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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2年，日本第一次从百济引进了佛教。这个时期称为飞鸟时代[1]，因为首都位于飞鸟国，直到710年最终迁往奈良。飞鸟时代标志抽象唯心主义在日本的最初潮流。佛教经阿育王和迦腻色伽巩固后，把新的信仰之水引至中国。
当然，阿育王派传教使团前往中央帝国，可能正好遭遇秦始皇的暴政。但即使如此，他们还是留下了一点痕迹。我们可以证实的历史记录始于公元59年。这时，可能在迦腻色伽统治下的大月氏使节向中国学者景卢提供佛经译本。公元65年，汉明帝梦见金人巨像，他醒来让大臣圆梦。景卢这时已经是有名望的学者，能够解释西方的佛教。第二年，景卢和十八名随从奉命出使大月氏。公元67年，他带回佛陀的图像和两位僧人：自称来自印度中部的摩腾（Kasyapa Matanga）和竺法兰（Dharmaratna）。据说，他们住在专门安置外宾的洛阳宫殿。洛阳是东汉的首都，汉朝以天下之主自居。这座宫殿后来改为寺院，称为白马寺，今天仍然可以在洛阳郊区看到。这座都城古代曾经盛极一时，现在满目丘墟。据称，摩腾在宫墙上作壁画：一座舍利塔围绕着一千战车和骑士，暗示桑吉和阿马拉瓦蒂的佛塔和廊柱，当然是那个时代的风格。他们带来的佛像几乎不为人知。
下一位僧人安世高（Ansei）来自帕提亚人（Parthians）的国土安息（Arsaie），他的随从来自大月氏的邻邦。据记载，159年，一位使节取道交趾来中国。这些传道士翻译的佛经属于北宗（积极的唯心主义）。大约3世纪末，《阿弥陀经》（Amida-Sutra）译成。
阿弥陀佛（Amita）这个词意味着无法估量的光明，代表没有个人色彩的神圣理念，跟释迦牟尼代表的个人神圣相对应。印度《奥义书》称伟大永恒的洞见为婆罗门。佛教南北二宗的区别就在于这种基本认同的差异。南宗修道的最终目的是涅槃，从世界的相对性当中解脱出来；北宗却认为这是新的光荣开端。第一次阐明理念，应该归功于马鸣。这是我们从亚洲早期哲学获得的共同遗产，佛教就是从共同遗产中成长起来的。
佛教之树在中国扎下了根。这时，匈奴北狄破边而入，建立了后来所说的北朝，突然给佛教的发展增加了推动力。因为这些部落在野蛮时代就已经皈依佛教，虽然他们的信仰还带有迷信和偏见的色彩，不过就他们的野蛮程度而言，这是自然而然的。在华南或本土王朝的文明世界，清谈家的哲学机锋和理念亲和，与其大相径庭。
据说，传道士佛图澄是印度僧人，对狂暴凶猛的匈奴军人影响很大。据说他拥有超自然的力量。人民对他极其敬畏，甚至不敢向他的方向吐口水。他能运用个人的影响，制止北赵王朝的残暴和血腥。他的学生道安前往南方，跟义安合作，协助宣传阿弥陀的信仰，为救赎而沉思，向西天理想中的佛陀祈祷。鸠摩罗什（Kumarajiva）的父亲是大月氏人，母亲是印度人，自己大概是龟兹土著。他在当时如此闻名，以致北方皇帝派兵带他到中国传道。401年，他抵达中国。献身于翻译佛经的事业，硕果累累，奠定了佛学的基础，6世纪末在天台山盛极一时。
重要的传道士前赴后继，其精神源远流长，说明思想家在此期间不断从印度向中国流动，产生了有趣的交流。似乎除了从孟加拉经锡兰到长江口的海路，还有两条重要的陆路。它们都从中国开始，抵达奥克苏斯河（Oxus）以前，在大戈壁分为天山北路和天山南道，就此前往印度河。使节大概走海路。
在这里，我们掌握了一个伟大时代的线索。印度西北部是两个伟大帝国的中枢，游客、朝圣者、商人络绎不绝，创造了共同的文化。大概穆斯林征服印度西北部，才迫使双方的巨额贸易停顿。这个隐秘的过程夺走了东方的威望，使得地中海和波罗的海人以为整个东方都是“发展停滞”的受害者。
这个时期的艺术尝试不胜枚举，有些规模巨大。但民族的主要观念是：将佛教纳入道教的万神殿，给印度宗教披上一层中国汉代艺术的外衣。就是这样，早期基督教的庙宇和图形采取了古罗马建筑和雕塑的风格。
在建筑方面，如前所见：中国宫殿在弃绝的冲动下变成了佛教庙宇，只有这样的变化才能满足新需要。早在迦腻色伽时代，舍利塔通过基座的演变，分几步发展成中国的形式。在木结构建筑的条件下，舍利塔变成了今天在日本如此闻名的木制佛塔。佛塔有长方形和圆形两种形式，后者仍然保存了最初的圆顶形式。
217年，最初的佛塔在里肯建成，一定是模仿汉代已经存在的碟形塔尖和多层宝塔。碟形塔尖源于天蓬或华盖，象征君主的权威。多层代表精神的层级，三层显示圣人，九层显示最高的佛陀。木制佛塔从6世纪开始建筑，幸运地保留了一些记录。这些佛塔越来越接近印度装饰风格，我们在顶部发现巨甔，明显让人想到玄奘提到的菩提伽耶舍利塔的装饰品。菩提伽耶舍利塔与阿玛拉·辛格（Amara Singh）存在于同一个世纪，后者是超日王宫廷“九宝”之一。
塑像似乎经历了一个平行的发展过程。一开始，印度类型在中国人心中实属怪异。4世纪雕塑家戴安道献身于新类型的演化，不断改变其比例。戴安道亟须诚实的批评，于是在雕塑后面挂上帘子，自己藏在后面听取公众评论达三年之久。朝圣者法显的记录证明，存在一个杰出的中国雕塑流派。某些边境国家的雕塑风格完全是中国式，跟另一些地方的印度风格截然不同。他把这种风格的起源归因于一位占据边境的中国将军吕光的影响。不过我们认为：这只是加强了大月氏人在旁遮普发展起来的雕塑风格，在马土拉同样可见。确实，据我们所知，在特色、材料、装饰方面，现存的这一时期样本主要是汉代风格。
我们能够回想起的最典型例证是洛阳附近的龙门石刻。龙门石刻源于516年胡太后建立的石窟神庙。神庙虽已荒废，仍然气势恢宏。石窟不仅代表这一时期的艺术，而且自身就是一个完美的博物馆，藏有一万多尊佛像。根据权威人士的判断，这些佛像有的属于唐代，有的晚至宋代。石窟前后相继，都是尖顶穹窿，里面主要是凹凸不平的浮雕，主要人物被大刀阔斧地刻在岩石上。
一位中国诗人拜访此地，题诗岩上：“摩崖成佛性，顽石亦慧根。”龙门风景绝佳，摩崖佛像下临伊阙激流，对岸有一座小庙，名叫香山寺。我们敬爱的唐代诗人白居易故居就在这里，保存至今。
佛教在飞鸟时期第一次传入日本时，苏我氏[2]像后来的藤原和源氏一样大权独揽。苏我氏始祖武内宿祢[3]辅佐神功皇后经略三韩，以后苏我氏一直是帝国的甲第膏粱。在后来的绘画中，他的形象是表情严肃的美髯公，把幼主抱在怀里。从此，苏我氏世袭外务大臣之职。他们由于家族传统之故，自然喜爱、尊重外国文化和制度，而其他本国君侯更趋向于保守国粹传统。政权一般掌握在皇座周围的大贵族手中，他们以皇室名义治国。这是“诸神会议”的余音。
佛教传入日本，民众骚乱随之而起，苏我氏和物部氏[4]的宿怨由此而生。物部氏世袭地方军元帅，获得藤原氏始祖中臣镰足的支持。藤原氏世袭祭司长，更适当地说，他们是古代典礼的守护神。他们自然倾向于国粹，反对新宗教。奥姆氏世袭日本海军大将，巡视朝鲜海岸，倾向于苏我氏，至少在争执中保持中立。灾难性的权力斗争后，苏我氏独揽大权，并伴随着无法遗忘的暴政和几次天皇废立。对今天的日本人而言，这是最可悲的事情。不过，当时的形势酷似明治天皇复辟时期：进步和保守两派目的不同，观念不同，斗争不已，不过态度比较温和。
皇权经过苏我寡头政治的侵夺，已经无力节制双方。于是，钦明天皇13年，圣明王遣使来聘，赠释迦牟尼铜像及帘幕、华盖和种种佛经。使节致辞：“藩臣百济王圣明敬奉贡品。金身入朝，大佑皇极，辟土开疆，佛力无边，及于海东。”天皇自然乐于接受贡品，但对佛像犹豫不决。他询问廷臣，苏我稻目主张以礼祭拜，物部尾舆[5]和中臣镰足主张拒绝使节和佛像。物部尾舆是物部守屋[6]的父亲，他连名字都有憎恶佛教的含义！
天皇决定宽容，将佛像交给苏我稻目，供于小垦国田家中。但来年瘟疫和饥荒流行，给苏我氏的敌人提供了极好的借口。他们立刻宣布：灾难源于供奉外来神明。于是，他们获准焚烧一切佛物，将佛像投入附近的湖中。不过，显然早在宫廷接待僧侣和佛像以前，佛教已经举国皆知。在这之前三十一年，中国南朝梁有个著名的雕刻家司马达止[7]，他迁居到了日本。他的女儿成为日本最早的女尼，他的孙子鞍作止利更是虔诚的佛教信徒和当时最杰出的艺术家。554年，朝鲜僧侣道谒和道什迁居日本。据说，南朝人钱总十年后带来了佛像和佛画。虽然保守派迫害，佛教仍然蒸蒸日上。百济和新罗国王竞相供佛。苏我稻目之子苏我马子继承了父亲的首相职务，于584年建立佛寺。574年，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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