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脱尔斯泰（今译托尔斯泰，1828——1910） 伯爵，俄国之大文学家，又今世之大思想家也。尝就嘉本达氏之《近世科学论》，为文以批评之。谓今日之科学，若持此不变，则无益而有害。盖伯爵之意，欲世人知注意于道德，而勿徒醉心于物质的文明也。立论新奇，足令小儒咋舌。兹节译之，至说之是非，则在读者自审矣。
世有一种科学崇拜者，诩诩然曰：欲增进人生之幸福，莫如奖励实验科学之为得。一切精神的欲求，但以科学的知识应之，足矣。若夫宗教的智识，道德的智识，非切要之务也。怀抱此等迷信者，举世皆然，而俄国尤甚。予以为此科学的迷信，其能贻恶果于道德，殆不下于宗教的迷信。故审实验科学之效果及研究法，而评定其真价，以破时人之迷信，此予所热心企望者也，而嘉本达氏先我为之矣。
嘉本达氏证明之曰：不问于星学、于物理学、于化学、于生物学、于社会学，决不能予吾人以有关实事之真智识也。由是等科学而发明之法则，不过一概括之说耳，严其义以绳之，则只可谓为近似的法则耳。何则？于概括以外之事，未尝知之，亦未尝思之也。只以此等法则，于时间，于空间，皆与实事相远隔，而莫由比较，故竟以为真正之法则云尔。
嘉本达氏又曰：从今世之科学的研究法，则吾人须由远而无要之现象，以说明近而必要之现象。此非虚伪之方法，而永不能达其所企望者乎？今之科学家，尝尽理势所能及，欲以高深而复杂之问题，约之为低浅而单纯之形体。于是于伦理学，则化为功利及遗传的经验之问题矣；于经济学，则慈善、情爱、公共心等，概置不问，而约以自利之一因子矣；于生物学，则动植人类之个性，概置不问，而彼等之学问，乃跼蹐于所谓亲和力，所谓元形质之范围中矣。岂不曰：吾如是，则可由低浅而单简之形体，以说明高深而复杂之问题也哉？虽然，亦未思之甚矣！姑勿论其说明之不能完全，就令能之，而既自高而下，自必要而移于非要，则所谓科学，已涉于无关人类之域，而切近人生之大问题，彼终无自解决之也。
设有人大言曰：欲攻究某物体之性质，可不必接触之，自诸方面审度之，但置诸远隔之所，不必辨其形色，知其凸凹，而自能详知其物体。则其说之妄，宁待智者而知之乎？而科学家欲以浅近而单简之形体，说明高远而复杂之问题，其妄也何以异于是！
是故科学的知识者，既于一方面，确含自相矛盾之性质；又于他方面，欲由浅近而单简之现象，推论高远而复杂之现象，故不能达吾人之希望也。
科学于切近人生之重大问题，能与以正当之解释否，今姑勿论。吾人所不得不疑者，曰：实验科学自身之运命，果能对真正之人生之要求，而永胜其任乎？人既有生矣，则不能不知其生活之法。此生活之法，自昔之人既研究之，谓为学问，应其知识之度，而生活焉，而进步焉。研究人如何而生活之问题，此实科学中之科学。孔子也，摩西（古犹太人领袖，见《圣经》） 也，锁伦（今译梭伦，公元前630——前560，雅典政治家，诗人） 也，皆视此为唯一之学问也。而至于今世，则不以此问题为科学矣，以为真正之科学，不外以数学始以社会学终之实验科学而已矣。谬说之日出，其又奚足怪乎！
假有劳动者执科学家之手而谓之曰：尔辈之衣食取给于我辈，则何以酬我者？其教我以伦常道德之旨也耶？教我以持身涉世之方也耶？科学家于此，将何以应之？若乃喋喋告人曰：太阳若何，地球若何，新元素若何，哀格斯光线若何，则劳动者必掩耳疾走矣，曰：此非我所欲知也，所欲知者，若何善其生活之道耳。
科学家或强颜以自解曰：是社会学家之所当言，于我无与也；今欲解此问题，则不能不知动物学、植物学、生理学之疑义，而其先又不得不自物理学、化学始。斯说也，惟彼待人而食、待负而走之徒，或能欠伸而坐待耳。若夫食人者，负人者，即大多数之人民，不能待之也，曰：人寿几何，尔谓人生大问题，必俟数世纪以后始能解决，则予身何由及知之乎？
科学家又将 然以责人矣，曰：尔辈何蠢蠢！所谓科学，本不必措意于实用，有可以研究者则研究之，而不问其研究之目的何在，此科学之所以为科学也。故彼等之钻研琐末，而苦思无益之举也，则以为非我好择此等问题，科学之特质使然耳。然而劳动者恐未易受其欺矣，曰：嘻！岂科学之特质哉，学者之特质耳！涓滴之流，江河视之，此今世学人之通弊也。
科学家之言曰：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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