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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墨子之书,篇数多寡,古今已有不同。毕沅云:

    墨子七十篇,见《汉书·艺文志》。隋以来为十五卷,目一卷,见《隋书·经籍志》。宋亡九篇,为六十一篇,见《中兴馆阁书目》。实六十三篇。后又亡十篇,为五十三篇,即今本也。本存《道藏》中,缺宋讳字,知即宋本。

    今将今本十五卷目录列后:

    此十五卷,胡适于《哲学史大纲》卷上,分为五组。其言云:

    第一组,自《亲士》至《三辩》,凡七篇,皆后人假造。前三篇全无墨家口气。后四篇,乃根据墨家之余论而作者。

    第二组,《尚贤》三篇,《尚同》三篇,《兼爱》三篇,《非攻》三篇,《节用》两篇,《节葬》一篇,《天志》三篇,《明鬼》一篇,《非乐》一篇,《非命》三篇,《非儒》一篇,凡二十四篇,大抵皆墨者演墨子之学说而作。其中有许多后人所加入。《非乐》、《非儒》两篇,更可疑。

    第三组,《经》上下,《经说》上下,《大取》、《小取》,既非墨子之书,亦非墨者记墨子学说之书。殆即庄子《天下篇》所谓别墨所为。此六篇之学问,决不是墨子时代所能发生。况其中所言与惠施,公孙龙最为接近。惠施,公孙龙之学说,几全在此六篇内。故我以为此六篇乃惠施公孙龙时代之别墨所作。

    第四组,《耕柱》,《贵义》,《公孟》,《鲁问》,《公输》,此五篇乃后人将墨子一生言行辑聚而成。与儒家之《论语》相同。其中许多材料,比第二组更为重要。

    第五组,自《备城门》以下至《杂守》,凡十一篇,所记墨家守城备敌之法。

    梁启超因其方法,而于所著《墨子学案》为之分类如下:

    梁胡所分,大同小异;独于《经》上下、《经说》上下、《大取》、《小取》六篇,一以为墨子所自著,或弟子所记;一以为别墨所作,绝与墨子无关。斯为大异之点耳。其以《修身》、《亲士》、《当染》诸篇,为后人伪托,亦本孙诒让。孙氏《墨子间诂自序》云:

    《修身》、《亲士》诸篇,谊正而文靡,校之他篇殊不类;《当染篇》又颇涉晚周事,非墨子所得闻;疑皆后人以儒言缘饰之,非其本书也。

    其说《亲士》、《修身》二篇,为伪托,与毕沅适相反。毕云:

    《亲士篇》与《修身篇》无称“子墨子云”,疑翟所自著也。

    以余论之,两说所据之理,均似未能充足。毕氏以无“子墨子云”,便谓为墨子之自著,则《墨子》书中如此等普通之言论,反为墨子之自著;而他篇如《尚同》、《兼爱》、《非攻》等重要主义反无墨子之文;未免不近情理。至孙梁胡以辞旨近儒,又疑为伪托,夫亲士修身,诸子之言治者多不能外;墨子之偶同儒家,何足为异?且诸氏谓辞旨不近墨子,自吾观之,其足以表墨学特别之精神者正甚众。如《亲士篇》云:

    吾闻之曰:“非无安居也,我无安心也;非无足财也,我无足心也。”是故君子自难而易彼;众人自易而难彼。君子进不败其志;内究其情。虽杂庸民,终无怨心,彼有以自信者也。

    此文毕沅解之云:

    “非无安居也,我无安心也;非无足财也,我无足心也。”言不肯苟安,如好利之不知足。“君子自难而易彼。”言自处于难,即躬自厚而薄责于人之义。“虽杂庸民,终无怨心。”言遗佚不怨。

    夫以毕氏所释,则宜乎其近儒也。然以余观之:“非无安居也,我无安心也;非无足财也,我无足心也。”谓我非无安居,但为天下有不安之故,吾心亦不安,故我亦无安居也;我非无足财,但为天下有不足之故,吾心亦不足,故我亦无足财也;此荀子所谓,“墨子之言昭昭然为天下忧不足也”。“君子自难而易彼,众人自易而难彼。”谓君子以艰难自任,而以安乐与人。“虽杂庸民,终无怨心,彼有以自信者也。”“信”“伸”古今字。谓虽处平民之位,亦无怨心,何也?在社会努力,经能自伸,不必为官也。然则此正墨突不黔之义。其表示墨学之精神为何如也?又如《修身篇》云:

    藏于心者无以竭爱;动于身者无以竭恭;出于口者无以竭驯。畅之四支,接之肌肤,华发隳颠,而犹弗舍者,其惟圣人乎?

    此文“驯”字,注者均多作雅驯解。窃以“驯”“训”古通。无以竭者惟恐不能竭之谓。“藏于心者无以竭爱”,谓藏于心者惟恐无以竭其无穷之爱。“动于身者无以竭恭”,谓动于身者惟恐无以竭其无穷之敬。“出于口者无以竭驯”,谓出于口者惟恐无以竭其无穷之教也。是以畅之四支,华发隳颠,行犹弗懈,此其大意也。然则其表示墨学之精神为何如乎?又云:

    志不疆者智不达;言不信者行不果;据财不能与人者不足与友。

    此则墨学兼爱果毅之精神为何如邪?孰谓《亲士》、《修身》二篇非墨家言,无墨家语气乎?然遂谓其尽出自墨子手,则又不尔也。盖墨子之说,而墨学者论述之也。至于《所染》一篇,颇有墨子后事,疑必墨子以后之述作。然此文亦见《吕氏春秋》,名为《当染篇》。《淮南·说林训》亦有“墨子见练丝而泣”之说。则墨子见染丝一事,当非虚构。而《吕氏春秋》为古代之类书,又必为吕氏录墨子之文,而非墨子书袭自吕氏,又可知也。吾意墨子本固有此等之言,或此等之文,而后之学者展转传述,各有增加。汪中云:墨子盖尝见染丝者而叹之,为墨之学者增成其说耳。 正如《春秋》笔削于孔子,而左氏补孔子卒后事也。《法仪》《七患》《辞过》《三辩》诸篇亦大略如此。

    自《尚贤上篇》至《非儒下篇》共二十三篇,梁氏谓此为墨子学大纲,墨书中坚。斯言固然。其谓每题各有三篇,文义大同小异,即“墨分为三”之说。其言殆本于俞樾。俞氏《墨子间诂序》云:

    墨子死而墨分为三:有相里氏之墨;有相夫氏之墨;有邓陵氏之墨。今观《尚贤》,《尚同》,《兼爱》,《非攻》,《节用》,《节葬》,《天志》,《明鬼》,《非乐》,《非命》,皆分上中下三篇,字句小异,而大致无殊。意者此乃相里相夫邓陵三家相传之本不同,后人合以成书,故一篇而有三乎?墨氏弟子,网罗放失,参考异同,具有条理;较之儒分为八,至今遂无可考者,转似过之。

    此其说实可谓似是而非。何也?墨子此等虽有三篇,然不过文字之大同小异而已,其旨固无大殊异者也。韩非所谓“儒分为八,墨离为三”,其异同之故,今虽不可得知;然今诗有《四家》,《春秋》有三传;其歧异当不至如儒之八,如墨之三也。然四家之诗,与三家之《春秋》,尚有绝殊相反之处。而今之《墨子》凡有三篇者,乃独无绝殊相反之语。何邪?则所谓墨离为三,与《墨子》书之上中下三篇绝无关系,可断言也。余意墨子随地演说,弟子各有纪录,言有时而详略,记有时而繁简,是以各有三篇。当时演说,或不止三次,所记亦不止三篇。然古人以三为成数,《论语》“其心三月不违仁”,《说文》“手之列多不过三”,是也。故编辑《墨子》书者,仅存三编,以备参考,其或以此乎。

    《经》上下两篇当为墨子所自著。故诸篇不称经,而独此称经。若为别墨之书,入于《墨子》书内,墨子弟子不应仍以经称之。弃本师而崇外道,墨者之徒必不尔也。孟胜之死,而弟子患无巨子。则墨教之传,盖甚有统系,安有不经其师说,而妄经他人者乎?斯则梁氏之言,比胡氏为允,明矣。然胡氏之说,盖本于孙诒让;而梁氏之说,则略本于毕沅。毕于《经上篇》注云:

    此盖翟自著,故号曰经。中亦无子墨子曰云云。

    而孙氏则于《经篇》上注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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