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子之大略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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谬不然。江氏前既云墨子去姓，去氏，示大同于天下，故为墨家学者咸不称姓。今又云翟为墨子姓，墨子不敢窜易姓氏，何其前后矛盾至此？至谓《北山移文》称墨子为翟子，遂疑孔德璋以墨子为姓翟；然则下文称杨子为朱公，则亦可谓孔德璋以杨朱非姓杨而为姓朱邪？且《墨子·贵义篇》载墨子之言云：“翟闻之，同归之物，信有误者。”《鲁问篇》亦自称曰：“翟之未得见之时也，子欲得宋，自翟之得见之后，予子宋而不义，子弗为；是我予子宋也。子务为义，翟又将与子天下。”夫墨子自称曰翟，则翟显为墨子之名可知。若云是姓，则孔子自称丘也幸，亦可作孔也幸；丘之祷久矣，亦可作孔之祷久矣。有是理邪？吾以谓墨是其道，翟是其名；去姓著道，以著其尚同；久之，则人遂以墨为姓，故称墨子。其称子墨子云者，犹子列子，子禽子一例。犹云此子乃墨子，此子乃庄子，此子乃禽子云尔。岂能遂斥为不通邪？又《公羊传》有子沈子，子公羊子之称，何休《解诂》云：“沈子称子冠氏上者，著其为师也。”则著子字于姓字上，其来亦古矣。不可谓唐以后始有此称也。

    然则墨子何国人邪？有据古有翟国，宋与翟近，及《史记》有“盖墨翟宋之大夫”一语，遂疑为宋人者；有据墨子与鲁阳文君之关系，鲁阳为楚邑，遂疑墨子为楚人者；有据公输般将以楚攻宋，墨子起自鲁，遂疑为鲁人者。梁启超颇主鲁人之说，以谓墨子若宋人，则《公输篇》不应有归而过宋一语；若为楚人，《贵义篇》不应有南游于楚之语云云。其说颇为得实。至于墨子仕宋之说，梁氏亦非之。以谓《墨子》书中绝无仕宋痕迹，且引《贵义篇》“道不行不受其赏，义不听不处其朝”之说，以谓宋必不能行其道，故当必不肯仕宋。其说尤为近是。盖墨子乃古来之大实行家，其言行必不相背也。夫未尝仕宋，以平民而救宋；本非宋人，以异国之人而救宋国；不分人之禄，而苦身以救人；不私利其国，而兼爱人国。此墨子之所以为墨子与？若其生卒时代，则汪中，孙诒让言之颇详。汪氏之言云：

    今按《耕柱》《鲁问》二篇，墨子于鲁阳文子多所陈说。《楚语》，惠王以梁与鲁阳文子。韦昭注：文子，平王之孙，司马子期之子。其言实出《世本》。故《贵义篇》，“墨子南游于楚，见献惠王，献惠王以老辞。”献惠王之为惠王，犹顷襄王之为襄王。由是言之，墨子实与楚惠王同时。其仕宋当顷公昭公之世。其年于孔子差后。或犹及见孔子矣。《艺文志》以为在孔子后者，是也。《非攻中篇》，言“智伯以好战亡”。事在春秋后二十七年。又言蔡亡。则为楚惠王四十二年。墨子并当时及见其事。《非攻下篇》，言“今天下好战之国，齐晋楚越”，又言“唐叔，吕尚邦齐晋，今与楚越四分天下”。《节葬下篇》，言“诸侯力征，南有楚越之王，北有齐晋之君”。明在句践称伯之后，秦献公未得志之前，全晋之时，三家未分，齐未为陈氏也。《檀弓下》，“季康子之母死，公输般请以机封。”此事不得其年，季康子之卒在哀公二十七年。楚惠王以哀公七年即位。般固逮事惠王。《公输篇》“楚人与越人舟战于江，公输子自鲁南游楚，作钩强以备越”。亦吴亡后，楚与越为邻国事。惠王在位五十七年本书既载其以老辞墨子，则墨子亦寿考人与？

    而孙诒让则云：

    史迁云：“墨翟或曰并孔子时或曰在其后。”自注：《史记·孟荀传》。 刘向云：“在七十子之后。”《史记索隐》引别条。 班固云：“在孔子后。”《汉书·艺文志》概本刘歆《七略》。 张衡云：“当子思时。”《后汉书》本传注引衡集《论图纬虚妄疏》云：公输般与墨翟并当子思时出仲尼后。 众说舛忤，无可质定。近代治墨子书者，毕沅以为六国时人，至周末犹存，既失之太后；汪中沿宋鲍彪之说，鲍说见《战国策·宋策》注。 谓仕宋当景公世，又失之太前，宋景公卒于鲁哀公二十六年，见《左传》。《史记·六国年表》书景公卒于贞王十八年，即鲁悼公十七年，遂减昭公之年，以益景公，与左氏不合，不可从也。据本书及《新序》，墨子尝见田齐太公和，有问答语。田和元年上距宋景公卒年，凡八十三年，即令墨子之仕，适当景公卒年，年才弱冠，亦必逾百岁前后方能相及，其可信乎？ 殆皆不考之过。窃以今五十三篇之书推校之，墨子前及与公输般鲁阳文子相问答；见《贵义》、《鲁问》、《公输》诸篇。 而后及见太公和，见《鲁问篇》，田和为诸侯在安王十六年。 与齐康公兴乐；见《非乐上篇》，康公卒于安王二十三年。 楚吴起之死，见《亲士篇》，在安王二十一年。 上距孔子之卒，敬王四十一年。 几及百年。则墨子之后孔子，盖信。审核前后，约略计之，墨子当与子思并时而生，年尚在其后。子思生于鲁哀公二年，周敬王二十七年也。下及事鲁穆公年已八十余，不能至安王也。《史记·孔子世家》谓子思年止六十二，则不得及穆公。近代谱牒书或谓子思年百余岁者，并不足据。 当生于周定王之初年，而卒于安王之季，盖八九十岁，亦寿考矣。

    汪孙二说，先后不同。近人胡适深是汪氏之言；而梁启超颇韪孙氏之说。胡氏云：

    墨子大概生周敬王二十年，与三十年之间；自注：西历纪元前五○○年至四九○年。 死在周威烈王元年，与十年之间。西历纪元前五五一年。 到吴起死时，墨子已死差不多四十年。

    而梁氏则云：

    孙氏作墨子年表，大段不谬。但其据《亲士篇》言吴起之死，则谓墨子至安王二十一年自注：西纪前二八一。 犹存。此亦不确。胡适决其不及见吴起之死，谅矣。然胡氏谓墨子生年约当孔子卒前二年，其卒年约在吴起卒前四十年，则又失之太前。以吾所考证如下：

    墨子生于周定王初年，自注：元年至十年之间，西纪前四六八至四五九。 约当孔子卒后十余年。孔子卒于前四七九。

    墨子卒于周安王中叶，十二年至二十年之间，西纪前三九○至三八二。 约当孟子生前十余年。孟子生于前三七二。

    今案梁氏以墨子所曾交接之人为根据，而参伍其年代，似比胡氏为确。然梁氏以孙氏谓墨子至安王二十一年犹存之说为不确，而定为十二年至二十年间。则所差止一年耳。盖深信胡氏据《吕氏春秋》谓墨子决不及见吴起之死之说，而为之订正也。《吕氏春秋·上德篇》云：

    墨者巨子孟胜，善荆之阳城君。阳城君令守于国，毁璜以为符，约曰：“符合听之。”荆王薨，群臣攻吴起兵于丧所。阳城君与焉。荆罪之。阳城君走。荆收其国。孟胜曰：“受人之国，与之有符；今不见符而力不能禁，不能死，不可。”其弟子徐弱谏孟胜曰：“死而有益阳城君，死之可矣；无益也，而绝墨者于世。”孟胜曰：“不然，吾于阳城君也，非师，则友也；非友，则臣也；不死，自今以来，求严师，必不于墨者矣；求贤友，必不于墨者矣；求良臣，必不于墨者矣。死之，所以行墨者之义而继其业者也。我将属巨子于田襄子。田襄子，贤者也。何患墨者之绝世也。”柱按：陈灃云墨氏所谓巨子犹沙门传衣者也。《吕氏春秋·去私篇》又有墨者巨子腹 ，高诱注皆云巨姓，毕氏已驳正之。

    胡氏据此以谓吴起死时，墨子久已成一种之宗教；墨者巨子传授之法，已有定制；墨子已有新立之领袖；孟胜弟子劝胜不死。而曰“绝墨者于世不可”，倘墨子尚未死，安能为此说。其说甚为有见。而孙氏以为墨子可及吴起之死，则除据《亲士篇》以外，更无可为据者。其说云：

    案《鲁问篇》，墨子及见田齐太公和。和受命为诸侯，当楚悼王十六年，距起之死仅五年耳。况《非乐上篇》说：“齐康公兴乐万”，康公之薨，复在起死后二年；然则此书虽多后人增益，而吴起之死，非墨子所不及见，明矣。

    孙氏此说，固可以驳正苏时学、汪中、胡适诸人，谓墨子之卒年过于太前之说。然而不可以证墨子必可以见吴起之死，盖太公和之受命为诸侯，当楚悼王十六年，距起之死五年。安知墨子不在此五年之前而死？康公之薨，后起二年，墨子虽说康公兴乐万，然焉知其事不在起死前之一岁？故梁氏据胡说以订正孙说，则孙说乃可以无憾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