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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倡中國文教最力，其於中國學術，實深入堂奥，非日本所及也。今世論民族者，以同化爲最高之義。若朝鮮者雖因言語不同，未能盡與華化。然其文教，則可謂與中國無殊矣。草尚之風必偃，士君子者，細民之率將，朝鮮今雖暫屈於强暴，然民心不死，國必不亡。復國之後，當與中國合爲聯邦也。
七二八辰國
《史記·朝鮮列傳》言：“真番旁衆國，欲上書見天子，又擁閼不通。”《漢書》作“真番、辰國”。案此當作真番旁辰國。《漢書》奪“旁”字，《史記》之“衆”字，則淺人臆改也。《三國志》云：韓“有三種：一曰馬韓，二曰辰韓，三曰弁韓。辰韓者，古之辰國也。”又云：“辰王治月支國。”又云：辰韓，“其耆老傳世，自言古之亡人避秦役來適韓國，馬韓割其東界地與之。……始有六國，稍分爲十二國。弁辰亦十二國。”又云：“弁、辰韓當作弁辰、辰韓，奪一辰字。合二十四國。其十二國屬辰王。辰王常用馬韓人作之，世世相繼。辰王當作辰韓。不得自立爲王。”《注》引《魏略》曰：明其爲流移之人，故爲馬韓所制。案既云辰韓者古之辰國矣，又云爲古之亡人；既云韓有三種矣，又云辰王常用馬韓人作之；未免自相矛盾。韓有三種之“種”，謂種姓。史於四裔言種姓，猶於中國言姓氏，乃指其王之氏族，非指其民之種類也。《後漢書》云：馬韓在西，五十四國，辰韓在東，十有二國，弁辰在辰韓之南，亦十有二國，凡七十八國，皆古之辰國也。馬韓最大，共立其種爲辰王，都目支國，盡王三韓之地，其諸國王先皆是馬韓種人焉。又云：“初，朝鮮王準爲衛滿所破，乃將其餘衆數千人走入海，攻馬韓，破之，自立爲韓王。準後滅絶，馬韓人復自立爲辰王。”其文較《國志》爲清晰。蓋在箕準攻破馬韓之先，自有所謂辰王者，爲馬韓種，都目支，即《國志》所謂月支，嘗盡王三韓之地，此古之辰國也。逮箕氏亡而馬韓復立，則僅有五十四國，而弁辰、辰韓亦各有十二國，此則所謂韓有三種者也。諸國王皆是馬韓種，指古之辰國言，或但指後來之馬韓五十四國；否則不得云韓有三種矣。韓之分而爲三，蓋在箕氏入據之後；其初則自爲一統，故《史記》但以辰國言之也。
《後漢書》云：箕準自立爲韓王，《國志》亦謂侯淮，《注》引《魏略》亦作準，則此淮字誤。自號韓王。《後漢書》又謂準後滅絶，馬韓人復自立爲辰王；則辰爲韓人自稱之名，韓乃箕氏所立之號耳。弁韓亦稱弁辰，可見其舊無韓名也。衛滿既攘箕準，箕準即服馬韓，則《史》、《漢》所云“欲上書見天子者”，實即箕氏之後，乃稱爲辰國而不稱爲韓王，蓋以其舊名名之也。
《詩·韓奕》“溥彼韓城，燕師所完。”鄭箋以韓即後來之韓原，釋燕師爲平安時衆民。王肅、孫毓非之，以燕爲北燕。見《釋文》。而肅以涿郡方城縣之寒號城爲韓侯城。見《水經·聖水注》。案《詩》明言韓姞，則燕師之燕，即係國名，亦屬南燕，肅及孫毓説殊非。然其説實本於王符。《潛夫論·志氏姓》曰：“昔周宣王亦有韓侯，其國也近燕。故《詩》云：溥彼韓城，燕師所完。其後韓西亦姓韓，爲衛滿所伐，遷居海中。”此韓侯所近者爲南燕抑北燕，《潛夫論》未嘗明言；則以寒號城爲韓侯，乃王肅之妄耳。爲衛滿所伐者亦姓韓，其説當有據，殊足考箕子之後自立爲韓王之所由也。蓋箕子之後，周時初不以箕爲氏。
漢武帝之略朝鮮，以其地爲樂浪、臨屯、玄菟、真番四郡。樂浪，《史記·正義》引“《括地志》云：高驪都平壤城，本漢樂浪郡王險城。又古云朝鮮地也。”而《史記·朝鮮列傳》言衛滿“得兵威財物，侵降其旁小邑，真番、臨屯皆來服屬。”則樂浪乃朝鮮故土，爲衛滿所攘取者；真番、臨屯則其以兵威財物所侵降之小邑也。《後漢書·東沃沮傳》言：“武帝滅朝鮮，以沃沮地爲玄菟郡。後爲夷貉所侵，徙郡於高句驪西北，更以沃沮爲縣，屬樂浪東部都尉。”《濊傳》言：“元朔元年濊君南閭等畔右渠，率二十八萬口詣遼東内屬。武帝以其地爲蒼海郡，數年乃罷。蒼海郡之罷，《本紀》不載其事。據《公孫弘傳》則與罷西南夷同時。西南夷之罷，據《本紀》事在元朔三年。至元封三年，滅朝鮮，分置樂浪、臨屯、玄菟、真番四部。至昭帝始元五年，罷臨屯、真番以并樂浪、玄菟，玄菟復徙居句驪。自單單大領以東，沃沮、濊、貉悉屬樂浪；後以境土廣遠，復分嶺東七縣置樂浪東部都尉。”《三國志》言嶺東七縣皆以濊爲民，蓋即南閭故壤，史言其叛右渠來降，則其先亦屬衛氏。漢滅衛氏之時，末聞分兵略地，所置四郡不得出衛氏故封之外，而沃沮爲玄菟郡治，蓋亦先屬衛氏矣。然則自衛滿出塞以前，朝鮮、真番、臨屯、沃沮、濊、貉、辰國當各自分立，不相統屬；至衛氏興，朝鮮既爲所竊據；真番、臨屯、沃沮、濊、貉亦爲所羈制；惟辰國非其兵力財力所及，而又爲朝鮮所破壞。漢武滅衛氏，其所羈制之地，悉以之爲郡縣。後以夷貉强盛，漸次撤廢，而句驪始强。南方之地，箕氏雖旋絶，辰國亦不能復，遂裂爲三韓也。自戰國至漢，半島諸族興替之跡，略可睹矣。
《三國志注》引“《魏略》曰：初，右渠未破時，朝鮮相歷溪卿以諫右渠不用，東之辰國，時民隨出居者二千餘户，亦與朝鮮、真番不相往來。至王莽地皇時，廉斯鑡爲辰韓右渠帥，聞樂浪土地美，人民饒樂，亡欲來降。出其邑落，見田中驅雀男子一人，其語非韓人。問之，男子曰：我等漢人，名户來，我等輩千五百人伐材木，爲韓所擊得，皆斷髮爲奴，積三年矣。鑡曰：我當降漢樂浪，汝欲去不？户來曰：可。鑡因將户來出詣含資縣，縣言郡，郡即以鑡爲譯，從芩中乘大船入辰韓，逆取户來降伴輩，尚得千人，其五百人已死。鑡時曉謂辰韓：汝還五百人。若不者，樂浪當遣萬兵乘船來擊汝。辰韓曰：五百人已死。我當出贖直耳。乃出辰韓萬五千人，弁韓布萬五千匹，鑡收取直還。郡表鑡功義，賜冠幘、田宅，子孫數世。至安帝延光四年時，故受復除。”觀此事，知辰國與其北方往來頗稀，故衛氏不能役屬之也。
原刊《光華大學半月刊》第三卷第一期，一九三四年十月十日出版
七二九高麗遣人來學中國爲置博士
《宋史·高麗傳》：徽宗時，其王顒卒，子俣嗣。貢使接踵，且令士子金瑞等五人入太學。朝廷爲置博士。《張根傳》：弟樸，爲太學博士。“改吏部員外郎。高麗遣子弟入學肄業，又兼博士”。蓋即其時事也。宋時，高麗人來學最誠。太宗初，其王伷，即命金行成入國子監。太平興國二年，賜進士第。遂仕中國。伷弟治，表乞放還，而行成不肯。淳化初，卒於安州通判，在中國凡十五年。治於雍熙三年，遣崔罕、王彬入國學。淳化三年，賜進士第，授官，遣還，在中國亦歷七年。而康戩，其父允，三世爲高麗兵部侍郎。開寶中，即遣戩隨賓貢肄業國學。太平興國五年，登進士第。歷仕中國，至景德三年乃卒，則在中國逾三十年。胡馬依北風，越鳥巢南枝，行成等貪戀上國，遂忘首丘之思，似不免於忘本。其愛慕華風，可謂深矣。於其來學而特爲之置博士，蓋中國亦甚重其事矣。
然有愛樂中國而來者，亦必有出於勉强者，此事理之自然也。《明史·朝鮮傳》：太祖即位之五年，高麗表請遣子弟入太學。帝曰：“入學固美事，但涉海遠，不欲者勿强。”蓋時高麗以遣子弟入學爲交際之策，帝有以燭其情也。胡惟庸反，日本與通。帝決意絶之，專以防海爲務。然其時王子滕祐壽來入國學，帝猶善待之。琉球中山生與山南生有非議詔書者，帝聞，置之死，而待其國如故。其人之來學者亦如故。帝固非拒外國來學之人也。宣宗宣德八年，朝鮮王李祹奏遣子弟詣太學或遼東學，帝仍不許，但賜《五經》、《四書》、《性理》、《通鑑綱目》諸書，亦必有所見。
《陳書·儒林陸詡傳》言：“梁世，百濟國表求講《禮》博士。詔令詡行。”此又中國派遣博士至外國者。
七三〇琉球來學
外國遣人來學，以唐代爲最盛，爾後迄不能及。蓋外國初通中國時，文明程度，相去較遠，久之則漸近；而中國學校亦有名無實時多，故來者不勸也。東洋諸國，通於中國者，以琉球爲最晚，故其來學，在近世亦爲最勤。《明史·琉球傳》言：洪武時，中山嘗遣女官生二人先後來肄業，此爲自古所無之事，足見其向學之殷。清世遣陪臣子弟入學，始於康熙二十七年，同治間猶有至者，見《清史稿·選舉志》。《本紀》：二十三年六月，書“遣球請遣子弟入國子監讀書，許之。”二十七年不記此事，但書“琉球入貢”。蓋二十三年請而得許，至二十七年，乃遣隨貢使來也。又《紀》於康熙五十九年八月，書“琉球請令其陪臣子弟入國子監讀書，許之。”同治六年四月，書“允琉球國子弟入監讀書。”蓋每來輒奏請，而非循例派遣？然來者必不止此數也。來者稱爲官生，凡四人，見《屬國傳》。又《職官志》：琉球學，有漢教習一人，以貢生選充，後省。此在彼國，或亦成爲進取之一途，未必果爲學問，然其來究最久也。又《德宗紀》：光緒六年九月，“允朝鮮派工匠來天津學造器械。”此蓋新式兵器仿自西洋者，爲朝鮮所無，故又遣人來學也。
七三一鄉校
民國三十五年九月八日，上海《大公報》載徐頌九論移民實邊之文，述滇西之俗：謂其“村必有廟。廟皆有公倉，衆出穀以實之。廟門左右，必有小門，時曰茶鋪，衆所集會之地也。議公事，選舉鄉、保長，攤籌經費，辦理小學皆於此。婚、喪、祝壽等事，亦於此行之。故是廟也，非尋常佛寺、道院，耗民財以豢閒民者比也。村之議會也，公所也，學校也，禮堂也，殯儀館也，而亦即其俱樂部也”。予案此正古之學校也。《公羊解詁》述井田之制曰：“在田曰廬，在邑曰里。一里八十户。八家共一巷。中里爲校室。選其耆老有高德者，名曰父老。”“十月事訖，父老教於校室。八歲者學小學，十五者學大學。”宣公十五年。此與伏生《書傳》所云“大夫、士七十而致仕，老於鄉里。大夫爲父師，士爲少師。耰鉏已藏，祈樂已入，注：祈樂，當爲新穀。歲事已畢，餘子皆入學。十五始入小學，見小節，踐小義；十八入大學，見大節，踐大義焉。距冬至四十五日，始出學，傅農事”，正係一説。《左氏》襄公三十一年，“鄭人游於鄉校，以論執政。然明謂子産曰：毁鄉校何如？子産曰：何爲？夫人朝夕退而游焉，以議執政之善否。其所善者，吾則行之；其所惡者，吾則改之；是吾師也。若之何毁之？”惟僅冬日教學，餘時皆如議會、公所，亦如俱樂部，故人得朝夕游其間也，《新唐書·韋挺傳》：挺上疏言：“閭里細人，每有重喪，不即發問，先造邑社，待營辦具，乃始發哀。至假車乘、雇棺椁以榮送葬。既葬，鄰伍會集，相與酣醉，名曰出孝。”以是爲風俗之薄。其實，此亦猶今滇西行喪禮於廟也。貧家營葬且不易，乃能假車乘、雇棺椁以爲榮，蓋由同社者之相助。宜興童伯章斐嘗告予：“其邑之某某鄉，有喪者，弔客至，喪家之隣共飲食之，喪家不問也。”隣伍蓋皆弔者，豈可無以飲食之？所醉飽者，蓋亦出衆力，非必喪家所費也。假車乘、雇棺椁以爲榮，誠爲無謂。然不有多其車乘，美其棺椁以爲榮者，民又孰從而效之？所謂士大夫者，厚葬靡財以爲孝，而又禁民之厚葬，乃曰：以貴賤分厚薄，自然之等差也。制爲禮，强民守之。其所令，反其所好，民孰能從之哉？
原刊《華東師範大學學報》一九五七年第三期，一九五七年七月十五日出版
七三二宦學篇
古以宦學連稱，亦以仕學并舉。《禮記》言“宦學事師，非禮不親。”《禮記·曲禮》。《論語》言“仕而優則學，學而優則仕”《子張》。是也。宦者學習，仕者任事，《史記·留侯世家》言“良年少，未宦事韓。”事即仕也。然宦學二者，又自殊途，學於學校，宦於官署，所學各不相干。古學校不能謂無其物，然迄未聞有一人焉卒業於學校，進身於仕途，或則出其在校所學以致用者，由此。蓋古之學校，其初實神教之府。春秋教以禮樂，禮者，事神之儀；樂者，娱神之樂。冬夏教以詩書，詩者，樂之歌辭；書者，教中故籍也。故太學、清廟、明堂，異名同物。出征執有罪，反釋奠於學，非文事武事相干，釋奠於明堂之神也。尊師重道，執醬而饋，執爵而酳，北面請益而弗臣，非知重學問，尊教中之老宿也。然則古學校中，初無致用之學，所有者，則幽深玄遠之哲學耳。《禮記·學記》曰：“君子如欲化民成俗，其必由學乎？”又曰：“古之王者，建國君民，教學爲先。”又曰：“君子以大德不官，大道不器。”此即《漢志》所稱道家爲君人南面之學，其説略存於《老子》、《管子》書中，皆哲學與神教相雜者也。墨子最重實用，而辯學之剖析微芒者反存於《墨經》中，以其學出於史角，史角明於郊廟之禮故也。切於實用之學，則從官署之中，孕育而出。《漢志》所推九流之學，出於王官是也。九流之家，固多兼通古之神教哲學，然特以此潤飾其任事之術，其緣起固判然不同，任職官署之人，尤未必通知九流之學，觀九流爲私家之學，寖且爲始皇所禁，而令欲學法令者以吏爲師可知也。秦始皇曰：“吾前收天下書不中用者盡去之，悉召文學方術士甚衆，欲以興太平，方士欲練以求奇藥。”興太平指文學士言，此博士之流，始皇所與共圖天下者，然特謨議於廟堂之上而已。奉行法令者，不求其有所知也。降逮漢初猶是如此。
行法者貴能通知法意，尤貴能得法外意。能知法意，則奉行可以盡善；能得法外意，則并可知法之弊而籌改革之方矣。欲通知法意，非深通其所事之科之學不可；欲能得法外意，則必兼通他科之學；故宦學合一，實學術之一進化，亦政治之一進化也。宦學之合一，其自漢置博士弟子許其入官始乎？史稱公卿大夫士吏，多文學彬彬之士，即美其非僅通當代法令而已也。中國歷代選舉之途甚多，政府之所最重者，爲學校科舉兩途，所可惜者，學校之所肄，科舉之所試，皆非當官之所務。致學校科舉出身之人，其習於事，反不如異途，而亦并不能通知其意耳。
昔日之教育，皆所以教治人之人者也。而學校之所肄，科舉之所試，皆非當官之所務，何邪？此其故，一當求之法制之沿革，一則由於事實之遷流也。漢世博士弟子，其所學者，原不如法吏之切於用；然漢世去古近，儒家之學，可逕措之於事者；尚不乏焉，經義折獄，即其一端也。是時法次甚簡，折獄根據習慣若條理者頗多，經義亦習慣若條理之一端，非違法也。降逮後世，社會情形，去古愈遠，通經漸不能致用，而考試之法，則猶沿漢代諸生試家法之舊焉，後漢左雄所創。是爲唐時之明經。當時高才博學，足以經國理民者，本有秀才科可應，以其大難，能應者寡，後不復舉，而俗尚舞章，進士遂爲舉世所重焉。其科始創於隋，試詩賦，蓋煬帝好浮華爲之。然度煬帝初意，亦非謂工時賦者可以經國理民，非如漢靈帝之鴻都，集玩弄之臣，則如唐玄宗之翰林，求書記之選耳；而後遂以辨官才使膺民社，則法制之流失也。歷代法制，變遷而失初意者，固多如此。又儒術盛行之世，尊之者，信爲包羅事理，囊括古今，通於是者，即可以應付一切；而欲應付一切者，亦皆不可不通於是，此則學校科舉之偏重經義，始於宋，盛於元，而大成於明者之所由來也。一時代必有一時代所特尊之學，原不足追咎古人，惟通於其理者，亦必習於事而後可以應用。而向者學校科舉之所求，於能通其理外，事遂一無所習；而其所謂理者，亦實非其理，寖至自此出身之人，成爲一物不知之士，此又法制之流失，寖失其初意者也。
清季有老於仕途者，嘗語人曰：官非予之所能爲，衙門之所爲也。人問其説，答曰：須策畫之事，則有幕友焉；循例而行之事，則有吏胥焉。予何爲哉，坐嘯畫諾而已矣！設無幕友吏胥，予固不能辦其事也。聞者笑其尸位，其實無足笑也。當官而行，不能不據法令；法令至繁，非專門肄習者，不能深悉。向者親民之官，莫如州縣，幕友則有刑名、錢穀之司，不能相攝；吏則如六部之分科焉，非好爲之，不得已也，所可詫者，則官之一無所知耳。論者深惡官場辦事，循名而不責實，一切集矢於吏，清季遂欲一舉而盡去之。殊不知循名而不責實，乃社會風氣，彼此以文法相誅，而不以真誠相見之咎，非行政事者之矢。苟政事而不循文法，民益將無所措手足矣，何則？今日如此者，明日可以如彼，甲地如此者，乙地可以如彼也。故鄉者幕友吏胥，各專其職，其事實不容已，亦不可非。所不足者，則幕友吏胥，皆無學問，又或父子相繼，或師友交私，朋比把持，使才智之士，無途以自奮，亦且明知其作姦犯科，欲去之而不得耳。
七三三不樂仕進
儒教行於中國二千餘年，所謂士君子者，皆自少即讀儒書，以其所言爲至當，而於其時社會之情形，大異於今日，曾不之察，其所主張之治法，遂無不生今反古矣，此其所以見目爲迂遠而闊於事情也。如論教學，皆以爲榮以仕進，人必競勸，即其一端。
《漢書·循吏傳》云：“文翁，景帝末爲蜀郡守。見蜀地辟陋，有蠻夷風，乃選郡縣小吏開敏有材者張叔等十餘人，親自飭厲，遣詣京師，受業博士，或學律令。數歲，蜀生皆成就還歸，文翁以爲右職，用次察舉，官有至郡守、刺史者。又脩起學官於成都市中，招下縣子弟，以爲學官弟子，爲除更繇，高者以補郡縣吏，次爲孝弟力田。常選學官僮子，使在便坐受事。每出行縣，益從學官諸生明經飭行者與俱，使傳教令，出入閨閣。縣邑吏民，見而榮之。數年，争欲爲學官弟子，富人至出錢以求之。繇是大化。蜀地學於京師者，比齊、魯焉。”《新唐書·文藝·歐陽詹傳》云：“閩越地肥衍，有山泉禽魚，雖能通文書吏事，不肯北宦。及常袞罷宰相，爲觀察使，始擇縣鄉秀民能文辭者，與爲賓主，鈞禮，觀游饗集必與，里人矜耀，故其俗稍相勸仕。”觀此二事，似乎榮以仕進，人必競勸矣。然《宋史·地理志》言：川峽四路，“土植宜柘，繭絲織文纖麗者，窮於天下。地狹而腴，民勤耕作，無寸土之曠，歲三四收。其所獲，多爲遨遊之費，踏青、藥市之集尤盛焉，動至連月。好音樂，少愁苦，尚奢靡，性輕揚，喜虚稱。庠塾聚學者衆，然懷土，罕趨仕進。”則爲學者會不樂仕進也。抑又何也？人孰肯以虚名易實利？抑懷居人人所同。《潛書·養重》篇曰：“昔者蜀有二士：曰駱純，曰殷正，以文學稱。楊榮爲相，使使奉書幣二，而屬之於布政使，曰：駱、殷二子，蜀之雋士也，吾懷其人久矣，君其爲我致之來。於是駱子貧而無妻，教生徒於鄉里。殷子富有田園、畜牧、山林之饒。駱子受書幣，越三日而啓行。殷子辭以疾，固不肯行。其友勸之行。殷子曰：吾非不知楊公之賢，可與爲交，且力能進用我也。然富貴之家，不可客也；危疑之朝，不可居也。車馬之上，不如我山居之安；公卿之禄，不如我歲入之多。舍己之安而任人之危，舍己之多而受人之少，不待智者而知其不可矣。遂終身隱而不出焉。”然則文翁、常袞之所致，得無皆駱純之流乎？《宋史·張去華傳》：“父誼，好學，不事産業。既孤，諸父使督耕隴上。他日往視之，見閲書於樹下。怒其不親穡事，詬辱之。誼謂其兄曰：若不就學於外，素志無成矣。遂潛詣洛陽龍門書院。”《元史·王思誠傳》：“七歲從師，授《孝經》、《論語》，即能成誦。家本業農。其祖佑，詬家人曰：兒大不教力田，反教爲迂儒邪？”此二者，皆富人通有之見，雖殷正未能免焉者也。人孰肯以虚名易實利？抑誰無懷土之情？而可徒以仕進誘乎。
然則人富其遂不可教乎？曰：否。不以虚名易實利，懷土不肯仕宦，多數人則然。然古人有不以飽暖逸居爲已足者。《宋史·孝義傳》：胡仲堯，洪州奉新人。“構學舍於華林山别墅，聚書萬卷，大設廚廩，以延四方游學之士。”陳昉，江州德安人。“建書樓於别墅，延四方之士。肄業者多依焉。”洪文撫，南康建昌人。“就所居雷湖北創書舍，招來學者。”彼獨非張誼之諸父、王思誠之大父之倫乎？而其所爲如是，然則世固有少數人不以飽暖逸居爲已足者也。此等人亦必先飽暖逸居而後能爲之，故言教必先言富，然亦非徒榮進所可誘致也。故徒執爵禄，而以爲無所求而不得者，終爲不察情實之談也。
七三四入學之年
《尚書大傳》言，古者十八而入大學。漢世太常補博士弟子，限年十八以上，蓋遵是説也。然其時入學者多遲。終軍年十八，選爲博士弟子，年數適符。軍固雋材。若蕭望之治《齊詩》，事同縣后蒼且十年，乃以令詣太常受業，則其年必非弱冠矣。詣博士者如此，事私師者亦然。公孫弘年四十餘，乃學《春秋》、《雜説》是也。翟方進年十二三，失父孤學，給事太守府爲小史，數爲掾史所詈辱。乃從汝南蔡父相，問己能所宜。辭其後母，欲西至京師受經。母憐其幼，隨之長安，織屨以給。方進是時雖云幼，距十八亦必不遠。史稱其積十餘年，經學明習，徒衆日廣，則必不止三十矣。先漢末年，情勢漸變，至後漢而益甚。魯恭年十五，即與弟丕俱居太學。張堪年十六，受業長安。張霸七歲通《春秋》。丁鴻，年十三，從桓榮受《歐陽尚書》，三年而明章句。杜安，年十三，入太學，號奇童。安，根父，見《後漢書·根傳》，此語係本《先賢行狀》，《三國志·杜襲傳注》引之，而作“號曰神童”。任延，年十二，爲諸生，學於長安，明《詩》、《易》、《春秋》，顯名太學，號爲任聖童。鍾會，四歲受《孝經》，七歲誦《論語》，八歲誦《詩》，十歲誦《尚書》，十一誦《易》，十二誦《春秋左氏傳》、《國語》，十三誦《周禮》、《禮記》，十四誦《成侯易記》，十五入太學，問四方奇文異訓。《三國志·會傳注》引其母傳。并有弱冠即事教授如梁竦者。竦，統子，見《後漢書·統傳》。世固有早慧之士，豈能如是比肩接踵？其爲務名而不務實無疑矣。魏、晉而後，此風彌盛。《宋書·范泰傳》：高祖受命，議建國學，以泰領國子祭酒。泰上表曰：“十五志學，誠有其文。若年降無幾，而深有志尚者，何必限以一格？”則其時功令，入學之年，已較漢世爲早，而時人猶以爲遲也。斯時入學之年見於史者：王錫，年十二，爲國學生。錫，份孫，見《梁書·份傳》。王承，七歲通《周易》，選補國子生，年十五，射策高第。蕭乾，年九歲，召補國子《周易》生，十五舉明經。張瓚，召補國子生，起家祕書郎，時年十七。實較後漢尤早。而許懋，十四入太學，受《毛詩》，旦領師説，晚而覆誦，坐下聽者，常數十百人，亦更甚於梁竦之弱冠即事教授者矣。蓋斯時學校，已成爲選舉之一途，貴族出仕皆早，故其入學亦隨之，全與學業無涉也。謝幾卿，年十二，召補國子生。齊文惠太子自臨策試，謂祭酒王儉曰：“幾卿本長玄理，今可以經義訪之。”儉承旨發問，幾卿隨事辨對，辭無滯者，文惠大稱賞焉。周弘正，年十歲，通《老子》、《周易》，十五召補國子生，仍於國學講《周易》，諸生傳習其義。以季春入學，孟冬應舉，學司以其日淺，弗許。博士到洽議曰：“周郎年未弱冠，便自講一經，雖曰諸生，實堪師表，無俟策試。”大同八年，梁武帝撰《孔子正言章句》，詔下國學宣制旨義。袁憲時年十四，被召爲國子《正言》生，謁祭酒到溉，溉目而送之，愛其神采。在學一歲，國子博士周弘正謂憲父君正曰：“賢子今兹欲策試否？”君正曰：“經義猶淺，未敢令試。”居數日，君正遣門下客岑文豪與憲候弘正。會弘正將登講坐，弟子畢集。乃延憲入室，授以麈尾，令憲樹義。時謝岐、何妥在坐，弘正謂曰：“二賢雖窮奥賾，得毋憚此後生邪？”何、謝於是遞起義端，深極理致。憲與往復數番，酬對閑敏。弘正謂妥曰：“恣卿所問，勿以童稚相期。”時學衆滿堂，觀者重沓，而憲神色自若，辯論有餘。弘正亦起數難，終不能屈，因告文豪曰：“卿還咨袁吴郡，此郎已堪見代爲博士矣。”時生徒對策，多行賄賂，文豪請具束脩。君正曰：“我豈能用錢爲兒買第邪？”學司銜之。及憲試，争起劇難。憲隨問抗答，剖析如流。到溉顧憲曰：“袁君正其有後矣。”及君正將之吴郡，溉祖道於征虜亭，謂君正曰：“昨策生，蕭敏孫、徐孝克非不解義，至於風神器局，去賢子遠矣。”尋舉高第。上下扶同，共爲欺罔，真堪浩歎；而其諂媚之態，尤令人作惡也。
《宋書·隱逸傳》：周續之。豫章太守范寧，於郡立學，招集生徒，遠方至者甚衆。續之年十二，詣寧受業。居學數年，通五經并緯候，名冠同門，號曰顔子。風氣所漸，不徒京師，郡邑亦不免矣。然寧素好學，其所立學，考校亦必較核實。其徒尚浮名，或轉不如國學之甚也。
七三五學校由行禮變爲治經
古之言學校者，皆重行禮視化，非重讀書講學問也。漢武帝元朔五年之詔，猶曰：“導民以禮，風之以樂，今禮壞樂崩，朕甚愍焉。其令禮官勸學，舉遺興禮，以爲天下先。太常其議與博士弟子崇鄉黨之化。”而丞相與太常博士之議，亦曰：“聞三代之道，鄉里有教，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不曰古有辟雍、泮宫也。然則徒爲博士置弟子，而教不及於鄉里，殆非初意也。然此亦非但政府之咎，民間之風氣，實有使之然者。《後漢書·文苑傳》：劉梁除北新城長。大作講舍，延聚生徒數百人，身執經卷，試策殿最。《三國志·杜畿傳》言：畿守河東，冬月脩戎講武。又開學官，親自執經教授。《注》引《魏略》曰：博士樂詳，由畿而升。至今河東特多儒者，則畿之由矣。又《王肅傳注》引《魏略》，言賈洪歷守三縣令，所在輒開除廐舍，親授諸生。《管輅傳注》引《輅别傳》云：父爲琅邪即丘長，時年十五，來至官舍讀書。於時黌上有遠方及國内諸生四百餘人，皆服其才。此所治者，皆博士弟子之業，非所謂導民以禮，風之以樂，以崇鄉黨之化者也。此其故何哉？人亦孰不欲富貴？既設科射策，勸以官禄矣，孰肯舍是路而不由哉？《明史·選舉志》：“社學。自洪武八年，延師以教民間子弟，兼讀御製《大誥》及本朝律令。正統時，許補儒學生員。弘治十七年，令各府、州、縣建立社學，選擇明師。民間幼童十五以下者，送入讀書，講習冠、婚、喪、祭之禮。然其法久廢，寖不舉行。”讀《大誥》、律令，講習冠、婚、喪、祭之禮，猶古所謂導民以禮，風之以樂，所以求其馴擾易治者也。許補儒學生員，則使爲博士弟子，治治人之學矣。卒不能不許，而讀法、習禮，寖廢不行，足見入社學者之所求，與立社學者之所期不同也。亦猶漢世勸學，本欲以行禮視化，而其後來者，皆以讀書治學問爲務也。此等級之平夷爲之，以是爲病，則不免拘墟之見矣。
七三六孔子廟
《新唐書·劉禹錫傳》：“禹錫嘗歎天下學校之廢，乃奏記宰相曰：言者謂天下少士，而不知養材之道，鬱堙不揚，非天不生材也。是不耕而歎廩庾之無餘，可乎？貞觀時，學舍千二百區，生徒三千餘，外夷遣子弟入附者五國。今室廬圮廢，生徒衰少，非學官不振，病無貲以給也。凡學官，春秋釋奠於先師，斯止辟雍、泮宫，非及天下。今州縣咸以春秋上丁，有事孔子廟，其禮不應古，甚非孔子意。武德初，詔國學立周公、孔子廟，四時祭。貞觀中，詔脩孔子廟兗州。後許敬宗等奏天下州縣置三獻官，其他如立社。玄宗與儒臣議，罷釋奠牲牢，薦酒脯。時王孫林甫爲宰相，不涉學，使御史中丞王敬從以明衣牲牢著爲令，遂無有非之者。今夔四縣，歲釋奠費十六萬。禹錫時爲夔州刺史。舉天下州縣，歲凡費四千萬。適資三獻官飾衣裳、飴妻子，於學無補也。請下禮官博士議，罷天下州縣牲牢衣幣，春秋祭如開元時。籍其貲，半畀所隸州，使增學校，舉半歸太學，猶不下萬計，可以營學室，具器用，豐饌食，增掌故以備使令；儒官各加稍食；州縣進士，皆立程督；則貞觀之風，粲然可復。”其指陳利害，可謂深切著明矣。然《文獻通考·學校考》引歐陽修《襄州穀城縣夫子廟記》曰：“隋、唐之際，天下州縣，皆立學，置學官、生員，而釋奠之禮，遂以著令。其後州縣學廢，而釋奠之禮，吏以其著令故，得不廢。學廢矣，無所從祭，則皆廟而祭之。”馬君按云：“自唐以來，州縣莫不有學，則凡學莫不有先聖之廟矣。然考之前賢文集，如柳子厚《柳州文宣王廟碑》與歐公此記，及劉公是《新息縣鹽城縣夫子廟記》，皆言廟而不及學。蓋衰亂之後，荒陋之邦，往往庠序頽圮，教養廢弛，而文廟獨存。長官之有識者，以興學立教，其事重而費鉅；故姑葺文廟，俾不廢夫子之祠，所謂猶賢乎已。”然則有廟而無學，又非禹錫惜祭祀所費太多，而學校經費不足者比矣。其故何哉？二公所言，固爲當時實録，然若深求其故，則尚有不止乎此者在也。
《齊書·江祏傳》：祏弟祀，爲南東海太守，治下有宣尼廟，久廢不脩，祀更開構建立。則有孔子廟者，久不止京師及魯國矣。先聖、先師，蓋釋奠時祀之於學，不别作廟。然《隋書·梁彦光傳》言：彦光爲相州刺史。滏陽人焦通，性酗酒，事親禮闕，爲從弟所訟。彦光將至州學，令觀於孔子廟。廟中有韓伯瑜母杖不痛，哀母力弱，對母悲泣之像。通遂感悟。則學中久有廟矣。《唐書·禮志》：貞觀四年，詔州縣學皆作孔子廟；咸亨元年，詔州縣皆營孔子廟；《舊唐書·高宗紀》：咸亨元年，五月，詔曰：“諸州縣孔子廟堂有破壞，并先來未造者，宜令所司，速事營造。”則營建更形普徧。《舊唐書·良吏傳》：韋機，顯慶中爲檀州刺史。邊州素無學校，機敦勸生徒，創立孔子廟。圖七十二子及自古賢達，皆爲之贊。其營建實以廟爲急。又《倪若水傳》：開元初，出爲汴州刺史。增脩孔子廟堂及州縣學舍，勸勵生徒，儒教甚盛。《曹華傳》：爲沂州刺史、沂海兗觀察使，移理於兗。春秋釋奠於孔子廟，立學講經。亦皆以廟、學并言。馬君謂自唐以來，州縣莫不有學，則凡學莫不有廟者，殆非虚語也。自宋以降，重廟更甚。《宋史·王承美傳》：爲豐州刺史，請於州城置孔子廟，詔可之。《田錫傳》：移睦州。睦州人舊阻禮教，錫建孔子廟，表請以經籍給諸生，詔賜九經，自是人知向學。《孝義傳》：胡仲容，建本縣孔子廟，頗爲宏敞。皆言廟而不及學。《龔鼎臣傳》：知渠州。渠故僻陋，無學者，鼎臣請於朝，建廟、學，選邑子爲生，日講説，立課肄法，人大勸。亦以廟、學并言。《外國·大理傳》：政和六年，使李紫琮來，過鼎州，求詣學瞻拜先聖像，徧謁見諸生。其意亦以瞻拜聖像爲重也。《遼史·能吏傳》：大公鼎，改良鄉令，建孔子廟學。《百官志》縣學下，則但云大公鼎爲良鄉縣尹，建孔子廟。其重廟而輕學可知。《金史·孔璠傳》。熙宗即位，興制度禮樂，立孔子廟於上京。蓋徒立廟。《章宗紀》：明昌元年，三月，詔脩曲阜孔子廟、學。泰和四年，二月，詔刺史：州郡無宣聖廟、學者，并增脩之。雖言學，意所重亦必在廟。《蒲察鄭留傳》：改順義軍節度使。西京人李安兄弟争財，府縣不能決，按察司移鄭留平理。月餘不問。會釋奠孔子廟，鄭留乃引安兄弟與諸生列坐會酒，陳説古之友悌數事。安兄弟感悟，相讓而歸。《任天寵傳》：遷威戎縣令。縣故堡塞，無文廟、學舍，天寵以廢署建。可見金時州縣，有學者亦皆有廟也。《元史·選舉志》：國初燕京始平，宣撫王楫，請以金樞密院爲宣聖廟。《世祖紀》：中統二年，八月，命開平守臣釋奠於宣聖廟。《哈剌哈孫傳》：爲左丞相，京師久闕孔子廟，而國學寓他署，乃奏建廟、學，選名儒爲學官，採近臣子弟入學。其重廟亦與金人等。《何伯祥傳》：子瑋。京師孔子廟成，瑋言唐、虞、三代，國都閭巷，莫不有學，今孔廟既成，宜建國學於其側。從之。是反以廟爲主，而以學從之也。《張柔傳》：移鎮保州，遷廟學於城東南，增其舊制。《嚴實傳》：子忠濟，襲東平路行軍萬户。東平廟學故隘陋，改卜高爽地於城東。《木華黎傳》：弟帶孫之後只必，襲父爲東平達魯花赤。嘗出家藏書二千餘卷置東平廟、學，使學徒講肄之。《趙良弼傳》：良弼别業在温縣，故有地三千畝。乃析爲二：六與懷州，四與孟州，皆永隸廟、學，以贍生徒。《段直傳》：爲澤州長官。大脩孔子廟。割田千畝，置書萬卷，迎儒士李俊民爲師，以招延四方來學者。不五六年，學之士子，以通經被選者百二十有二人。《白景亮傳》：特授衢州路總管。郡學之政久弛，從祀諸賢無塑像，諸生無廩膳，祭服、樂器有缺，景亮皆爲備之，儒風大振。《賽典赤贍思丁傳》：至元十一年，行省雲南。創建孔子廟、明倫堂，購經史，授學田，由是文風稍興。三子忽辛，大德時，改雲南行省右丞。贍思丁爲平章時，建孔子廟爲學校，撥田五頃，以供祭祀、教養。贍思丁卒，田爲大德寺所有，忽辛按廟學舊籍奪歸之。乃復下諸郡邑，徧立廟、學，選文學之士，爲之教官，文風大興。《張立道傳》：至元十五年，除忠慶路總管，佩虎符。先是雲南未知尊孔子，祀王逸少爲先師。立道首建孔子廟，置學舍，勸士人子弟以學，擇蜀士之賢者，迎以爲弟子師，歲時率諸生行釋奠禮，人習禮讓，風俗稍變矣。遷臨安廣西道軍民宣撫使，復創廟學於建水路。諸人於學皆極有功，然所脩飭必及於廟。蓋有有廟而無學者矣，未有立學而不先立廟者。甚有如《明史·忠義傳》所云：王愷，太祖克衢州，命總制軍民事，學校毁，與孔子家廟之在衢者并新之。視家廟與學校等重者矣。《錢唐傳》：洪武二年，詔孔廟春秋釋奠，止行於曲阜，天下不必通祀。唐伏闕上疏，言孔子垂教萬世，天下共遵其教，故天下得通祀孔子，報本之禮不可廢。侍郎程徐亦疏言：古今祀典，獨社稷、三皇與孔子，通祀天下。民非社稷、三皇則無以生，非孔子之道則無以立。孔子以道設教，天下祀之，非祀其人，祀其教也，祀其道也。今使天下之人，讀其書，由其教，行其道，而不得舉其祀，非所以維人心，扶世教也。皆不聽。久之，乃用其言。二人之論，與劉禹錫適相反，以明太祖之剛愎而不能終違也，可以見輿情之所在矣。予猶及見清世所謂府、州、縣學者，人皆稱爲孔子廟，無或知爲學校者也。其故何哉？官府所設之學，學術久不存焉，而祭祀則人知嚴之，故其遷流所届如此也。《清史稿·世宗紀》：雍正二年，正月，“建孔子廟於歸化城。”《仁宗紀》：嘉慶元年，二月，“勅甘肅貴德廳建文廟。”亦徒云建廟。
七三七鄉飲射禮
古代教育，重於行禮，六禮之中，鄉爲尤重，故鄉飲、鄉射，至漢世猶不絶焉。《史記·孔子世家》言：“魯世世相傳，以歲時奉祠孔子冢，而諸儒亦講禮鄉飲大射於孔子冢。”其盛況可想。《自序》言“觀孔子之遺風，鄉射鄒、嶧”，則史公并曾親與其事也。漢既崇儒，尤重其事。《漢書·成帝紀》：鴻嘉二年，三月，博士行飲酒禮。《漢紀》作鄉飲酒禮，《五行志》作大射禮，蓋射、鄉并行。《後漢書·伏湛傳》：建武三年，爲大司徒，奏行鄉飲酒禮。《續漢書·禮儀志》：明帝永平二年，三月，上始率羣臣，躬養三老、五更於辟雍，行大射之禮。郡、縣、道行鄉飲酒於學校。皆祀聖師周公、孔子，牲以犬。《注》引鄭玄注《鄉飲酒禮》曰：“今郡國十月行鄉飲酒禮。”《後漢書·儒林傳》：本初元年，梁太后詔曰：大將軍下至六百石，悉遣子就學，每歲輒於鄉射月一饗會之，以此爲常。《注》引《漢官儀》曰：“春三月，秋九月，習鄉射禮，禮生皆使太學學生。”蓋在東京，飲射皆爲常典矣。韓延壽，所至必脩治學宫，春秋饗射，陳鐘鼓管絃，盛升降揖讓。李忠，遷丹陽太守。以越俗不好學，嫁娶禮儀，衰於中國，乃爲起學校，習禮容，春秋鄉飲。鮑永，拜魯郡太守。孔子闕里，無故荆棘自除，乃會人衆脩鄉射之禮，因以格殺彭豐。秦彭，遷丹陽太守。敦明庠序，每春秋饗射，輒脩升降揖讓之儀。皆良吏之欲以此化民者也。劉昆，王莽世，教授弟子五百餘人。每春秋饗射，常備列典儀。以素木瓠葉爲俎豆，桑弧蒿矢，以射菟首。每有行禮，縣宰輒率吏屬而觀之。則私家講習，亦甚重此矣。魏、晉而後，其事稍衰，然仍不絶。《晉書·隱逸·索襲傳》：敦煌太守陰澹，欲行鄉射之禮，請襲爲三老。《宋書·蔡廓傳》：子興宗，遷會稽太守。三吴舊有鄉射禮，久不復脩，興宗行之，禮儀甚整。是也。《唐書·太宗紀》：貞觀六年，七月，詔天下行鄉飲酒禮。則唐世又以爲常典。《李栖筠傳》：出爲常州刺史。大起學校，堂上畫孝友傳示諸生。爲鄉飲酒禮，登歌降飲，人人知勸。亦其能奉行者也。宋儒好復古，故宋後其禮又漸盛。《宋史·李沆傳》：弟維，知歙州。至郡，興學舍，歲時行鄉射之禮。《王沼傳》：降知滑州，徙成德軍。建學校，行鄉飲酒禮。《龔茂良傳》：爲廣東提刑。即番山之址建學，又置番禺、南海縣學。既成，釋奠，行鄉飲酒以落之。《儒林·魏了翁傳》：知眉州。朔望詣學宫，親爲講説。行鄉飲酒禮，以示教化。《元史·烏古孫澤傳》：行興化路總管府事。興學校，召長老及諸生，講肄經義，行鄉飲酒禮。《儒學·周仁榮傳》：署美化書院山長。美化在處州萬山中，人鮮知學。仁榮舉行鄉飲酒禮，士俗爲變。《明史·魏觀傳》：洪武五年，知蘇州府。前守陳寧苛刻，人呼陳烙鐵。觀盡改寧所爲，以明教化、正風俗爲治。建黌舍，行鄉飲酒禮，政化大行。皆其事之往往不絶者也。古去草昧之世近，其民好争鬥，故爲鄉飲酒之禮以教弟，爲鄉射之禮以示不争，後世風俗久變；素木瓠葉，桑弧蒿矢，亦與人生日用不切；而猶沿襲其事，欲以化民，可謂循名而不察實者矣。抑飲、射皆所以禁未然也，貴能使人感奮興起。而明世鄉飲酒之禮，顧使“凡有過犯之人，列於外坐，同類者成席，不許雜於善良之中。”洪武二十二年令。見《明史·禮志》。是會人衆以僇辱之也。將使强者忿戾，弱者自棄，曷若不使與於會聚之爲得哉？
七三八束脩
《論語·述而》：“子曰：自行束脩以上，吾未嘗無誨焉。”束脩二字，可有二解：一以脩爲贄，一束身脩行也。即以前説爲是，亦所以致其敬，而非曰利其物。然此乃古道，在後世，則教者必有所取，學者必有所與，而束脩二字，遂爲弟子奉其師以財利之名矣。
然古道在後世，仍久而後湮。叔孫通之降漢，從弟子百餘人，及爲漢制朝儀，得賜金五百斤，皆以賜諸生。趙典，每得賞賜，輒分與諸生之貧者。包咸，顯宗以師傅舊恩，而素清苦，常特賞賜，奉禄增於諸卿；皆散與諸生之貧者。皆弟子無以奉其師，顧有取於其師者也。此猶曰貧者。若戴崇，每候張禹，常責師宜置酒設樂，與弟子相娱。則并非因其困乏矣。蓋古師弟子之倫，介乎君臣、朋友之間，君固當食其臣，朋友亦有通財之義，故其相處之道如此也。漢世於教授者多稱爲養徒，如《後漢書·來歙傳》，言其六世孫豔，“好學下士，開館養徒”是也，蓋由於此。此似爲高義，然社會之組織既變，古道終不可行，遂有“不行束脩，未嘗有所教誨”之劉焯矣。《隋書》本傳。然猶有不行束脩者，又可見古道之未盡泯也。《北齊書·儒林傳》：馮煒，“門徒束脩，一豪不受”，亦由於此。
養徒之弊，有不免所識窮乏得我者，竇武得兩宫賞賜，悉散與太學諸生，及載肴糧於路，匄施貧民是也。此所施者，猶爲諸生及貧民。若竇瓌，周紆劾其“學無經術，而妄搆講舍，外招儒徒，實會姦黨”，《後漢書·酷吏傳》。則其弊有不可勝言者，宜乎其事之不可久也。
《馮偉傳》言其“閉門不出，將三十年，不問生産”，蓋其家本饒足。又言其“耕而飯，蠶而衣，簞食瓢飲，不改其樂”，蓋其性實澹泊，儉於自奉，初不由於貧乏，故能無所取於學者。若乃家無儋石，藉勞力以自活，則既從事於教授，自不可無以代耕。邴原鄰舍之師，許不求資而徒相教，見《游學》條。此出特許，則其本必求資可知。蓋藉以餬口者。《漢書·藝文志》有閭里書師，蓋以教書故稱書師。邴原之師，原從之讀《孝經》、《論語》，可稱《孝經》、《論語》師，要皆閭里之師也。閭里之師，殆皆藉教授以餬口。至於傳經之大師，然後所取者多而且廣，可以有所取，亦可以有所與，乃得模擬古之士大夫，而以養徒爲名高矣。然氾毓不蓄門人，稱爲清静，亦見《游學》條。則蓄焉者可知。轉不如閭里之師，自食其力者之無愧於心矣。
社會之組織既變，則人之所以自處及其相處之道，亦隨之而變，此勢之必不可免者也。一巨子多養徒衆之局既去，而人皆恃通工易事以爲生，師固不能無所取於弟子。此在漢世，亦業已如是。文翁選郡縣小吏詣京師，受業博士，或學律令，減省少府用度，買刀布蜀物，齎計吏以遺博士，即弟子必有以奉其師之一事也。《宋史·趙安仁傳》：孫君錫，爲宗正丞。時增諸宗院講書教授官，而逐院自備緡錢爲月餽，貧者或不能以時致，宗師輒移文督取。君錫言：國家養天下士於太學，尚不較其費，安有教育宗室，令自行束脩之理？詔悉從官給。《元史·李謙傳》：爲東平府教授，生徒四集。累官萬户府經歷。復教授東平。先時教授無俸，郡斂儒户銀百兩備束脩。謙辭曰：家幸非甚貧，豈可聚貨以自殖乎？此皆教師不能無禄之證。然無禄而有所取可也，元時國學，不聞無禄，而《孛术魯翀傳》言：舊制，弟子員初入學，以羊贄，所貳之品與羊等，則取之有傷於廉矣。吾少時所見清世之府、州、縣學，生員入學之初，尚必有以贄其師。應試時，本有廩膳生爲之保任，保其身家清白及非冒籍。及此，更由其與教官議贄幣多少，斤斤頗甚。議定，生員投贄一見其師，自此師生若路人矣。
《元史·列女傳》：王德政妻郭氏。少孤，事母張氏孝謹，以女儀聞於鄉。及笄，富貴家慕之，争求聘。張氏不許。時德政教授里中，年四十餘，貌甚古陋。張氏以貧不能教二子，欲納德政爲壻，使教之。宗族皆不然。郭氏慨然，願順母志。既婚，與德政相敬如賓。屬教二弟有成。此亦師不能徒相教之一事。卒教其二子有成，亦爲不負託付，然終媿邴原之師矣。
《元史·許有壬傳》：有壬之父熙載，仕長沙日，設義學訓諸生。既殁而諸生思之，爲立東岡書院。《明史·隱逸·楊恒傳》：諸暨人。外族方氏建義塾，館四方游學士。恒幼，往受諸經，輒領其旨要。曰義學，蓋不取其資者。孤寒向學之士，殆非此無以濟也。
七三九論語、孝經
漢人讀經，率先《論語》、《孝經》，此法相沿甚久。《顔氏家訓·勉學》篇云：“士大夫子弟，數歲已上，莫不被教，多者或至《禮》、《傳》，少者不失《詩》、《論》。”又云：“自荒亂已來，諸見俘虜，雖百世小人，知讀《論語》、《孝經》者，尚爲人師。”《魏書·外戚傳》：馮熙，生於長安，爲姚氏魏母所養。以叔父樂陵公邈因戰入蠕蠕，魏母攜熙逃避，至氐羌中撫育。年十二，好弓馬，有勇幹，氐羌皆歸附之。魏母見其如此，將還長安。始就博士學問，從師受《孝經》、《論語》。《周書·文閔明武宣諸子傳》：宋獻公震。年十歲，誦《孝經》、《論語》、《毛詩》，後與世宗俱受《禮記》、《尚書》於盧誕。《隋書·蔡王智積傳》：父景王整，高祖龍潛時與不睦；太妃尉氏，又與獨孤皇后不相諧；以是智積常懷危懼。有五男，止教讀《孝經》、《論語》而已，亦不令交通賓客。《韋師傳》：初就學，始讀《孝經》，捨書而歎曰：名教之極，其在兹乎？《文學傳》：王頍，少好游俠，年二十，尚不知書，爲兄顒所責怒，於是感激，始讀《孝經》、《論語》。《元史·王思誠傳》：七歲從師，授《孝經》、《論語》，即能成誦。《儒學傳》：陳櫟生三歲，祖母吴氏口授《孝經》、《論語》，輒成誦。又伯顔，六歲從里儒授《孝經》、《論語》，即成誦。蓋至朱子之學大行，入學者皆先誦《四書》，而先誦《論語》、《孝經》之法乃變。
七四〇學校中體罰
近世學校，禁用體罰，然中國自昔有之。《陳書·新安王伯固傳》：“爲國子祭酒。爲政嚴苛。國學有惰游不脩習者，重加檟檚，生徒懼焉。由是學業頗進。”此必國學中舊有此罰，伯固乃得施之也。《舊唐書·陽嶠傳》言：嶠“爲國子祭酒。學徒漸弛。嶠課率經業，稍行鞭箠。學生怨之，頗有喧謗，乃相率乘夜於街中毆之。上聞，而令所由杖殺無理者。由是始息”。學校中無可行鞭箠之理，蓋亦用夏楚，而史家措辭不審也。此皆國學，尚不免夏楚，而郡縣以下之學可知矣。《宋史·馬仁瑀傳》：“十餘歲時，父令就學，輒逃歸。又遣於鄉校習《孝經》，旬餘不識一字。博士笞之。仁瑀夜中獨往焚學堂，博士僅以身免。”此則私塾中習用體罰，由來舊矣。
《宋史·宗室傳》：趙師??，知臨安府。“武學士柯子沖、盧宣德以事至府，師??擅撻遣之，衆盡喧，文武二學之士交投牒，師??乃罷免，與祠。”地方官擅責學生，近世爲法所不許。不論文武，學生未經斥革者，有犯祇能送學中覊禁。學中亦可用木板責打手心，所謂夏楚也，然久無其事矣。覊禁時，學中胥役，或亦小有求取，然較州縣衙門之胥役，則不可同日語矣。故健訟之地，視生員特重，以官威有所格，則可以有所恃，而干與訟事以牟利耳。
《清史稿·德宗紀》：光緒三十三年，四月，“命衍聖公孔令貽稽察山東學務。”此人在當時，曾責打某校教師手心。論者頗不然之。以擅施體罰於學生，已爲其時所不許，乃施之教師也。封建在中國，久成虚名，乃忽焉任之以事，而其壞法亂紀即如此。除惡務盡，信哉！
七四一鳴鼓衆質
事莫惡於挾勢以相臨。挾貴，挾賢，挾長，挾有勳勞，挾故，見《孟子·盡心》上篇。挾故，趙《注》云：“與師有故舊之好。”此無可挾，疑非。故，事也。蓋謂挾一事足以相脅者。其實皆挾勢也。挾衆亦然。歷代講學，喜於衆屬耳目之地，以口舌争勝。使聽者而賢於我歟，我安可靦顔講説？使聽者而不如我歟，我顧因博其稱許，而不惜自衒粥，是無恥之甚者也。然猶有可恕者，曰：此等皆選耎不自樹立之徒，雖卑鄙，猶未至於暴戾也。若乃挾衆勢以攻一人，則更不可恕矣。《宋史·吴師禮傳》：“游太學。時兄師仁爲正，守《春秋》學。他學官有惡之者，條其疑問諸生。師禮悉以兄説對。學官怒，鳴鼓坐堂衆質之。師禮引據三傳，意氣自如。”此學官果自居何等邪？熙寧學校貢舉之法，平心論之，未爲非是，然法雖善而行之不善，亦有不能免於惡者。《石公弼傳》云：“三舍法行，士子計等第，頗事告訐。”虞蕃訟博士受賄，蓋即告訐之一事。見《蔡確傳》。其言或不免過甚。然株連衆而追求酷，則必非虚語也。《劉摯傳》云：“神宗更新學制，養士以千數，有司立爲約束，過於煩密。摯上疏哲宗時。曰：比以太學屢起獄訟，有司緣此，造爲法禁，煩苛愈於治獄，條目多於防盜，上下疑貳，以求苟免。甚可怪者，博士、諸生，禁不相見，教諭無所施，質問無所從，月巡所隸之齋而已。齋舍既不一，隨經分隸，則又《易》博士兼巡《禮》齋，《詩》博士兼巡《書》齋。所至備禮請問，相與揖諾；亦或不交一言而退，以防私請，以杜賄賂。學校如此，豈先帝所以造士之意哉？”豈不令人駭笑乎？《崔鶠傳》：“欽宗即位，上疏曰：諫議大夫馮澥近上章曰：士無異論，太學之盛也。澥尚敢爲此姦言乎？王安石除異己之人，著三經之説以取士，天下靡然雷同，陵夷至於大亂，此無異論之效也。蔡京又以學校之法馭士人，如軍法之馭卒伍，一有異論，累及學官。若蘇軾、黄庭堅之文，范鎮、沈括之雜説，悉以嚴刑重賞，禁其收藏，其苛錮多士，亦已密矣。而澥猶以爲太學之盛，欺罔不已甚乎？”鶠乃舊黨，所言必不免失中。然謂“紹述一道德而天下一於諂佞，紹述同風俗而天下同於欺罔”，則甚可痛而不可不深長思也。人固有所行者是，而其行之之心則非者。一時雖或有功，久必不勝其弊。昔賢所以貴“正其義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也。
《金史·選舉志》：章宗大定二十九年，上封事者乞興學校，推行三舍法。事下尚書省集百官議。户部尚書鄧儼等謂三舍法行，“多席勢力尚趨走之弊。故蘇軾有三舍既興、貨賂公行之語。臣等謂立法貴乎可久。彼三舍之法，委之學官選試，啓僥倖之門，不可爲法。”則熙、豐時太學有弊，自是事實。然此豈嚴刑密網所能治邪？入太學本爲官禄之勸，委學官選試，而望其無貨賂、告訐，豈可得哉？其關鍵在毋以選試之權，委之學官而已。此學校所以必與科舉并行也。
宋理宗時，太學生林日養，受宦官之賂，上書攻謝方叔、洪天錫。學舍惡其黨姦，鳴鼓攻之，引見《學校風潮》條。《明史·王省傳》：“凡三爲教官，最後得濟陽。燕兵至，爲游兵所執。從容引譬，詞義慷慨。衆舍之。歸坐明倫堂，伐鼓聚諸生，謂曰：若等知此堂何名？今日君臣之義何如？因大哭。諸生亦哭。省以頭觸柱死。”伐鼓，蓋學中相傳聚衆之法也。或以教忠，或則挾衆以臨匹夫，以媚權貴而快私忿，人之度量相越，何其遠也！
講學以口舌争勝，非争學術是非之流失，實由古人本有以口舌争勝之惡習，而貤及於學術耳。讀《抱朴子·疾謬》之篇而可知也。《後漢書·儒林傳》：戴憑，“年十六，郡舉明經，徵試博士，拜郎中。時詔公卿大會，羣臣皆就席，憑獨立。光武問其意。對曰：博士説經皆不如臣，而坐居臣上，是以不得就席。帝即召上殿，令與諸儒難説，憑多所解釋，帝善之，拜爲侍中。正旦朝賀，百僚畢會，帝令羣臣能説經者更相難詰，義有不通，輒奪其席以益通者，憑遂重坐五十餘席。”憑幼不遜悌，光武之用之，亦如其令優伶剽剥人耳。《陳書·儒林傳》：張譏，“天嘉中，遷國子助教。是時周弘正在國學，發《周易》題。弘正第四弟弘直，亦在講席。譏與弘正論議，弘正乃屈。弘直危坐厲聲，助其申理。譏乃正色謂弘直曰：今日義集，辯正名理，雖知兄弟急難，四公不得有助。弘直曰：僕助君師，何爲不可？舉坐以爲笑樂。”此亦如觀優戲耳。《隋書·儒林傳》：元善，“通博在何妥之下，然以風流醖藉，俯仰可觀，音韻清朗，聽者妄倦，由是爲後進所歸。妥每懷不平，心欲屈善。因善講《春秋》初發題，諸儒畢集。善私謂妥曰：名望已定，幸無相苦。妥然之。及就講肆，妥遂引古今滯義以難善，多不能對。善深銜之，二人由是有隙。”又劉焯，“因國子釋奠，與劉炫二人論義，深挫諸儒，咸懷妬恨，遂爲飛章所謗，除名爲民。”《新唐書·儒學·孔穎達傳》：“煬帝召天下儒官集東都，詔國子祕書學士與論議，穎達爲冠，又年最少，老師宿儒恥出其下，陰遣客刺之，匿楊玄感家得免。”其妬嫉賊害，至於如此，豈不可駭？《周書·儒林·熊安生傳》：“天和三年，齊請通好。兵部尹公正使焉，與齊人語，及《周禮》。齊人不能對。乃令安生至賓館與公正言。公正有口辯，安生語所未至者，便撮機要而驟問之。安生曰：禮義弘深，自有條貫。必欲升堂觀奥，寧可汨其先後？但能留意，當爲次第陳之。公正於是具問所疑，安生皆爲一一演説，咸究其根本，公正深所嗟服。”以口給禦人始，而以請益從善終，何其賢也！
七四二學校風潮
今世有所謂學校風潮者，其事實古已有之。學校風潮，乃一種羣衆運動。可以大聲疾呼，申明一事之是非曲直，而不能深謀遠慮，定措置之方。并不能洞燭隱微，知癥結所在。論者或以是爲學生運動病，此乃未知學生運動之性質者也。歷代之學校風潮，雖亦不盡純正，然其所蘄求指斥，合於義者究多。此可見羣衆之可欺以其實，而不可欺以其名也。進一步，使大多數人，皆知綜核名實之道，以羣衆運動，申明事之是非曲直，而更有切實而持久之辦法以繼之，則政治可以改觀矣。
漢哀帝時，鮑宣爲司隸，鉤止丞相掾史，没入其車馬。事下御史中丞。侍御史至司隸官，欲捕從事，閉門不肯内。坐距閉使者，下廷尉獄。博士弟子濟南王咸舉旛太學下，曰：欲救鮑司隸者會此下。諸生會者千餘人。朝日，遮丞相孔光自言，丞相車不得行。又守闕上書。後漢光武帝時，歐陽歙徵爲大司徒，坐在汝南臧罪千餘萬發覺下獄。諸生守闕，爲歙求哀者千餘，至有自髠剔者。案宣本著高節。歙之被繫也，平原禮震，自繫上書，求代其死。高獲亦冠鐵冠，帶鈇鑕，詣闕請歙。見《後漢書·方術傳》。光武不赦，歙死獄中。歙掾陳元，又上書追訟之，言甚切至。帝乃賜以棺木，贈印綬，賻縑三千匹，子復并獲嗣爵。則歙獄蓋實寃，不然，以光武用法之嚴，未必肯輕於平反也。桓帝時，梁冀專朝，而帝無子，連歲饑荒，災異數見。劉陶游太學，乃上疏陳事。朱暉孫穆，以治宦者趙忠，輸作左校，陶等數千人，又詣闕上書訟之。桓帝覽其奏，爲之赦穆。時有上書言宜改鑄大錢者，事下四府羣僚及太學能言之士，陶上議沮之，帝竟不鑄錢。則陶實達於政事，非徒能鼓衆唱議。而桓帝之於諸生也，能用其言，又導之使言，實賢於光武之遂殺歐陽歙，哀帝之竟抵鮑宣罪者矣。靈帝時，皇甫規爲徐璜等所陷，下吏，論輸左校，諸公及太學生張鳳等三百餘人上書訟之。史云規會赦歸家，不云由鳳等之訟，則靈帝之聽言，亦不如桓帝。熹平元年，有何人書朱雀闕，言“天下大亂，曹節、王甫幽殺太后，侯覽多殺黨人，公卿皆尸禄，無有忠言者”。司隸校尉劉猛不肯急捕，月餘，主名不立。猛坐左轉，代以段熲，四出逐捕，及太學游生，繫者千餘人。見《後漢書·宦者傳》。《靈帝紀》云：宦官諷司隸校尉段熲捕繫太學諸生千餘人。則始公然與輿論爲敵矣。段熲武人，剿羌時恣意殺戮，又比宦者，捕繫平民，及於學生，罪不容於死矣。竇武難作，陳蕃將官屬諸生八十餘人，并拔刃，突入承明門。則漢世儒生，不徒主持清議，并有能以身赴難者，要不失爲正氣所在也。
晉世於太學外復立國子學。孝武帝用謝石之説，增置生員，造廟屋百五十五間，而學生頑嚚，因風放火，焚房百餘間。此爲歷代學校風潮中最無意識者，説見《國子太學》條。唐玄宗初，陽嶠入爲國子祭酒。時學徒漸弛，嶠課率經業，稍行鞭箠，學生怨之，頗有喧謗，乃相率乘夜於街中毆之。上聞，令所由杖殺，由是始息。此其輕俠，或非因風放火之倫，其頑不率教，則更甚矣。至於令所由杖殺，不亦酷哉？晉世國學固皆貴游，唐則并太學亦皆品官及勳封子弟，足見貴人之不可教矣。楊瑒遷國子祭酒，請明經習《左傳》者盡帖平文；通《周禮》、《儀禮》、《公羊》、《穀梁》者量加優奬。詔習此諸經者，出身免任散官，遂著於式。生徒爲瑒立頌學門外。歐陽詹舉進士，與韓愈聯第，又與愈善。詹先爲四門助教，率其徒伏闕舉愈博士。此等徒知干進，且或比周，亦殊愧士節。蓋唐代士風，本近嗜利，故其所爲如此也。其關涉政治者，惟德宗時之請留陽城。然城所因之得罪者薛約，實非佳士；留城之太學諸生，以何蕃爲首，亦矯僞之徒；則此舉亦黨争，非關政事得失也。柳宗元顧遺蕃等書，比之李膺、嵇康時太學生徒仰闕執訴，不亦輕於許可乎？
以唐世之黨争與宋世之黨争較，則唐世徒爲私利，而宋世實有政見之不同，二者未可同日語也。學潮亦然。神宗時，太學盛而學風實壞，説見《鳴鼓衆質》條。然張商英罷而蔡京復用，太學諸生嘗訟其寃。何執中代京相，太學諸生陳朝老亦詣闕上書言之。鄧肅入太學，時東南貢花石綱，肅作詩十一章，言守令搜求擾民；用事者見之，屏出學。則雖用威脅利誘，并不能遂弭人言。陳公輔爲平江府教授，朱勔方嬖倖，當官者奴事之，公輔絶不與交；勔有兄喪，諸生欲往弔，公輔不與告。則郡縣教官，亦有毅然不可犯者矣。及金兵至，而陳東等代表民意，力主澄清政局，抗禦强敵，正氣大伸。東以欽宗即位後上書，數蔡京、童貫、王黼、梁師成、李彦、朱勔之罪，謂之六賊。靖康元年二月，復及都民數萬人此據《欽宗紀》。《聶昌傳》云十餘萬人，恐失實。伏闕上書，請復用李綱及种師道，且言李邦彦等嫉綱，恐其成功，罷綱正墮金人之計。會邦彦入朝，《邦彦傳》云退朝。衆數其罪而駡。《邦彦傳》云：且欲毆之，邦彦疾馳得免。吴敏傳宣，衆不退，遂撾登聞鼓，山呼動地。殿帥王宗濋恐生變，奏上勉從之。遣耿南仲號於衆曰：已得旨宣綱矣。内侍朱珙之宣綱後期，衆臠而磔之，并殺内侍數十人。此純爲一羣衆運動。政府後雖從衆，初亦欲以兵力壓伏之。時與東俱上書者，尚有太學生高登。《登傳》云：“軍民不期而會者數萬，王時雍縱兵欲盡殲之，登與十人屹立不動。”可謂見危授命者矣。金兵解去，學官觀望時宰議，盡屏伏闕之士，自東始。時雍又欲盡置諸生於獄，人人惴恐。聶昌力言不可。乃用楊時爲祭酒，復東職，遣昌詣學撫諭，然後定。是時嬖臣多從上皇東下，惟宦者梁師成，當欽宗爲太子時，鄆王楷寵盛，有動摇東宫意，能力保護，以舊恩留京師。東又與布衣張炳俱疏其罪，其於一時之嬖幸，可謂無所寬假矣。明年，正月，欽宗如金軍。太學生徐揆，率諸生扣南薰門，以書抵二酋，請車駕還闕。二酋使以馬載揆至軍詰難，揆厲聲抗論，爲所殺。金人脅立異姓，衆如其意舉張邦昌。孫傅、張叔夜不署狀，金人執之，置軍中。王時雍時爲留守，再集百官詣祕書省。至即閉省門，以兵環之。俾范瓊諭衆以立邦昌。衆意唯唯。有太學生難之。瓊恐沮衆，厲聲折之，遣歸學舍。此時獨持異議，安得不爲徐揆之續？然則是時之太學生，實有見危授命之節，非客氣也。初吴敏欲弭謗議，奏補陳東官，賜第，除太學録。東又請誅蔡氏，且力辭官以歸，前後書凡五上。高宗即位，相李綱，召東赴行在。比至，綱已罷。東即上書乞留綱而罷黄潛善、汪伯彦。會崇仁布衣歐陽澈上書詆時事，語侵宫掖，帝謂其言不實，潛善乘間啓殺澈，遂并及東。《澈傳》云：金人大入，要盟而去。澈聞，輒語人曰：我能口伐金人，强於百萬之師，願殺身以安社稷。有如上書不見信，請質子女於朝，身使穹廬，御親王以歸。鄉人每笑其狂，止之，不可，乃徒步走行在。高宗即位南京，伏闕上封事，極詆用事大臣，遂見殺。澈蓋迂儒，無足憚，當局所憚者實東也。是時而猶殺言者，誠足使人流涕者矣。秦檜成和議，太學生張伯麟題壁曰：夫差，而忘越王殺而父乎？杖脊，刺配吉陽軍。其悖悍如此。然檜死，王十朋、馮方、胡憲、查籥、李浩相繼論事，太學生爲《五賢詩》述其事。周葵素與檜異，權禮部侍郎，兼國子祭酒，侍御史湯鵬舉乞罷之。太學生黄作、詹淵率諸生都堂留葵。翼日，博士何俌等言於朝，乞懲戒。詔作、淵皆送五百里外編管，葵出知信州。太學中之正氣，殊未泯也。孝宗隆興二年，十一月，甲午，以黄榜禁太學生伏闕。是日，太學生張觀等七十二人上書，請斬湯思退、王之望、尹穡，竄其黨洪适、晁公武，而用陳康伯、胡銓等，以濟大計。幾復見陳東、高登之慷慨矣。
凡騖於名或激於意氣者，往往遇一事焉而隨之而動，己亦不知其所以然。此所謂役於氣而不能自主者也。一人如此，成衆自更然。光宗之不朝重華宫，此特一家之私事，於朝政無與也。君民之關係久疏，但使朝無覬覦之人，即植遺腹，朝委裘，天下亦自不亂。趙汝愚等之謀禪，蓋實有功名之心焉？人民何必附和？然紹熙五年，大學生汪安仁等二百餘人欲上書，而龔日章等百餘人以投匭上書爲緩，必欲伏闕，《宋史·楊大全傳》。是亦不可以已乎？及汝愚罷相，國子祭酒李祥、博士楊簡皆以爲言。侂胄党正言李沐劾罷之。侍講章潁亦以言汝愚罷。太學生楊宏中、周端朝、張衜、林仲麟、蔣傅、徐範留汝愚、穎及祥、簡，悉送五百里外編管。此亦參與黨争而已。然《宏中傳》云：祥、簡被斥，宏中曰：師儒能辨大臣之冤，而諸生不能留師儒之去，於義安乎？衆莫應。獨仲麟、範、衜、傅、端朝願與其議。《範傳》云：書已具，有閩士亦署名。忽夜傳韓侂胄將寘言者重辟，閩士怖，請削名。範之友亦勸止之。範慨然曰：業已書名，尚何變？其臨難毋苟免，亦無愧高登矣。
開禧元年，四月，武學生華岳上書，諫朝廷不宜用兵，恐啓邊釁。以忤韓侂胄，送建寧府編管。書辭見本傳，論侂胄之專恣，政事之敗壞，武備之不脩，極伉直。《侂胄傳》云：乞斬侂胄、蘇師旦、周筠，以謝天下。書奏，侂胄大怒，下大理，貶建寧圜土中。侂胄誅，放還，復入學，登第，爲殿前司官屬，鬱不得志。謀去史彌遠，事覺，下臨安獄。獄具，坐議大臣當死。寧宗知岳名，欲生之，彌遠曰：是欲殺臣者。竟杖死東市。史言岳輕財好俠，蓋意氣用事者，然不肯以國事爲孤注，則非武夫寡慮者比也。先攻韓侂胄，後謀史彌遠，蓋極知權姦之誤國，内安爲外攘之本者，其識見頗與陳東類也。時太學博士錢廷玉，附會侂胄，言恢復之計，見《侂胄傳》。
華岳不欲啓釁，以其無幸勝之理，非謂義不當謀恢復也，故事勢一有轉變，輿論亦即隨之。嘉定七年，十一月，遣聶子述使金賀正旦，刑部侍郎劉錀等及太學諸生上章言其不可；十二年，五月，太學生何處恬等伏闕上書，以工部尚書胡榘欲和金人，請誅之以謝天下，皆是。皆見《本紀》。
争濟王之獄，與請朝重華宫不同。請朝重華宫，可以沽名，而無後患，争濟王之獄，則不然也。獄之起也，大學博士李韶上封事諫，且以書曉史彌遠，亦爲難得矣。
宋之末葉，學潮頗牽涉黨争。其顯著者，一爲争史嵩之起復。事在淳祐四年。太學生百四十四人，武學生六十七人，京學生九十四人，宗學生三十四人，及建昌軍教授盧鉞，皆上書言其不可。《嵩之傳》。侍御史劉漢弼言願聽嵩之終喪，帝乃以范鍾、杜範并相。五年，正月，漢弼卒。太學生蔡德潤等百七十三人伏闕上書，以爲暴卒。《漢弼傳》。是年，四月，杜範卒；六月，兵部侍郎徐元杰卒，時亦謂非善終。程公許上書極言之。公許時爲起居郎，兼直學士院，權中書舍人。嵩之罷起復及相范鍾、杜範三制，皆其所草。先是嵩之從子璟卿，嘗以書諫嵩之，暴卒，相傳嵩之致毒。《嵩之傳》。然實皆莫須有之事也。讀《程公許傳》可見。
一爲攻余晦之事。晦爲天錫從子。《宋史·程元鳳傳》云：“淳祐十二年，拜右正言，兼侍講。余晦恃恩妄作，三學諸生伏闕上書，白其罪狀，司業蔡抗又力言之，元鳳數其罪劾之。奏上，以晦爲大理少卿，抗爲宗正少卿。元鳳又上疏，請留抗而黜晦，以安士心。乃命抗仍兼司業，晦予郡。”晦時爲臨安尹。理宗生平，於援立之恩最惓惓，蓋不免放縱之也。
一爲攻宦官盧允升、董宋臣。寶祐三年，監察御史洪天錫疏論二人，留中不下，而御筆授天錫大理少卿。太學生池元堅論擊允升、宋臣。讒者以天錫之論，爲時相謝方叔意；及天錫去，亦曰：方叔意也。方叔上疏自解。監察御史朱應元攻方叔罷相。允升、宋臣猶以爲未快，厚賂太學生林日養，上書力詆天錫、方叔。且曰：乞誅方叔，使天下明知宰相、臺諫之去，出自獨斷，於内侍初無預焉。書既上，學舍惡自養黨姦，相與鳴鼓攻之，上書以聲其罪。自有學潮以來，太學中人，以此次爲最不一致矣。
一爲攻丁大全之事。大全迫逐董槐，事在寶祐四年六月，三學生屢上書以爲言。詔以槐爲觀文殿大學士，提舉臨安府洞霄宫。十一月，以監察御史吴衍、翁應弼劾太學、武學生劉黻等八人不率，詔拘管江西、湖南州軍。宗學生與伯等七人并削籍，拘管外宗正司。是時太學生獲罪者六人：劉黻外爲陳宗、黄鏞、曾唯、陳宜中、林則祖。《大全》及《宜中傳》。司業率十二齋生冠帶送之橋門之外。大全益怒，立碑三學，誡諸生毋妄議國政，且令自後有上書者，前廊生看詳，以牒報檢院。士論翕然，稱六人爲六君子。而宗學諭馮去非，亦不肯書名石碑下，諸生下獄，去非復調護宗學生之就逮者焉。《宜中》、《去非傳》。大全貶，劉黻還太學。侍御史陳垓劾程公許，右正言蔡滎劾黄之純，去職，黻又率諸生上書争之。《黻傳》，亦見《公許傳》。
《賈似道傳》云：“似道既專恣日甚，畏人議己，務以權術駕馭。不愛官爵，牢籠一時名士。又加太學餐錢，寬科場恩例，以小利啗之。由是言路斷絶，威福肆行。”然景定五年，太學生蕭規、葉李等上書言似道專政，似道命京尹劉良貴招摭以罪，悉黥配之。是役也，《食貨志》云：三學六館皆上書；《元史·葉李傳》云：伏闕者凡八十三人；而良貴之陷李，亦誣其僭用金飾齋扁，未敢以攻執政爲其罪；則初未能以一手掩天下目也。李亦可謂能持正論者。其後受虜命北上，至晚節不終，則聲華之爲累耳。故明夷利貞也。
陳宜中初本攻人者，後乃爲人所攻。丁大全之敗也，丞相吴潛奏還宜中。賈似道入相，復爲之請，有詔六人皆免省試，令赴景定三年廷試，而宜中中第二人。宜中於似道，蓋實不免比周。似道督師江上，以國事付王爚、章鑑及宜中，蓋取其素與己。爚、宜中於其既出，稍欲自異，及聞其敗，乘勢蹙之。既而二人自爲矛盾。爚子乃嗾京學生劉九臯等伏闕上書，攻宜中擅權，黨似道。時爲德祐元年七月，宜中遂逕去，遣使召之，不至。其後罷爚，命臨安府捕逮京學生，召之，亦不至。蓋知國危，借此脱身也，亦云巧矣。然其後奔走朔方，身死異域，卒未肯屈節北廷，則曾讀詩書者，雖傾危之士，亦終知顧惜名義也。
宋末，學生忠貞不屈者頗多。淳祐七年，十二月，詔太學生程九萬自北脱身來歸，且條上邊事，賜迪功郎。德祐二年，正月，三學生誓死不去，特與放釋褐出身。俱見《宋史·本紀》。此足媿當時儒生如許衡輩之屈節外族，及朝臣之紛紛遁去者矣。《元史·世祖紀》：至元十三年，二月，甲子，董文炳、唆都發宋隨朝文士劉褎然及三學諸生赴京師。太學生徐應鑣父子四人同赴井死。五月，壬寅，宋三學生四十六人至京師。九月，庚子，命姚樞、王磬選宋三學生之有實學者留京師，餘聽還家。三學生之爲北廷所羈縶者，蓋甚少也。
金、元以外族入據中國，自無爲之盡忠者。《金史·僕散端傳》：“貞祐二年五月，判南京留守，與河南統軍使長壽、按察轉運使王質表請南遷，凡三奏，宣宗意乃決。百官士庶皆言其不可。太學生趙昉等四百人上書極論利害，宣宗慰遣之。”金之危亡，學生有所建白者，惟此而已。《元史·王思誠傳》：“國子監諸生相率爲鬨，復命爲司業。思誠召諸生立堂下，黜其首爲鬨者五人，罰而降齋者七十人，勤者升，惰者黜，於是更相勉勵。”此鬨不知其爲何事，然必無甚關係也。
至於明世，而學生之崇尚氣節者又多。王省死建文之難，引見《鳴鼓衆質》條。又陳思賢，洪武末爲漳州教授，以忠孝大義勗諸生。燕王登極詔至，慟哭曰：明倫之義，正在今日。堅卧不迎詔。率其徒吴性原、陳應宗、林珏、鄒君默、曾廷瑞、吕賢六人，即明倫堂爲舊君位，哭臨如禮。有司執之送京師，思賢及六生皆死。高賢寧，濟陽儒學生。嘗受學於王省，以節義相砥礪。建文中，貢入太學。燕兵圍濟南，賢寧在圍中。王射書城中諭降，賢寧作《周公輔成王論》射城外。王悦其言，爲緩攻。王即位後，賢寧被執入見。成祖曰：此作論秀才耶？秀才好人，予一官。賢寧固辭。錦衣衛指揮紀綱，故劣行被黜生也，素與賢寧善，勸就職。賢寧曰：君爲學校所棄，固應爾，我食廩有年，義不可，且嘗辱王先生之教矣。綱爲言於帝，竟得歸。然則紀綱亦非怙惡不悛者也。明有天下日淺，太祖又暴戾，無足爲效死，而其臣之忠於建文如此。蓋自宋以來，君臣之義久著，元時潛伏無所用之，至此又勃然而興也。高瑶，由鄉舉爲荆門州學訓導。成化三年，抗疏陳十事。其一請追加郕王廟號。憲宗雖不用，然久之，竟復郕王帝號。又有虎臣者，成化中貢入太學。孝宗踐阼，將建棕棚萬歲山，備登眺。臣抗疏切諫。祭酒費誾懼禍及，鋃鐺縶臣堂樹下。俄官校宣臣至左順門，傳旨慰諭曰：若言是，棕棚已毁矣。誾大慚。此皆能責難於君者也。李時勉，正統六年，爲國子祭酒。初，時勉請改建國學，帝命王振往視，時勉待振無加禮。振銜之，廉其短，無所得。時勉嘗芟彝倫堂樹旁枝，振遂言時勉擅伐官樹入家，取中旨，與司業趙琬、掌饌金鑑并枷國子監前。方盛暑，枷三日不解。監生李貴等千餘人詣闕乞貸。有石大用者，上章願以身代。諸生圜集朝門，呼聲徹殿庭。振聞諸生不平，恐激變。及通政司奏大用章，振内慚。助教李繼，請解於太后父會昌侯孫忠。太后言之帝。帝初不知也，立釋之。大用樸魯，初不爲六館所知，及是，名動京師。時王驥攻麓川，會川衛訓導詹英抗疏劾之，辭極切至。見《驥傳》。蓋一時教官、學生，與權奄之搏鬭烈矣。楊守阯，守陳弟，附《守陳傳》。成化初鄉試第一。祭酒邢讓下獄，率六館生伏闕訟寃。《讓傳》云：讓以用會饌錢事，與後祭酒陳鑑、司業張業、典籍王允等俱得罪，坐死。用饌錢似屬不合，然在當時，似已成陋規，取陋規未必有罪，即有罪亦不至死。《讓傳》又言讓負才狹中，意所輕重，輒形於詞色，名位相軋者多忌之，則其獄或實寃，在諸生亦非阿私所好也。李夢陽爲江西提學副使，與同列相訐，羈廣信獄，諸生萬餘爲訟寃。夢陽非君子，與相訐者亦非正人，其事無足深論。劉大夏戍肅州，諸司憚劉瑾，絶饋問，儒學生徒傳食之，則公道究存於學校中矣。楊漣劾魏忠賢，得嚴旨，蔡毅中領祭酒事，率屬抗疏争之，尤爲大義懍然。
學校中人，亦有不顧廉恥，干犯名義者。如林日養、費誾是也。尚不止此。魏忠賢之建生祠也，監生陸萬齡，至謂孔子作《春秋》，忠賢作《要典》；孔子誅少正卯，忠賢誅東林；宜建祠國學西，與先聖并尊。司業朱之俊，輒爲舉行。會熹宗崩，乃止。見《明史·閹黨·閻鳴泰傳》。此真匪夷所思者矣。然有羣衆運動，即有其蟊賊，亦不足怪也。
七四三武舉
武舉起於唐世，所試者長垛、馬槍、翹關、負重等，皆膂力之事也，至宋以後乃漸變。《宋史·選舉志》：“孝宗隆興元年，殿中侍御史胡沂言：唐郭子儀以武舉異等，初補右衛長史，歷振遠、横塞、天德軍使。國初，試中武藝人，并赴陝西任使。又武舉中選者，或除京東捉賊；或三路沿邊，試其效用；或經略司教押軍隊，準備差使。今率授以榷酤之事，是所取非所用，所用非所學也。請取近歲中選人數，量其材品考任，授以軍職，使之習練邊事，諳曉軍旅，實選用之初意也。乾道二年，中書舍人蔣芾亦以爲言，請以武舉登第者，悉處之軍中。帝以問洪适。适對曰：武舉人以文墨進，雜於卒伍，非便也。帝曰：累經任使，可以將佐處之。”觀此，知武舉出身者，與卒伍絶非同類矣。用兵固非文墨之事，然忠義及智謀，皆自文墨而出，亦豈可舍之不務邪？黄梨洲以從毅宗死者皆文臣，建義於郡縣者，皆文臣及儒生，而武人之爲大帥者，無不乘時易幟，謂觀於此，然後知承平時待以徒隸者之未爲非。《明夷待訪録·兵制》二。其言或不免少激，然執干戈者不可不受教育，則理無可疑也。《元史·世祖紀》：至元十三年，“帝既平宋，召宋諸將問曰：爾等何降之易邪？對曰：宋有强臣賈似道，擅國柄，每優禮文士，而獨輕武官。臣等久積不平，心離體解，所以望風而送款也。帝命董文忠答之曰：借使似道實輕汝曹，特似道一人之過耳。且汝主何負焉？正如所言，則似道之輕汝也固宜。”其言頗足與梨洲之言相發明。元主而能知此者，此固事理之當然，不待智者而後知之也。而叛國之武臣，不得以憃愚爲解也審矣。
從來言教育者，皆詳於文而幾不及武。惟南北朝時，頗有異於是者。《齊書·崔祖思傳》：祖思啓陳政事，謂宜於太廟之南，引脩文序，司農以北，廣開武校是也。《魏書·韋閬傳》：族子彧，爲東豫州刺史。以蠻俗荒梗，不識禮儀，表立太學，魏世州郡之學，對縣以下之學，稱爲太學。《李平傳》言：平在相州，脩飾太學。《高祐傳》言：祐爲兗州刺史，鎮滑臺。以郡國雖有太學，縣黨宜有黌序，乃縣立講學，黨立教學，村立小學。《崔挺傳》：挺族子纂之從祖弟遊，轉河東太守。太學舊在城内，遊移置城南閑敞之處，親自説經。《北史·酈道元傳》：道元試守魯陽，表立黌序。詔曰：魯陽本以蠻人，不立大學，今可聽之，以成良守文翁之化。皆是。又成人之學，對童稚之學言之，亦曰大學。《景穆十二王傳》：南安王楨之子英，奏言太學之館久置於下國，四門之教方構於京瀍，是也。又於城北置崇武館以習武，則并曾試行之矣。《宋書·周朗傳》：世祖即位，普責百官讜言。朗上書，言“宜二十五家選一長，百家置一師。男子十三至十七，皆令學經；十八至二十，盡使脩武。習經者五年有立，則言之司徒；用武者三年善藝，亦升之司馬。”則人人當文武兼脩，其用意尤爲周至。蓋由競争烈而其所責望於民者深也。别見《周朗》條。
七四四春秋史記皆史籍通稱
《公羊》莊公七年，“《不脩春秋》曰：雨星不及地尺而復，君子脩之曰：星霣如雨。”《解詁》曰：“《不脩春秋》，史記也。古者謂史記爲《春秋》。”此言漢時所謂史記，與古之《春秋》，異名同實也。案孟子曰：“晉之《乘》，楚之《檮杌》，魯之《春秋》，一也。”《離婁》下。是《春秋》爲魯史專名。然墨子云吾見百國《春秋》，李德林答魏收書，見《隋書》本傳。案《史通六家》篇，亦有此語。則已爲史籍通名矣。《史記·十二諸侯年表》曰：“魯君子左丘明，懼弟子人人異端，各安其意，失其真，故因孔子史記，具論其語，成《左氏春秋》。鐸椒爲楚威王傅，爲王不能盡觀春秋，採取成敗，卒四十章，爲《鐸氏微》。趙孝成王時，其相虞卿，上採《春秋》，下觀近世，亦著八篇，爲《虞氏春秋》。吕不韋者，秦莊襄王相，亦上觀尚古，删拾《春秋》，集六國時事，以爲《八覽》、《六論》、《十二紀》，爲《吕氏春秋》。及如荀卿、孟子、公孫固、韓非之徒，各往往捃摭《春秋》之文以著書，不可勝紀。”諸家採摭，非徒魯史，皆稱《春秋》；而孔子之《春秋》，稱爲史記；此《春秋》、史記，異名同實之徵也。《十二諸侯年表》，非史遷元文，當經《左氏》既出後人脩改，疑爲東西漢間人語。《六國表》曰：“太史公讀《秦記》”，又曰：“秦既得意，燒天下詩書，諸侯史記尤甚，爲其有所刺譏也。詩書所以復見者，多藏人家，而史記獨藏周室，以故滅，惜哉！惜哉！獨有《秦記》，又不載日月，其文略不具。”又曰：“余於是因《秦記》，踵《春秋》之後，起周元王，表六國時事，迄二世。”或曰記，或曰史記，辭有單複，其實一也。《漢書·楚元王傳》：劉向言：“漢之入秦，五星聚於東井，得天下之象也。孝惠時，有雨血，日食於衝，滅光星見之異。孝昭時，有泰山卧石自立，上林僵柳復起，大星如月西行，衆星隨之，此爲特異，孝宣興起之表。天狗夾漢而西，久陰不雨者二十餘日，昌邑不終之異也。皆著於漢紀。”紀記同字，其後荀悦著書稱《漢紀》，亦猶太史公稱秦史爲《秦記》也。
《六國表》云因《秦記》，必多秦史原文。其體例皆如《春秋》。《秦始皇本紀》末重叙秦之先君立年及葬處，《索隱》云：皆當據《秦紀》爲説。其體例亦與《春秋》同。而墨子書所引《春秋》，體例顧與《春秋》異；見《明鬼下篇》。又《賈子·胎教》引青史氏之記，乃典志之倫，而亦稱爲記，則《春秋》與史記，并爲史籍之通名舊矣。竊疑通稱史籍爲《春秋》者，乃魯人之辭。蓋以本國之史，爲凡史籍之通名。而通稱史籍爲記，其由來實更古。何者？記、志一字。孔子言“大道之行也，與三代之英，丘未之逮也，而有志焉”，《禮記·禮運》。莊子亦稱“《春秋》經世，先王之志”，《天下》。皆即漢人之所謂記。其稱史記，則易單辭爲複語耳。
以史記爲史籍通稱，南北朝時，仍有此語。《周官·都宗人注》：“都或有山川及因國無主，九皇、六十四民之祀。”《疏》云：“按史記，伏羲以前，九皇、六十四民，并是上古無名號之君，絶世無後，今宜主祭之也。”此史記即史籍通稱，不專指一書。
原刊《齊魯學報》第二期，一九四一年七月出版
七四五記府
《史記·蒙恬列傳》：恬曰：“昔周成王初立，未離繦緥，周公旦負王以朝，卒定天下；及成王有病，甚殆，公旦自揃其爪，以沈於河，曰：王未有識，是旦執事，有罪殃，旦受其不祥，乃書而藏之記府；可謂信矣。及王能治國，有賊臣，言周公旦欲爲亂久矣，王若不備，必有大事。王乃大怒。周公旦走而奔於楚。成王觀於記府，得周公旦沈書，乃流涕曰：孰謂周公旦欲爲亂乎？殺言之者，而反周公旦。”秦、漢間人，通稱史籍爲史記，亦曰記；記府，謂藏史記之府也。恬述周初事雖不必實；然戰國之世，秦必有專藏史記之府矣，《秦始皇本紀》所謂“史官非秦記皆燒之”者也。
原刊《齊魯學報》第二期，一九四一年七月出版
七四六空籍五歲
《史記·陳杞世家》：“惠公立，探續哀公卒時年而爲元，空籍五歲矣。”《索隱》：“惠公探取哀公死，楚、陳滅之後爲元年，故今空經年籍五歲矣；一云：籍，借也，爲借失國之後年爲五年。”説不甚明，疑文有譌奪。《史記》之意，蓋謂自哀公死至惠公復立之時，其間凡五年，無史籍以記事，故惠公事之可紀者，當自其六年始也。此可見至春秋時，史官已逐年有事可紀，且頗致謹於記年。
原刊《齊魯學報》第二期，一九四一年七月出版
七四七本紀世家皆史記前已有
《史記·管蔡世家》之末，總叙周文王之後曰：“伯邑考，其後不知所封。武王發，其後爲周，有本紀言。管叔鮮，作亂誅死，無後。周公旦，其後爲魯，有世家言。蔡叔度，其後爲蔡，有世家言。曹叔振鐸，其後爲曹，有世家言。成叔武，其後世無所見。霍叔處，其後晉獻公時滅霍。康叔封，其後爲衛，有世家言。冉季載，其後世無所見。”此所謂有本紀言、有世家言者，并指舊史言之。其贊曰：“管叔作亂，無足載者，然周武王崩，成王少，天下既疑，賴同母之弟成叔、冉季之屬十人爲輔拂，是以諸侯卒宗周，故附之世家言。”則自言其所編次之世家言者也。《衛世家贊》：“太史公曰：余讀世家言，至於宣公之太子以婦見誅，弟壽争死以相讓”云云，亦指舊有之世家言。
《陳杞世家》末，“舜之後，周武王封之陳，至楚惠王滅之，有世家言。禹之後，周武王封之杞，楚惠王滅之，有世家言。契之後爲殷，殷有本紀言。殷破，周封其後於宋，齊湣王滅之，有世家言。后稷之後爲周，秦昭王滅之，有本紀言。皋陶之後，或封英、六，楚穆王滅之，無譜。伯夷之後，至周武王，復封於齊，曰太公望，陳氏滅之，有世家言。伯翳之後，至周平王時封爲秦，項羽滅之，有本紀言。垂、益、夔、龍，其後不知所封，不見也。右十一人者，皆唐、虞之際名有功德臣也。其五人之後皆至帝王，餘乃爲顯諸侯。滕、薛、騶、夏、殷、周之閒封也，小，不足齒列，弗論也。周武王時，侯伯尚千餘人，及幽、厲之後，諸侯力攻相并，江、黄、胡、沈之屬，不可勝數，故弗採著於傳上。”殿本《考證》：張照云：“按上當是云字之譌，各本皆同，故弗改。”此節總論唐、虞之際有功德之臣，其後有無可考，與《管蔡世家》末總論周文王之後同，而皋陶之後，獨云無譜，則知本紀、世家言，與譜係屬兩物。本紀、世家言，蓋據譜而作，故有本紀、世家言者，不必復計譜之有無；然無本紀、世家言者，不必其遂無譜也。有本紀、世家言者，譜亦不必皆具，如周及越，其先世次，并有奪佚。此與《管蔡世家》末節，疑并非史公之辭，乃舊史本有此語，而史公録之。然則滕、薛、騶弗論，江、黄、胡、沈之屬弗著，亦皆非史公語矣。史公之作《史記》，於舊有之本紀、世家言，當無所棄取也。
《大宛列傳》：“太史公曰：《禹本紀》言河出昆侖。昆侖，其高二千五百餘里，日月所相避隱爲光明也。其上有醴泉、瑶池。今自張騫使大夏之後也，窮河源，惡睹《本紀》所謂昆侖者乎？故言九州山川，《尚書》近之矣。至《禹本紀》、《山海經》所有怪物，余不敢言之也。”
案《山海經》，《漢書·藝文志》著録於形法家，蓋古度地居民之遺法，所謂大舉九州之勢，以立城郭宫舍者，非今之《山海經》。今之《山海經》，所載亦多古語，然其名爲《山海經》，事必較晚，或尚非劉歆所知。此篇論贊，斷非史公元文，然《禹本紀》則無害其爲古書；即謂其出較晚，其名亦必有所本，必非襲《太史公書》也。此亦本紀之名，太史公前已有之徵也。
《燕世家》云：“孝王三年卒，子今王喜立。”可見作此世家者爲王喜時人。
原刊《齊魯學報》第二期，一九四一年七月出版
七四八史記於衆所習知之事皆弗論
《史記·管晏列傳》：“太史公曰：吾讀管氏《牧民》、《山高》、《乘馬》、《輕重》、《九府》，及《晏子春秋》，詳哉其言之也。既見其著書，欲觀其行事，故次其傳。至其書，世多有之，是以不論，論其軼事。”《老莊申韓列傳》曰：“申子、韓子，皆著書傳於後世，學者多有。余獨悲韓子爲《説難》而不能自脱耳。”篇中獨頗載《説難》之辭，餘皆不及焉。《司馬穰苴列傳》曰：“世既多《司馬兵法》，以故不論，著穰苴之列傳焉。”《孫子吴起列傳》：“太史公曰：世俗所稱師旅，皆道《孫子十三篇》、吴起《兵法》，世多有，故弗論，論其行事所施設者。”《商君列傳》：“太史公曰：余嘗讀商君開塞、耕戰書，與其人行事相類。”傳中亦不及其書，是書爲世所多有者，皆弗論也。《孟子荀卿列傳》曰：“自如孟子至於吁子，世多有其書，故不論其傳云。”“其傳云”上疑奪一“論”字。然《管晏傳贊》又曰：“方晏子伏莊公尸，哭之成禮然後去，豈所謂見義不爲無勇者邪？至其諫説，犯君之顔，此所謂進思盡忠，退思補過者哉？”諫説犯君之言，庸或即在《晏子春秋》中，伏莊公尸哭之成禮，則真晏子之行事也，而傳中亦不之及。又《楚元王世家》：“太史公曰：國之將興，必有禎祥，君子用而小人退；國之將亡，賢人隱，亂臣貴。使楚王戊毋刑申公，遵其言；趙任防與先生；豈有篡殺之謀，爲天下僇哉？”《索隱》云：“此及《漢書》雖不見趙不用防與公，蓋當時猶知事跡，或别有所見，故太史公明引以結其贊。”然則行事之爲衆所習知者，史公亦多弗論也。《管晏列傳》云傳其軼事，蓋謂此也。此蓋古人著書，但求大意得，不以詳密爲貴；抑其時簡策繁重，縑帛賈貴，不如後世楮墨之便易，勢亦不得不然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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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四九太史公書採戰國策
《史記·吕不韋傳》：“吕不韋者，陽翟大賈人也。”《索隱》：“《戰國策》以不韋爲濮陽人，又記其事跡，亦多與此傳不同。班固雖云太史公據《戰國策》，然爲此傳，當别有所聞見，故不全依彼説。或者劉向定《戰國策》時，以己異聞，改易彼書，遂令不與史遷記合也。”今案班固之論，蓋本於其父彪，然《漢書·司馬遷傳贊》，與《後漢書·彪傳》所載彪之《略論》，顯有異同。《遷傳贊》曰：“孔子因魯史記而作《春秋》。而左丘明論輯其本事以爲之傳。又籑異同爲《國語》。又有《世本》，録黄帝以來至春秋時帝王公侯卿大夫祖世所出。春秋之後，七國并争，秦兼諸侯，有《戰國策》。漢興伐秦定天下，有《楚漢春秋》。故司馬遷據《左氏》、《國語》，採《世本》、《戰國策》，述《楚漢春秋》，接其後事，訖於大漢。”《彪傳》所載彪《略論》則曰：“唐虞三代，詩書所及，世有史官，以司典籍，暨於諸侯，國自有史，故《孟子》曰：楚之《檮杌》、晉之《乘》、魯之《春秋》，其事一也。定、哀之間，魯君子左丘明論集其文，作《左氏傳》三十篇。又撰異同，號曰《國語》，二十一篇。由是《乘》、《檮杌》之事遂闇，而《左氏》、《國語》獨章。又有記録黄帝以來至春秋時帝王公卿大夫，號曰《世本》，一十五篇。春秋之後，七國并争，秦并諸侯，則有《戰國策》三十三篇。漢興定天下，太中大夫陸賈記録時功，作《楚漢春秋》九篇。孝武之世，太史令司馬遷，採《左氏》、《國語》，删《世本》、《戰國策》，據楚、漢列國時事，上自黄帝，下訖獲麟，作本紀、世家、列傳、書、表，凡百三十篇，而十篇缺焉。”《傳贊》言《左氏》、《國語》、《世本》、《楚漢春秋》，皆無篇數；而《略論》有之。且《傳贊》亦不言《楚漢春秋》爲陸賈作；云“漢興伐秦定天下，有《楚漢春秋》”；云“述《楚漢春秋》，接其後事”：頗似“楚漢春秋”四字，爲秦、漢間紀事之書之總稱，而非專指一書言之者。然則其所謂採《戰國策》者，是否指後來三十三篇之《國策》言！亦自有可疑也。何也？以凡世所傳古書，有劉向之叙者，多不可信也。
裴駰《集解序》：“班固有言曰：司馬遷據《左氏》、《國語》，採《世本》、《戰國策》。”《索隱》：“《戰國策》，高誘云：六國時縱横之説也，一曰《短長書》，亦曰《國事》。劉向撰爲三十三篇，名曰《戰國策》，按此是班固取其後名而書之，非遷時已名《戰國策》。”案《戰國策》本縱横家言，後人視爲史籍，本屬非是。漢時爲縱横家言者，尚不乏人，其所傳，自不能與劉向所撰，絶無異同。且今之《戰國策》是否劉向所撰，亦有可疑。
古人著書，文辭非其所重，故其有所依據者，大抵直録前人之辭，不加更定。今《左氏》所載，事跡誠多與《史記》相同，辭句則皆大異。何史公於此，忽破成例乎？故謂今之《左氏》曾爲史公所見者必誣。即《世本》，世所傳者，亦未必盡與史公所據相合，以二者相校，其間亦有異同也。
七五〇路史
太史公謂百家之言黄帝者，其文不雅馴，因之言五帝惟取古《繫世》及《尚書》家言。古説流傳，看似荒唐，中實苞含史實，因此而失傳者，蓋不知凡幾矣。後來緯候之作，雖妖妄不經，所苞古説仍甚多；設使不雜之以讖，由西漢人之手悉如其原狀而傳之，其有裨史學者必不少，亦可惜矣。然言古史，最爲後人所稱道者，莫如馬驌，實亦抱此等見解者也。惟《路史》最爲卓絶，所蒐異説極多；排比雖或失當，然考證論斷，多有特識，亦非規規於世俗之繩墨者，所能望其項背也。韋曜《洞紀》曰：“天地剖判，君世宰人，可得而言者：惟庖犧畫卦，神農作稼，黄帝輿服，最爲昭顯；其餘非書紀所述，難可紀焉。”《御覽皇王部一》知曜亦規規於世俗之繩墨而不敢取異説者。語曰：彼自有解，汝不解耳。惜乎世之知信其所解者甚多，肯寶其所不解者甚少也。
七五一史家講書法之原
史家講書法，起於歐陽公之脩《五代史》，而大成於朱子之脩《綱目》；然其由來實甚早。《漢書·文帝紀》：十年，“將軍薄昭死。”《注》引鄭氏曰：“有罪，故言死。”後元年，“孝惠皇后張氏薨。”《注》引張晏曰：“后黨於吕氏，廢處北宫，故不曰崩。”姑無論作《漢書》者有此意與否，而注家則確已有借書法以爲褒貶之意矣。
七五二六經皆史之蔽
章實齋六經皆史之説，特有鑒於作史之道宜然，借是以發之而已。必如近人託古改制之説，謂其明知古事之不然，而姑爲是言以自重，昔人誠未必然。然古事傳者麤略；昔人又有一崇古之成見，心所跂慕之境，誤會爲古實如是，則其事極易。此猶今人憤國事之不淑，動輒曰東西列强如何如何，列强果如所言乎？無亦十九皆想象之聲乎！然謂其有意欺人，固不可也；然遂以其所言者爲實然，則尤不可。且如古者文書簡易，而其時簡策繁重，文書欲不簡易，亦不可得。章氏乃謂周代掌故，皆六倍其文而庋之諸司，此豈近情理哉？《隋書·劉炫傳》：牛弘問炫曰：“《周禮》士多而府史少，今令史百倍於前，判官減則不濟，其故何也？”炫答曰：“古人委任責成，歲終考其殿最，案不重校，文不繁悉，府史之任，掌要目而已。今之文簿，恒慮覆治，鍛鍊若其不密，萬里追證百年舊案，故諺曰‘老吏抱案死’。古今不同，若此之相懸也，事繁政弊，職此之由。”士多而府史少一語，足破古代文書繁重之惑。
《周書·高昌傳》，述其設官，頗爲委曲；而又曰：“其大事決之於王，小事則世子及二公（王子爲之）隨狀斷決，平章録記，事訖即除。籍書之外，無久掌之文桉。官人雖有列位，并無曹府，惟每旦集於牙門，評議衆事。”官無曹府，此古之明堂所以於政事無所不苞也；作《周官》者所據之國，固非高昌之比，然謂其能容更繁於後世之文書，得乎？
原刊一九四七年十一月五日《東南日報》副刊“文史”
七五三崔浩魏記
崔浩之死，非以史事，而浩書亦未嘗廢。見《崔浩論》條。然《李彪傳》，彪表求脩史，言“自成帝已來，至於太和，崔浩、高允，著述國書，編年序録，爲《春秋》之體，遺録時事，三無一存”。則高允所記，雖云續浩，而浩書之見刊落者，亦不少矣。此何故歟？《浩傳》言浩書“盡述國事，備而不典，而石銘顯在衢路，往來行者咸以爲言”。此語最可注意。野蠻部族，史事流傳，悉由十口，《魏書·序紀》謂其“世事遠近，人相傳授，如史官之記録”。《序紀》固矯誣之物，而拓跋先世事跡，有由故老相傳者，則必不誣。《奚斤傳》言：斤聰辯强識，善於談論，遠説先朝故事，雖未皆是，時有所得，聽者歎美焉。《北史·魏諸宗室傳》云：“（東陽王）丕聲氣高朗，博記國事，饗宴之際，恒居坐端，必抗音大言，叙列既往成敗”，皆其徵也。十口流傳，安有故書爲證，好奇愛博，過而存之，則所謂備而不典者矣。南北朝時，視史記爲褒貶所寓，欲以是榮其先世，其有過惡，引爲深玷，務求毁滅之者甚多。觀魏收作史，諸家子孫，陳訴不絶，雖齊文宣袒收，訴者反致獲罪，而仍不能止可知。然則當時於浩，多有不滿，致魏朝得借以爲浩罪狀者，其流謗之人可知也。然拓跋氏之史跡，因此而見刊落喪失者，必不少矣，豈不惜哉！
或云：崔光既志在覆魏，而又斤斤爲之存其史跡，何也？曰：史也者，天下之公，不徒非一人一家之私，抑亦非一部一族之私也。況我既見侮於魏矣，前車之覆，後車之鑒，可不詳魏之行事，以資我之鑒戒歟？盡力於魏之史記者，前有李彪，後有崔光。光之還領著作也，史言其年耆多務，疾病稍增，而自强不已，及疾甚，敕子侄等，猶以史功不成，殁有遺恨。臨殁，又言弟子鴻於肅宗，鴻即撰《十六國春秋》者也。其作《十六國春秋》也，史言其二世仕江左，故不録僭晉、劉、蕭之書。又恐識者責之，未敢出之於外。世宗聞其撰録，遣散騎常侍趙邕，詔其隨成者送呈。鴻以其書有與國初相涉，言多失體，且既未訖，迄不奏聞。後典起居注，乃妄載其表，謂謹以所訖者附臣邕呈奏云云。又云，鴻自正光以前，不敢顯行其書，自後，以其伯光貴重當朝，知時人未能發明其事，乃頗相傳讀，亦以光故，執事者遂不論之。子子元，永安中乃奏其父書。夫曰涉魏初者言多失體，則鴻之書必義正辭嚴，抑十六國事與魏相涉，因此與晉、宋相涉者，必也多存其真，而非如今《魏書》之矯誣諱飾。其亡也，實與崔浩之書所謂備而不典者，同其可惜矣。始祕其書，而正光已後，稍稍出之於外者，以其時魏政已亂，不暇更興文字之獄，亦非徒以光之庇之也。意雖疾魏，而猶妄言曾經呈奏者，蓋以如是，則可云其書曾經進御，而致攻擊之者，或以是而少息其心焉。永安之時，魏朝業幾不國，而子元猶欲奏其父書，則以時人率重金匱石室之藏，如是則其書易行也，凡欲以存史事而已，豈其有愛於魏歟？《魏書·自序》云：“世宗時，命邢巒追撰《高祖起居注》。書至太和十四年，又令崔鴻、王遵業補續焉。下訖肅宗，事甚委悉。”則鴻於魏史，亦曾竭力。以鴻之明於逆順，而其盡力於魏史如是，而光之心從可知，而浩之心亦從可知矣。豈其有愛於虜歟？
魏收撰《魏書》，時人稱爲穢史。其後北齊後主，曾於武平四年，詔史官更撰《魏書》，而其事未有成。隋文帝詔魏澹别成《魏史》，《隋書·澹傳》云“時稱簡正”。與其後煬帝又詔楊素更撰《魏書》，以素薨而止。事見《隋書·潘徽傳》，則澹之書必仍有不滿人意者在也。《北史·崔光傳》云：光子劼，常恨魏收書，欲更作編年紀。使其成之，必有足觀，而竟不能就，豈不重可惜歟？
原刊一九四七年七月二日《東南日報》副刊“文史”第四十八期
七五四吴均齊春秋
《梁書·文學·吴均傳》云：“均表求撰《齊春秋》，書成奏之，高祖以其書不實，使中書舍人劉之遴詰問數條，竟支離無對，敕付省焚之，坐免職。”《南史》云：“均將著史以自名，欲撰齊書，求借齊起居注及羣臣行狀，武帝不許，遂私撰《齊春秋》奏之。書稱帝爲齊明帝佐命，帝惡其實録，以其書不實，使中書舍人劉之遴詰問數十條，竟支離無對，敕付省焚之，坐免職。”《史通·古今正史》篇曰：均乞給起居注并羣臣行狀，有詔：“齊氏故事，布在流俗，聞見既多，可自搜訪也。”詔辭不容僞造，則《南史》之説是也。流俗傳説，往往能知事之内情，而於其外表則不能皆確，如時、月、日、地名、官名等是也。既靳起居注及羣臣行狀不與，而復以不實爲之罪，可謂巧於立説矣。
《南史·梁書·帝紀》云：“初，皇考（梁武帝蕭衍父順之）之薨，不得志，事見《齊魚復侯傳》。至是，鬱林失德，齊明帝作輔，將爲廢立計，帝欲助齊明，傾齊武之嗣，以雪心恥，齊明亦知之，每與帝謀。”此即所謂帝爲齊明佐命者也。復讎在當時，不徒不以爲諱，且以爲榮，梁武未必惡吴均之實録。然順之之殺魚復侯，亦本非美事，《齊書》亦不著其事。梁武蓋爲其父諱，故不欲著其實也。然均書竟不能絶，亦何益耶？《梁書》、《南史》，叙均所著書，皆有《齊春秋》，《隋志》亦著録。《史通》云：其私本竟能與蕭氏所撰并傳於後，蓋所焚者特其進呈之本而已。善乎孟子之言之也，曰：“暴其民甚，則身弑國亡；不甚，則身危國削，名之曰幽、厲，雖孝子慈孫，百世不能改也。”天下之公，固終不容以一人一家之私掩也。
原刊一九四七年七月二日《東南日報》副刊“文史”第四十八期
七五五江淹齊史
《齊書·文學·檀超傳》云：“建元二年，初置史官，以超與江淹掌史職。超史功未就，卒官，江淹撰成之，猶不備也。”《南史》不云卒官。云徙交州，於路見殺，餘語同。《梁書·江淹傳》云：“凡所著述百餘篇，自撰爲前後集，并《齊史》十志，并行於世。”《南史》云：“淹任性文雅，不以著述在懷，所撰十三篇，竟無次序。”又云：“凡所著述，自撰爲前後集，并《齊史》傳志，并行於世。”《隋書·經籍志》史部正史類，梁有江淹《齊史》十三卷亡。《史通·古今正史》篇云：“淹始受詔著述，以爲史之所難，無出於志，故先著十志，以見其才。”云先著，後來當續有所撰。然則《隋志》之十三卷，當係十卷爲志，三卷爲傳也。
原刊一九四七年《東南日報》副刊“文史”第四十六期
七五六沈約宋書
趙甌北《廿二史劄記》謂沈約《宋書》，多取徐爰舊本，舉其革易之際，爲宋諱者反甚於爲齊爲證，可謂卓識。然謂“約於永明五年奉敕，次年二月即告成，共紀、志、列傳一百卷，古來脩史，未有若此之速者。”則其説未審。《十七史商榷》云：“約表云：本紀、列傳，繕寫已畢，合志、表七十卷，臣今奏呈，所撰諸志，須成續上。今約書，紀十卷，傳六十卷，適七十卷，外有志三十卷而無表，與《梁書》本傳云著《宋書》百卷適合，則表中志表二字乃衍文。”其説是也。然期月而成紀傳七十卷，亦非仍舊貫不爲功矣。宋史始於何承天，草立紀傳，止於武帝功臣，所撰志惟天文、律歷，亦見約上書表。《宋書》元本，實大成於徐爰，《郡齋讀書志》謂約書以何承天書爲本，旁採徐爰之説，則大誤矣。
原刊一九四七年四月二日《東南日報》副刊“文史”
七五七唐以前無斷代史
正史自班氏而降，皆斷代爲書，頗爲論者所訾議。然史之斷代，乃成於事之偶然；初未有人謂理當如是，此至唐世猶然也。何以言之？《史通·古今正史》篇云：“太宗以梁、陳及齊、周、隋氏，并未有書，乃命學士分脩，仍使祕書監魏徵總知其務，合爲《五代紀傳》，并目録凡二百五十二卷。書成，下於史閣。惟有十志，斷爲三十卷，尋擬續奏，未有其文。又詔左僕射于志寧、太史令李淳風、著作郎韋安仁、符璽郎李延壽同撰；其先撰史人，惟令狐德棻重預其事。太宗崩後，刊勒始成。其篇第雖編入《隋書》，其實别行，俗呼爲《五代史志》。”云“合爲《五代紀傳》”，則梁、陳、齊、周、隋之史，未嘗各别爲書可知。五代既合爲一書，十志自無編入《隋書》之理。所謂“編入《隋書》”者，蓋篇第之偶誤。然篇第雖誤，而書仍别行，可見十志未與《隋書》合，亦即可證《隋書》未與《梁》、《陳》、《齊》、《周書》分也。《梁》、《陳》、《齊》、《周》、《隋》既合爲一；《宋》、《齊》、《魏》何緣獨分？李延壽作《南北史》，實合八代爲一編，延壽亦嘗與官脩，觀私書之體例，自可推見官書之本意。隋爲一統之世，可繼《宋》、《齊》、《梁》、《陳》、《魏》、《齊》、《周》之後；《晉》又何不可冠《宋》、《齊》、《梁》、《陳》、《魏》、《齊》、《周》之前？更自此而上推，曹魏以前之史，又何不可合而爲一？《南北史·序傳》，自言以擬《史記》，則其明徵矣。然當時史家，意雖主合，而後人仍以斷代視之者，則緣纂脩之時，實係各爲起訖，體例既不畫一，前後銜接之間，又不免複緟矛盾，未免離之兩美，合之兩傷耳。
繼《太史公書》之後，最有意於貫穿古今者，自當推梁武帝之《通史》。《史通》云：“其書自秦以上，皆以《史記》爲本，而别採他説，以廣異聞。至兩漢以還，則全録當時紀傳，而上下通達，臭味相依。又吴、蜀二主皆入世家，五胡及拓跋氏列於《夷狄傳》。大抵其體皆如《史記》，所異者無表而已。”“上下通達，臭味相依”，蓋謂其體例，去其複緟矛盾，必如是，乃覺血脈相貫，而可合爲一編也。“别採他説，以廣異聞”，意蓋主於求備，於《史記》如是，《漢書》已下自亦不至有所刊落。故梁武帝語蕭子顯，謂此書若成，衆史可廢。其無表者，蓋析其事以入紀傳，而非逕行芟削也。《齊書·檀超傳》：超掌史職，上表立條例，即謂封爵各詳本傳，無假年表。此書《梁書·本紀》云六百卷，《史通》云六百二十卷。《本紀》或以成數言之，《隋志》作四百八十卷，自係有所闕佚；然《梁書·吴均傳》言書起三皇迄齊代，而《隋志》云起三皇迄梁，則後人或就原書有所增益；《梁紀》卷數減於《史通》，亦不能斷爲係舉成數矣。以梁事續蕭齊，則又時人作史不主斷代之明徵也。《周書·明帝紀》言：“帝集公卿以下有文學者八十餘人，於麟趾殿刊校經史，又捃采衆書，自羲、農以來，訖於魏末，叙爲世譜，凡五百卷。”《陳書·陸瓊傳》：瓊子從典，陳亡後入隋，楊素奏使續《史記》，迄於隋，其書未就。二書體例，蓋與梁武帝之《通史》同。元暉《科録》，《隋志》入之子部雜家，意蓋以爲類書；《史通》叙於《古今正史》之篇，則意亦以爲通史。《魏書·儒林·平恒傳》云：“自周以降，暨於魏世，帝王傳代之由，貴臣升降之緒，皆撰録品第，商略是非，號曰《略注》，合百餘篇”，意亦似與《科録》相類。《隋志》云，雜史類：“自後漢以來，學者多鈔撮舊史，自爲一書，或起自人皇，或斷之近代。”雖斷限有遠近之殊，取材有多寡之異，其意亦并主於通貫也。《宋書·江夏王義恭傳》：嘗撰《要記》五卷，起前漢，訖晉太元。所苞者廣，而卷帙甚少。《陳書·顧野王傳》：撰《通史要略》一百卷。則其卷帙頗巨矣。
原刊一九四七年天津《民國日報》副刊“史與地”
七五八讀洞冥記
少讀《史記》，言李少君、欒大事，心嘗怪之，以爲其惑人之術何淺，而人亦何以竟爲所惑也。及讀《抱朴子·祛惑》篇，言古强自云曾見堯、舜、禹、湯、孔子，凡人皆信其言。及病死黄整家，整猶疑其化去。蔡誕自言爲老君守龍不謹，責付崑崙，崑崙去天不過數十丈，聞者亦多信之。項曼都自言乘龍升天，謁拜天帝，失儀見斥，河東因號爲斥仙人。稚川云：“予昔數見雜散道士輩，走貴人之門，專令從者作爲空名，云其已四五百歲矣。人適問之年紀，佯不聞也，含笑俯仰，云八九十。須臾自言：我曾在華陰山斷穀五十年，復於嵩山少室四十年，復在泰山六十年，復與某人在箕山五十年，爲同人徧説所歷。正爾，欲令人計合之，已數百歲人也。”此其術真不可以欺孺子，而亦能令人煙起霧合。然後知恒人之所信，不過如此，文成、五利之能惑人，無足怪也。
稚川言古强“曾略涉書記，頗知故事”，此道家之書每多附會史事之由。其所附會，亦多淺陋可笑。予昔亦讀而疑之，今乃知其不足怪。其出之於口者如是，其筆之於書者，自亦不過如是也。其實《史記·封禪書》載公孫卿言黄帝事，即係如此，不過時代較早，且載諸正史，人不但不知其繆，且有援之以言古史者矣。
《洞冥記》載李充自言三百歲，孟岐年可七百歲。語及周初事，了然如目前。嘗侍周公升壇，以手摩成王足；周公與之玉笏。黄安懷荆讀書，畫地記數，日久地成池。坐一神龜，廣二尺。人問子坐此龜幾年矣？對曰：昔伏羲始造網罟，獲此龜，以授吾，吾坐龜背已平矣。此蟲畏日月之光，二千歲即一出頭，吾坐此龜，已見五出頭矣。皆古强之類也。
歐洲文字有陰陽性之别，雖無生命之物，無形體之事，亦莫不然。予初聞怪之，繼而思之，古言干將、莫邪，以爲劍有雌雄，則歐人以無生命之物，亦有雌雄，亦不足怪也。蓋邃初之人，固不知生物與無生物之别也。《洞冥記》言漢武帝解鳴鴻之刀，以賜東方朔，朔曰：此刀黄帝採首山之銅鑄之，雄已飛去，雌者猶存，亦干將、莫邪之類也。
七五九神異經
秦、漢間方士，多好求仙採藥於窮荒之地，故於域外地理，頗有所知。傳述既廣，即未嘗親歷者，亦摭拾其辭以欺世，故其書多荒怪之談。然輾轉傳譌，自有所本，理而董之，亦或可考見其朔也。
《神異經》云：“東方荒外，有豫章焉。樹主一州。其高千丈，圍百丈，本上三百丈。本如有條枝，敷張如帳。上有玄狐黑猿。樹主人，爲南北列，并面向西南。有九力士，操斧伐之，以占九州吉凶。斫復，其州有福；遲者，州伯有病；積歲不復者，其州滅亡。”據此，豫章在古亦爲神木，與扶桑等同。
又云：“荒外有大山，其中生不盡之木。晝夜火然。得暴風不猛，猛雨不滅。”又云：“不盡木，火中有鼠，重千斤。毛長二尺餘，細如絲。恒居火中，洞赤。時時出外而毛白。以水逐而沃之，即死。取紡績其毛，織以爲布。用之若有垢涴，以火燒之則浄也。”又云：“南荒之外有火山。晝夜火然。火中有鼠重百斤。毛長二尺餘，細如絲，可以作布。恒居火中，時時出外而白。以水逐而沃之，乃死。取其毛，緝織以爲布。”又云：“東海之外，荒海中有山，焦炎而峙，高深莫測，蓋稟至陽之爲質也。海水激浪投其上，噏然而盡。計其晝夜，噏攝無極。若熬鼎，受其灑汗耳。”此皆因火山及火浣布而附會者也。《述異記》云：“南方有災火山。四月生火，十二月火滅。火滅之後，草木皆生枝條。至火生，草木葉落，如中國寒時也。取此木以爲薪，然之不燼。以其皮績之，爲火浣布。”與《神異經》同一附會。
又云：“南方山有邯??之林，其高百丈，圍三尺八寸。促節多汁，甜如蜜。咋嚙其汁，令人潤澤。可以節蚘蟲。人腹中蚘蟲，其狀如蚓，此消穀蟲也；多則傷人，少則穀不消。是甘蔗能滅多益少。凡蔗亦然。”觀此，則中國人早知有蔗，特未能製以爲餳耳。邯??，舊刻下注甘蔗二字，邯爲借字，??則特造之字也。
又云：“北方荒中有石湖，方千里，岸深五丈餘，恒冰，惟夏至左右五六十日解耳。有横公魚，長七八尺，形如鯉而目赤。晝在湖中，夜化爲人。刺之不入，煮之不死。以烏梅二枚煮之則熟。食之可止邪病。”此似今西伯利亞之湖。
原刊《齊魯學報》第二期，一九四一年七月出版
七六〇博物志
古人多有隨意鈔録之作，此書亦其一也。其題署何人，全不足據。書亦絶無體例，蓋鄉曲陋儒之所爲。古類書弘博者甚多，皆不傳，而此等書獨有傳於後者，卷帙少則迻録易；且不知體例之人所爲，正爲不知體例之人所悦。通知著述體例之士少，不知著述體例之人多，而此等書遂傳之寖廣，不易湮滅矣。
然其爲物既古，則作者雖陋，而仍時有可採。以其與他古籍間有異同，足資參證，又或足補他書之所不備也。如云：“泰山，一曰天孫，言爲天帝孫也。主召人魂魄。東方萬物始成，知人生命之長短。”案《後漢書·烏桓傳》曰：“俗貴兵死，斂尸以棺，有哭泣之哀；至葬，則歌舞相送。肥養一犬，以彩繩纓牽，并取死者所乘馬衣物，皆燒而送之，言以屬累犬，使護死者神靈歸赤山。赤山，在遼東西北數千里。如中國人死者魂神歸岱山也。”《注》即引此書爲説。又《風俗通義》云：“俗説岱宗上有金篋玉策，能知人年壽脩短。武帝探策得十八，因讀曰八十，其後果用耆長。”泰山知人生死，其説蓋甚古，傳於今者鮮矣，賴有此書及《後漢書》、《風俗通》，可以相證也。又云：“太行北去，不知山所限極，亦如東海，不知所窮盡也。漠北廣遠，中國人鮮有至北海者。漢使票騎將軍霍去病北伐單于，至瀚海而還，有北海明矣。”可見古人於北方地理，甚爲茫昧也。
古書述事多荒誕，然細加推勘，皆可知其致誤之由，雖荒誕，非虚搆也；然其或見信或不見信，則仍視其傳之之書。此書云：“有一國，在海中，純女無男。又説得一布衣，從海浮出，其身如中國人衣，兩袖長二丈。又得一破船，隨波出在海岸邊。有一人，項中復有面，生得，與語不相通，不食而死。其地皆在沃沮東大海中。”此事亦見《三國志·東夷傳》，蓋當時傳聞，實有此辭，抑且有事實爲據，非虚搆也，然使不見《國志》，惟載是書，人亦將視爲東野人之語矣。
又云：“禹平天下，會諸侯會稽之野，防風氏後到，殺之。夏德之盛，二龍降之。禹使范成光御之行域外，既周而還。至南海，經防風。防風氏之二臣，以塗山之戮，見禹便怒而射之。迅風雷雨，二龍升去。二臣恐，以刃自貫其心而死。禹哀之，乃拔其刃，療以不死之藥，是爲穿胸民。”又云：“交趾民，在穿胸東。”説雖荒誕，然防風之族，及其所在，藉可推測。穿胸蓋文身之民，刻畫其胸以爲飾也。
又云：“荆州極西南界至蜀，諸民曰獠子。婦人姙娠，七月而産。臨水生兒，便置水中，浮則取養之，沈便棄之。然千百多浮。既長，皆拔去上齒牙各一，以爲身飾。”獠人能没水捕魚，觀此，可知其習之之夙矣。
又云：“交州夷名曰俚子。俚子弓長數尺，箭長（尺）餘，以燋銅爲鏑，塗毒藥於鏑鋒，中人即死。不時斂藏，即膨張沸爛，須臾燋煎都盡，惟骨耳。”説似過甚，然夷人有毒矢，則必不誣也。《後漢書·南蠻傳》：建武十二年，九真徼外蠻里張游，率種人慕化内屬，封爲歸漢里君。注：“里，蠻之别號，今呼爲俚人。”知俚之稱，實起於交域也。《志》又言：“西方之人高鼻深目，多毛。南方之人大口。”西方人蓋白種，南方人則馬來族，固皆實録也。
古人本好附會，不求其實。此等短書，其荒陋，自更出於意計之外，然其附會之由，亦間有可考者。如云：“堯以天下讓於虞，三苗之君非之，帝殺有苗；有苗之民，浮入南海，爲三苗國。”案鄭注《甫刑》，以苗民爲貶辭，其説蓋是。然高注《淮南子》，已别列一説，謂竄三苗國民於三危矣。郭注《山海經》亦云：“堯以天下讓舜，三苗之君非之，帝殺之，有苗之民，叛入南海，爲三苗國。”與《博物志》同，蓋因民字而附會。《志》又言：“漢武帝時，弱水西國，有人乘毛車渡弱水來獻。”蓋因弱字而附會也。又云：“齊桓公與管仲自敦煌西涉流沙。沙石千餘里，無水。時則有沃流處，人莫能知。皆乘橐駞，橐駞知水脈，遇其處，輒停，以足蹋地。人於其蹋處闕之，輒得水。”此釋流沙，其荒甚矣，然古文家以居延澤當之，庸愈乎？
最可笑者，謂魏武帝伐冒頓，遇物如狸，能殺師子，竟不知冒頓在漢初也。此等處幸而傳者亦皆淺陋，故能存其真，否則一經校改，轉無由知其本不可信矣。
《志》云：“《周書》曰：西域獻火浣布，昆吾氏獻切玉刀。火浣布汙則燒之，則潔。刀切玉如臈。布，漢世有獻者，刀則未聞。”此所云《周書》，未知爲何書。《志》又曰：“《莊子》曰：地三年種蜀黍，其後七年多蛇。”案《釋文》謂《莊子》“言多詭誕，或似《山海經》，或類占夢書，故注者以意去取。其内篇衆家并同，自餘或有外而無雜。惟郭子玄所注，特會莊生之旨，故爲世所貴”。《莊子》五十二篇，今本惟三十三篇，蓋非其全。此所引蓋在逸篇中。然則其云《周書》，亦必有據也。
《志》云：“《老子》云：萬民皆附西王母，惟王、聖人、真人、仙人、道人之命，上屬九天君耳。”此方士壽命之説。又云：“《神仙傳》曰：食者，百病妖邪之所鍾。”又曰：“所食逾少，心愈開，（年）愈益。所食愈多，心愈塞，年愈損。”此方士攝養之方。其言壽命，妖妄不經；言攝養，頗有至理也。
《志》云：“舊説云：天河與海通。近世有人居海渚者，年年八月，有浮槎，去來不失期。人有奇志，立飛閣於槎上，多齎糧，乘槎而去。十餘日中，猶觀日月星辰，自後茫茫忽忽，亦不覺晝夜。去十餘日，奄至一處，有城郭狀，屋舍甚嚴。遥望宫中，多織婦。見一丈夫，牽牛渚次飲之。牽牛人乃驚問曰：何由至此？此人具説來意，并問此是何處，答曰：君還至蜀郡，問嚴君平，則知之。竟不上岸。因還，如期。後至蜀問君平。曰：某年月日，有客星犯牽牛宿。計年月，正是此人到天河時也。”觀此，知古人謂水與天接。
《志》云：“人有山行墮深澗者，無出路，饑餓欲死。左右見龜蛇甚多，朝暮引頸向東方。人因伏地學之，遂不餓。體殊輕便，能登巖岸。經數年後，竦身舉臂，遂超山澗上，即得還家。顔色悦懌，頗更黠慧勝故。還食穀，啖滋味，百餘日中，復本質。”案人不火食，即身輕能超越，野史中數見之。清末，似係光緒三十三年丁未。《時報》尚載有瑞典、那威人如此，蓋非虚語。人不食不能生，此人或亦以不火食而身輕；學龜蛇呼吸，則方士附會之辭也。
語有傳之甚久者。余小時，先母嘗語予曰：“行霧中必飽食，飲酒尤佳。昔有三人，曉行遇霧，一無恙，一病，一死。無恙者飲酒，病者飽食，死者空腹。”先母云聞諸故老，不云見於書史也。余後讀方書見之，亦不云説有所本。然是書已載之。
《志》云：“人藉帶眠則夢蛇。”與今心理學家之説合。
《志》云：“燒白石作白灰，既訖，積著地，經日俱冷，遇雨及水澆，即便然，煙焰起。”此事今人無不知之者矣，然此書鄭重而道之，以爲戲術，可見其時知者尚少，更無論資以爲用也。
《志》云：“居無近絶溪羣冢，狐蟲之所近，此則死氣陰匿之處也。”其説無稽。然絶溪羣冢，易以致疾，而非尊生者之所居，則實矣。又云：“山居之民，多癭腫疾，由於飲泉之不流者，今荆南諸山郡多此疾。瘇由踐土之無鹵者，今江外諸山縣，偏多此病。”言醫理未然，然言何地多何病，亦足備醫史之甄采也。
原刊《齊魯學報》第二期，一九四一年七月出版
七六一拾遺記
此書爲道家之書，其附會之跡，顯然可見，然亦有間存古説者。
《記》云：“帝嚳之妃，鄒屠氏之女也。軒轅去蚩尤之凶，遷其民善者於鄒屠之地，遷惡者於有北之鄉。其先以地命族，後分爲鄒氏、屠氏。女行不踐地，常履風雲，游於伊洛。帝乃期焉，納以爲妃。”案顓頊取於蜀山氏，爲蚩尤之族，予别有考。今觀此説，則帝嚳亦取於蚩尤，無怪秦、楚等南方之族，皆以帝嚳爲祖也。
《記》云：“堯命夏鯀治水，九載無績。鯀自沈於羽淵，化爲玄魚，時揚鬚振鱗，横脩波之上；見者謂爲河精。羽淵與河、海通源也。海民於羽山之中，脩立鯀廟，四時以致祭祀。常見玄魚與蛟龍，跳躍而出，觀者驚而畏矣。鯀之靈化，其事互説。神變猶一，而色狀不同。玄魚黄熊，四音相亂。傳寫流文，鯀字或魚邊玄也。羣疑衆説，并略記焉。”案以鯀化爲玄魚，似據字形傅會。然《尚書》亦言禹錫玄圭，何爲而必錫玄圭乎？殷起東南，而契稱玄王；鯀、禹治水，亦在東南，而鯀化玄魚，禹錫玄圭。又古東南之族稱黎，黎即黑也。夏后氏尚黑，大事斂用日昏，戎事乘驪，牲用玄。然則古東南之族，殆以黑爲徽號，而殷人尚白，乃其遷殷後事，封商時初不然也。
《記》云：“禹鑿龍關之山，亦謂之龍門。至一空巖，深數十里，幽暗不可復行，禹乃負火而進。有獸，狀如豕，銜夜明之珠，其光如燭。又有青犬，行吠於前。禹計可十里，迷於晝夜。既覺，漸明，見向來豕犬，變爲人形，皆著玄衣。又見一神，虵身人面。禹因與語，神即示禹八卦之圖，列於金板之上。又有八神侍側。禹曰：華胥生聖子，是汝邪？答曰：華胥是九河神女，以生余也。乃探玉簡授禹，長一尺二寸，以合十二時之數，使量度天地。禹即執持此簡，以平水土。蛇身之神，即羲皇也。”此説亦以豕犬之神爲玄衣，又以華胥爲九河神女，以羲皇爲蛇身，并足見吾族起於江海之會。
《記》云：“（周）昭王二十四年，塗脩國獻青鳳、丹鵲，各一雌一雄。孟夏之時，鳳、鵲皆脱易毛羽，聚鵲翅以爲扇，緝鳳羽以飾車蓋也。扇：一名遊飄，二名條翮，三名虧光，四名仄影。時東甌獻二女：一名延娟，二名延娱。使二人更摇此扇，侍於王側，輕風四散，泠然自涼。此二人，辯口麗辭，巧善歌笑；步塵上無跡，行日中無影。及昭王淪於漢水，二女與王乘舟，夾擁王身，同溺於水。故江漢之人，到今思之，立祀於江湄。數十年間，人於江漢之上，猶見王與二女，乘舟戲於水際。至暮春上巳之日，禊集祠間，或以時鮮甘味，采蘭杜苞裹，以沈水中，或結五色紗囊盛食，或用金鐵之器，并沈水中，以驚蛟龍水蟲，使畏之，不侵此食也。”此與帝之二女傳説相涉，所沈之食，又與角黍相類也。
《記》云：燕昭王九年，“思諸神異。有谷將子，學道之人也，言於王曰：西王母將來遊，必語虚無之術。不踰一年，王母果至，與昭王遊於燧林之下，説炎帝鑽火之術。”又云：“秦始皇好神仙之事。有宛渠之民，乘螺舟而至。舟形似螺，沈行海底，而水不浸入，一名淪波舟。其國人長十丈，編鳥獸之毛以蔽形。始皇與之語，及天地初開之時，了如親覩。曰：臣少時，躡虚卻行，日遊萬里。及其老朽也，坐見天地之外事。臣國在咸池，日没之所，九萬里，以萬歲爲一日。俗多陰霧，遇其晴日，則天豁然雲裂，耿若江漢，則有玄龍、黑鳳，翻翔而下。及夜，燃石以繼日光。此石出燃山，其土石皆自光澈，叩之則碎，狀如粟，一粒輝映一堂。昔炎帝始變生食，用此火也。”古書皆以爲燧人鑽木取火，此獨以爲炎帝，顧名思義亦通，蓋亦有所本。
《記》云：“（漢）孝惠帝二年，四方咸稱車書同文軌，天下太平，干戈偃息，遠國殊鄉，重譯來貢。時有道士，姓韓，名稚，則韓終之胤也，越海而來，云是東海神使，聞聖德洽乎區宇，故悦服而來庭。時有東極，出扶桑之外，有泥離之國來朝。其人長四尺，兩角如蠒，牙出於脣，自乳以來，有靈毛自蔽，居於深穴，其壽不可測也。帝云方士韓稚，解絶國人言。令問人壽幾何？經見幾代之事？答曰：五運相承，迭生迭死，如飛塵細雨，存殁不可論算。問女媧以前可聞乎？對曰：虵身已上，八風均，四時序，不以威悦，攬乎精運。又問燧人以前，答曰：自鑽火變腥以來，父老而慈，子壽而孝。自軒皇以來，屑屑焉以相誅滅，浮靡囂動，淫於禮，亂於樂，世德澆譌，淳風墜矣。”此以燧人爲變腥，與前説異，蓋各有所本。以女媧爲虵身，亦舊説也。
《記》云：“晉太始元年，魏帝爲陳留王之歲，有頻斯國人來朝，以五色玉爲衣，如今之鎧。其使不食中國滋味，自齎金壺，壺中有漿，凝如脂，嘗一滴則壽千歲。其國有大楓木，成林，高六七十里，善算者以里計之，雷電常出樹之半。其枝交蔭於上，蔽不見日月之光，其下平浄掃灑，雨霧不能入焉。樹東有大石室，可容萬人坐，壁上刻爲三皇之像，天皇十三頭，地皇十一頭，人皇九頭，皆龍身。亦有膏燭之處，緝石爲牀，牀上有膝痕，深三寸。牀前有竹簡，長尺二寸，書大篆之文，皆言開闢以來事，人莫能識。或言伏羲畫卦之時有此書，或言是蒼頡造書之處。傍有丹石井，非人之所鑿，下及漏泉，水常沸湧，諸仙欲飲之時，以長綆引汲也。”此言三皇，襲緯書之文，云皆龍身，亦依附舊説。
《記》云：“石季倫愛婢名翔風，魏末於胡中得之，年始十歲，使房内養之；至十五，無有比其容貌。特以姿態見美，妙别玉聲，巧觀金色。石氏之富，方比王家，驕侈當世，珍寶奇異，視如瓦礫，積如糞土，皆殊方異國所得，莫有辨識其出處者。乃使翔風别其聲色，悉知其處。”是時胡人來者多賈客，所市率珍異之物，觀此等傳説，實隱見當時西域商業情形也。
《記》云：“瀛洲，一名魂洲，亦曰環洲。東有淵洞，有魚，長千丈，色斑，鼻端有角，時鼓舞羣戲。遠望水間有五色雲，就視，乃此魚噴水爲雲，如慶雲之麗，無以加也。”此即今之鯨。可見説雖荒怪，自有所本。
此《記》附會，有極可笑者。如以鯀字亦作鮌，乃謂其化爲玄魚；長安城北有司寒之館，則謂爲漢惠帝祠韓終之所，改其字爲祠韓；因人家元日，刻木鑄金或畫雞於牖上，乃以爲堯時秖支所獻重明之鳥；皆是也。其云：“傅説賃爲赭衣者舂於深巖以自給，夢乘雲繞日而行，筮得利建侯之卦，歲餘，湯以玉帛聘爲阿衡。”則并誤傅説與伊尹爲一人矣，真可發一噱。
《山海經·海外南經》有岐舌國。郭《注》云：“其人舌皆岐，或云支舌也。”郝《疏》云：“支舌即岐舌。《爾雅·釋地》云：枳首蛇，即岐首蛇，岐一作枝，枝支古字通也。又支與反字形相近，《淮南·墜形訓》有反舌民。高誘《注》云：語不可知，而自相曉。又注《吕氏春秋·功名》篇云：一説南方有反舌國，舌本在前，末倒向喉，故曰反舌。是支舌，古本作反舌也。《藝文類聚》十七卷引此經作反舌國，其人反舌。《太平御覽》三百六十七卷亦引此經同，而云一曰交。案交蓋支字之譌也。二書所引經文作反舌，與古本正合。”案《類聚》、《御覽》皆出郭《注》後，不應二書不誤，而郭《注》反誤。今觀此《記》云：“西方有因霄之國，人皆善嘯。丈夫嘯聞百里，婦人嘯聞五十里，如笙竽之音。秋冬則聲清亮，春夏則聲沈下。人舌尖處倒向喉内；亦曰兩舌重沓，以爪徐刮之，則嘯聲愈遠。故《吕氏春秋》云反舌殊鄉之國，即此謂也。”然則郭《注》所引者，即此等道士造作之説耳。
《記》又云：“太初二年，大月氏國貢雙頭雞，四足一尾，鳴則俱鳴。武帝置於甘泉故館，更以餘雞混之，得其種類，而不能鳴。諫者曰：《詩》云：牝雞無晨。一云：牝雞之晨，惟家之索。今雄類不鳴，非吉祥也。帝乃送還西域。行至西關，雞反顧，望漢宫而哀鳴。故謡言曰：三七末世，雞不鳴，犬不吠，宫中荆棘亂相係，當有九虎争爲帝。至王莽篡位，將軍有九虎之號。其後喪亂彌多，宫掖中生蒿棘，家無雞鳴犬吠。”案牝雞無晨，牝雞之晨，惟家之索，見僞《古文尚書》，此書引之，而又誤《書》爲《詩》，方士之荒陋，固如是也，然其時代之晚，亦可見矣。
原刊《齊魯學報》第二期，一九四一年七月出版
七六二述異記
此書雖亦小説之類，然中存古説頗多，較之輾轉改飾者，頗有區别。盤古古説，實賴此書以存，予别有考。今再略舉數事如下。
《記》云：“南海小虞山中有鬼母，能産天地。鬼一産十鬼，朝産之，暮食之。今蒼梧有鬼姑神是也。虎頭龍足，蟒目蛟眉。《注》：蟒虵目圓，蛟眉連生。今吴、越間防風廟土木作其形，龍首牛耳，連眉一目。”案虞山即吴山，此可證吴之名或原於南方。鬼母能産天地，則宇宙原始，實由女神，較之《山海經》以羲和、常儀爲帝俊之妻，其思想更古矣。朝生子而暮食之，其性質頗爲酷虐，野蠻人固多畏惡神也。抑此亦古之寓言，以釋萬物之生死者與？其形狀類龍虵，可見其説起於海濱。而吴、越間防風廟土木作其形，又可見吴、越與南越，民族關係頗切也。抑其所謂龍首牛耳者，牛耳或牛角之傳譌，則又與蚩尤有關係矣。見下。
《記》又云：“昔禹會塗山，執玉帛者萬國。防風氏後至，禹誅之。其長三丈；其骨，頭專車。今南中民有姓防風氏，即其後也，皆長大。越俗祭防風神，奏防風古樂，截竹長三尺，吹之如嗥，三人披髮而舞。”禹會諸侯，恐不能至越地。防風氏事，非禹後播遷南方者傳述而誤其地，則其人自與土著之越相争鬭，而傅諸禹也。然南方民有姓防風者，則可見防風氏之實有其國。抑“伏羲鱗身，女媧虵軀”，見《魯靈光殿賦》。而傳亦謂爲風姓；又北方實有房國，房即防也；得毋始皆在南，後乃稍徙而北歟？《記》又云：“南康郡有君山，高秀重疊，有類臺榭，名曰女媧宫。”則女媧之傳説，固亦有在南方者矣。
《記》又云：“軒轅之初立也，有蚩尤氏，兄弟七十二人，銅頭鐵額，食鐵石。軒轅誅之於涿鹿之野。蚩尤能作雲霧。涿鹿，今在冀州，有蚩尤神，俗云人身牛蹄，四目六手。今冀州人掘地，得髑髏如銅鐵者，即蚩尤之骨也。今有蚩尤齒，長二寸，堅不可碎。秦、漢間説：蚩尤氏耳鬢如劍戟，頭有角；與軒轅鬭，以角觝人，人不能向。今冀州有樂名蚩尤戲，其民兩兩三三，頭戴牛角而相觝。漢造角觝戲，蓋其遺製也。”又云：“太原村落間祭蚩尤神，不用牛頭。今冀州有蚩尤川，即涿鹿之野。漢武時，太原有蚩尤神晝見，龜足虵首，首疫，其俗遂爲立祠。”案銅頭鐵額，骨如銅鐵，皆因蚩尤造兵而傅會。古蓋以蚩尤之族，多力如牛，故涿鹿之戰，有教熊、羆、貔貅、貙、虎之説也。吴、越間防風廟鬼姑神，蓋亦牛首，故其像猶作牛耳；抑牛耳或亦牛角之譌也？角觝之戲盛於秦，秦爲飛廉後，固亦東南之族。《秦本紀》特記豐大特之神，亦可見其族之重牛矣。太原蚩尤神，龜足虵首，則其族本起濱海之徵也。《易·繫辭傳疏》引《帝王世紀》：炎帝人身牛首。《海外北經》：共工之臣相柳氏。相柳之所抵，厥爲津谿，疑亦謂其牛首有角。
蒼頡，古説皆以爲帝王，無以爲黄帝史者，其廟碑云：“天生德於大聖，四目靈光，爲百王作憲。”《春秋元命苞》云：“倉頡四目，是謂并明。”《路史》言：廬陵縣化仁山舊祠，有倉頡像，四目龍袞。蓋亦傳之自古。而蚩尤俗傳亦云四目，則倉頡亦南方之族矣。然則中國文字，實始於南也。
《記》又云：“堯使鯀治洪水，不勝其任，遂誅鯀於羽山，化爲黄能，入於羽泉。今會稽祭禹廟不用熊，曰：黄能即黄熊也。陸居曰熊，水居曰能。昉按今江、淮中有名熊。熊虵之精，至冬化爲雉，至夏復爲虵。今吴中不食雉，毒故也。”此可見鯀之傳説，亦與南方有關。《月令》言“爵入大水爲蛤”，知古謂飛潛可以相化，龍特其尤神者耳。此亦水濱之民之思想也。堯使鯀治水時，蓋仍在東方，未遷西北。
《記》又云：“饒州，俗傳軒轅氏鑄鏡於湖邊。今有軒轅磨鏡石。石上常潔，不生蔓草。”案軒轅蹤跡，不得至饒州，然亦可見南方鑄冶之早。
《漢書·地理志》云：“粤地，牽牛婺女之分野也。今之蒼梧、鬱林、合浦、交阯、九真、南海、日南，皆粤分也。其君禹後，帝少康之庶子云，封於會稽。”臣瓚曰：“自交阯至會稽，七八千里。百粤雜處，各有種姓，不得盡云少康之後也。”案《漢書》之意，本指封於會稽者言之，臣瓚實誤駁。然會稽之越而外，其君固亦未必無禹後也。《述異記》云：“吴既滅越，棲句踐於會稽之上，地方千里。句踐得范蠡之謀，乃示民以耕桑。延四方之士，作臺於外，而館賢士。今會稽山有越王臺。今交州麻林，一名紵林，句踐種麻，將以弦弓。交州糠頭山，句踐貯米，於其上舂，積糠爲山。今會稽之上，有越王鑄劍洲、箭鏃洲。往往有得古箭鏃。”又云：“廣州東界，有大夫文種之墓。墓下有石，有華表柱，石鶴一隻。種即越王句踐之謀臣也。”又云：“洞庭湖中有釣洲。昔范蠡乘扁舟至此，遇風，止釣於洲上，刻石記焉。有一陂，陂中有范蠡魚。昔范蠡釣得大魚，烹食之，小者放於陂中。陂邊有范蠡石牀、石硯、鈷?。范蠡宅在湖中。”洞庭有范蠡遺跡，殊不足信。交、廣之域，秦、漢後始開闢，豈有能傅會句踐、文種者？然亦有其遺跡，則必會稽之越亡後，遺族濱於江南海上者，傳其先世之事跡而弗審其地，致有此誤也。
古人於植物多有迷信。其最顯而易見者爲桃。君臨臣喪，以巫祝桃茢執戈；桃弧棘矢，以共禦王事是也。羿死桃棓，蓋亦由是。《述異記》云：“南中有楓子鬼。楓木之老者爲人形，亦呼爲靈楓。”又云：“後漢季子長爲政，欲知囚情，以梧桐木爲之，象囚形。穿地爲坎，卧木囚於其中，祝之，罪正者不動，寃者木囚動出，時以爲精誠所應。子長時爲大理卿。”又云：“秦繆公時，陳倉人掘地得物，若羊非羊，似豬非豬。繆公道中逢二童子，曰：此名蝹，在地中，食死人腦。若以松柏穿其首，則死。故今種柏在墓上，以防其害也。”此皆謂草木自有精靈，蓋所謂物魅也。
《述異記》云：“袁紹在冀州時，滿市黄金，而無斗粟，餓者相食。人爲之語曰：虎豹之口，不如饑人。劉備在荆州時，粟與金同價。”又云：“永嘉之亂，洛中饑荒。懷帝遣人觀市，珠玉金銀，闐委市中，而無粟麥。袁宏表云：田畝由是丘虚，都市化爲珠玉是也。”又云：“漢末大饑，江淮間童謡云：太岳如市，人死如林。持金易粟，貴於黄金。”又云：“洛中童謡曰：雖有千黄金，無如我斗粟。斗粟自可飽，千金何所直？”觀此，知珠玉金銀，久爲市易所資，非徒以供玩飾矣。又云：“漢世古諺曰：雖有神藥，不如少年；雖有珠玉，不如金錢。”觀此，又知泉貨之早以金錢爲主也。
《唐書》云：“日本，古倭奴也。”又云：“後稍習夏音，惡倭名，更號日本。使者自言國近日所出，以爲名。或云：日本乃小國，爲倭所并，故冒其號，使者不以情，故疑焉。”《唐書》此語，繫咸亨元年遣使賀平高麗後，則自咸亨以前，猶以倭之名自通也。《述異記》云：“磅磄山，去扶桑五萬里，日所不及，其地甚寒。有桃樹，千圍，萬年一實。一説：日本國有金桃，其實重一斤。”一説之辭，必後人所附益矣。《記》又云：“大食王國在西海中。有一方石，石上多樹，幹赤葉青。枝上總生小兒，長六七寸。見人皆笑，動其手足。頭著樹枝，使摘一枝，小兒便死。”大食之名，亦非梁世所有也。
《記》又云：“殷紂時，大龜生毛而兔生角，是甲兵將興之兆。”龜毛兔角，古無此語，此必佛教入中國後附會之辭也。但任昉時已可有，不必後人竄亂耳。
原刊《齊魯學報》第二期，一九四一年七月出版
原題《書觀堂集林胡服考後》。
曾改題爲《四裔傳漢人文化》。
曾改題爲《高麗遣人來學》。
附《燕石札記》自序
予小時讀書即有札記，迄於今未廢，閲時既久，積稿頗多。每思改定，依經子史分爲三編，以就正於有道。皮骨奔走，卒卒寡閑。僅因友人主編雜志索稿，或學校生徒質問，發篋整理，間或成篇而已。念全書殺青無期，乃謀陸續刊佈，總名之曰燕石札記。俟積稿清釐略竟，然後分類編次焉。學問之道無窮，淺陋如予，所述寧足觀采。惟半生精力所在，不忍棄擲。千慮一得，冀或爲并世學人效土壤細流之助而已。儻蒙進而教之，俾愚夫不至終寶其燕石則所深幸也。二十五年十月六日，武進吕思勉自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