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兵为将有的起源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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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代自道光末太平天国起义后，清廷命将，分途四出，将帅以绿营不可用，都各募“勇营”以作战。一省所募动辄数万，而东南七省所招募者更多，常不下数十万众。其中以曾国藩创立的湘军与源自湘军的淮军为最著名。他们的军队，都是自招自练，不属于兵部。兵部所辖惟旧日的绿营。故中央兵权已下移于将帅。而为将帅者，复多膺任疆寄，他们除了手握兵权饷权外，复有民事之责。到了太平天国失败，这种情况不改。于是地方权重，渐渐的势倾中央，王闿运在同治九年时已经看出来，他在正月十六日记里记道：

    校《五代史》二卷。观其将富兵横，与今时无异，恐中原复有五季之势，为之臲杌。余去年过湘乡城，如行芒刺中，知乱不久矣。 [1]

    王氏的话，大有先知预言的气概，他在四十多年前就给后人指出了四十多年后中国分崩割据的局面的到来，其实，中国近代这种分崩割据的局面，固然是开始于民国以后，而其形成则已见光绪季世。康有为在《裁行省议》里说道：

    昔徐寿衡为兵部尚书，吾问其举国兵数，徐尚书答曰：“我兵部惟知绿营兵数，若其勇营练军，各督抚自为之，吾兵部安得知。”夫以兵部尚书而无由知全国兵数，况于调遣训练乎？……甲午东事之起，征师各省，经年累月，旨檄频下，各督抚勉强应征，则募乞丐以充，而各自供其饷。饷不一律，兵不相统，枪尤不一，此岂待敌强日战？向见广西有乱，请兵于湘，请械于粤，则湘粵辞之，苦请固求，卑辞类乞，频请严旨严迫乃勉强以客军旧械应之。……一兵一卒一饷一糈，朝廷皆拱手而待之督抚，督抚又皆以保疆圉为词，言之有故，持之成理。 [2]

    康氏在《中国今官制大弊宜改》一文里又说道：

    夫立国之道，兵食为先。而财政兵政，皆散在各省。如何筹饷，如何练兵，如何开制造局，如何开军械局，如何开银行，如何铸钱币，一皆听各省督抚之各自为谋。……故江宁创自强军，湖北有恺字营，直隶因袁军之旧，而增军政司之万人。……故庚子之祸，征兵勤王，而观望不前，多寡不一。微论当八国之强敌，而此十八小国之援师，素无统驭，勇怯不一，枪械异式，何以为战乎？ [3]

    我们读康氏所述，可知光绪之世，中央威令已经不行于地方，各省疆吏都各手握兵权饷权，各自为谋，国家每遇大事，虽一兵一卒一饷一糈，反不得不拱手而待之督抚。而为督抚者，则往往观望不前，视严旨若具文。康氏以十八小国来喻十八行省，并非过论。在这种局面之下，以之来抗拒外敌，自不免一败涂地，但以之抗朝命，挟朝廷则有余。所以辛亥革命军起，袁世凯卒以北洋军势力要挟清廷退位，便是这种局面的自然结果。民国初，袁氏当国时，曾有中央集权的措施，裁各省都督，企图收回兵权于中央。而袁氏帝制自为，见弃于国人，因而引起二次革命，袁氏的中央集权的企图也和他的万世帝业的梦想同归于幻灭。到了袁氏死后，每况愈下，各省都督、将军、督军、督办、巡阅使等，不但专擅军政财政司法外交各权，且互相攻伐，并支配改组中央政府。连年内战，民生涂炭，王闾运所谓“恐中原复有五季之势”的预言，果然一一的应验出来。这个分崩割据局面的形成，论史的人，都知道是起于“兵为将有”。而“兵为将有”的起来，则始于咸丰军兴后，其间经过若干演变，成为光绪季世的督抚，再进而成为民国后的割据军阀，此点也为论近代史者所周知的事实。但是，何以咸丰以前，清代兵权都归于中央，未闻有兵为将有的事？何以咸丰以后，中央无法收回兵权，兵权不得不下移于将帅而造成了兵为将有的局面？其间关键所在，却还不曾有人注意及此。本文便是拟专对这个问题加以探讨，以明清季兵为将有的起源，使知其关键所在。

    要论咸丰后兵为将有的起源，应先略论清代在咸丰前军队的状况。案清代咸丰前的军队有二：即八旗与绿营。八旗武力初本为旗主所私有。八旗各有旗主，各置官属，各有统属，为并立不相下的体制。清太祖制定国体，曾明示后人以八旗旗主联合为治的大训。清太宗本为旗主之一，嗣位后，深感此制不便，逐渐废置，使稍失其原状，而后定于一尊。至清世祖时，乘摄政王多尔衮之丧，一举而扫除强藩，大权悉收归公室。于是天子自将三旗，叫做上三旗，从此便成为一定的制度。其余分属诸王贝勒的五旗，叫做下五旗。自后旗主的武力已减削无余，各旗自有固山额真（后改名都统）为天子任命的旗主，而不是宗藩世及的旗主。宗藩受封于旗，乃养尊处优的地方，旗的行政则为天子之吏所掌握。亲贵虽或典兵，所指挥者非自主的本旗，特假天潢的权威，以临禁旅之上。所谓八旗，都归朝廷所运用，天子特于兵部之外，自为一积世的私军，而亲贵都不得参与其分。故自清世祖亲政以后，八旗已不再同未入关以前的旧制，其武力已尽握于天子一人的手中 [4] 。至于绿营，乃国家的常备军，额兵共64万人，其数约三倍于八旗，全国分为71镇，以驻守列郡汛地 [5] 。绿营之制，其军队直辖于兵部：“凡绿旗 [6] 兵在京则统于巡捕营。十有八省则统于督标、抚标、提标、镇标、军标、河标、漕标，而以达于部。标分其治于协、于营、于汛，以慎巡守，备征调。” [7] 其将则由部补选：“凡直省武职副将以上，列名具疏请补。参将以下，按月升选。” [8] 其兵则有定额，分为马兵、战兵、守兵，各注于册，以报于兵部 [9] 。有籍，曰兵籍，与民籍、商籍、灶籍同著于籍 [10] 。凡额兵的考拔，都取自有兵籍的兵家：“骑兵拔于步战兵，步战兵拔于守兵，守兵拔于余丁。无余丁，乃募于民。” [11] 所以在绿营制度下，将由补选，兵守世业，兵非弁之所自招，弁非将之亲信。而国家之于将弁，将、备、千、把，本有常职，节节相生，易于钤束；国家之于兵士，著于兵籍，尺籍伍符，按户可稽。故全国兵权，都归于兵部。咸丰前清代军队与国家的关系，略如上述。明白了这个情况，可知咸丰前清帝既手握八旗为其个人的私军，而绿营又直隶于中央，在这样的一个中央集权的情况下，军队自不致为将所私有，而其权一归于中央。所以清圣祖末年，诸子争立各不相下，到清世宗即位，其弟允 方任抚远大将军，统率大军出征西宁，而闻诏不敢不归京师。雍正之世，年羹尧功震中外，手握重兵，驻军西陲，乃一朝受代，束身归吏，竟身死囹圄。其后如乾隆朝诛张广泗、柴大纪更不足道了。此无他，兵不为将所私有，故将不能拥兵以抗朝命。所以在天子八旗私军可以威慑四方，与绿营制度还未崩溃的时代，国家是不会发生兵为将有的情况的。清代兵为将有的起来，乃在八旗武力不可用，而新兴的湘军制度代替了衰老的绿营制度之后。

    在这里应该先略加追述八旗武力废弛与绿营衰老的由来，以及太平天国起义后的时势，以明乎湘军兴起的时代背景。说起八旗武力的废弛，那可说是入关后不久便是这样了。因为八旗入据中国后，以征服者的地位，踞养尊处优的环境，使他们逐渐的消磨了新兴民族的锐气。到三藩起事时，八旗的战斗力已远逊于入关的时候。清康熙帝平定三藩，实出自汉人赵良栋、蔡毓荣等效忠清朝者之力。其后平定准部、回疆、金川，虽都是八旗绿营并用，但军队的战斗力究竟以绿营为主。所以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有增兵之举，清乾隆帝实有见于八旗不可用，而不得不增加绿营兵额以应付他日非常的事变。但其时八旗武力固已废弛，而绿营到了嘉庆、道光年间，暮气日深，积弊日重，将弁则熏染官习，兵卒则骄顽疲弱，也不可恃。嘉庆初元，川、楚白莲教起义之役，前后十年，后来还是一半靠着乡兵的力量才得平定。道光鸦片战争之役，以全国兵力布防沿海要塞，结果只造成江宁城下之盟。这时绿营的不可恃，已经是不可掩饰的事实。到了道光三十年十二月初十日（1851年1月11日）太平天国在广西挦州府金田村起义。这时广西额兵二万五千，士兵一万四千，兵数不算少，而太平军起义之初，本省绿营便已无法应付。到太平军势盛，清廷复羽檄交驰，纷纷征调外兵，一时各省绿营云集广西。乃绿营制度，其征调成法，被调者辄令绿营将官营出数十人，多者二百人，共成千人。用本辖营弁统率，绾以提督、总兵，而隶属于专征的钦差大臣。所以三千人的军队，将士各不相习。及到前敌，各省行伍，杂糅并进，将与将不相习，兵与兵不相知，胜则相妒，败不相救。加以这时任钦差大臣的前为李星沅，李星沅与广西巡抚周天爵不和，继李任钦差的为赛尚阿，赛尚阿也与广西提督向荣时相龃龉。钦差疆帅既不能和衷共济，号令歧出，偏裨更各分畛域。故征兵日繁，迄不得一兵之用。而太平天国方面，则以新兴的朝气，万众一心，乘绿营疲惫之后，一败向荣于平南官村而占永安，再败赛尚阿于永安古束口而围桂林。于是遂长驱北出，经两湖，出长江，其时清廷防湖防江的绿营，都闻风先溃，而钦差大臣赛尚阿、徐广缙、向荣诸人先后所统的大营军队，常落在敌后，只成尾追之势。故太平军便得以疾风扫落叶的声势，不过两年时间，就席卷了东南，占领了南京。这时候，绿营的战斗力已完全不可用，清政府已经到了日暮途穷的境地。湘军便是在这个时候，以曾国藩为首用儒生为中坚组织起来以对抗太平天国的一支反革命的军队。

    但是湘军制度代替了绿营制度之后，何以会发生兵为将有的现象？要回答这个问题，非明湘军的制度不可。考湘军的编练，原是要对绿营制度的改革。曾国藩在咸丰二年奉命帮办本省团练事宜时，即上疏主张另练新军以代绿营。他奏道：

    臣现来省……于省城立一大团，认真操练，就各县曾经训练之乡民，择其壮健而朴实者招募来省，练一人收一人之益，练一月有一月之效。自军兴以来，二年有余，时日不为不久，糜饷不为不多，调集大兵不为不众，而往往见贼逃溃，未闻有与之鏖战一场者。往往从后尾追，未闻有与之拦头一战者。其所用兵器，皆以大炮鸟枪远远轰击，未闻有短兵相接，以枪钯与之交锋者：其故何哉？皆由所用之兵未经练习，无胆无艺，故所向退怯也。今欲改弦更张，总宜以练兵为要务。 [12]

    曾国藩在这封奏疏里便明白地提出以招募易绿营制兵的新军制度。同时，他另有一封写给王鑫的信，说得更是详细。他说道：

    每念天下大局极可伤痛。桂东之役，三厅兵寻杀湘勇于市，足下所亲见也。江西之行，镇筸兵杀湘勇于三江口，伤重者十余人。七月十二、八月初六省城两次兵噪，执旗吹号出队开仗，皆以兵勇不和之故。七月二十四临庄诸君遇难，亦以镇箄云贵兵见贼逃溃，危败不救，遂致斯痛。盖近世之兵孱怯极矣！而偏善妒功忌能，懦于御贼，而勇于扰民，仁心以媚杀己之逆贼，而狠心以仇胜已之兵勇。其仇勇也，又更胜于仇兵。曩者己酉新宁李沅发之变，乡勇一跃登城，将攻破矣，诸兵以鸟枪击勇坠死，遂不能入。近者兵丁杀害壮勇之案，尤层见叠出，且无论其公相仇杀，即各勇与贼事殷之际，而各兵一不相救，此区区之勇，欲求成功，其可得耶！不特勇也，即兵与兵相遇，岂闻有此营已败，而彼营冒险往救者乎？岂闻此军饿死而彼军肯分一粒往哺者乎？仆之愚见，以为今日将欲灭贼，必先诸将一心，万众一气，而后可以言战。而以今日营伍之习气，与今日调遣之成法，虽圣者不能使之一心一气，自非别树一帜，改弦更张，断不能办此贼也。鄙意欲练乡勇万人，概求吾党质直而晓军事之君子将之，以忠义之气为主，而辅之以训练之勤。相激相劘，以庶几于所谓诸将一心，万众一气者，或可驰驱中原，渐望澄清。 [13]

    曾国藩见绿营积弊深重，无法补救，乃起而创立湘军，弃世业的行伍，而用自招的山农以为兵，舍补选的将弁，而延乡党亲信的儒生以为将。其制以营为单位，营共五百人。营分四哨，统以营官。营官上辖以统领。统领所辖，自两营迄十营数十营不等，视其材的大小而有不同。统领径隶大帅，故营哨官所辖有定数，统领所辖无定数。钦差督抚都称为大帅，大帅者，乃一军之主。帅欲立军，拣统领一人或若干人，各檄募若干营，统领各自拣营官，营官拣哨官，以次而下，帅不为制。所以一营里面，弁勇视营哨，营哨官视统领，统领视大帅，如指臂相联。或大帅欲更易统领，则必须并将其全军遣撤，而令新统领自拣营官如前制，或即其地募其人，分别汰留，另行编伍，遂成新军，不相沿袭。如偶违此制，其军未有不败者。试举一例，以明湘军制的特色。咸丰十年，训字营统领唐训方赴湖北粮道任，其军无统将，例应遣撤。时适太平军围杭州，浙江巡抚罗遵殿指名札调湘军水师彭玉麟部将萧翰庆赴援。萧氏与罗氏子有旧，遂请行。彭玉麟因水师无陆兵可调，拟命萧翰庆统降将韦志俊部援浙，请示于曾国藩。曾国藩不以带韦部为然，而主张招募训营新撤的勇。先是当唐训方将离军时，或谓训营宜全数拨归霆军统领鲍超统辖，曾国藩以为仍须经过撤散与招募的手续才好，他复胡林翼书论这件事道：

    鄙意勇以亲手召募者为佳，似可一面令训营撤散，一面令霆营招选，仍令春霆（案春霆为鲍超字）酌用训营之豪强者为营哨官，移花接果，当可两得其宜 [14] 。

    后来大概因为鲍超请假归里，故霆营招选训营之议未果行。至是，曾国藩乃令萧翰庆招募训营以赴浙，他复彭玉麟书道：

    萧辅臣（案辅臣为翰庆字）朴实谙练，淡翁（案罗遵殿字澹村），指名札调，似不可不令其入浙一行。韦志俊部下向无纪律，难免扰民，断非三令五申所能改，恐坏楚军之名，且恐坏阁下及萧辅臣之名，决以不带为妥。唐义渠（案义渠为唐训方字）新撤之宁勇，胆技俱优，若辅臣迅速就募，四五营不难立就，营官哨官军装帐房无一不全，不过十日，即可成军，胜于韦部万倍，即抵浙后尚可为上等劲旅。义渠兄与淡翁亦系至交，阁下与之婉商，而润之（案润之为胡林翼字）宫保主持一切，当可成事。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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