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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这些收藏的宝贝通常是不予示人的，也只有入室弟子方能一睹其真容。
在茶道风行的年代，太阁的将军们在胜仗归来时，宁可舍弃城池和领地的封赏，而选择稀有的艺术珍品作为胜战的奖励。有很多深受日本民众喜爱的剧作，都以名画失而复得为主线。譬如有一个剧作是这样的：在细川氏的府邸，保存着雪村周继的一幅达摩画像。有一天由于守卫武士的疏忽，宫殿突然起火。武士决心不顾一切危险拯救这幅珍贵画作。他冲进火海，抄起画轴，却发现所有出口都被火堵住了。他念头里只有这幅画，于是他拔剑剖开自己的身体，将自己残破的衣衫裹住画作，塞进裂开的伤口。火终于熄了。在烟雾弥漫的余烬之中，躺着他残存的尸体，尸体中的珍贵画作却未被火损伤一丝一毫。这个听着令人毛骨悚然的故事，除了对武士的忠诚与献身精神的刻画之外，也展示了日本民族对艺术杰作是何等珍视。
然而我们必须谨记在心的是，艺术的价值，止于它能够对我们诉说的程度。如果我们理解艺术的能力无限，那么艺术便是一种无限的语言。然而，我们受限的天资，传统和习俗的力量，以及我们沿袭传统的本能倾向，都限制了我们艺术品鉴的疆域。在某种意义上，恰恰是自我意识限制了我们对艺术的领悟；而我们的审美趣味，又往往面朝过往来寻找心弦的和谐共鸣。事实上，若经过培养和开发，我们艺术欣赏的疆界能够得以拓展，我们也能学会享用那些从前未曾辨识、未能理解的美的呈现。然而我们在万象世界中所看到的毕竟只是自己的形象————这种特质掌控了我们欣赏艺术的视角。茶师们收集艺术藏品时，也严格依循自己的审美品位。
这一点让我想起小堀远州的故事。弟子们曾夸赞远州，说他在艺术收藏方面品位高雅。“每件藏品都令人羡慕不已啊。这说明老师您比利休品位更高啊，因为能欣赏他作品的，千人里才有一人哩。”远州听到这话颇为伤感，回答道：“这只能证明我的庸常啊。伟大的利休能独爱只有自己欣赏的作品，而我却下意识地追随大众的趣味。利休实在是千里挑一的茶师。”
当今，那些对艺术趋之若鹜的热情，有很多其实并无真实的情感基础，这实在是件憾事。在我们这个诸事民主的年代，人们热热闹闹地追捧大众认为的精品之作，却将内心的情感置之度外。他们追求昂贵，而非别致；他们选择时髦，而非高雅。对大众来说，他们假意欣赏文艺复兴时期或足利时代[3]的大家之作，然而更津津乐道于那些工业生产线上下来的“高级货”，那些花花绿绿的杂志，因为这是更好消化的艺术食粮。对他们来说，艺术家的名号比艺术作品本身更加重要。如几个世纪以前有中国评论家所说：“世人以耳鉴画。”正是这种真正鉴赏力的缺乏，使得伪经典盛行于世，遍布视野所及，实觉可怖。
将考古与艺术混淆，是艺术欣赏中另一个常犯的错误。崇古是人类性格里最优秀的特质之一，我们应当将其发扬光大。那些古代的大师也理所应当被尊崇，因为他们打开了通往未来启示之路。仅仅是他们经历了经年累月的批评，仍能留存下来并且光彩依旧的事实，已经值得我们充满敬意。但倘若我们仅是凭作品年代的远近来衡量其价值，这便有些愚昧了。可事实上，我们却任凭历史情感凌驾于审美判断之上。当艺术家安然在坟，我们便奉上歌功颂德的花篮。整个19世纪都被进化论的观点主导了，它在我们中间造成一种影响，使我们丧失了对每个物种中个体的关注。收藏家们忙于采集某个年代与流派的代表作，却忽视了一个基本道理，即庸常之作不管收集了多少，也比不上一件杰作能给我们更多的启迪。我们常常忙于分类鉴别，而丢失了欣赏的乐趣。艺术屈尊于所谓科学的展览方法，已成为许多美术馆的敝败之源。
在我们的生命框架之中，当代艺术是不容忽视的重要部分。当今的艺术才是真正属于我们的艺术：它是我们自身的倒影。谴责它就是谴责我们自身。我们常说当今没有艺术————这责任归咎于谁？真令人羞愧，我们对古人的作品狂热膜拜、大肆推崇，却对当代艺术的潜力漠然视之、无动于衷。艺术家们仍在苦苦奋斗，他们疲倦的灵魂在冰凉的蔑视的阴影中游荡。在这个自我中心的时代，我们给予过他们何种灵感？过往带着同情审视我们文明的贫乏，而未来将会嘲笑我们艺术的荒芜。我们正在摧毁生命中的美。但愿再能出现那神奇的仙人，以社会生活为体造出巨琴一把，让这琴将在天才的抚触下，奏出曼妙的声响。
* * *
【注释】
[1] 伯牙，春秋战国时期晋国的上大夫，著名琴师，楚国郢都（今湖北荆州）人。历代文献关于伯牙的记载颇多，最早见于《荀子·劝学篇》：“昔者瓠巴鼓瑟，而沉鱼出听；伯牙鼓琴，而六马仰秣。”《吕氏春秋·本味篇》记有伯牙鼓琴遇知音，钟子期领会琴曲志在高山流水的故事。《琴操》记载，伯牙学琴三年不成，老师成连把他带到东海蓬莱山去听海水澎湃、群鸟悲鸣之音，于是他有感而作《水仙操》。现在的琴曲《高山》、《流水》和《水仙操》都传说是伯牙的作品。伯牙驯琴的典故疑为作者杜撰。
[2] 近松门左卫门（1653——1725），原名杉森信盛，别号巢林子。日本江户时代杰出的戏剧家。他共创作净瑠璃剧本110余部、歌舞伎剧本28部，为日本文学留下了宝贵遗产。
[3] 足利时代（1333——1573），一般又称室町时期。这一时期文化气象日新月异，在传统公家文化的基础上，武家文化独树一帜。此外，农民与町众地位日益上升，由此催生了丰富多彩的庶民文化。这个时期文学、艺术、建筑、宗教等各派文化蓬勃兴盛，出现了诸多绘画大师。花道、茶道、枯山水、寺院建筑等，都在这个阶段得以发展，为今日所见的日式风格奠定了基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