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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1］不足道之越轨行为是必要的！————面对风俗习惯，也曾有违自己更好的洞见而行动；在此处是在实践中屈服但却保留了精神的自由；与所有人共进退，以向所有人表明我们的殷勤和善举，仿佛是为我们在意见上的偏离做出补偿————在许多还算自由思想的人那里，这不仅被认为是“毫无问题的”，而且还被认为是“正派的”“通人情的”“宽容的”“不迂腐的”，以及其他任何听来可以使理智的良知昏睡过去的溢美之词。因此，我们看到，有人以基督教的方式给他的孩子洗礼，而他同时是个无神论者；有人像旁人一样在部队服役，虽然他可能诅咒一切民族间的仇恨；也有人拉着他那从小在宗教家庭长大的未婚妻的手跑进教堂，并且毫不害臊地在牧师面前赌咒发誓。“若我们做了一些所有其他人正在做和已经做过的事，那有什么大不了的？”————粗劣的偏见这样说！多么粗劣的错误！因为对于一种已经是强大的、传统的且非理性地得到承认的习俗来说，再没有比让自己在某个被认为有理性的人的行动中得到证实更重要的了：由此，在那些听说此事的人眼中，［142］它就获得了理性本身的批准！你们的见解弥足珍贵！但不足道的越轨行动却更有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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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姻之偶然。————如果我是上帝，慈悲的上帝，那么，再没有比人类的婚姻更让我无法忍受的了。在他生命的70年中，甚或在他生命的30年中————若他只有30年可活的话————他可以取得的进步之大是无法想象的，连上帝也会为之惊奇！然而，我们随后看到，他如何把这场战斗和胜利的遗产和遗言，他的人性的桂冠，挂在首要的最好的位置上，而一个女人去把它撕成了碎片；我们看到，他多么长于获取而又多么拙于保存，甚至没有想到他可以通过生殖为一种更大胜利的生活铺平道路：正如已经说过的，我们开始失去耐心，并且说：“人类最终不会获得任何东西，个体都被浪费了，婚姻的偶然使人类的一种伟大进程的全部理性变得不可能；————让我们不要再做这没有目的的演出的热心看客和傻子！”————正是怀着这种心情，伊壁鸠鲁的诸神当时隐退到神的幸福和沉默中：人类和人类的爱情纠葛使他们厌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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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处该发明新的理想。————对任何一个热恋中的人，应禁止他做出关于其生活的任何重要决定，更不许他根据自己的强烈幻想一劳永逸地决定他的伴侣人选。应公开宣布，恋人之间的誓言无效，并且不许他们成婚：因为婚姻是一件当然需要更严肃对待的大事！［143］所以，现在的结合将来一般都不会得到允许。现在的大多数婚姻难道不都是这样一种婚姻，对这种婚姻，人们更愿意没有第三者在场吗？然而，这第三者————孩子————却几乎从不缺少，他不仅是一个见证者，而且还是一位替罪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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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誓的套语。————“若我现在说谎，我就不是正派人，无论何人都可以当面这样骂我。”————我建议以这句套语代替法院里的誓词以及其他通常的对上帝的呼唤：它（比它们）更强大。对此，即使虔信的人也没有理由反对它：因为以往的誓词已不再够用，虔信的人就必须听从他们的教义手册，上面说：“你不可妄称你主神的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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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满者。————这是一位过去时代的勇士：他恼怒于文明，因为在他看来，文明所追求的目标，所有好的事物，荣誉、财宝、美人————同样也为懦夫们所拥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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遭受危险者的安慰。————希腊人，在他们的生活中，时刻面临巨大的危险和灾难，所以他们在进行思想和认识时，寻找情感上的安全和最后的庇难所的安全。我们，在一种无比安全的状态中，于是我们把危险带进了思考和认识中，而且我们在生活中得到恢复并从危险中平静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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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4］即将消失的怀疑。————与古代和中世纪相比，我们这个时代的大胆冒险行动要少得多————这很可能是因为，现代世界再也不能相信什么预兆、神谕、星象和预言家了。这意味着：我们已经没有能力像古人那样相信一种注定属于我们的未来了。与我们不同，古人对未来事物的怀疑要远远小于他们对现存事物的怀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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恼怒于纵情放肆。————“只求我们不要感觉太舒适了！”————这是鼎盛时期希腊人内心深处的隐秘忧虑。因此，他们才劝诫自己节制。再看看我们是怎么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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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ütz］尼采提到的“对‘自然之声’的崇拜”在卢梭的《关于语言起源的探讨》（1761，于卢梭去世后的1781年出版），以及在赫尔德（Johann Gottfried Herder，1744——1803）的《论语言的起源》（1770）中可以看到。他们二人都将原始语言看作是激情在“诗歌”（Poesie）中的自然表达；这种语言的显著特点是有元音的、有节拍的和有韵律的，其中图像比概念处于优先地位。 ［Pütz］此处亦参柏拉图《理想国》（Politeia）：里面可以看到反对悲剧诗人的最严肃的思考，悲剧诗人“用悲伤的动作模仿某一英雄，长时间地悲叹吟唱”（605c——d）。 ［Pütz］希腊神话传说中波阿斯（Poias）的儿子。由于他在奥伊塔（Oita）山上为垂死的赫拉克勒斯点燃了火葬的柴堆，赫拉克勒斯把弓和有毒的箭送给了他。由于溃烂恶臭的伤口，他被奔向特洛亚的希腊英雄们遗弃在雷诺斯岛上，但10年后他被奥德修斯用诡计接回，因为按照一个预言，没有他和赫拉克勒斯的弓箭，就不能征服特洛亚。索福克勒斯在其戏剧《菲罗克忒忒斯》（公元前409年）中对这一素材进行了加工。 对“自然之声”（Naturlaut）的崇拜。————我们的文化不仅容忍种种痛苦表达，容忍眼泪、抱怨、咒骂，愤怒或谦卑的姿势，而且还赞许它们 并把它们看作高贵的、不可或缺的，这说明了什么？————相反，古代哲学的精神不无轻蔑地看待它们，无论如何也不会把它们看作不可或缺的。例如，请回想一下柏拉图 ————并非最冷酷无情的哲学家中的一个————是如何谈及悲剧舞台上的菲罗克忒忒斯（Philoktet） 的。也许是因为我们的现代文化缺少“哲学”？这些古代哲学家也许会把我们所有人都看作“贱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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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5］（适宜）谄媚者的气候。————今天，要找摇尾乞怜的谄媚者，我们不应该到王公贵族的身边去找，因为他们全养成了一种与谄媚不能相容的尚武之气。但是在银行家和艺术家近旁，谄媚之花现在也还在生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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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ütz］浪漫主义者从对启蒙运动的批评出发，指责启蒙运动的片面理性主义以及与此相连对生命领域的孤立，他们对历史产生了一种强烈的兴趣。此外，他们也同时发现了中世纪文学（童话，民间话本），将之作为启蒙运动之前最后的普遍文化的见证。就其应该助长生命的一种不断的普遍诗化来说，浪漫主义的历史神话同时也是一种未来乌托邦：历史研究不应促使我们倒退到过去时代的天真的安全之中，而应促进一种有计划地发展了的新开端。然而，在后期浪漫主义中，在历史兴趣和未来布局之间的这种辨证关系，为了有利于一种片面的保守的灵活后退而丢失了，这种灵活后退在政治关系方面的断念中体现出来。 复活过去的人。————虚荣之人，当其与过去某段时光发生了共鸣，特别当他们这样做是在勉为其难时，他们就会如获至宝，把这段时光抬到天上，甚至想方设法地要使它复活过来。由于虚荣之人为数众多，因此，一旦整个时代都致力于历史研究，其危险性是不容小觑的：大部分力量都浪费在了在想象中复活过去。从这种观点出发，也许最能理解整个浪漫主义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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虚荣、贪婪和没头脑。————你们的欲望大于你们的理性，而你们的虚荣又大于你们的欲望————从根本上来说，对你们这样的人，推荐一大堆基督教实践再加上一丁点叔本华理论将是非常合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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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ütz］希腊神、宙斯和勒托（Leto）之子阿波罗最著名的雕像，保存在梵蒂冈（望楼的庭院）的一件复制品，其希腊青铜原型很可能来自古代雕塑家列奥卡列斯（Leochares）（约作于公元前350年）。阿波罗迈步向前，举目侧视飞向观者的离弦之箭。自从文艺复兴以来就抱有的对早期希腊艺术作品的赞赏（该雕像于15世纪末被发现）直到19世纪末才开始有所减弱。温克尔曼依然在这尊阿波罗雕像中看到了“所有幸存下来的古代作品中最高的艺术理想”。（温克尔曼：《古代艺术史》，第2部，“据希腊时代的外部状况来考察”，德累斯顿1764，页392） 遵照时代的美。————若我们的雕刻家、画家和音乐家想要猜中时代的鉴赏力，他们就必须将美塑造得臃肿、庞大和神经质：正如希腊人，在他们的节制的道德魔力吸引下，［146］把美看作并塑造成望楼的阿波罗 的模样。我们本该称他为丑的，可是，那些愚蠢无耻的“古典主义者”使我们所有的诚实丧失殆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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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的嘲弄。————当下，欧洲人的方式是，以嘲弄对待所有伟大的兴趣，由于我们是如此忙于利用它们，以至于没时间严肃对待它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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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对卢梭。————如果我们的文明是某种自身可鄙的文明：那么，对此我们可以选择像卢梭那样，认定“这种可鄙的文明应该对我们的坏的道德性负责”，或者，我们也可以反对卢梭，认定“我们的好道德性应该对我们的文明的这种可鄙性负责。我们关于善与恶的那些虚弱的、非阳刚的和群居性的概念，以及这些概念对肉体和灵魂的巨大惊人的统治，最终使所有身体和灵魂都变得虚弱了，并且使那些自主的、独立的和无偏见的人夭折了，而这些人却正是一个强大文明的支柱：如果你现在在什么地方还能碰到坏的道德，那么你所看到的就是这些支柱的最后的碎片”。因此，我们用悖论反对悖论！在此，真理不大可能同时属于双方：那么它到底属于哪一方呢？我们不妨试试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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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ütz］通过对唯一正确的说法————它表达了天主教会的传统要求————进行挑衅性改变，尼采在此指引我们注意他所主张的哲学视角主义学说：尼采从不同的和永远变换的视点来考察和评价道德、科学、世界、艺术以及思想本身，以便能把握生命的完整光谱，而一种片面固定的观察方式将会掩盖和歪曲它。 也许被引诱。————目前看来，那些不拘于现行法律和习俗的人，已经作了首次尝试，［147］即组织起来并以此为他们自己创造一种权利，尽管在形形色色错误的、迷惑性的名目下，且多半处在来自他们那方面的巨大的不清晰性中：而迄今为止，他们都如此生活着，即被诋毁为罪犯、自由思想家、不道德的人和恶棍，他们受到被放逐的绝罚、具有坏良知的绝罚，变成了被败坏的和败坏别人的人。大体上来说，我们应该认为这一步是正确和正当的，尽管它也许会带来这样的后果，使未来的世纪变得不那么安全，以至每个人都必须携带武器：因此，已经有一种相反的权力在此，它不断提醒我们，并没有什么只有它自己才可以称为道德的独一无二的道德， 而且一种排他性的肯定自身的道德杀死了许多好的力量，并且人类为之付出了高昂的代价。偏离分子，他们如此经常地是那种独创性且丰产的人，不该再被牺牲掉；无论在行动上还是在思想上偏离道德，都不应再被视为可耻的；必须对生活方式和社会组织形式进行大量新的实验；坏良心这一巨大惊人的负担必须被消除：这些最普遍的目标应该为所有诚实的、追求真理的人所承认并被推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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哪些道德不使人无聊。———— 一个民族不厌其烦地宣扬和传播的头号道德律令，跟它的头号缺点有关，因此它才不会让这个民族感到无聊。希腊人，他们是多么经常地丢掉节制、冷静的勇敢、正义感或甚至可理解性，然而，当他们聆听苏格拉底的四美德时，他们是多么津津有味————他们如此需要这些美德，然而同时又如此没有能力获得这些美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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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8］十字路口。————唉！你们希望变成某个体制的一部分，在这个体制里，一个人不是毫无保留地变成一只轮子，就是被其他轮子所碾压！在这个体制里，不言自明的公理是，每个人之所是就是上面规定其之所是！在这个体制里，“联络”竟然变成一种天职！在这个体制里，如果人们因为听说“他某一天也许会对你有用”而注意到某人，在这件事中竟然没人觉得受到了侮辱！在这个体制里，人们竟然毫不害羞地造访某人，以便获得他的推举！在这个体制里，人们甚至根本没有想过，由于在习俗面前如此猥琐和谦卑，他们已经使自己变成了自然生产出来的破铜烂铁，其他人可以随意使用和打碎它而不会感到有什么内疚？人们仿佛是在说：“像我这样的东西永远都不缺，随便用！别客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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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ütz］指挥家、作曲家和文学家瓦格纳（1813——1883）；自从《漂泊的荷兰人》以来，发展出一种特别德国风格的“音乐剧”（Musikdrama），通过咏诵表演出来的台词和主导动机式的通谱音乐之间的统一，消除了意大利和法国歌剧形式中咏叹调和宣叙调之间的分裂。尼采从1868年后一度与瓦格纳保持友好关系。在《悲剧的诞生》中，他从狄奥尼索斯崇拜的狄奥尼索斯音乐歌队中引出希腊悲剧。自苏格拉底发动的启蒙进程开始以来，尼采看到艺术走向衰落，但他相信在瓦格纳的作品中看到了悲剧从音乐精神中的一种新生。在《不合时宜的沉思》（1875/76）第四部中，尽管赞扬瓦格纳的音乐，尼采却批评瓦格纳的诗人才能和作为一种文化的未来之先驱的资格。1876年，当瓦格纳在拜洛伊特成功实现其音乐节计划时，他们的友谊宣告结束。在晚期著作中，尼采分析瓦格纳的作品，视其为文化颓废（décadence）的表现。在《瓦格纳事件》和《尼采反瓦格纳》（同为1888年）中，他有力地论证在《道德的谱系》（1887）中建立的论题，比如瓦格纳在《帕西法尔》（1882）中向基督教的靠拢。 ［Pütz］在帝国成立10年后，尼采攻击他的同时代人那种将德国文化视为整齐划一的眼光，对他们而言，这一文化的一切都同样值得崇拜。实际上，叔本华、瓦格纳和俾斯麦并不能协调为一个共同的传统，相反，他们代表的是彼此对立的立场。像瓦格纳在其1851年完成的著作《歌剧和戏剧》中针对绝对音乐的观念所陈述的意义，与叔本华关于作为一种非人格意志之客体化的绝对音乐的观念背道而驰。瓦格纳在转向基督教之后继续批评哲学家，如在《宗教与艺术》（1880/81）导论第二部分“英雄主义和基督教信仰”中。1854年，当瓦格纳将带有他手写“出于崇敬”献词的作品《尼伯龙根指环》（1876年全剧首演）请人转交给叔本华时，叔本华评论说，这家伙更像个诗人而不是音乐家，此外还对剧本语言加以改动，但使作曲家感到遗憾的是，他仍然欠作曲家一个回应。叔本华很可能在瓦格纳所着重描述的沃尔松家族（Wälsungen）的手足之爱［译按：沃尔松家族是北欧神话中最有名的半神家族，沃尔松是主神奥丁之子希吉（Sigi）的孙子，他生有十个儿子和一个女儿，其中西格蒙德（Sigmund）和西格妮（Signy）兄妹二人乱伦生下了屠龙勇士西格弗里德（siegfried）。从冰岛神话《埃达》和《沃尔松萨迦》到日耳曼史诗《尼伯龙人之歌》再到瓦格纳的音乐剧《尼伯龙根指环》，这个故事一脉相承。］中嗅到了与他自己所主张的对性爱的形而上学否定的一种冲突。虽然承认《尼伯龙根指环》的地位，但叔本华更喜欢莫扎特和罗西尼（Rossinis，1792——1868）的古典歌剧，由于它们篇幅更短小、构思更清晰。（对此请参Ulrich Müller和 Peter Wapnewski《瓦格纳手册》，斯图加特1986，页102。）与哲学——美学上的对立结合在一起的是政治上的分歧：与反动的叔本华不同，瓦格纳在1848/49年站在革命一边。但作为艺术家他支持一个由对文化政治改革友好的君主领导的共和国，并从1864年后得到了巴伐利亚国王路德维希二世（1864——86）热情然而反复无常的支持。瓦格纳与俾斯麦的德意志帝国的关系一直是三心二意的。1871年5月3日，当两人在柏林碰面时，都表现出一种相互的但是非常有距离的敬意。清醒的实力政治家和悲剧的——悲观的艺术家终归不是同路人。（对此请参Martin Gregor-Dellin《瓦格纳：他的生平，他的作品和他的世纪》，慕尼黑1980，页643和689。） ［Pütz］拜伦勋爵的同名悲剧《曼弗雷德》（1817）的主角。曼弗雷德，深受知识之苦，于是在戏剧开头召来精灵，请求他们赐给他遗忘的能力，然而连精灵们也不能满足这一愿望。 ［Pütz］卡诺（Lazare Nicolas Carnot，1753——1823），法国政治家、数学家和军官。作为一个共和主义者（Republikaner），他曾参与推翻罗伯斯庇尔并多次反对拿破仑。 ［Pütz］共和政体的信奉者。共和国（Republik，拉丁文 res publica，意为“共同体”［Gemeinwesen］）原指任何不是为统治者的利益而是为全体人的幸福服务的国家；因此，与专制政体不同，君主政体也可以是共和制的。直到18世纪末，共和制和君主制这两种政体才被认为是不能相容的。 ［译注］尼布尔（Barthold Georg Mebuhr，1776——1831），德意志历史学家，其巨著《罗马史》影响巨大，开创了历史编纂的新纪元。 绝对崇拜。————当我想到人们最多阅读的德国哲学家，最多倾听的德国音乐家和最受人们欢迎的德国政治家时，我不能不对自己承认，德国人这一充满绝对情感的民族，现在被搞得相当郁闷，而且还是被他们自己的伟大的人物。三次，我们都看到了一种壮丽的景象：每次都是一条呼啸而来的急流，奔腾在它自己开出的河床里，波涛汹涌，气势磅礴，常常使人觉得它们就要向高处流去。然而，无论人们对它们如何奉若神明，在整体上以及在大的方面，谁又会不愿意与叔本华意见不同！在整体上以及在细节上，谁又能与瓦格纳（Richard Wagner） 不无分歧！————就算有人所言是真实的：每当瓦格纳自己发火或惹别人发火，［149］都表明那里埋藏着一个问题————当然他自己并没有揭开问题。————最后，又有多少人会甘愿与俾斯麦一致，就算他总是能够与他自己一致，或者仅仅是有可能在将来与他自己一致？尽管：毫无原则而只有基本欲望，一个灵活的精神服务于强大的基本欲望，而且刚好因此而毫无原则————这对一个政治家来说完全不应该有任何引人注目之处，毋宁说应该被视为正当和符合天性；但遗憾的是，到现在为止，它完全不是德意志的！围绕着音乐的喧嚷，以及围绕着艺术家的不协和音和坏情绪，同样不是德意志的，叔本华所采取的不同寻常的新立场，同样不是德意志的；也就是既不高踞于事物之上，也不匍匐于事物之前————这两种态度依然可以说是德意志的————他反对事物！难以置信！难以忍受！把自己与事物并列，然而却是作为它们的反对者与它们并列，以及最后但并非最不重要的：作为自己的反对者与它们并列！————对于这样一位榜样，绝对的崇拜者应当如何呢？而且三位这样的榜样甚至彼此不能和平共处，对此他又当如何呢？叔本华反对瓦格纳的音乐，瓦格纳攻击俾斯麦的政策，俾斯麦则攻击所有瓦格纳派和叔本华主义！ 绝对的崇拜者留在这儿做什么好呢？带着他那“整体崇拜”的渴望逃向何方呢？我们也许能从音乐家的作品中选出几百小节好的音乐，它们请一个人来细心照料自己，人们也愿意让它们来照料自己，因为它们触动人心，人们也许能带着偷来的这点赃物走到一边并忘掉其余一切呢？关于哲学家和政治家，我们恰好也可以找到这样一种脱身吗————挑一些东西，让自己细心照料它们，特别是忘掉其他一切！是的，唯当忘记不是太难的话。从前有一个非常骄傲的人，［150］他除了自己所有的东西以外，不接受任何无论好还是坏的东西，直到有一天，他需要忘记，但发现自己不能给自己提供这种东西，于是他不得不三次召来精灵；精灵来了，听了他的要求，最后说道：“只有这件事儿是我们做不到的。”德国人难道不能从曼弗雷德（Manfred）的经验 中学到什么？干吗要召唤精灵？这样做毫无用处，人们忘不了，即使他想忘。而如果我们要成为我们时代的三位伟人的五体投地的崇拜者，关于他们我们所需要忘记的“其他”又何其多哉！然而，在此值得推荐的是，利用这个好机会并去寻找某些新的东西：即诚实地对待自己，从一个深信不疑跟着说和凶狠盲目地敌视的民族，变成一个有条件地赞成和善意地反对的民族：但是，首先是要认识到，绝对的个人崇拜乃是某种可笑的东西；认识到因此改变立场即使对德意志民族来说也算不上什么不光彩；认识到有一条深刻的、值得牢记的箴言：“重要的不是人，而是事。”这条箴言，有如其作者，卡诺 ，战士和共和主义者 ，伟大、诚实、简单和沉默。————然而，我们现在可以这样对德国人谈论一个法国人，而这个法国人又是一个共和主义者吗？也许不行；确实，我们可能甚至早就不记得尼布尔 可以告诉他的时代，告诉德国人的话了：在他心目中，没人比卡诺更像是真正的伟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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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榜样。————我喜爱修昔底德的是什么？为什么我尊敬他胜过柏拉图？人或事物的一切独特性都使他感到无限的、无偏见的快乐，［151］他相信每一种存在类型都有某种引人入胜：他的目的就是去发现这种引人入胜。在实践中，他也表现得比柏拉图更公正，对那些他不喜欢或在生活中伤害过他的人，他并不加以谩骂或贬低。相反，由于寻找类型并且仅仅寻找类型，他在他所处理的所有人和事物中都看到某种伟大性并加以考察；因为后代对于非典型的东西是不会有兴趣的，而他正是要把自己的工作献给这些后代。因此，在这位人类描述者的身上，那对于世界最公正无私的知识的文化开出了最后的美丽花朵；索福克勒斯是这种文化的诗人，伯里克利是这种文化的政治家，希波克拉底是这种文化的医生，德谟克利特是这种文化的自然哲学家；以它的教师智术师的名字命名这种文化是完全应该的，然而，不幸的是，从它被命名的那一刻起，它却变得苍白和不可理解了————我们现在开始怀疑它一定是一种非常不道德的文化，因为柏拉图和全体苏格拉底学派都反对它！此处，真理是如此复杂、难以分辨，以至于它引起了反感，我们索性不再试图去分析它了：因此，古老的谬误（错误比真理简单）依然在走它的老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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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ütz］近代对之部分进行保护、部分进行重建或发掘出来的三座具有巨大文化价值和建筑价值的古代名城。帕埃斯图姆是一个希腊城市，位于南意大利，有著名的圣迹和至今仍然保存完好的古代神庙（公元前6/5世纪的赫拉和雅典娜神庙）。温克尔曼和歌德赞颂帕埃斯图姆的神庙是古代希腊建筑的杰作。庞贝是一个小城，公元79年因维苏威火山爆发而彻底掩埋，就这样在火山熔岩下保存下来，以至于到了1869年以后，人们通过系统的发掘重新发现了一个正处于日常生活进程中而突然被打断的罗马城市。庞贝城中著名的有阿波罗神庙、公共温泉浴场、圆形露天剧场、别墅中的壁画。希腊时代的东西留下来的只有市场上的多立克式神庙。雅典作为古代阿提卡地区的首府，展示了许多古代地点，特别是在卫城上的带有迈昔尼时代遗迹的神庙群。 ［Pütz］尼采指瓦格纳的音乐。关于这种音乐的特点，亦参《人性的，太人性的》，“来自艺术家和作家的心灵”，节219，以及“意见和箴言集锦”，节144。 我们对希腊极为陌生。————东方的或现代的，亚洲的或欧洲的：与希腊的相比，它们全都占有量大的东西，并拥有对作为崇高之语言的宏大的量的乐趣，当人们置身帕埃斯图姆（Pästum）、庞贝（Pompeji）或雅典（Athen）， 面对全部希腊建筑，看到希腊人是多么善于并且爱好用寥寥几笔勾画出崇高的形象，我们不能不感到惊奇。————同样：在希腊，在其想象中，［152］人自身又是多么简单！我们在关于人的知识方面超出他们有多么远！但是与他们相比，我们的心灵和我们对于心灵的想法，看起来也是多么地像迷宫啊！假如我们愿意并且敢于按照我们心灵的形态造一建筑（对此我们还太胆怯！），那么，错综复杂的迷宫就是我们最好的样板！我们已经让为我们所特有并真正表达我们的音乐 猜中了这一点。（也就是说，在音乐中，人们可以这样进行，因为他们误以为无人在此，无人能够在他们的音乐下面看见他们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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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感的不同视角。————我们关于希腊人的闲话多么不着边际！对于他们的艺术，我们究竟理解些什么！他们的艺术的核心是对男性裸体美的激情；他们正是从这种激情出发，去感受女性美。因此，他们对于女性美具有一个与我们截然不同的视角。他们对于女人的爱也是如此：他们以不同的方式爱慕，他们以不同的方式鄙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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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人的食物。————他善于消化众多东西，实际上几乎所有的东西————他的抱负正在于此：但是，假如他在这方面不是如此擅长，他也许会是更高的目类；杂食的人（homo pamphagus）并不是最精美的种类。我们生活在一个趣味更为反常、偏执的过去与一个其趣味可能更为讲究和精细的未来之间————我们正在途中，离二者同样遥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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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ütz］尼采心里想的可能是柏拉图的主要著作《理想国》，在该书第10卷中，悲剧被作为一种模仿与所有其他模仿相提并论，仅仅是游戏，当不得真（602b）。如果没有更深刻的关于真理的知识作为药物，所有诗作都会败坏听众的心灵（595b）。 悲剧与音乐。————其情绪处在一种战争的根本状态中的男人，如埃斯库罗斯时代的希腊人，［153］是难以打动的，而且一旦同情战胜了他们的严酷，像一阵眩晕同时也像一种“魔鬼的强力”一样突然抓住他们————他们就觉得自己不自由了，因一种宗教的战栗而激动起来。在这种状态过去之后，他们不无疑虑；但是，只要他们还处在这种状态中，他们就会享受到神不守舍的、奇妙的欣喜，混合着痛苦的最苦涩的苦艾酒：这是适合战士的饮料，一种危险、稀有、苦涩而甜美的东西，一个人是不容易享受到的。————如此感受同情的灵魂，严酷且好战的灵魂，无论通过恐惧还是通过同情都不容易将它们制服，但通过同情不时地被软化一下也没有什么坏处：这样的灵魂构成了悲剧所要诉诸的对象。至于那些像帆渴望风一样渴望“同情心”的人，悲剧于其何有哉！到了柏拉图的时代，雅典人变得更温柔和更敏感了————但即使这时，他们离我们现代社会大小城市居民的多愁善感仍然是多么遥远！————但是哲学家们已经开始抱怨悲剧的害处 。在刚刚开始的那样一个充满危险的时代里，勇气和男人作风的价值提高了，它也许会逐渐使灵魂重新变得如此强硬起来，以至于这些灵魂迫切需要悲剧诗人：但是暂时悲剧诗人还有点————用最温和的词汇来说————多余。————同样，对于音乐来说，那样一个时代也曾是一个更好的时代（当然也会是一个更恶的时代），音乐家们必须用音乐诉诸那些严格个人的、内心严酷的、受自身激情的晦暗严肃统治的人：但是音乐之于目前这个正在消逝的时代的这些过于灵活的、发育不全的、半个人的、好奇的、对一切都渴望贪婪的灵魂，又何有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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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ütz］指在19世纪后半叶经常尖锐化的社会问题。 ［154］赞美工作的人。————在对“工作”的一片颂扬声中，在关于“工作福音”的喋喋不休中，我看到了同一种隐蔽的想法，与人们在赞美公益的非个人行动时的想法是相同的：对任何独特性个人性的恐惧。所谓工作，总是意味着高强度和长时间的工作；人们现在感到，这样的工作不啻最好的警察；它给每个人都戴上了一副沉重的镣铐，而且懂得强有力地阻碍理性、贪欲和独立意识的发展。由于工作消耗了特别多的精神力量，那就从同一个人身上取走了反思、筹划、梦想、忧虑、爱恨，工作始终给人树立眼前的目标，并且提供容易的和定期的满足。因此，一个充满了不断紧张工作的社会也拥有更多的安全：而安全现在正被奉为最高的神明。————现在！令人吃惊！正是“工人”开始变得“危险”！ 到处都挤满了“危险的个人”！而且在他们的身后站着各种危险中最大的危险————真正的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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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业社会的道德风尚。————当代道德风尚的基本原则是：“道德行动即出于同情别人而做出的行动。”在这一基本原则的背后，我看到的是一种企图统治可怕性的社会欲望，它以这种方式理智地伪装了自己：对于这种欲望来说，最高的、最重要和最切近的就是，想要生活去掉它在过去时代所具有的全部危险性，而且每个人都应该为此贡献他的全部力量：因此，只有那些以公共安全感和社会安全感为目的的行动才有权被称为“善”！［155］————当这样一种对可怕性的暴政变成了规定人的绝对的道德命令，当人们可以如此毫无异议地命令自己摆脱自己、撇开自己，但却命令自己对来自他处的每个人的困境、痛苦有一双猞猁般的锐利之眼，那么人们现在在他们自己身上所能找到的欢乐必定是少之又少！怀着磨平生命的所有棱角这一巨大惊人的意图，我们不是正在使用最有效的手段把人类变成一堆沙子吗？沙子！小小的、圆圆的、软软的、一望无际的沙子！这是你们的理想吗，你们这些散布同情心（sympathischen Affektionen）的先锋？————此间甚至有个问题依然悬而未决，我们怎样才能对别人更有用呢？是一看到他的影子就跑过去，拉住他，帮助他————然而这种帮助在它不会变成暴君式的绑架或强制改造的地方，只会被看作非常表面草率的做法————还是把我们自己变成另外一个样子，使他一看到我们就感到愉快、神清气爽，仿佛看到一个与世隔绝、带有一道遮挡风暴和马路尘土的高墙以及一扇好客的大门的美丽而宁静的花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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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ütz］指19世纪的经济自由主义，作为理性主义和启蒙运动之子，它要求让个人的天生的赢利欲自由活动，以便各种经济力量恰当的相互作用能够引起最大可能的总体经济利益。这个意义上的自由竞争仅仅由经济活动参加者的供需来调节。尼采看到，不仅经济生活，而且未来的全部文化生活和社会生活，都是根据这两个标准来规定的。 ［Pütz］拉丁文：犹太人阿培拉才信这个（意思是：我可不信！）据贺拉斯的讽刺诗I，5，100。阿培拉是当时获释奴隶的常见外号，在此用来称一个轻信的犹太人。 一种商业文化的基本观念。————今天，我们一再看到，一种社会文化正在形成，商业活动是这种文化的灵魂，正如个人竞赛是古希腊文化的灵魂， 战争、胜利和法律是罗马文化的灵魂。商人并不生产，却善于为一切事物定价，并且是根据消费者的需要，而不是根据他自己个人的需要来定价：“什么人和多少人会来消费这种东西？”这永远是他的头号问题。这种定价方式已经变成了他的第二本能；对于出现在他面前的一切事物，他都不断通过这种方式加以衡量，无论它们是艺术和科学的产品，还是思想家、学者、艺术家、政治家、民族、党派乃至一个时代的成就。［156］一切创造出来的事物，在他那里都只具有供应和需求的关系，他探讨这种关系，以便使自己能够决定它们的价值。这构成了整个文化的特质。它细致入微，无孔不入，制约着一切愿望和能力：这是你们未来世纪的人将会为此感到骄傲的：假如商业阶级的先知有权把这一文化特质交到你们手上的话！但是，我对这些先知毫无信心。用贺拉斯的话来说：让犹太人阿培拉去相信他们吧（Credat Judaeus Apella）。
176
批评我们的前人。————为什么现在我们难以忍受哪怕是不久前过去的真理？因为总是有这样的新的一代已经在此觉得自己与这个过去格格不入，并在对过去的批评中享受权力感的处女作。在过去的时代，情况正好相反，新的一代总是希望把自己的权威建立在过去一代的基础上，不仅接受他们的父辈的意见，而且还尽可能比过去更严格地保守这些意见，他们以这种方式去开始感觉。在过去的时代，批评前人代表轻佻放荡，而在我们这个时代，年轻的理想主义者却把批评前人当作自己的出发点。
177
学会孤独。————噢，你们这些可怜的无赖，在世界政治的各大都市中，你们这些年轻的、有才华的、为野心所折磨的男人，对任何事情————总是不断地发生着什么事情————都发表意见，你们把这视为你们的责任！你们如此扬尘飞声，便以为自己是历史的前驱！你们总是在打听，总是在留意那些你们可以插嘴的时机，因此你们永远失去了真正创造的能力！你们依然还可以如此渴望伟大的作品：［157］孕育的深刻沉默绝不会降临在你们身上！日常事物驱赶你们有如驱赶面前的秕糠，你们却以为是自己在驱赶日常事务————你们这些可怜的无赖！————人若想在舞台上扮演一个主角，就不该考虑搞合唱，甚至一次也不可以知道怎么合唱。
178
每日被用掉的。————这些年轻人既不缺少个性，也不缺少才能或勤奋，然而，他们却从来没有时间为他们自己选择一条道路；相反，从童年时代起，他们就习惯于接受某个别人为他们指出的道路。到了长大成人，完全可以“放之荒野”时，人们却不这么做————人们利用他们，人们使他们自己偷窃自己，训练他们每天把自己用掉，并把这看作一种责任————现在，离了这种责任他们就无法生活；他们不希望改变这种责任。只是人们不可以不给这些可怜的役畜他们的“假日”————正如人们所称呼的那样，一个工作过度的世纪里的这种闲暇理想：只有这时他们才可以随心所欲地无所事事、发呆犯傻、幼稚可笑。
179
［Pütz］此外，尼采的批评可能指向当时正在讨论而后由俾斯麦宣布的社会法。1883实行疾病保险，1884年意外保险，1899年老人和残疾人保险。由此启动了一个发展过程，在尼采看来，它把自由的国家变成了20世纪的保险国家，在这样的国家中，一个匿名的官僚阶层管理着不断增长的社会福利负担和社会保险费用。 国家尽可能小为宜。————让社会中最有天才的人处理政治与经济事务，是得不偿失：这种精神浪费比最糟糕的处境还要糟糕。政治与经济过去是，且永远是智力稍逊一筹者的领地，智力高于稍逊一筹者应该被禁止进入这一工作领域：让他们在政治和经济的工厂里效力，倒不如让机器坏掉！［158］然而，现在的情况却是，几乎每一个人都认为，不仅必须知道这里发生的一切，而且要不断参与到这种重要生活中去，为此甚至不惜荒废他们自己的工作，这真是发疯和可笑！我们为“公共安全”付出的代价实在是太高了，而最荒唐的是，我们得到的不是公共安全，反而是“公共不安全”：对这一事实，我们可爱的时代正在努力加以证明，好像过去还未有证明似的！使社会不受小偷和火灾之害，让各种贸易和交流畅通无阻，把国家变成好的以及坏的意义上的无虞城（den Staat zur Vorsehung） ————这都是些低级的、平庸的、无论如何也不是不可或缺的目标，我们不应该为了实现这些目标使用我们那仍然以某种方式存在的最高级的手段和工具，而应该把他们保留给我们的最高和最珍贵的目标。我们的时代，无论它怎样大谈经济，其实是一个浪费者：它浪费最宝贵者、浪费精神。
180
［Pütz］尼采可能特别想到的是与德国民族国家统一有关的战争。他作为普鲁士爱国者经历了1866年的德国——丹麦战争，作为卫生兵参加了1870年普法战争的战役。此后不久他改变了对普法战争的看法，认为其历史理由（重建失去的民族统一）只是一种事后追认合法化的企图。 战争。————当代的大的战争是历史研究产生的影响。
181
统治。————一些人统治是因为他们乐于统治；另一些人统治是因为他们不愿被统治————对于他们来说，统治不过是两害之轻者。
182
粗犷的坚定。————当人们说某人“很有性格”，这被认为是一种莫大的荣誉。所谓有性格，就是说他表现了粗犷的坚定，这种坚定即使迟钝的眼睛也能看见。［159］然而，当更精致也更深刻的心灵发号施令并以更高的方式表现其一贯性时，观众却否认有任何性格存在。因此，狡猾的政治家们经常身披粗犷坚定的甲胄亮相，出演他们的喜剧。
183
遗老和遗少。————“议会在道德方面有问题，”总有人这样想，“因为在议会里甚至反政府的观点也可以得到表达！”————“我们在任何问题上都必须以我们的全能的主的命令为准。”———— 在许多遗老的头脑里，特别是在北德意志，此乃第十一诫。我们嘲笑它，认为它不合潮流，然而在过去的时代，它就是道德！也许有一天，我们会再次感到好笑，嘲笑现在在议会制度下成长起来的一代人认为是道德的东西，即把党派的政策置于自己的智慧之上，回答起关于公共福利的任何问题都像是在为党派之船扬帆。“党的需要就是我们的观点。”————这就是他们的行为准则。在这种道德下，便有了现在的各种献身、自我克服和壮烈牺牲。
184
作为无政府主义者之产品的国家。————在人们受到普遍限制和压制的各个国家里，仍然有许多漏网者和不服从者：现在他们大多聚集在社会主义的阵营中，而非其他任何地方。应该会发生这样的事，这些人有一天要制定法律，那么人们就可以指望，他们肯定会把铁链套在自己身上并实行可怕的纪律：————他们了解自己！而且他们将忍受法律，［160］由于意识到这些法律是他们自己强加给自己的————权力感，而且这种权力感对他们来说是如此新奇和迷人，以至于他们愿为它忍受任何痛苦。
185
乞丐。————人们应该取缔乞丐：因为向他们施舍让人烦恼，而不向他们施舍也让人烦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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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人。————你们的生意————这是你们最大的偏见，它把你们限制在你们的地方、你们的圈子和你们的爱好上。勤于生意————但却荒于思想，对你们自己的贫乏心满意足，并把这种心满意足掩盖在责任的外衣下：这就是你的生活，你还想让你的子女也这样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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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一种可能的未来。————我们难道不能想象这样一种社会状态，在这种社会状态中，罪犯自首和公开宣布对他自己的惩罚，骄傲地觉得，通过这样惩罚自己，他自己制定的法律得到了尊重，而他自己也行使了一个法律制定者的权力？他也许曾经犯罪，但是通过他的自愿的惩罚，他使自己超越了他的罪过，不仅以其坦白、伟大和镇静消除了罪过，而且还维护了公共利益。————这样的未来罪犯完全是可能的；当然，这又以一种未来的立法为前提，这种立法的基本观念是：“在任何事情上都只服从你自己制定的法律。”必定还有多少实验尚未进行！必定还有多少未来之黎明尚未来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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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1］陶醉与营养。————一个民族之所以反复被骗，是因为他们一直在寻求一个骗子，也就是刺激他们感官的酒精。只要能够得到它，他们就对黑面包没有怨言。对他们来说，陶醉比营养更重要————他们每每因为诱饵吞下铁钩！与那些威风凛凛的征服者和庄严的古老宫殿相比，从他们自己中间挑选出来的人————即便其为专精的实干家————又算得了什么！民族领袖至少必须让他们看到征服和辉煌的前景，他们才有可能相信他。他们总是俯首帖耳，甚至不只是俯首帖耳，前提是他们同时能陶醉！人们不可以只为他们提供安宁与娱乐，而其中却没有月桂花环和让他们疯狂的力量。然而，这种群氓式趣味，视陶醉比营养更重要，它决不是民众中间土生土长的：毋宁说，它是被带到民众中间，被移栽过去的，只不过在那里大多数时候它依然既保守又茂盛地快速生长着，而它的起源则出自某些最高的心灵，已经在那里生长了上千年。群众则是这奇妙的野草仍然可以繁荣的最后的荒地。————怎么！人们恰恰应该把政治托付给他们吗？以便让他们每天都可以痛饮和陶醉一番？
189
［Pütz］在后期著作中，特别是在80年代遗稿中，“大政治”成了纲领，成了与尼采所蔑视的“欧洲各王朝的利益政治”对立的概念，利益政治使“各民族彼此反对的自高［傲］”和“自私”成为原则，甚至几乎成为义务。与此相反，尼采拥护的基本原则是：“大政治将使生理学变成所有其他问题的主宰”，也就是说：大政治将根据生命之健康的权力充盈来衡量一切思想和行动的等级（尼采，KSA，第13卷，页637及下页）。与这一生理学界定形成惊人而独特的对比的，还有另一关于“大政治”的不同界定，它让人想起柏拉图（《理想国》中）的哲人王观念：“新哲人只有与一个统治阶层结合才能产生，作为其最高的精神提升（Vergeistigung）。”（同上，第11卷，页533）唯心主义的和生理学的概念之间的转换尤其是尼采后期作品的思想方式和描述方式的特点。 ［Pütz］指赫西俄德《劳作与时日》中关于时代划分的文字（106——201行），这是第一个分期理论，它将古代划分为四个按照作为价值符号的金属命名的时代：黄金时代，克洛诺斯统治的时代，是最幸福的时代（人像神一样生活）；白银时代，宙斯统治的时代，带有衰败的趋势，这一趋势在战神阿瑞斯统治的金属时代是如此加剧，以至于人类开始互相杀戮。按照赫西俄德的说法，接下来是第四个时代即英雄时代，它要晚于青铜时代，包括了从特洛伊到忒拜的时代。许多古代作家都觉得他们所处时代是黑铁时代。奥古斯都的第一罗马帝国，由于其和平思想连同艺术和科学的一种繁荣，而被欢呼为黄金时代的重新开始。 大政治（Große Politik）。 ————无论个人和民族的虚荣心和实用考虑对于大政治有多大影响：驱使他们向前的最强有力的洪水还是他们对权力感的需要，这种需要不仅在贵族和强者的灵魂中，［162］而且还恰恰并非最小部分地在下层群众中从不渴的源泉不时发出来。我们一次次看到，群众准备冒着牺牲他们的生命、财产、良心和美德的危险，忙于他们的那种最高的享受，作为胜利的、暴君式任意的民族支配着其他民族（或至少是认为自己支配着其他民族）。挥霍的、有牺牲精神的、希望的、轻信的、不顾后果的和幻想的感觉，在此如此丰富地涌上来，以至于有野心或已聪明地预先有准备的君主会挑起战争，利用其群众的良心来掩盖自己的非正义。伟大的征服者从来都是满嘴感人的道德语言；聚集在他们周围的群众激动万分，只愿听到慷慨激昂的话。道德判断的奇妙的疯狂！当人体验到权力感时，他觉得并称自己为善的；然而恰恰是那些他必须对之发泄其权力的人却觉得并称他为恶的！赫西俄德在其关于人类时代的神话中， 先后两次描述同一时代，即荷马的英雄时代，因此从一个时代里区分出两个时代：对那些在专制者和冒险家的铁蹄下呻吟的人，以及对他们那听说这段历史的后代来说，这是一个恶的时代；对那些英勇的人的后代来说，这是一个善的时代，充满了美好的令人怀念的幸福时光。在这种情况下，诗人除了那样做之外别无选择————他的听众中两种人的后代肯定都有！
190
从前的德国文化。————就在不是很久之前，德国人开始引起其他民族的注意，［163］这主要是由于一种文化的缘故，而他们现在已不再拥有这种文化，确实，他们已怀着一种盲目的热情摆脱了它，就好像它曾是一种疾病一样：然而他们又不知道什么更好的东西可以用来与之交换，除了政治的和民族的疯狂。当然，由于这种疯狂，他们实现了让其他民族对它更感兴趣，比之前它通过文化让它们感兴趣还要更甚：而且他们还因此而拥有满足感！在此期间，不可否认的是，从前的德国文化愚弄了欧洲人，它实际上不值得他们这样对它感兴趣，甚至还加以模仿和争相学习。我们现在不妨回想一下席勒、威廉·冯·洪堡、施莱尔马赫、黑格尔和谢林，读一读他们的通信，暂时加入其门徒的庞大圈子：让我们看看，他们的共同特点是什么，他们身上究竟有什么东西对我们产生影响，使我们今天时而如此不能忍受，时而又不无怜悯和感动？首先，是他们那不惜一切代价地露出道德上的激动的癖好；其次，他们要求闪着诱人而虚假的光芒的、柔软无骨的普遍性，同时也意图使一切（性格、激情、时代、风俗）意愿看起来美————很遗憾，这种美根据的是一种糟糕的且模糊的趣味，尽管如此，却自诩为希腊的后裔。这是一种柔软的、善良的、闪着银光的唯心主义，它的最大愿望就是装出高贵的样子和装出庄严的声音，它是这样一个东西，狂妄然而无害，灵魂中充满了对如下事物最由衷的反感，即“冷冰冰”“干巴巴”的现实，解剖学、全身心的激情、任何哲学克制和怀疑主义，特别是任何不适合充当宗教符号的自然科学。歌德以他自己的方式注视着这场德国文化闹剧：站到一边，温和地抗议，保持沉默，更坚定地走自己更好的道路。［164］一段时间之后，叔本华也注意到这场闹剧：在他那里，真正的世界和世界的凶恶残暴重新变得可见，他谈起它时既粗劣又充满热情：因为这种凶恶残暴具有它自己的美！————究竟是什么诱骗了这些外国人，使他们不能像歌德和叔本华一样观察这种德国文化，或者更好，干脆不观察这种德国文化？是围绕着这种文化闪烁的那种暗淡的光泽，捉摸不定的银河之光：当外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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