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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张栻著
公孙丑上
公孙丑问曰：夫子当路于齐，管仲、晏子之功可复许乎？孟子曰：子诚齐人也，知管仲、晏子而已矣。或问乎曾西曰：「吾子与子路孰贤？」曾西蹴然曰：「吾先子之所畏也。」蹴然，蹴踖。曰：然则吾子与管仲孰贤？曾西艴然不悦，曰：艴然，不悦之色。「尔何曾比予于管仲？管仲得君如彼其专也，行乎国政如彼其久也，功烈如彼其卑也，尔何曾比予于是？」曰：「管仲，曾西之所不为也，而子为我愿之乎？」曰：「管仲以其君霸，晏子以其君显。管仲、晏子犹不足为与？」曰：「以齐王，由反手也。」
夫以子路一匹夫，事业曾未著于当时，而曾西闻其名则蹴然而惧，以为己何敢与之班？管仲为齐卿相，九合诸侯，一匡天下，功业如此其著，而曾西闻其名则艴然不悦，以为何乃比己于是，果何意哉？此学者所宜精思力体，以究其所以然也。一言以蔽之，亦在于义利之分而已。子路在圣门，虽未班乎颜、闵之列，然观其进德之勇，克己之严，盖有诸己而充实者，其用力于斯道也久矣。虽其事业不著于时，而其规模固王者之道也。至于管、晏，朝夕之所以处己处人者，莫非图功而计利耳。故得君之专，行政之久，而其事业有限，盖不出于功利之中，君子不贵也。然则其意味相去，岂不如碔玞之于美玉乎？学者无慕乎管、晏之功，而深求乎子路之心，则圣人之门可循而进矣。虽然，子路尝以管仲为未仁，夫子之言乃若取之，何哉？子路兼人，其进也甚勇，其于管仲，盖了然明见其失，以为不足道者也。而夫子之意，则谓观人之法，虽见其失，而其可取者亦不可废也，故举其事功而取之，所以涵养子路之恕心也。若孟子之答公孙丑，则正其本而言之，使丑知其方也。圣贤答问，抑扬自有深意。曰：「若是，则弟子之惑滋甚。且以文王之德，百年而后崩，犹未洽于天下，武王、周公继之，然后大行。今言王若易然，则文王不足法与？」曰：「文王何可当也？由汤至于武丁，贤圣之君六七作，天下归殷久矣，久则难变也。武丁朝诸侯，有天下，犹运之掌也。纣之去武丁未久也，其故家遗俗，流风善政，犹有存者。又有微子、微仲、王子比干、箕子、胶鬲，皆贤人也，相与辅相之，故久而后失之也。尺地莫非其有也，一民莫非其臣也，然而文王犹方百里起，是以难也。」齐人有言曰：虽有智慧，不如乘势；虽有镃基，不如待时。今时则易然也。夏后、殷、周之盛，地未有过千里者也，而齐有其地矣；鸡鸣狗吠相闻，而达乎四境，而齐有其民矣。地不改辟矣，民不改聚矣，行仁政而王，莫之能御也。且王者之不作，未有疏于此时者也；民之憔悴于虐政，未有甚于此时者也。饥者易为食，渴者易为饮。孔子曰：德之流行，速于置邮而传命。置邮，传书命者也。当今之时，万乘之国行仁政，民之悦之，犹解倒悬也。故事半古之人，功必倍之，惟此时为然。
公孙丑闻以齐王犹反手之论，则益疑而未信，故引文、武之事以譬之。孟子谓文王何可当也，谓文王之德之盛为不可及也。由汤至于武丁，贤圣之君六七作。其间如太甲、沃丁、祖乙、盘庚，皆贤君也，而太戊、武丁，则几于圣矣。贤圣之君相望如此，其志气之所感发，德泽之所渐被为如何？纣去武丁之没，实百十有一载，而孟子以为未远者，盖武丁之泽，其流长故耳。故家遗俗之所传，流风善政之所被，为未泯没，而又有贤臣以辅之，故虽以纣之无道，亦在位又三十四祀，而后周代之，所谓久而后失之者也。然以纣有天下之大，而周卒以百里兴，亦可见文王之莫可当矣。此论其理势之然，非谓文王有取商之心也。齐人有言，盖里谚也。理有可取，虽里谚之微，圣贤亦取之也。夫不可为者，势与时也。夏后、殷、周之盛，王畿不过千里。今齐既有其地矣，鸡鸣狗吠相闻，而达乎四境，则齐亦有其民矣。地不必求辟也，民不必求聚也，惟当行仁政而已，则其王也孰御焉？盖自幽王之后，王政不复见于天下。王者之不作，斯民之憔悴，皆未有甚于斯时。夫其愁苦也深，则其思治也切，如饥渴者易为饮食也。引孔子之言以为证。德之流行，速于置邮而传命，言其感通之速也。「犹解倒悬」云者，若言其困之极而望之切也。事半于古之人而功则倍，势与时则然耳。公孙丑问曰：「夫子加齐之卿相，得行道焉，虽由此霸王不异矣。如此，则动心否乎？」孟子曰：「否。我四十不动心。」曰：「若是，则夫子过孟贲远矣。」曰：「是不难，告子先我不动心。」公孙丑以为孟子志在行道，若一旦得齐之卿相，而道得行焉，宜其有以动乎中也。丑盖未知夫君子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所性不存焉者我也。我四十不动心，盖省察之精而知其至此时而然也。丑以为甚难也，故谓过孟贲远矣。孟子告之为是亦不难。告子先我而能不动心者，盖不动心未足以尽圣贤之蕴也。虽然，不动心则同，而所以不动者则异。孟子以集义为本，告子则以义为外。故在孟子则心体周流，人欲不萌，而物各止其所者也；在告子则力制其欲，专固凝滞，而能不动者也。其所以异者，学者可不深究欤？
曰：不动心有道乎？曰：「有。北宫黝之养勇也，不肤挠，不目逃，思以一毫挫于人，若挞之于市朝；不受于褐宽博，亦不受于万乘之君；视刺万乘之君，若刺褐夫。褐宽博，匹夫被褐者。无严诸侯，恶声至，必反之。孟施舍之所养勇也，曰：视不胜犹胜也，量敌而后进，虑胜而后会，是畏三军者也。舍岂能为必胜哉？能无惧而已矣。孟施舍似曾子，北宫黝似子夏。夫二子之勇，未知其孰贤，然而孟施舍守约也。昔者曾子谓子襄曰：子好勇乎？吾尝闻大勇于夫子矣：自反而不缩，虽褐宽博，吾不惴焉；自反而缩，虽千万人吾往矣。孟施舍之守气，又不如曾子之守约也。」公孙丑问不动心有其道否，孟子先举北宫黝、孟施舍之事，言此二子所以不动心之道也。北宫黝期于必为者也。肤挠者，有所动于体也；目逃者，有所避于目也。不肤挠，不目逃，盖思以一毫挫于人，若挞之于市朝也。其所不欲受于匹夫者，亦不受于万乘之君，视讥刺万乘之君若刺匹夫，无诸侯威严之可敬。以恶声至，必以恶声反之，是皆必为而无所屈者，然但为守其外，而犹未及乎守气也。若孟施舍推之以无惧则愈矣。视不胜犹胜，则不以胜负累其中也。谓量敌而进，虑胜而动，是犹以三军为畏者，吾则不能为必胜，能无惧而已。此约其在我，守气者也。孟施舍似曾子，北宫黝似子夏，言其气象有似乎二子也。曾子明理自克者也，孟施舍不竞于外，故有似焉。子夏笃志力行者也，北宫黝之坚强不屈，故有似焉。二子未知其勇之所成就，彼此之孰贤，然孟施舍比之北宫黝，则为守约也。于是举曾子之所谓勇，曾子谓闻大勇于夫子矣。自反而不缩，则虽被褐之匹夫，吾亦不得而惴之。自反而缩，则虽千万人之敌，亦可往。盖直则为壮故也。缩训直，檀弓曰：「古者冠缩缝。」不徇乎外，惟自反而求夫理义之所安，其所守者约而已。约谓义也。然则又岂孟施舍守气者之所可及乎？夫子路问强，夫子告之以和而不流，中立而不倚，而以强矫为贵，申掁有欲，则不以刚许之。圣人之所谓勇，所谓刚，盖如此。曰：「敢问夫子之不动心，与告子之不动心，可得闻与？」告子曰：「不得于言，勿求于心；不得于心，勿求于气。不得于心，勿求于气，可；不得于言，勿求于心，不可。」
告子所谓不得于言者，言有所不得也。谓言不中理，不必求于心，此特择言未精耳，务择其言而已。若不得于言，而求之于心，则是自累其心也。不得于心者，心有所不得也。心失其平，不必求于气，此特持心未固耳，务持其心而已。若舍心而求于气，则将见舍本事末，而无以制矣。此告子所以不动心之道也。孟子则以谓不得于心，勿求于气，斯言可也。至于不得于言，勿求于心，则不可耳。盖其不得于言，是其心有所未得者也。心之识之也未亲，则言之有不得固宜，此正当反求于心也。若强欲择言，而不务求于心，是以义为外，而不知内外之本一矣。以是而曰不动心，是乃徒制其心，而未尝明见夫理之所安也。然则岂不有弊乎？夫志，气之帅也；气，体之充也。夫志至焉，气次焉，故曰「持其志，无暴其气」。既曰志至焉，气次焉，又曰「持其志，无暴其气」者，何也？曰：志壹则动气，气壹则动志也。今夫蹶者、趋者，是气也，而反动其心。
程子曰：「心之所存为志，盖志无迹而气有形。志者，气之帅，所以帅其气者也。志在于此，则气随之矣。气者，体之充，所以充其体者也。有其气则有其体矣。志至焉，气次焉，言志之所至，气次之而至也。然气志贵于交相养，持其志，无暴其气者，所以交相养也。持其志所以御气，而无暴其气者，又所以宁其志也。」公孙丑闻斯言也，则疑之，谓既曰志至焉，气次焉，宜若只持其志足矣，又以无暴其气为言，何也？孟子谓志壹固动气，而气壹亦有时而动志，是以贵于交相养也。壹与一同，一动志则气亦随之而动矣。然一动气亦能以动志，观蹶者、趋者则可见也。夫蹶、趋者气也，而心为之臬兀而不安，是气亦能动志也。然志动气为多，而气动志为寡，故程子曰：志动气者十九，气动志者十一。虽然，自常人不知用力者言之，终日之间，志动气而气复动志，无穷已也。盖志为物所夺而气以动，气动而志复为之不宁，志不宁而气益决骤矣。君子主敬以为本，审其志之所存，主持而不失，故其气不乱。而又察其气之所行，安驯而无暴，故其志不摇。中正和平，通畅充裕，而德业日新焉。此交相养之道，学者不可以不思也。「敢问夫子恶乎长？」曰：「我知言，我善养吾浩然之气。」「敢问何谓浩然之气？」曰：「难言也。其为气也，至大至刚，以直养而无害，则塞于天地之间。其为气也，配义与道；无是，馁也。是集义所生者，非义袭而取之也。行有不慊于心，则馁矣。我故曰告子未尝知义，以其外之也。」
孟子谓我善养吾浩然之气，而先曰我知言，盖不知言，则诐邪淫遁可以乱之，而失养气之理故也。公孙丑问浩然之气，则应之曰难言也。详味此语，固可以见孟子之所自得者至矣。夫人与天地万物同体，其气本相与流通而无间，惟人之私有以害之，故自局于形体之间，而失其流通之理。虽其自局之，而其所为流通者，亦未尝不在也，故贵于养之。养之而无害，则浩然塞乎天地之间矣。其充塞也，非自外来，气体固若此也。所谓至大至刚以直者，以此三者形容气体也。大则无与对，刚则不可陷，直则无所屈。此三者阙一，则于气体为未尽。曰「至大至刚」而曰「以直」者，文势然也。养之而无有害之者，则充塞于天地之间也。在坤爻六二所谓「直方大」，即此所谓「至大至刚以直」也。塞乎天地之间，则易所谓「不疑其所行之地」也。又曰「配义与道」，配之为言合也。自气而言，故可云「合」。道，体也；义，用也。自不知养者言之，一身之气与道义乌得而合？若养成此气，则其用无非义，而其体则道也。盖浩然之气贯乎体用，一乎隐显而无间故也。「无是馁也」，言无使是之馁也。其不可使之馁者，以其集义所生故也。集义者，积众义也。盖得于义则慊，慊则气所以生也。积之之久，则一息之必存，一事之必体，众义辐凑，心广体胖，俯仰无怍，而浩然之气充塞矣。其生也，非自外也，集义所以生也。故曰「非义袭而取之也」，非气为一物，义在外袭取为我有也，我固有之也。故所行有一毫不足于吾心，则缺然而馁，馁则息其生理矣。然则告子以义为外，是不知义之存乎人心也，则其养气岂不有害乎？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长也。「无若宋人然：宋人有闵其苖之不长而揠之者，芒芒然归，谓其人曰：今日病矣，予助苖长矣。其子趋而往视之，苖则槁矣。天下之不助苖长者寡矣。以为无益而舍之者，不芸苖者也；助之长者，揠苖者也。非徒无益，而又害之。」
此言养气之法。「有事」者，有所事云也。「而勿正」者，无期之之意也。「心勿忘」者，勿忘其所事也。「勿助长」者，待其自充，不可强使之充也。此为循天理之当然，而不以人为加之。虽然，欲不忘则近于助长，欲不助长则或忘之，是二者之间，守之为难也。此言以必有事为主。孟子之所谓有事者，其集义乎？然学者多知忘之为害，而未知助长之为害尤甚也。故引宋人揠苖为喻。闵其苖之不长，犹忧其气之不充者也。揠之以助其长，犹作其气而使之充也。芒芒然曰今日病矣，言虽劳如此，无益而反有害也。「天下之不助苖长者寡矣」，谓天下之学者往往堕于助长之病也。以集义为无益而忘之者，不芸苖者也。不芸苖则苖日瘠矣，不集义则气日馁矣。强作其气而使之充者，揠苖者也。拔苗反以伤其本，助长反以害其气，盖私意横生，害乎天理，则其枵然愈甚矣。若夫善养气者，则集义而已，无必其成之意也。惟其功不舍而亦不迫切，故气得其养，而浩然者可以驯致焉。犹夫善养苖者，耘耔浸灌，不失其时，雨露之滋，天时之至，其长也，盖有不期然而然者。是皆循天理之固然，行其所无事而已，其道岂不要乎？或曰：「二程先生多以必有事焉为有事乎敬，而孟子则主于集义，有异乎？」曰：无以异也。孟子所谓持志者，即敬之道也。非持其志，其能以集义乎？敬与义，盖相须而成者也。故坤六二之「直、方、大，君子体之，亦本于敬以直内，义以方外也。此孔孟之意，程子盖得之矣，学者所宜深思焉。」
「何谓知言？」曰：「诐辞知其所蔽，淫辞知其所陷，邪辞知其所离，遁辞知其所穷。生于其心，害于其政；发于其政，害于其事。圣人复起，必从吾言矣。宰我、子贡善为说辞，冉牛、闵子、颜渊善言德行，孔子兼之，曰：我于辞命则不能也。」「然则夫子既圣矣乎？」曰：「恶！是何言也。昔者子贡问于孔子曰：夫子圣矣乎？孔子曰：圣则吾不能，我学不厌而教不倦也。子贡曰：学不厌，智也；教不倦，仁也。仁且智，夫子既圣矣。夫圣，孔子不居，是何言也？」「昔者窃闻之，子夏、子游、子张皆有圣人之一体，冉牛、闵子、颜渊则具体而微。」孟子知道，故知言，不知言，则诐、淫、邪、遁足以乱之矣。夫为诐、淫、邪、遁之说者，盖本亦高明之士，惟其所见之差，是以流而不自知。诐、淫、邪、遁，此四者足以尽异端之失矣。诐者，险辞也。淫者，放辞也。邪者，偏戾之辞也。遁者，展转而莫知其极也。今试征异端之说，可以推类而见。若告子把柳杯棬，其诐辞也与？若杨氏为我，墨氏兼爱，其邪辞也与？至于淫、遁之说，则列御寇、庄周之书具矣。夫其所为诐者，以其有所蔽而不通也；其所以为淫者，以其有所陷溺而荡也；邪者，以其支离而偏也；遁者，以其有所穷而展转他出也。所以知其然者，以吾不蔽不陷、不离不穷故也。孟子方论「知言」，而曰「生于其心，害于其政；发于其政，害于其事」。盖中之所存，莫揜乎外，见乎外者，是乃在中者也。诐、淫、邪、遁生于心，则施于政者必有害，害于政，则害于事矣。论「知言」而及此，成己成物，无二故也。善为说辞者，得所以为辞之道也；善言德行者，其见于言者，乃其躬行者也，其气味有间矣。孔子兼之，而孔子自谓于辞命则不能，示学者以务本之意也。丑闻「我于辞命则不能」之言，以为孟子其圣矣。孟子悚然，谓孔子犹谓圣吾不能，而况于已乎？学不厌，教不倦，是乃圣人所为至诚无息者也。夫子虽不居圣，而玩其辞义，所以圣者亦得而推矣。故子贡曰：「学不厌，知也；教不倦，仁也。」仁且知，夫子既圣矣。子贡之称仁、知，与中庸「成己，仁也；成物，知也」之辞，盖相表里，互明仁、知之体用也。公西华亦尝闻斯言矣，而曰：「正惟弟子不能学也，不若子贡之言有功用也。」子夏、子游、子张皆有圣人之一体，冉牛、闵子、颜渊则具体而微。此言圣人未易可几也。游、夏、子张皆圣门之高弟，然其所得则各不同。子游之艺，子夏之文，子张之高明，皆其所得于一体者也。若冉、闵、颜渊则备圣人之德，特未能充尽耳，故曰「具体而微。」颜子在三子之中，盖进乎欲化未化之间者，其微也，抑毫发之间耳。「敢问所安？」曰：「姑舍是。」曰：「伯夷、伊尹何如？」曰：「不同道。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治则进，乱则退，伯夷也。何事非君，何使非民，治亦进，乱亦进，伊尹也。」可以仕则仕，可以止则止，可以久则久，可以速则速，孔子也。皆古圣人也，吾未能有行焉，乃所愿，则学孔子也。伯夷、伊尹于孔子，若是班齐等也。乎？曰：「否。自有生民以来，未有孔子也。」曰：「然则有同与？」曰：「有。得百里之地而君之，皆能以朝诸侯，有天下。行一不义，杀一不辜，而得天下，皆不为也，是则同。」曰：「敢问其所以异？」曰：「宰我、子贡、有若，智足以知圣人，污私也。不至阿其所好。宰我曰：以予观于夫子，贤于尧舜远矣。子贡曰：见其礼而知其政，闻其乐而知其德，由百世之后，等百世之王，莫之能违也。自生民以来，未有夫子也。有若曰：岂惟民哉？麒麟之于走兽，凤凰之于飞鸟，泰山之于丘垤，垤，蚁穴也。河海之于行潦，行潦，道傍流潦也。类也。圣人之于民，亦类也。出于其类，拔乎其萃，萃，聚也。自生民以来，未有盛于孔子也。」丑既闻诸子之浅深，于是问孟子以所安何如。孟子应之曰：「姑舍是，不敢自方于前贤。」其气象温厚如此。复举伯夷、伊尹以问，孟子谓其道之不同，盖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治则进，乱则退，伯夷也；何事非君，何使非民，治亦进，乱亦进，伊尹也。夫二子所为若是，盖其气禀之所明者在是，终身从事乎此，而有以极其至也。至于孔子，则天也，可以仕则仕，可以止则止，可以久则久，可以速则速，此非谓度其可而为之也，盖无不当其可也。伯夷、伊尹就其所至而成圣者，故皆以古圣人称之。然吾于伯夷、伊尹虽未能及，而所愿学则孔子耳。盖二子虽圣于清、圣于任，然其所循而入者，终未免乎有毫厘之偏，从而学焉，则其偏将愈甚。譬犹射者必志于正鹄，舍正鹄而他求，则其差将不可胜言矣。公孙丑疑伯夷、伊尹之于孔子若是其不可班，孟子对以不独伯夷、伊尹之不可班，生民以来未有若夫子也。丑于是问其所同，而复问其所异。若丑者，亦可谓善问矣。使二子得君百里之地，必将本王道，行王政，民之归之也孰御？故皆可以朝诸侯，有天下。然二子正义明道者也，宁不得天下，行一不义，杀一不辜，所不忍为也，是与夫子同者也。至其所以异，孟子独举宰我、有若、子贡之所以称夫子者，将使丑深思而自得之也。智足以知圣人，盖其所见有以窥圣人之蕴，智之事也。三子者，非私阿其所好者也。而宰我则以夫子贤于尧舜，子贡则以夫子见礼知政，闻乐知德，其所损益，由百世之后，等百世之王，将莫之能违。有若则以为圣人出乎人之类，自生民以来，未有盛者。夫三子者，智足以知圣人，而非阿其所好，则其为是言也，岂苟然乎哉？其必有所谓矣。今试以贤于尧、舜论之。尧、舜、孔子，俱生知之圣也，语圣，则岂有轻重优劣于其间？然孔子立教垂范，而传之后世，其事业为无穷也。或乃谓夫子万世南面而庙祀，以此为非尧、舜可及。嗟乎！此又何加损益于夫子哉？
孟子曰：「以力假仁者霸，霸必有大国；以德行仁者王，王不待大。汤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赡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而诚服也，如七十子之服孔子也。诗云：「自西自东，自南自北，无思不服。」此之谓也。
王霸之分，德与力也。以力假仁者，以其势力假仁之事以行之，如齐桓责包茅于楚，会王世子于首止，衣裳之会不以兵车之类是也。惟其大国也，故其力得以胁诸国而从之。不然，其能以强人乎？若夫以德行仁，则是以德而行其仁政，至诚恻怛本于其心而形于事为，如木之有本、水之有源也。曰王不待大，盖言无所资于力也。观汤与文王则可以见。或以七十里，或以百里，则其力可知矣。然则天下归之者，岂非以德乎？盖以力服人者，特以力不赡之故，不得已而服之，而其中心固莫之服也。至于以德服人，虽无意于人之服，而人将中心悦而诚服之，如七十子之服孔子，浃洽充满，盎然服从，无一毫勉强之意。诗曰：自西自东，自南自北，无思不服。言感无不通也。回视区区势力，欲以服人者，不亦陋乎？
孟子曰：仁则荣，不仁则辱。今恶辱而居不仁，是犹恶湿而居下也。如恶之，莫如贵德而尊士，贤者在位，能者在职，国家闲暇，及是时明其政刑，虽大国，必畏之矣。诗云：迨天之未阴雨，彻彼桑土，绸缪牖户。彻，取也。绸缪，缠绵也。今此下民，或敢侮予？孔子曰：为此诗者，其知道乎！能治其国家，谁敢侮之？今国家闲暇，及是时，般乐怠敖，般，大也。是自求祸也。祸福无不自已求之者。诗云：永言配命，自求多福。太甲曰：「天作孽，犹可违；自作孽，不可活。」此之谓也。仁者非有意于荣，仁者固荣也。在身则心和而气平，德性尊而暴慢远；在家则父子亲而兄弟睦，夫妇义，长幼序。推之于国而国治，施之于天下而天下平，乌往而不荣也？若夫不仁之人，咈理而徇欲，一身将不能以自保，而况于其他乎？夫人之情，孰不惟辱之恶？而乃自处于不仁，则以私欲蔽之，而昧夫荣辱之几故也。如恶之，则当勉于为仁而已，如下所云是也。孟子言之，必以贵德尊士为先者，盖人主有贵德尊士之心，则以先王之道为可信，儒者之说为可行，然后贤者可得而进，善言可得而入矣。故惟贵德尊士，而后贤者在位，能者在职。贤者以位言，能者以职言，任贤使能之意也。然所谓能者，盖亦忠信而有才者耳。不忠信之人，虽有小才，犹豺狼之不可迩也，而尚可付以职乎？贤者在位，能者在职，则可以因国家间暇之时，明其政刑矣。贤能用而政刑明，则其于天下孰御焉？故曰：「虽大国，必畏之矣。」于是举周公「迨天之未阴雨」之诗以为证。天未阴雨，而彻桑土，密牖户，是犹于国家安泰之日，而经理备豫者也。盖消息盈虚之相荡，安危治乱之相乘，理之常然。非知道者，孰能审微于未形，而御变于将来哉？故孔子曰：「为此诗者，其知道乎！能治其国家，谁敢侮之？」今乃于国家闲暇之时，般乐怠傲，则人孰不启侮之之心哉？故曰：「是自求祸也。」以是观之，则夫祸福虽命于天，而致之岂不自于人乎？诗所谓「永言配命，自求多福」，言武王之德，有以配上帝之命；永言其配命，则有以见其自求多福也。书所谓「天作孽，犹可违；自作孽，不可活」，言天之降灾犹可避，己自致灾，其可避乎？此又申言祸福自己之意。然而一言以蔽之，本乎仁与不仁之分而已。孟子曰：「尊贤使能，俊杰在位，则天下之士皆悦，而愿立于其朝矣。市，廛而不征，法而不廛，则天下之商皆悦，而愿藏于其市矣；关，讥而不征，则天下之旅皆悦，而愿出于其路矣。耕者助而不税，则天下之农皆悦，而愿耕于其野矣。廛，无夫里之布，则天下之民皆悦，而愿为之氓矣。信能行此五者，则邻国之民仰之若父母矣。率其子弟，攻其父母，自生民以来，未有能济者也。如此，则无敌于天下。无敌于天下者，天吏也。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程子曰：「市廛而不征，市宅之地，已有廛税，更不征其物。法而不廛，税有常法，不以廛故而厚其税。廛无夫里之布。廛自有税，无此二布。此章言欲救当时之弊，在乎力行以反当时之失而已。当时诸侯之所以失人心者，以其不用贤能，又以其废先王之法，为暴敛之事也。若知其然，而力行以反之，则天下斯归之矣。古之人君，于贤则尊之，于能则使之，故俊杰在位，而天下之士闻风而莫不愿立于其朝。古之民，其居业于市者，既有廛税，则不复征其物。而其为税也，则有常法，不以其居廛而厚也，故商贾愿藏于其市。其为关也，禁异服，察异言，本以讥察而已，非为征也，故行旅愿出于其涂。其于田也，八家皆私百亩，同养公田，不履亩而税也，故农愿耕于其野。居廛者既有税矣，则夫布与里布不复重征之，故民愿为之氓。战国之际，一切反是，而五者皆有不愿之意焉，是可惧也。有能于此革当世之失，而取法先王之事，则其归也孰御？然其要在夫力行之而已。故曰：信能行此五者，则邻国之民仰之若父母矣。」夫天下之心，一也。吾国之人戴我如父母，则邻国之人闻之亦将父母我矣。彼虽欲率其民以攻我，而其心既如吾之子弟，岂有子弟而肯攻其父母乎？天吏云者，奉天命以行事者也。民之所归，即天所与也。有以得民心，斯为得天心矣。其曰无敌于天下者，天下皆为吾子弟也，而尚何敌之有？岂不深切著明矣哉？孟子曰：「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运之掌上。所以谓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者，今人乍见孺子将入于井，皆有怵惕恻隐之心，非所以内交于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誉于乡党朋友也，非恶其声而然也。由是观之，无恻隐之心，非人也；无羞恶之心，非人也；无辞让之心，非人也；无是非之心，非人也。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人之有是四端也，犹其有四体也。有是四端而自谓不能者，自贼者也；谓其君不能者，贼其君者也。凡有四端于我者，知皆扩而充之矣，若火之始然，泉之始达。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苟不充之，不足以事父母。
人受天地之中以生，仁义礼知皆具于其性，而其所谓仁者，乃爱之理之所存也。唯其有是理，故其发见为不忍人之心。皆有是心，然为私欲所蔽，则不能推而达之，而失其性之所有者。「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者，则以其私欲既亡，天理纯备，故能尽其用于事事物物之间也。以是心而行是政，先王之所以王天下者，不越于此而已。虽然，何以知人皆有是心？以其乍见孺子而知之也。必曰「乍见」者，方是时，非安排作为之所可及，而其端发见也。怵惕恻隐者，悚动于中，恻然有隐也。方是时，非以内交，非以要誉，非以恶其声，而怵惕恻隐形焉，是其中心不忍之实也，此非其所素有者邪？若内交、要誉、恶其声之类，一毫萌焉，则为私欲蔽其本心矣。以恻隐之心人之所固有，则夫羞恶之心、辞让之心、是非之心，亦其所固有也。仁义礼知具于性，而其端绪之著见，则为恻隐、羞恶、辞让、是非之心。人之良心具是四者，万善皆管焉，外此，则非性之所有，妄而已矣。人之为人，孰不具是性？若无是四端，则亦非人之道矣。然分而论之，其别有四，犹四体然，其位各置，不容相夺，而其体用互为相须；合而言之，则仁盖可兼包也。故原其未发，则仁之体立，而义礼、知即是而存焉；循其既发，则恻隐之心形，而其羞恶、辞让、是非亦由是而著焉。故孟子首举「不忍人之心」，而后复详于四端也。人有之而自谓不能，是自贼其良心者也；谓其君不能，是贼其君之良心者也。言不忍人之心，而遂及于不忍人之政；言四端之在人，不可自谓不能，而遂及于不可谓其君之不能。盖成己成物一致也。又曰：「凡有四端于我者，知皆扩而充之矣。」谓既知人皆有是四者，皆当扩而充之，若火之始然，泉之始达，盖无穷也。充夫恻隐之端，而至于仁不可胜用；充夫羞恶之端，而至于义不可胜用；充夫辞让之端，而至于礼无所不备；充夫是非之端，而至于知无所不知。然皆其理之具于性者，而非外为之也。虽然，四端管乎万善，而仁则贯乎四端，而克己者，又所以为仁之要也。学者欲皆扩而充之，请以克己为先。孟子曰：「矢人岂不仁于函人哉？」矢人惟恐不伤人，函人惟恐伤人，巫匠亦然，故术不可不慎也。孔子曰：「里仁为美。择不处仁，焉得智？」夫仁，天之尊爵也，人之安宅也。莫之御而不仁，是不智也。不仁不智，无礼无义，人役也。人役而耻为役，由弓人而耻为弓，矢人而耻为矢也。如耻之，莫如为仁。仁者如射，射者正己而后发，发而不中，不怨胜己者，反求诸己而已矣。
矢人与函人，巫与匠，俱人也，而其所欲之异者，以其操术然也。故夫人自处于不仁，为忌忮，为残忍，至于嗜杀人而不顾，夫岂独异于人哉？惟其所处每在乎人欲之中，安习滋长，以至于此。其性本同，而其习有霄壤之异，可不畏欤？孔子曰：「里仁为美。择不处仁，焉得智？」谓居里以亲仁为美，而吾所以自处者，不能择而处仁，是不智也。孟子从而发明之曰：「夫仁，天之尊爵也，人之安宅也。」尊爵，言其至善为可尊贵也。安宅，言其所止为甚安固也。择术而自处于不仁，其不智甚矣。不仁不智，则悖理而害于事，无礼无义矣。若是者，为人役者也。盖既失其所谓尊爵、安宅者，则斯自取于辱矣。人之为人役也，虽有耻之之心，然其择术自取于此，而何可免乎？若有耻之之心，则当易其操术，为仁可也。为仁者，亦反求之己而已，故以射为喻。今夫射者，在己毫厘之未正，则其发也有尺寻之差，故必先正其已正己矣，而其发犹有未中焉，不怨他人也，益求吾所未至而已。为仁者，何以异于是？此章虽为当时诸侯而发，而实自天子至于庶人，皆当深体之也。
孟子曰：子路，人告之以有过则喜。禹闻善言则拜。大舜有大焉，善与人同，舍己从人，乐取于人以为善。自耕、稼、陶、渔以至为帝，无非取于人者。取诸人以为善，是与人为善者也，故君子莫大乎与人为善。
季路，人告以有过则喜。盖人之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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