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教的地位问题 [1]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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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们也没有赋予容纳自己的意志以这种特征。恰恰相反，作为我们内在的本能构成力量，意志赋予内容以道德价值；这些具有一定实质意义的内容出现时，我们显然从未能够从中看到道德价值的存在。同样，宗教内容中的宗教性凭肉眼永远也无法识别出来：神的观念只有通过思辨才能产生出来，或者说，才能得到信仰，而教义只能通过启悟，拯救只能依靠幸福冲动。只有这种我们所说的宗教性的特殊内在存在所创造或仿造的一切，才称得上是宗教。如果说，虽然命运多舛，使得某人唾手可得的道德价值也无法实现，但是，他的“善的意志”中仍然包含着丰富和完美的道德价值；那么同样，尽管知性契机或其他契机从中作梗，使得宗教价值本来能够深入其中，并进而使之成为宗教的一切内容毁于一旦，宗教价值却依然完好无损地保存在灵魂中。

    但是，宗教存在绝不像某种自然美或艺术美那样死气沉沉、神秘莫测（qualitas occulta），具有以偏概全的隐喻性；宗教存在乃是整个生机勃勃的生命本身的一种形式，是生命磅礴的一种形式，是生命的外在表现形式，也是命运得济的一种形式。如果宗教人————或作为教徒的人————在劳作或享受，在希望或恐惧，在悲哀或欢喜，那么，所有这一切都具有一种自在的定性和韵律，一种个别内容之于整个生命的关系，一种相关性与无关性的平衡————它们完全不同于实践人、艺术人、理论人的内在体验。在我看来，以往宗教心理学理论错就错在认为，一旦这些内容进入真正的超验领域当中，一旦它们在自身之外塑造一种神性，宗教性便出现了。这就意味着，只有当作为那些纯粹经验的内在体验的结果、扬弃和物化的神圣信仰回过头来对生命产生作用时，生命及其内容才成其为宗教性的。反之，我坚信，那些真正能够称得上是教徒的人，他们的灵魂过程发端伊始，可以说就已经打上了浓厚的宗教色彩，这就好比高贵者的一举一动天生优雅，这种特性是他们与生俱来的，而不是通过对毫无特色或其他特色的活动内容后天加以雕饰所能获得的。在宗教生命范围内，只有后来进行一种抽象，才能把宗教与生命分离开来，这种抽象主要是随着这些把宗教存在从生命中蒸馏出来，并替自己经营起一方独有天地的特殊产物的出现而被激发起来的。它们包括超验世界、教会教义学、福祉盛事。由于宗教虔诚几乎都被这种纯培养（Reinkultur）所垄断，所以，它可以同生命分离开来，并能够把其作为一切生命内容的一种体验形式和结构形式的能力，转换成其他生命内容之外的个别生命内容。因此，对于所有那些存在本身很少或根本就不具备宗教性的人来说，教义就成了他们实现一种宗教实存的唯一可能性。在他们身上，宗教并不作为其内在形式规定生命过程；因此，他们势必要把它当作与其自身形成对立的超验者而拥有。这样，宗教在他们的生命中无论是实质上还是时间上，甚至连空间上都有了具体的定位：他们把其宗教活动仅限于周末到教会参加礼拜，而这也成了把宗教性从生命分离出来的写照。只有当宗教取代生命本身而成为生命内容，只有当宗教本身在真正的宗教人————对他们来说，宗教才是真实的“生命本体”————身上，把其作为整个生命过程和存在特征的本质转移到了某个超验实体和任意一种对应的现实性当中，上述一切才有可能发生。这样一来，他们就使宗教变成了一切非宗教生命都能享有的东西。但宗教在他们自己身上还是一切思维和行为、一切情感和欲望、一切希望和怀疑的形式，而且始终不是仅仅充当这一切的泛音；相反，宗教在一切激昂或消沉、紧张或松弛、和谐或不和谐的生命中，原本就构成一条主旋律，所以说，宗教不是从其所指对象身上吸取其形而上学意义，它的此在本身就蕴含着形而上学意义。

    由此，我们再回过头来考察本文所要探讨的基本问题，即如果迄今为止满足了对宗教价值不倦需要的内容中，没有任何一种能够继续担此重任，那么，这种需要如何才能赢得意义和获得满足————这样就出现下列可能性，即宗教把自己从其实质性和对超验内容的依附性中解脱出来，恢复或发展成为生命自身及其所有内容的一种功能，一种内在形式。整个问题也就在于，宗教人是否会在这种神圣和紧张、和平和深沉、幸福和轮回中超度此生————他是否能把这种生命本身当作一种形而上学价值，以便可以轻而易举地用它来取代超验的宗教内容。表面上看，这种说法同施莱尔马赫认为人们不必事事依据宗教，但凡事又都离不开宗教的观点如出一辙，实际上根本就是两码事。如果一切生命内容都要由“宗教”来完成，那么，宗教就始终都是处于这些生命内容之外的东西，它实际上只与一切思维、行为以及感觉紧紧地联系在一起；反之，没有这些思维、行为和感觉，它照样能够存在，而且其内在发展过程丝毫不会发生改变。但是，正如一个理性的人不仅在其情感和憧憬中伴随着合理的思考，而且把一开始就发挥基础功能的知性规定为其灵魂的发生方式，只要人们过着一种宗教生活，也就是说，这种生命不是“由”宗教来完成的，相反，它的完成就是宗教的实现，那么，宗教的地位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更不用说其生命的实现“出于”宗教，也就是说，考虑到了生命之外的任意一种客体；因为不管这种生命在何种意义上是宗教的内在过程的产物，它本身都受到了批判；然而，正如我已经提到的，一种天生的宗教存在很少会遭到批判，就像任意一种存在不同于它的信仰观念和知识观念，一般不会面临批判拷问。宗教人面临的关键问题就在于：如果宗教需要的对象————不仅仅是历史对象，而是“一切对象”，不管对它们做出何种反应和如何对它们加以现代化，都不可能再得手，他们整个存在的宗教形态难道就没有必要使他们意识到，其生命的意义已经得到充分的实现，也就是说，无法再从超验对象那里得到滋养的形而上学定量（das metaphysischesche Quantum），作为这种存在的意义已经自己回到了他们身边。————这样拒绝任何一种教义，哪怕不是出于对教义的憎恨，也与宗教“自由主义”毫无关系，因为宗教“自由主义”一直都是把宗教本质寄托在内容当中，而且，只允许个人自由选择内容。

    如果宗教可以沿着这样一条路线发展，那么，它就会遇到这样的问题，即该路线似乎只向特殊的宗教天性开放。正是对于这种特殊的宗教天性来说，那种疑惑丝毫没有得到深入的挖掘。它可能饱经质疑、骚动、诱惑以及背弃，但它最终对自己依然信心十足，因为，这对它来说仅仅意味着自己如是，确凿无疑。通过自我沉思，它发现了一种极为超验的存在意义，以至于根本不必称之为神；这就是众多顽固不化的宗教神秘论者对待信仰内容时表现出难以理喻的漠然态度的原因所在。但是，如果宗教天性同样满怀激情地依附于这样一种信仰内容，那么，对其无法回避的“真值”的批判性否定，不是导致它被其他任意一种信仰内容所代替，就是出现对回避和斗争的绝望或盲目地破坏偶像————只有通过回避和斗争，宗教虔诚才像从前一样充满活力，只是以否定的形式出现罢了。宗教天性永远也不会陷入中空，因为它内在十分丰富。但我绝不怀疑，不但宗教天性，就是那些身具宗教因素的人，那些由于其存在不具备宗教天性因而对宗教产生需要的人，以及那些靠宗教天性来填补其痛苦不堪的存在空白的人，都会受到时代的宗教贫困的威胁。事实上，天生就很道德的灵魂根本无须人为的道德准则来充当其律令；依此类推，只有非宗教人才最需要信仰某种超验现实性的历史意义上的宗教，也就不足为怪了。只有在那些不够成熟、不够纯洁、立场不稳或容易堕落的人身上，各自所具有的道德意识才会独立出来，成为道德律令（Sollen）；反之，对于那些十分道德的人来说，道德意识就是他自身的存在，与他不可分离。按照传统的宗教表达方式，也就是说，谁内心没有上帝，就肯定要从身外去拥有他。在历史信仰上彻底的宗教人则不分内外，永远身怀上帝。对于这样一些天才或极富创造力的人来说，内在的宗教虔诚牢不可摧，而且气势磅礴，以至于它不厌其烦地塑造整个生命，其生命的形式超越了其所能拥有的一切内容，成为一种超生命（Überleben），它的充盈和激昂是宗教存在独自所不能承担的，为此，它把自己放到了无限之中，以便让无限接过去，因为它不认为自己能够主宰自己的广度和深度、极乐和绝望。但是，数不胜数的人还是绝对能够遇到神，神在他们面前是作为一种在多数情况下能够真正有效地唤起其有限的或朦胧的宗教潜能的客观现实性。即使批判剥夺了神的那些宗教潜能，它们也还一直保持着神的源头和神所表现出来的形而上学价值；然而，这些人却因有了神而丧失了一切。因为跟具有自制力和创造力的个体不同，大众需要的完全是另一种意义上的“客观物”。当前处境的巨大困惑及其未来，取决于普遍类型的宗教虔诚能否实现由天国实体和超验“事实”向生命的宗教结构和内在现实性————哲学上称之为我们实存的形而上学意义的自我意识————的转向；而且，随着这种转向，一切超验的追求和奉献、幸福和失落、正义和仁慈，可以说不再雄踞生命范畴之上，而是退居生命范围之中。那么，所有这些努力对于把宗教价值永远地固定到历史信仰的现实性中来加以保存，又能有何帮助？人们曾经试图走康德的道德化途径，从严格的道德要求中强行得出一种具有完全不同的可靠性的宗教信仰世界；或试图走神秘主义道路，使宗教对象变得十分朦胧，以至于根本无法证明它们不存在，反掌之间，也就证明了它们是存在的；再就是运用天主教手段，把其巨大的组织放到个体与拯救事实之间，使得这些事实具有那种唯其独有的现实性，个体则被剥夺了认真（Fürwahrhalten）的权利。但是，最终能够超越所有这些手段和中介，并使其信仰内容经受住存在或不存在的猛烈追问的，大概只有精神途径。毫无疑问，不但历史宗教，其他一切就其作为有关世俗彼岸的超验事实的原则而言与历史宗教处于同一水平之上的宗教，都必须做出这样的答复。但是，由于创造那些宗教形态的潜能还在其突发期间未能同时进入其中，这点同样毫无疑问，因此，宗教的命运看来必须进行彻底的转向，才能为那些潜能提供另一种证明形式或评价形式，也算是对超验形态以及与它们之间的关系的创造；另外，转向或许还能重新赋予自发地进行创造，并活跃在那些形态中间的灵魂的宗教存在以形而上学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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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本文作于1911年，原题为“Das Problem der Religiosen Lage”。————译注

    [2] “Ormuzd”，指琐罗亚斯德教中善的化身，光明神阿胡拉·玛兹达的希腊名。————译注

    [3] “Wotan”，日耳曼神话中的主神。————译注

    [4] 在费尔巴哈的整个思想中，宗教问题占据着中心地位。他主张，宗教的秘密和真理在人本学中，神学的真正意义就是人本学，因此，他把上帝的全宇宙的、超自然的、超人的本质降低到人的人本学本质，把神学降低到人本学的水平。换言之，把人神化或把神人化了。参见费尔巴哈：《基督教的本质》，见《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下卷，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年。————译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