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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变的，从前家道殷实，隔了些时变而家道中落，是很平常的事；由此又可证实府兵是世兵制，故有由中下户堕落到下中户的现象。王夫之说：“唐之府兵，世著于伍，垂及百年违其材质，强使即戎。”他的观察是正确的。
第二，府兵不是“兵农合一”或“兵民合一”。自《邺侯家传》有“郡守农隙教试阅”的话，《新唐书·兵志》更坐实其“居无事时耕于野”，遂造成兵农合一的长期误解。不错，漠北各族本来是兵牧合一的，无事则返回牧地，照料牛羊，有事则千里之间，瞬息可以集中作战，但入居中原后由牧而农，情形可就不同了。西魏下番之后“教旗习战”，哪能分身兼顾农务呢？北周以“侍官”为称，略似清代的侍卫，唐代的授勋很滥，更可多得一分勋田，他们回到乡间去恐怕总以绅士自居，故能够雇人代替，虽然分有田，未必都个人自耕。唐制又名言拣自六品以下子孙，更属于士族阶级了。太宗时简点使封德彝等想把中男十八岁以上的简点入军，魏征说，若中男以上尽点入军，“租赋杂徭将何取给？”陈寅恪以为从租赋一句话来推测，“则当日人民未充卫士时亦须担负租赋杂徭之义务，是一人之身兼充兵务农之二业也，岂非唐代府兵制兵农合一之明证乎？”按唐代无论士农工商都可受田，既享受田的权利，自然应尽纳租赋的义务，点府兵之家不见得定是农家，尤其纳租赋之家更不尽是农家，拿未充府兵时须纳租赋的条件来断定兵农合一，恐说不过去吧。
北齐令男子“率以十八受田输租调，二十充兵，六十免力役，六十六退田免租调。”陈傳良指此为府兵法之始基。按“兵”字那时可作“民丁”解，“力役”又与“军人”异，这条命令属于地方上田赋性质，而北齐的军人户口，归军将管辖，地方官无权过问的至十州之多，他们都是免去租赋的，则上项命令怎见得与府兵相关呢？
或又说“兵民合一”，同样脱离事实。唐律“诸征人冒名相代者徒二年……若部内有冒名相代者里正笞五十，一人加一等”。按不是卫士而临时募充的叫做“征人”；又“其在军冒名者队正同里正”，所谓“在军冒名”，指卫士以上。换句话说，民（征人）有罪罚在里正，府兵（卫士）有罪罚在队正，显是军、民分治之确证，哪能认为兵民合一？还有卫士的名簿，只由本折冲府掌握，不归州县地方管理，更显而易见，兵民是分治的了。
唯其是这样，唐代各道军府数目之多少悬殊，同一道内的军府分布之疏密互异，才能得到合理的解答。
第三，府兵兼负宿卫和出征两项任务。谷霁光说：“当日（隋、唐）军备中————至少府兵一项————最重宿卫一点。”试看隋、唐府兵分隶于十二卫将军，再上溯西魏的初制，“十五日上则门栏陛戟，警昼巡夜”，可见府兵之职务，自始至终，没有大改变。
第四，府兵最突出的缺点是自备物资。像朱礼所说：“皆自食其力，不赋于民。……田制既坏，府兵亦废，而唐常有养兵之困。”系只看见小利的一面而没见到大害那一面。北族战争时准其军队掠夺，俘虏又得配给，自备不是难事。我国很早就有队伍严肃、秋毫无犯的认识，如果要军人们出资备战，岂不是一个大大的矛盾吗？
由于以上分析，便明白府兵制是游牧社会的落后组织，我们早进入封建社会，拓跋族及其继承者却把那种制度再施行于中国，拉向后走，维持了二三百年已嫌太久，如何再能继续下去呢？王夫之以为“府兵者犹之乎无兵也”，确一语破的。朱礼曾说：“凡天下之物，极于成者必坏，而萌于始者必极于成而后已，猶言人之生也，稚而壮，壮而衰，衰而老，老而亡，此其常也。府兵当壮而镇兵尚稚，府兵已亡而镇兵方壮，其成其坏，自不相侔，而相为消长者亦其势之必至也。”尚能抉出府兵已达到衰亡的理由。
（二）府兵制的利弊
关于府兵制的利弊，论者大不乏之人，但因对府兵的性质认识不甚清楚，立言往往无当于事实，故属于此一类的论议，这里不拟多辨，只条列其出发点尚不大错者数端：
“论制度的好坏，或制度的利弊，须视当日政情而定。”这是我们论古史所应有的认识，我们不能把历史向前拉的。府兵之利，据一般说：
一、居重驭轻。可是有人既强调这一条，同时又引唐中宗后韦氏临朝称制，召折冲兵万人分屯京城，由韦氏子侄统领，“总兵的仍又利用易于集中的军队，以行其是”。那末，主要还是能不能够连用的人事问题，不在乎居内或居外。
二、将帅无握兵之权，可免私兵之祸。然而募兵、边兵等也可以易帅，这不一定是府兵特有之利。
历史学家岑仲勉
三、简点丁壮，须验材力。这是一方面的看法。但又有人以为“少壮不齐，难成劲旅”，其实这种利弊，完全靠人事调节，非府兵制本身的特点。
关于它的弊害，又有如下的论据：
一、远近分番之太过纷扰。章氏说：“唐以远近分番，皆以一月，恐太纷扰。……又唐在二千里外者亦不免，此法所以坏也。”朱礼的见解略同。这不能不算是制度本身的缺点。
二、府多的地带，虽互助仍难供办。这是府兵制最突出的弊害。
三、引着君主走上黩武的途径。有人举隋炀帝增置军府扫地为兵为例。按炀帝唯大事招募，故至于扫地为兵，君主之酷好战争，无论在任何兵制下都有之，不能专归咎于府兵的。
（三）总结
府兵制是适应于游牧社会的兵制。生长在漠北的落后部族，习于骑术，来去较易，他们本无禁兵、边兵之别，无事时可以屯聚在一起，有事时可以散而之四方。他们的策略是因敌为粮。用不着辎重、饷需的后继，不前进，不力战，就会饿死，战胜就可分享到战利品。燕凤说：“军无辎重樵爨之苦，轻行速捷，因敌取资：此南方之所以疲弊，而北方之所以常胜也。”可是在经济高度发展的封建社会里，情况不一样，其有利因素势难继续保持，制度亦必然不能持久施行。此外，它不适合于封建社会的还有如下几点：
一、府兵揀取的原则是先富后贫，富人多娇生惯养，不知作战为何事，即使他们愿意入军，也必演成不能授甲的现象。要靠他们御敌卫国，是多么危险的事！
二、如果取的是贫羸的，没有乡邻互助，妻子无以资生，自不能安心上番，最后只有逃亡。兵疲饷绌而期望战胜，与取自富豪子弟者同一样危险。
三、经济越发展则分工越细密，随着潮流影响，相信有府兵名籍的已多转入工、商两途，定期番上，必非所愿。魏征《十渐疏》说“正兵之辈，上番多别驱使”，贞观十三年已有此弊，则借作僮仆非始自武后，初唐早肇崩溃之基。
四、国家机构未确立，自然无法担负巨额支出————尤其是军费之支出，资斧自备实即氏族社会末期一种变相的赋税。封建社会则不然，国家已建设征收的机构，人民也大致按比例而缴纳赋税，府兵之优免租庸调，无非等于当兵的雇值（因为不当兵的也同样受田）。随着时势而变通，国家固宁愿略增一点支出，取得统筹兼顾之较妥善的途径，使军备达于巩固地位，一方面可减少贫弱逃亡，免至财政紊乱；另一方面又可使富豪安帖，不至发生抵抗。就统治阶级来说，改世兵为雇兵是有利的。
总之，府兵之废除，系随社会经济的发展而必然产生的结果，主要是经济对兵制的影响。虽然兵制改变后也可对经济发生其作用，但如果认为：“府兵破坏，整个的社会经济也同时发生动摇……至少是社会经济崩溃的一个象征。”则恰得其反。府兵崩溃的过程，如第七章所揭，应包括武后之开元初叶一个时期，正是唐代经济最繁荣上升的时期。我们无须多辨，只拿当年历史来一比，便知道正由于经济繁荣，才促使府兵崩溃，绝非府兵废除象征着经济崩溃了。
论道我国历朝兵制，府兵最为一般人所共知，然而在开元时史册已不甚详，因而后世就发生许多误会。对于它的起源，或以为本自鲜卑而未提佐证，或以为同于南朝而理由不充。试求其实，无疑是游牧社会的落后兵制，它与均田相依为命，没有授田，不可能强迫军士自备资斧和武器。时至隋唐，国内经济日益发展，兼并之风，不可复抑，均田制崩溃，府兵制也自然而然地跟着崩溃。
中唐的人不晓得这个道理，好像空想唐虞三代一样，只觉得府兵废除后仅三十年便发生安禄山之乱，就把前者看作是后者之因，众口一辞，几成定论。其实安禄山是在李唐军政不修的情况下发动变乱的，府兵即使尚存，也无能为力。
府兵制是略为变通的世兵制，不是兵民合一，也不是兵农合一。它兼负禁卫和征行两种职务，有点跟东西周和后来契丹、蒙古的军制相像。拓跋氏把它和均田制一起带入中原，仗着统治的势力，才推行了许久，实际上它与我国的封建社会是并不适应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