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再生时期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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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的区分，彼此合一。我们觉得中国须有“新文学”，我们觉得白话文是“活的语言”，我们为要打破社会的歧视，所以无论是诗歌、小说、戏剧、传记……用白话文来写，而过去有价值的白话作品，更使在社会有机会发扬光大，无论社会的上下层，大家都对白话文发生好感，并且在生活上去应用，是这样，文学才可以改革。而近十余年以来，我们都在从事这种工作。

    白话文的“白话”，和在两粤通俗所谓“白话”的意义，颇有不同，在两广说到“白话”，意思就是指“广话”而言，这里面也有一个来源的；因为在从前表演粤戏的时候，舞台上表演的人，一方面是“唱”，一方面是“白”，所谓“白”就是“道白”，“道白”都是用“广话”，这在大众听起来，“唱”的有时不会懂得，却是“道白”的，往往听得清清白白，所以“广话”又叫做“白话”，但是在白话文所谓的“白话”，其意合“普通话”（或叫官话）相同，我国全国为同一的民族，是应该有同一的语言，这就是所谓“国语”。至于凡是可称做“国语文”的，必须具有两种条件：第一，是全国流行最广，大家最容易懂得的方言；第二，要有写作的形式之标准，使大众易学易教。这几乎是全世界相同的道理，好像从前欧洲西部多用拉丁文字，但到现在，意大利就用意大利的语言文字，法兰西有法语法文，英国和德国也有其国语国文。但是意大利、法兰西、英、德等国，其国语的成文，也不外上述这两个条件，即要在全国流行最广和有其写作的形式。

    在中国，语言方面流行最广的就是“白话”或叫“官话”，又叫“普通话”，我们试一看丁文江和翁文灏所制的《中国语言分布图》，我们就知道“普通话”在中国流行范围的广大，从北到俄边哈尔滨，山东三省而万里长城，长江一带，南到与安南毗连的云、贵；从东边南京起到西边的四川止，我们统观中国东南西北这一个大区域，那么包括了东三省、黄河流域、长江流域（江苏一部），云南、贵州和广西的一部，所以“普通话”流行的地方，在我国本部占百分之九十以上，各处流行的“普通话”，虽然未尝没有多少出入，但是大同小异，都可以说是“普通话”，因此用“普通话”求做“国语”的标准，已经具备了第一个资格，至于第二个资格，也就颇有把握，近五百年以来，民间流行的有唱戏的戏本或说书的曲谱，都是由“普通话”而变成写作的形式，里面有浅显的人人可懂的，好像父母子女的欢态、爱情的、诉苦的描写；有歌唱有骂语……的表述，这些在古典的文学里是找不着，恋爱的诗歌，听了以后令到个个会动情，倘若是要用古典的文学来表达，那么值得要先下一番苦功，专心研究了二十年以后才读得到。

    至于我国的方言，口中所讲的语言，能够表现写作形式的，共有三种：一是广东话即粤语，在文艺上有相当价值的写作，就是“粤讴”；二是苏州话即吴语，吴人常将口中的言语记载而成戏曲、说白和小说；三是北方官话，这种语言所产生的文学作品很多，好像《红楼梦》《三国志》《西厢记》《封神》等。是从三四百年以前直流传到现在，为我国社会上最通俗的小说，几乎个个都读，一提起来个个都知道，所以在写作的形式来讲当然也以普通话为最佳。

    在广话和吴话的写作形式，因为有许多地方并不流行，而且在写作形式中有许多文字缺乏，不敷生活上的应用，后来自行创定，音声使与方言一致，好像“没有”粤语写作“乜”，“□□□□”粤语写作“咁”，这样自制的新字，在粤语中很多很多，不下百十个，同时在吴语也是陷于同一的情状，为使“语”与文一致，也创制了好些新字，好像“不要”吴语写作“覅”（勿旁），“不曾”，吴语写作“朆”（勿旁），诸如此类的不少，在官话中，从前“这个”的“这”字是没有的。初时大家想用“之乎者也”的者字来表示，觉得不大好，后来又想用“太阳”的“阳”字来表示，也觉得麻烦，唐宋以后，用“文”（走之旁）字来表示，到最近才演进而为“這”字。又好像，你看好不好呢的“呢”字，从前也没有的，唐宋时代，以“渐”（耳底）字代表，好不费力，后来有些人用“呢”来表示，较为轻便易写，于是就成立，沿用至今。从上所述，就可见到一字的创成，实在也不容易，而一种语言的成为国语，自然也并不是偶然的。官话的演进到了现在，所以能够流行很广，其功效也颇得力于《三国志》《西厢记》《红楼梦》……种种著名的小说，在数百年长时期深入民间的宣传。

    文字的改革能够彻底，非做到全国普遍的流行，和文学的内容充实不可，现在想要全国一致的以“语体文”为文学上惟一的工具，大家运用它来表达内心所蕴藏的思想、智识……感情，除了在学校里教科书要采用它外，并且在课外方面的读物，一切文学上的材料，都用“语体文”来做标准，用它去代替了古典文学的地位，能够这样地做到了这些工作使“白话文”成为全国最通行的语言和文字。

    而且这些语言文字才属诸大家所有；并且成为全国最良好的宣传和教育工具，这些应是文学革命的理论所在，文学革命的历史，在此不赘；但是，从民十一年到现在，这十二年当中，全国刻刻在施行“国语教育”，成绩也颇有可观，这次我在香港、广州各处演讲翻译，这便是一个例证。我们希望“国语文”成为全国的教育和宣传的工具，同时它也就是统一全国应该着手的初步工作，记得当我们提倡“白话文”的时候，曾引起了社会上许多的人士反对，但是一种思想、言论、主张，固然恐怕没有人们赞同，更怕没有人家反对，最怕人家不声不响地放到字纸篓去。新的文字、活的语言，在这个时代已经是非常地需要着它，所以从民国八年以来，越是反对和宣传，就是像广告一般的越是传播，唤起了全国的注意，而反时代的旧文学日渐没落，新文学的内容越渐充实，利用日增，造成了中国文学历史上的再生时期，给予社会各方面以一种复活的影响。

    三为社会改革：全国在这个时期，旧社会各方面都发生了动摇，而趋向大众化的途径。最明显的因新思想的介绍，而产生了思想上的改新，一方面有十九世纪欧美的民主立宪思想，一方面有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思想，又一方面输入了最近欧洲的独裁政治思想。在二十世纪世界思潮，从最左倾的如共产主义到最右倾的独裁政治思想，中国无不应有尽有。非独思想方面如此，在经济组织方面，在社会积习方面也引起了莫大的革新，社会改革的范围很广，别的且不多讲，就是个人的容仪方面也掀起了极大的变动，由剪发、衣服改革，直到裸体运动，五花八门都像雨后春笋般的勃发。在妇女方面，如女子现在也在社会有相当的地位，可以参政，男女可以同学，有受同等教育的机会，回想提倡男女平权，男女同学到现在已经有十余年，而这种风习到现在，普及了全国。在民十六七年的时候，全国大学男女同学的仍是很少，但到现在，全国高等教育的机关，男女分校的却是寥若晨星，如今试统计全国女子大学不过是有两处，从男女授受不亲转变到现在的情状，所以实在是社会上一种极大的变革，其他，在民法和刑法上也有了改革，现在女子也可以和男子一样，有享受承继财产的权利，在婚姻方面也有了改变，结婚离婚都比较从前容易。此外，一切在社会上足以妨碍进步、不合人生的要求，违反公众福利的制度和习惯，都渐渐淘汰了许多，而现在中国社会的改革，依旧还在迈步进行着。

    四为学术改革：我国在历史上，每一个朝代都有一次再生运动。试观由唐到宋，由宋到明便是很好的例证；但是每次的再生运动，都不能使中国返老还童，达到再生的时代。而欧洲十五十六世纪的再生运动能够做到了使欧洲衰老的民族复活，因为西洋再生时期，除了政治、文学、宗教、社会……的积极改革外，还加上了一种重要的返老还童的药针，这就是新科学的提倡和发扬。在宗教方面有德国的马丁路德和法国的加尔文等创行新教，在科学研究方面就有哥白尼、伽利略和英国的牛顿相继的研究和发明，因为欧洲有了新科学的研究，然后其再生运动不仅限于复古，恢复从前希腊罗马时代的文物，而运用这个的新的工具，更进而谋创造新的文明，所以到了十八世纪以来，新科学倡明，生产方法改良，新工业得以加速进展，发出了世界新的光芒，造成了社会组织的新基础，而欧洲的再生运动，才得以开花结果。

    学术上的改革，新科学的提倡，这实在是返老还童最强而最有效力的药针，它能加强和充实新生命的血液，可是它不容易使人得以窥见，在政治、文学、社会上的改革，往往有形式的表现，但是学术上的是潜在的，假如我们不是加以注意，那就不容易觉得！可是，在二十三年以前，我国没有一个自行研究科学的机关，也没有一间纯粹研究科学的大学，但是，到现在来，情形就是不同，各省大学及关于学术研究的机关，纷纷成立，并且从科学智识的接受更进而做创造的研究，过去我国历史上也曾有过科学的再生时期，一般读书人致力于“格物穷理”，但是因为没有科学的背景，行而不通，于是却步不前，达于学术的没落时代；但是现在的环境已经不同，我国受到了这个新刺激，一般人们已深深地明了科学的真价值，社会正需要这种新工具，大家正在努力于科学的设备和其方法的应用，所以学术上的发展，得以一日千里。在这二十余年来，我国在科学最有成绩的就是地质学，世界上如欧西各国研究地质学有了两百年的历史，我国现在以二十年的努力，竟获与世界地质学的知识并驾齐驱。在生物学方面，国内一般生物学者的拼命努力，亦已上了正轨，此外在物理、化学、医药等科学，我国皆有长足的进步，自然科学以外好像历史学、音韵学、语言学、考古学皆表现很好的成绩，虽然为时较暂，尚不如欧西的进步，但是为中国数千年来所仅见的现象。

    我们看到近二三十年，中国无论政治、文学、社会、学术各方面积极改革，我们知道中国已是再生时期的到临。这个复活时代，而现在正在开始萌发，因为外在的新刺激强大，而内在的潜力膨胀，所以这个再生时期为历来所未有，最少，其前途的进展，可与欧洲的再生时期的洪流相比。

    中国的再生时期，而现在是开始，将来其创造与改革，必将随洪流而膨胀增高；而我们一般中年人所能效力的时间已很短促，兹次再生运动是失败或成功，是在一般青年们如何的努力和前进！

    （本文为1935年1月12日胡适在广西梧州市中山纪念堂的演讲，梁明政笔记，原载1935年1月22日至25日《梧州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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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中国原有的稻为晚熟种，九月方才登场。到宋朝大中祥符四年（公元1011年）中国才经福建传来占城稻，是一种比较能够抗旱的早熟稻（见《宋史·食货志上》一）。以今日河北省境而论，小站稻为早熟种，八月上旬登场，京西稻或海淀稻为晚熟种，由八月末尾开始，直到九月上旬的末尾，才全部收割竣事。但有一点，我们须要注意。今日稻的变种极多，恐怕远非古人所能想象，无人敢说中国今日的晚稻就是先秦的普通稻种。我们惟一所要说明的，就是古代中国只有晚稻，九月成熟，而今日华北的晚稻，成熟仍在九月。今日与稻同时成熟的尚有玉米，那是明朝晚期欧洲人由新大陆传入中国的。玉米是印第安人对于农业最大的贡献，也有早熟晚熟的变种。早熟种八月上旬收割，与早稻同时；晚熟种八月底、九月初收割，与晚稻同时。明末有三个人在他们的作品中著录玉米：（1）李时珍《本草纲目》曰：“玉蜀黍，种出西土，种者亦罕。”可见明末玉米虽已传来，而种植仍少，尚无今日成为华北许多地方主要民食的情形。（2）王世懋《学圃杂疏》，提到此谷，称为“西番麦”，（3）田艺蘅[人名]《留青日扎》曰：“御麦出于西番，旧名番麦，以其曾经进御，故名御麦。”由田氏的记载中，我们或者可以断定，今日通行的“玉米”或“玉蜀黍”一类名词中的“玉”字只不过是“御”的简化字，因为此谷无论就形，色，或任何其他特征言，都与玉联系不上。此谷在中国各地名称不一，除上面已提到的外，尚有玉高粱、戎菽、玉麦、玉蜀秫、包谷、红须麦、珍珠米等异名。然而最特别的是江淮之间有些地方的“六谷子”之称，证明此谷非同小可，是中国旧有的所谓“五谷”之外的最重要的谷类。

    [2] 关于李悝为变法之祖一点，《晋书·刑法志》曰：“是时[曹魏]承用秦汉旧律，其文起自魏文侯师李悝。悝撰次诸国法，著法经……商鞅受之以相秦。”关于商鞅，见《史记·秦本纪》及《商君传》。关于吴起，见《史记·吴起传》。李悝在历史上处在一个关键的地位，可惜司马迁史识浅陋，没有能够根据汉时仍存的丰富资料特别为他立传。李悝的著作或别人论他的作品（见《汉书·艺文志》），后世全部失传，只有《汉书·食货志》保存了一段很简单的有关他“尽地力之教”的文字。

    [3] 近两年的多雨，使我们在北京近郊可以具体地明了沟洫的功用。北京近郊公路的两旁，多有明沟，乃为防止公路夏季积水而设。最近两年，夏季沟满，公路交通仍然无阻。但附带受益的还有沟旁的农田，田中的余水也都流入沟中，所以路旁的田没有受灾。然而不出一二里之外的田，只要较为低洼，就或多或少地遭到立潦。

    [4] 编者按：《史记》作《老子韩非列传第三》，传中言及申不害。

    [5] 编者按：《史记·老子列传》作“字聃”。无“字伯阳，谥曰聃”六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