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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李装不下那顶大斗笠，她得戴着，可是斗笠四周披着蓝布，会阻挡视线。末了她把色彩俗丽的圆顶车轮挂在背上，空出手来提行李。同行的俄国男生帮每个人叫了黄包车，她坐在座位上，行李摆在脚下，双手抱着。极大的喜悦四平八稳坐在她心里，满涨到她的眉毛上。带着上班的人视而不见的眼睛，她看着香港在明亮炎热的早晨匆匆掠过。大学的长围墙爬满了九重葛。乳黄色灰泥石阶墙上又加了一排排绿釉小柱，约摸一尺高。十字路口的一棵大树垂着粉红色花朵，蝴蝶般轻盈。碎石路在山与海之间往下流动，海那一边下沉的屋顶竖满了洗衣柱，一头栖在街道上。她不觉得这是最后一眼。小时候离开天津也只觉是到别的地方去，而不是离开一个地方。
码头不许挑夫做生意。她加了衬垫的胸部与小腹将棉旗袍撑了起来，下摆拉到膝盖上，像观光客误打误撞闯进了战争中。到了设路障的码头，八个人取出文件给哨兵检查，鱼贯而入。码头上只有他们八个人。唯有一艘船，昂着头，靠码头很近，既小又旧，漆着日本名。
“等一下来找你。”比比说，同宝拉与叶先生、俄国男生拖着行李与帆布袋走上短短的舷梯，进了船下方的舱门。
日本兵伸手要琵琶的船票，看了一眼，挥手要她走另一头。她拖着行李，颠簸着上船。看守另一个舱口的日本兵拿来福枪指着行李，她蹲下来，打开让他看，随后拖着行李上了宽舷梯，梯子斜角搭着船，有整艘船那么高。不见别人上来。她一个人奋力拖着行李往上走，脚下的环链舷梯好软，世界仿佛滑开去，像山崩了，干燥的淡褐色大地松脱侵蚀了去。她不敢朝下看船只与码头间的深谷。失足了，日本兵绝不会跳下水去救她。
顶层一个人也没有。她从一扇窗望进去，是食堂。长桌中央摆了玻璃花瓶，桌子铺着白色桌巾，西式的。一定是头等舱。她不能拖着行李找二等舱。总该有个茶房吧？
她正徘徊不决，一群人绕了过来。一看就知是日本人在巡视，队形紧密，深色西装，高矮划一，比到医院巡视的人数多，神情不那么严肃，但同样地生气勃勃。通道变窄了，他们改成纵队，让一个有金色穗带的船长越众而出引路。船长背后竟是张夫人，印花丝旗袍，白色蕾丝手套，高跟鞋，张先生在她后面，夏季西装，墨镜，拿着手杖。两人同时看见琵琶。
“嗳。”张夫人笑着哼了一声。
“嗳，你好啊。”张先生道，“真想不到。”
“我真高兴。”琵琶道。
“想不到会同船。”张夫人道。
“票很难买。”他道。
“是啊，我费了好大的工夫。”琵琶道。
“你怎么买到的？”他问道。
她迟疑片刻，太得意不愿一语带过，当着这么多日本人却又连提都不能提。“是主持我们那地方的人帮忙买的。”末了，她含糊漫应道。
“运气真好。”张夫人道。
琵琶后退压着阑干让另一个中国女人过去，她也同张夫人一样盛装打扮，年轻些，个头大，倒也漂亮，看得并不真切。可是女人后面的中国男人却让她仔细地看了一眼。他高个子，灰色西装纤尘不染，不知怎地却像是借来的。脸上没有血色，白净的方脸，一对杏眼，八字胡不齐整，谦让似的侧身而行，仿佛生怕被人碰到。还有三个日本人随行，顶巴结的模样。
他走过之后，张夫人悄声对琵琶说：“那是梅兰芳。”
“真的？”
琵琶真不敢相信竟然与梅兰芳博士同船，他可是有口皆碑，当代最漂亮的中国人，到美国巡回演出京剧之后，加州大学还赠他荣誉学位。反串旦角的名伶与外交家都被日本人押送回上海，他们在上海的名气可以让日本人好好利用。同梅兰芳一起的女人是他的姨太太，满洲人，结婚前也是京戏演员。
“我认不出来。”她低声道，“留着胡子。”
“嗳。”张夫人忙笑道。
看来胡子这事是不能提的。琵琶想起来了，他蓄须明志，退出菊坛。从还留着胡子来看，他还没投降。日本人对张先生似乎也还客气。他们实在不该站在这说话，虽然那些日本人还在后头，并未露出不耐的神色，只是靠着阑干，望着海轻声交谈。
“你的房间在哪？”张先生委婉地说，省得提到三等舱。
“不知道，是二等舱。”
“二等舱？”张先生太惊讶，忘了该婉转，“二等舱的船票买不到。”
琵琶笑笑，“我知道。”
他犀利地瞧了她一眼，将她的大海滩帽，紧绷的衣服，突起的胸腹尽收眼底。琵琶注意到了，突然明白张夫人怎么会望着她的脸眼睛却不对焦，就跟她尽量不去看莲叶的大肚子一样。她跟他们一样地震恐，同时又想笑。
张先生微一鞠躬告退，登时生分起来，脸上因恐惧而僵硬。不管她的日本朋友是高阶低阶，伟大渺小，蜜蜂一螫都是有毒的。
“上海见。”琵琶说。到了上海他们就会知道她是怎么拿到船票的。亲戚总会知道。
“再见了。”张夫人气恼地说，走在先生前面。
他露出一抹温和圆滑的笑，点了点头，搭拉着眼皮看着地下，顿时像极了一般的中国老人，而不是自美归国的留学生，有三十年的外交经历。他跟着太太进了舷门。后面的日本人聚拢来，挡住了视线。
二等舱整个是个大房间，部份高起，铺着塌塌米。坐在塌塌米上的人是上海人，听见謍謍的谈话声就像已经回到了家。不习惯抬着腿坐，每个都是袜底朝着人。最近的两个女人像富家太太，比做先生的更公然打量她，判不出她的斤两。是她那顶诡诞的帽子。她把帽子摘了。上海口音与绝对会有的野餐篮网袋装着热水瓶，使她大大地放下了心。就缺瓜子了，整个就会像是坐火车到杭州旅游。脚下的塌塌米震了震。一波喜悦与松懈的浪潮冲刷过舱房。上路了。
琵琶正纳罕该不该到上层去找他们，能不能上得去，比比找来了。
“这里真热。”比比道，四下环顾。
“下面怎么样？”
“恐怖嚜，出去吧。”
“我的东西留在里头好么？”
“不要紧。你的头发不热？我要扎辫子。”
她把自己的头发扎成辫子，还有琵琶的。两人上甲板闲步乱走。南中国海与当初两人一同来香港时一样湛蓝。归程的海让琵琶更觉得小而温暖。两人轮流坐在金属桩上歇脚，看着来来去去的乘客。不看见一个头等舱与二等舱的客人。塌塌米上的妇女也不看见。忙着看顾自己的东西，或许是在躲日本人？船上有日军，琵琶看不出是不是同一个人特为摇摇摆摆地走动，反正都穿着宽松的卡其袴与马靴。中国人放弃新鲜空气也不觉可惜，留在舱里看守女人行李。有点像是上了贼船。
“比比！吃饭了！”塔玛拉从舱门口朝下喊。
琵琶也进去吃饭。八个人的中式午餐在塌塌米上零星散开，她也因陋就简，别扭地拉拢开衩旗袍，安置膝盖。菜色表现出日本人的节俭，只有咸菜与清清如水的汤，饭倒是多，煮得很硬。不听见有人抱怨，人人都预备着吃苦。那两对夫妻熟了起来。翁先生翁太太年纪较大，也较富有。翁先生一张黄褐色大脸，要人似的屈着身，同有钱人一样一举一动小心谨慎，不出风头。翁太太细瘦，长发挽个髻。年青的余太太透着男孩子的漂亮，一双圆圆的黑眼像小鸟。饭后不久她回舱房来同先生道：
“有炒年糕。”
“在哪儿？”他问道，灯笼下巴松软软地垂着。
“船尾。”
“多少？”他低声道，一半胳膊探进长袍口袋。
她拿着钱出去了，回来端了一大碗的切片年糕，与碎肉菜豆同炒。还另拿了双筷子。她先生吃了几块，余下的她吃了。翁太太顶感兴趣地看着小山堆似的碗，问道：
“多少钱？”
“两块五。”她嗫嚅道，有些不好意思。
“港币？”
“是啊。也有炒饭。”她主动道。
下午晚一点，琵琶回来找手帕又看见她在吃一大碗炒饭。肚子里长蛔虫？还是有喜了？黑旗袍衬得她既瘦又小。她不爱丈夫，拿吃来弥补。不，还许是打仗的原故。战争之后总是饥荒四起，单是成天想着吃的就让你老觉得饿。又加上海风。琵琶跟比比随处乱走，一接近卡其油布顶下卖炒饭和炒年糕的，总自觉地背转身去。
亮灯之前，茶房把窗都关上了，拉上了黑窗帘。众人一片哗然。
“会热死人的！”
“这么热晚上怎么睡？会闷死。”
“其实不犯着开灯。”余先生道，话一说完一阵静默。人人都怕财物被偷，漆黑中谁也不信任谁。
“船上的规矩就是整夜开着灯。”翁先生道，分寸拿捏得刚好。
“这么热晚上怎么过？”余太太将手绢绉成一团，挜进领子里，隔开衣领和颈背。
“他们怕让飞机看见。”余先生同她解释道。
“嗳哟，别说了，可别遇上了轰炸。”她道。
“是啊，那可就砸了鸡蛋了。”翁先生草草地道。
默然了一会，琵琶察觉到共同的希望冉冉升起，像蒸气，像燃香，像祷告，而她有一部份也跟着飘升。想起了谣传梅兰芳死于被轰炸的船只。往往有过这种说法就不会发生同样的事。与这样的名人同船真是好事。彩票末了连几个整数绝不会中奖，他坐的船也不会偏巧就被炸。别人似乎都不知道梅兰芳在船上，不然消息立刻会传遍，他们也会叽叽喳喳谈个不休。
她刚才直纳罕坐都不能坐，腿都伸不直，要怎么躺下。还是腾挪出位子了，也没有谁发号施令，凭着中国人的守礼本能，各安其所，琵琶夹在余太太与翁太太中间，两人的先生各睡在太太旁边，两个男人旁边又各睡一个男的。琵琶尽量不占空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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