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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室那茅草屋顶，诉说着万物之易逝；纤细支柱，暗示着人生之脆弱；竹制撑架，透露出个体之轻微；平凡的选材映射出明显的漫不经心，教人无须过于执着于这世界的无常。而永恒，只存在于精神，这精神使周遭再简朴不过的一切，被其精工细作的微光美化得妙不可言。
茶室必须依循茶师个人的审美品位来设计，这是对艺术生命力原则的印证。艺术，若要被充分欣赏，便必须贴近当下的生活。并不是说我们要忽视子孙后代的审美主张，而是我们必须更着眼于此刻的欢愉；并不是说我们要漠视过往的创造，而是我们必须努力将过往融入现今的意识。对传统和程式的盲从，会束缚建筑艺术中个体特色的表达。当今的日本，满目的建筑都是对欧洲建筑下意识的模仿，真是教人哀叹。而在那些最发达的西方国家中，建筑是如此缺乏原创，都是陈旧式样的一再重复，这也确让我们讶异。或许，我们正在经历一个艺术民主化的时代，我们等待着某位卓绝的大师出现，来开启一个新的艺术王朝的乐章。但愿我们能对古人加倍敬爱，而更少抄袭！据说，古希腊之所以有着辉煌的文明，就是因为他们从不对古人的东西照搬照抄。
“空之屋”，除了传达出无所不包的道家教理之外，还表达了在室内装饰方面一种变易的理念。除了为满足某种审美心绪而进行的临时装点之外，茶室是绝对空寂的。有时为了茶会的需要，主人会刻意置放一些特别的艺术品，以迎合与增进某个主题的美。而茶室里其他的一切，也被精心择用并妥当安置。任何人不可能同时聆听两种不同的乐曲，对美真正的领悟，也只有在专注于某一个中心主题时才成为可能。西方的室内装饰，丰盛得如同博物馆陈列室一般，我们茶室的装饰原则恰与之截然相反。对已经习惯于简练与多变的装饰风格的日本人来说，西方的室内装饰总是永恒不变地充斥着琳琅满目的绘画、雕塑和古玩，给人一种炫富的恶俗印象。单是欣赏一幅画作，我们就需投入巨大的心智与心念，欧美人的艺术能量想必用之不竭，不然又如何能日复一日安住于诸多作品的形色光影之间？
“不圆满之屋”的名号，暗示了我们装饰美学的另一个层面，即对称性的缺乏。西方评论家对此屡有着墨。此种审美趣味大概源于道家理想及受其影响颇深的禅宗理念。深植二元理念的儒家甚爱“双”的概念，而北传佛教则崇拜“三世佛”或“西方三圣”[17]，这些都丝毫不违背对称性的表达。事实上，倘若我们对中国古代的铜器，或者对中国唐代及日本奈良时代的宗教艺术作一番研究，便能发现相关器物都一贯追求对称。日本以往经典的室内装饰，也无疑深受此影响。然而，禅道两家对完美的解读与此相异。禅道哲学之要义，是更注重追求完美的过程，而非完美本身。只有对不完善的尘世在心灵中加以完善，对真美的领悟才成为可能。生命与艺术的雄浑力量，根植于它们向更完美处发展的可能性中。在茶室中，所有一切交由每个客人自己去想象，去完成他自身认同的那幅完美图卷。既然禅宗已成为当时思想模式的主流，这远东之地的艺术创作，便有意识地去避免对称，因为对称既表达了完满，又代表了重复。设计若千篇一律，就会破坏想象的流淌。风景与花鸟成为艺术作品中最常刻画的主题，而人物则退而让之，因为人物已存在于观看者本身，根本无须于画中再现。可是我们往往喜欢招人注目，对虚荣与自尊所带来的乏味单调根本无所顾忌。
在茶室中，对重复的顾虑是常存在的。屋子的各种装饰物都必须精心挑选，颜色与设计皆不可重复。如果摆置了花卉，就不能有花的绘画；如果选用了圆壶，水盂则须有棱角；如果茶碗的釉彩是黑色，就要避免黑漆的茶罐。壁龛上的香炉或花器必须小心地避免放在正中，以免它把空间分割成相同的两块。壁龛的支柱与其他柱子必须使用不同的材质，以打破一致性带来的单调。
与日本不同的是，在西方的室内装饰设计中，我们总能看到各种物件在壁炉上和其他地方对称地陈列着。当漫步于西式宅邸，我们常常遇到累赘的重复。当我们正要与某人交谈时，却发现他的等身肖像正从他背后紧盯着我们。我们不禁纳闷究竟哪个为真，是正与你交谈的这位，还是那画中之人？我们心里涌起一种蹊跷的确信————其中之一必是冒牌货。多少次，我们坐在宴席之上，注视着会客室墙面上琳琅满目的陈列，不知不觉消化不良。为何要描绘追逐狩猎的战利品？为何要将果蔬鲜鱼精雕细琢？为什么要陈列这些祖传的瓷器杯盘，难道这些器物不曾让你想到曾使用过它们的逝去的先人？
茶室的简约与脱俗，使它成为一个远离尘嚣的世外桃源。身在其中，也只有身在其中，人们才能够不受打扰地投身于对美的崇拜里。在16世纪，茶室为致力于日本的统一与重建的勇猛武士与政治家们，提供了一处温暖的歇息之所。17世纪，由于德川颁布了严格的法度与社会规范，茶室为艺术精神的自由交流提供了唯一可能的场所。在茶室里，在伟大艺术面前，大名、武士和町人之别消失了。[18]现如今，工业化生产大行其道，致使真正的精工细作变得愈加困难，整个世界都无处幸免。难道现在的我们，不比从前更需要茶室一间吗？
* * *
【注释】
[1] 作者原注：拉尔夫·N. 克莱姆，《对日本建筑及相关艺术的印象》，贝克与泰勒出版公司，纽约，1905年。
[2] Sukiya的日语汉字可写作“数寄屋”（意为“风雅之屋”）、“空屋”（意为“空之屋”）或“数奇屋”（意为“不圆满之屋”）。这些日语汉字音同字不同，体现了茶室所承载内涵的丰富性。
[3] 利休（1522——1592），著名茶道大师，日本茶道集大成者。早年名为千宗易，后获得丰臣秀吉的赐名改为千利休。千利休提出“和、敬、清、寂”的茶道精神，对日本茶道发展的影响极其深远。
[4] 丰臣秀吉（1536——1598），日本战国时代末期封建领主。他出生贫农，1586年受赐姓丰臣并就任太政大臣，确立了政权。而后丰臣秀吉统一了日本，结束了日本的战国时代。他对推动日本茶道的发展作出过极其重要的贡献。
[5] 武野绍鸥（1502——1555），著名茶道大师，千利休的老师。他传承了村田珠光的茶道传统，并对其进行了补充和完善，还把和歌理论输入了茶道，将日本文化中独特的素淡、典雅的风格再现于茶道，促进了日本茶道进一步的民族化。
[6] 希腊神话中，美惠三女神（the Graces），即阿格拉伊亚（灿烂）、欧佛洛绪涅（欢乐）和塔利亚（美丽），掌管人类的魅力与美丽。缪斯（the Muses），是宙斯和记忆女神的九个女儿，每一个掌管不同的文艺或者科学。
[7] 法隆寺，又称斑鸠寺，位于日本奈良生驹郡斑鸠町。据传始建于607年，是圣德太子于飞鸟时代建造的木结构寺庙。金堂和五重塔为其中心建筑，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木造建筑之一。
[8] 药师寺位于日本奈良市西京，又称西京寺。它建于680年，为日本法相宗大本山之一，南都（奈良）七大寺之一。
[9] 宇治凤凰堂即平等院凤凰堂，建于1053年，是11世纪最有权势的贵族藤原赖道建成的阿弥陀堂。凤凰堂采用“寝殿式”的形制，堂内供阿弥陀佛坐像。此堂三面环水，朝东，其殿的平面似凤凰飞翔之状，故此名曰“凤凰堂”。文中所说“公元10世纪的宇治凤凰堂”时间有误。
[10] 日光城位于枥木县西部女峰山麓，为日本枥木县日光市的神社与寺 院的总称。它包括东照宫、二荒山神社和山轮王寺，以风格华丽著称。
[11] 京都二条城建于公元1603年，由小堀远州指导设计建造，是幕府将军在京都的行辕，也是德川幕府的权力象征。本丸御殿和二之丸御殿为二条城的主要建筑。二之丸殿内墙壁和隔门上画有狩野派画家的名作，精美绝伦。
[12] 《维摩诘经》又称《维摩诘所说经》《净名经》《不可思议解脱经》，共3卷14品，是大乘佛教的早期经典之一，旨在宣传大乘般若空观。此经主人公为维摩诘居士，故而得名。唐代诗人王维甚爱此经，故取字摩诘。
[13] 和歌家藤原定家所作的和歌，出自《新古今和歌集》。
[14] 小堀远州（1579——1647），远州流派茶道的创始人，是继千利休和古田织部之后的江户时代初期的代表茶人之一，德川第三代将军的御用茶道师。他不仅是著名的茶人，也是著名的造园家，京都御所、仙洞御所、江户城、骏府城、名古屋城，以及南禅寺金地院、大德寺孤蓬庵等都是在他的指导下建成的。
[15] 该和歌收录于《茶话指月集》。
[16] 天照大神（《日本书纪》）或称天照大御神（《古事记》）、天照皇大神、日神，是日本神话中高天原的统治者。她被奉为日本天皇的始祖，也是神道教最高神袛。
[17] 此处原文trinity，应主要指佛寺大殿中所供奉的三尊佛像。通常可能是西方三圣（阿弥陀佛、观音菩萨及大势至菩萨）、释迦三圣（释迦牟尼佛、文殊菩萨及普贤菩萨）、横三世佛（东方净琉璃世界的药师佛、娑婆世界的释迦牟尼佛、西方极乐世界的阿弥陀佛）或纵三世佛（过去佛燃灯佛、现在佛释迦牟尼佛、未来佛弥勒佛）。
[18] 德川幕府时期实行严格的等级制度，全体居民被分为四个阶层：武士、农民、手工业者和商人。武士阶层，最顶端的是将军本身，其下为控制着大量土地的大名，大名手下是他们自己聚集的武士。町人，是商人与手工业者的统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