，有一架叛军的飞机发现他们，想要扫射他们的车子，但是后来又冲向前方去轰炸路斯镇了。距离内陆二十里的地方，他们遇见了勤王师的难民群，沿著海岸行走，推车上堆满了家用物品，平民跟著撤退的军队，随行在坦克与拖著的炮之后。后面的城镇冈第沙已经落入进攻的叛军手里。在艾伯洛河东岸，海明威与玛莎碰到了在冈第沙作战的美军，他们败北后，就在寒冷的早晨游泳渡过艾伯洛河。他们的队长弥尔顿比在马德里见到时显得老了许多，他是在敌人的阵地流落了两天后才游泳过来的。他蓄著八字胡，戴著绒帽，黑披风满布红色的尘土。四月五日，海明威渡过托托沙铁桥，沿艾伯洛河北岸探索前进，远达恰塔。当叛军从纳伐利攻入地中海这边的芬纳诺兹把西班牙划分为二时，海明威与玛莎等离开了巴塞隆纳，他们急急向南行，前往乌地干纳，此地距离芬纳诺兹仅十里路程。叛军这时仍然朝这个方向前进，他们只好又回到托托沙。当他们驾车经过托托沙时，海明威后来说，经过那地方就像爬过月球上的坑洞，在返回巴塞陆纳的路上反而觉得平坦了许多。叛军占领的芬纳诺兹渔村又产生了一批难民，前往巴塞隆纳避难。后来托托沙也沦陷了，于是整个艾伯洛河下游地区都成为沦陷区。海明威这时忙于写一篇文章，攻击赫斯主教在一次记者会议上，过于偏袒佛朗哥政权，该文是为肯恩杂志写的。他这时所写的故事都充满了战争恐惧与血腥，带给读者巨大的压迫感。海明威与周诺斯从伐伦亚西来到马德里时，他们在福洛利达旅店参加一次热烈的政治讨论会，海明威叫道：“我喜欢当军人的共产党人，但我讨厌那些当祭司的共产党徒。”周诺斯说海明威这种说法是矫情，海明威则骂周诺斯是个腐败的宗教信徒。

    五月中旬，海明威与玛莎回到巴黎，后来随国际军团的船舰返回纽约，再回到基威士特岛开始写一个长篇和一些短篇小说。这时他对西班牙内战的看法是佛朗哥缺乏补充的军队，勤王师组织很好，胜券在握。在他逗留纽约期间，海明威曾前往华盛顿广场杰爱伦的家，探访杰爱伦夫妇。他似乎很想知道宝琳的近况，尤其想知道宝琳是否还愿意继续他们的婚姻关系。海明威责怪宝琳的妹妹珍妮挑拨是非，想把他们婚姻破裂的主要原因──玛莎的介入转嫁给节外生枝的外来因素。杰爱伦告诉海明威说，宝琳似乎已完全接受婚姻破裂无法复原的事实。海明威听后若无其事的返回基威士特岛去从事写作，不想受到任何干扰。他在那边除了钓鱼和写小说之外，也抽出部分时间来为肯恩杂志写文章。他这时所写的小说，大部分是以西班牙内战为题材。在思想方面他开始同情左翼的西班牙政治立场。

    七月初，他的一本小说集定稿，共计收入四十八个短篇，其中〈北密西根〉一篇派金斯仍然认为有问题，但海明威坚持该篇应纳入，至于对话生硬的地方，他答应修改。然而，书名用《第五纵队与四十九个故事》显得很别扭，后来经过多次商议，改为《第五纵队》。《第五纵队》一书反映了他这个阶段的思想历程。

    二、理论之外

    海明威向来与批评家是水火不相容的，他说批评家是饶舌专家，就像相命术士说些空洞的话骗取一点稿费而已，他在一九二四年写过一篇文章说，平均每一位美国名作家就有十一位批评家靠批评这位名作家来出点风头。他说，他不知道为什么这些会批评的人不自己写点像样的东西给别人看，而老是以寄生虫的心态写些杂文或废话。他认为喜欢文学的人，应该只喜欢原著，而不是喜欢引证这个，引证那个来说一番废话的理论文字。他自认自己是向旧时代挑战的人，他一再表示他要抛除旧有的价值观念。他认为过去有太多的习俗上的约束，他一定要摆脱掉，他拒绝接受任何主义的形式教条，他一概不用前人所用的某些较为抽象的语言，而要用日常语言写出自己的经验。然而，他的故事并不是反伦理，相反的却是在追求新道德的价值判断。他的小说人物不是怯懦之徒，他绝不允许他们缺乏勇气，绝不容许他们推诿责任，只是他的主角人物常常会因为固执或缺乏机警而丧命。他这种精神其实也就是美国古典文学的传统精神。他的作品中有劳伦斯的性的挫败，有霍桑的直叙语言的优点，有爱伦坡的神秘气质，有朗斐罗的生命力的追求，有爱默生的哲学寓意，特别是他的《老人与海》有《白鲸记》的万物同属一体的宗教真谛，至于道德那更是他生命力的寄托。他虽然频频呼喊虚无主义，可是他的虚无主义不是暴力主义后的空虚，而是生命力遭到挫败后的空无，在他那本《胜利者一无所获》的短篇小说集中，每一篇都是写生命力挫败后的悲剧意识，正可以看出海明威对道德是何等的尊重，而且可以说是全力效忠来维护道德价值。实际上，海明威并不是根据什么理论而写作的，但他有他自己的艺术风格，而这种艺术风格并不是为探讨哲学而建立的，因为在他的作品中反映出来的生活焦点是行为，而不是行为法则或某种理论。在《太阳又依旧上升》中，杰克巴尼斯说：“我不在乎那是什么，我要知道的是如何依赖它而生存，也许，如果能找出生存的方法，那么也就会明白那到底是什么了。”海明威所强调的是一个人用什么方法度过一生。在他的小说里他常会藉小说人物的口问道：“一个人应如何度过一生？”当然，答案还是由海明威自己提出。他认为每个人都应该保有自己的特殊性，应该追求真理，不欺骗别人，更不应欺骗自己，无论在什么压力下都应保持高贵和勇气。最重要的是，人应该工作。上面这些原则除了适合人的生活态度以外，也适合于所从事的行业。海明威年轻时曾参加一次前卫艺术家的集会，在会中他大发议论说：“艺术家、艺术、艺术生活，艺术家和艺术都说得通，但艺术生活却不通，你们谁听说过什么艺术生活吗？”可见，海明威打从开始就很小心地在他所从事的行业上，也就是写作这一行业上为自己奠下了良好的基础。

    就写作而言，所有的规则中，最重要的是每一个作家必须建立自己的风格。海明威告诉作家普尔说：“我可以写旧式的单调散文，但是那种散文已有人写得这样典雅，我想，我应该建立新的文体来把握我们的时代，并且恰当地表达出我所见到的东西。”当然，他所谓的新文体并不是完全摆脱旧文体，近代作家安德森和史坦茵就影响他很大。后辈作家模仿前辈作家是无可避免的。在《午后之死》一书中，海明威说：“每一部小说都是作家知识的凝聚，但是后进作家必须运用自己的素材。”大部分作家只吸收固有的知识，少数作家才知道消化。伟大的作家似乎拥有能够超出经验和知识去创造故事的本能。

    海明威已建立起堪称创新的风格，已是后辈作家善于模仿的对象，但模仿者只有少部分出色，大部分都很糟，海明威早期的作品语汇简洁，表达客观，后期的却显得浪漫冗长，几乎不能称为成功的风格。使他成名而别人乐于模仿的是他早期作品强有力的短句，那是他在巴黎那段日子里所写的。麦多格斯批评他那精简的文字说：“一句句地触击你，有如赤足越过小溪，溪底的小鹅卵石一颗颗地刺戳你的肌肉。”在他〈雨中猫〉那篇短篇小说里，描述一对美国夫妇在雨季，到义大利一个海边小镇度假，这是很合时宜的举动。妻子想去救一只给丢弃在雨中的小猫而没有成功。有许多读者在开始读这篇故事时，就可以领会出主题，这可说是海明威早期风格的最佳范例。

    海明威认为批评家常常用一套自以为是的系统化理论来批评别人，特别是他们常常拿他来跟海明威心目中认为不够格的作家相比，而海明威却是喜欢把自己与过去的伟大作家相比，当代的作家他几乎都不喜欢。他更认为当代的作家常是批评捏造出来的“天才”，但他对还没有成名的年轻作家却非常宽大。一九五四年，海明威接受诺贝尔文学奖的演说词中，有一段卑视当代作家的话说得很委婉，他说：“过去我们已经有了许多伟大的作家，现代的作家只能尽一己之力，使自己不落前人窠臼，这要靠自己，没有人可以帮忙的。”

    凡是批评家批评好的作家，海明威就不以为然。譬如说，当时的批评家说辛克莱．刘易士是美国写实主义大师，海明威则说刘易士文格很低，不太道德。他跟福克纳更是针锋相对。在初期，福克纳把海明威视为美国文坛新锐。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福克纳公开指责海明威并不具备成为伟大作家的条件，说他缺乏积极的精神，缺乏人生正面的勇气，说他是个消极的否定主义者，说他的作品只不过是狂暴的发泄而已。福克纳甚至说：“海明威心力交瘁地想写出惊人的作品，说实在，他应该像我一样，安心地做一个农夫，拿写作当副业来消遣消遣。”这番话当然使海明威暴跳如雷，虽然后来福克纳对《老人与海》赞誉有加，但他们之间的过节已是无法消除了。

    海明威对于批评过他的人绝不宽容，他在《午后之死》中，大加挞伐福克纳，说福克纳的《禁猎区》根本就是废话连篇。他说福克纳的作品又长又臭，“就像排泄秽物一样地自然。”在那本书里，他写了这么一段文字来讽刺福克纳的小说：“……你应该去买一本福克纳先生的大作。放心，你不会买错的，他的书都很厚，不过订单要写清楚一点，要不然第一本书还没有收到，他的第二本书又出来了。”海明威的意思是说福克纳的作品只是厚而已，内容却如同粪便不值钱。一九四九年福克纳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海明威对福克纳的态度更为恶劣，几乎是常对他作人身攻击。海明威说：“从来没有听说过婊子养的会得诺贝尔奖，也从来没有听说过从未写出一部值得一读的书的作家，竟然会得诺贝尔奖。”他告诉纽约时报编辑哈维布瑞特说，福克纳写作上最大的困难就是不懂得怎样结束。他的小说起头写得不错，但不久就有了倦态，要不然就是受到沮丧的压力，把不相干的趣事和刺激增添得太多，使他的故事走了样。海明威还认为福克纳的故事不值得读者再看一遍，因为再看一遍的话，读者一定会觉得福克纳是在愚弄读者。总之，海明威对批评过他的人终其一生都不会原谅的，他的《春天的激流》毫不容情地揭露当代一些名作家的毛病，使他们愤怒异常，海明威却喜不自胜。

    三、信仰的叛徒

    海明威有一个具有宗教信仰优良传统的家庭，他在孩提时代，全家人在餐前都必须祷告谢恩，这是当时橡树园教会社区的标准习惯。他的家人都能循规蹈矩，并且远超过这个教会社区里的所有家庭。早餐之后他们还要举行崇拜仪式，这项仪式多半由外祖父主持，全家人包括仆人和厨子都要参加，崇拜的仪式在客厅里举行。外祖父有一本厚厚的饰有金边的书，书名是《每日神粮》，通常由外祖父念一些祈祷的句子，大家则跪在地上默祷一番，随后各自散开，上学的上学，工作的工作。

    海明威的祖父安森．海明威比他的外祖父更加虔诚，他是名布道家穆迪的朋友和同事。他的祖父在芝加哥青年会担任常务秘书达十年之久，搬到橡树园后，成为第一公理教会的执事，兼任主日学校校长，最后则为名誉执事，负监督责任。他在禁酒运动中非常活跃，帮助教会募捐。他的六个子女都在他严格的宗教风纪之下长大，并且把他们送往管教非常严格的奥柏林学院读书。根据一九二六年的葬礼宣文上的生平事迹，他的四个儿子在社会上都有令人钦慕的地位：一位是商界领袖；一位是教育家，一位是医生，在中国担任传教工作；而另一位就是海明威的父亲，也是医生，并且是很受人重视的医生。

    对于宗教的态度，海明威的父亲与他的祖父是一样的。他不许四个女儿和两个儿子在礼拜天参加任何运动和娱乐活动。他写给海明威的信，字里行间总是充满了对上帝的虔诚热忱。从海明威后来写的《战地钟声》中，记述他的姐姐玛丝琳第一次离家时，他的医生父亲跑到火车站去送别，在亲吻她时，以激动的心情祈祷说：“我的家人不在一起，愿主照顾我们……”海明威的父亲那种热切的颤栗声调，使得海明威在二十年后，偶尔回想起这个情景，还会替父亲难过。

    少年时代的海明威，行为举止尚称谨慎，这与他的生活背景与家庭教育有关，可是长大后，他喜欢把自己描写成一个恶棍般的不良少年，其实正好相反。海明威十四岁时，曾在橡树园社区第三公理教会主日崇拜会所举办的宗教剧上演出，担任重要的角色。他穿了一件缀有鲜花的宽松长袍，站在舞台上，看起来简直像个圣者。第二年，他们全家由第三公理教会改属第一公理教会，他和他的姐姐玛丝琳一起参加了名叫“普利茅斯新联盟”的宗教团体，这是年轻人的宗教活动，海明威担任节目部的主持人，管理经费，并在礼拜天担任演讲。海明威高中毕业后，教会里主管青年活动的一位先生，曾经找了五位毕业生向在学的同学们讲一点“他们在高中时期最难忘的个人经验，尤其是教会对青年学生的重要性。”这五位同学中，有一位就是海明威，那位先生要求他们“要在演讲稿中灌入感情，带给他们永难忘怀的信念，要把自己所拥有的最好的东西，送给他们做为纪念。”

    海明威的那篇演讲并没有留下记录，不过，如果按照他在校内刊物上所发表过的文章做为标准来看的话，可能跟他在主日崇拜查经班所演说的内容差不了许多。海明威高中毕业以后是他生命的转捩点，有一件事情值得注意。那就是当时第一公理教会的牧师威廉巴顿博士，他是布鲁斯巴顿的父亲，布鲁斯是广告界的名人，也是《无名小子》一书的作者。这本书把耶稣描写成商人的先驱，是“耶路撒冷餐会上最有名的来宾”，就像写寓言一般，说耶稣的光临是“有史以来最强有力的广告”。布鲁斯的书于一九二五年出版，后来成为本世纪的畅销书之一。海明威也在一九二五年出版了他那本光辉四射却有点亵渎上帝的短篇小说集《我们的时代》。这两位同样出身于橡树园社区第一公理教会的青年，对宗教竟然采取了全然不同的态度。从此，海明即开始反叛宗教传统。他说，橡树园社区的居民可以分为两大类：一为基督徒，一是善良的平民。

    海明威所以会背叛宗教传统，乃是因为他发觉橡树园社区教会那一套虔诚的信仰理论，在跟广大的外在世界接触时，显得完全不合时宜了，正如他反对传统宗教标准所引发的那种抑压的势态，他在早期写下了这样一首诗：

    ???

    时代要我们歌唱，

    但却割去了我们的舌头；

    时代要我们呐喊，

    但却堵塞了瓶口；

    时代要我们舞蹈，

    但却给我们穿上铁裤，

    最后我们都变成废物，

    大概这就是时代所期望我们的。

    ???

    他少年时代憧憬生命是一片瑰丽景象，但他真正面对残酷的现实世界之后，才发现处处都跟他的理想不合。第一次世界大战是使海明威对橡树园宗教觉醒的触媒剂。战争本身就是跟风俗、习惯以及道德教训背道而驰的。战争以后，一切也不可能再恢复旧观。海明威的短篇小说〈士兵之家〉，就是描述一位从前线回来的老兵，如何无法适应原来的中产阶级的环境。小说中的男主角，战前就读于美以美教会所办的学校，参加宗教团体的社交活动，在生活上，他和同伴一样穿“款式和高度相同的领子”的衣服。但是，现在他已无意再跟从大家的生活方式了。他想要有个女人，但又不能扮演求婚者那种俗套的角色。他很喜欢谈论战争，但没有人认真地听他说。总之，即使是退而求其次，想过没有纷扰的生活也已不可能了，因为他的父母，尤其是他的母亲，一直想把原有的生活方式再加在他的身上，譬如说，他坚持想找工作，但他的母亲说：“上帝让每个人都有事做，在上帝的国度里没有闲散的人。”这位男主角回答他的母亲说：“我并不是祂的国度里的人。”这自然使他的母亲震惊。后来，在他母亲的逼迫下，他只好说一些像如何爱母亲这种言不由衷的话。最后，这位男主角正如当年的海明威一样，离开父母和家庭求发展去了。他发觉“过去他所生存的那个世界，已不是现在他所能忍受的了。”经过战争的洗礼后，他所感觉到的世界充满了暴力、痛苦和扭曲的景气。虽然他曾经在父母的世界中长大，可是现在他却与他们格格不入了。

    海明威自己说过，一九一八年七月他在义大利受了伤，使他放弃了公理教会，而改信天主教。受伤后的第二天早晨，他躺在义大利的一处救护站里，那时来了一位义大利的天主教神父，穿过伤患，替每个人涂油祝福，他告诉几位记者说，他已经因信教而受洗；他又告诉另外一些人说，他接受了临终涂油礼，后来他写信给朋友盖希柯克说，他的宗教改变是十分偶然的，那时他正濒临死亡边缘，走过他身边的刚好是一位天主教神父，在极端的恐惧中，如果当时换成摩门教的长老或回教的报时人，他说不定也会改信摩门教或回教了。显然，那次经验并没有留给他太深刻的印象。海明威的女朋友安格妮表示，不知道他什么时候谈过改变宗教信仰的问题，不过他在米兰的那些护士朋友都在传言说，海明威改信天主教了。

    战后几年，想从他的行为看出他改变了宗教信仰，也没有迹象可寻。他跟第一任太太哈德莉是在密西根州贺顿湾美以美教会的一所乡村教堂里举行婚礼的。他们的儿子是在圣路加主教派一所教堂里领洗的。所以，一九一八年在义大利改信天主教，恐怕是在他遇见了虔诚的天主教徒宝琳，并决定跟她结婚后，才把这事宣扬出去的。

    宝琳是个虔诚的天主教徒，临睡前都要祈祷，她的祷告词通常是：“亲爱的圣约瑟，请赐给我一个善良、仁慈、有吸引力而且又是天主教徒的丈夫。”海明威也尽量努力以求达到她所要求的条件。一九二六年元月，他与宝琳开始恋爱，写信给一位朋友说：“如果一定要信仰宗教的话，那么我只好信奉天主教了。但我可能不是一个好天主教徒。每当想到教会那些无聊的事，诸如什么圣节等等，就使我无法忍受。不过，我也不敢想像我还能改信其他的宗教。”一年以后，海明威为了要和第一任太太离婚感觉非常苦恼，由一位朋友陪他在义大利各地旅行，碰巧在一座小城里，他又遇见了那位九年前给他涂油的神父。从那次晤面以后，虽然他不知多少次宣称他已经停止祈祷了，但最后还是泪流满面地去做他的宗教仪式。

    他和宝琳结婚以后，海明威突然有了一个怪异的想法，觉得他与哈德莉并没有成为正式的夫妻，因为他们并不是因信仰而结合的。几个月后，海明威突然兴致勃发，写了一封长信给天主教黑袍教团里的一位神父，信中近乎捏造地叙述他的宗教历史，说他虽然在一九一九年到一九二七年远离教会，但是他实际上已做天主教徒很久了。如今他按时去做弥撒，也把家庭安顿下来了。美国作家史柯特．费兹杰罗说，他自己过去就是一个堕落的天主教徒，对于海明威转变宗教的诚意，他是不敢相信的。一九二八年七月，费兹杰罗写了一封信给海明威说：“老渔夫，别来无恙吧？下一次你领圣餐时，请为我取一块圣饼，也替我喝一大口血酒。”

    至少有一段日子，海明威的确是非常诚心诚意的在做宗教仪式。一九二八年底，他的父亲自杀身亡，海明威为父亲安排了一次弥撒，他还劝他弟弟赖索托和他一起认真地祈祷，以求他们的父亲在天之灵得以从炼狱中超生。海明威跟宝琳在一起时，就很虔诚地望弥撒。一九三二年他们住在美国俄亥俄州，为了让宝琳参加八月第一个星期四的弥撒，他来回开了四百英里的车子。一九三五年二月，为了他的信仰，他做了一次小小的捐献，海明威捐了二十五美元给奥尔良的耶稣和神学院的传道基金会（此后，该基金会就按期寄赠《南方耶稣会》刊物到海明威家中）。

    虽然海明威为教会尽过义务，可是根本上他是反对教会的，特别是反对教会对性与政治的态度。宝琳生了两个儿子都是剖腹生产的，尤其是第二胎，非常的危险。海明威愤怒地说，如果天主教会继续坚持要生产更多的天主教徒，那么，至少应该为那些冒死遵守天主教通告的人，提供一点解救的方法。所以，他的两个儿子出生后，海明威已经和天主教反对避孕方法的通告有所违背了。

    西班牙内战时期，天主教会对政治的态度不够正直，那就是偏袒法西斯党徒，这使得海明威极为愤怒。海明威曾经公开警告美国的天主教徒，不要受西班牙天主教会所影响。他说法西斯主义者都是战争贩子，而他相信西班牙的神父都在支持法西斯党徒。他提供了一张照片，上面是好几个教会的领导人物，在向法西斯主义者致敬，他怀疑这种支援，是不是正好鼓励了法西斯主义者在西班牙许多地区轰炸无辜的妇女和儿童。海明威还警告读者，不要因红衣主教海斯所说的而动摇自己的看法。红衣主教说佛朗哥不会轰炸妇女与儿童，那是不可信的。如果海斯主教所说的佛朗哥的保证是真的，但反对佛朗哥的勤王军又从未轰炸过任何城市，那么，那些死亡的儿童与妇女，难道是自己把自己炸死的吗？从海明威的这篇言论，可以看出他的悲痛深沉。他在《战地钟声》中，就不经意地透露了这种悲愤。当他写到一位安赛莫的老人时，他这样写道：“他是一个基督教徒，在这个天主教国家里是非常少有的。”就教会而言，海明威深切地痛恨西班牙的天主教会，不过他仍然对偶尔遇见的几位神父，表示尊敬。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当时的随营牧师布瓦西曾和海明威有过一段有趣的谈话，当时流言传说，战壕里没有无神论者，意思是说进入战场的人都信神。海明威问牧师相不相信这句话。牧师回答说：“自从遇见海明威先生和他的朋友林亨上校后，就再也不相信了。因为像你们这样灵魂里充满罪恶的人，就是进了战壕，也没有脸面对上帝。”海明威反驳说：“我们没有办法，我们每天都带著罪恶，就像你每天带著口粮一样。不过在战壕里，要是有时间的话，我们就来一次忏悔。”牧师问：“要是没有时间呢？”海明威回答说：“那就只好依赖教区神父或牧师来替我们忏悔了。”一九四四年十二月，海明威又发现了一个有趣的方式来表达他对天主教会的愤怒，那就是当时的盟军，把团部设立在据说是一位天主教神父的住宅，做为指挥中心，那位神父曾与德国人合作过。海明威在住宅的地窖里，找到了几瓶圣礼用的红酒，他把红酒喝光，而后把瓶子装满了尿，称这种臭气熏天的产品为“一九四四年制海明威牌醇酒”。

    一九四四年九月，海明威在写给第四任太太玛丽的信上说，天主教使他觉得很矛盾，意思是说，一方面，他与玛丽不必信仰上帝，也不必相信美国布道家贝克艾迪；另一方面，他也表示他们用不著公然反对，只要他们两人内心明白就行了。然而，他表示他无法容忍好朋友林亨的太太反对天主教激烈的言行。林亨太太说，她认定所有的神父都是邪恶的，她无法相信神父在私下里还会那样正经地祈祷，实际上他们大都是酒鬼。虽然海明威已经是公认的叛教恶徒，他也喜欢西班牙共和政府，但他却无法接受像林亨太太这样极端的言论与看法。

    在海明威最后的十年生命里，特别是一九五四年他在飞机失事【注：应是指英国海外航空781号班机空难；1954年元旦结束后10天，781号班机由罗马前往伦敦时爆炸坠毁。】丧生的情形前，海明威再度猛烈攻击宗教。那年春天，他不再去教堂望弥撒，他告诉一位朋友说：“有时候我真希望我是一个较好的天主教徒，但是我做不到。”第二年，有一位年轻人去古巴，为了表示崇敬名作家，特别去拜访了海明威，在不经意的言谈中，那位青年表示了他是一位天主教徒，于是，海明威说：“我也喜欢把自己当成天主教徒，从某一方面来看，我以前也算是。”他说他仍然可以去望弥撒，不过他离过婚，又再结婚，这些都不合乎天主教的要求。他说社区教会的神父会每天替他祈祷：“正如我每天也替他们祈祷一样。我无法为自己祈祷，可能是因为在某些地方我已经变得冷酷无情了。”这种无法替自己祈祷的原因，很可能是海明威对宗教的认识已经成熟了。海明威所有的作品里的角色，在祈祷时都像儿童一样，甚至有一些像是要与上帝讲条件订合同似的，要求上帝把他们的欲望赐给他们，而后他们才会相信祂。海明威自己也常常这样。像一九二〇年九月，他说有一次他去天主教堂祈祷，祷告的事情没有一件如愿以偿，不过，总算得到了一点报偿，就是有了一次艳遇。一九二七年他告诉哈特尼尔说，他有一次去天主教堂做了一次简短的祈祷，结果使他恢复了他与宝琳的性生活。

    四、旅人生涯

    克里曼甲洛雪山行之后，海明威准备另一次行程，也就是前往住在温奥明的诺奎斯特的牧场，这时正是西班牙内战的第一个星期。海明威写信给他的年轻朋友仆鲁登雪说“这个星期我们就可以抵达西班牙”时，勤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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