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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本书是以叙论、纪年、表、志、传五种体裁结合而成的综合体写的。这种体裁，是我对我国古代作为正史体裁的纪传体，经过长期探索，再三改变而成的一种史书体裁。
纪传体创始于西汉司马迁《史记》。东汉班固继承《史记》体裁断代为史，撰成《汉书》。至唐初以纪传体修撰《晋书》、《梁书》、《陈书》、《隋书》、《北齐书》、《周书》、《南史》、《北史》八部前朝史，这种体裁已得到充分发展，而先出的编年体反退居次要地位。故从《隋书·经籍志》开始，“史部书以迁、固等书为正史，编年类次之” [1] ，在实际应用上和社会影响上，后起的纪传体已经超过编年体之上。
司马迁《史记》分为本纪、表、书、世家、列传五部分。班固把记王侯封国的世家，归并列传内，又把书改称为志，分为本纪、表、志、列传四部分，遂成为纪传体的定型。纪传体用本纪记帝王的统治事迹，用表驾驭复杂繁赜的史事 [2] ，用志记典章制度，用列传记人物。纪传体以人物为本位，宣扬帝王统治，宣扬将相功勋。历代封建王朝所修史书都用这种体裁，记载帝王将相的活动，为封建主义服务。
纪传体的方法，一句话概括起来，就是“类别区分” [3] 四个字。它具有三项优点：第一，使大大小小的史事都有类可归，网罗了各方面的史事。第二，使史事从类别区分而安排得更加周密。刘知几所论“显隐必该，洪纤靡失” [4] ，便是指这两项优点说的。第三，寻求方便，章学诚所论“类即事有适从，而寻求便易” [5] ，便是指这项优点说的。至于它的缺点，却有两项：第一，记事分散，读者难得其纲领，章学诚说：“大纲要领，观者茫然。” [6] 第二，纪事重复互见，刘知几说：“同为一事，分在数篇，断续相离，前后屡出，于《高纪》则云语在《项传》，于《项传》则云事具《高纪》。” [7] 章学诚说：“一朝大事，不过数端，纪传名篇，动逾百十，不特传文互见，抑且表、志载记无不牵连。” [8] 从方法来论，也是一种优劣互见的体裁。
二
我青壮年时，受资产阶级鄙视历史遗产思想的影响，以为要撰史就应该用西方新体裁，中国古代史书体裁旧酒囊装不了新酒，特别是对斥为帝王将相家谱的纪传体更持否定态度，从来不曾有用来撰著太平天国史的打算。
我用纪传体写太平天国史出自偶然的机缘。1944年，前广西通志馆要我写一部《太平天国广西人物传》。完成这个工作之后，我想：太平天国知名人物大半是广西人，把那些非广西籍的补上去，再添写《天王本纪》和《幼天王本纪》，那岂不就成为一部《太平天国人物志》，陈寿《三国志》的体裁不就是这样吗？我就照这个想法增添上去。再过两年，我请长假回家乡疗病，我又想，再添上表、志两部分，那岂不就成为一部用纪传体写的史书了吗？于是我又这样做，便写成了那部后来在开明书店出版的《太平天国史稿》出来。所以那部《史稿》是凭一时的兴会陆续添补而成的，并不是立意用纪传体写的 [9] ，因此，我对它的优缺点远没有做过研究。
《史稿》于1951年1月出版，5月再版。这年夏天，我在南京遇到许立群同志。他对我说，他过去认为纪传体是没有什么价值的，到他写武训批判时，要找宋景诗事迹，翻了许多部中国近代史书都找不到，后来在我那部《史稿》的《会党起义表》里找到了，他才知道纪传体也还是有用的。许立群同志是一位年青知名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者，这句话出自他的亲身体会，使我吃了一惊。
在《史稿》出版后的几年里，我因为到各地去协助举办太平天国纪念展览，调查太平天国遗迹，搜求太平天国文献和资料等等，接触到各方面的人们，了解到其中许多人，包括文学、戏剧、电影、美术和自然科学工作者，都曾在这部《史稿》里面各取所需。因此，我才正视我那部《史稿》，然后才开始对纪传体这种体裁进行探索。
三
当我写《史稿》时，我是否定纪传体的。到这时候，我已经学习到毛泽东同志批判继承历史遗产的教导，对纪传体应该如何去对待得到了正确的认识。但是，怎样去“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 [10] ，“批判地吸收其中一切有益的东西” [11] 呢？却还在艰苦探索中。
我从我国古代史学家刘知几和章学诚对纪传体的评论里，初步看出了它在方法上的优缺点。到1954年春，中华书局要再印那部《史稿》时，如何去改变纪传体的问题就摆在我面前。我针对着纪传体“大纲要领，观者茫然”的缺点去探索，认为可用“叙论”的体裁，写一卷综合的论述，加于卷端，既不打乱原来体系的完整，又可以达到补救缺点的目的。因此，我写了卷《叙论》，对太平天国的时代背景，革命运动的分期，革命的性质和成就，失败的原因，及对中国近代史的影响等等，作综合的论述，使读者开卷即对太平天国史大纲要领，整然在目，得到了一个概括性的认识。这是我对纪传体所作的第一次改变。只因顾虑到这种传了两千年的史书体裁，一旦改变，加上一卷《叙论》，恐怕会犯画蛇添足的错误，所以临发排时抽了出来，没有刊出。
1957年5月，中华书局又要再版那部《史稿》。我鼓起勇气，把那篇《叙论》加上去，使那部《史稿》由叙论、本纪、表、志、列传五部分组合而成。我在《重印题记》里，对这个改变，特地请求读者教正。
《史稿》增订本，于1957年12月出版，我送请范文澜同志指教。他看了，回信给我，对我这一种加叙论来改变纪传体“大纲要领，观者茫然”缺点的做法，给以高度的评价说：“可以不朽矣。”范文澜同志的鼓励，使我增加信心，鞭策我向前作进一步的探索。
随着不断的学习，我对纪传体缺点的认识也得到逐步的深入。在1958年夏我开始撰写本书时，认识到本纪的体裁专记帝王一人的统治，其目的是要体现出封建君主制的统摄万方、纲纪后代的特征，具有浓重的封建性 [12] 。我又认识到纪传体以人物为本位，偏于记述人物，突出了个人，就会掩蔽人民群众，使读者发生英雄创造历史的错觉，在全书各部分的比重上，必须大改变。
我对这两个问题苦思了经年，想不到下手处。有一天，分别多年的老朋友梁方仲同志深夜路过南京，来家匆匆一见，我把我的困难告他。他说：“问题从洪秀全来，解铃还须系铃人，就要从洪秀全下手去解决问题。”他一句话提醒了我。我送他走后，在星光暗淡下的庭院徘徊，一边思考。我想：将洪秀全、洪天贵的事迹移入列传，把本纪取消，不就把纪传体浓重的封建性清除了吗？但再想，问题并不如此简单。本纪记帝王统摄万方，宣扬封建主义，但其中却包含国家大事的内容，取消了本纪，国家大事从何而见呢？刘知几论本纪说：“系日月以成岁时，书君上以显国统。” [13] 它具有编年和尊君的两面作用。尊君这一面封建糟粕固然必须剔除，撰史首重时间，编年这一面却如何处理呢？我立刻走回工作室，伏案思索，想了一番，起来在书架上抽了几部书来查，最后想通了，决定取消本纪，改为专记大事的编年，采用中国古史的称谓，称为“纪年” [14] 。这样，取消了本纪，把纪传体浓重的封建性消除了。以前，纪传体以本纪、表、志、列传组成，记人物的本纪、列传占了全书四分之二部分，表、志只居于从属的地位。现在，改为以叙论、纪年、表、志、列传五部分组成，列传只占全书五分之一部分，也就把以人物为本位的纪传体性质改变了。苦思经年未能解决的难题，得到朋友指点，一旦解决了。这是我第二次对纪传体的改变。这次改变，可说是对纪传体性质作了根本性的改变。为着说明“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本书还在叙论开头特立《开宗明义的说明》第一章，用太平天国的历史事实来阐明这个真理。
到1977年秋，对这种体裁又再加推敲。看到本纪编年用的是我国古代编年体史书《春秋》的体例，按日纪事，不具首尾，不相联属，绝无组识，读起来实是一堆“断烂朝报” [15] ，或有类一本“村店所用之流水账簿” [16] ，不易记忆。应改用纲目体，将流水账似的记事，综合为几项，以大字提要做纲，小字叙事做目。纲目体也是编年体的一种，虽然仍受以年纪事的原则所限，但在它所限制的范围内，却得对史事进行有组织的叙述，使大事易明易记。我又考明“列传”本是和“本纪”对称的，“天子称本纪” [17] ，而“列传者，谓叙列人臣事迹” [18] 。现在既取消了“本纪”，把洪秀全、洪天贵归入“列传”内记叙，“列传”的涵义已从“叙列人臣事迹”，变而为记叙人物，则“列传”名称也应该改，所以把“列传”改为“传”。这是我对纪传体所作的第三次改变。
我对纪传体这三次改变，是从1951年到1977年经过长期探索进行的，并且是边改边用，边用边改的。它用“叙论”概括全书，用“纪年”记大事，用“表”标明复杂繁赜的史事，用“志”记典章制度，用“传”记人物。“叙论”用综合概括的体裁。“纪年”用纲目体裁。“表”用表格体裁。“志”用专题研究体裁。“传”用传记文学体裁。它与纪传体有三点显著的不同：
第一，增加“叙论”，概括全书，不仅改变了纪传体“大纲要领，观者茫然”的大弊，而且，能够担负起理论性阐述的任务。
第二，取消“本纪”，将洪秀全、洪天贵事迹移归“传”内，剔除了纪传体以君主纲纪天下后世的浓重封建性。另立“纪年”专记大事。
第三，纪传体以本纪、表、志、列传组成，本纪、列传占全书四分之二部分，以人物为本位，表、志居于从属地位，故称为纪传体。现改为以叙论、纪年、表、志、传五部分组成，各有独立的任务，传只占全书五分之一部分，在比重上和实质上对纪传体作了根本的改变。
从上面三点不同总起来看，现在改变而成的体裁，与纪传体具有不同的性质。这个体裁，五部分各有不同的体裁，各担负不同的专职，它们之间，又互相联系，互相补充结合而成为一整体，应该定名为“多种体裁结合而成的综合体裁”。应用这种体裁来撰著，使一部史书既有理论性的阐述，又有丰富的内容，与一般用西方体裁撰著的史书往往陷于有骨无肉干巴巴的境地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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