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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
几年以前，广西大学校长马君武————我的师长，曾经函邀南来讲学，抱歉得很，当时因为个人在北方事务纷繁，一时未易分离，现在得一个机会到此，并且承马先生命讲题，就是“中国再生时期”，在今天得和诸位谈谈。
什么叫做“再生时期”呢？我们知道，人类的个体生命历程，是从少壮而衰老而死亡，人类的个体生命到了“衰老”的时期，必然遇到“死亡，决没有“返老还童”，所谓“再生”时期的到临。那走江湖的人和报纸上的广告，竟有什么“返老还童药”发胃，那是欺人之谈，没有科学根据的诞言。但是人类集团的生活和国家民族的文化之演进，虽也是由少壮而衰老而死亡；但是在衰老时期如何注射“返老还童”针，使变得了新的血脉，那么一朝涣发新的精神，从老态龙钟转变而振作有为，于是，国家的各方面都表现了新的活动，这个时期，历史家称为“再生时期”。
我们一读西欧的近代史，就知道西欧在中古时代曾经有过八百年到一千年的黑暗时代（DarkAge）。那时，欧洲一切的文物俱已荒废，民族达于“衰老”的程度；但是到了黑暗时代的末期，因为获得了新的刺激，灌输了新的血液，于是老大颓衰的欧洲民族，到了十四、十五世纪便发生新的运动，返老还童，死里复活，成为欧西近几百年一切文物发扬光大的基础，这便是“文艺复兴”（Renaissance）时代。我国向来翻译为“文艺复兴”，实在有些欠当，应该是叫做复苏或再生时期，十四十五世纪是欧洲的再生时期，那么何时是中国的再生时期？试观近三四十年来————尤其是最近的二十年来，我国的一切文物无论是社会制度、政治体系、经济组织、学术思想……皆掀起了极大的变革，所以我相信，将来的历史家就要目这个时代为中国的“再生时期”。因为我国具有几千年的文化，然而，历史演进到了现在，已经表现中华民族的老大衰颓。过去中国的历史上，发生了多次的再生运动，交织起伏，希望促老大的中国返老还童；但是新的刺激奄弱，新的血液贫乏，终于未能成功。可是从历史的观点，我们知道现在中国“再生时期”的到临。
我国在中古时代，为宗教的迷信势力，和社会遗留的法制所蒙蔽，但知尊重个人的生命，不理解做人的意义；《孝经》中云：“身体发肤，受诸父母，不可毁伤。”当时一般的人们，不但是尊重自己的身体，并且求所以扬名显亲，光宗耀祖，最低限度也要做到“无辱”的地步，使自身和父母在社会上有尊荣的地位，要不是，生不如死！到战国的时候，社会上表现了武士道的精神，许多人不但尊重人生的名誉，并且形成社会的侠义风尚和爱国牺牲的精神！民族渐渐有了复活的趋向。
学者胡适
但是不多久，受佛教和道教的影响，侠义牺牲的精神，潜藏于无形，民族日渐衰老、怕死、念佛、求仙、遍寻返老还童药丹以期长生不死，为着将来自身得入浮图，不惜以指甲或手臂紫布浸油，在佛前燃烧作佛灯，表示信佛的虔诚，于是群起仿行，甚至竟以身殉，有的将整个身体缚布涂油，并且张贴布告“在于某月某日在某某地方某某大和尚献身佛前”云云，使得万人空巷，争往观看；大和尚一面焚身，一面念佛，一面行礼，于是大家异口同声赞美，因为大和尚从此已经成佛升天，达到人生最高的目的。这种个体的牺牲，为想达到个人入浮图的梦想，与民族、国家和人群没有丝毫的关系；和墨子“摩顶放踵利天下为之”的人生观大相违背，到了这个时候，民族复回到了衰老时期。一直中国给这种黑暗的潮流荡漾了好几百年！
到了唐代，渐渐地萌发了一点生机，爬出了这个黑暗的圈子，一般不再幻想升天成佛。首先在文学上，我们看到有了良好的改革，许多诗人如杜甫，白居易等不再从事去赞美自然、吟风弄月，开始描写社会的疾苦，出现了新的文学，达到了一个解放的时代。不但唐诗为我国历代最著名的，柳公权、颜真卿的书法，皆甚有名；就是散文方面也发生了很大的变革。在唐朝以前，六朝的文学形成，一般人作起文章，讲求对偶，造成四六句的骈体文，走上了荒昏的文学道上，当时的文学已经失掉了作用，而表达晋人的感情、感觉和思想，还不完全。直到唐朝的韩退之、柳宗元出来，才将这种不合文法的骈文废弃，主用“散文”，当时的“散文”，这就是现在我们所谓的“古文”。其结果，唐朝成为诗文最盛的一个时代，此外，在宗教方面，唐代也有相当的改革，就前所述，独善其身的佛教，渐进而成禅宗，从印度的佛教转变而为中国的禅宗，不立文字，不再打坐念经，见性成佛。所以唐代是中国一个再生的时期。但是，毕竟因为这时所遭受的刺激太小，新血液的灌输不足，过后，又回到了衰老的时期。
到了宋时，离现在九百余年，中国又渐渐表露复活的趋势，无论是在文学上、思想上、政治上等各方面宋朝都充分表现勃兴的气象。文学方面继续出现了几个新人物，如欧阳修、苏洵、苏轼、苏辙、曾巩、王安石，他们继起对于文字的努力，亦有了新的收获，造成文学革命，“古文”的格式于是形成，后人合唐之韩愈、柳宗元称为唐宋八大家，其中宋代占了六位，所以宋时在文学上又是一个再生时期。同时，在思想方面也有了极大的改观，从前的人生观为拜神求佛，但望个人延年益寿，避祸得福。在北宋时出了一个伟大的人物范仲淹氏。提出了一个新人生观，尝言士当：“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于是思想上表现了一个新时代，由个人主义走到利他主义的道上，要在人人还未曾有忧虑的时候，而自己去忧虑；但是快乐就是要到个个都享受了然后才到自己，这是宋代思想界一大革新。不到三十年，熙宁年间，王安石出来实行政治的大改革，但是恶势力强固，改革没有成功，继有程灏、程颐、朱熹一般人出来，主敬存诚穷理为本，另成了一个学派，他们不再希望做道士和尚，而且要在世界上堂堂正正地做一个“人”，于是确立了一种理想的人生观，如《大学》首章所谓“格物，致知，正心，诚意，修身”，但是这里的“修身”和中古时候所希望为神仙成佛祖的一种自私的，出世的观念不同，而是积极的，为社会的人生观，所以“修身”的后面，就是“齐家”“治国”和“平天下”，这一种新人生观的焕发，于是代替了中古时代宗教迷信的人生观。从目的上说，由期望个人的超度推广而期望社会的改进，因此在思想方面宋朝的理学派不愧是我国历史上的一个再生时期。
然而，毕竟因为社会传统的旧势力膨胀，而新加入的血液不足，“治国”“平天下”，又是那样的艰深难行；不久，中国又回到了过去的时代，踏上从前的老路，文字方面从此跑上一个“做八股”的形式道上，体裁更坏。在思想方面，又回到静坐，拜佛，欲成神仙的圈里。一向积极的活动的人生观，转变而消极的死样的人生观，无所为而为；因着要做圣贤便要做到“格物致知”和“治国平天下”，小民何敢奢望？“格物致知”的意义，原来正与近代的科学家理想相符，“物”的范围既然是这样广泛，包罗万有，单是要“格物”，以穷究天地万物的道理，在那个时候，既没有客观的环境，生活上并没有感觉到切肤的需要，而科学研究上的设备，好像显微镜，望远镜等等都一样也没有的；而大家既不了解科学实验的方法，一般读书人但知琅琅念书；文质彬彬，长袍大袖又不用手足，那里说得科学的学习，因了这个缘故，“格物致知”，只是讲讲而没有方法去实行。到明朝，王守仁主张“知行合一”，但是“格物致知”做不到，于是想从自身下手，由静坐而提倡“良知”。初时，王阳明对于“格物穷理”等宋哲所提倡的思想，也愿笃信力行，只是行而不知其法。为着“格物”，王阳明和他们的门弟，先试“格”庭前“竹’，解开“竹子为什么中空”的道理，他的门徒坐守三天三夜，仍旧不获其理；王阳明不相信，自己亲身去守望沉思，也弄了七天七夜，仍旧，“竹子为什么中空”的道理没有“穷”了出来，反弄得病体支离，于是认为“格物致知”，那是干不通的；就改而提倡“良知良能”，以个人的知觉为做学问的出发点，我们晓得，思想方面这又回到了沉没错误的途上，宋哲所提倡那积极的人生观和“格物穷理”的道理，为了历史上从来没有研究的遗风和科学的背景设备等，于是昙花一现，思想上又返到了过去的时代！
每个时代都有一个再生时期，不在这方面或者就在那方面具有返老还童的趋势。古文改革到了明朝，一方面，文学是走到形式的死路上；一方面是在蕴蓄着蓬勃的生机。在明朝以前的元代，已经有了白话戏曲，明朝以来，白话的词曲，虽然仍旧存在，可是明代在文学上最伟大的杰作，是用白话写的小说，好像《三国志》《西厢记》《水浒传》等都是历史上白话文长篇小说中不可多得的佳本，迄清时，又有《红楼梦》《儒林外史》等小说出现，因此，这五百年来，文学上可以说是由古典的文学到了市民文学，为文学历史上一个新的阶段。但是，在这个时候，文学就分成了两个部位，像《三国志》《水浒》这一类的文学作品，在当时目为低级文学，为社会中一般下层阶级的民众，像卖豆腐的，拉车的，缝纫的作为茶余饭后的读物；而一般士大夫阶级，仍旧在跑其“求功名”的道路，大做典试的八股文章。
总括来说，在历史我国是发生了好几次的再生运动，从各方面表露复苏的精神，唐代可谓是我们文学上的大改革，民族也表现一些生机；但是一会儿又转到了衰老时期。迄宋朝，文学又焕发了新生，并且思想上表露复活的气象，但是因为旧势力雄厚，新刺激，新血液贫乏，不久又朝八股文学的路儿跑。明代以后，白话文的兴勃，文学上又表现了一种生机；然而一般士大夫阶级仍在做古典应试的文学。所以我国历史上虽然有了好几次的“再生时期”交迭起伏，然而返老还童的目的，仍是没有达到。不过，历史演进到了现在，试观最近之数十年中国各方面的活跃，我们觉得中国并没有死亡，过去的“再生运动”也不是完全失败，并且这依旧在继续的进行。我们从历史的观点来作一个比较，更证明现在中国所感应的刺激，所增加的新血液之强大，为历来所未有，这种新刺激新血液，有促中国复活的趋向，所以现在是中国的再生时期，恐怕也就是最末一次的再生运动。因为现在关于政治改革已经大功告成，而在文学改革，社会改革，学术改革诸端也就如狂风怒潮逐波而来，在在都充满了新的希望。现在分别说来：
一、政治改革：前者我国历史上的各种改革不容易求得实现，这原因思想、文学、宗教的改革不敌政治上的压抑，往往思想和文学的改革，在政治上稍稍加以压力，即将一笔勾销，好像三十年前，光绪二十四年（即1898年）广东一般领袖如梁启超、康有为所领导戊戌维新运动，全国震动，思想为之一新，那时恭亲王亦立意变法，并颁布了关于政治、军事、教育等等数百件改革案，但是，还不够三个月，顽固的慈禧太后复垂帘听政，不赞成变法，于是，将皇帝幽禁，一般维新的党人，捉的捉，杀的杀，如火如荼的改革运动，就给这一位老太太轻轻地一笔勾销，这是给一般人的一个大教训，皇帝或一般谋臣想图改革，尚且还没有成功的希望，在个人方面或是没有地位的人更因着畏缩而消减了改革的念头，倘若一不小心，给御史探悉，那么自己的身家性命，立刻不能保障；想在文学方面努力改革运动，更是没有办法，政治上的压力，立刻将加以取缔，或封报馆或停办书店，历史以来的文字狱，都是言论被钳制的结果。所以，政治的改革在再生时期，实在占着重要的地位，但自辛亥革命成功，中华民国成立，扫荡了几千年专制政治的积污，使中国开放苏生的时代，而一切的革新运动，无论是在文学上、思想上、学术上的，才能够发芽滋长。因此，如果没有了辛亥的政治改革，那么中国一切再生运动都不能成立。所以中国政体的改革，实在是一切改革的惟一条件。
其次为文学改革：大多数稍能涉猎西洋文学的，必能理解我国的文字，尚不足以应付生活上的需要，我国的古文为两千年前所形成的文字，这种文字到现在来如果要读通，最少要花费一个极长的时间，倘若要能够写作，那么需要更长期的训练，可是做的文章和讲的话，毕竟又是两件事体，念着文章，普通一般人们听不懂，所以这种文字实在是一种“死的语言”，如果是用来教育儿童，或是用来宣传大众，那是毫无用处的工具，尚在专制时代，早已经有人感觉到改革的需要，可是这种改革并没有成功。
清朝晚期实际统治者慈禧太后
何以在过去这种文字的改革不能成功？最大的原因是当时社会环境还实行科举制度，将社会划分了两个阶级，一方面是上层阶级，有智识的、做官的；而又一方面是下层阶级的民众，拉车的、卖豆腐的、缝纫的……这种“我”和“他”的界限划分以后，于是形成彼此的观念。但是环境是这样，如果要做人上人，你得学做八股文章，写端正的小楷，读古文；至于白话文虽然和普通言语音义相同，写语体文是一种实用的文章；可是上层阶级的智识分子，大家目为那是下等社会人们的读物，要想阅报、做官，丝毫没有帮助，因此改革的结果，遂遭失败。白话文虽然提倡，但是做八股的还是做八股。又因为，白话文为一般看不起，所以连下层阶级的劳苦民众，如果自己有了儿孙，还是要送去学做八股的文章，而白话文的改革，其结局，没有方法不归于失败的。
近十余年来，白话文的提倡，所以先从这一点下手，打破“我们”和“他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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