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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充分就业、计划和通货膨胀
自战争结束以来，中央计划、充分就业和通货膨胀压力体现了主导世界大部分地区经济政策的三大特征。其中，只有充分就业本身才是令人向往的。不管我们把中央计划称为中央指令，还是政府控制，它充其量是一种必须根据结果来判断的手段。通货膨胀，甚至是“被抑制的通货膨胀”，毫无疑问都是一种罪恶，尽管有些人会说，如果要实现其他宏图大志，那么这是一种必要的罪恶。通货膨胀是我们承诺实行充分就业和中央计划经济政策付出的一种代价。
造成这一局势的新事实并不是人们比战前更希望避免失业。这是一种新的信念，即与没有货币压力相比，更高水平的就业可以通过货币压力永久保持。对基于这些信念的政策的追求在某种程度上出人意料地表明，通货膨胀和政府控制是避免失业必要的伴生物————并不是所有人都对此感到意外，但主张这些政策的大多数人可能都觉得不可思议。
充分就业是首要任务
因此，目前所理解的充分就业政策是主导要素，当代经济政策的其他特征主要是其后果。在我们能够进一步研究中央计划、充分就业和通货膨胀相互作用的方式之前，我们必须弄清楚目前实行的充分就业政策究竟意味着什么。
充分就业这个理论性概念的原意可能不是指在短期内由货币压力带来的最大就业，但不可避免的是，它在实践中应该就是这个意思。一旦人们承认暂时的就业状况应该成为货币政策的主要指南，那么毫无疑问，任何可能被货币压力消除的失业都会被视为施加这种货币压力的充分理由。人们早就知道，在大多数情况下，通过货币扩张可以暂时增加就业。如果没有一如既往地实行货币扩张，那么这是因为人们认为，运用这种措施不仅制造了其他危险，还可能危及就业本身的长期稳定。当下观点的全新之处在于，人们普遍认为，只要货币扩张能够创造更多就业，它就不会带来害处，或者至少是利大于弊的。
尽管在实践中，充分就业政策只是意味着就业率在短期内会一直略高于正常水平，但至少应该要提出的疑问是，在较长时期内，其相关政策实际上是否会降低就业水平（就业水平是可以在非渐进式货币扩张的情况下长期维持的）。然而，这些政策一直反映实际问题并非如此，而是要在这样定义的充分就业和20世纪30年代持续的大规模失业之间做出选择。
在“充分就业”和一种存在各种各样失业要素的态势之间进行选择的思维习惯，或许是我们从已故凯恩斯爵士的巨大影响中得到的最危险的遗产。就各种存在的未使用资源而言，只要一种普遍失业的状态存在，货币扩张就只能是有益的，很少有人会否认这一点。但这种普遍失业的状态是相当罕见的，在这种状态下，有利的政策是否也会始终而且必然地处于一种中间位置，这是难以察觉的。而当严重的失业仅限于某些产业、职业或地区时，这种中间位置是一个经济体系在大多数情况下所处的位置。
失业与需求不足
在普遍失业的情况下，就业将随着货币收入的比例波动，这大致是正确的。而且，如果我们成功地增加了货币收入，那么我们也将以同样的比例增加就业。但认为所有的失业都是由总需求不足造成的，而且可以通过增加需求来持续不断地解决这个问题，却是错误的看法。收入和就业之间的因果关系并不是简单的单向关系，这种单向关系是，通过增加一定比例的收入，我们便能一直以相同比例增加就业。如果所有的工人都按现在的工资水平工作，总收入就会达到某个数字。因此，如果我们能把收入增加到这个数字，我们就一定能实现充分就业，这种想法未免也太天真了。在失业率不是平均分布的地方，我们就不能确定额外支出会流向哪里，也无法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不管怎样，在增加对失业者所提供服务的需求之前（这类服务可能会在就业大幅增加之前就产生重大的通货膨胀效应），我们就必须使这样的额外支出产生。
如果支出在产业和职业之间的分配比例不同于劳动力的分配比例，那么仅仅靠增加支出是不一定能增加就业的。显然，失业可能是劳动力分配与需求分配不同这一事实的后果。在这种情况下，总货币收入较低将被视为失业的结果，而不是失业的原因。虽然在增加收入的过程中，足够的支出可能会“溢出”到萧条的行业，从而暂时解决失业问题，但一旦经济扩张结束，需求分配和供应分配之间的差异就会再次显现出来。面对这种失业和低总收入的原因如此不一致的情况，我们只有通过在自由经济中重新分配劳动力才能一劳永逸地加以解决。
随之出现的是整个领域中尤其关键和困难的一个问题：在相当稳健或扩张的货币条件下，我们更有可能纠正不当的劳动力分配问题吗？这实际上涉及两个独立的问题。第一个问题是：在扩张过程中，如果调整的劳动力分配与当时的需求分配一致，那么这是否会产生就业，而就业又是否会在扩张停止后继续存在？第二个问题是：在稳健或扩张的货币条件下，劳动力的分配是否更有可能迅速适应任何既定的需求分配？或者换句话说，劳动力的流动性是否会更强？
第一个问题的答案相当清楚。在扩张过程中，需求的方向在一定程度上必然不同于扩张停止后的需求方向。劳动力会被吸引到那些最初会产生额外支出的特定行业中。只要扩张还在持续，那里的需求增长就会一直领先于其他行业相应发生的需求增长。只要这种对特定行业需求的暂时刺激导致了劳动力的流动，那么一旦扩张结束，它很可能会成为失业的原因。
经常性失业的主要原因
有些人可能不相信这种现象的重要性。在现在的作者看来，这似乎是失业浪潮反复出现的主要原因。在每一个繁荣时期，更多的生产要素被吸引到资本财货行业中，而不是在这个行业被永久利用，其结果是，我们在平时专门用于生产资本财货的资源所占的比例高于相应的收入所占的比例；在充分就业的情况下，这些收入将被储蓄起来用于投资。在他看来，这似乎导致了经济繁荣后随之而来的崩溃。只要信贷扩张“生生不息”，任何通过吸引劳动力进入某些行业（在那里，他们会被一直雇用）来创造充分就业的企图，都一定会导致这样一种窘境：要么信贷扩张必须无限期地持续下去，这意味着通货膨胀；要么当信贷扩张停止的时候，失业率将比没有出现暂时性就业增长的情况更高。
如果失业的真正原因是劳动力的分配与需求的分配不一致，那么创造不依赖于持续通货膨胀（或有形控制）的稳定的高就业情况的唯一方法便是，使劳动力分配与有稳定货币收入的消费方式相适应。当然，这不仅取决于在适应过程中需求的分配是否大致保持不变，还取决于整体情况是否有利于劳动力的简单和快速流动。
这就引出了我们问题的第二部分，也是难度更大的一部分。尽管在我们看来，它似乎可以明确地指向一个方向，但我们却找不到确定的答案。这个问题是：是当总需求上升时，工人们更愿意转移到新的行业或新的地方，还是当总需求趋于稳定时，流动性会更大？这两种情况的主要区别在于：前者的转移动机是在别处获得更高的工资；而在第二种情况下，起到推动作用的是工人们没有能力赚到通常的工资或在以前的行业中找不到任何工作。当然，前一种方法更令人愉快，通常也会更有效。
我会质疑后一种观点。从长远来看，同样的工资差异虽然会吸引更多的新员工进入一个行业，但不足以吸引已经在某一个行业站稳脚跟的员工跳槽进入这个行业，这本身就不足为奇。通常，从一份工作换到另一份工作会涉及金钱损失和其他牺牲，而单凭工资的增加是不能让人这么做的。只要人们能在目前的工作中依靠他的通常工资生活，他就不会愿意换工作，这是可以理解的。扩张主义政策的目的是通过提高一些工资而不让其他工资下降来实现全面的调整，虽然稳定的货币工资意味着较低的实际工资，但是用货币工资来思考的习惯将使实际工资的下降失去大部分效用，这在扩张主义政策下是不可避免之事。奇怪的是，凯恩斯爵士的信徒们在其他方面经常使用这种思维方式，却看不到它在这种情况下的重要性。
要想保证那些为了社会利益而应该到别处去工作的人继续保有他们以前的工资，我们最终就只能推迟跳槽必须发生的时间。我们也不应忘记，为了使所有以前就业的人继续在一个相对衰落的行业中就业，该行业的一般工资水平将不得不大幅下降。而如果一些工人离开了这个行业，那么其一般工资水平本不会下降这么多。
这里，外行人很难理解的是，让个人不失去工作可能并不是减少失业的方法。从长远来看，这反而可能是减少在一定工资水平下可被雇用人数的方法。如果一项长期实行的政策推迟或延迟了劳动力转移，那么其结果必然是，那本应逐渐变化的过程却在最后变成一个必须在短期内发生巨变的问题。持续的货币压力帮助人们在本应离职的工作中赚取不变的货币工资，这将造成那些必要变化的累积拖欠，而一旦货币压力停止，这些累积拖欠将不得不在更短的时间内得到弥补，从而导致本可以避免的严重的大规模失业。
扩张可能会阻碍调整
所有这些不仅适用于在普通产业波动过程中出现的劳动力分配不当，而且更重要的是，也适用于那些大规模重新分配劳动力的任务，比如在一场大战之后或者由于国际贸易渠道的重大变化而产生的任务。大多数国家自战争以来所奉行的扩张主义政策是帮助而不是阻碍了为从根本上改变世界贸易状况而必须进行的调整吗？这似乎是很值得怀疑的。英国的例子尤其引人注目，它在近年来的低失业率更可能是一种必要变革的延迟，而不是真正的经济平衡。
在所有这些情况下，最大的问题是，在多年实行这样的政策之后，我们是否仍然可以在不造成严重政治和社会动乱的情况下将其取消。不久之前，这可能仅仅意味着比较高的失业率；而现在，当大量的就业依赖于这些持续不断的政策时，这些政策实际上就变成了一种政治上无法忍受的实验。
目前实行的充分就业政策试图以一种立竿见影的简单方式使人们在其刚好所在的地方就业，而真正的问题是，劳动力分配是否能使不需要人为刺激的高就业率持续下去。我们永远无法事先知道这种分配的全貌。解决这个问题的唯一办法是，让不受阻碍的市场在一定条件下运行，从而使需求和供给达到稳定的平衡。但几乎不可避免的是，正是充分就业政策使我们必须时时刻刻干预市场力量的自由发挥，而且在这种扩张性政策中占统治地位以及供给本身要适应的价格也不会代表一种持续不变的条件。正如我们所看到的，使这些困难产生的事实是，失业从来没有均匀地分布在整个经济体系中。相反，这个事实呈现的情况是：当某些部门可能仍然存在大量失业的时候，其他部门则可能存在严重的就业不足。然而，当前充分就业政策所依赖的纯粹财政和货币措施本身对经济体系的不同部分的影响是没有什么区别的。同样的货币压力在经济体系的某些部分可能只会减少失业，而在另一些部分则会产生明确的通货膨胀效应。如果不通过其他措施加以遏制，这种货币压力很可能早在失业消失之前就形成了物价和工资的膨胀螺旋。而且，从目前全国范围内的工资谈判来看，工资的上涨甚至在其实现之前就会威胁到充分就业政策的效果。
就像在这种情况下经常发生的事情一样，各国政府将发现它们会被迫采取措施来抵消其政策的影响。由通货膨胀产生的影响必须通过直接管制价格以及生产和销售的数量来予以控制或“抑制”：必须通过实行最高价格来防止价格上涨，而由此造成的短缺必须通过一种包含配给、优先权和分配的制度来解决。
现在，通货膨胀使政府深陷于全面控制和中央计划体系的来龙去脉已经变得尽人皆知，无须赘述。通货膨胀通常是一种贻害无穷的计划，因为当通货膨胀那让人难以接受的结果出现时，这种计划都还没有被计划者深思熟虑过。计划者没有未雨绸缪，而只是走一步算一步。如果政府把通货膨胀作为一种政策工具，但又希望这种工具只产生预期的效果，那么它很快便会去干预经济中欣欣向荣的部分。
《关于哲学、政治学和经济学的研究》（Studies in Philosophy, Politics and Economics），270~276页
15.由工资下降缺乏灵活性引起的通货膨胀
人们普遍认为，“凯恩斯革命”的重要结果是，人们普遍接受了一个事实假设；但与之相反，更重要的是，一个假设因为被普遍接受而成为事实。凯恩斯理论是在过去20年中发展起来的，它已成为一种正式的工具。在处理实际问题时，它可能比古典货币理论方便，也可能不那么方便————这不是我们所关心的。凯恩斯最初的论点所依据的决定性假设（并在此后成为主流政策的决定性假设）是：我们永远不可能在不造成大规模失业的情况下降低大量工人的货币工资。凯恩斯爵士从中得出的结论以及他的整个理论体系所要证明的结论是：由于货币工资实际上不可能降低，所以当工资过高而无法实现“充分就业”时，我们就必须通过曲折的货币贬值过程来进行必要的调整。如果我们的社会接受这一点，那么我们必然会经历一个持续不断的通货膨胀过程。
相对工资的重要性
这种结果在凯恩斯体系中并不明显，因为凯恩斯和他的大多数追随者争论的是总体工资水平，而其中的主要问题只有在我们考虑不同（部门或地区）工人群体的相对工资时才会出现。在经济的发展过程中，不同群体的相对工资必然会发生较大的变化。但是，如果没有一个重要群体的货币工资出现下降情况，那么相对地位的调整只能专门通过提高所有其他群体的货币工资来实现。其结果必然是货币工资水平的持续上升大于实际工资水平的上升，即通货膨胀。为了认识到这一点的重要性，我们只需要考虑不同群体工资变化的正常年度分布情况。
实际上，战争结束后的12年或多或少算得上是整个西方世界存在持续通货膨胀的时期。这在多大程度上可以被完全看作是深思熟虑的政策的结果，还是政府财政紧急状况的产物，这一点无足轻重。毋庸置疑，它是一项非常受欢迎的政策，因为伴随它而来的也许是一段前所未有的长久繁荣期。最大的问题是：同样的方法是否能无限期地保持繁荣呢？或者，这种政策是否迟早会产生其他最终定将变得无法忍受的结果呢？
在当前的讨论中，我们往往视而不见的一点是，通货膨胀对企业的刺激作用只有在它不可预见或超出预期的情况下才有效。正如人们经常看到的那样，价格上涨本身并不一定是繁荣的保证。价格必须高于预期才能产生比正常情况更高的利润。一旦确定价格将进一步上涨，我们便可以预见对生产要素的竞争将会推高成本。如果价格上涨不超过预期，我们就不会有额外的利润。如果价格上涨较慢，那么其效果将与预计本来应该稳定却下跌了的价格的情况相同。
总体来说，战后的通货膨胀是始料未及的，或者说其持续的时间要比预期的长。但是，一般来说，通货膨胀持续的时间越长，它就越有可能继续下去。而且，人们越是指望物价继续上涨，物价就必须上涨得越厉害，以使那些能够和不能够在不发生通货膨胀的情况下赚取足够利润的人都能获得足够的利润。高于预期的通货膨胀之所以使普遍的繁荣得到保证，只是因为那些如果没有通货膨胀就无利可图因而被迫转向其他活动的人能继续他们目前的活动。以累进率累积的通货膨胀很可能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使繁荣得到保证，但具有恒定的通胀率的通货膨胀则不能。我们几乎不需要问为什么渐进式通货膨胀不能无限期地持续下去：早在它变化得如此之快以至无法对不断扩张的货币进行任何合理的计算，以及它被其他交换媒介取代之前，所有由迅速下降的固定支出的价值带来的不方便和不公平，都会创造不可抗拒的停止支付的需求————至少当人们了解正在发生的事情并意识到政府总能阻止通货膨胀时，这种需求是不可抗拒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超级通货膨胀之所以被容忍，只是因为人们被误导了，认为货币数量的增加不是价格上涨的原因，而是价格上涨的必然结果）。
因此，我们不能指望由通货膨胀带来的繁荣会无限期持续下去。我们一定会面临这样一种境地，即目前由通货膨胀构成的繁荣之源将不复存在。没有人能预测这一情况会在何时到来，但它终究会到来。我们密切关注的只可能是我们的生产资源必须得到妥善安排，我们希望在通货膨胀的刺激停止发挥作用时，将这些资源用在合理的活动和就业中。
通货膨胀————一种恶性循环
然而，为了使长久的繁荣得到保证，我们越依赖扩张的通货膨胀，这项任务就会越艰巨。我们将不仅面临一堆积压的延迟，即所有那些靠持续的通货膨胀才惨淡经营的企业，还面临新生产被“误导”的主因是通货膨胀这个问题。只要通货膨胀持续，它就会带来新的生产活动，这些活动就会一直赢利。特别是当这些额外货币第一次用于投资活动时，这些货币将增加到一定的数额。而一旦只有当前的储蓄可用于投资时，这些数额便无法维持。
那种认为我们可以通过保证最终需求的快速增长总是在成本上升之前发生，因而就能使繁荣持续下去的观点迟早会被证明是一种幻觉，因为成本并不是一个独立的量，而是由最终需求的预期决定的。即使“充分就业”是由“总需求”超过“总成本”保证的，它也不可能持续太久，因为就业的数量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投资的规模，而且超过一定规模后，过度的最终需求可能对投资起到威慑作用，而不是刺激作用。
让我局促不安的是，那些相信我们已经解决了永久充分就业问题的人将会大失所望（这并不是说我们需要大萧条）。虽然通过逐渐减缓通货膨胀过渡到更稳定的货币环境也许仍然是可以实现的，但如果就业人数不在一段时间内大幅度减少，那么这几乎是不可能的。这里的难题是，在目前的舆论下，任何明显增加的失业都会立即被重新出现的通货膨胀抵消。这种通过进一步的通货膨胀来解决失业问题的尝试可能会获得暂时的成功，甚至在通货膨胀的压力足够大的情况下可能会成功好几次。但这只会推迟问题的解决，同时加剧局势的内在不稳定性。
在一篇关于20年展望的简短论文中，我没法考虑如何在不造成大萧条的情况下摆脱特定的通货膨胀时期这个严重但实质上是短期性的问题。长期性的问题是我们如何阻止这种长期性的和周期性的加速通货膨胀趋势，这也是需要反复强调的问题。关键的一点是，我们必须再次认识到：就业问题是工资问题，在工资过高而无法实现充分就业的情况下，凯恩斯这种通过降低货币价值来降低实际工资的方法，只有在工人自己被这种方法欺骗的情况下才能奏效。这种绕过所谓的工资“刚性”的企图可能会在一段时间内奏效，但从长远来看，它只会让稳定的货币体系面临比以往更大的障碍。我们需要做的是，把那种与高而稳定的就业水平相适应的工资水平的责任再次明确地放在它应该在的地方，即工会。工会目前承担的责任是，只关心获得最高的货币工资率，却不考虑其对就业的影响。而且，为了确保在最终工资水平上实现充分就业，不管增加多少货币收入，货币当局都能提供的这种愿望则必然导致持续的渐进式通货膨胀。我们发现，拒绝面对工资问题并通过货币欺骗暂时逃避后果，只会让整个问题变得更加难以解决。长期性的问题仍然是恢复劳动力市场，使其产生与稳定货币相适应的工资。这意味着，我们必须再次认识到，货币当局应对通货膨胀全权负责。尽管事实是，只要人们认为它们有责任提供足够的货币来保证在任何工资水平上的充分就业，它们就没有选择的余地，其作用就会变得完全被动————正是这个观念使持续的通货膨胀必然会发生。稳定的货币条件要求货币支出流是物价和工资必须适应的固定基准，而不是相反。
公众舆论的状态
为了防止渐进式通货膨胀及它必然产生的不稳定和反复出现的危机，在政策上做出改变是很有必要的，而改变政策的前提就是要改变仍然占主导地位的舆论状态。尽管通货膨胀政策的发源地的7%的银行利率（这个国家也在一直实践着这个政策）已宣扬了凯恩斯理论的破产，但是对于在其全盛时期长大的人们来说，几乎没有迹象表明凯恩斯理论对他们毫无影响。但是，它们除了仍在发挥知识力量之外，还在为加强这个国家在政治上的强大势力做出巨大的贡献。如果不进行一场激烈的政治斗争，那么它们是不可能被抛弃的。为了避免发生这种情况，政客们可能会一次又一次地通过再次求助于通货膨胀提供的阻力极小的临时出路来推迟这种必要性。只有当这条道路的危险性变得比现在更加显而易见时，我们才会真正面临工会权力的根本问题。
《关于哲学、政治学和经济学的研究》，295~299页
16.工会与就业
一个多世纪以来，与工会相关的公共政策从一个极端走向了另一个极端。过去，如果工会不被完全禁止，那么它们所能做的几乎都是不合法的。现在，我们面临的工会是这样一种状态：工会已经成为一种特权机构，而一般的法律规则并不适用于这种机构。它们已成为政府明显未能履行其主要职能————防止强制和暴力————的唯一重要实例。
最初，工会能够宣扬自由的一般原则；接着，在对它们的一切歧视已经停止以及它们获得例外特权很久之后，工会得到了自由主义者的支持————这一事实大大促进了工会的发展。在其他少数地区，进步人士并不怎么考虑任何具体措施的合理性，而只是笼统地问“是支持还是反对工会”，或者像通常所说的“是支持还是反对劳工”。然而，只要我们简单地回顾一下工会的历史，我们就会发现，工会的合理位置必须位于标志着其演变历程的两个极端之间。
问题性质的改变
当“结社自由”这一术语实际上失去了意义，真正的问题变成了个人自由加入还是不加入工会的时候，虽然大多数人对所发生的事情已经知之甚少，但他们仍然支持工会的雄心壮志，认为工会正在为“结社自由”而奋斗。这种混乱存在的部分原因是，问题的性质迅速发生了变化。在许多国家，自愿的工人社团恰恰是在其开始使用强制手段强迫不愿意加入社团的工人成为会员，并使得非会员失业后，才变得合法化的。大多数人可能仍然认为，“劳动争议”通常意味着对薪酬和就业条件的不同意见，但其唯一的原因往往是工会试图强迫那些不愿加入工会的工人入会。
英国工会获得特权尤其引人注目，1906年的《贸易争端法》（Trade Disputes Act）赋予工会
免于承担民事责任的自由，即使工会或其雇员犯下了最令人发指的错误。简而言之，给每个工会提供特权和保护，这种特权和保护是任何其他个人或团体————无论是不是法人————都不具有的。
类似的友好立法帮助了美国的工会。首先，1914年的《克莱顿法案》（Clayton Act）使其免受《谢尔曼法案》（Sherman Act）反垄断规定的约束；其次，1932年的《诺里斯-拉瓜迪亚法案》（Norris-La Guardia Act）“在建立劳工组织对侵权行为完全具有豁免权方面让人瞠目结舌”；最后，最高法院在一项关键裁决中支持“工会有权拒绝雇主，从而不参与经济活动的主张”。到20世纪20年代，大多数欧洲国家多多少少逐渐出现了类似情况，“其中很少通过明确的立法许可，更多的是通过当局和法院的默许”。在所有地方，工会的合法化都被解释为工会重要目标的合法化，并承认工会有权为实现这一目标采取一切必要的行动，即工会具有垄断权。工会越来越不被视为一个追求正当的自私目的的团体（这个目的和其他利益一样，必须受到拥有平等权利的相互竞争的利益的制约），而是被视为一个为了公众利益，其详细而又全面地囊括了所有劳动力的组织目标必须得到支持的团体。
尽管近年来工会因为明目张胆地滥用权力而常常触怒公众舆论，而且公众那不加批判地支持工会的感情也正逐渐消失，但公众当然还没有意识到的是：现有的法律状况从根本上说是错误的，而且我们这个自由社会的整个基础已经受到工会所行使权力的严重威胁。在此，我们不会讨论最近在美国引起广泛注意的那些滥用工会权力的犯罪行为，尽管这些犯罪行为与工会在法律上享有的特权并非完全无关。我们只关心工会今天通常拥有的那些权力————这些权力要么得到法律的明确许可，要么至少得到执法当局的默许。我们的论述既不会针对工会本身，也不会局限于那些现在被广泛认为是滥用权力的做法。但是，我们应该注意它们的一些权力————这些权力即使不是它们的“神圣权利”，现在也被广泛认为是合法的。工会在行使这些权力时经常表现出很大的克制，这一事实增强了而不是削弱了反对这些权力的理由。这正是因为，在现有的法律环境下，工会将会造成的危害可能比它们已经造成的危害要大得多；也是因为，我们把这种情况归功于许多工会领导人的温和与明智。总之，我们不能让目前的事态继续下去。
工会对其工人同伴的强制
工会被允许违反法律规定的所有自由原则，并因而得以运用的强制措施主要是针对其工人同伴的，这一点怎么强调都不为过。无论工会能够真正对雇主施加什么样的强制权力，这都是工会对其他工人运用强制这种主要权力的结果。如果工会的这种权力————强迫其他不情愿表示支持的工人支持自己————被剥夺了，那么工会对雇主的强制将不会再有其令人反感的主要特征。工人之间自愿达成协议的权利，甚至他们一致拒绝提供服务的权利都不是问题。然而，应该指出，后一种权利，即罢工的权利，虽然是一种正常的权利，但却很难被视为一种不可剥夺的权利。有充分的理由说明，在某些雇佣关系中，劳动者应放弃这一权利，这应成为雇佣条款的一部分。在美国，这样的雇佣关系应该涉及工人的长期义务，任何联合破坏这样的合同的企图都应该是非法的。
的确，任何有效地控制着公司或行业所有潜在工人的工会都会对雇主施加几乎无穷无尽的压力，特别是在专业设备上投入了大量资本的地方，这样的工会实际上可以没收业主的财产并掌握其企业全部的收益。然而，具有决定性的一点是，这永远不可能符合所有工人的利益————除非不管工人是否被雇用，这种行动的总收益在他们之间是被平等分享的，但这种情况只能是天方夜谭。因此，工会只有通过强迫一些工人不顾自己的利益来支持这种一致的行动，才能实现这一目标。
这样做的原因是，只有通过限制供应，也就是扣留一部分劳动力，工人们才能将实际工资提高到自由市场的普遍水平之上。因此，那些将以较高工资获得就业的人的利益，将始终会与那些最终只能在报酬较低的工作中找到就业机会或根本不会就业的人的利益对立。
通常，工会首先将使雇主同意某一工资，然后确保没有人会以更低的工资被雇用，这个事实几乎产生不了什么影响。对于那些只能以较低工资受雇却不能被雇用的人来说，工资规定政策产生的效果和其他手段是一样的。关键的一点是，雇主只有在知道工会有权使其他人不被雇用的情况下才会同意这一工资。一般来说，工资规定政策（无论是出自工会还是出自当局）只有在其规定的工资也高于所有愿意工作的工人的工资时才会使这一工资高于正常水平。
以牺牲他人为代价提高工资
尽管工会可能仍然经常采取与其信念相反的行动，但毫无疑问，从长远来看，工会无法为所有希望工作的人带来高于在自由市场中形成的实际工资————尽管工会很可能会抬高工资水平，但其产生的苦果将在以后影响我们。虽然工会成功地使实际工资超过某一水平（如果这不是暂时的该多好），但是这只会让特定群体受益，并损害其他群体的利益。因此，工会即使得到了所有人的支持，也只是服务于一部分人的利益。这意味着，严格的自愿工会由于其工资政策不符合所有工人的利益，因而不能长期地得到所有人的支持。因此，只要工会没有权力强迫外人加入它，它就没有足够的力量迫使工人的工资超过所有人都能找到工作的工资水平。也就是说，这种工资水平将建立在一个真正自由的劳动力市场上。
但是，尽管所有被雇用者的实际工资只有在以失业为代价的情况下才能通过工会的行动得到提高，但某些特定行业的工会很可能通过迫使其他人留在工资较低的职位上来提高其成员的工资。这样的话，由此造成的工资结构扭曲程度实际上有多大呢？这很难说清楚。然而，如果你还记得一些工会认为使用暴力来阻止任何非工会成员进入它们的行业是一种合适的方式，也记得另一些工会能够收取高昂的会费（甚至为现有工会成员的子女保留在此行业的工作岗位），那么毫无疑问，这种扭曲是相当严重的。这些方法对热门职业和高薪职业至关重要，也正是如此，它们将导致相对贫穷的人被较富裕的人剥削。虽然在所有工会中，这些行为可能会缩小薪酬的差异，但毫无疑问，就主要行业的相对工资而言，今天的工会对不平等负有主要责任，而这种不平等没有任何作用，它完全是特权的结果。这意味着，它们的活动必然会降低所有行业的劳动生产率，因此也会降低实际工资的总体水平。因为如果工会的行动成功地减少了从事高薪工作的工人数量，增加了不得不留在薪酬较低工作的工人数量，那么毫无疑问，我们面临的结果是，实际工资的平均水平会更低。事实上，在工会非常强大的国家，其实际工资的总体水平极有可能低于那些不存在强大工会的国家。大多数欧洲国家确实就是这样，在这些国家，工会政策因普遍采用“创造工作”的限制性做法而得到强化。
如果许多人仍然接受一个明显而不可否认的事实，即由于工会的努力，总体工资水平的增长速度与过去一样快，那么，尽管其理论分析得出了这些毫不含糊的结论，以及存在与之相反的经验证据，他们还是会这么认为的。当工会势力较弱时，实际工资的增长往往比工会势力较强时快得多。而且，即便是在一些劳动力没有被组织起来的特定行业，其工资增长速度也往往比那些组织严密但同样繁荣的行业快得多。人们之所以对此留下了截然相反的印象，部分是因为这样一个事实，即目前的工资增长主要是通过工会谈判获得的，这也导致人们认为工资增长只能通过这种方式实现。更重要的是，正如我们现在马上就会看到的，工会活动实际上会带来货币工资的持续增长————超过实际工资的增长。货币工资之所以能够实现这种不会造成普遍失业的增长，只是因为通货膨胀经常使货币工资无效————实际上，如果要保持充分就业，我们就必然要靠通货膨胀。
有害且危险的活动
如果工会通过工资政策取得的成就实际上比人们普遍认为的要少得多，那么，从经济的角度来说，工会在这一领域的活动是非常有害的，从政治的角度来说则是极其危险的。工会通过那种往往使市场制度无效的方式运用权力，也通过那种使自己控制经济活动方向的方式运用权力，这种控制权力在政府手中是危险的，但由某一特定集团行使，又是让人难以忍受的。通过影响不同工人群体的相对工资，通过运用货币工资水平的持续上升压力及其不可避免的通货膨胀后果，工会达到了它的目的。
通常，在每一个被工会控制的群体中，相对工资受到的影响是工资的一致性和刚性会更大，在不同群体之间则是工资的非功能性差异更大。这还伴随着对劳动力流动的限制，在这其中，前者要么是结果，要么是原因。我们无须赘言的一个事实是，这虽然可能会对某些群体有利，却一定会降低生产率，从而降低工人的总体收入。我们也不必在这里强调这样一个事实，即工会所保障的特定群体的工资越稳定，就业就越不稳定。重要的是，不同行业工会力量的偶然差异不仅会造成工人之间薪酬的严重不平等，而且会在不同行业的发展中产生非经济上的差异，而这种不平等在经济上是没有道理的。社会上重要的产业，如建筑业，之所以在发展过程中会受到极大的阻碍，而且显然不能满足人们迫切的需要，仅仅是因为它们的某些特点为工会提供了施行强制性垄断行为的特殊机会。由于工会在资本投资最密集的地方最有影响力，所以工会往往会成为投资的障碍————目前可能只有税收造成的障碍超过了它。最后，往往正是这种与企业勾结在一起的工会垄断成了对相关行业进行垄断控制的主要基础。
工会主义（unionism）目前的发展所带来的主要危险是，通过在各种劳动力供应方面建立有效的垄断，工会将使竞争不能成为对所有资源进行分配的有效调节机制。但是，如果竞争失去了这样一种作为调控手段的效用，我们就必须采用其他一些手段来取代它。然而，替代市场的唯一选择是当局的指导。这种方向显然既不能由具有地方利益的特定工会掌握，也不能由包含了所有劳动力的统一组织很好地执行。这样一来，工会不仅会成为国家最强大的力量，还会成为完全控制国家的力量。然而，现在的工会主义倾向于制造一种很少有工会想要的社会主义总体规划体系，而且实际上，拒绝这种体系才是最符合工会利益的。
违反成员利益的行动
工会如果不能完全控制它自己关心的那类劳动力的供应情况，就不能实现其主要目标。而且，既然服从这种控制不符合所有工人的利益，工会就必须诱使其中一些人违背自己的利益行事。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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