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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北
在6世纪接触佛教前，日本艺术沐浴了第一波大陆春风，这就是汉代和六朝时期的中国。
汉代艺术本身是中国原始文化成熟的产物。中国原始文化在公元前1046年至公元前221年的周朝登峰造极，其理念泛称儒家或孔教，得名于体现和阐明中国人基本观念的伟大贤哲孔夫子。
中国人是从事农业的，他们从远古时代起，就定居在富饶的黄河谷地。他们衍生出伟大的大同主义体系，跟他们留在蒙古大草原上的游牧兄弟判若两人。不过，在最早的时期，同样的元素之核无疑已经在那些高原城市中存在了，儒家的萌芽已经就绪。那个时代已经迷失在史前的黑夜中，从那时到现在，黄河谷地的居民依然如故。鞑靼牧马周期性打断他们自己的发展，然后被同化为农业民族。
牧民的利剑变成了农民的犁头。这个过程削弱了新公民的抵抗力，使他们周而复始地遭遇“长城以后”的命运。就这样，中国漫长的朝代记录总是由新兴部落领导国家，当原来的情况再次出现，便继续循环往复。
不过，中国人虽然在平原上居住了许多年，却仍然保持古代政府的观念。古中国分为九州，其总督号称“方伯”或“祭师”。他们信仰祖先神，以“上天”为象征。在上天保佑下，数学般准确地划定人类的命运。汉语“命运”的词根是“命”或“命令”，意思是宿命论。他们将宿命论传给阿拉伯人，变成穆罕默德教义。他们仍然对无形世界的各种精灵保持敬畏。他们所保持的女性理想，后来成为东方的闺房传统。他们保存了高原茂草中收集的天文知识和图兰二元论神学。尤其是，他们还延续了“四海之内皆兄弟”的理想，这是从阿穆尔河到多瑙河的一切牧人民族的共同遗产。事实上，中国牧民是农民的先驱者。这反映在他们的神话中：第一位皇帝伏羲氏[1]是畜牧业的导师，他的继承人是神圣的农民神农氏。
在长久的平静的年代里，随着农业社会越来越完善，产生了基于土地和劳动的伟大伦理和宗教系统。直到今日，土地和劳动仍然是中国永不枯竭的力量来源。千真万确，他们有祖传的组织，在值得赞美的社会主义中自给自足，他们有孩子，不谈政治，继续辛勤耕耘地球的每一个角落。
周朝末年，孔子（公元前551-前479年）阐明和体现了这种伟大的共同劳动理想，值得每一位现代社会主义者深入研究。他献身于伦理宗教的实践以及人与人的奉献。对他而言，仁就是上帝，他的最终教义是生命的和谐。让印第安人的灵魂翱翔，融入无垠的天空；让功利的欧洲人探索大地和物质的秘密；让基督徒和闪米特人遨游在梦想的天国中————让他们所有人都去吧，儒家一定要坚守其博大的普遍理性及其对普通人的无限悲悯。
《易经》是中国人的《吠陀经》（Veda），充满了暗示，祭司能够通过暗示抵达不可言喻的存在。《易经》差不多是不可知论者的禁区。孔子说：“未知生，焉知死？”根据中国人的伦理学，家庭是最基本的社会单位，由分级的服从体系组成，人民跟皇帝同样重要。皇帝以家长式统治者的身份进行管理，天下大同，兄弟互助，完全基于社会的本意和选择。
生活的最高法则就是为社会牺牲个人。艺术为社会道德契约服务，从而获得褒奖。值得注意的是，音乐是居于最高等级的。它的特殊作用就是协调人与人、社区与社区之间的关系。因此，周朝贵族青年的第一项课程就是研究音乐。
根据孔子生平的某些回忆，不仅有几段对话记载了他对音乐之美的热爱，还有故事说：他先斋戒再听音乐。有一次，他为了观察节奏对人们行动的影响，便饶有兴趣地跟随着一个敲打砂锅的孩子。后来，他去齐国旅行，欣赏到了从太公时代流传至今的韶乐。
中国人利用类似的方式，把诗歌视为促进政治和谐的途径。君主的天职不是命令，而是建议，臣民要表达心声不需要通过谏言，而是讽喻。这些都以诗歌为公认的媒介。这种理论暗示：就像中古的欧洲一样，乡野民歌承载了爱、劳作和大地的美，边塞舞曲回荡着金戈铁马的铿锵，以怪诞的异域谣曲体现边塞的荒凉。这些都是公认的形式。只有在这类元素极其丰富的时代，这种理论才能形成。其中，体现个人意识觉醒的诗歌尚未诞生。贤哲收集的中国古代歌谣体现了夏、殷、周三朝黄金时代的风貌，这些歌谣可以证明相关的省份在当时是繁荣昌盛还是破败落后。
甚至绘画也被视为教诲道德的实践手段。孔子在《家语》中提到：他拜访周朝列王的陵墓，描绘周公辅成王的壁画。他对照另一幅桀纣（古代暴君）图，看到荣辱有别，不禁衷心喜悦。
据说周朝的甔[2]和其他青铜器虽然宗风各别，但其纯正性不输希腊。确实，它们的配件，例如纯净精美的玉器，与闪耀着个人主义的玉器相比，更体现了东西方装饰品截然不同的理念。我们在金匠和玉匠的作品中，也发现了同样的渴望和谐的思想，同时代的画家和歌手也同样对此心醉神迷。
周朝的大一统持续了500年，最后由于强大封建世卿的崛起而被削弱。大约公元前221年，秦统一了中国。
古代儒生对这些暴君极其憎恶与恐惧，但他们毕竟是实现周朝统一的因素。他们用长城和道路统一了中华帝国；他们的行省制度类似波斯帝国；他们发明，或者更准确说，选择了民族的字体。是他们正式将中国解除武装，首先采用皇帝的称呼和头衔。总而言之，虽然秦人随后就被推翻了，但他们为了自己的目的实现了中央集权，开辟了帝国的普遍传统。
甚至秦人对文学的敌视和迫害都未必是对儒家学者或压迫自由思想的抵触。他们在学校以吏为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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