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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天地之性,由是而有阴阳五行,由是而有山川原隰,由是而有飞潜动植。所谓生生而条理者也,此天地之理也。人之性感于物而动,于是乎有欲,天下之人,各得遂其欲而无所偏,此人之理也。而使吾人之欲,在在依乎天理,其道在行孔子之所谓“恕”,大学所谓“絜矩之道”。所谓“理”者,自客观上言之;所谓“恕”与“絜矩之道”者,自主观上言之。所谓“理”者,自其究竟言之;所谓“恕”与“絜矩之道”者,自其手段言之。其实则一而已矣。

    然则使吾人节人欲而依乎天理者何欤?使吾人以己之情絜人之情,而无不得其平者何欤?夫戴氏之所谓性,固兼心知与血气言之,则所以使吾人如此者,其为心知必矣。故曰:

    凡血气之属,皆有精爽。其心之精爽,巨细不同。如火光之照物,光小者,其照也近,所照者不谬也,所不照者疑谬承之,不谬之谓得理;其光大者,其照也远,得理多而失理少。且不特远近也,光之及又有明暗,故于物有察有不察;察者尽其实,不察斯疑谬承之,疑谬之谓失理。失理者,限于质之昧,所谓愚也。惟学可以增益其不足而进于智,益之不已,至乎其极,如“日月有明,容光必照”,则圣人矣。(《孟子字义疏证》卷上)

    然则,如戴氏之说,则非理之行,存于知之失,而不存于欲之失,故驳周子无欲之说。又曰:

    朱子亦屡言“人欲所蔽”,皆以为无欲则无蔽,非《中庸》“虽愚必明”之道也。有生而愚者,虽无欲亦愚也;凡出于欲,无非相生相养 [5] 之事。欲之失为私,不为蔽。……私生于欲之失,蔽生于知之失。(同上)

    然由戴氏之说推之,则必欲之失根于知之失而后可,必私与蔽相因而后可。不然,则理者,情欲之不爽失之谓,知之失,安得即谓之非理?今乃曰:“欲之失为私不为蔽”,一若私与蔽全为二物者,自其哲学之全体观之,不可谓之非矛盾也。

    厥后阮文达又推阐戴氏之说,而作《性命古训》(《揅经室一集》卷十 ),复括其意作《节性斋主人小像跋》一篇(《揅经室再续集》卷一 )。其文曰:

    余讲学不敢似学案立宗旨,惟知言性则溯始《召诰》之“节性”,迄于《孟子》之“性善”,不立空谈,不生异说而已。性字之造,于周召之前。从心则包仁、义、礼、智等在内,从生则包味、臭、色、声等在内。是故周召之时,解性字者,朴实不乱。何也?字如此实造,事亦如此实讲。周召知性中有欲,必须节之。节者如有所节制,使不逾尺寸也。以节字制天下后世之性,此圣人万世可行,得中庸之道也。中庸之“率性”(率同帅 ),犹《召诰》之“节性”也。……至于各义,已详余《性命古训》篇。

    “虞夏书”内无性字,性字始见于《书·西伯戡黎》(天性)、《召诰》(节性)、《诗·卷阿》(弥性);古性字之义,包于命字之中。其字乃商、周孳生之字,非仓颉所造。从心则包仁义等事(人非仁义,无以为生),从生则包食色等事(人非食色,无以生生)。《孟子》曰:“动心忍性。”若性但须复,何必言忍?忍即节也。

    故阮氏之说,全袒戴氏,其所增益者,不过引《书·召诰》、《诗·卷阿》之说,为戴氏之未及,又分析“性”之字义而已。二氏之意,在申三代、秦、汉之古义,以攻击唐、宋以后杂于老、佛之新学。戴氏于《孟子字义疏证》外,其攻击新学,尤详于《答彭进士书》。其弟子段若膺氏,谓此书“以六经、孔、孟之旨,还之六经、孔、孟;以程、朱之旨,远之程、朱;以陆、王、佛氏之旨,还之陆、王、佛氏”。诚哉此言也,阮氏于《性命古训》中。亦力攻李翱复性之说。又作《塔性说》(《揅经室续集》卷三 )以为翻译者,但用典中“性”字,以当佛经无得而称之物,而唐人更以经中“性”字当之。其说与唐、宋以来千余年之说,其优劣如何,暂置勿论。要之,以宋儒之说还宋儒,以三代之说还三代,而使吾人得明认三代与唐、宋以后之说之所以异,其功固不可没也。

    盖吾中国之哲学,皆有实际的性质,而此性质于北方之学派中为尤著。古代北方之学派中,非无深邃统一之哲学,然皆以实用为宗旨。《易》之旨在于前民用,《洪范》之志在于叙彝伦,故生生主义者,北方哲学之唯一大宗旨也。苟无当于生生之事者,北方学者之所不道。故孔、墨之徒,皆汲汲以用世为事,惟老、庄之徒生于南方(庄子楚人。虽生于宋,而钓于濮水。陆德明《经典释文》曰:“陈地,水也。”此时陈已为楚灭,则亦楚地也。故楚王欲以为相 ),遁世而不悔,其所说虽不出实用之宗旨,然其言性与道,颇有出于北方学者之外者。盖北方土地硗瘠,人民图生事之不暇,奚暇谈空理?其偏于实际,亦自然之势也。至江、淮以南,富水利,多鱼盐,其为生也较易,故有思索之余暇。《史记·货殖列传》曰:

    总之,吴 [6] 越之地,地广人稀,饭稻羹鱼,或火耕而水耨,果隋羸蛤,不待贾而足,地势饶食,无饥馑之患,以故呰窳偷生,无积聚而多贫。是故江、淮以南,无冻饿之人,亦无千金之家。沂、泗水以北,宜五谷桑麻六畜,地小人众,数被水旱之害。……

    理论哲学之起于南方,岂不以此也乎?此外古代幽深玄远之哲学,所以起于印度、希腊者,其原因亦存于此。至魏、晋以后,南方之哲学,与印度哲学之一部,代兴于中国。然以不合于我国人实际之性质,故我国北方之学者,亦自觉其理论之不如彼也。三者混合,而成宋、元、明三朝之学术,至国朝而三者之说俱微矣。自汉学盛行,而学者以其考证之眼,转而攻究古代之性命、道德之说,于是古代北方之哲学复明,而有复活之态。度戴、阮二氏之说,实代表国朝汉学派一般之思想,亦代表吾国人一般之思想者也。此足以见理论哲学之不适于吾国人之性质,而我国人之性质,其彻头彻尾实际的有如是也。至数者是非优劣之问题,则不具论于此。

    * * *

    [1] 戴氏原本作“五行阴阳”。

    [2] 同上。

    [3] 此漏去“灭者,灭没不见也。又曰:”两句。

    [4] 戴氏原本“性”作“理”,是。

    [5] “相生相养”,戴氏原本作“以生以养”。

    [6] “吴”,《史记》原文为“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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