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谓开放女禁。其实中国大学无所谓女禁，像英国牛津等校似的。民九，有女学生要求进校，以考期已过，姑录为旁听生。及暑假招考，就正式招收女生。有人问我：“兼收女生是否创制新法？”我说：“教育部的大学令，并没有专收男生的条文；从前女生不抗议，所以不招女生，现在女生来要求，而程度又够得上大学，就没有拒绝的理由。”这是我国大学男女同学的开始。稍后，孔德学校也有女学生，于是各中、小学逐渐招收她们了。我一向是主张男女平等的，可惜今天到会的女同学，只有赵、谭、曹三位，仍觉得比男同学少得多。
第三件我提倡的事，就是变更文体，兼用白话，但不攻击文言。我本来不赞成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孔子一类的主张，因为学术上的派别也和政治上的派别一样，是相对的，不是永远不相容的。在北大当时，胡适之、陈仲甫、钱玄同、刘半农诸君，暨沈氏兄弟，积极的提倡白话文学；刘师培、黄季刚诸君，极端维护文言。我却相信，为应用起见，白话文必要盛行，我也常常做白话文，替白话文鼓吹；然而，我曾声明，作美术文，用文言未尝不好。例如我们写字，为应用起见，自然要写行楷，若如江艮庭的篆隶写药方，当然不可；若是为人写斗方或屏联作装饰品，即写篆隶章草，有何妨害。可是文言、白话的分别适用，到如今依然没有各得其当。
以上系我在北大时举办的或提倡的几件较大的事情。其他如注意美育，提倡军训，培养学生对于国家及人类的正确观念，都没有放松。只可惜上述这些理想，总没有完全实现。可见个人或少数人的力量，终是有限。综计我居北大校长名义，自民六至民十五，共十年有半，而实际办事，不过五年有半，所成就者仅仅如是。一经回忆，对于知我罪我，不胜惭悚！
今天在座的，年龄皆少于我，未来服务于国家社会的机会正多，发展无量。况且以诸位的年龄，合计不知几千百倍于本人，而预料诸位将来达于七十岁的时候，对于国家社会的贡献，更不知将几千百倍于本人；所以今天诸位先生与同学以祝我的，我谨以还祝诸位健康。
（《中央周报》第四○六期，
一九三六年二月二十三日出版）
记三十六年以前之南洋公学特班
南洋公学，自民元前十六年奏准后，即于第二年设师范院，其程度如民国元年之师范学校。又设外院，考取学生，派师范生轮流教之，其程度如今日之小学也。第二年，设中院，其程度如今日之中学。前十二年。上院校舍落成，适有北洋大学学生避拳乱来上海者，乃设铁路班以收容之，是为高等教育之发端。故自外院，而中院，而上院，即自小学，而中学，而高等学校，是为南洋公学正式之系统。所设之师范院，本为例外。而当时尚有一例外之班，与师范相类者，为特班。交通大学中，尚保存拟设《南洋公学特班章程》一通，其第五条有云：“师范生应遵守之规约，及应独得之优礼，特班从同。”足为特班与师范院相类之证也。
特班之设，为沈总理（总理即今之校长）曾植所提议，而盛督办宣怀从之。其考试，据特班同学彭清鹏君所述：“招考二次，每次各取二十人，初试在南洋公学，复试在盛宅。所试皆国文，复试题为《明夏良胜中庸衍义书后》及《请建陪都议》，与试者大都不知第一题之出处，由监试员检示《四库全书提要》，乃勉强完卷。开学以后，陆续报到者三十八人，均寄宿校中。”其时彭君与邵闻泰、谢忱二君皆未满二十岁，亦彭君所能忆及者也。然交大所保存之特班常年经费，则言学生三十人，伙食每人三元，每月九十元，似不过三十人。今据我与彭君及老校友沈叔逢君所能忆及之特班同学，则尚不满三十人。今姑依姓氏画数之多少，题名于左，并以予所忆及之籍贯及略历附注之：
王世澂号莪孙，福建闽侯人，治法学。
王世□ 世澂之弟。
朱履龢 字笑山，江苏吴县人，留学英国，治法学，曾任司法部次长。
吴叔田
李漱桐（叔同） 天津人，曾留学日本，初为美术家，书画篆刻，无不精工；并参加春柳社。后皈依佛教，改名弘一。
贝寿同 字季眉，江苏吴县人，留学德国，治建筑术，在司法部任技正甚久。
邵闻泰 字仲辉，后改名力子，浙江绍兴人，善为文，努力革命，现任陕西省政府主席。
林大同 浙江永嘉人，在杭州办水利局多年。
范彦矧 浙江平湖人。
胡仁源 字次珊，浙江吴兴人，善为文，富哲学思想，留学英国，治工程，曾任北京大学工科学长并代理校长。
殷祖同 字志伊，江苏常熟人，在特班时，富革命思想，善为文。散学后未久，于归途中失足坠水卒。
项骧 号微尘，浙江永嘉人，治财政学，曾在财政部服务。
黄炎培 号韧之，后改名任之，江苏上海人。在清季，秘密组织革命团体；后在江苏教育界服务甚久；创设中华职业教育社及人文图书馆等。
陆梦熊 字渭渔，曾留学日本，在交通上服务甚久，现任交通部专员。
郭奇远 浙江永嘉人。
彭清鹏 字云伯，江苏吴县人，在司法部任秘书甚久，现任司法行政部科长。
穆湘瑶 号恕再，江苏上海人，曾在警察上服务，现营实业。
钟枚 字卡岑，浙江杭州人，曾在浙江行政上服务。
谢忱 字元量，今以字行，四川人，善为文，现任监察院监察（委）员。
魏斯灵 号阜欧，江西人，曾任江西财政厅长及国会议员。
右所记不过二十人，其籍贯及略历，恐亦尚有说误，姑记之以待补正。
特班章程第一条云：“特设一班，以待成材之彦之有志西学者。”是课程重在西学。又于第四条规定：功课分为前后两期，前期为初级功课，后期为高级功课，各限三年卒业。初级功课为英文之写诵、文法、章句；算学之数学、代数、几何、平三角；格致化学之手演。高级功课为格致化学之阐理，地志，史学，政治学，理财学，名学。是其本意在以英文教授政治、理财等学，养成新式从政人才，而令于初级中补受数、理、化普通教育也。
因特班生对于初级功课，有已习或未习者，故均在中院上课，或插班，或开班，我已忘之。我所忆及者，章程之第七条所规定：“西课余暇，当博览中西政事诸书，以为学优则仕之地。”特设教员二人以管理之。其一任监督，初聘江西赵君从蕃任之，赵君辞职后，聘黄岩王君舟瑶继任。其一任指导，则由我任之。
指导之法，稍参书院方式，学生每人写札记，由教员阅批。月终，由教员命题考试，评次甲乙，送总理鉴定。其时学生中能读英文者甚少。群思读日文书，我乃以不习日语而强读日文书之不彻底法授之，不数日，人人能读日文，且有译书者。
特班开办于民元前十一年之春，解散于前十年之冬，自始至终，不及二年。不特章程第四条之初级功课未能修毕，即第七条之自修，恐亦影响甚微。其中多数特班生卒能在学术上、社会上有贡献者，全恃此后特殊力学之结果耳。惟同学聚散，不无雪泥鸿爪之感。黄任之君曾于民元十六年，邀集特班同学，在上海半淤园聚餐，到者忆不过十余人。忽忽十年，尚未有第二次之集会。适交通大学四十年纪念册征文，余以此事亦校史中特别之史实，故就所忆及者记述之，以充篇幅。
（蔡元培手稿）
辛亥那一年
辛亥是我留德的第五年。我于丁未五月间经西伯里亚往德国。到柏林后，始知有徐伯荪先烈刺恩铭于安庆，及秋竞雄先烈等在绍兴遇害之事。上海报戴（载），问官说：“汝受孙文指使么？”（大意如此）徐先烈说：“我运动革命，已二十年，还要受别人指使么？”驻德孙慕韩公使读到此，有点寒心，乃强作解嘲语说：“革命党真是大言不惭。”
自丁未到辛亥五年间，差不多年年都有惊人的大事。例如丁未七月间，孙先生有钦廉之役。十一月，又有镇南关之役。戊申三月，有河口之役。是年十月，有熊成基先生在安庆起义。庚戌，有汪精卫先生刺载沣之事。至于辛亥三月间，温生才先生刺杀孚琦，黄花岗七十二烈士殉难，于是促成八月十九日之起义，而告一大结束。我也于是年回国了。
辛亥八月中旬（阳历十月初旬），德国大学的暑假尚未完，而中学已开课。我因几位德国朋友的介绍，往维铿斯多中学参观。这中学是私立的，是较为革新的，在课程上，重顿悟不重记诵；在训育上，尚感化不尚拘束，于会食前，诵一条世界名人格言，以代宗教式祈祷；注重音乐，除平时练习外，每星期必有一次盛大的演奏；学生得举行茶会，邀教员及男、女同学谈话。我寄住在此校教员宿舍中，历一星期，觉得他们合理化的生活，是很有趣的。我在此校住了一星期，忽见德国报纸上，载有武汉起义的消息。有一德国朋友问我：这一次的革命，是否可以成功？我答以必可成功，因为革命党预备已很久了。不久，又接到吴稚晖先生一函（自伦敦来，或自巴黎来，我此时记不清了）。以武汉消息告我，并言或者是一大转机，我辈均当尽力助成（大意如此）。我于是先到柏林，每日总往同学会，与诸同学购报传观，或集资发电，大家都很热烈的希望各省响应就是了。同学中，有一位刘庆恩君，稍稍做了一点可资谈助的事：同学会中，本有两面小龙旗，插在案上花瓶中。有一日，刘君把这龙旗扯破了，他去备了两面五色旗来替它。又有一日，来了一位使馆的秘书，带笑着说道：“袁宫保出来了，革命军势孤了！”仿佛很得意的样子。刘君骂道：“放屁！”就打他一个耳光，别人赶紧劝开，那秘书也只好悄悄的去了。
我在柏林住了一个月光景，接陈英士先生电报，催我回国，我就从西伯里亚回来。到上海，正是黄克强先生由汉口来上海的时候，孙先生还没有到。有一日，说是有一个省代表会，将于第二日举大元帅，大约举黎宋卿先生的多一点。我因为听说黎先生本来不是赞成起义的，又那时候很有与北军妥协的消息，觉得举黎不妥，特地到汤垫仙先生处，同他磋商，适章太炎先生亦在座，详细讨论，彼等亦赞成我举黄的提议。但汤先生不肯于第二日直接举黄，而要求我亦到会，于会中推我为代表而投票举黄。不知何以要有如此曲折，我那时也不求甚解而允之。第二日，开选举会，依汤先生所定之手续，我投票举黄，章先生及其他有选举权者，皆举黄，盖事前受章、汤两先生疏通了。大元帅举定后，章先生忽起立，垂涕而道，大意说：“黎先生究系首难的人物，不可辜负他，现在大元帅既选定，请设一副元帅，并举黎先生任之。”全体赞成。
那时候，又有一段新闻，关于辜汤生先生的事。自武昌起义以后，望平街各报馆每日发好几次传单，并在馆门口用大字誉写，借示行人，于是望平街有人山人海之状。辜先生那时正在南洋公学充教员，乃撰一英文论说，送某报，责问公共租界工部局，谓：“望平街交通阻滞，何以不取缔？”南洋公学学生阅之，认辜先生含有反革命意，乃于辜来校时，包围而语责之。辜说：“言论本可自由，汝等不佩服我，我辞职。”学生鼓掌而散，辜亦遂不复到校。此为我回国以后所闻，未知确否。
（《越风》，杂志第二十期，一九三六年十月十日出版）
我在五四运动时的回忆
民国五年的冬季，我正在法国，接到教育部的电报，要我回国任北大校长。本来，在民元我长教育部以前，那时名叫京师大学堂，我便在那大学堂一部分的译学馆任国文及西洋史的教员。现在要我来任北大校长，我算是第二次为北大服务了。
当我从法国回到上海的时候，友人中劝不必就职的颇多，说北大太腐败，进去了，若不能整顿，反于自己的声名有碍，这当然是出于爱我的意思。但也有些朋友说：既然知道他的腐败，更应进去整顿，就是失败，也算尽了心，这也是爱人以德的说法。我到底接受了后说，到北大来。
到北大以后，我们第一要改革的是学生的观念。我在译学馆教书的时候，就知道北京学生的习惯，他们平日对于学问上并没有什么兴会，只要年限满后，可以得到一张毕业文凭，便算功德完满了。尤其北京大学的学生，是从京师大学堂“老爷”式学生嬗继下来。他们的目的，不但在毕业，而尤注重在毕业以后的出路。所以我到校第一次演说，就说明“大学学生当以研究学术为天职，不当以大学为升官发财之阶梯”。然而要打破这些习惯，只有从聘请积学而热心的教授着手。
因此，我到北大，由医专校长汤尔和君的介绍，便首先聘请了主编《新青年》的陈独秀君任北大文科学长，同时在《新青年》上，我们认识了留美的胡适之君，他回国后，即请他到北大任教职。
五四运动发生的时候，我对于学生运动素有一种成见，以为学生在学校里面，应以求学为最大目的，不应有何等政治组织。其有年在二十岁以上、对于政治有特殊兴趣者，可以个人资格，参加政治团体，不必牵涉学校。所以民国七年夏间，北京各校学生曾为外交问题，结队游行，向总统府请愿，当北大学生出发时，我曾力阻他们，而他们一定要参加，我因此引咎辞职，经慰留而罢。
到八年五月四日，学生不签字于巴黎和约与罢免亲日派曹、陆、张（章）的主张，仍以结队游行为表示，我也就不去阻止他们了。他们因愤激的缘故，遂有焚曹汝霖住宅及攒殴章宗祥的事。学生被警厅逮捕者数十人，各校皆有，而北大的学生居多数。我与各专门学校的校长向警厅力保，始释放。但被拘的虽已保释，而学生尚抱再接再厉的决心，政府亦且持不做不休的态度。都中喧传政府将明令免我职，而以马其祀君任北大校长，我恐若因此增加学生对于政府的纠纷，我个人且将有运动学生保持地位的嫌疑，不可以不速去，乃一面呈政府引咎辞职，一面秘密出京，时为五月九日。
我离京之时，学生仍每日分队出去演讲，政府逐队逮捕，因人数太多，就把学生都监禁在北大第三院。北京学生受了这样大的压迫，于是引起全国学生的罢课，而且引起各大都会工商界的同情与公愤，将以罢工、罢市为同样的要求。政府知势不可侮，乃释放被逮诸生，并决定不签和约，罢免曹、章、陆，于是，五四运动的目的完全达到了。
虽然五四运动的目的既达，北京各校的秩序均恢复，独北大因校长辞职问题又起多少纠纷。政府曾一度任命胡次珊君继任，而为学生所反对，不能到校。各方面需要我复职。我离校时本预定决不回去，不但为校务的困难，实因校务以外，常常有许多不相干的缠绕，度一种（劳）苦而无功的生活，
但是，隔了几个月，校中的纠纷，仍在非我回校不能解决的状态中，我不得已，乃允回校。回校以前，先发表《告北京大学学生及全国学生联合会（书）》，告以学生救国，重在研究学术，不可常常为救国运动而牺牲。至此，北大因五四运动而起的纠纷才算平息了。
（《中国学生》，第二卷第九期，
一九三六年十月二十三日出版）
爱国女学三十五年来之发展
爱国女学之成立，已三十五年。余为三十五年前参与发起之一人，回想当年，不胜今昔之感。
民国纪元前十年，余在南洋公学任教员。是时反对清廷议立大阿哥之经连山先生尚寓上海，而林少泉先生借其妻林××夫人及其妹林宗素女士自福州来，均提倡女学。由余与亡室黄仲玉夫人招待，在登贤里寓所开会。到会者除经、林二氏外，有韦氏增珮、增瑛两女士，吴产复先生偕其女亚男、弱男及其妾夏小正三女士，陈梦坡先生偕其女撷芬、及其二妾蔡××、蔡××三女士，余与林、陈诸先生均有演说。会毕，在里外空场摄影，吴产复夫人自窗口望见之而大骂，盖深不以其二女参与此会为然也。未几，薛锦琴女士到沪，蒋智由先生设席欢迎，乃请仲玉与林氏姑嫂作陪，而自身不敢列席，盖其时男子尚不认娶妾为不合理，而男女之界，亦尚重避嫌如此。
爱国女学，即在此种环境中产生也。是年冬，由蒋智由、黄宗仰两先生提议，设立女校，余与林、陈、吴三先生并列名发起，设校舍于登贤里，名曰爱国。罗伽陵夫人代表乌目山僧捐资相助，而推蒋先生为校长，发起人均任教员。未几，蒋先生往日本游历，余被推继任。开办时所有学生，即发起人家中之女子。及第二年，始招外来学生；而第一届学生，多因年龄长大、家务分心而退学，故学生甚少。
爱国女学第一次之发展，在爱国学社成立以后。由吴稚晖先生提议，迁校舍于学社左近之泥城桥福源里，并运动学社诸生，劝其姊妹就学，而学社诸教员，如王小徐、叶浩吾、吴稚晖、蒋竹庄诸先生，亦兼任女学教课，逐时本校始有振兴之气象。
第二次之发展，则在钟宪鬯先生长校时期，即爱国学社被解散之后。是时，张竹君女士初自广州来，力倡妇女经济独立之必要，愿教以手工。钟先生因于本校课程中加手工，而且附设手工传习所，请张女士及其弟子传授。由本校学生之宣传，而内地妇女纷来学习。其后，手工传习所虽停办，而爱国女学之声名，传播已广。
第三次之发展，则为蒋竹庄先生长校时期。时在民元前三年一月。厘订课程，使适合于中小学教育之程度；订建校舍，使教室与运动场有相当之设备。从此，本校始脱尽革命党秘密机关之关系————余长本校前后数次，凡革命同志徐伯荪、陶焕卿、杨笃生、黄克强诸先生到上海时，余与从弟国亲及龚未生同志等，恒以本校教员资格，借本校为招待与接洽之机关。其时，较高级之课程，亦参革命意义，如历史授法国革命史、俄国虚无党故事；理化注重炸弹制造等。又高级生周怒涛等，亦秘密加入同盟会————而入于纯粹的教育事业之时代。民元四月，徐固卿先生继任校长，民三（年），添办体育科、文科，校誉日益隆盛。江苏教育厅批准立案。徐固卿先生解职后，曾由萧蜕公、宋侠公、吴和士诸先生相继任校长。
第四次之发展，则为季融五先生长校时期。时在民国十年。遵教育部学制，划分初级中学、高级中学、体育专科与附属小学四部。民十六年，因国民政府奠都南京，教育行政系统更易，本校划隶上海市区，改向上海市教育局立案，奉令更名为私立爱国女子中学。其后因来学者众，原有校舍不敷应用，乃于十九年秋迁至江湾路尘园，次第自建校舍。高中部复添设师范科，于是基础益形巩固，校务日见发达。
在此节节发展时期，不幸二十一年“一·二八”之役，全部校舍，悉被焚毁，三十年来之文物，损失殆尽。不得已，遂假法租界贝勒路志成小学余屋，招集学生，以维教学。逾月，复迁至吕班路大陆坊。是年秋，季融五先生因感受刺激而辞职，校董会推孙翔仲先生为校长，迁回尘园，以图复兴，重建校舍，添置校具，并办女童军训练班，设第二小学于新闸路。二十二年秋，得校董祷民谊、潘守仁两先生之助，更添建仁斋、谊斋两宿舍。逾年，孙翔仲先生辞职，校董会推季毅生先生任校长。是年秋，移设校内附属小学一部于昆山路，奉令改称爱国女子第一小学，附设幼稚园。二十四年秋，复就昆山路校舍，添设初中第二院，学生亦颇众多，并呈准教育部将体育科正名为体育师范科，校后更辟田径场，运动成绩，与年俱进；而各科课程，亦多注重实际。自二十一年秋至今，可谓爱国女学之复兴时期。
今年为三十五周年，观历来发展之历史，又兼以主持者之毅力，预料前途，必更有辉煌之象也。
（《爱国女学校三十五周纪念刊》，
该校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二日出版）
我在教育界的经验
我自六岁至十七岁，均受教育于私塾；而十八岁至十九岁，即充塾师（民元前二十九年及二十八年）。二十八岁又在李蕴客先生京寓中充塾师半年（前十八年）。所教的学生，自六岁至二十余岁不等。教课是练习国文，并没有数学与其他科学。但是教国文的方法，有两件是与现在的教授法相近的：一是对课，二是作八股文。对课与现在的造句法相近。大约由一字到四字，先生出上联，学生想出下联来。不但名词要对名词，静词要对静词，动词要对动词；而且每一种词里面，又要取其品性相近的。例如先生出一山字，是名词，就要用海字或水字来对他，因为都是地理的名词。又如出桃红二字，就要用柳绿或薇紫等词来对他；第一字都用植物的名词，第二字都用颜色的静词。别的可以类推。这一种工课，不但是作文的开始，也是作诗的基础。所以对到四字课的时候，先生还要用圈字的法子，指示平仄的相对。平声字圈在左下角，上声在左上角，去声右上角，入声右下角。学生作对子时，最好用平声对仄声，仄声对平声（仄声包上、去、入三声）。等到四字对作得合格了，就可以学五言诗，不要再作对子了。
八股文的作法，先作破题，止两句，把题目的大意说一说。破题作得合格了，乃试作承题，约四五句。承题作得合格了，乃试作起讲，大约十余句。起讲作得合格了，乃作全篇。全篇的作法，是起讲后，先讲领题，其后分作八股（六股亦可），古每两股都是相对的。最后作一结论。由简而繁，确是一种学文的方法。但起讲、承题、破题，都是全篇的雏形；那时候作承题时仍有破题，作起讲时仍有破题、承题，作全篇时仍有破题、承题、起讲，实在是重床叠架了。
我三十二岁（前十四年）九月间，自北京回绍兴，任中西学堂监督，这是我服务于新式学校的开始。这个学堂是用绍兴公款设立的。依学生程度，分三斋，略如今日高小、初中、高中的一年级。今之北京大学校长蒋梦麐（麟）君、北大地质学教授王烈君，都是那时候第一斋的小学生。而现任中央研究院秘书的马祀光君、任浙江教育厅科员的沈光烈君，均是那时候第三斋的高材生。外国语原有英、法二种，我到校后又增日本文。教员中授哲学、文学、史学的有马泪菇、薛阁轩、马水臣诸君，授数学及理科的有杜亚泉、寿孝天诸君，主持训育的有胡钟生君，在当时的绍兴，可为极一时之选。但教员中颇有新旧派别，新一点的，笃信进化论，对于旧日尊君卑民，重男轻女的旧习，随时有所纠正，旧一点的不以为然。后来旧的运动校董，出而干涉，我遂辞职（前十三年）。
我三十五岁（前十一年）任南洋公学特班教习。那时候南洋公学还止有小学、中学的学生；因沈子培监督之提议，招特班生四十人，都是擅长古文的；拟授以外国语及经世之学，备将来经济特科之选。我充教授，而江西赵仲宣君、浙江王星垣君相继为学监。学生自由读书，写日记，送我批改。学生除在中学插班习英文外，有愿习日本文的；我不能说日语，但能看书，即用我的看书法教他们，他们就试译书。每月课文一次，也由我评改。四十人中，以邵闻泰（今名力子）、洪允祥、王世澂、胡仁源、殷祖同、谢忱（今名无量）、李（叔）同（今出家号弘一）、黄炎培、项骧、贝寿同诸君为高材生。
我三十六岁（前十年），南洋公学学生全体退学，其一部分借中国教育会之助，自组爱国学社，我亦离公学，为学社教员。那时候同任教员的吴稚晖、章太炎诸君，都喜昌言革命，并在张园开演说会，凡是来会演说的人，都是讲排满革命的。我在南洋公学时，所评改之日记及月课，本已倾向于民权女权的提倡，及到学社，受激烈环境的影响，遂亦公言革命无所忌。何海樵君自东京来，介绍我宣誓入同盟会，又介绍我入一学习炸弹制造的小组（此小组本止六人，海糕与杨笃生、苏凤初诸君均在内）。那时候学社中师生的界限很宽，程度较高的学生，一方面受教，一方面即任低级生的教员；教员热心的，一方面授课，一方面与学生同受军事训练。社中军事训练，初由何海樵、山渔昆弟担任，后来南京陆师学堂退学生来社，他们的领袖章行严、林力山二君助何君。我亦断发短装与诸社员同练步伐，至我离学社始已。
爱国学社未成立以前，我与蒋观云、乌目山僧、林少泉（后改名白水）、陈梦坡、吴彦复诸君组织一女学，命名“爱国”。初由蒋君管理，蒋君游日本，我管理。初办时，学生很少；爱国学社成立后，社员家中的妇女，均进爱国女学，学生骤增。尽义务的教员，在数理方面，有王小徐、严练如、钟宪鬯、虞和钦诸君；在文史方面，有叶浩吾、蒋竹庄诸君。一年后，我离爱国女学。我三十八岁（前八年）暑假后，又任爱国女学经理。又约我从弟国亲及龚未生、俞子夷诸君为教员。自三十六岁以后，我已决意参加革命工作。觉得革命止有两途：一是暴动，一是暗杀。在爱国学社中竭力助成军事训练，算是下暴动的种子。又以暗杀于女子更为相宜，于爱国女学，预备下暗杀的种子。一方面受苏凤初君的指导，秘密赁屋，试造炸药，并约钟宪鬯先生相助，因钟先生可向科学仪器馆采办仪器与药料。又约王小徐君试制弹壳，并接受黄克强、剧若木诸君自东京送来的弹壳，试填炸药，由孙少侯君携往南京僻地试验。一方面在爱国女学为高材生讲法国革命史、俄国虚无党历史，并由钟先生及其馆中同志讲授理化，学分特多，为练制炸弹的预备。年长而根抵较深的学生如周怒涛等，亦介绍入同盟会，参加秘密小组。
我三十九岁（前七年），又离爱国女学。嗣后由徐紫虬、吴书箴、蒋竹庄诸君相继主持，爱国女学始渐成普通中学，而脱去从前革命性的特殊教育了。
四十岁（前六年），我到北京，在译学馆任教习，讲授国文及西洋史，仅一学期，所编讲义未完，即离馆。
四十一岁至四十五岁（前五年至一年），又为我受教育时期。第一年在柏林，习德语。后三年，在莱比锡，进大学。
四十六岁（民国元年），我任教育总长，发表《对于教育方针之意见》，据清季学部忠君、尊孔、尚公、尚武、尚实的五项宗旨而加以修正，改为军国民教育、实利主义、公民道德、世界观、美育五项。前三项与尚武、尚实、尚公相等，而第四、第五两项却完全不同，以忠君与共和政体不合，尊孔与信仰自由相违，所以删去。至提出世界观教育，就是哲学的课程，意在兼采周秦诸子、印度哲学及欧洲哲学以打破二千年来墨守孔学的旧习。提出美育，因为美感是普遍性，可以破除我彼此的偏见；美感是超越性，可以破生死利害的顾忌，在教育上应特别注重。对于公民道德的纲领，按法国革命时代所标举的自由、平等、友爱三项，用古义证明说：“自由者，‘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是也，古者盖谓之义。平等者，‘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是也；古者盖谓之恕。友爱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是也；古者盖谓之仁。”
学部旧设普通教育、专门教育两司；改教育部后，我为提倡成人教育、补习教育起见，主张增设社会教育司。
我与次长范静生君常持相对的循环论，范君说：“小学没有办好，怎么能有好中学？中学没有办好，怎么能有好大学？所以我们第一步，当先把小学整顿。”我说“没有好大学，中学师资哪里来？没有好中学，小学师资哪里来？所以我们第一步，当先把大学整顿。”把两人的意见合起来，就是自小学以至大学，没有一方面不整顿。不过他的兴趣，偏于普通教育，就在普通教育上多参加一点意见。我的兴趣，偏于高等教育，就在高等教育上多参加一点意见罢了。
我那时候，鉴于各省所办的高等学堂程度不齐，毕业生进大学时，甚感困难，改为大学预科，附属于大学。又鉴于高等师范学校的科学程度太低，规定逐渐停办；而中学师资，以大学毕业生再修教育学的充之。又以国立大学太少，规定于北京外，再在南京、汉口、成都、广州各设大学一所。后来我的朋友胡君适之等，对于停办各省高等学堂，发现一种缺点，就是每一省会，没有一种吸集学者的机关，使各省文化进步较缓。这个缺点，直到后来各省竞设大学时，才算补救过来。
清季的学制，于大学上，有一通儒院，为大学毕业生研究之所。我于《大学令》中改名为大学院，即在大学中，分设各种研究所。并规定大学高级生必须入所研究，伺所研究的问题解决后，始能毕业（此仿德国大学制）。但是各大学未能实行。
清季学制，大学中仿各国神学科的例，于文科外又设经科。我以为十四经中，如《易》、《论语》、《孟子》等，已入哲学系；《诗》、《尔雅》，已入文学系；《尚书》、三《礼》、《大戴记》、春秋三传已入史学系；无再设经科的必要，废止之。
我认大学为研究学理的机关，要偏重文理两科，所以于《大学令》中规定：设法、商等科而不设文科者不得为大学；设医、工、农等科而不设理科者，亦不得为大学。但此制迄未实行。而我于任北大校长时，又觉得文理二科之划分，甚为勉强；一则科学中如地理、心理等等，兼涉文理；二则习文科者不可不兼习理科，习理科者不可不兼习文科。所以北大的编制，但分十四系，废止文、理、法等科别。
我五十一岁至五十八岁（民国六年至十二年），任国立北京大学校长。民国五年，我在法国，接教育部电，要我回国，任北大校长。我遂于冬间回来。到上海后，多数友人均劝不可就职，说北大腐败，恐整顿不了。也有少数劝驾的，说：腐败的总要有人去整顿，不妨试一试。我从少数友人的劝，往北京。
北京大学所以著名腐败的缘故，因初办时（称京师大学堂）设仕学、师范等馆，所收的学生，都是京官。后来虽逐渐演变，而官僚的习气，不能洗尽。学生对于专任教员，不甚欢迎，较为认真的，且被反对。独于行政、司法界官吏兼任的，特别欢迎；虽时时请假，年年发旧讲义，也不讨厌，因有此师生关系，毕业后可为奥援。所以学生于讲堂上领受讲义，及当学期、学年考试时要求题目范围特别预备外，对于学术，并没有何等兴会。讲堂以外，又没有高尚的娱乐与自动的组织，遂不得不于学校以外，竟为不正当的消遣。这就是著名腐败的总因。我于第一次对学生演说时，即揭破“大学学生，当以研究学术为天职，不当以大学为升官发财之阶梯”云云。于是广延积学与热心的教员，认真教授，以提起学生研究学问的兴会。并提倡进德会（此会为民国元年吴稚晖、李石曾、张溥泉、汪精卫诸君发起，有不赌、不嫖、不娶妾的三条基本戒，又有不作官史、不作议员、不饮酒、不食肉、不吸烟的五条选认戎），以挽奔竞及游荡的旧习；助成体育会、音乐会、画法研究会、书法研究会，以供正当的消遣；助成消费公社、学生银行、校役夜班、平民学校、平民讲演团与《新潮》等杂志，以发扬学生自动的精神，养成服务社会的能力。
北大的整顿，自文科起。旧教员中如沈尹默、沈兼士、钱玄同诸君，本已启革新的端绪；自陈独秀君来任学长，胡适之、刘半农、周豫才、周岂明诸君来任教员，而文学革命、思想自由的风气，遂大流行。理科自李仲揆、丁巽甫、王抚五、颜任光、李书华诸君来任教授后，内容始以渐充实。北大旧日的法科，本最离奇，因本国尚无成文之公、私法，乃讲外国法，分为三组：一曰德、日法，习德文、日文的听讲；二曰英、美、法，习英文的听讲；三曰法国法，习法文的听讲。我深不以为然，主张授比较法，而那时教员中能授比较法的，只有王亮畴、罗钧任二君。二君均服务司法部，只能任讲师，不能任教授。所以通盘改革，甚为不易。直到王雪艇、周镀生诸君来任教授后，始组成正式的法科，而学生亦渐去猎官的陋见，引起求学的兴会。
我对于各家学说，依各国大学通例，循思想、自由原则，兼容并包。无论何种学派，苟其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尚不达自然淘汰之运命，即使彼此相反，也听他们自由发展。例如陈君介石、陈君汉章一派的文史，与沈君尹默一派不同；黄君季刚一派的文学，又与胡君适之的一派不同；那时候各行其是，并不相妨。对于外国语，也力矫偏重英语的旧习，增设法、德、俄诸国文学系，即世界语亦列为选科。
那时候，受过中等教育的女生，有愿进大学的；各大学不敢提议于教育部。我说：一提议，必通不过。其实学制上并没有专收男生的明文；如招考时有女生来报名，可即著录；如考试及格，可准其就学。请从北大始。于是北大就首先兼收女生，各大学仿行，教育部也默许了。
我于民国十二年离北大，但尚居校长名义，由蒋君梦麐（麟）代理，直到十五年自欧洲归来，始完全脱离。
我六十一岁至六十二岁（十六年至十七年）任大学院院长。大学院的组织，与教育部大概相同，因李君石曾提议试行大学区制，遂取此名。大学区的组织，是摹仿法国的。法国分全国为十六大学区，每区设一大学，区内各种教育事业，都由大学校长管理。这种制度优于省教育厅与市教育局的一点，就是大学有多数学者，多数设备，决非厅局所能及。我们为心醉合议制，还设有大学委员会，聘教育界先进吴稚晖、李石曾诸君为委员。由委员会决议，先在北平（包河北省）、江苏、浙江试办大学区。行了年余，常有反对的人，甚至疑命名“大学”，有蔑视普通教育的趋势，提议于大学院外再设一教育部的。我遂自动的辞职，而政府也就改大学院为教育部；试办的三大学区，从此也取消了。
我在大学院的时候，请杨君杏佛相助。我素来宽容而迂缓，杨君精悍而机警，正可以他之长补我之短。正与元年我在教育部时，请范君静生相助，我偏于理想，而范君注重实战，以他所长补我之短一样。
大学院时代，院中设国际出版品交换处，后来移交中央研究院，近年又移交中央图书馆。
大学院时代，设国立音乐学校于上海，请音乐专家萧君友梅为校长（第一年萧君谦让，由我居校长之名）。增设国立艺术学校于杭州，请图画专家林君风眠为校长。又计划第一次全国美术展览会，但此会开办时，我已离大学院了。
大学院时代，设特约著作员，聘国内在学术上有贡献而不兼有给职者充之，听其自由著作，每月酌送补助费。吴稚晖、李石曾、周豫才诸君皆受聘。
我于六十一岁时，参加中央政治会议，曾与吴稚晖、李石曾，张静江诸君提议在首都（当时为南京）、北平、浙江等处，设立研究院，通过。首都一院，由大学院筹办，名曰国立中央研究院。十七年开办，我以大学院院长兼任中央研究院院长。我离大学院后，专任研究院院长，与教育界虽非无间接的关系，但对于教育行政，不复参与了。
（《宇宙风》第五十五期<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出版>、五十六期<一九三八年一月出版>）
自传之一章
余家明末由诸暨迁至山阴，余祖先有营木材业者，因遭同行人妒忌，被斧砍伤，受伤后遂不复理木材业。此余闻祖先轶事之最早者。自此祖又两世，至我曾祖，行四。余曾祖之兄行三者，营绸缎业于广东，因偷关被捕，将处极刑，家中营救，罄其所有，免于一死。
余祖父营典当业，为当铺经理。遂在笔飞坊自置一房，坐北朝南，有大厅三楹。生我父兄弟七人。先三叔好武艺，外出，不知所往，亦不知所终。留在家同居者只六子耳。六叔、七叔年最幼，长子及二、四、五子均已结婚。先祖又在屋后加盖五楼五底，以备大家庭合住之用。余等为大房住一楼一底之外，尚多一骑楼，骑楼虽多只一间，亦意存优待于长子也。
余生于清同治六年（一八六八）丁卯，十二月十七日亥时，初言十八日子时，后改正为十七日亥时。其时无钟表，计时亦难准确。
余同胞兄弟四人，四弟早殇，实为兄弟三人，即余有一兄一弟。
余有两姊，均未出阁，均在二十左右病故；有一幼妹，亦早殇。
先父面方，肤色颇黄，先母面椭圆，肤色白营。余兄弟姊妹七人，凡居单数者均像母，居双数者均像父，余行二，故像父亲。
先父为钱庄经理，二叔为绸缎店经理，四叔亦经营钱庄，五叔、七叔为某庄副经理，全家经商，惟六叔读书。
余家至我六叔，始考试入学（秀才），后并补康（廪生）。自六叔以前，祖传无读书登科之人。
余幼时，先父延聘教师在家教读。年十一，先父见背，家中不克复延教师，即附学他处。先父之丧为夏六月，是年下半年起，余即寄居姨母家附近读一年。十二岁、十三岁，又在一李先生家附读两年。十四岁，始从王子庄先生学作八股文，王先生其时八股文名家也。余从王先生学至十七岁，余入学游泮矣（秀才）。
十八岁、十九岁余自设馆教书。
自二十岁起，不复授徒。余在徐家校书矣。绍兴有徐家，藏书甚富，又喜校书印书，喜以文会友，故亦延聘及我。余自此不复作八股，改作辞章考据之学。
二十一、二、三、四岁四年中，均校书徐家，多得读书之益。
二十四岁，己丑年，（光绪十五年，一八八九年）余入乡闺中式（举人）。
此后成进士及殿试，《言行录》等处已说及，不必赘述矣。述其未说及者一二如次。
余入同盟会在乙巳年（光绪三十一年，一九○五年），为同盟会成立之年，或其次年，介绍入会者，何海樵也。
次年，黄克强持孙先生手书来，派余为上海支部部长。是年余返绍兴故乡一行。
又次年丁未，余随孙宝琦赴德，彼任钦差，余往留学，由西比（伯）利亚行，同行者有齐寿山。
寿山告余，李石曾先生吃素，及其理由，余以为然，因亦吃素。直吃至民国十年腿病不能行走，医生感觉病时素食不易调理，为简便计，劝我恢复肉食，我从之，实仍偏重素食，惟不如以前之严格耳。
戊申年（光绪三十四年，一九○八年），我始游巴黎。
辛亥革命，余在德国，得陈英士电，促即回国，余乃取道西伯利亚东归。归后，命我任教育总长。此后诸事，知者更多矣。
萧瑜笔记
（《传记文学》杂志第十卷第一期，
一九六七年一月一日台北出版）
[1] ① 此处当为“一九一一年”。“ 十一年”属作者的写作习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