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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间，抱着新长出来的曲线缩着身体，她知道中国女孩罕有这么玲珑的，势必引人侧目。看得出是假的么？猜得出藏了什么？她得格外小心，钱可不是她的。习惯了就不觉得特别热，有如发烧出汗。没有翻身的空间，可是塌塌米上总有不断刮擦的声响，像热锅里有活螃蟹窸窸窣窣地动。
茶房来开窗，她醒了。人人都坐起来迎接黎明的微风。翁太太拍拍发髻，头发一点都不毛。她瘦削结实，伶伶俐俐的，一双小眼，同琵琶的一个表姑很像，是秋鹤的姐姐。她显然也觉得琵琶眼熟。茶房送来一盆盆温水。等着洗脸，她笑道：
“你睡觉真规矩，看得出来你的家教很好。”
“哪里。”琵琶忙笑着咕哝了声。她的老阿妈对睡觉的姿势特别讲究，又是跟贞洁有关。睡觉像弓，千万别仰着睡。可怜的老阿妈没能将她调教成淑女。淑女不是一个阿妈造成的。她还健在吗？她又能帮得了什么？三年后回来了，还是没有钱能寄给她。可是听见彼此还活着似乎就够了。她也渴望见到姑姑，也不介意空着手跟父亲后母面对面碰上。她在战争中学到许多，也遗忘了许多。
第三晚船停了。
“到厦门了。”话传开来。
“怎么着？”余先生松垮垮的下巴动了动，“走了这么久，才到厦门？”
翁先生摇头，“照这种走法，哪天才到上海。”
舱房里哀叹连连。又得挪出空间来给厦门上船的客人。有些刚上船的人在窗外露宿。隔天琵琶经过，只见是年青人头发长到眼睛上，有的坐着包袱，有的倚着铺盖卷。他们留长发，学台湾人，台湾人是从日本人那儿学的拖把头。福建人曾迁居台湾，两个地方的人很难分辨，不过这些一定是矮小的福建商人跑单帮的。台湾人被视为二等日本人，不会在通道上露宿。
到上海正常航程是四天。第五天甲板上有吵嚷声。琵琶听见比比喊她，奔出去同她一块站在阑干边。
“看，看。”
她什么也不看见，眼前只有蛋壳青的海洋皱着鱼鳞似的波浪。今天没有太阳。
“看上面！”比比喊道。
她紧贴着阑干，探出头。高高的天上悬着两座遥远的山峰，翠绿的山蒙着轻纱，一刀刀削下来，形状清峭，只在中国山水画里看得到，半山腰上云雾缭绕。是东海上三座蓬莱仙岛？浮在白茫茫的天上，不可思议。人人都瞪着看，唯恐一眨眼就消失不见。
“是台湾。”她听见有人说道。
“台湾的山有这么高么？”
“南部有。”
“南部哪儿？台南么？不会在那儿停船吧？”
众人直着眼，直看到山峰越来越高，消失在眼前。
“是不是很像中国画？”比比同琵琶道。
“是啊，我不知道真有这样的山。”
“你现在知道我说中国画更美的意思了吧。”
“嗳。”
晚餐时余先生垮着下巴质问道：“怎么会跑到台湾来了？越走越远了。”
“委实是兜了一大圈。”翁先生道。
谁也不说是躲避飞机与潜艇的原故，说了出来触霉头。谁也不去想这个如影随形的危险，船上的生活像活在玻璃箱里，有种虚构的性质，近乎奢侈，仿佛在海上扮家家酒，也不知是在水族箱前吃饭，里头的巨大八爪鱼吸住玻璃，很难找到的眼睛不理他们，他们也不理它。
台湾海岸出现了，长长的斜坡切过淡蓝色的海水，隐约像长江以南。黄昏时船只停泊在基隆外。加燃料还是添补给品？看不见港口，准是在外海下了锚。琵琶没看见蒸汽船或舢舨靠过来。船只静静伫立在白雾中。靠着阑干，她听见有闽南话的吆喝，像是下方传来的，却什么也不看见。隐隐绰绰看出两艘渔船，稍有一段距离之外，各挂着盏红灯笼，上下晃动。渔船在自己的阴影里载浮载沉，水线一抹浓灰，笔酣墨饱，傍晚的淡灰虚空里唯一流动的东西。她看着它在船下大蛇似的动作，伸展收缩，伸展收缩。这阵雾连声音也窒滞了，只偶然有拍水声。
也真怪，她竟来到祖父战败的地方。基隆古名鸡笼，后来才改成了较好听的同音字，所以原本关鸡的笼子变为基业昌隆。她相信在祖父那时代还是旧名。当年对他阳奉阴违的福建人也在这艘船上，仍是这个国家唯一的水手。只可惜她不了解航海史，不然就能拟构出古老的战船，与补充的帆船蚁聚。水兵身上的制服绣着一个大圆，圈里写着“勇”字，一个在前胸，一个在后背。水手的衣服也同样色彩鲜艳。战吼震天，大炮在雨中吐出火舌。这片海岸应该不是下雨就是起雾。努力从时间的帘幕中看清楚，只觉帘幕轻轻吹在她脸上。
“你在看什么？”
她转身看见旁边站了个日本兵。咦，她竟然听得懂他讲的日语。她忍不住回答，课本里有句话很像。
“红灯笼很漂亮。”
“嗳，很美。”他说。
两人站在那儿看着渔船。他快三十的年纪，可能更年青些，略矮，侧影苍白齐整，厚重的制服与宽松的长袴散发出汗臭味。一时间她只觉他是个普通男人，活得很辛苦。
“你喜欢不喜欢日本人？”他问道。
她表情茫然，他再问一次，同样严肃的声气，速度放慢：“你、喜、欢、不、喜、欢、日、本、人。”
“我朋友在叫我。”给她思忖的时间过了。
“哈。”他微点了个头。
她逃进下层甲板。
熄灯后舷窗又都关上。窗子开着都热得受不了，因为船不动，也没有风。琵琶晚上出汗出得厉害，不免担心身上的钞票会像忘在衣服里的钞票经水之后一样湿透，成了废纸。好容易睡着了，塌塌米一震，四周响起松了口气的叹息，又吵醒了她。黎明了，船又出发了。
走了八天，终于听见上海话“到啦！到啦！”舷梯斜伸在一道矮墙上，一群挑夫等在那儿，两手乱划。码头没有管制。到底是上海。挑夫全都穿着红色无袖大外套，上头有编号，倒像是三明治广告人。都笑喊着别扭的上海话，长江以北来的。他们有什么值得开心的？全然没有理由。是的，是同一批人，还在这里。在别的地方，无论人有多好，不会像在上海一样笑。长江下游的这些圆墩墩的脸孔就是比较容易绽开笑颜，像盒子一样敞了开来。琵琶发觉自己也在笑，虽然手忙脚乱想抓住行李箱，以免从斜坡滚下去，再奋力抬过矮墙，让挑夫争抢，大奖似的，微微觉得像古时候的女孩子抛彩球招亲。可惜没有更多行李让其他挑夫扛，多到丢了一件也不在乎。
她在码头外等比比。
“到我家来。”比比道。
“我还是先去姑姑家。”
“可以到我家打电话，看你姑姑在家不在家。”
两人各坐一辆黄包车。她并不担心珊瑚，她绝对可以依靠。一个钟头之内她就会在电话中听见姑姑的声音，惊讶含笑，并不过于愕然。
栈房与棚屋从宽敞的马路向后退，很奇怪，这个毫无特色的区域你绝不看见，除非是来来去去，总是情绪起伏的旅程。上海似乎特意隐藏起来，不愿送别，也不愿迓客。她记得上次她来才八岁，得仰着头透过长长的溜海往上看，看得吃力，什么印象也没留下，只记得自己的新衣新袴上全飞着大蝴蝶，乡下孩子坐着古老的马车。为什么每次回上海总觉得像是衣锦还乡？
“你在上海了。”比比转过头来，放声喊道。
琵琶一笑。
古人说：“富贵不归故乡，如衣锦夜行，谁知之者！”她并不是既富且贵了。只是年纪更长，更有自信，算不得什么，但是在这里什么都行，因为这里是家。她极爱活着这样平平淡淡的事，还有这片土地，给岁月滋养得肥沃，她自己的人生与她最熟悉的那些人的人生。这里人们的起起落落、爱恨轇轕是最浓烈的，给了人生与他处不一样的感觉。
更近城里，街衢仍没有面貌，碎石路面闪着灰色的强光。房舍简直无法形容，只是一群群灰砖与卡其色混凝土，老旧的商业大楼与摩尔人式圆拱，衖堂的排门与古老的中国角楼。事实是即便上海的市中心都无从捉摸，不见特色，宽阔的街道两旁栽着洋梧桐或悬铃木，说是像法国，多用途的公寓大楼说是像北欧。还有新的盒子似的西班牙式衖堂。加油站红金双色的亭子。广大的老银器店，书法写的大招牌，招牌顶上还有金银细丝工，像新娘的头饰，夹在新店铺间。新店铺都是玻璃橱窗，单有一件连衣裙与时髦的照明灯。处处可见各种不同时代的外国建筑。红的黑的治花柳病的海报张贴得到处都是，倒使肮脏晦暗的建筑亮了起来。不像香港，上海不是个让人看的地方，而是个让人活的世界。对琵琶而言，打从小时候开始，上海就给了她一切的承诺。而且都是她的，因为她拼了命回来，为了它冒着生命危险，尽管香港发生的事已没有了实体，而是故事，她会和姑姑一笑置之的故事。上海与她自己的希望混融，分不清楚，不知名的语言轰然地合唱，可是在她总是最无言的感情唱得最嘹亮。
黄包车颠簸着前进，车夫金黄色的肩膀在蓝色的破衣下左高右低、右高左低。他们转入了南京路。前方三家百货公司矗立，灰色的堡垒，瞭望塔彼此面对。然后是翠绿的跑马地马场与草坪上的维多利亚罗马式钟塔。景物越来越熟悉，心里微微有阵不宁，仿佛方才是在天堂，刚刚清醒。
“一点也没变，是不是？”比比喊道。
“嗳。”
那年夏天她从天津到上海，这首歌全城传唱：
“太阳，
太阳，
太阳它记得
照耀过金姐的脸
和银姐的衣裳，
也照着可怜的秋香”
也是夏天，也是早晨，上一次她坐在敞篷马车里，老阿妈陪在身边。太阳暖烘烘照着车篷没拉起来的黄包车，照着她的胳膊腿，像两根滚烫的铁条。我回来了，她道。太阳记得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