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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〇一韓起辭玉
《左氏》昭公十六年：韓宣子聘於鄭。宣子有環，其一在鄭商。宣子謁諸鄭伯，子産弗與。乃買諸賈人，既成賈矣。商人曰：必告君大夫。韓子請諸子産，子産又拒之。韓子遂辭玉。他日，又私覲於子産，以玉與焉。曰：子命起舍夫玉，是賜我玉而免吾死也，敢藉手以拜。讀者於此，徒善子産能知禮，宣子能改過耳。杜《注》語。
然觀子産報宣子之辭曰：“昔我先君桓公與商人皆出自周，庸次比耦，以艾殺此地，斬之蓬蒿藜藿而共處之。世有盟誓，以相信也。曰：爾無我叛，我無强賈。毋或匄奪，爾有利市寶賄，我勿與知，恃此質誓，故能相保，以至於今。今吾子以好來辱，而謂敝邑，强奪商人，是教敝邑背盟誓也，毋乃不可乎？”則宣子之謁諸鄭伯，蓋正欲使之强賈匄奪。其後雖云成賈，或仍爲虚辭，商人出其玉而價不可得；或雖得之而不免後禍，故必欲告諸君大夫也。《潜夫論·斷訟篇》謂當時貴戚豪富，高負千萬，不肯償責，小民守門，號哭啼呼，曾無怵惕慚怍哀矜之意。漢世如此，春秋時可知，況又以大國之卿，而臨小國乎？《左氏》一書，皆出士大夫之手。諺有之曰：人莫知其子之惡，莫知其苗之碩。凡人於其黨之惡，固未有能深知之者。抑其書多晉人語，於其君大夫之惡，亦不敢質言也。觀此，知《公羊》所謂定、哀多微辭者，事勢使然，毫不足異。《左氏》此事，不知本諸何人，其辭則婉而彰矣。書貴善讀，徒觀其表，而善韓子之改過，安知古人之深意乎？然通觀全書，當時士大夫出使之暴横，猶有可見者。楚公子圍聘於鄭，且取於公孫段氏，伍舉爲介。將入館，鄭人惡之，使行人子羽與之言，乃館於外。既聘，將以衆逆，子産患之，又使子羽辭，伍舉知其有備也，乃請垂櫜而入。昭公元年。公子棄疾如晉，過鄭，禁刍牧採樵不入田，不樵樹，不採藝，不抽屋，不强匄。誓曰：有犯命者，君子廢，小人降，舍不爲暴，主不慁賓，往來如是。則“鄭三卿皆知其將爲王。”昭公六年。合此兩事觀之，當時使者之横暴，可以想見。戎伐凡伯於楚丘。隱公七年。楚子使道朔將巴客以聘於鄧，鄧南鄙鄾人，攻而奪之幣，殺道朔及巴行人，桓公九年。亦未必其罪之果在攻伐者矣。
巫臣之通吴也，以兩之一卒適吴，舍偏兩之一焉。《疏》引沈氏云：“聘使未有將兵車者，今此特將兵車，爲方欲教吴戰陳，故與常不同。”成公七年。案當時諸侯爲會，尚有不以兵車者，聘使自無將兵車之理。然君行師從，卿行旅從，謂其毫無兵衛，則又不然也。晉之以邾愬而討魯也，叔孫婼如晉，晉人執之，韓宣子使邾人聚其衆，將以叔孫與之，叔孫聞之，去衆與兵而朝，昭公二十三年。則其衆固亦有兵。棄疾之所禁，正此曹也。然從者肆暴猶可；宣子乃身欲强奪，一之爲甚，而至於再，不亦難乎？
一〇二封地大小
今文言五等之封：大國方百里，次國七十里，小國五十里；而《周官》大司徒：諸公之地封疆方五百里，諸侯四百里，諸伯三百里，諸子二百里，諸男百里。大小不同者何？曰：《王制》、《周官》等言封國大小，若九州封國之數，皆學者虚設之辭，非謂當時實有此事，自不能斠若畫一；然謂其虚設之辭，絶無事實若成法以爲依據，則又不然也。大抵列國疆域，愈古愈小，愈至後世愈大。事實如此，而制度因之，學者虚設之辭又因之，此今古文之説不同之所由也。曷言之？《吕覽·慎勢》曰：“王者之封建也，彌近彌大，彌遠彌小，海上有十里之諸侯。”羅泌《路史》謂此制在神農時未必然，然其爲遠古之制，則有徵矣。《易·訟卦》：“九二不克訟，歸而逋其邑，人三百户無眚。”《疏》云：“三百户者，鄭注《禮記》云：小國下大夫之制。又鄭注《周禮》小司徒云：方十里爲成，九百夫之地，溝渠城郭道路三分去其一，餘六百夫，又以田有不易，有一易，有再易，定受田三百家，即同則。此三百户者，一成之地也。”案此則夏少康所謂“有田一成有衆一旅”者。《左氏》哀公元年。古以之建國，而春秋時則僅以爲下大夫之封矣，《論語》“奪伯氏駢邑三百”是也。《憲問》。孟子曰“今滕絶長補短將五十里”也，《滕文公》上。是今文家所言小國之地也。《漢書·百官公卿表》曰：縣大率方百里，其民稠則減，稀則曠。鄉亭亦如之，皆秦制也。秦、漢之縣，多古國名。蓋皆古國爲大國所滅者。楚縣尹稱公，其所治之地，固與前此之大國侔。抑陳、蔡、葉、不羹等，亦皆舊國也。此今文家所言大國之地也。孟子之告慎子曰：“今魯方百里者五。”《告子》下。《禮記·明堂位》曰：“成王封周公於曲阜，地方七百里。”《管子·輕重丁》：“管子問於桓公曰：敢問齊方幾何里？桓公曰：方五百里。”《史記·漢興以來諸侯年表》曰：“周封伯禽、康叔於魯、衛，地各四百里，太公於齊兼五侯地。”《漢書》：“周公、康叔建於魯、衛，各數百里。太公於齊，亦五侯九伯之地。”則《周官》公侯之封也。孟子曰：“海内之地方千里者九，齊集有其一。”《梁惠王》上。子産曰：“今大國地多數圻矣。”《左氏》襄公二十五年。此古之王畿，春秋戰國時最大之國，其國已不受號令於人，故言裂土分封規模未有能如是者。《周官》乃戰國時書；戰國時次於七國者爲魯、衛等國。列國之臣受封地稱君者，蓋最小亦當如古之大國，故《周官》所擬之制度因之也。足見制度因於事實，學説依於事實及制度矣。漢初封國，大者或五六郡，連城數十，則過於魯、衛，擬於齊、楚矣。
古之封國小，後世之封國大，非無土以爲封也。古者曠土固多矣，然其封國大者止於百里，小且至於十里者，其人民之數止於如是，則其封土亦不得不止於如是也。《穀梁》曰：“古者天子封諸侯，其地足以容其民，其民足以滿城而自守也。”襄公二十九年。民固寡也，而多與之土，徒擁其名何益？《管子·事語》曰：“天子之制壤方千里，齊諸侯方百里負海，子七十里，男五十里。”《輕重乙》曰：“天子中立，地方千里，《小問》同。兼霸之壤三百有餘里，佌諸侯度百里負海，子男者度七十里。”此即《吕覽》彌近彌大彌遠彌小之説，非徒曰“如胸之使臂，臂之使指”，《輕重乙》篇語。取其“本大而末小”也。《左氏》桓公二年：師服曰：“吾聞國家之立也，本大而末小，是以能固。”中原地闢而民聚，負海土曠而人希，夫固不得不然。孟子曰：“天子之地方千里；不千里，不足以待諸侯。諸侯之地方百里；不百里，不足以守宗廟之典籍。周公之封於魯，爲方百里也；地非不足，而儉於百里。太公之封於齊也，亦爲方百里也；地非不足也，而儉於百里。”《告子》下。事勢固有使之欲大不能欲小不可者也。
一〇三巡守朝聘
巡守者，古果有之乎？謂其有之，以古者交通之不便，道路之多虞，君行師從，日不過三十里，安能一歲之中，東西南北，馳驅數千里乎？《書疏》云：“鄭玄以爲每岳禮畢而歸，仲月乃復更去。若如鄭言，當於東巡之下，即言歸格，後以如初包之，何當北巡之後，始言歸乎？且若來而復去，計程不得周徧，此事不必然也。”不必然，《校勘記》引盧文弨云“當作必不然”，是也。北巡之後，始言歸格，是否足證中未嘗歸，姑弗深論；若以程途計，豈不歸遂往，便可周徧乎？經生家言，此等處最可笑。謂其無之，經傳何以言之鑿鑿也？曰：此王仲任所謂語增者也。謂其無之固不可，謂其有之又不可也。巡守者，古固有其事，特如後世諸侯行邑，方伯行國之類耳。至於合九州之土，以爲封域，謂岱宗爲今太山，南嶽爲今衡、霍，西嶽爲陝西之華山，北嶽爲河北之恒山，而謂天子能越五歲若十二歲，一馳驅於其間，則固必無之事。此蓋後世疆域既擴，而言治制者，猶欲以古者行於百里之國若一州之地之法，推而致之，遂不覺其扞格而不可通也。然其説之有所依據，則固可以微窺。《白虎通義·巡狩》篇曰：“天道時有所生，歲有所成。三年一閏，天道小備，五歲再閏，天道大備，故五年一巡守。三年，二伯出述職黜陟；一年，物有所終始，歲有所成，方伯行國，時有所生，諸侯行邑。”案孟子述晏子之言曰：“天子適諸侯曰巡守；巡守者，巡所守也。諸侯朝於天子曰述職；述職者，述所職也。無非事者，春省耕而補不足，秋省斂而助不給。夏諺曰：吾王不遊，吾何以休？吾王不豫，吾何以助？一遊一豫，爲諸侯度。”《梁惠王》下。《告子》下篇亦曰：“春省耕而補不足，秋省斂而助不給。”此即所謂“時有所生，諸侯行邑”者。蓋古之天子，原不過後世之諸侯；而當時之諸侯，則後世之邑大夫耳。此巡守之制之最早者也。其後邦畿稍廓，而至於千里，則當略如春秋時之晉、楚、齊、秦。斯時之天子，巡行其境内，固猶非不可行。齊景公問於晏子曰：吾欲觀於轉附朝儛，遵海而南，放於琅邪，吾何脩而可以比於先王觀也？《梁惠王》下。則齊之先君，固有行是者矣。晉、楚、齊、秦之君，雖無天子之號，論其實，固古者邦畿千里之天子也。《左氏》昭公五年：蘧啓强曰：“小有述職，大有巡守。”本兼該凡大小言之，不專指天子諸侯也。封域更廣，則有并此而不能行者，周初周、召之分陝是也。周、召之分陝，蓋在文王化行江、漢之後，周南、召南之地，皆歸於周。周君不能徧行，乃不得不屬其事於介弟，此猶蒙古憲宗命忽必烈治漠南，阿里不哥治漠北耳。蒙古自成吉思汗西征以後，地跨歐、亞，謂其大汗，猶能隔若干年，則一巡視其全境，事豈能行？然當其僅有斡難河源若漠北之地，而謂其酋長，不能以歲時巡歷所部，可乎？故以古者有巡守之制，而謂後世猶能行之；與以後世之不可行，而疑古者并無其事，皆非也。天子之能躬自巡守，蓋迄於邦畿千里之時。過此以往，則事不可行，而亦本無其事。故《堯典》五載一巡守、《周官》十有二歲王巡守殷國之説，徒聞其言，書傳未有載其事者。《史記·五帝本紀》云：黄帝東至於海，登丸山，及岱宗；西至於空桐，登雞頭；南至於江，登熊、湘；北逐葷粥，合符釜山。其所至之地，不得如注家所言之遠，然已逾於《禹貢》一州之封域矣。此由黄帝尚在遊牧之世，故能馳驅如是之遠，後世即不能行矣。别有考。
凡羣經之所言之制度，所以按之事實而格不相入者，皆由其以千里若數百里之國之制，而欲推之於提封萬里之世也。《公羊解詁》曰“古者諸侯非朝時不得踰竟”，隱公二年。蓋以“出入無度，禍亂姦宄，多在不虞”；隱公四年。故“君出疆，以三年之戒，以椑從。君、大夫、士一節也”；《禮記·曾子問》。“世子率輿守國，次宜爲君者，持棺絮從”。昭公二十年《解詁》。《穀梁》曰“知者慮，義者行，仁者守，有此三者，然後可以出會”；《穀梁》隱公二年。又桓公十八年。《荀子·大略》篇曰：“諸侯相見，卿爲介，以其教出畢行，使仁居守。”案教出，當作教士。其難之也如是，安得僕僕道途，五年一朝乎？《左氏》曰“凡君即位，卿出并聘”；文公元年。又曰：“凡諸侯即位，小國朝之，大國聘焉。”襄公元年。蓋事勢之所能行者，不過如此。而凡違禮而送葬，《公羊》之義：天子崩，諸侯奔喪會葬；諸侯薨，有服者奔喪，無服者會葬。夫人亦然。見文公六年、定公十五年《解詁》。此亦古制，行於寰内者也。畿外勢不可行。春秋時，如叔孫得臣之葬襄王，叔鞅之葬景王，皆無所脅，協於事勢者也。如成公之葬晉景公，襄公之葬楚康王，則脅於威，不得已而爲之者矣。非時而徵朝，《左氏》襄公二十二年：晉人徵朝於鄭。皆春秋以降之相脅以威，而非其朔也。觀子家與趙宣子之書，《左氏》文公十七年。公孫僑對晉人徵朝之辭，則知當時之小國，深以是爲苦矣。《左氏》莊公二十一年，王巡虢守；而鄭武公、莊公亦再世爲王卿士，《左氏》隱公三年。凡巡守述職之能行者，皆近畿之地也。近畿之地，事本未嘗不行；遠畿之地，雖欲行之，勢固有所不可。巡守朝覲如是，職貢亦然。《禮記·月令》：季冬之月，“乃命大史，次諸侯之列，賦之犧牲，以共皇天上帝社稷之饗。乃命同姓之邦，共寢廟之芻豢。命宰歷卿大夫至於庶民土田之數，而賦犧牲，以共山林名川之祀。”此即《周官》大行人所謂“侯服歲一見，其貢祀物”者，蓋皆行之寰内諸侯耳。於此可悟凡《月令》等所謂諸侯者，大抵皆指寰内諸侯言之。《月令》：季秋之月，“合諸侯，制百縣，爲來歲受朔日。與諸侯所税於民輕重之法，貢職之數，以遠近土地所宜爲度，以給郊廟之事，無有所私。”此等政令，亦止能行於寰内。經傳言天子諸侯之關係，若以爲在數百千里之内，則無不可通。若以爲言邦畿以外，九州以内之諸侯，則無一可通者矣。故知按諸事實而格不相入者，非制度與事實本相齟齬，乃由學者皆欲以邦畿千里之制，推之於九域一家之日也。
一〇四霸國貢賦
春秋之世，霸國之誅求，亦可謂無藝矣。鄭子産曰：“小適大有五惡：説其罪戾，請其不足，行其政事，共其職貢，從其時命。不然，則重其幣帛，以賀其福而弔其凶，皆小國之禍也。”《左氏》襄公二十八年。今案當時職貢之數，皆大國制之，而小國聽焉。《左氏》文公四年：“曹伯如晉會正。”《注》：“會受貢賦之政也。”襄公四年：“公如晉聽政。”八年：“公如晉朝，且聽朝聘之數。”五月，“會於邢丘，以命朝聘之數，使諸侯之大夫聽命。”是其事也。貢賦之多少，視其國之大小，亦視所貢之國之大小。襄公十一年：“季武子將作三軍。叔孫穆子曰：政將及子，子必不能。”《注》：“政者，霸國之政令。《禮》：大國三軍。魯次國，而爲大國之制，貢賦必重，故憂不能堪。”二十七年弭兵之盟，“季武子使謂叔孫以公命，曰：視邾、滕。”《注》：“兩事晉、楚則貢賦重，故欲比小國。”此貢賦多少，隨其國之大小之説也。哀公十三年，黄池之會，“吴人將以公見晉侯，子服景伯對使者曰：王合諸侯，則伯帥侯牧以見於王；伯合諸侯，則侯帥子、男以見於伯。自王以下，朝聘玉帛不同，故敝邑之職貢於吴，有豐於晉，無不及焉，以爲伯也。今諸侯會，而君將以寡君見晉君，則晉成爲伯矣，敝邑將改職貢。”此貢賦多少，視所貢之國大小之説也。然霸國之制，多從其重，故平丘之盟，子産争承，曰：“昔天子班貢，輕重以列；列尊貢重，周之制也。卑而貢重者，甸服也。鄭，伯男也，而使從公侯之貢，懼弗給也。”昭公十三年。卑而貢重者，豈獨一鄭，無子産以争之，則不競亦陵矣。當時貢賦之法，不可詳知，然罔不用幣。昭公十年：鄭子皮如晉葬平公，將以幣行。子産曰：喪焉用幣？用幣必百兩，百兩必千人。幾千人而國不亡？子皮固請以行。既葬，諸侯之大夫欲因見新君。叔向辭之，子皮果盡用其幣。夫因送葬以見新君，非禮也，諸侯之大夫，寧不之知？然而皆欲行之者，蓋亦以道路煩費，憚於再役也。而晉人卒不之許，求省而反益費，亦可見事大國之難矣。用幣之費如此，其他可以類推，安得不疾首?頞，視之爲禍乎？春秋時，列國用幣，頗爲煩費。故晉人輕魯幣而益敬其使，《左氏》以爲美談。范宣子重幣而鄭以爲静，趙文子薄幣而諸侯以爲説也。見襄公十四、二十四、二十五年。又齊桓之霸，亦薄諸侯之幣。詳見《管子書》。《皮幣》一條引之，可以參看。況乎其又有出於職貢之外者也。平丘之盟，子産争承之辭又曰：“行理之命，無月不至。”叔侯亦言：“魯之於晉也，職貢不乏，玩好時至，公卿大夫相繼於朝，史不絶書，府無虚月。”襄公二十九年。此即所謂從其時命者也。成公六年：晉遷於新田，季文子如晉賀。昭公八年，叔弓如晉賀虒祁，游吉亦相鄭伯以如晉。“史趙見子大叔曰：甚哉，其相蒙也！可弔也，而又賀之？子大叔曰：若何弔也？其非惟我賀，將天下實賀。”昭公三年，子大叔言：“昔文、襄之霸也，君薨，大夫弔，卿共葬事；夫人，士弔，大夫送葬。”三十年，游吉言：“先王之制：諸侯之喪，士弔，大夫送葬；惟嘉好聘享三軍之事，於是乎使卿。”《公羊》言弔喪之法，與《左氏》異，乃古法行諸鄰國者也。春秋時，所交者廣，則如文、襄之制，諸侯已疲於奔命矣。參看《巡守朝聘》條。然是年游吉之葬晉頃公，以非卿爲晉人所詰。晉人之言曰：“悼公之喪，子西弔，子蟜送葬。”而游吉對曰：“晉之喪事，敝邑之間，先君有所助執紼矣。”晉景公之喪，魯成公親弔，晉人止之，使送葬。成公十年。楚康王之喪，襄公及陳侯、鄭伯、許男皆送葬。襄公二十九年。甚有如昭公三年，游吉如晉葬少姜者。此所謂“重其幣帛，以賀其福而弔其災”者也。春秋時，又有問疾之舉。《左氏》昭公元年：晉侯有疾，鄭伯使公孫僑如晉聘，且問疾。二十年：齊侯疥，遂痁。期而不瘳，諸侯之賓問疾者多在，亦弔災之類也。吴之入楚也，胡子盡俘楚邑之近胡者。楚既定，胡子豹又不事楚，曰：存亡有命，事楚何爲？多取費焉。遂爲楚所滅。定公十五年。據《左氏》所記，一似胡子無禮以自取戾者。然多費非小國所堪，亦情實也。凡春秋時，所謂恃某國而不事某國，以致於亡者，蓋皆此類矣。如江、黄等。哀哀小國，復何以自處哉？
《穀梁》莊公三十二年：“宋公、齊侯遇於梁丘。梁丘在曹、邾之間，去齊八百里，非不能從諸侯而往也。辭所遇，遇所不遇，大齊桓也。”此言齊桓之身勤諸侯，而不煩諸侯以自助也。然自齊桓而外，能行之者蓋寡矣。凡霸國之征戍，無不牽率列國者，孟子所謂“摟諸侯以伐諸侯”也。《告子》下。又有役使之事，如齊之城鄫，《左氏》僖公十六年。晉之城杞，襄公二十九年。晉强諸侯輸王粟具戍人以納王，昭公二十五年。而城成周，定公元年。諸侯皆有違言。蓋霸國尸其名，諸侯盡其力，宜其嘖有煩言矣。況又有大煩諸侯，而霸國之大夫，顧求賂而罷，若召陵之會者乎！定公四年。此皆子産所謂“行其政事”者也。鄭伯之請衛侯而歸也，使子西如晉聘，辭曰：“寡君來煩執事，懼不免於戾，使夏謝不敏。”君子曰：“善事大國。”襄公二十六年。此所謂“説其罪戾”者也。桓公二年：“七月，杞侯來朝，不敬。杞侯歸，乃謀伐之。”“九月，入杞，討不敬也。”小國?事大國，反以賈禍如此。哀公七年：“公會吴於鄫。吴來徵百牢，子服景伯對曰：先王未之有也。吴人曰：宋百牢我，魯不可以後宋。且魯牢晉大夫過十，吴王百牢，不亦可乎？景伯曰：晉范鞅貪而棄禮，以大國懼敝邑，故敝邑十一牢之。君若以禮命於諸侯，則有數矣。若亦棄禮，則有淫者矣。周之王也，制禮，上物不過十二，以爲天子之大數也。今棄周禮，而曰必百牢，亦惟執事。”此所謂“請其不足”者也，而卒不見聽於吴。子産所謂五禍，豈虚也哉？
襄公四年之如晉聽政也，“晉侯享公。公請屬鄫，晉侯不許。孟獻子曰：以寡君之密邇於九讎，而願固事君，無失官命。鄫無賦於司馬。爲執事朝夕之命敝邑，敝邑褊小，闕而爲罪，寡君是以願借助焉。晉侯許之。”五年：“穆叔覿鄫大子於晉，以成屬鄫。”“九月，盟於戚。穆叔以屬鄫爲不利，使鄫大夫聽命於會。”六年：“莒人滅鄫，鄫恃賂也。”“晉人以鄫故來討，曰：何故亡鄫？季武子如晉見，且聽命。”二十七年：弭兵之會，“季武子使謂叔孫以公命，曰：視邾、滕。既而齊人請邾，宋人請滕，皆不與盟。叔孫曰：邾、滕，人之私也。我列國也，何故視之？宋、衛，吾匹也。乃盟。”定公元年：城成周，“宋仲幾不受功，曰：滕、薛、郳，吾役也。薛宰曰：宋爲無道，絶我小國於周，以我適楚，故我常從宋。晉文公爲踐土之盟，曰：凡我同盟，各復舊職。若從踐土，若從宋，亦唯命。仲幾曰：踐土固然。薛宰曰：薛之皇祖奚仲，居薛以爲夏車正。奚仲遷於邳，仲虺居薛，以爲湯左相。若復舊職，將承王官，何故以役諸侯？仲幾曰：三代各異物，薛焉得有舊？爲宋役，亦其職也。”蓋春秋之時，小國屬於大國者，則不列於會盟；見霸主，必由所屬之國爲介。輸之賦，助之役，而屬之之國，亦當保護之，使不受兵。此當時之公法也。襄公十四年，戎子駒支對晉人之辭曰：“殽之師，晉御其上，戎亢其下。自是以來，晉之百役，與我諸戎，相繼於時，以從執政，猶殽志也，豈敢離逷？”又曰：“我諸戎飲食衣服，不與華同，贄幣不通，言語不達，何惡之能爲？”夫春秋時，以夷而通上國者多矣，蓋其民雖爲夷，其君與大夫，固神明之胄也。戎何獨不然。則其不通於諸侯，亦晉人爲之耳，此亦猶宋之於薛也。然真能保護之者實少，雖齊、晉之於江、黄猶然。蓋越國而鄙遠固難，千里而救亂，亦非易事也。許暱楚而不事鄭，而楚遷之於城父，又遷之於白羽；昭公九年、十八年。蔡從吴而不事楚，吴遷之於州來；哀公二年。亦以此。夫以楚之力威鄭，宜若有餘矣，而春秋時許屢見阨於鄭。夫差之强，亦豈不足以庇蔡，乃至以兵劫遷之。則知當時之大國，多不肯爲小國自勤其民也。魯之於鄫，亦以懼晉討，故以屬之爲不利耳。否則納其貢賦，坐視其亡而不恤矣，哀哀小國，復何所託命哉？黄池之會，子服景伯謂吴人曰：“魯賦於吴八百乘，若爲子男，則將半邾以屬於吴，而如邾以事晉。”哀公七年：邾茅夷鴻請救於吴，曰：“魯賦八百乘，君之貳也。邾賦六百乘，君之私也。”可見邾人所賦於吴者甚重。
一〇五五侯九伯
有一州之伯，有分陝之伯。《王制》曰：“千里之外設方伯，五國以爲屬，屬有長；十國以爲連，連有帥；三十國以爲卒，卒有正；二百一十國以爲州，州有伯。”此一州之伯也。又曰：“八州、八伯、五十六正、百六十八帥、三百三十六長。八伯各以其屬，屬於天子之老二人，分天下以爲左右，曰二伯。”此分陝之伯也。其實分陝之伯，亦自一州之伯來。蓋古之王者，邦畿千里；其有會盟征伐，亦及於千里之内，而猶未足稱王者，則謂之爲伯。昆吾爲夏伯，大彭、豕韋爲商伯，所由來舊矣。周人興於雍州，而王季、文王皆稱西伯，《詩·大雅·旱麓箋》：“殷王帝乙之時，王季爲西伯。”《疏》引《孔叢》：“羊容問子思曰：古之帝王，中分天下，而二公治之，謂之二伯。周自后稷封，爲王者之後，至大王、王季、文王，此爲諸侯矣，奚得爲西伯乎？子思曰：吾聞諸子夏曰：殷王帝乙之時，王季以九命作伯於西，受圭瓚秬鬯之賜，故文王因之，得專征伐。此諸侯爲伯，猶周、召分陝，亦以周、召之君爲伯乎？”《疏》云：“鄭不見《孔叢》之書，其言帝乙之時，或當别有所據，故《譜》亦然。《尚書·西伯戡黎注》云：文王爲雍州之伯，在西，故謂之西伯。則以文王爲州牧。”案《孔叢》牽合《周官》，自不足據，然謂帝乙之時，王季作伯於西，則當有所本。故鄭與之不同也。此猶晉人雖霸中原，秦繆仍爲西戎之長，其與東方大彭、豕韋，亦各不相妨，無所謂東西分霸之制。王肅《孔叢》以西伯爲二伯之伯，自不如鄭氏以爲一州之牧也。見《書·西伯戡黎疏》。東西二伯之興，其當殷之末世乎？當文王與紂之事邪？蓋自南郡南陽之間，《水經注·江水》引韓嬰叙《詩》云：“其地在南郡南陽之間，即所謂周南也。”皆歸文王之化；而周之所長率者，非復一州之地矣，蓋倍於其初興之時矣，所謂三分天下有其二也。《論語·泰伯疏》引鄭説：以爲“雍、梁、荆、豫、徐、揚歸文王，其餘冀、青、兗屬紂”。説似精確，實於史事不合。蓋古之所以天子者，所治之地，略方千里，伯主亦然，王、伯特異其名耳。周興雍州，其所長率已略與王者邦畿相當，及服荆州，則二千里矣。較之殷紂，不啻倍之。以殷周之地相衡，是文王三分有二，而紂有其一也。淮夷、徐戎助武庚以抗周，曷嘗歸文王；豫州歸周，亦無確據。武王伐紂，庸、蜀、??、髳從焉。其國是時，亦不必在梁州之域。予别有考。故鄭説實似是而非也。於是一伯不能專制，乃使周公、召公分治之，此猶蒙古憲宗命世祖主漠南，阿里不哥主漠北也。自是以降，言伯者多雜二制言之。《禮記·曲禮》曰：“五官之長曰伯，是職方。”此分陝之伯也。《公羊》隱公五年：“天子三公稱公，王者之後稱公，其餘大國稱侯，小國稱伯、子、男。天子三公者何？天子之相也。天子之相，則何以三？自陝而東者，周公主之；自陝而西者，召公主之；一相處乎内。”與《曲禮》“五官之長曰伯”、“於外曰公”、“九州之長，入天子之國曰牧”、“於外曰侯”、“其在東夷北狄西戎南蠻，雖大曰子”之説合，蓋皆周制也。鄭主《周官》，凡不合《周官》者，輒目爲殷制，大非。五官之長，即《公羊》所謂“一相處乎内”者。分陝之職雖廢，相之在内而職方者則如故。猶行中書省雖廢，中書省自在也。故二相爲增設之内官，非外官。又曰“九州之長，入天子之國曰牧”，此一州之長也。牧爲所受於天子之職，非其本名。猶後漢光武以莎車王賢爲西域都護也。《堯典》曰：“乃日觀四岳羣牧。”又曰：“咨十有二牧。”《左氏》宣公三年，王孫滿曰：“昔夏之方有德也，貢金九牧。”可見一州之長，自天子之國言之皆曰牧。蓋自其長諸侯言之則曰伯，自其所受於天子之職言之則曰牧。牧與伯名異而實同。《楚辭·天問》云：“伯昌號衰，秉鞭作牧。”王逸《注》云：文王爲雍州伯，《詩疏》引此，以申鄭説，是也。《史記·五帝本紀》謂黄帝“置左右大監，監於萬國”，似二伯之制，古已有之；其實黄帝時事，所傳未必能如是之詳，亦後人推周制言之耳。《王制》之文，亦猶是也。周衰，令不行於畿外，豐鎬舊都，亦鞠爲茂草，分陝之職，自是而廢。而一州之伯，則猶時有受命爲之者。《史記·楚世家》：成王“使人獻天子，天子賜胙，曰：鎮爾南方，夷越之亂，無侵中國”。此即命爲荆州之伯也。下文又云：“於是楚地千里。”可見當時所謂州牧，亦即所謂伯主者，其所長之地，略同於王畿也。其後齊桓、晉文之受策命，亦不過如是，特其所摟而伐者更廣耳。齊桓、晉文所受命，與齊太公、楚成王無以異。其所長之諸侯，實不止一州之地，則世變爲之也。《史記·越王句踐世家》曰：“句踐已平吴，乃以兵北渡淮，與齊、晉諸侯會於徐州，致貢於周。周元王使人賜句踐胙，命爲伯。句踐已去，渡淮南，以淮上地與楚，歸吴所侵宋地於宋，與魯泗東方百里。當是時，越兵横行於江淮東，諸侯畢賀，號稱霸王。”此猶齊桓、晉文之業。《秦本紀》曰：獻公“二十一年，與晉戰於石門，斬首六萬，天子賀以黼黻。”又云：“孝公元年，河山以東强國六，淮泗之間，小國十餘。周室微，諸侯力政，争相并。秦僻在雍州，不與中國諸侯之會盟，夷翟遇之。”則猶之僅伯西戎也。
《左氏》僖公四年：管仲對楚使曰：“昔召康公命我先君大公曰：五侯九伯，女實征之，以夾輔周室。賜我先君履：東至於海，西至於河，南至於穆陵，北至於無棣。”此亦一州之長也。而服虔云：五侯，公、侯、伯、子、男。九伯，九州之長。大公爲王官之伯，掌司馬職，以九伐之法，征討邦國，故得征之。見《詩·旄丘序箋》。杜預亦主其説。鄭玄又謂“五侯，侯爲州牧也；九伯，伯爲州伯也；一州一牧，二伯佐之。太公爲王官之伯，二人共分陝而治，自陝以東，當四侯半，一侯不可分，故言五侯九伯”。則誠如《左氏疏》所譏，事無所出，且校數煩碎，非復人情，宜乎先儒無用之者矣。然《毛詩·旄丘序疏》申鄭，譏服説無異天子，何夾輔之有，亦不能謂其無理。推服、鄭之意，蓋謂五侯九伯，如即釋爲五等之爵之侯伯，則太公所長，不過一州，無緣得涉南海而問罪於楚，故必爲是曲説。而不知太公受命，征討所及，不過南至穆陵，管仲已自言之也。經生家言，多以碎義逃難，而失人情；服、鄭惟均，亦不必彼此相譏也。
一〇六姬姓日也，異姓月也
《左氏》成公十六年：“吕錡夢射月，中之。占之，曰：姬姓日也，異姓月也，必楚王也。”此周人之妄自尊大也。蓋古以日爲君象，月爲臣象。自黄帝戰勝炎帝以來，爲天子者皆姬姓，故遂妄自尊大也。隱公十一年：“滕侯薛侯來朝，尊長。滕侯曰：薛庶姓也，我不可以後之。公亦使羽父請於薛侯曰：周之宗盟，異姓爲後。君若辱貺寡人，則願以滕君爲請。”定公四年：衛子魚述踐土之盟曰：“其載書云：王若曰：晉重、魯申、衛武、蔡甲午、鄭捷、齊潘、宋王臣、莒期。”齊、宋大國，齊大師之後，宋先代之後，猶後於鄭、蔡，可見周人之薄待異姓。襄公二十九年：“知悼子合諸侯之大夫以城杞，子大叔見大叔文子，與之語。文子曰：甚乎其城杞也。子大叔曰：若之何哉？晉國不恤周宗之闕，而夏肄是屏，其棄諸姬，亦可知也已。諸姬是棄，其誰歸之。吉也聞之，棄同即異，是謂離德。《詩》曰：協比其鄰，昏姻孔云。晉不鄰矣。其誰云之？”城濮之戰，晉文公曰：“若楚惠何？”欒貞子曰：“漢陽諸姬，楚實盡之。思小惠而忘大恥，不如戰也。”僖公二十八年。吴之入郢也，鬥辛與其弟巢以王奔隨，吴人從之，謂隨人曰：“周之子孫，在漢川者，楚實盡之，天誘其衷，致罰於楚，而君又竄之，周室何罪？”定公四年。然則凡諸姬之子孫，互爲朋黨，坐視他姓之禍患而不顧，有是理乎？楚靈王謂子革曰：“昔我先王熊繹，與吕級、王孫牟、燮父、禽父并事康王，四國皆有分，我獨無有。”子革曰：“齊王舅也，晉及魯、衛，王母弟也。楚是以無分，而彼皆有。”《左氏》昭公十二年。《周官·秋官》司儀：“詔王儀，南鄉見諸侯，土揖庶姓，時揖異姓，天揖同姓。”《周官》雖戰國時書，然以《周官》爲名，則周之遺制也。《注》曰：“庶姓，無親者也。異姓，昏姻也。”蓋薛與楚，皆周之所謂庶姓者也。“周之東遷，晉、鄭焉依。”似同姓能屏藩王室矣；然秦文公收岐以東之地，猶獻之周。啓南陽使周之封畿日蹙者，晉也。射王中肩者，鄭也。齊，昏姻也；五霸桓公爲盛，而首止之盟，王使周公召鄭伯，曰：“吾輔女以從楚，輔之以晉，可以少安。”僖公五年。其後襄王又出狄師以代鄭。僖公二十四年。鞍之戰，“晉侯使鞏朔獻齊捷於周。王弗見，使單襄公辭焉，曰：夫齊，甥舅之國也，而大師之後也。寧不亦淫從其欲，以怒叔父？抑豈不可諫誨？”《左氏》成公二年。其意又右齊而左晉，蓋終逼周者，兄弟甥舅也，非庶姓無親者也。“楚人失之，楚人得之”，孔子譏其不廣，況乎以一姓壅天下之利哉？然而大人世及以爲禮，則各親其親，各子其子，其所由來者亦舊矣。漢高後内任外戚，外封建同姓，卒之安劉氏者，平、勃也；戡七國之亂者，亞夫也；庶姓亦何負於有天下者哉？
各親其親各子其子之烈也，由宗法之嚴始也。宗法莫嚴於周人，故其歧視異姓亦最甚。公山不狃謂叔孫輒曰：“今子以小惡而欲覆宗國，不亦難乎？”哀公八年。子贛謂公孫成曰：“利不可得，而喪宗國，將焉用之？”哀公十五年。皆是物也。然而虞公亦曰：“晉吾宗也，豈害我哉”已。僖公五年。
一〇七屬人
《左氏》昭公二十一年：“翟僂新居於新里，既戰，説甲於公而歸。華妵居於公里，亦如之。”《注》謂翟僂新“居華氏地而助公戰，妵華氏族，故助華氏。《傳》言古之爲軍，不呰小忿。”蓋古人視此爲當然之道，故無所用其忿也。此今政治學所謂屬人者也。
一〇八古人不重生日
《禮記·内則》記子生之禮曰：“三月之末，擇日，妻以子見於父。父執子之右手，咳而名之。夫告宰名。宰辯告諸男名。書曰：某年某月某日某生，而藏之。宰告閭史。閭史書爲二，其一藏諸閭府，其一獻諸州史。州史獻諸州伯。州伯命藏諸州府。”此古言記人生日之始。《春秋》桓公六年，書“九月丁卯，子同生”，亦是物也。然《左氏》昭公二十九年曰：“公衍、公爲之生也，其母偕出。公衍先生。公爲之母曰：相與偕出，請相與偕告。三日，公爲生，其母先以告。公爲爲兄。”是古人於子之生，徒據其入告之先後，以定其長幼，而不復究其生於何日，又何其疏也？邃古之時，候草木榮落以紀歲時，視月之盈缺而知晦朔，既未定四時而成歲，又無紀年之法，自無所謂某年某月某日。絳縣人之自言其年也，曰：“臣小人也，不知紀年。臣生之歲，正月甲子朔，四百有四十五甲子矣。”《左氏》襄公三十年。不言年，亦不言月，而徒以所積甲子計，蓋古之遺俗，非故爲是以惑人也。率是俗者，又安能知人生於某年某月某日乎？《内則》之所記，《春秋》之所書，蓋後來之事，亦惟貴族能行之，古人不重生日，蓋由此也。
《史記·孟嘗君列傳》曰：“初，田嬰有子四十餘人，其賤妾有子名文。文以五月五日生。嬰告其母曰：勿舉也。其母竊舉生之。及長，其母因兄弟而見其子文於田嬰。”是古貴族之家，妾媵竊舉一子，至於既長，而其君猶不能知，其隔絶可謂已甚，無怪庶孽之生，不能確知其日矣。案《内則》云：“妻將生子，及月辰，居側室，夫使人日再問之。作而自問之。妻不敢見，使姆衣服而對。至於子生，夫復使人日再問之。夫齊，則不入側室之門。三月之末，妻以子見於父，妻遂適寢。”妾亦生子三月，然後入御。“庶人無側室者，及月辰，夫出居羣室。”蓋古者婦人産乳，與其夫隔絶頗嚴，故其夫不易知其子之生日。貴族之家，妾媵衆多，虚僞尤甚，自更易蒙蔽矣。
《章實齋文集·節鈔王鳳文雲龍記略》有云：“不知歲月，耕種皆視花鳥。梅花歲一開，以紀年。野靛花十二年一開，以紀星次。竹花六十年一開，以紀甲子。名杜鵑花爲催工，開則宜耕。擺夷興自阿苗，計其世，當東周之末。十一月梅開賀新年，疑周正也。及明初，段保爲長，始教人識字。如借貸書契，必曰：限至某花開時，或曰：限至某鳥鳴時，其舊俗也。”如此等人，能確言某事在某年某月某日乎？遊歷家言：印第安人不知以年計人之長幼。有所謂級友者，視爲長幼同，不過約計而已。《禮記·曲禮》曰：“問天子之年，對曰：聞之始服衣若干尺矣。問國君之年，長，曰：能從宗廟社稷之事矣；幼，曰：未能從宗廟社稷之事也。問大夫之子，長，曰：能御矣；幼，曰：未能御也。問士之子，長，曰：能典謁矣；幼，曰：未能典謁也。問庶人之子，長，曰：能負薪矣；幼，曰：未能負薪也。”此等辭令，後世言禮之家，必以爲不敢斥言，故依違以對，其實正是古者不知紀年之遺俗。《論語》言“可以託六尺之孤”，《泰伯》。而《周官》鄉大夫之職，言“國中自七尺以及六十，野自六尺以及六十有五皆征之”；計庶民之長幼，與國君之子同辭，即其誠證。《史記·秦始皇本紀》：十六年，“南陽假守騰，初令男子書年”，前此之不書年，亦率舊俗，而非政令之寬嚴有異也。
原刊《光華大學半月刊》第五卷第十期，一九三七年六月三日出版
一〇九古人周歲增年
錢大昕《十駕齋養新録·絳縣人七十三年》條云：“絳縣人生於文公十一年，至襄公三十年，當爲七十四年，而《傳》稱七十三年者，古人以周一歲爲一年，絳縣人生正月甲子朔，於周正爲三月，至是年周正二月癸未，尚未及夏正月朔故也。仲尼生於襄廿一年，至哀十六年卒，亦是七十四年，而賈逵《注》云七十三年，正以未周歲故，與絳縣人記年一例。《史記·倉公傳》：臣意年盡三年，年三十九歲也，蓋倉公生於冬末。”又《孔子生年月日》條云：“《史記》謂（孔子）生於襄廿二年，年七十三，則以相距之歲計之。”近錢穆撰《孔子卒年考》云：“狄子奇云：周歲增年之説，似未可泥。魯襄公生於成公十六年，至九年爲十二歲，是不以周歲增年也。絳縣老人生於魯文公十一年，至襄公三十年，計當七十四歲，而師曠止云七十三年，是以周歲增年也。狄氏論魯襄，確矣。至絳縣老人，師曠曰：魯叔仲惠伯會郤成子於承匡之歲也，七十三年矣。謂是歲距前七十三年，非謂老人七十三歲。《春秋》昭二十四年，仲孫貜卒，服虔引賈逵云：是歲孟僖子卒，屬其子使事仲尼，仲尼時年三十五。以周歲增年計，自魯襄二十一年至此，僅得三十四，則賈氏亦以相距之歲計。竊疑賈逵以《公穀》載孔子生而《左氏》無之，故據《公穀》爲説；而云年七十三，則本之《史記》，未曾細覈。《左》昭二十年《疏》：服虔云：孔子是時四十一。四乃三字之誤，則服虔亦自以相距之歲計。狄氏又謂《孔子世家索隱》云：孔子以魯襄二十一年生，至哀十六年爲七十三，若襄公二十二年生，則孔子年七十二，是以周歲增年也。然《索隱》之説，遠在賈後，安知其不誤據賈？烏從據《索隱》而逆定賈氏以周歲增年？又惡從據賈氏而逆定古人以周歲增年哉？”愚案：以周歲增年，或以相距之歲計，古人蓋自有此兩法，錯雜用之，至勞後人之推校也。晉吏之與絳縣人疑年也，絳縣人曰：“臣小人也，不知紀年。臣生之歲，正月甲子朔，四百有四十五甲子矣，其季於今，三之一也。”非故爲是難曉之語以惑人，蓋當曆法未明時，從候草木之榮枯以紀歲，斯時之人，蓋不知某年以某日始，以某日終，而以甲子紀日之法，則已知之，故於人之生，不能紀其歲，而徒累其日以爲計。此自太古時事，春秋時非復如此，然習俗每沿之甚久，故絳縣人猶不知紀年也。吏不知而問諸朝，則以是時朝市中人，已習用紀年之法，不復能據日數以推知其年之故。士文伯曰“然則二萬六千六百有六旬”，此語不必牽涉曆法，但以六十因四百四十五，得二萬七千，其最後一甲子，尚僅歷三之一，減去四十日，則爲二萬六千六百六十日矣。史趙曰“亥有二首六身”，亥疑傳寫之誤。故書當係一算式：二首即二萬，六身即六千；下二如身，謂其下二位亦爲六，猶今作二六六六耳。《左氏》之記是事，蓋以見鄉僻之人，猶有率古俗而與朝市中人不相中者。然此俗實非僅春秋時，至漢世猶有之。倉公言三十九歲，必盡三年，是其證。漢光武起兵時年二十八，崩年當六十三，而《紀》云六十二，二若非三之誤，則亦猶沿古俗也。此法計算殊爲不便，故曆法通行後稍棄之，皆以相距之年計矣。
古人計數之法，有并本與除本之不同，亦足使後人疑不得實。《詩·天作箋》云：“居之一年成邑，二年成都，三年五倍其初。”《疏》云：“鄭注《禹貢》，以爲堯之時土廣五千里，禹弼成五服，土廣萬里。王肅難鄭云：禹之時土廣三倍於堯。計萬里爲方五千里者四，而肅謂三倍，則除本而三。此云五倍，蓋亦除本而五，并本爲六也。”案《禮記·曲禮》：“生與來日，死與往日。”《注》：“與，猶數也。生數來日，謂成服杖以死明日數也。死數往日，謂殯斂以死日數也。”《儀禮·士喪禮》“三日成服”《注》引《曲禮》“生與來日”，《疏》云：“《喪大記》云三日不食，謂通死日不數成服日，故云三日不食。《孝經》三日而食者，是除死日數，故云三日而食也。”與來日即除本計，與往日即并本計也。古上溯高祖下逮玄孫爲九世，是并本計。然《檀弓》“叔孫武叔之母死”《注》云“武叔，公子牙之六世孫”，《疏》引《世本》云“桓公生僖叔牙，牙生戴伯兹，兹生莊叔得臣，臣生穆叔豹，豹生昭子婼，婼生成子不敢，敢生武叔州仇”，則亦除本計矣。《史記》謂孔子生於襄公二十二年，而與賈逵據《公羊》生於襄公二十一年者，同云年七十三，疑亦并本、除本，計法不同也。
《左氏》昭公元年，祁午謂趙文子曰：“子相晉國，以爲盟主，於今七年矣。”《注》云：“襄二十五年始爲政，以春言，故云七年。”《疏》云：“殷周雖改正朔，常以夏正爲言，此春正月，故爲七年，年末醫和則云八年。”案此但援今人所謂足七年之例釋之可耳，亦不必牽涉曆法。
原刊《光華大學半月刊》第五卷第十期，一九三七年六月三日出版
一一〇合男女頒爵位必當年德義
社會學家言：淺演之世，無所謂夫婦。男女妃耦，惟論行輩。同輩之男，皆其女之夫；同輩之女，皆其男之妻。我國古代似亦如此。《大傳》：“同姓從宗合族屬，異姓主名治際會。名著而男女有别。其夫屬於父道者，妻皆母道也。其夫屬於子道者，妻皆婦道也。謂弟之妻爲婦者，是嫂亦可謂之母乎？名者，人治之大者也。可無慎乎？”曰“男女有别”，曰“人治之大”，而所致謹者不過輩行，《注》：“異姓，謂來嫁者也。主於母與婦之名耳。”可見古者無後世所謂夫婦矣。蓋一夫一妻，起於人類妒忌專有之私。人之性，固有愛一人而終身不變者，亦有不必然者。故以一男而拘多女，以一女而畜衆男，已不能答，而又禁其更求匹耦，則害於義。若其隨遇而合，不專於一；於甲固愛矣，於乙亦無惡，則亦猶友朋之好，并時可有多人耳；古未爲惡德也。職是故，古人於男女配合，最致謹於其年。《禮運》曰：“合男女，頒爵位，必當年德。”《荀子》曰：“婦人莫不願得以爲夫，處女莫不願得以爲士。”《荀子·非相》。“老婦士夫”，“老夫女妻”，則《易》譬諸“枯楊生華”，“枯楊生稊”，言其鮮也。夫合男女而惟致謹於其年，而不必嚴一夫一妻妃合之制，則同輩皆可爲婚矣。《釋親》：“長婦謂稚婦爲娣婦，娣婦謂長婦爲姒婦。”此兄弟之妻相謂之辭也。又云：“女子同出，謂先生爲姒，後生爲娣。”孫炎云：“同出，謂俱嫁事一夫者也。同適一夫之婦，其相謂乃與昆弟之妻之相謂同。”可見古者無後世所謂夫婦矣，娣姒之稱，或謂據夫年長幼，或謂據身年長幼，迄無定論。實緣兩義各有所主。據夫年長幼者，昆弟之妻相謂之辭也。據身年長幼者，同出者相謂之辭也。古無後世所謂夫婦，則亦無昆弟之妻相謂之辭矣。古之淫於親屬者，曰烝，日報《漢律》：“淫季父之妻曰報”，見《詩·雄雉序疏》。皆輩行不合之稱。其輩行相合者，則無專名，曰淫，曰通而已。淫者，放濫之詞。好色而過其節，雖於妻妾亦曰淫，不必他人之妻妾也。通者，《曲禮》曰：“嫂叔不通問。”又曰：“内言不出於梱，外言不入於梱。”内言而出焉，外言而入焉，則所謂通也。《内則》曰：“禮始於謹夫婦。爲宫室，辨内外，深宫固門，閽寺守之。男不入，女不出。”自爲宫室辨内外以來，乃有所謂通，前此無有也。《匈奴列傳》曰：“父死，妻其後母；兄弟死，皆取其妻妻之。”父死妻其後母，不知中國古俗亦然否。妾皆幼小。則父之妾，或與子之行輩相當也。兄弟死，皆取其妻妻之，則亦必如是矣。象以舜爲已死，而曰“二嫂使治朕棲”是也。父子聚麀，《禮記》所戒。新臺有泚，詩人刺焉。至衛君之弟，欲與宣夫人同庖，則齊兄弟皆欲與之，《柏舟》之詩是也。然則上淫下淫，古人所深疾；旁淫則不如是之甚。所以者何？一當其年，一不當其年也。夫婦之制既立矣，而其刺旁淫，猶不如上下淫之甚，則古無後世所謂夫婦，男女耦合，但論行輩之徵也。今貴州仲家苗，女有淫者，父母伯叔皆不問；惟昆弟見之，非毆則殺；故仲家女最畏其昆弟云。亦婚姻但論行輩之遺俗也。
合男女貴當其年乎？不貴當其年乎？則必曰貴當其年矣。自夫婦之制立，而後男女妃合，有不當其年者，此則後人之罪也。俞理初有《釋小篇》，論妾之名義，皆取於幼小，其説甚博，猶有未備者。《易·説卦》：兑爲少女，爲妾。《内則》：“妾將御者，齊漱澣，慎衣服。櫛縱，笄總，拂髦。”髦者，事父母之飾，惟小時有之，亦妾年小之徵。《曲禮》：“諸侯之妻曰夫人，大夫曰孺人。”鄭《注》：孺，屬也，《書·梓材》“至於屬婦”，僞孔訓爲妾婦，蓋本下妻之稱。故韓非以貴夫人與愛孺子對舉也。《八姦》。古者諸侯娶，二國往媵，皆有侄娣。侄者何？兄之子也。娣者何？弟也。待年父母國，不與嫡俱行，明其年小於嫡。諸侯正妻之外，又有孺子。大夫則無有，故逕號其妻曰孺人。諸侯妻之外又有妾，皆由其據高位，故得恣意漁少艾也。《詩》曰：“婉兮孌兮，季女斯飢。”言季不言孟；妙之本字爲眇，由眇小引申爲美妙；皆古人好少女之證。男子之性，蓋無不好少女者。率其意而莫之制，而世之以老夫拘女妻者多矣。《祭統》曰：“祭有昭穆。”“凡賜爵，昭爲一，穆爲一。昭與昭齒，穆與穆齒。”此亦古人重行輩之徵。《公羊》僖二十五年《解詁》曰：“齊魯之間，名結婚姻爲兄弟。”《曾子問》婿之伯父致命女氏曰：某之子有父母之喪，不得嗣爲兄弟是也。結婚姻稱兄弟，亦其行輩相當之徵。
一一一娶於異姓所以附遠厚别義
《郊特牲》曰：“娶於異性，所以附遠厚别也。”此古同姓之所以不昏也。《左氏》載鄭叔詹之言曰：“男女同姓，其生不蕃。”《左傳·僖公二十三年》。子産之言曰：“内官不及同姓。美先盡矣，則相生疾。”後人恒以爲是爲同姓不昏之由。然據今之治遺傳學者言，則謂近親婚姻，初不能致子孫於不肖。所慮者，男女體質相類，苟有不善之質，亦必彼此相同，子姓兼受父母之性，其不善之質，益易顯耳。若其男女二者，本無不善之質，則亦初無可慮。其同善質者，子姓之善性，亦將因之而益顯也。至於致疾之説，則猶待研究，醫學家未有言之者也。然則古人之言，何以來邪？其出於迷信邪？抑亦有事實爲據邪？謂其出於迷信。其言固以子姓蕃殖與否及疾病爲據，擬有事實可徵也。謂有事實爲徵，則“晉公子，姬出也，而至於今”一語，已足破叔詹之説矣。然則古人之言，果何自來邪？同姓爲昏之禁，何由持之甚嚴邪？予謂古者同姓不昏，實如《郊特牲》所言，以附遠厚别爲義；而其生不蕃，則相生疾諸説，則後來所附益也。何則？羣之患莫大乎争，争則亂。妃色，人所欲也。争色，致亂之由也。同姓爲昏則必争，争則戈干起於骨肉間矣。《晉語》：“同姓則同德，同德則同心，同心則同志，同志雖遠，男女不相及；畏黷故也。黷則生怨，怨亂毓災，災毓滅姓。是故娶妻避同姓，畏亂災也。”此爲同姓不昏最重之義。古人所以謹男女之别於家庭之中者以此。《坊記》：“孔子曰：男女授受不親。御婦人則進左手。姑姊妹，女子子，已嫁而反，男子不與同席而坐。寡婦不夜哭。婦人疾，問之，不問其疾。以此坊民，民猶淫佚而亂於族。”亂於族，則《晉語》所謂黷也。古者防範甚嚴，淫於他族本不易。有之，雖國君往往見殺。如陳佗、齊莊是也。鄧扈樂淫於魯宫中，則以其爲力人也。又曰：“禮，非祭男女不交爵。以此坊民，陽侯猶殺繆侯而竊其夫人。”陽侯、繆侯，固同姓也，此亂於族之禍也。蓋同姓之争色致亂如此。大爲之坊猶然，而況乎黷乎？此古人所以嚴同姓爲昏之禁也。同姓不昏，則必昏於異姓。昏於異姓，既可坊同姓之黷，又可收親附異姓之功，此則一舉而兩得矣。此附遠厚别，所以爲同姓不昏之真實義也。然則其生不蕃，則相生疾之説，果何自來哉？曰：子孫之盛昌，人之所欲也。凋落，人之所惡也。身，人之所愛也。疾，人之所懼也。以其所甚惡、甚懼，奪其所甚欲，此主同姓不昏之説者之苦心。抑同姓爲昏之禁，傳之既久，求其説而不得，乃附會於此，亦未可知也。《月令》：仲春之月，“先雷三日，奮木鐸以令兆民，曰：雷將發聲，有不戒其容止者，生子不備，必有凶災。”生子不備，猶云其生不蕃；必有凶災，猶云則相生疾；皆以是恐其民也。楚子反將取夏姬。巫臣曰：“是不祥人也。是夭子蠻，殺御叔，弑靈侯，戮夏南，出孔儀，喪陳國，何不祥如是？人生實難，其有不獲死乎？”子反乃止。《左傳》成公二年。蓋愛身之情，足以奪其好色之心如此。叔向之母妒，叔虎之母美而不使。其子皆諫其母。其母曰：深山大澤，實生龍蛇。彼美，余懼其生龍蛇以禍汝。汝敝族也，國多大寵，不仁人間之，不亦難乎？余何愛焉？《左傳》襄公二十二年。蓋古人懼遺傳之不善，足以爲禍又如此。此其生不蕃，則相生疾諸説，所以能奪人好色之心，而禁其亂於族也邪？抑子孫之蕃衍，恃乎宗族之盛昌。宗族之盛昌，恃乎族人之輯睦。因争致亂，夫固足以召亡。又娶於異姓，則一人不能致多女。古惟諸侯娶一國，二國往滕。納女於天子，乃曰備百姓。管氏有三歸，則孔子譏其不儉矣。淫於同族，則可致多女。致多女，固可以致疾，晉平公其一也。其致疾之由在淫，不在所淫者之爲同姓也。然兩事既相附，因誤以由於此者爲由於彼，亦有所恒有也。
一一二昏年考
古書言昏年者：《書傳》、《禮記》、《公羊》、《穀梁》、《周官》，皆以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墨子》、《節用》。《韓非》《外儲説右下》。則謂丈夫二十，婦人十五。《大戴》又謂大古五十而室，三十而嫁。中古三十而娶，二十而嫁。《本命》。《異義》：《大戴禮》説，三十而室，二十而嫁，天子庶人同禮。《左氏》説，天子十五而生子；三十而娶，庶人禮也。案國君十五而生子，見《左》襄九年。諸説紛紛者何？曰：女子十四、五可嫁，男子十五、六可娶，生理然也。果何時娶，何時嫁，則隨時代而不同。大率古人晚，後世較早？則生計之舒蹙爲之也。《家語》：“哀公曰：男子十六精通，女子十四而化，則可以生民矣。而禮，男必三十而有室，女必二十而有夫也，豈不晚哉？孔子曰：夫禮言其極，不是過也。男子二十而冠，有爲人父之端；女子十五許嫁，有適人之道。於此而往，則是婚矣。”《本命解》。男子十六精通，女子十四而化，説與《素問》合。何君《公羊解詁》曰：“婦人八歲備數，十五從嫡，二十承事君子。”《隱公七年》。八歲者，齔之翌年。十五者，化之明歲。准是以言，則二十當云二十二。而云二十者，舉成數也。許慎曰：“姪娣十五以上，能共事君子，可以往。二十而御。”《穀梁》隱公七年《注》。説亦與何君同。王肅述毛，謂男自二十以及三十，女自十五以及二十，皆得嫁娶，《摽有梅·疏》。其説是也。王肅又謂“男年二十以後，女年十五以後，隨任所當，嘉好則成。不必以十五六女，妃二十一二男。雖二十女配二十男，三十男妃十五女，亦可。”亦通論也。王肅又引禮子不殤父，而男子長殤，止於十九，女子十五許嫁不爲殤，證亦極確。毛謂“三十之男，二十之女，禮未備則不待禮，會而行之，所以蕃育人民也。”亦以三十、二十爲極。王肅述毛，得毛意也。然則古者以蕃育人民爲急。越王勾踐，棲於會稽，而謀生聚，至令男二十不娶，女十七不嫁，罪其父母。而其著爲禮，不以精通能化之年；顧曰二十、三十，太古且至三十、五十者，何也？曰：蕃民，古人之所願也。然精通而取，始化而嫁，爲古人財力所不逮，是以民間恒緩其年。此爲法令所無可如何。然曰二十、三十，曰三十、五十，則固已爲之極矣。爲之極，則不可過，猶蕃民之意也。何以知其然也？《説苑》曰：“桓公至平陵，見年老而自養者，問其故。對曰：吾有子九人，家貧，無以妻之，吾使傭而未返也。桓公取外御者五人妻之。管仲入見，曰：公之施惠，不亦小矣？公曰：何也？對曰：公待所見而施惠焉，則齊國之有妻者少矣。公曰：若何？管仲曰：令國丈夫三十而室，女子十五而嫁。”《貴德》。蓋古者嫁取以儷皮爲禮。儷皮者兩麋鹿皮也。《聘禮注》。漢武帝時，嘗以白鹿皮爲幣，值四十萬。白鹿皮固非凡鹿皮比；古時鹿皮，亦不必如漢代之貴。又漢武之爲皮幣，使王侯宗室，朝覲聘享，必以薦璧乃得行，則亦强名其值，猶今紙幣之署若干萬耳；尤非民間用之比。又用儷皮爲士禮，未知庶人以下亦然否？然古皮幣亦諸侯聘享所用，價不能甚賤。假不用之者，《曲禮》言取妻者“爲酒食以召鄉黨僚友”，亦民間所不可少矣。“古者庶人糲食藜藿，非鄉飲酒膢腊祭祀無酒肉。賓婚相召，則豆羹白飯，綦膾熟肉”，《鹽鐵論·散不足篇》。已不易辦矣。管仲非桓公以御女賜平陵之民，而謂施惠當限嫁娶之年，豈有是一令，民間即饒於財哉？有是令，則不可過，不可過，則雖殺禮而莫之非也。《周官》：媒氏“仲春之月，令會男女。於是時也，奔者不禁。若無故而不用令者罪之。”仲春則奔者不禁者，古以九月至正月爲婚期；仲春而猶不克昏，則其乏於財可知；乏於財，故許其殺禮。奔者，對聘而言。不聘即許其殺禮，非謂淫奔也。無故而不用令者，謂非無財，亦奔而不聘也。所謂聘者，則下文云：“入幣純帛無過五兩”是也。大司徒荒政十有二，十曰多昏，《注》：“不備禮。”亦此意也。賈生曰：“秦人家貧子壯則出贅。”諸書或言貧不能嫁。皆嫁娶不易之徵。太古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中古則三十、二十。《論衡》曰：“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法制雖設，未必奉行。何以效之？以令不奉行也。”《齊世篇》。曹大家十四而適人，則漢世嫁取，早於古人矣。故漢惠帝令女子十五不嫁五算也。然則世愈降，則昏年愈早。蓋民生降而益舒，故禮易行也。然墨子謂聖王之法，丈夫年二十毋敢不處家，女子年十五毋敢不事人。聖王既殁，民欲蚤處家者，有所二十處家；其欲晚處家者，有所四十處家。以其早與晚相踐，後聖王之法十年。此爲三十有室，二十而嫁，知古人制禮，必因習俗，非苟爲也。則後世嫁娶，反視古人爲晚。豈古者質樸，禮簡，嫁取易；後世迎婦送女愈侈，故難辦邪？非也。墨子背周道，用夏政；其所述者，蓋亦蕃育人民之法，禹遭洪水行之。猶勾踐棲於會稽，而謀生聚耳，非經制也。若其述當時之俗，民之蚤晚處家者，有二十年之差。民之貧富固不齊，就其晚者，固猶視三十有室之年爲遲矣。國君十五而生子，亦以饒於財，得蚤娶也。故曰：婚年之蚤晚，以民之財力而異也。《漢書·王吉傳》：“以爲世俗聘妻送女無節，則貧人不及，故不舉子。”則後世昏年之早，亦竭蹶赴之，不必其財力果視古代爲饒也。但以大體言之，則後人生計程度，總視古人爲高耳。
蚤昏善邪？晚昏善邪？《尚書大傳》謂“男三十而取，女二十而嫁，通於織絍紡績之事，黼黻文章之美。不若是，則上無以孝於舅姑，而下無以事夫養子。”王吉亦謂“世俗嫁取大早，未知爲人父母之道而有子，是以教化不明，而民多夭”。今學術日進，人之畢業大學者，非二十四五不可；教子養子之道，亦愈難明；則是嫁取愈當晚也。然人之知妃色，亦在二七二八之年。强之晚昏。或至傷身而敗行。若謂不知爲父母之道，則將來兒童，必歸公育。今人一聞兒童公育之論，無不色然駭者。以爲“愛他人之子，必不如其愛己之子；而父母愛子之心，出於自然；母尤甚；强使不得養其子，是使爲父母者無所用其愛也”。是亦不然。今者教育之責，父母多不自尸而委諸師，豈師之愛其弟子，逾於父母之愛其子？而爲父母者，欲其子之善，不若欲其子之壯佼之切乎？教育亦專門之學，非盡人的能通；又繁瑣之事，非盡人所克任故也。然則育子亦專門之業，亦繁瑣之事，其非盡人所能通，所克任，而當委諸專司其事之人，將毋同？父母之愛其子，與凡仁愛之心，非有異也，視所直而異其施耳。今之世，委赤子於途，則莫或字之，或且戕賊之，父母之卵翼之，宜也。世界大同，人人不獨子其子。今日爲父母之愛，安知不可移諸他途？豈慮其無所用而戕其身邪？
嫁娶之時：《繁露》云：“霜降逆女，冰泮殺内。”《循天之道篇》。《荀子》同。《大略篇》。王肅謂自九月至正月，引《綢繆》三星之象爲證，見《疏》。其説是也。所以然者，“霜降而婦功成，冰泮而農業起”。亦王肅説。古人冬則居邑，春即居野，秋冬嫁取，於事最便，所謂循天之道也。《周官》仲春“奔者不禁”，乃貧不能具禮者，許其殺禮。王肅以爲蕃育法，亦是也。《毛傳》於《東門之楊》，言“男女失時，不逮秋冬”，則其意亦同董、荀。王肅述毛，得毛意也。鄭玄好主《周官》而不諦，誤其失時殺禮之法爲正法，并《邶》詩“士如歸妻，迨冰未泮”語意明白者，而亦曲釋之，非也。
一一三釋夫婦
夫婦二字，習用之。詁曰：“夫，扶也。”“婦，服也。”其義甚不平等，然非夫婦二字之初詁也。夫婦之本義，蓋爲“抱負”，其後引伸爲“伴侣”。何以言之？《史》、《漢·高帝紀》有武負，《陳丞相世家》有張負。如淳曰：“俗謂老大母爲阿負。”司馬貞曰：“負是婦人老宿之稱。”然《高帝紀》以王媪、武負并言，則負必小於媪。師古曰：“劉向《列女傳》云：魏曲沃負者，魏大夫如耳之母也。此則古語謂老母爲負耳。王媪，王家之媪也。武負，武家之母也。”予謂媪爲老婦之稱；母不必老，凡主婦皆可稱之，猶男子之稱父也。然則王媪爲老婦；武負、張負，特其家之主婦耳。正婦字之轉音也。今用婆字，亦具二義。俗稱老婦爲老太婆，即如淳所謂老大母。吴俗稱妻曰家主婆，則古書皆作家主婦也。《爾雅·釋魚》：“鱊鮬，鱖婦。”王氏筠曰：“今稱爲鱖婆。”知二字之相淆久矣。古以南爲陽，北爲陰。亦以人身之胸腹爲陽，背爲陰。故南鄉而立，則曰：“左聖，鄉仁，右義，背藏。”《禮記·鄉飲酒義》。南訓任，男亦訓任。北訓背，負亦訓背，《秦策注》。可知婦、背本一字。《方言》：“抱，耦也。”則抱有夫義。抱、負雙聲，《淮南·説林注》：“背，抱也。”夫婦亦雙聲，夫婦抱負，正一語也。《老子》：“萬物負陰而抱陽，沖氣以爲和。”負陰而抱陽，猶言婦陰而夫陽。沖氣以爲和，則夫婦合而生一子矣。古言抱負，猶今言正負。正負各得其體之半，故孳乳爲半字。《儀禮》：“夫妻牉合”，正言其爲一體也。物之正負，不能相離，故又孳乳爲伴字。《説文》：“?，并行也。”讀若伴侣之伴。《説文》無侣字，伴訓大，讀若當出後人沾注。然其語自有所本。?蓋伴侣之伴之正字也。《漢書·天文志》：“晷：長爲潦，短爲旱，奢爲扶。”《注》：“鄭氏曰：扶當爲蟠，齊魯之間聲如酺。晉灼曰：扶，附也。小人佞媚，附近君子之側也。”《通卦驗》：“晷，進爲贏，退爲縮，稽爲扶。扶者，諛臣進，忠臣退。”鄭《注》：“扶亦作?。”《集韻》亦云：“古扶字作?。”并文音義，多同本文，可知夫?實一字。故訓夫之言扶，猶曰夫之言?耳。諸侯之妻曰夫人，亦此義。不然，豈凡婦皆待其夫扶之，獨諸侯則當待其婦扶之乎？物之正負，既不可離，即恒相依附。故負訓恃，亦訓依。夫訓附，亦訓傅。《詩》：“夫也不良。”毛《傳》：“夫，傅相也。”《郊特牲》：“夫也者，夫也。”《注》：“夫或爲傅。”《方言》：“北燕朝鮮冽水之間，謂伏雞曰抱。”皆附著之意也。
一一四原妾
社會學家言畜妾之由：曰女多男少也。曰男子好色之性，不以一女子爲已足也。曰男子之性，好多漁婦女也。曰女子姿色易衰，其閉房亦較男子爲早也。曰求子姓之衆多也。曰女子可從事操作，利其力也。曰野蠻之世，以致多女爲榮也。徵諸我國書傳，亦多可見之。《周官》：職方氏，揚州，其民二男五女。荆州，一男二女。豫州，二男三女。青州，二男二女。兖州，二男三女。雍州，三男二女。幽州，一男三女。冀州，五男三女。并州，二男三女。其數未必可信。然據生物學家言：民之生，本男多於女。而其死者亦衆。故逮其成立，則女多於男。脱有戰争，則男女之相差尤甚。吾謂戰争而外，力役甚者，亦足殺人。又女子恒處家，希觸法網。刑戮所及，亦恒少於男。天災流行，捍之者多死，亦戰争類也。古代女子皆能勞作，非若後世待豢於人。溺女等風，古必無有。試觀古書多言生子不舉，未嘗偏在於女，可知也。然則男少女多，古代亦必不免矣。惟男女雖有多少，初不得謂當藉畜妾以調劑之。古代人畜妾，亦未必有調劑男女多少之意，只是以快淫欲耳。《墨子》謂“當今之君，大國拘女累千，小國累百，是以天下之男，多寡無妻，女多拘無夫。”齊宣王曰：“寡人有疾，寡人好色。”孟子告以“大王好色”，“内無怨女，外無曠夫。”皆以怨、曠并言。則當時之民，怨女固多，曠夫亦不少矣。拿破侖曰：“一男子但有一女子則不足，以其有姅乳時也。”《内則》：妻將生子，及月辰，居側室。三月之末，見子於父，乃後適寢。妾亦三月見子，而後入御。《漢律》：姅變者不得侍祠。《説文解字》。即拿破侖之説也。班氏《女誡》謂“陽以博施爲貴，陰以不專爲美。”此男權盛時，好漁色之男子所創之義也。《素問》謂女子二七而天癸至，七七而天癸竭。丈夫二八天癸至，七八天癸竭。《上古天真論》。則女子閉房之歲，早於丈夫者殆十年。韓非曰：“丈夫年五十，而好色未解也；婦人年三十，而美色衰矣。以衰美之婦人，事好色之丈夫，則身死，見疏賤，而子疑不爲後。此後妃夫人，所以冀其君之死者也。”《韓非子·備内》。古制三十而娶，二十而嫁，女小於男者十年，殆以此歟？然三十而美色衰，五十而好色未解，雖小十年，終不相副。況三十二十，特辜較言之，課其實，男女之年，未必相差至是。此亦男子之所以好廣漁色邪？若夫求子姓之多，則詩人以則百斯男頌文王其事也。古重傳統，統系在男，則無子者不得不許其畜妾，不許畜妾，則不得不許其棄妻更取，而無子爲七出之一矣。《詩》又曰：“摻摻女手，可以縫裳。”毛《傳》：“婦人三月廟見，然後執婦功。”《箋》曰：“未三月，未成爲婦。裳，男子之下服。賤，又未可使縫。魏俗使未三月婦縫裳，利其事也。”然則坐男立女之風，正不待盛唐詩人而後興歎矣。多妻淫佚，義士所羞。此非流俗所知。流俗方以是爲美談耳。西南之夷，有八百媳婦者，傳言其酋有妻八百，與《周官》之侈言女御，何以異邪？然則社會學家所言畜妾之由，征諸吾國，靡不具之。人類之所爲，何其異時異地而同揆也？
一一五飲食進化之序
野蠻之人，多好肉食，然後卒改食植物者，實由人民衆多，禽獸不足之故。《禮運》曰：昔者先王未有火化，食草木之實，鳥獸之肉，飲其血，茹其毛。疏曰：“雖食鳥獸之肉，若不能飽者，則茹食其毛，以助飽也。若漢時蘇武，以雪雜羊毛而食之，是其類也。”茹毛飲血四字，讀書者往往隨意讀過，不加細想，一經研究，實有飲食進化之理存焉。
《詩·豳風》：“九月築場圃。”箋云：“耕治之以種菜茹。”疏曰：“茹者，咀嚼之名。以爲菜之别稱，故書傳謂菜如茹。”案：毛言茹，菜亦言茹，則古人之食菜，乃所以代茹毛也。《墨子·辭過》曰：“古之民未知爲飲食時，素食而分處。故聖人作誨，男耕稼樹藝，以爲民食。其爲食也，足以增氣充虚，强體適腹而已矣。”孫氏閒詁曰：“素食，謂食草木。《管子·七臣七主》曰：‘果蓏素食當十石。’素，疏之叚字。《淮南子·主術訓》云：‘夏取果蓏，秋畜疏食。’疏，俗作蔬。《月令》：‘取疏食。’鄭注云：‘草木之實爲疏食。’《禮運》説上古，云：‘未有火化，食草木之實。’即此素食也。”愚案《周官·太宰》“九職”：“八曰臣妾，聚斂疏材。”注：“疏材，百草根實可食者。”委人：“掌斂野之賦”，“凡疏材木材，凡畜聚之物。”《管子》謂“萬家以下，則就山澤。”《八觀》。可見疏食之利之溥矣。疏，本訓草木之實，草木之實，較之穀食爲麤，故引申爲麤疏。凡穀之不精者，亦以疏食稱之。《雜記》：“孔子曰：吾食於少施氏而飽，少施氏食我以禮。吾祭，作而辭曰：‘疏食不足祭也。’吾飧，作而辭曰：‘疏食也，不足以傷吾子。’”疏曰：“疏麤之食，不可强飽。以致傷害”是也。《吕覽·審時》曰：“得時之稼，其臭香，其味甘，其氣章。百日食之，耳目聰明，心意睿智，四衛變强。”注：“四衛，四枝也。”“凶氣不入，身無苛殃。黄帝曰：‘四時之不正也，正五穀而已矣。’”穀食精者之勝麤，猶其麤者之勝疏食，亦猶疏食之勝鳥獸之毛也，此飲食進化之由也。
原刊《社會期刊》創刊號，一九二九年出版
一一六古代貴族飲食之侈
古代貴族平民，生活程度，相去頗遠。今先就飲食一端論之。《左傳》莊公十年：“齊師伐我，公將戰。曹劌請見。其鄉人曰：肉食者謀之，又何間焉？”杜《注》曰：“肉食，在位者。”《正義》曰：“昭四年《傳》説頒冰之法，云：食肉之禄，冰皆與焉。大夫命婦，喪浴用冰。蓋位爲大夫，乃得食肉也。”《詩》：“牧人乃夢，衆維魚矣。”“大人占之，衆維魚矣，實維豐年。”《箋》曰：“魚者，庶人之所以養也。今人衆相與捕魚，則是歲熟相供養之祥。”故《孟子》以“不違農時，五穀不可勝食”，“數罟不入污池，魚鱉不可勝食”并言也。《王制》言“六十非肉不飽”，《孟子》言“七十可以食肉。”然孔子告子路：“啜菽飲水，盡其歡，斯之謂養”，則亦非貧者所能必得矣。平民與士大夫之食，禮之所定，相去如此。然論其實，則尚有不止此者。
《墨子·辭過》曰：“古之民，未知爲飲食時，素食而分處。故聖人作，誨男耕稼樹藝，以爲民食。其爲食也，足以增氣充虚，强體適腹而已矣。故其用財節，其自養儉，民富國治。今則不然，厚斂於百姓，以爲美食刍豢，蒸炙魚鱉。大國累百器，小國累十器，前方丈，《孟子·盡心》：“食前方丈。”趙注：“極五味之饌，食列於前，方一丈。”目不能徧視，手不能徧操，口不能徧味。冬則凍冰，夏則飾饐。人君爲飲食如此，故左右象之，是以富貴者奢侈，孤寡者凍餒，雖欲無亂，不可得也。”
今案人君之食，《周官》膳夫舉其凡，曰：“凡王之饋：食用六穀，膳用六牲，飲用六清，羞用百有二十品，珍用八物，醬用百有二十甕。”食醫職云：“掌和王之六食、六飲、六饍、百羞、百醬、八珍之齊。”
六穀者：稌、黍、稷、粱、麥、苽，皆嘉穀也。《内則》：“飯：黍、稷、稻、粱、白黍、黄粱、稰穛。”下言白黍，則上謂黄黍。下言黄粱，則上謂白粱也。孰穫曰稰，生穫曰穛。《正義》曰：“《玉藻》：諸侯朔食四簋：黍、稷、稻、粱。此則據諸侯，其天子則加以麥、苽爲六。”
六牲者：馬、牛、羊、犬、豕、雞。
六清者：水、漿、醴、涼、醫、酏。鄭《注》：據漿人也，酒正無水涼二物。鄭云：“無厚薄之齊，故酒正不辨矣。”《内則》：“飲：重醴、稻醴清糟、黍醴清糟、粱醴清糟，或以酏爲醴、黍酏、漿、水、醷、濫。”疏：“稻、粱、黍之醴，各有清糟，皆相配重設，故曰重醴。”《周官》：漿人共王之六飲無糟，而共後夫人致飲於賓客有之。蓋亦該於醴中也。“或以酏爲醴”《注》云：“釀粥爲醴”，即《周官》之醫。“黍酏”，即《周官》之酏。“漿”，即《周官》之漿。“水”，即《周官》之水，“濫”《注》云：“以諸和水也，以《周禮》六飲校之，則濫，涼也。”《疏》云：“漿人《注》涼，今寒粥，若糗飯雜水也。則此以諸和水，謂以諸若糗飯之屬和水也。諸者，衆雜之辭。”《釋文》曰：“乾桃乾梅皆曰諸”，疑《釋文》是也。酏爲《周官》所無，司農以爲即醫，鄭《注》曰梅漿。
羞即庶羞，出於牲及禽獸，以備滋味。鄭《注》云：“《公食大夫禮》、《内則》：下大夫十六，上大夫二十，其物數備焉。天子諸侯，有其數，而物未得盡聞。”《疏》云：“此經云百有二十者，是天子有其數。掌客云上公食四十，侯伯三十二，子男二十四，是諸侯有其數也。”今案《内則》云：“膳、膷、臛牛。醢、臛羊。膮、臛豕。醢、鄭云：衍字。牛炙醢、熊氏云：豕、牛、羊之下，即其肉之醢。牛胾醢、牛膾、羊炙、羊胾醢、豕炙醢、豕胾、芥醬、魚膾、雉、兔、鶉、鷃。”《公食大夫禮》：作??。自魚膾以上十六豆，爲下大夫之禮。雉、兔、鶉、鷃，則上大夫所加，此公食大夫所設也。《内則》又云：“牛脩一，鹿脯二，田豕脯三，麋脯四，麕脯五，麋六，鹿七，田豕八，麕九，皆有軒，雉十，兔十一，皆有筆，爵十二，鷃十三，蜩蟬也。十四，範蜂也。十五，芝栭十六，庾蔚曰：無華葉而生者曰芝栭。蔆十七，椇十八，棗十九，栗二十，榛二十一，柿二十二，瓜二十三，桃二十四，李二十五，梅二十六，杏二十七，柤梨之不臧者。二十八，梨二十九，薑三十，桂三十一。”鄭云：三十一物，皆人君食燕所加也。《内則》又云：食：《注》：“目，人君燕食所用也。”皇氏云：蝸一，苽食二，雉羹三，麥食四，脯羹五，雉羹六，析稌細析稻米爲飯。七，犬羹八，兔羹九，和糝不蓼，《注》：“凡羹齊宜，五味之和，米屑之糝，蓼則不矣。”《疏》：“此等之羹，宜以五味調和，米屑爲糝，不須加蓼。”濡豚十，包苦實蓼，《注》：“凡濡，謂烹之，以汁和也。苦，苦荼也，以包豚，殺其氣。”濡雞十一，醢醬實蓼，濡魚十二，卵醬實蓼，《注》：“卵讀爲鯤，鯤，魚子。”濡鱉十三，醢醬實蓼，腶脩十四，蚳醢十五，《注》：“蚳，蚍蜉子也。”《釋文》：“蚳，蟻子也。”脯羹重出，兔醢十六，麋膚十七，魚醢十八，魚膾十九，芥醬二十，麋腥二十一，腥，生肉，上麋層謂熟也。醢二十二，醬二十三，桃諸二十四，梅諸二十五，卵鹽二十六。大鹽。鄭云：“二十六物，似皆人君燕所食也。《疏》云：按《周禮·掌客》云：諸侯相食，皆鼎簋十有二，其正饌與此不同。其食臣下，則《公食大夫禮》，具有其文，與此又異，故疑是人君燕食也。”《周官》百有二十品，雖不得盡聞，亦可以見其概矣。
珍，鄭《注》云：“淳熬，淳母，炮豚，泡牂，搗珍，漬，熬，肝?。”亦見《内則》。
醬，鄭云：“醯醢。”即醢人職云：“王舉則共醢六十瓮。以五齊、七醢、七菹、三臡實之”，醯人云：“王舉則共齊、菹、醯物六十瓮”者也。五齊者：昌本、昌蒲根，切之四寸爲菹。脾析、牛百葉。蜃、大蛤。豚拍、鄭大夫、杜子春皆以拍爲膊，謂脅也；或曰：豚，拍，肩也。深蒲、鄭司農云：薄蒻入水深，故曰深蒲。或曰：桑耳。七醢：、蠃、螔蝓。蠯、小蛤。蚳、蛾子。魚、兔、雁。七菹：韭、菁、茆、鳧葵。葵、芹、菭、荀。三臡：麋、鹿、麇。“凡醯醬所和，細切爲虀，全物若?爲菹。菜肉通。”“作醢及臡者，必先膊乾其肉，乃後莝之，雜以粱曲及鹽，漬以美酒，涂置甀中百日，則成矣。”此與八珍，作之皆極費時者也。
王日一舉，《注》：以朝食。燕食奉朝之餘饍。燕食，謂日中及夕食也。《注》又云：後與王同庖。《疏》云：“不言世子，則世子與王别牲。”鼎十有二物，皆有俎。《疏》云：“趙商問：王日一舉，鼎十有二，是爲三牲備焉。商案《玉藻》：天子日食少牢，朔月太牢，禮數不同，請聞其説。鄭答云：《禮記》後人所集，據時而言，或以諸侯同天子，或以天子與諸侯等。禮數不同，難以據也。王制之法，與禮違者多，當以經爲正。”案《周官》六國時書，《玉藻》所述蓋較古，愈近愈侈也。
齊則日三舉。有小事而飲酒，謂之稍事，此康成説。司農以爲非日中大舉時而間食。設薦脯醢。其内羞，則醢人所供四籩之實，醢人所供四豆之食也。朝事之籩八：曰麷、熬麥也。曰??、麻子也。曰白、熬稻米也。曰黑、熬黍米也。曰形鹽、司農曰：築鹽爲虎形。康成曰：鹽之似虎者。曰膴、?生魚肉爲大臠。曰鮑、曰鱐。乾魚也。饋食之籩：曰棗、曰栗、曰桃、曰乾?、曰榛實。乾?即乾梅，《疏》云：當别有乾桃。濕梅、棗亦宜有乾者，凡八也。加籩，以蓤、芡、栗、脯四物爲八籩。司農云：栗當爲脩，司農之。意以栗與饋食之籩同也。羞籩二：曰糗餌、曰粉餈、見《内則》。朝事之豆八：曰韭菹、曰醢醓、曰昌本、曰麋臡，曰菁菹、曰鹿臡、曰茆菹、曰麇臡。饋食豆八：曰葵菹、曰蠃醢、曰脾析，蠯醢、曰蜃、曰蚳醢、曰豚拍、曰魚醢。加豆之實八：曰芹菹、曰兔醢、曰深蒲、曰醓醢、曰箈菹、曰雁醢、曰笋菹、曰魚醢。羞豆之實二：曰酏食、日糝。亦見《内則》。
“列之方丈，目不能徧視，手不能徧操，口不能徧味。冬則凍冰，夏則飾饐”，信矣。
案《王制》曰：“羹食，自諸侯以下，至於庶人，無等。”《注》曰：“羹食，食之主也，庶羞乃異耳。”《疏》曰：“此謂每日常食。”《左傳》隱公元年：穎考叔有獻於公，公賜之食，食舍肉。公問之，對曰：“小人有母，皆嘗小人之食矣，未嘗君之羹，請以遺之。”杜《注》曰：“宋華元殺羊爲羹享士，蓋古賜賤官之常。”《疏》曰：“《禮》公食大夫，及《曲禮》所記大夫士與客燕食，皆有牲體殽胾，非徒設羹而已。此與華元享士，惟言有羹，故疑是賜賤官之常。”愚案孔子稱顔回“一簞食，一瓢飲。”其自述則曰：“飯疏食，飲水。”《鄉黨》記孔子之行，則曰：“雖疏食菜羹，必祭。”《孟子》言：“簞食豆羹，得之則生，弗得則死。”《檀弓》言：“黔敖左奉食，右執飲。”墨子稱堯，“黍稷不二，羹胾不重，飯於土塯，啜於土形。”《節用中》。《韓非子·十過》：“堯飯於土簋，飲於土鉶。”《史記·李斯傳》：“二世曰：堯飯土匭，啜土鉶。”《韓詩外傳》：“舜飯乎土簋，啜乎土型。”《史記·自序》：墨家亦尚堯、舜道，言其德行曰：“食土簋，啜土刑，糲粱之食，藜藿之羹。”凡古人之言食，無不以羹食并舉者，元凱之言，雖億度，固事實也。《曲禮》曰：“凡進食之禮：左肴右胾，食居人之左，羹居人之右。膾炙處外，醯醬處内。葱?處末，酒漿處右。以脯脩置者，左朐右末。”《管子·弟子職》曰：“凡彼置食：鳥獸魚鱉，必先菜羹。羹胾中列，胾在醬前。其設要方。飯是爲卒，左酒右醬。”《曲禮》所加，不過肴胾、膾炙、醯醬、葱?、酒漿。《弟子職》所加不過酒、醬及肉。一爲大夫、士與賓客燕食之禮，一爲養老之禮矣。食以羹食爲主，信不誣也。《弟子職》謂：“凡彼置食，其設要方。”蓋古人設食之禮如所云，設之方不數尺耳。而當時之王公大人，設食至於方丈，其侈固可見矣。《内則》又曰：“大夫，燕食，有膾無脯，有脯無膾，士不貳羹胾。”《疏》曰：“謂士燕食也。若朝夕常食則下云：羹食，自諸侯以下，至於庶人，無等。”
飲食愈後則愈侈。墨子用夏政，孔子言“禹菲飲食”，而墨子亦病時人之侈於食，可見夏時之儉。《内則》曰：“大夫無秩饍。大夫七十而有閣。天子之閣，左達五，右達五。公侯伯於房中五。大夫於閣三。士於坫一。”《注》曰：“秩，常也。”“五十始命，未甚老”，故必七十而後有秩饍也。“閣，以板爲之，庋食物。”五者：“三牲之肉及魚臘。”此則較常人少侈耳，尚未至食前方丈也。
古代外交之禮，亦可見其飲食之侈。據《聘禮》，客始至，則設飧。飪謂孰。一牢，在西，鼎九，牛、羊、豕、魚臘、腸、胃、膚、鮮魚、鮮臘。膚，豕肉也。羞鼎三，膷、臐、膮，即陪鼎。腥，一牢，在東，鼎七，無鮮魚鮮臘。此中庭之饌也。其堂上之饌八：八豆、醠醢、昌本、麋臡、菁菹、鹿臡、葵菹、蝸醢、韭菹。八簋。黍、稷。六鉶、牛、羊、豕。兩簠、粱、稻。八壺。稻酒、粱酒。西夾六：六豆，六簋，四鈃，兩簠，六壺。六豆無葵菹、蝸醢、餘實與前同。門外，米禾皆二十車，薪刍倍禾。上介，飪，一牢，在西，鼎七，羞鼎三，堂上之饌六，西夾無。門外，米禾皆十車，薪刍倍禾。衆介，皆少牢，鼎五。羊、豕、腸、胃、魚臘。堂上之饌：四豆，四簋，兩鈃，四壺，無簠。既見而歸瓮餼。牲：殺曰饔，生曰餼。《周官·司儀注》：“小禮曰飱，大禮曰饔餼。”則五牢，飪，一牢，鼎九，腥，二牢，鼎七。堂上：八豆，八簋，六鉶，兩簠，八壺。西夾：六豆，六簋，四鉶，兩簠，六壺。饌於東方，亦如之。東夾室。醯醢百甕，甕受斗二升。餼二牢，米百筥。黍、粱、稻、稷。門外，米三十車，車秉有五籔，凡二十四斛。禾三十車，車三秅，凡千二百秉。薪刍倍禾。上介三牢，飪、一牢，鼎七，羞鼎三，腥一牢，鼎七。堂上之饌六，西夾亦如之。筥及甕如上賓。餼，一牢。門外米禾視死牢。牢十車。薪刍倍木。士介四人，皆餼大牢，米百筥。夫人歸禮。堂上籩豆六，脯醢。筥黍清皆兩壺。稻、黍、粱、酒，皆有清白，筥言白，清指粱，各舉一也。大夫餼賓，大牢，米八筐。黍粱各二，稷四。筐，五斛。上介亦如之。衆介，皆少牢，米六筐。公於賓，一食再饗，燕與羞雁鶩之屬。俶獻始獻四時新物，《聘義》所謂時賜，無常數。上介，一食一饗。大夫於賓，一饗一食。上介，若食若饗。既致饔，旬而稍。謂廪食也。行聘禮一旬之後，或逢凶變，或主人留之，不得時反，即有稍禮。宰夫始歸乘禽，雁鶩之屬，日如其饔餼之數。士，中日則二雙。《周官·掌客》：王合諸侯而饗禮，公、侯、伯、子、男盡在，兼享之則具十有二牢，庶具百物備。王巡守殷國，國君饍以牲犢。令百官，百牲皆具。從者：三公視上公，鄉視侯伯，大夫視子男，士視諸侯之卿，庶子視大夫。凡諸侯之禮，諸侯自相待，天子待諸侯亦同。上公五積，侯伯四，子男三，皆視飱牽，謂所共如飱，而牽牲以往，不殺也。一積視一飱，飱五牢，五積則二十五牢。又云視飱，則有刍薪禾米等。三問皆脩，侯伯再，子男一。羣介、行人、宰、史，皆有牢。飱五牢，侯伯四，子男三。食四十，庶羞器。侯伯三十二，子男二十四。簠十，稻粱器。侯伯八，子男六。豆四十，菹醢器。侯伯三十二，子男二十四。鉶四十有二，羹器，鄭云：宜爲三十八。侯伯二十八，子男十八。壺四十，酒器。侯伯三十二，子男二十四。鼎、牲器。簋黍稷器。十有二，侯伯子男同。牲三十有六，鄭云：牲當爲腥。侯伯二十七，子男十八。饔餼：九牢，侯伯七，子男五，其死牢如飱之陳。牽四牢，侯伯三，子男二。米百有二十筥，侯伯百，子男八十。醯醢百有二十罋，侯伯百，子男八十。車米視牲牢，牢十車，車秉有五籔，侯伯三十車，子男二十。車禾視死牢，牢十車，車三秅，侯伯四十車，子男三十。刍薪倍禾。乘禽日九十雙，侯伯七十，子男五十。殷膳中膳。致太牢，以及歸，三饗，三食、三燕，侯伯再，子男一。凡介、行人、宰、史，皆有飱饔餼，以其爵等，爲之牢禮之陳數。惟上介有禽獻。夫人致禮。八壺、八豆、八籩，侯伯同，子男六。膳大牢，致饗大牢，子男不饗。食大牢，卿皆見以羔。膳大牢，侯伯特牛。侯伯子男，各有差等。卿大夫士，不從君而來聘者，如其介之禮待之。大行人：上公之禮，禮九牢，《注》：“禮，大禮，饔餼也，三牲備爲一牢。”侯伯七，子男五。三享，王禮，再祼，《注》再飲公也。侯伯子男同。而酢，《注》報飲王也。子男不酢。饗禮九獻，侯伯七，子男五。食禮九舉。司農云：舉，舉樂也。後鄭曰：舉牲體九飯也。《疏》云：此經食禮九舉與饗禮九獻相連，故以爲舉牲體，其實舉中，可以兼樂。侯伯七，子男五。出入五積，《注》：謂饋之刍米也。侯伯四，子男三。《疏》云：在路供賓，來去皆五積。三問，三勞，《注》問，問不恙也。勞，苦倦之也。皆有禮，以幣致之。侯伯再，子男一。侯伯子男，亦各有差等。蓋其一食之費，足當平民終歲之飽矣。《聘義》曰：“古之用財者，不能均如此。然而用財如此其厚者，言盡之於禮也。盡之於禮，則内君臣不相陵，而外不相侵。故天子制之，而諸侯務焉耳。”此固然。然其時王公大人之食用，與平民相去之遠，則可見矣。
《玉藻》：天子“皮弁，以日視朝，遂以食，日中而餕。《注》：餕，朝食之餘也。奏而食。《注》：奏，奏樂也。日少牢，朔月大牢。五飲：上水、漿、酒、醴、酏”。諸侯“朝服，以日視朝於内朝，……退適路寢聽政。使人視大夫，大夫退，然後適小寢。釋服。又朝服以食，特牲三俎，祭肺。《注》：食必復朝服，所以敬養身也。三俎：豕、魚、臘。夕深衣，祭牢肉。《注》：祭牢肉，異於始殺也。天子言日中，諸侯言夕，天子言餕，諸侯言祭牢肉，互相挾。朔月少牢五俎、四簋。《注》：五俎，加羊與其腸胃也。朔月四簋，則日食粱稻各一簋而已。子卯，稷食菜羹。《注》：忌日貶也。夫人與君同庖。《注》：不特殺也。《疏》：舉諸侯，天子可知。君無故不殺牛，大夫無故不殺羊，士無故不殺犬豕。《注》：故，謂祭祀之屬。《疏》：言祭祀之屬者，若待賓客饗食，亦在其中。案此三語，亦見《王制》。又曰：無故不食珍，庶羞不逾牲。君子遠庖廚，凡有血氣之類，弗身踐也”。《注》：踐當爲翦，翦猶殺也。所言與《周官》大同小異。如《周官》天子日食大牢，則無故得殺牛矣。
《玉藻》又曰：“年不順成，則天子素服，乘素車，食無樂。”又言諸侯之禮曰：“至於八月不雨，君不舉。年不順成，君衣布搢本，關梁不租，山澤列而不賦，土功不興，大夫不得造車馬。”《王制》曰：“以三十年之通，雖有凶旱水溢，民無菜色，然後天子食，日舉，以樂。”《曲禮》曰：“歲凶，年穀不登，君膳不祭肺，馬不食穀，馳道不除，祭事不縣，大夫不食粱，士飲酒不樂。”此蓋隆古共産社會，同甘共苦之遺制。三代制禮，猶有存者，特不能盡守耳。後世去古愈遠，遺意寖淪。“朱門飽粱肉，路有凍死骨”，視爲固然，曾無愧惻。不惟大同之世之人，所夢想不到；即視三代守禮之貴族，亦有愧色矣。
原刊《社會期刊》創刊號，一九二九年出版
一一七原酒
《史記》謂紂以酒爲池。《正義》引《六韜》，云：“紂爲酒池，回船糟丘而牛飲者，三千餘人爲輩。”此其池當大幾何，其酒當得幾許，不問而知其誕謾矣。然其説亦有所本。《禮運》述太古之俗，“污尊而抔飲”。鄭《注》云：污尊，鑿地爲尊也；抔飲，手掬之也。《周官》萍氏：“掌國之水禁，几酒《注》：苛察沽買過多及非時者。謹酒《注》：使民節用酒也。禁川游者。”夫鑿地而飲，則所飲者水也。几酒、謹酒與掌水禁同官，尤邃初酒與水無别之明證。蓋大上僅飲水，後乃易之以酒也。何以知其然也？古之飲者必以羣。《酒誥》曰：“羣飲，女勿佚，盡執拘以歸於周，予其殺。”夫當酒禁甚嚴之世，寧不可杜門獨酌，以遠罪戾，而必羣飲以遭執殺之刑哉？則習之不可驟改也。《禮器》：“周禮其猶醵與。”《注》：王居明堂之禮，仲秋乃命國醵。《周官》酒正：“掌酒之政令，以式法授酒材，凡爲公酒者亦如之。”《注》謂鄉射飲酒，酒正授以式法及酒材，使自釀之。族師：“春秋祭酺。”《注》謂：族長無飲酒之禮，因祭酺，而與其民以長幼相獻酬焉。《疏》曰：知因祭酺有飲酒之禮者，鄭據《禮器》、《明堂禮》，皆有醵法。然則醵之由來尚矣。蓋部落共産之世，合食之遺俗也。夫當部落共産之世，其尚不能造酒，而惟飲水也審矣。斯時之聚食，蓋或就水邊，或則鑿地取水。至後世猶襲其風，羣飲者必在水邊。其初鑿地取水後雖易以酒，亦或鑿地盛之。故几酒與掌水禁同官，而紂亦作大池，以示其侈也。云牛飲者三千人爲輩，固《論衡》所謂語增之流；然其説固有所本，非盡子虚也。《易·序卦》言“飲食必有訟”，蓋由羣飲沈湎，以致争鬥，非争食也。漢世賜民牛酒，蓋實授以酒，古給公酒之遺。其賜民酺，則聽其合錢聚飲，古所謂醵也。
或曰：焉知酒之興，必後於部落共産之世乎？曰：有徵焉。《禮運》言“汙尊抔飲”與“燔黍捭豚”、“蕢桴土鼓”并舉。又曰：昔者先王未有火化，食鳥獸之肉，飲其血，菇其毛。後聖有作，然後脩火之利。以炮，以燔，以亨，以炙，爲醴酪。《疏》曰：“未有火化，據伏羲以前。以燔捭豚，即是有火。燔黍捭豚，汙尊捭飲，指神農，以《明堂位》云，土鼓葦籥，伊耆氏之樂。《郊特牲》曰：伊耆氏始爲蜡，焉説以伊耆氏爲神農。今此云蕢桴土鼓，故知謂神農也。”《士昏禮疏》云：汙尊抔飲，謂神農時，雖有黍稷，未有酒醴。後聖有作，以爲醴酪，據黄帝以後。案《禮運》言“汙尊抔飲”與“以爲醴酪”對舉，此疏是。《禮運·疏》謂：汙尊，乃鑿池汙下而盛酒，恐非。然亦可證後來有鑿池盛酒之事。然則酒醴之作，蓋在黄帝以後也。凡酒，稻爲上，黍次之，粟次之。《聘禮注》。五齊三酒，俱用秫、稻、曲、蘖、鬯酒用黑黍《周官》酒正《疏》。皆有資於農産。神農時，農事初興，農産未盛，未必能以之爲酒。謂酒起黄帝以後，近於實也。
《戰國策》曰：儀狄作酒，禹飲而甘之。遂疏儀狄而絶旨酒，曰：後世必有以酒亡其國者，則夏時酒尚不甚通行。《明堂位》曰：“夏后氏尚明水，殷尚醴，周尚酒。”《注》：此皆其時之用耳，言尚非。案《禮器》、《郊特牲》，皆言“玄酒之尚”，《郊特牲》作“玄酒明水之尚。”《士昏禮疏》曰：“相對，玄酒與明水别。通而言之，明水亦名玄酒。”《玉藻》曰：“凡尊，必尚玄酒。惟君面尊，惟饗野人皆酒。”《注》蜡飲不備禮。《疏》：饗野人，謂蜡祭時也。野人賤，不得比士，又無德，又可飽食，則宜貪味，故惟酒而無水也。案如予説，玄酒所以和酒而飲。饗野人之酒蓋不多，故無待於和也。見下。則古祭祀飲食，皆尚玄酒。《士昏禮》：酌玄酒。三屬於尊。《疏》云：“明水，若生人相禮，不忘本，亦得用。”康成所知者，作記者無由不知。則所謂尚者，正即康成所謂用耳。《疏》云：《儀禮》設酒尚玄酒，是周家亦尚明水也。《禮運》云：澄酒在下，則周世不尚酒。
《周官》酒正，有五齊、三酒、四飲。五齊者：泛齊、醴齊、盎齊、緹齊、沈齊。《注》云：自醴以上尤濁，盎以下差清。三酒者：一曰事酒，《注》云：即今醳酒。《疏》云：冬釀春成。二曰昔酒，《注》云：今之酋久白酒，所謂舊醳。《疏》云：久釀乃熟，故以昔酒爲名。對事酒爲清，對清酒爲白。三曰清酒。《注》：今中山冬釀接夏而成。《疏》云：此酒更久於昔，故以清爲號。四飲者：一曰清，即漿人醴清。二曰醫，即《内則》所謂或以酏爲醴，謂釀粥爲醴。三曰漿，四曰酏。鄭曰：“五齊之中，醴恬，與酒味異。”《疏》曰：“恬於餘齊，與酒味稍殊，故取入六飲。其餘四齊，味皆似酒。”蓋四飲最薄，五齊次之，三酒最厚。《疏》云：五齊對三酒。酒與齊異，通而言之，五齊亦曰酒。四飲去水最近。五齊醴以上近水，盎以下近酒。而古人以五齊祭，三酒飲。《周官·酒正》、《疏》：“五齊味薄，所以祭；三酒味厚，人所飲。”其陳之也：則玄酒爲上，醴酒次之，三酒在下。《禮運》：“玄酒在室，醴醆在户，粢醍在堂，沈酒在下。”《坊記》：“醴酒在室，醍酒在堂，澄酒在下。”醴即醴齊，醆即盎齊，粢醍即緹齊，澄即沈齊，酒即三酒。《玉藻》：“五飲：上水，漿、酒、醴、酏。”《注》：“上水，水爲上，餘其次之。”可見酒味之日趨於厚矣。
知酒味之日趨於厚，則知古人初飲酒時，其酒實去水無幾。酒之厚者，或和水而飲之，未可知也。《周官》漿人六飲有涼。司農曰：“涼，以水和酒也。”康成不從，未知何故。《疏》謂“和水非人所飲”，則以後世事度古人矣。果古無和水而飲者，司農豈得億爲之説耶？
案古人飲酒之器：《韓詩》説：“一升曰爵，二升曰觚，三升曰觶，四升曰角，五升曰散。觥亦五升。”《古周禮》説：“爵一升，觚三升。獻以爵而酬以觚，一獻而三酬，則一豆矣。”亦見《考工記·梓人》。《毛詩》説：“金罍大一石，觥大七升。”許慎云：“一獻三酬當一豆。若觚二升，不滿一豆。觥罰有過。一飲而盡七升過多。”鄭駁之云：“觶字角旁氏、汝、穎之間師讀所作。今禮角旁單。古書或作角旁氐，角旁氐，則與觚字相近。學者多聞觚，寡聞抵。寫此書亂之而作觚耳。又南郡太守馬季長説：一獻而三酬則一豆。豆當爲斗，與一爵三觶相應。”《禮器》：“宗廟之祭，貴者獻以爵，賤者獻以散，尊者舉觶，卑者舉角。五獻之尊。門外缶，門内壺。君尊瓦甒。”鄭《注》爵、散、觶、角與《詩》同。《注》又曰：“壺大一石，瓦甒五斗，缶大小未聞也。”《正義》：“壺大一石，瓦甒五斗者，《漢禮器制度》文。此瓦甒即燕禮公尊瓦大也。《禮圖》：瓦大受五斗，口逕尺，頸高二寸；逕尺，大中，身鋭，下平。瓦甒與瓦大同，以小爲貴，近者小則遠者大。缶在門外，則大於壺矣。”《周官》、《疏》引《漢禮器制度》亦云：“觚大二升，觶大三升。”《詩·疏》引《禮圖》：“罍大一斛，觥大七升。”古十斗爲斛，即漢所謂一石。然則古酒器大小，惟觥未能定；缶不可知；自爵至罍，《韓詩》、《毛詩》、《周禮》、《禮圖》、《禮器制度》略同。《論語》：“觚不觚。”馬曰：“一升曰爵，二升曰觚”，亦同。據器之大小，可以考古人飲酒之多寡矣。《韓詩》説諸爵名之義曰：“觚，寡也，飲當寡少。觶，適也，飲當自適也。角，觸也，不能自適，觸罪過也。散，訕也，飲不能自節，爲人所謗訕也。”又曰：“觚、觶、角、散，總名曰爵。其實曰觴，觴者餉也。觥亦五升，所以罰不敬。觥、廓也，所以著明之貌。君子有過，廓然明著。非所以餉，不得名觴。”《玉藻》曰：“君子之飲酒也，受一爵而色灑如也，二爵而言言斯，三爵而油油以退。”然則古人飲酒，不過三爵。過三爵，則不能自持矣。古權量於今不逮三之一，其飲酒之多寡，略與今人等也。乃《考工記》曰：“食一豆肉，飲一豆酒，中人之食。”淳于髠之説齊王曰：“臣飲一斗亦醉，一石亦醉。”雖諷諫之辭，不必盡實，亦不容大遠於情。知必有和水飲之之法，故能如是也。
《射義》曰：“酒者，所以養老也，所以養病也，求中以辭爵者，辭，養也。”孟子謂曾子養曾晳，曾元養曾子，必有酒肉。《曲禮》曰：“五十不致毁，六十不毁，七十惟衰麻在身，飲酒食肉處於内。”《周官》酒正：“凡饗士庶子，饗耆老孤子，皆共其酒，無酌數。”《注》：“要以醉爲度。”“凡有秩酒者，以書契受之。”《注》：“所秩者，謂老臣。”《王制》曰：“九十日有秩。”此所謂所以養老也。《曲禮》又曰：“居喪之禮：頭有創則沐，身有瘍則浴，有疾則飲食肉。”《檀弓》曰：“曾子曰：喪有疾，食肉飲酒，必有草木之滋焉，以爲薑桂之謂也。”《周官·疾醫》：“以五味、五穀、五藥養其病。”《瘍醫》亦曰：“以五味節之。”《注》：五味：醯、酒、飴、蜜、薑、鹽之屬。《酒正》：“辨四飲之物，二曰醫。”《注》：“醫，《内則》所謂或以酏爲醴，凡醴濁，釀酏爲之，則少清矣。”醫字從毆從酉，疑正指其以酒爲養。此所謂所以養病也。酒者，興奮之劑，古人以爲可以養神。《郊特牲》曰：“凡飲，養陽氣也。”又曰：“凡食，養陰氣也。”《疏》曰：“飲是清虚，食是體質。”《周官·酒正·注》曰：“王致酒，後致飲，夫婦之義。”飲較酒興奮之用少也。射與角抵等事，其初不必如後來之有禮，敗者或致創夷，故宜以是飲之。《投壺》曰：“當飲者皆跪。奉觴曰賜灌，勝者跪曰敬養。”此所謂所以辭養也。夫以酒養人，厚薄必適如其量。不然，是困之已。人之飲酒，多寡不同。而相餉之爵，大小若一，明亦必和水飲之，而後其禮可行也。
以酒爲養生之物，則宜有以勝争飲者，古蓋亦有此俗。《戰國策》陳軫曰：有遺其舍人一巵酒。舍人相謂曰：數人飲此不足，請遂畫地爲蛇，蛇先成者獨飲之。此以勝争飲者也。禮戒争而教讓，故以飲敗者爲常耳。又酒以爲養，而又以爲罰不敬之具者，所以愧恥之也。此亦可見古人之貴禮而賤財，厚厲人之節，而重加之以罰矣。此文成後，讀《觀堂集林》卷三，有《説盉》一篇，明玄酒所以和酒，古人之酒，皆和水而飲，足與鄙説相發明。惟多引骨甲文，不佞甚不信之耳。
原刊《社會期刊》創刊號，一九二九年出版
一一八衣服之法
《大戴記》曰：“端衣玄裳，冕而乘路者，志不在乎食葷；斬衰簡屨，杖而歠粥者，志不在於飲食。”《哀公問五義》。此言服其服可以作其志也，文生情者也。《小戴記》曰：“君子衰绖則有哀色，端冕則有敬色，甲胄則有不可辱之色。”《表記》。此其有其德斯可以稱其服也，情生文者也。情生文必積而致，文生情當勉而爲，故衣服不可以無法。
衣服之法如之何？曰：不離其本而已矣。《墨子》曰：“聖人之爲衣服，適身體和肌膚而足矣。非榮耳目而觀愚民也。當是之時，堅車良馬，不知貴也，刻鏤文采，不知喜也。……故民衣食之財，家足以待水旱凶飢者何也，得其所以自養之情，而不感於外也。是以其民儉而易治，其君用財節而易贍也……當今之主……其爲衣服，非爲身體，皆爲觀好，是以其民淫僻而難治，其君奢侈而難諫也。”《辭過》。得其自養之情而不感於外，此養生之精義也。故九流之論，無不相通者。
一一九諒闇
子張曰：“高宗諒闇，三年不言，何謂也？”子曰：“何必高宗，古之人皆然。君薨，百官總己以聽於冢宰，三年。”《論語·憲問》。案《喪服大記》曰：“父母之喪，居倚廬，非喪事不言。既葬，與人立，君言王事，不言國事。大夫士言公事，不言家事。君既葬，王政入於國。既卒哭而服王事。大夫士既葬，公政入於家。既卒哭，弁絰帶，金革之事無辟也。既練，居堊室，不與人居。君謀國政，大夫士謀家事。”蓋古之居喪者，於凡事皆無所與。古者君與民相去近，而國事亦簡，是以能守其舊俗也。臣有大喪，君三年不呼其門，《公羊》宣公元年。亦以此。至於後世，則金革之事有不暇辟者也，禮從俗而變，亦事之不得不然。正不必譏後人之短喪也。
一二〇冰鑒
今人入夏率以冰藏食物，此古人久有之。《周官》天官有凌人，掌冰。正歲十有二月，令斬冰，春始治鑒，凡内外饔之膳羞鑒焉，凡酒漿之酒醴亦如之，祭祀共冰鑒，賓客共冰。《注》曰：鑒如甀，大口，以盛冰，置食物於中，以御温氣。《疏》曰：漢時名爲甀，即今之甕是也。此即今之冰箱也。
然其取之甚虐。《豳風》曰：二之日，鑿冰沖沖。三之日，納於凌陰。《左傳》昭公四年：申豐曰：古者日在北陸而藏冰，西陸朝覿而出之。其藏之也，深山窮谷，固陰沍寒，於是乎取之。其出之也，朝之禄位，賓食喪祭，於是乎用之。食肉之禄，冰皆與焉。大夫命婦，喪浴用冰。祭寒而藏之，獻羔而啓之，公始用之，火出而畢賦，自命夫命婦，至於老疾，無不受冰。山人取之，縣人傳之，輿人納之，隸人藏之。今藏川池之冰，棄而不用云云。然則古之取冰，必竭民力以求之深山窮谷，又必窮其力以傳之、納之、藏之。至春秋時，乃徒取之於川池。此世運之漸進，虐政之漸減，民困之稍抒；而申豐反以爲致雹之由，而稱《七月》之卒章爲藏冰之道，亦可謂傎矣。
用冰之始，蓋當漁獵之世，藏生物於深山窮谷固陰沍寒之地，則不變壞。故其後雖不居山谷，猶勞民力以致之。因此并推之人體，故凌人大喪共夷槃冰，命夫命婦喪浴用冰也。然孔子不云乎：桓司馬自爲石椁，三年而不成，若是其靡也，死不如速朽之爲愈也。然則竭民力以取冰，而傳之、而納之、而藏之，亦不如速朽之爲愈矣；況乎爲冰鑒以縱口腹之欲乎？
原刊《中華文史論叢》第一輯，一九八三年二月出版
一二一墳墓
顧亭林曰：古王者之葬，稱墓而已。春秋以降，乃有稱丘者。趙肅侯、秦惠文、悼武、孝文三王始稱陵，至漢則無帝不稱陵矣。《日知録·陵》。案古之葬，蓋本有二法：《易》曰：“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葬之中野，不封不樹。”《繫辭傳》。此葬於平地者也。《孟子》言：“上世嘗有不葬其親者；其親死，則舉而委之於壑；他日過之，狐狸食之，蠅蚋姑嘬之”，乃歸，“反虆梩而掩之”。《滕文公》上。此葬於山中者也。《淮南子》言：禹之時，“死陵者葬陵，死澤者葬澤。”《要略》。況上古之世，奉生送死，又不如禹之時之美備者乎？農耕者葬於中田，游獵者葬於山壑，亦固其所。《檀弓》曰“易墓非古也”；又言“季子臯葬其妻，犯人之禾”；成子高曰“我死，則擇不食之地而葬我焉”；此皆葬於中田者。公叔文子升於瑕丘，曰：“樂哉斯丘也，死則我欲葬焉。”則擇丘陵之地以營葬矣。《注》言“刺其欲害人良田”，非也。《吕覽》曰：“葬淺則狐狸抇之，深則及於山泉。故凡葬必於高陵之上，以避狐狸之患，水泉之溼。”《節喪》。則古之葬者，實以丘陵爲安，然非凡人之力所及，故不得不就近地而營葬焉。《吕覽》又言：“古之人有藏於廣野深山而安者。”可見其葬原有兩法也。
言葬者既以高陵爲安，故公置之墓地，多在於是。“晉卿大夫之墓地在九原”。《檀弓》“是全要領以從先大夫於九京也”《注》。又云：“京蓋字之誤，當爲原。”案下文“趙文子與叔譽觀乎九原”，《經》文亦作原，而此節《釋文》云：“京音原。下同。下亦作原字。”《疏》云：“知京當爲原者，案《韓詩外傳》云：晉趙武與叔向觀於九原。”則下節《經》文，本亦作京而或依鄭《注》改之。德明所見本，猶未盡改，《義疏》所據，亦爲未改之本；否則《經》文下節可據，不待引《韓詩》爲證矣。《新序·雜事》：“晉平公過九原而歎。”亦作原。《左氏》襄公二十五年：楚蔿掩“辨京陵”。杜《注》曰“别之以爲冢墓之地”是也。人君所葬，或本非丘陵；或雖因丘陵，而猶以爲未高大，則以人力增築之事起，踵事增華，遂有如吴闔閭，秦始皇帝之所爲者矣。
上古之不封不樹，非徒制度之簡陋，亦以葬地距所居本近，不待識别也；不然，封樹不甚勞人，豈古之人所不能爲哉？“孔子既得合葬於防，曰：吾聞之：古也墓而不墳。今丘也，東西南北之人也，不可以弗識也。於是封之，崇四尺。”《檀弓》。墨子制葬埋之法，曰：“壟足以期其所。”《節葬》。皆是物也。《吕覽》言：“葬於山林，則合乎山林，葬於阪隰，則同乎阪隰。”《安死》。蓋就不封不樹之俗推言之。後世士大夫之墓，蓋無不封樹者。故《禮記·月令》：孟冬，“飭喪紀，辨衣裳，審棺槨之厚薄，塋丘壟之大小高卑厚薄之度，貴賤之等級。”《周官·春官》冢人，亦“以爵等爲丘封之度，與其樹數”也，秦穆公之距蹇叔也，曰：“中壽，爾墓之木拱矣。”《左氏》僖公三十二年。伍子胥之將死也，曰：“樹吾墓檟。檟可材也，吴其亡乎！”《左氏》哀公十一年。亦卿大夫之墓無不封樹之一證也。《詩·小弁》曰：“行有死人，尚或墐之。”《毛傳》曰：“墐，路冢也”，路人而猶爲之冢，亦取其可識也。《周官·秋官》蜡氏：“若有死於道路者，則令埋而置楬焉。”其用意與爲冢同。
一二二桐棺三寸非禹制
《墨子·節用》曰：“古者聖王制爲節葬之法，曰：衣三領，足以朽肉；棺三寸，足以朽骸；堀穴深不通於泉流，不發洩畢氏云：“流疑當爲氣。”則止。”《節葬》曰：“古聖王制爲葬埋之法，曰：棺三寸，足以朽體；衣衾三領，足以覆惡；下毋及泉，上毋通臭；壟若參耕之畝則止矣。”又曰：“禹葬會稽之山，衣衾三領，桐棺三寸；土地之深，下毋及泉，上毋通臭；既葬，收餘壤其上，壟若參耕之畝則止矣。”又曰：“子墨子制爲葬埋之法，曰：棺三寸，足以朽骨；衣三領，足以朽肉；掘地之深，下無菹漏，氣無發洩於上；壟足以期其所則止矣。”今案此葬埋之法，蓋墨子斟酌時俗所制；云古聖王所制，又云禹之行事如此，皆託辭也。《禮記·檀弓》曰：“有虞氏瓦棺，夏后氏堲周，殷人棺椁。”鄭《注》言：有虞氏始不用薪，上陶；火熟曰堲，燒土冶以周於棺，或謂之土周，由是也；椁，大也，以木爲之。《淮南·氾論》曰：“有虞氏用瓦棺，夏后氏堲周，殷人用椁。”高《注》言：“禹世無棺椁，以瓦廣二尺，長四尺，側身累之以蔽土，曰堲周。”如鄭意，夏后氏有棺，堲周所以爲椁；如高意；夏后氏無棺，堲周即所以爲棺。今案《檀弓》言“殷人棺椁”，明以木爲棺椁，并始於殷；《淮南》言“殷人用椁”，則以虞夏雖未以木爲棺，已有瓦棺、堲周之制，惟椁實始於殷，故主椁言之，非謂夏后氏以木爲棺；二説自當以高爲是也。或曰：《檀弓》又曰：“周人以殷人之棺椁葬長殤，以夏后氏之堲周葬中殤下殤，以有虞氏之瓦棺葬無服之殤。”《曾子問》曰：“下殤，土周葬於園。”此鄭以土周即堲周所本也。然則瓦棺而無椁，無服之殤之葬也；木以爲棺，堲周以爲椁，中殤下殤之葬也；棺椁皆以木爲之，則長殤之葬也。等級分明，隆殺以辨，安得謂堲周之制，更無木制之棺與？不知周承殷之後，而以燒土爲椁，夏當殷之前，即以燒土爲棺，事不相妨；正不必因周用堲周之有棺，而疑夏之堲周必爲椁也。部族長技，各有不同。虞夏蓋專尚陶，用木爲棺椁，實始於殷；不然，既以木爲之棺，何不遂爲之椁，而又必燒土以周之也？此又以理推之，而見高説之可信者也。然則夏時實未能以木爲棺，安有桐棺三寸之事？趙鞅之誓衆也，曰：“若其有罪，絞縊以戮；桐棺三寸，不設屬辟。”《左氏》哀公二年。延陵季子之葬其子也，“其坎深，不至於泉”。《檀弓》。然則墨子所據，自是當時觳薄之制，既背周道而用夏政，遂乃傅之於禹耳。其實禹時養生送死之制，較墨子所制，爲更薄陋也。
《郊特牲》曰：“禮之所尊，尊其義也。失其義，陳其數，祝史之事也。故其數可陳也，其義雖知也。知其義而敬守之，天子之所以治天下也。”其説則美矣，然禮家所言之義，未必皆禮之初意也，《檀弓》曰：“孔子曰：之死而致死之，不仁而不可爲也；之死而致生之，不知而不可爲也。是故竹不成用，瓦不成味，木不成斵，琴瑟張而不平，竽笙備而不和，有鐘磬而無簨虡。其曰明器，神明之也。”又曰：“孔子謂爲明器者，知喪道矣，備物而不可用也。哀哉，死者而用生者之器也，不殆於用殉乎哉？塗車芻靈，自古有之，明器之道也。孔子謂爲芻靈者善，謂爲俑者不仁，不殆於用人乎哉？”《孟子》亦曰：“仲尼曰：始作俑者，其無後乎？爲其象人而用之也。”《梁惠王》上。《淮南子》曰：“魯以偶人葬而孔子歎。”《繆稱》。又見《説山》。《荀子》亦曰：“卒禮者，以生者飾死者也。大象其生，以送其死也。故如死如生，如亡如存，終始一也。始卒，沐浴鬠體飯晗，象生執也。不沐則濡櫛，三律而止；不浴則濡巾，三式而止。充耳而設瑱，飯以生稻，唅以槁骨，反生術矣。設褻衣，襲三稱，搢紳而無鉤帶矣。設掩面儇目，鬠而不冠笄矣。書其名，置於其重，則銘不見而柩獨明矣。薦器則冠有鍪而無縱，甕廡虚而不實，有簟席而無牀笫，木器不成斵，陶器不成物，薄器不成内，笙竽具而不和，琴瑟張而不均，輿藏而馬反，告不用也。具生器以適墓，象徙道也。略而不盡，?而不功。趨輿而藏之，金革轡靷而不入，明不用也。象徙道，又明不用也。是皆所以重哀也，故生器文而不功，明器?而不用。”《禮論》。一似古人之制禮，真有深意存乎其間者。然既曰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矣，又何惜乎器而必文而不功，?而不用也？既惜其器，則不如無器之爲愈也。然則所謂文而不功，?而不用者，亦古者技藝未精，所制之器，本不過如此。後世生人所用之器，雖日益美備，而事死之禮，則相沿莫之敢變，正如祭之尚玄酒大羹，路車越席耳。既拘於舊俗而莫敢廢，又沿襲舊器而莫敢革，因生致死不仁、致生不知之説，坊民之倍死忘生，而亦以儆夫以死傷生者也。其説則美矣，然豈禮之初意哉？塗車摶土而俑刻木，竊疑一與瓦棺堲周并行，一與棺椁并起，固由時代不同，亦虞夏與殷，制器各有專長也。
《檀弓》又曰：“仲憲言於曾子曰：夏后氏用明器，示民無知也。殷人用祭器，示民有知也。周人兼用之，示民疑也。曾子曰：其不然乎？其不然乎！夫明器，鬼器也；祭器，人器也。夫古之人，胡爲而死其親乎？”其實示民疑者，即致死不仁、致生不知之説，曾子意存於厚，然其言，殊不如仲憲得孔子之意也。夏后氏用明器，殷人用祭器，周人兼用之，亦見喪禮前後相因，并日趨於美備。
《荀子》又曰：“禮者，謹於吉凶，不相厭者也。紸纊聽息之時，忠臣孝子，亦知其閔已，然而殯斂之具未有求也。垂涕恐懼，然而幸生之心未已，持生之事未輟也。卒矣，然後作具之，故雖備，家必踰日，然後能殯，三日而成服。然後告遠者出矣，備物者作矣。故殯久不過七十日，速不損五十日。是何也？曰：遠者可以至矣，百求可以得矣，百事可以成矣。其忠至矣，其節大矣，其文備矣。然後月朝卜日，月夕卜宅，然後葬也。”《禮論》。然則殯葬之期，亦度其事之宜耳。離乎事而言禮者，未之有也。《左氏》隱公元年：“天子七月而葬，同軌畢至。諸侯五月，同盟至。大夫三月，同位至。士踰月，外姻至。贈死不及尸，弔生不及哀。豫凶事，非禮也。”此即《荀子》遠者可以至，吉凶不相厭之説也。《淮南·齊俗》曰：“禹遭洪水之患，陂塘之事，故朝死而暮葬。”則凶荒之時，不能備禮，戚友亦莫相弔贈，亦有不拘以時者，古人所以有報葬及久而不葬者也。報葬及久而不葬，皆見《禮記·喪服小記》。報，《注》云：“讀爲赴疾之赴。”案《公羊》隱公三年，稱不及時之葬爲渴葬。
原刊《光華大學半月刊》第五卷第八期，一九三七年四月二十日出版
一二三墓祭
禮家言古不祭墓，謂葬埋所以藏其形，祭祀所以事其神也。《荀子·禮論》：“葬埋，敬藏其形也；祭祀，敬祀其神也；銘誄繫世，敬傳其名也。”夫不以形魄爲重，則可戢厚葬之風，不至殫財幣以送死，而反使死者遭發掘之慘，其意則誠善矣，然謂古不祭墓，則非其實也。《易》曰：“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葬之中野，不封不樹。”《繫辭傳》。此蓋農耕之民，即其所耕作之地以爲葬，猶《禮記·曾子問》言下殤葬於園耳。其距所居蓋甚近，祭於墓與祭於家，無甚區别，故古無祭墓廬墓之事，而非其不重形魄，以形魄爲無知也。户口漸繁，耕地漸虞不足，度地居民之法亦稍詳，則民居與墓地，不得不離，而祭墓廬墓之事，稍以起矣。
《禮記·檀弓》曰：“延陵季子適齊，於其反也，其長子死，葬於嬴博之間。既封，左袒，右還其封，且號者三，曰：骨肉歸復於土，命也；若魂氣，則無不之也。”劉向言嬴博去吴，千有餘里，季子不歸葬，《漢書》本傳。似古人之於形魄，誠以爲無足重輕矣。然《禮記·檀弓》又曰：“太公封於營丘，比及五世，皆反葬於周。君子曰：樂，樂其所自生；禮，不忘其本。古之人有言曰：狐死正丘首，仁也。”則又何也？《曲禮》曰：“國君去其國，止之曰：奈何去社稷也？大夫曰：奈何去宗廟也？士曰：奈何去墳墓也？”觀此知士不必有廟。《檀弓》曰：“子路去魯，謂顔淵曰：何以贈我？曰：吾聞之也：去國則哭於墓而後行；反其國不哭，展墓而入。”《史記·范雎列傳》：雎責須賈曰：“昔申包胥爲楚卻吴軍，楚王封之以荆五千户，包胥辭不受，爲丘墓之寄於荆也。今雎之先人丘墓亦在魏，公前以雎爲有外心於齊而惡雎於魏齊，公之罪一也。”《田單列傳》：“單縱反間曰：吾懼燕人掘吾城外冢墓，僇先人，可爲寒心。燕軍盡掘壟墓，燒死人。即墨人從城上望見，皆涕泣，俱欲出戰，怒自十倍。”古人之重丘墓如此。“曾子問曰：宗子去在他國，庶子無爵而居者，可以祭乎？孔子曰：祭哉。請問其祭如之何？孔子曰：望墓而爲壇，以時祭。若宗子死，告於墓，而後祭於家。”《禮記·曾子問》。奔喪者不及殯，先之墓。《禮記·奔喪》。謂古人以神不棲於丘墓，徒爲無知之形魄所寄，可乎？麗姬之欲陷申生也，“謂君曰：吾夜者夢夫人趨而來，曰：吾苦畏，胡不使大夫將衛士而衛冢乎？公曰：孰可使？曰：臣莫尊於世子，則世子可。故君謂世子曰：麗姬夢夫人趨而來，曰：吾苦畏，女其將衛士而往衛冢乎？世子曰：敬諾。築宫。宫成，麗姬又曰：吾夜者夢夫人趨而來，曰：吾苦飢。世子之宫已成，則何爲不使祠也？”《穀梁》僖公十年。曰苦畏而使士衛其冢，則古人謂神依於墓之證也。所築之宫，蓋即漢世之園寢。《吕覽》言：“世之爲丘壟也，其高大若山，樹之若林，其設闕庭，爲宫室，造賓阼也若都邑。”《安死》。其所由來者舊矣。《史記·孔子世家》言：“孔子葬魯城北泗上。”“故所居堂，弟子内，後世因廟，藏孔子衣冠琴車書。”“魯世世相傳，以歲時奉時奉祠孔子冢。”蓋即於是，非真祭於丘墓之間也。然其不能爲廟者，則不得不祭於丘墓之間矣。伊川之被髮而祭於野，《左氏》僖公二十二年。齊人之祭於東郭墦間《孟子·離婁》下。是也。《論衡·四諱》曰：“古禮廟祭，今俗墓祀。”蓋謂此也。其《薄葬》又曰：世俗“閔死獨葬，魂孤無副，丘墓閉藏，穀物乏匱，故作偶人，以侍尸柩；多藏食物，以歆精魂”。俑與遣奠，固皆古禮。然則謂魂無不之，而棄其形魄於遠，乃古人無可如何之事，而非其謂神之必不棲於是也。《韓詩外傳》曰：“曾子曰：椎牛而祭墓，不如雞豚之逮親存也。”夫能椎牛，其祭亦不菲矣，猶有祭於墓者，則知祭墓非古俗所無。《周官·春官》冢人“祭墓爲尸”，固不必六國時俗矣。
苦畏而將士以衛其冢，此廬墓之禮所由起也。孔子之葬也，弟子皆畢心喪三年，然後去，子貢廬於冢上，凡六年。《史記·孔子世家》。案亦見《孟子·滕文公》上。無衛士又無弟子者，即不得不作偶人以爲之侍；以偶人爲未足而加隆焉，則廬墓之事起矣。廬墓盛於漢世，固不免於矯詐而沽名，然謂其俗不原於古，固不可也。
然古人雖重視形魄，欲敬藏之，而當其臨利害之際，則亦有卓然不惑者。楚昭王之失國而秦救之至也，“吴師居麇。子期將焚之，子西曰：父兄親暴骨焉，不能收，又焚之，不可。子期曰：國亡矣，死者若有知也，可以歆舊祀，豈憚焚之？焚之而又戰，吴師敗，吴子乃歸。”《左氏》定公五年。此與延陵季子之事，可以參觀。古人雖兼重形魄，然及其不能兩全之際，其重神，固尤甚於其重形也。
原刊《光華大學半月刊》第五卷第八期，一九三七年四月二十日出版
一二四死於兵者不入兆域
《周官·春官》冢人：“凡死於兵者，不入兆域。”《注》曰：“戰敗無勇，投諸塋外以罰之。”觀下文“凡有功者居前”之文，其説似當矣。然《左氏》襄公二十九年，“齊人葬莊公於北郭。”杜《注》：“兵死不入兆域，故葬北郭。”君豈以戰陳爲勇乎？且莊公死於弑逆，非戰敗也。戚之戰，趙鞅誓於師曰：“若其有罪，絞縊以戮，桐棺三寸，不設屬辟，素車樸馬，無入於兆。”《左氏》哀公二年。雖曰戰敗，其人仍死於刑戮也。邲之役，楚莊王“欲還，嬖人伍參欲戰。令尹孫叔敖弗欲，曰：戰而不捷，參之肉其足食乎？參曰：若事之捷，孫叔爲無謀矣；不捷，參之肉將在晉軍，可得食乎？”《左氏》宣公十二年。戰而死於兵，非無勇也，較諸奔北者如何？《論衡·四諱》曰：俗諱被刑爲徒，不上丘墓。父母死，不送葬；若至墓側，不敢臨葬。甚失至於不行弔，傷見他人之柩者。仲任云：“不能知其不可之意。”然所諱者被刑，非戰敗也。康成之言，於是爲億測矣。
原刊《光華大學半月刊》第五卷第八期，一九三七年四月二十日出版
一二五厚葬
墨家言薄葬，然儒家亦非主厚葬也。《禮記·檀弓》曰：“夫子居於宋，見桓司馬自爲石槨，三年而不成。夫子曰：若是其靡也，死不如速朽之爲愈也。”又曰：“后木曰：喪，吾聞諸縣子曰：夫喪，不可不深長思也，買棺外内易。我死則亦然。”《注》曰“此孝子之事，非所託”，蓋譏之也。然而卒不能止厚葬之俗者，何也？則當時之制度，牽於流俗，以厚葬爲榮，薄葬爲辱；而儒者又狃於當時之制度，未能一舉而正之也。《檀弓》又曰：“君即位而爲椑，歲一漆之，藏焉。”此與漢天子即位而爲陵；句驪婚嫁畢，便稍營送終之具者何異？蓋流俗之情，雖亦以爲魂升魄降，《禮運》：孔子言禮之初曰：“及其死也，升屋而號，告曰皋某復，然後飯腥而苴孰，故天望而地藏也。體魄則降，知氣在上，故死者北首，生者南鄉，皆從其初。”離魂與魄而二之，固野蠻人之思想也。而又不敢決形魄之無知，迷信之情愈澹，則愈懷疑於鬼神，而愈重視形魄。則恒思有以厚之，其不能遂者，限於力耳。力所能及，則無弗爲矣。變本加厲，遂有以此眩耀生人，而轉忘其本意者。《吕覽》曰：“今世俗大亂之主，愈侈其葬，非爲乎死者慮也，生者以相矜尚也。侈靡者以爲榮，儉節者以爲陋。”《節喪》。其極言厚葬之禍也，曰：“民之於利也，犯流矢，蹈白刃，涉血盩肝以求之。雖聖人猶不能禁。”況於“死者彌久，生者彌疏；生者彌疏，守者彌怠”；同上。又況“自古及今，未有不亡之國”也？《安死》。此非難明之理，而亦著見之事也，然而卒莫能戢其觀世示富之心。豈不哀哉！
語曰：矯枉者必過其直。過其直，猶恐枉之不見矯也；況於不及其直也？《荀子》曰：“天子棺椁十重，諸侯五重，大夫三重，士再重。皆有衣衾多少厚薄之數，皆有翣菨文章之等，以敬飾之。天子之喪，動四海，屬諸侯；諸侯之喪，動通國，屬大夫；大夫之喪，動一國，屬脩士；脩士之喪，動一鄉，屬朋友；庶人之喪，合族黨，動州里。刑餘罪人之喪，不得合族黨，獨屬妻子；棺椁三寸，衣衾三領；不得飾棺，不得晝行，以昏殣；凡緣而往埋之。反，無哭泣之節，無衰麻之服，無親疏月數之等；各反其平，各復其始；已葬埋，若無喪者而止。夫是之謂至辱。”《禮論》。晉趙鞅之誓師也，曰：“若其有罪，絞縊以戮，桐棺三寸，不設屬辟，素車樸馬，無入於兆。”《左氏》哀公二年。其以厚葬爲榮，薄葬爲辱如是，民安得不踰侈以相高也？流之不可止者，必由於不能塞其原。故曰：儒家非厚葬而終不能止厚葬之俗者，以其狃於當時之制度，未能一舉而正之也。
然則儒家之制非，而墨家之法善與？是亦不然。夫積古相沿之俗，非一朝之所能革也審矣。峻其法以禁之，革其事，不能革其心也。不能革其心，則督責之力一衰，其事且將變本而加厲。故儒家貴道之以德，齊之以禮，而不貴道之以政，齊之以刑。厚葬雖非義乎，不强人以所難從，先爲之禮，去其泰甚，正其事而徐俟其心之自變焉，固亦未爲非計。然而以身教者從，以言教者訟；其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從矣。“夫子制於中都，四寸之棺，五寸之椁。”亦見《檀弓》。“顔淵死，顔路請子之車以爲之椁。子曰：才不才，亦各言其子也。鯉也死，有棺而無椁，吾不徒行以爲之椁。以吾從大夫之後，不可徒行也。”《論語·先進》。然則夫子之所以送其子者，不及其所定之制也。“顔淵死，門人欲厚葬之。子曰：不可。門人厚葬之。子曰：回也，視予猶父也，予不得視猶子也。非我也，夫二三子也。”亦見《先進》。距顔路而顔路不敢非，責門人而門人莫敢懟，其所以自處者，固有以大服乎人心也。墨者夷之，葬其親厚，而猶欲以墨之道易天下，則必不行矣。《孟子·滕文公》上。夫夷子豈以爲非是而不貴也，然而葬其親厚，則墨子之道，流俗之情，必有交戰於中而不能自決者矣。子曰：“人之過也，各於其黨。觀過，斯知仁矣。”《論語·里仁》。“程子曰：君子常失於厚，小人常失於薄；君子過於愛，小人過於忍。”《集注》。人子而不忍儉其親，未爲大惡也，而民之從其意不從其令者，未嘗以是恕也。況夫情無以異於流俗，徒欲責人之守法，而己顧以踰侈爲快者乎？
《墨子·節葬》，《吕覽·安死》，言古之薄葬者，皆稱堯、舜、禹。劉向諫起昌陵，更列黄帝、殷湯、文、武、周公、秦穆公、樗里子、孔子、延陵季子。《漢書》本傳。其盡信與否不可知，然宋文公卒，始厚葬，而君子譏華元、樂舉之不臣，《左氏》成公二年。《史記·宋世家》亦云：“君子譏華元不臣。”則春秋以前，敢於違禮厚葬者，蓋亦寡矣。禮制未亡，而人莫敢自恣也。及戰國之世，則有難言者矣。然其甚者，尤莫過於吴闔閭、秦惠文、武、昭、嚴襄五王，則又何也？曰：儉，德之共；侈，惡之大；必嘗學問、積經歷而後知之，否則徒知以侈爲貴耳。是固流俗之情也。吴與秦，皆儉陋之邦也。以儉陋之邦，接富厚之國，而無嘗學問，積經歷之人，則必以富厚相高，以儉陋爲媿矣。則必以侈靡踰制者，奉其所尊，厚其徒黨矣。商鞅以大築冀闕、營如魯衛驕趙良，《史記》本傳。其務飾外觀可見。《吕覽》之言，蓋爲秦人發也。然而不韋賓客之爲秦謀，則可謂忠矣。蘇秦通於燕易王母，恐誅，乃説燕王，詳爲得罪於燕而亡走齊，説湣王厚葬以明孝，高宫室苑囿以明得意，欲破敝齊而爲燕。《史記》本傳。安知當時諸侯賓客，不有欲禍吴、秦者，而以是破敝之也？然而燭客之姦，亦必資於嘗學問、積經歷，固非吴、秦之臣所及矣。
《荀子》書晚出，論多偏激不中理，其言厚葬亦是也。《荀子》之言曰：“世俗之爲説者曰：太古薄葬，棺厚三寸、衣衾三領，葬田不妨田，故不掘也。亂今厚葬飾棺，故抇也，是不及知治道，而不察於抇不抇者之所言也。凡人之盜也，必以有爲；不以備不足，則以重有餘也。而聖王之生民也，皆使當厚，優猶知足，而不得以有餘過度，故盜不竊，賊不刺；狗豕吐菽粟，而農賈皆能以貨財讓。風俗之美，男女自不取於途，而百姓羞拾遺。雖珠玉滿體，文繡充棺，黄金充椁，加之以丹矸，重之以曾青，犀象以爲樹，琅玕、龍兹、華覲以爲實，人猶且莫之抇也。亂今然後反是。上以無法使，下以無度行。若是，則上失天性，下失地利，中失人和。故百事廢，財物詘，而禍亂起。王公則病不足於上，庶人則凍餒羸瘠於下。於是焉桀紂羣居，而盜賊擊奪以危上矣。雖此倮而薶之，猶且必抇也，安得葬薶哉？”《正論》。其言似辯矣，獨不知珠玉滿體，文繡充棺者，何以使民知足也？《老子》曰：“民之飢，以其上食税之多。”何謂飢，蓋難言之矣。有多食税者以與之相形，民未有不自以爲飢者也。《孟子》曰：“萬取千焉，千取百焉，不爲不多矣。苟爲後義而先利，不奪不饜。”《梁惠王》上。有萬焉，未有以千自足者也；有千焉，未有以百自足者也。然而世皆以厚葬爲能尊其所尊，親其所親，是則宦官宫妾之見也。
原刊《光華大學半月刊》第五卷第八期，一九三七年四月二十日出版
一二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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