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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皇帝的目睹中，被凌迟处死。毫无疑问，张格尔是受到叛徒出卖而最终被处死的。这场战争的一个显著特点是，有汉人出谋划策参与反叛，甚至朝廷官员也加入叛乱之中。整个新疆地区因这场叛乱而几乎变成荒漠，目光所及，一片痛苦悲凉。清廷花费了几百万两白银平定叛乱，却未得到任何实际的好处。战争的唯一受益者就是那位几次叛主的浩罕城主。在受到朋友和敌人的两次掠夺之后，浩罕城主与清廷达成协议，得到了一笔巨款作为补偿，并且获得了裁决与乌兹别克人之间一切分歧的权力。浩罕城主牵头解决一切宗教问题，另外出于对自己利益的考虑，由他向过往商队征收过境税。
张格尔之乱，收复和阗
张格尔之乱，收复喀什
生擒张格尔
平定张格尔之乱后赏赐有功将士
直至1850年2月26日，道光皇帝的统治才宣告结束。事实上，在道光皇帝统治期间，灾祸连年不断，各地民众反叛起义的次数甚至超出清朝统治中国以来的总和。这些叛乱起义中，有些是因为民不聊生，有些是因为当局腐败，有些是因为参与秘密社团暴露，尽管很少有官员渗入这些神秘的地下组织。在1823年起事的张格尔似乎是唯一一个没有加入秘密组织的起义军首领。他的立场主张均出自《古兰经》，他依据圣训、禁令和先贤榜样指引着自己的追随者。在诸多方面，张格尔与最早期的宗教领袖非常相似，他们发动战争，更多的是为了教义的传播，而并不是为了威名或领地。张格尔的血腥征战并未持续很长时间。当时整个欧洲都在幻想着中原王朝是从未经受战争摧残的人间乐土。
第8节 人祸天灾
为了充盈国库，清政府建立了一套制度。对职位、官爵明码标价，公开叫卖。这种有违道德良知、饮鸩止渴的权宜之计虽不是首创之举，但更甚前朝，因为它已经建立了一套完整的体制。这种体制让职位、官阶、爵位都变成了待价而沽的商品，并且这种体制还使官员唯一的目标就是使尽浑身解数尽可能多地捞钱，来弥补自己当初买官时花出去的钱财。于是，搜刮钱财成为做官的唯一目标，做官为民的成就感荡然无存。寒窗苦读的学子，虽然文章学识已造诣颇深，但如果没有金钱作为后盾，也难有出头之日。由此，整个国家的行政管理发生了彻底的改变，可谓江河日下。大批的新人进入官场，贪腐之风盛行，并呈现出向全国蔓延之势。往往只有那些贪婪无度、善于搜刮、趋炎附势、阳奉阴违之辈才能平步青云。
清代中期的官员
对乌兹别克人战争的胜利激发了资质平庸、因循守旧的道光皇帝无限的诗情。他作了大量的诗歌来赞颂军队所取得的辉煌而伟大的胜利。这些作品都被大量刊印，精美装帧，作为他的得意之作展现在世人面前。
然而，河南地震，长江决堤，洪水滔天，泽国千里，彻底打破了道光皇帝的自我陶醉。数以千计的百姓被掩埋在了坍塌的房屋之中，还有的灾民连同泥土被卷入深渊。远在千里之外的京城也感受到了强烈的震感。道光皇帝感觉他似乎能听到灾民垂死的哀号之声，每每想到灾民被活活掩埋于废墟之下，他总是战栗不止。道光皇帝把自己关在宫殿内三天三夜，谁也不见，任意发泄内心的悲伤。洪水导致成千上万的百姓和难以计数的牲畜被淹死，农田被淹毁，紧随其后又出现了严重的饥荒。道光皇帝竭尽全力维护着他一国之君的形象，他分拨钱粮赈灾，修筑河堤，以消除灾难带来的创伤。然而，因为路途遥远，往往还没等调运的赈灾粮米运至灾区，数以万计的灾民便已饿死。地震、洪水、饥荒等灾难，还没有在哪个国家像在中国，这个被称作天朝、中华的地方一样频繁地轮番出现。整个省的人口因饥荒、疾病而大幅减少的事例已屡见不鲜。粮食的生产不足以供应百姓所需，这几乎是年年都令人忧心的事情。
清代中期身着雨具的人
第9节 南方动荡
当国家内部的平静被高山民族，也就是大家所熟知的苗族打破之后，西部的平静局面就很难维持了。高山苗族这次叛乱的原因似乎不为人所知，但他们从世代居住的大山涌向平原，在其首领的指挥下，不但高举只有皇家才能使用的黄龙旗，而且腰缠黄带，这明显是在觊觎帝王之尊。苗族的每个部落之中都有一个独立的长老。这些长老又聚集在一个有胆识的首领麾下，由首领号令下山征战。苗族部落在平原地区屡破清军，并占据了四座城池，驱逐城中兵士及官员，但未伤及城中百姓，并通过布告向公众宣布他们并不以百姓为敌。1832年春，他们在广东省西北部的一个县城站住了脚，筑造了为数不少的以高墙包围的城池，善待那些勤劳忠恳的百姓。这一时期，大量以解放汉人、驱除异族为目标的三合会[14]成员加入苗族部落的队伍，为起义军的下一步行动出谋划策。对此，应该是有据可查。广东巡抚接到旨意去剿灭叛乱，于是他开始集结部队。本以为能够镇压叛乱，然而起义军的实力远远超出了他的估计，他的军队被打得四散而逃，损失惨重。因战场失利，他被朝廷革职，永不叙用。根据军纪国法，军队的将帅应严格遵照朝廷的命令行事。与广东巡抚形成对比的是，湖南巡抚与起义军交战，接连取得胜利，并从起义军手中夺回几座城池，因此，朝廷授予湖南巡抚顶戴花翎，这在整个清朝军队中是一种至高无上的荣誉与褒奖。然而，叛乱并没有因朝廷的镇压而销声匿迹，苗族部落继续战斗了六年多的时间，显示出了顽强的生命力。直到1838年，朝廷派两位钦差大臣前来用怀柔政策招抚[15]，诱使苗族部落不声不息地退回了自己的世居之地。然后，清廷公开宣称政府已迫使起义军投降，并且已彻底归顺朝廷，苗族部落将同以往一样独立地生活在自己世居的地方。很明显，苗族部落是做出了某种让步而非真正被征服。如果苗族部落真是被收买而归顺的话，那在很早之前就会做出这种对他们有利的选择了。
1832年，台湾也爆发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叛乱。岛上几乎所有的士兵和官员都受到了死亡的威胁，因为岛上的起义军起誓要推翻压榨他们的清政府。于是，京城派来一名威望极高的将军。这位将军并未用武力征讨，而是与起义军和平谈判。在政府花费了大量的金银珠宝、绫罗绸缎之后，台湾岛内又归于平静。
1838年，几乎就在苗族部落刚刚退回到他们世代居住的蛮荒之地之时，清帝国又爆发了一场完全不同于以往的战争。这场战争使清帝国又一次陷入了混乱。迄今为止，中国人只是和番邦蛮族进行过战争，并且中国人自觉对这些蛮夷的战法了如指掌。另外，中国人向来带着一定程度的蔑视来对待英国人，因为在中国人看来，英国人不过是一些商人而已。中国人本可以躲过这场战争，但他们却自找苦吃。中国人挑起了一场战争，一场对他们来讲完全陌生的战争。而这场战争最终的结局对中国人来讲无疑是一场深重的灾难，尤其是对远离战场的皇帝来说。在皇帝的印象中，英国只是一个依靠与他的子民进行贸易来维持生存的国家。然而，战争的结局一定会让清朝皇帝吃惊。
第10节 鸦片贸易
描述这场战争的细节对我们当下的目标没有任何意义，但这场战争显然加速了中国革命爆发的进程。对于所有英国读者来讲，这场战争的一些主要事件依然清晰如昨。我们在欧洲大陆的邻居把这场战争称为不光彩的、非正义的鸦片战争。在我们看来，这场战争远不是这个样子，这绝对是一场强加给我们的战争。约瑟夫·玛利·加略利和伊万·梅尔奇奥先生，虽然是法兰西人，但对这个问题有一个比较公允的看法，对整个事件的脉络有一个清晰的认识。他们把问题归咎于清朝钦差林则徐，林则徐查抄我们的鸦片，由此引起了英国商人极大的恐慌。而根据约瑟夫·玛利·加略利和伊万·梅尔奇奥先生的描述，林则徐大约五十岁，身着朝服，头戴双眼花翎。林则徐在中国海关尽忠职守，极大程度地控制了鸦片走私活动。两位先生还说：“在法兰西，有这样一些不公正但已成既定事实的说法。那就是，在鸦片战争中，压力一直在英国一方，因为《南京条约》完全是按照英国的意思签订的。英国人在清帝国的海岸大肆走私鸦片，就如今天其他外国人在法兰西海岸和边境走私鸦片一样。但据我们所知，我们未形成这样一条规则，即政府会因他们的船上携带违禁物品停泊在勒阿弗尔港或马赛港而逮捕这些外国商人，并处以极刑。”[16]
出产鸦片的罂粟植株
位于印度的鸦片仓库
伶仃洋面上的鸦片走私船
林则徐虎门销烟
在东印度公司的垄断经营之下，我们从事着广泛的鸦片贸易，进行得谨慎适度。这种使中国各阶层都欲罢不能的麻醉品恶名远扬。鸦片贸易量保持着逐年增长的势头[17]，并且已经远远超过了清帝国从英国进口的其他商品贸易量的总和。上到皇亲国戚、高官大臣，下到平头百姓、贩夫走卒，都尽己所能手握一杆烟枪。在广东，所有的码头城市，到处是公开吸食鸦片的场所。就连天子脚下的北京城中，后宫嫔妃、宦官也吸食鸦片。如果不是皇帝自己早就预见这种行为的危害而禁烟的话，他也会成为一名“瘾君子”。道光皇帝颁布了严苛的禁烟法令，但都以失败告终。由于清政府的腐败无能，皇帝自己制定的法令、律例、制度都成为一纸空文。与之前很长一段时间一样，鸦片经由美国轮船被源源不断地运往中国。当然，如果英国能够并愿意放弃对中国的鸦片贸易的话，美国肯定会垄断中国市场。
清代鸦片吸食者
清代烟馆
在清廷还没有囚禁英国的鸦片走私者、查没英国的鸦片之前，中英双方就对很多问题有争议。在清帝国管控暴力事件的新章程还未发布、性格耿直的钦差林则徐还未到任的时候，如果按照公平贸易，英国有太多的无奈与怨气需要发泄。英国士兵和东印度公司的舰船不止一次地认为，很有必要用武力来试探一下清政府的虚实。1834年，清政府停止了和英国的一切贸易，这让英国的主要负责人弗朗西斯·纳皮尔焦虑万分。这场口水仗直到1839年战争爆发才宣告结束。最近有位事发当时正好在广东的美国作家，开诚布公地说：“确实有太多的不公，我们都有抱怨的正当理由。清廷政策的包容性越来越差，每年对外国人的政策都要一紧再紧，这对外国人产生了非常严重的威胁。毫无疑问，中国人都急切地想回到过去的老日子，断绝与外国的贸易，继续闭关锁国。中国人能成功实现自己的预期吗？如果中国人取得了成功，我觉得除在澳门会有少数像乞丐一样的葡萄牙人之外，再不会有任何欧洲人的存在。”[18]
有几个英国人，其中包括并未参与鸦片生意的人，被绑架到了岸上，受到不公待遇。英国的一艘战船被烧毁，一艘商船倾覆，船上的船员，包括印度水手及在英国供职的印度人都被处死。清廷试图在外国工厂前处决一名鸦片走私者。就在欧洲人出手阻止的时候，可怕的暴乱随之发生。在这场暴乱之中，由于欧洲人彻头彻尾的怯懦，工厂内的一切几乎被毁坏殆尽。林则徐没收并销毁了来自英国的所有鸦片，这些鸦片的价值接近一千两百万西班牙元。然而，还有另外一种说法：并不是所有鸦片都被销毁了，大部分鸦片反而被朝廷大员、官府小吏、大小衙役所侵吞，除留作自用外，还将剩余的转卖给他人。这次在东方海岸上发生的鸦片查没事件，顷刻间就使国外贸易者产生了极其强烈的反应。在很多地方，一些从事鸦片贸易的人走到一起组成联盟，这种情况让清政府非常担忧。
即使我们的舰船近在咫尺，林则徐仍旧大声宣告，号召所有中国人武装起来，操练起来，消灭“红毛鬼”。1839年11月3日，我们摧毁了林则徐率领的几艘战船，原本这些战船是要出珠江与我们交战的。1840年，我们占领了香港和舟山，南至定海港，北至海河，直到天津。1841年，在谈判无果的情况下，我们摧毁了粤河河口的一处炮台，歼灭了数量庞大的火筏，将广东团团围住，最终迫使对方缴械投降。广东巡抚也同意支付六百万美元作为解围的赎金。对于这些被围困的地方，清朝军队已无力救援或予以保护。一位离事发地不远的美国作家这样说，为了避免一场残酷的杀戮————这场杀戮不仅可能来自城外的敌人，也有可能来自城内为数众多的清朝军队和愤怒的百姓————投降成为人们能够接受的选择，并且还表现出一种慈悲的动机。然而，接下来，城中百姓对外国人表现出的不友好的行为完全没能回应我们在此情形下所表现出的克制。[19]
清军水师与英国舰队在穿鼻湾交战
所有这一切都没能结束清廷的敌对行为，因为道光皇帝坚信他们依旧可以战胜我们的坚船利炮，耗尽我们的精力，把我们赶回大海。1841年，我们占领厦门、镇海、宁波。在占领宁波一个月后，道光皇帝颁布了一项法令，号召军民消灭蛮夷。1841年底，我们又攻陷了其他三座重要的城市。此时，道光皇帝仍在坚持抵抗。1842年，我们逼近南京————清王朝的第二大城市。要不是道光皇帝及时收敛了自己的固执，南京很快就会落入我们手中。我们的军队猛攻乍浦并最终将其拿下。乍浦一直是中国与日本之间往来的重要港口。三百多名清兵躲入寺庙寻求庇护。这些士兵错误地认为，投降后不会得到善待，因此，他们焚毁了休战的旗帜，打死打伤多名英国军官。他们这种无谓的抵抗导致几百名清兵丧命，只有约四十人侥幸生还，沦为俘虏，但很快又被释放。一些人在见识到我们的军威后，携家带口地四散而逃。然而，大部分丧命于寺庙的清军官兵的妻子就显得非常可怜。她们认为，一旦被英军抓获，就会终生为奴，因此，她们将自己的子女沉入水塘或水井，然后自尽。然而，恰恰是让她们倍感恐惧的英国士兵及时将她们救下。
厦门战役
就在占领乍浦不久之后，我们的战舰就开进了长江。这条河发源于青藏高原，绵延六千三百多千米，最终流入大海，是仅次于尼罗河和亚马孙河的第三长河。它为众多运河提供充足的水量，让它流经的土地得以长期的灌溉，使河洲地带商业繁荣，大河两岸地产丰硕。长江自身的宽广，有力地昭示着这片土地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大河流域。1842年7月20日，我们的战舰停泊在镇江。这里有坚固的防御工事，被视为整个清帝国的门户。城中驻有清朝军队。群山凸出在江面之上。清朝军队在山上安营扎寨，数量庞大，乍看上去令人心生畏惧。但英军刚一踏上江岸，多数清兵就从山上落荒而逃，冲下山去，作鸟兽散。尽管如此，部分清兵还是勇敢地死守城池，寸土必争，不断地从城墙上向下开火。但最终，我们还是借助云梯爬上了城墙。后来英军又遭到了一些零星的抵抗，其间不少英军受伤或被杀。但不久之后，英军就将英国国旗插在了城墙之上。清军统帅躲进房间，坐在自己的椅子上，命令随从将房间点燃。这位清军统帅的尸首在第二天被找到，烧毁严重，但仍保持着坐姿。他以这种姿态迎接他生命的最后一刻。战斗结束后的第二天早晨，街道上遍布尸首，房屋几乎成为一片废墟。衙门公堂仍然冒着火苗，和其他我们占领的城市一样，店铺被暴民砸开并洗劫一空，自尽的女性比在乍浦的数量更多，更让人不寒而栗。1842年8月中旬，英国战舰距离南京只有一步之遥，南京城内驻扎着约一万四千名清兵。这些士兵的英勇还没有来得及经受考验，道光皇帝就已经发现“红毛鬼”的数量对他来讲无法承受。于是，根据《南京条约》，他同意赔偿二千一百万银元，开放五座港口城市，即广州、厦门、福州、上海及宁波。规定进出口关税的常规税率，使英国商人的贸易不受影响。而在这之前，英商饱受清政府的不公正待遇。英方同意从舟山撤兵，但提出香港岛应永久割让给英国。在战争结束之后，有一些政治狂人，大都是些广东人，妄想着能重新得到香港。耆英，签订《南京条约》的清朝大员，由于向英国人和其他外国人示好，招致统治集团的仇视，被谴责丧权辱国，并遭到百姓公开的憎恨与报复。当时，有一些奇怪的文章，其中一篇这样写道：“我们饱食终日的官员们对那些英国悍匪所做的违背公平正义的事情不闻不问，即便再过五百年，这将依然是我们的耻辱。当年五月，二十多位中国人死于陌生人之手，他们的尸体被扔进河里，葬身鱼腹。我们的官府对此无动于衷，充耳不闻。官员们把外国恶魔奉若神灵，而中国人在他们眼中还不如阿猫阿狗，命如草芥。万民哀叹，义愤填膺，悲伤之深，沁骨入髓。”
乍浦之战，英军进攻天尊庙
镇江之战，英军进攻镇江西门
签订《南京条约》
第11节 极具煽动性的宣言
厦门、宁波、福州、上海的百姓欢呼战争的结束，以及港口的对外开放。然而，在广州却是另外一番景象。尽管清政府已严令放下武器的散兵游勇返乡，但仍然有满汉兵卒游荡在城中，他们食不果腹，衣不蔽体，神情沮丧，随时有可能制造动乱。一些秘密团体和煽动分子召集散兵游勇的头目，蛊惑百姓，传播谣言，说英国人不满于当前所得，意欲殖民海南岛。这些言论以最具煽动性的文字传播开来。在对清帝国的国家尊严和主权完整进行了一番深思熟虑，并且对居住在清帝国的外国人展示了最大的善意之后，这篇报道继续写道：“兹有英国，其王男女互易，其民鸟兽不定，性情残暴，虎狼不及；心性贪掠，可比蛇豕；如一切西方蛮夷，其行诡秘；如夜行之鬼魅，骤然跋扈；乾隆嘉庆两朝，英夷谦卑如臣，恳求觐见，奉以贡品；随即肆意，觊觎舟山，然我主英明，洞察其阴谋伎俩，断然拒绝其无理要求。自此，其与我国之奸商沆瀣一气，互通买卖，引祸鸦片，戕害百姓。屠我国人，实为英夷所为；其心非人，欲壑难填；探究一时和平局面之真伪，实无必要。唤我国人，奋起反抗，精诚团结。愿以此生奉献于为民复仇，以昭示我辈真诚之夙愿，拳拳爱国之真心。苍天在上，俯察吾等，吾等定不负初心，意如磐石。”
开放后的厦门
荷兰人绘制的福州城市貌
这篇宣言或者说战斗檄文最令人感到奇怪的是：第一，檄文是广东巡抚衙门经过商讨同意发布的；第二，广东巡抚衙门宣称他们对此檄文的发布无力阻止，也无力干涉；第三，此檄文发端自三合会或其他秘密组织。
为了消除不良影响，另外一个亲英的组织，或者说是愿意看到和平的组织，发起了一场公众大会，印发了公告推翻先前檄文的言论。但比起他们的对手，这些亲英组织就显得有些人少势单，胆小怯懦，不够积极。尽管檄文的发布没能撼动英国强大的海军和国家，但清朝的那些爱国之士放火焚烧工厂的事件又出现了，大量的战利品被加入爱国队伍的江洋大盗洗劫一空。自此，小规模的战斗不断地在广东各地爆发。似乎在此地，财产和生命的安全已远不如《南京条约》签订之前那样有安全保障了。[20]
无论在哪里，只要战端一开，英国官兵就能看到一个衰败、腐朽的清王朝。清朝的百姓看起来像被抽去灵魂的行尸走肉。到处可见刚刚还像个男人一样拿起武器的清军士兵，很快又像绵羊一样四散而逃。这些人没有战斗的勇气，有的只是无尽的绝望。他们逃避光荣战死的良机，却成群结队地自尽。这种野蛮的禁欲主义[21]在任何时候都很普遍。这种对生命的蔑视和在行动中表现出的怯懦是很难调和的。往往是传统的权威使两者奇迹般地结合在了一起。同样的一个人，在面对白刃时惊恐战栗，但因害怕身份显贵的主人贬低或斥责自己，在服毒自杀或悬梁自尽时却表现得毅然决然。[22]
未受官吏强迫的地方，百姓对我们的士兵和水手还算比较友好。这种情况在北方省份表现得尤为突出。离京城越近，对我们友善的人越多。但无论南北，百姓对清政府的表现极其不满，私底下都在抱怨统治者的贪婪、不公、压迫及残酷。事实上，百姓对国家律令原有的忠实与顺从似乎已经荡然无存。随着中国百姓对我们治国方式的熟悉，他们对我们的敬意与日俱增。虽然禁令严格，但大量百姓还是移民到新加坡和其他英国殖民地。相当数量的人来到印度，亲身感受在我们统治之下当地人宁静、安心的生活。在中国许多地方，由于这些在外开阔了眼界的人返回家乡，以及一些传教士传播的外面世界的信息，中国百姓逐渐了解到英国统治下的印度与他们的皇帝和官员统治下的中国不可同日而语。
第12节 清王朝衰败之相
鸦片战争后，清政府的首要举措是征收新名目的苛捐杂税。这遭到百姓的坚决抵制。一方面，苛捐杂税名目繁多，百姓无法忍受；另一方面，清政府在鸦片战争中大败，百姓开始蔑视清政府的权威。百姓全力抵制新税。于是，清政府派兵强行征税。不过，官兵大都遭到了百姓攻击，最终落荒而逃。郭士立说：“这是极其矛盾的。官员都是凡人，皇帝无法改变世界。然而，皇帝假装能改变世界。结果，在充斥着羞辱的失败面前，皇帝与王公大臣低下了头。这将为这个国家留下难以磨灭的印象。在这片土地上，民主渐渐兴起。它主张人的权利。长者和士绅牵头，想方设法使政府关注百姓的疾苦。政府官员如果有困惑，可以首先请教他们。如果政府官员没有满足百姓的愿望，他们会及时进言。如果他们的进言没有起到作用，他们就会率领百姓围攻衙门，诉诸武力，铲除有悖礼法的东西。”
“在广东，起义运动的领袖们是一些极具煽动性的人物。这些领袖召开所谓的“巨人会议”，对时下公共大事品头论足，发表意见。这些人所有的努力都是为了让百姓参与政治，真正地建立大家经常挂在嘴边的制度。那就是，政府应该为了百姓而存在，而不是百姓为了政府而存在。虽然这种做法的实施有利于限制官员的权力，但它打破了整个现存的宗法专制制度，导致了民主的无政府状态的兴起。
“有一次，一个人在街上打了另一个人，被打的人向自己的同伴求助，很快便纠集了上万人。他们径直奔向让他们厌恶的官员的府衙，并将府衙烧为平地。这些人宣称，拥有权利的百姓将以这种方式为自己复仇。朝廷随即召集了军队，但并未攻击百姓。清政府越来越软弱无能，面对这样的挑衅，只能视而不见。”[23]
事态发展至此，意味着清政府也走向了衰亡。
郭士立还举了一个令人震惊的事例来说明百姓的盛怒。“一位满族将军打了一个女人。这个女人经常纠缠着这位将军，在他的府邸前乞讨。在人来人往的大街上，她把身上的鞭痕给路人看，还立起一块牌子，号召人们为她报仇。当晚，一群暴徒聚集在一起，混入城内，砸碎了将军府邸的所有家具，把这位将军抓起来，按倒在地，拿鞭子在将军身上抽。抽打的数量正好是先前他抽那个女乞丐的两倍。类似场景在中国很多地方不断上演，形势对百姓越来越有利。一些人品极坏、油嘴滑舌的人摇身一变成为领袖人物，为非作歹。官员们经常被迫花钱免灾，收买这些煽动分子，用极大的让步换取一时的安宁。整个国家经历着一场始料未及的变革。百姓人人武装，游行示威，表面上是为了铲除匪患，实则是在震慑官员，对清政府施加影响。卖官鬻爵的情形愈演愈烈，原本一无是处、毫无能力的人窃居了禄位，这些都引发了百姓的仇恨和反抗精神。城市平民和农民如今都成了政治人物，荒废了自己的本业，因此，生活越来越贫穷、痛苦。强盗多如牛毛，到处为非作歹，干尽坏事。的确，城市平民和农民很快转变成了一股为数众多、实力强大的对抗政府和军队的力量。”
很多人预测，如果不是道光皇帝很快就驾崩了的话，清帝国将不复存在。任何一个有头脑的人都坚信所有的省份都出现了导致分崩离析的因素，并且这些因素发挥着极其强大的作用。驱逐清王朝所需要的只是一个适当的领袖、一面号召的旗帜和一句团结的口号。道光皇帝在签订《南京条约》后又执政了八年。这份条约让清帝国在痛苦中走向了衰亡。
1846年，世界性的金融困局再次出现，并且形势比以前任何一次都要严峻。在其他国家，财政收入与人数的增长并肩增长，但在中国，情况好像恰恰相反。中国的人口数量似乎已经达到了我们的经济学家所说的极值。中国国土支离破碎，百姓靠一小块土地生活，难以维持生计，更无力承担各种赋税。因此，众多的人口反倒使正常的税收制度变成一件无法实现的事情。
1847年，英国多次被迫向河口要塞派兵，不止一次地缴获、移除或者摧毁清帝国的炮台。
英国发动的针对道光皇帝的战争有一个直观的效果，那就是道光皇帝又开始了偶像崇拜。先前，他公开表示坚定信奉儒家思想，并且对其他一切形式的偶像和外来神灵均持蔑视态度。但如今皇宫里的偶像已经远远不够他膜拜，于是新的偶像不断地被运进皇宫，曾被弃置一旁的旧偶像得以重见天日。道光皇帝屈身在地，焚烧香烛，拜倒在这些笨拙的雕塑前，心里想着，要不是当初他将这些偶像丢弃，他的军队和战舰也不至于被那些“红毛鬼”打败。一场严重的饥荒又加重了他这种病态的思想。由于常年战乱不断，清朝国库早已被掏空，大量的黄金白银都用来给付战争赔款。道光皇帝依然从各地搜集各种偶像，没完没了地焚烧香蜡、纸钱。与此同时，大陆匪患猖獗，土匪继续到处打劫；海上也不安宁，海盗重新横行海面。起义暴动遍布长城内外。喀什和另外一座重要城市受到起义军的攻击并被占领。驻扎在城内的清军溃败而逃。不知所措的道光皇帝没有派兵增援，反而送去了金银钱财及其他赏赐与起义军讲和。一些较小的边境部落也发生叛乱，青海的部落首领向内地进犯，并利用手中的武器进行掠夺，带着抢来的赃物返回深山，留下的只有穷困、恐惧与绝望。随着道光皇帝驾崩，这种形势更加严重。在河南，令人畏惧的洪水冲毁了所有的庄稼，并夺走了很多百姓的生命。继河南的灾害之后，其他地区也遭受了洪水和灾荒。郭士立说道：“对于普遍认为的中国的‘富足’，我们只能说，我们在这里看到的物质匮乏比其他任何地方都要严重，尽管我们没有把当前普遍存在的苦难全部归咎于清政府。家长式的政府如今更多地只是一种说法。与其说朝廷是家长，不如说是一位专制的君主和审判者。在一个随时随地爆发叛乱的国家探讨持续的安宁显然是强词夺理，罔顾事实。”
注解：
[1] 耶稣会，天主教主要修会之一，1534年创立于巴黎。耶稣会传教士主要从事传教、教育，并组成传教团等工作。————译者注（本书若无特殊说明，均为译者注）
[2] 这里指的是咸丰皇帝奕。
[3] 其汉名为“张诚”。
[4] 根据约瑟夫·玛利·加略利和伊万·梅尔奇奥先生的记述：道光皇帝并未能一直信守一夫一妻制，他的皇后是满人，并未裹足，他们夫妻没有子嗣，但他与其他妃嫔生有多子。在中国清代和土耳其，法律对嫡出与庶出的规定并无不同，庶出子女享有与嫡出子女完全相同的权利。————原注
[5] 郭士立：《道光皇帝传》，伦敦，1852年。————原注
[6] 郭士立：《道光皇帝传》，伦敦，1852年。————原注
[7] 郭士立：《道光皇帝传》，伦敦，1852年。————原注
[8] 威尔斯·威廉姆斯：《中央王国————一份对清帝国的调查》，纽约，1848年。————原注
[9] 亨利·乔治·博恩：《关于中国的图片、文字、历史及阿瓦、缅甸、暹罗、安南纪事》，伦敦，1853年。————原注
[10] 郭士立：《道光皇帝传》，伦敦，1852年。————原注
[11] 毛拉，即宣礼师，伊斯兰教教职称谓。
[12] 安拉，伊斯兰教认为的宇宙唯一的主宰。
[13] 浩罕，中亚国名，主要居民为乌兹别克人。
[14] 即天地会。
[15] 具体使用了什么手段不得而知，但有怀疑说朝廷的招抚条件并未和盘托出。————原注
[16] 约瑟夫·玛利·加略利、伊万·梅尔奇奥：《中国的起义》，巴黎，1853年。————原注
[17] 鸦片贸易一直是非法贸易，因为它对人的肉体和精神都有严重的伤害。————原注
[18] 奥斯蒙德·蒂凡尼：《广东的中国人》，纽约，1852年。————原注
[19] 威尔斯·威廉姆斯：《中央王国————一份对清帝国的调查》，纽约，1848年。————原注
[20] 亨利·乔治·博恩：《关于中国的图片、文字、历史及阿瓦、缅甸、暹罗、安南纪事》，伦敦，1853年。————原注
[21] 认为肉体与欲望是万恶之源，在此表现的是对肉体仪式性的惩罚。
[22] 约瑟夫·玛利·加略利、伊万·梅尔奇奥：《中国的起义》，巴黎，1853年。————原注
[23] 郭士立：《道光皇帝传》，伦敦，1852年。————原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