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湘军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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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曾被称为军事学家的蒋方震 [1] 说过：“湘军，历史上一奇迹也。书生用民兵以立武功，自古以来未尝有也。谚有之，秀才造反，三年不成，而秀才则既成矣。虽然书生之变相，则官僚也，民兵之变相，则土匪也，故湘军之末流，其上者变而为官僚，各督、抚是也，其下者变而为土匪，哥老会是也。” [2]

    湘军真是历史上一奇迹吗？且谈谈湘军的历史。

    湘军的首领，是中国近代最凶狠的反革命巨魁曾国藩。他以礼部右侍郎丁忧在家乡。皇帝委任他帮同巡抚办理本省团练，他却复奏皇帝，说团练无济于事，正规军绿营已不堪作战，主张改弦更张，另练新军，就在长沙开始招募这一支反革命军队湘军。

    曾国藩和湘军第二大头目胡林翼，都认识到地主阶级与农民阶级斗争的势不两立。狂吠什么“盗贼充斥之时，非比叛国、叛藩可以栖隐，非我杀贼，即贼杀我” [3] 。“叛国”，指国家给属国灭了；“叛藩”，指皇位给权臣篡夺了。在这两种情况下，地主阶级分子还可以栖隐起来，但地主与农民的阶级斗争，却是你死我活，无地可避。因此，他们号召地主阶级的知识分子起来，为保卫自己的身家性命而战，为“卫吾道（孔、孟之道）”而战 [4] 。这样，湘军就由书生来率领。

    曾国藩湖南湘乡人。他选的将领主要是湘乡人，都是一些顽固的封建书生，士兵则招募湘乡一带的农民。他定的湘军营制，以营为单位，士兵由什长挑选，什长由哨弁挑选，哨弁由营官挑选。营官辖于统领，统领辖于统帅。营官由统领拣选，统领由统帅拣任。将领在营一天，这个军营就存在一天，将领战死了，这个军营就解散，使士兵只知服从将领，将领只知服从曾国藩一人，造成一种极浓重的封建隶属关系，结成反革命的死党。曾国藩要用礼来统治国家，他建立湘军，就制定出一种叫做“辨等明威”的军礼，把尊卑上下的封建等级礼教贯穿到营制里去。他训练军队，重在思想性的教训，技术性的教练为次。他把训又分训营规、训家规两种，而以训家规即三纲五常的伦理居于首要。他的军歌唱道：“规矩要肃静：有礼，有法，有号令。” [5] 把礼教放在法律和命令之上，用一副无形的镣铐套在士兵身上，来驱使他们为抗拒革命而卖命。曾国藩在日记里曾经透露过这一个狠毒的伎俩，说什么“用恩莫如用仁，用威莫如用礼” [6] ，他毫不掩饰地把仁和礼的反动事实自供了出来。胡林翼还从用兵上自述用的也是儒术，他说：“兵事为儒学之至精，非寻常士流所能几及也。” [7] 又说：“敬慎不败，儒修之要领，亦兵机之上策。” [8] 曾国藩生平自吹的“结硬寨，打呆战” [9] ，胡林翼叫嚣的“愈老愈坚（越守得久，越坚固），湘军之本领也” [10] ，确是都从程、朱、道学家学来的伎俩。这样，用儒家三纲五常的礼教，尊卑上下的封建等级，同乡共井的乡土观念，把湘军从头到脚武装起来，并且用儒学来指挥作战，成为当时一支反革命最凶狠的军队。

    在湘军以前，八旗早已衰朽，清代国家经制军队为绿营。绿营兵皆世业，将皆调补。国家对于士兵，本身登于名册，家口著于兵籍，尺籍伍符，兵部按户可稽。国家对于将弁，诠选调补，操于兵部。至于军饷，则由户部拨给。故其时全国绿营兵权，全握于兵部，归于中央。湘军既兴，兵必自招，将必亲选，饷由帅筹，其制恰恰与绿营制度相反，故兵随将转，兵为将有。到湘军制度代替了绿营制度，将帅自招的募兵制度代替了兵权掌握于兵部的世兵制度，于是兵制起了根本的变化，军队对国家的关系也就立即跟着改变。近世北洋军阀的起源，追溯起来，实始自湘军兵为将有的制度。早在清同治八年（1869年），撰《湘军志》的王闾运经过湘乡城，目击其情况，如行芒刺中，他就已经预言“恐中原复有五季之势”，“知乱不久矣”。 [11]

    湘军将领从书生一步步上升为官僚，其重要人物都做到总督、巡抚。清代定制，行省建置总督、巡抚，委以行省大权。其下设承宣布政使司主管一省的民政、财政，提刑按察使司主管一省的按劾与司法。两司听命于六部，例可专折奏事，其事权独立，不是督、抚所得而干预，惟部臣始有管辖的权力，督、抚对两司，只是居于监督的地位。所以督、抚的权力虽大，六部却可以用一纸文书就来控制着他们。全国权力全部集中于中央。道光时著名文学家梅曾亮论清代中央集权，“事权之一，纲纪之肃，推校往古，无有伦比”，确是不错。清代这种政局，一到湘军将帅爬上了督、抚舞台就改变了。他们要有作有为，不愿受牵制于两司，首先把两司降为属官，接着不听部臣的命令，他们手中有兵有将，终于朝廷也不得不迁就他们，于是督、抚专政的局面便形成了。在咸丰年间，依靠湘军的湖南巡抚骆秉章已经是“湘军日强，巡抚亦日发舒，体日益专，至庭见提、镇，易置两司，兵、饷皆自专” [12] 了。到光绪末年，朝廷一兵、一卒、一饷、一糈，都不得不仰求于督、抚。康有为至以当时十八行省，比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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