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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cultés Mentales），第2卷，1872年，147页。
⑵ 关于海洋岛上的鸟类，参阅我的《“贝格尔”号舰航海研究日志》（Journal of Researches during the voyage of the“Beagle”），1845年，398页。《物种起源》，第五版，260页。
⑶ 《有关动物智力哲学的书信集》（Lettres Phil.surl'Intelligence des Animaux），新版，1802年，86页。
⑷ 关于这个问题的证据，参阅《动物和植物在家养下的变异》，第1卷，第一章。
⑸ 《动物学会会报》（Proc.Zoolog.Soc.），1864年，186页。
⑹ 萨维奇（Savage）和怀曼（Wyman），《波士顿博物学杂志》（Boston Journal of Nat.Hist.），第4卷，1843——1844年，383页。
⑺ 《巴拉圭哺乳动物志》，1830年，51——56页。
⑻ 《印度原野》（IndianField），1871年，3月4日。
⑼ 《动物生活》，第1卷，79,82页。
⑴ 《马来群岛》（The Malay Archipelago），第1卷，1869年，87页。
⑵ 《原始人类》（Primeval Man），1869年，145,147页。
⑶ 《史前时代》（Prehistoric Times），1865年，473页等。
⑴ 胡卡姆（Hookham）先生给马克斯·米勒（Max Müller）的一封信，见《伯明翰新闻》（Birmingham News），1873年5月。
* 一名“猛犬”，种类不少，大部分用以助猎。————译者注
⑵ 《达尔文学说讨论会文集》（Conférences sur la Théorie Darwinienne），法文版，1869年，132页。
⑶ 牧师麦卡恩（J.M'Cann）博士，《反对达尔文主义》（Anti-Darwinism），1869年，13页。
⑷ 《人类学评论》（1864年，158页）引用。
⑴ 伦格尔，同前书，45页。
⑵ 参阅我写的《动物和植物在家养下的变异》，第1卷，27页。
⑶ 《动物的心理能力》，第2卷，1872年，346——349页。
⑷ 在泰勒（E.B.Tylor）先生的很有趣味的著作《对人类初期历史的研究》（Researches into the Early History of Mankind）中有关于这个问题的讨论，1865年，第2——4章。
⑸ 关于这种效果，我曾收到几份详细报告。海军上将沙利文（B.J.Sulivan）爵士，据我所知是一位谨慎的观察家，他向我保证说，在他父亲家中长期饲养的一只非洲鹦鹉可以准确地叫出某些家人和客人的名字。在吃早饭的时候，它向每一个人说“早安”，在夜间它又向每一个离开那间屋子的人说“晚安”，从来没把这两句问候话弄颠倒过。对沙利文爵士的父亲，它惯常在“早安”之后还要加上一个短句，可是自从他父亲死后，它一次也没有重复说过这个短句。它猛烈地责骂一条从窗户蹿进屋去的生狗；它还责骂另一只鹦鹉，“你这顽皮的家伙”，当那只鹦鹉逃出鸟笼去吃厨案上的苹果的时候。关于这同样效果，再参阅乌泽的《动物的心理能力》，第2卷，309页，论鹦鹉。莫西科（A.Moschkau）博士告诉我说，他知道有一只欧椋鸟（starling）永远能够无误地用德语向来人说“早安”，向那些离去的人说：“再见，老朋友。”我还能再举出几个这样的事例。
⑹ 参阅惠特尼（Whitney）教授关于这个问题的一些好意见，见他的著作《东方及其语言学的研究》（Oriental and Linguistic Studies），1873年，354页。他观察到人类彼此之间的愿望交流，乃是一种生活力，这种生活力对语言的发展“有意识地或者无意识地发生作用：就达到直接目的而言，是有意识的；就此种行为的进一步结果而言，则是无意识的”。
⑴ 戴恩斯·巴林顿，《科学学报》，1773年，262页。再参阅马尔的文章，见《自然科学年刊》（Ann.des.Sc.Nat.），第10卷，第3辑，动物部分，119页。
⑵ 《论语言的起源》（On the Origin of Language），韦奇伍德著，1866年。《语言问题》（Chapterson Language），法勒著，1865年。这是最有趣味的两本著作。再参阅阿尔贝·勒穆瓦纳（Albert Lemoine）著，《口头语的自然规律》（De la Phys.et de Parole），1865年，190页。已故的施莱歇尔教授关于这个问题的著作已被比克尔斯（Bikkers）博士译成英文，名为《受到语言学考验的达尔文主义》（Darwinism tested by the Science of Language），1869年。
⑶ 沃格特，《关于畸形小头的研究报告》，1867年，169页。关于未开化人，我在《航海研究日志》（1869年）中举出过一些事实。
⑷ 关于这个问题的明显证据，参阅经常引用的布雷姆和伦格尔的两本著作。
⑸ 乌泽在他的《动物的心理能力》一书中，举出过他对这个问题所观察到的一项很奇妙的记载。
⑴ 参阅莫兹利博士关于这个问题的意见，见《精神的生理学和病理学》，第2版，1868年，199页。
⑵ 关于此事，曾记载过许多奇妙例子，参阅贝特曼的《关于失语症》，1870年，27，31，53,100页及其他。再参阅《关于智力的调查》（Inquires Concerning the Intellectual Powers），1838年，150页。
⑶ 《动物和植物在家养下的变异》，第2卷，6页。
⑷ 关于《达尔文先生的语言哲学》的讲演，1873年。
⑸ 杰出的语言学家惠特尼对于这一点的评论远比我所能说的更为有力。当谈到布利克（Bleek）的观点时，他说道（见《东方及其语言学的研究》，1873年，297页），“因为语言广泛地是思想的必要辅助手段，思想赖此而发展，认识力赖此而达到清晰、丰富多彩和复杂化，以至对意识的充分掌握；所以不得不制造出没有语言就绝对不可能有思想的说法，把能力和它的工具等同起来。”他好像有道理地断言，人手如果没有工具就不能起作用。从这种教条出发，他就不能不陷入米勒的最恶劣的谬论，谓婴儿（不会说话的）不是人类，聋哑人没有学会用手指模仿说话以前不具理性。马克斯·米勒用斜体字标出下面的警句（“对于达尔文先生的语言哲学的讲演”，1873年，第三讲）：“没有无语言之思想，也没有无思想之语言。”他在这里给思想这个词所下的定义是何等奇怪！
⑹ 《自由思想论文集》，1873年，82页。
⑴ 关于这一效果，参阅莫德斯雷的一些好议论，见《心理的生理学和病理学》，1868年，199页。
⑵ 麦克吉利夫雷（Macgillivray），《大不列颠鸟类》（Hist.of British Birds），第2卷，1839年，29页。最优秀观察家布莱克瓦尔（Blackwall）说道，喜鹊（magpie）可以学会念出单字甚至短句，它们几乎比其他任何英国鸟都容易做到这一点；可是接着他又说，在长期周密地研究了它的习性之后，他从来没有发现它在自然状态下表现有任何模仿的异常能力。
⑶ 莱伊尔爵士在《关于人类的源远流长的地质证据》（1863年，第二十三章）中指出，在语言发展和物种发展之间有很有趣的相似性。
⑷ 关于这种效果，参阅法勒牧师在一篇题名《语言学和达尔文主义》（Philology and Darwinism）的论文中的意见，见《自然》（Nature），1870年3月24日，528页。
⑸ 《自然》1870年1月6日，257页。
* 欧洲比利牛斯山西部地区古老居民的语言。————译者注
分布在挪威、瑞典、芬兰和苏联各国北部的拉普人的语言。————译者注
⑴ 韦克（C.S.Wake）在《论人类》（Chapters on Man）101页引用。
⑵ 巴克兰（Buckland），《布里奇沃特》，411页。
⑶ 关于语言的简化，参阅卢伯克爵士的一些好议论，见《文化的起源》（Origin of Civilisation），1870年，278页。
⑴ 《旁观者》（The Spectator），1869年12月4日，1430页。
⑵ 关于这个问题，参阅法勒牧师所写的一篇最优秀的论文，见《人类学评论》，1864年8月，217页。关于进一步的事实，参阅卢伯克爵士的《史前时代》，第2版，1869年，564页；特别是《文化的起源》（1870年）有关宗教的篇章。
⑴ 《对动物和植物的崇拜》（The Worship of Animals and Plants）见《双周评论》（Fortnightly Review），1869年10月1日，422页。
⑵ 泰勒，《人类的早期历史》（Early History of Mankind），1865年，6页。再参阅卢伯克的《文化的起源》（1870年）中关于宗教发展那引人注目的三章。赫伯特·斯宾塞先生在《双周评论》（1870年5月1日，535页）的一篇有独创性的论文中以相似的方式说明了全世界宗教信仰的最初形式，谓人类通过梦境、形影以及其他原因的引导，把自己看成是双重的实体，即肉体的和灵魂的。由于设想死后灵魂还存在，而且富有威力，所以用各种祭品和仪式向它祈求赎罪和保佑。于是他进一步阐明，用某种动物或其他物品给一个部落的早期祖先或创始人所起的名字或绰号，经过长期以后就会被设想为代表这个部落的真实祖先：这个动物和物品自然地会被信为依然存在的灵魂，并且把它视为神圣，作为一位神而受到崇拜。尽管如此，我不能不猜想，还有一个更早的、更原始的阶段，以为那时任何显示有力量和运动的东西都被赋予了和我们自己近似的某种生命形态和心理官能。
⑴ 参阅欧文·派克（L.Owen Pike）先生的一篇富有才智的文章，见《人类学评论》，1870年4月，63页。
⑵ 《宗教、道德等与达尔文学说》（Religion,Moral,&c.,der Darwin'schen Art-Lehre），1869年，53页。据说（林赛博士，《心理学杂志》，1871年，43页），培根（Bacon）很久以前以及诗人伯恩斯（Burns）均持有同样见解。
⑶ 《史前时代》，第2版，571页。在这部著作中，关于未开化人的变化无常的奇异风俗有最好的记载。
⑴ 关于这个问题，参阅夸垂费什（Quatrefages）的《人种的一致性》，1861年，21页及其他。
⑵ 《关于伦理学的论述》（Dissertation on Ethical Philosophy），1837年，231页及其他。
* 德国哲学家（1724——1804）。————译者注
⑶ 《伦理的形而上学》（Metaphysics of Ethics），森普尔（J.W.Semple）译，爱丁堡，1836年，136页。
⑷ 关于这个问题写过著作的，贝恩（Bain）先生列过一个20位英国作家的名单《心理学和道德学》（Mental and Moral Science），1868年，543——725页，他们的名字素为人人所熟悉：在这些人士中似乎还可以加入贝恩先生自己的名字，以及莱基（Lecky）先生、沙德沃思·霍奇森（Shadworth Hodgson）先生、卢伯克爵士以及另外几位的名字。
⑴ 布罗代（B.Brodie）爵士在论述人类是一种社会性动物之后问道[《心理学探究》（Psychological Enquiries），1854年，192页]：“关于道德观念是否存在的问题的争论，应该由此得到解决吧？”许多人似乎都有过同样的看法，如古代的罗马皇帝兼哲学家玛卡斯·奥瑞利亚斯（Marcus Aurelius）就是其中一个。米尔（J.S.Mill）在其著名的著作《功利主义》（Utilitar ianism，1864年，45，46页）一书中说道：“社会感情是一种强有力的自然感情”而且是对功利主义道德的感情之自然基础”。他又说，“道德官能就像上述后天获得的智能那样，如果不是本性的一部分，也是从那里自然生长出来的：而且像它们那样，能够在一定微小程度上自然发生”。但是，同所有这种说法相反，他还指出：“据我所信，道德感情不是先天的，而是后天获得的，但并不因此而不是自然的。”对于如此渊博的一位思想家的看法，我大胆提出完全不同的意见，确有些踌躇，但几乎无可争辩的是，社会感情在低等动物中乃是本能的或先天的；那么，社会感情在人类中为什么不应如此呢？贝恩先生[例如，参阅《情绪与意志》（The Emotions and the Will），1865年，481页]以及其他人士相信，道德观念乃是每个人在其一生期间所获得的。根据进化的一般理论，至少这是极端不大可能的。在米尔先生的著作中对所有遗传的心理属性的忽视，我以为今后将被评价为最严重的缺点。
⑴ 西奇威克（H.Sidgwick）对这个问题进行过很好的讨论（《科学院报告》，1872年，6月15日，231页。）：“我们可以肯定，一只优良的蜜蜂大概渴望用比较温和的方法去解决种群数量问题。”然而，根据许多或大多数未开化的人的习惯来判断，人类是用杀害女婴、一妻多夫以及男女乱交来解决这个问题的，所以，可充分怀疑这是否为比较温和的方法。科比（Cobbe）女士对上述说法也进行过评论，说道[《达尔文主义在道德观上的应用》，Darwinism in Morals，见《神学评论》（Theological Review），1872年，4月，188——191页]：社会义务的原则将如此而被颠倒；我以为她所说的意思是，履行社会义务将危害个体；但她忽视了她必须承认的一个事实，即蜜蜂的这种本能被获得乃是为了群体的利益。她甚至说道，如果本章所提倡的伦理学原理确能被普遍接受，“我将不得不相信，其胜利之时，即为人类美德的丧钟敲响之日！”可以期望，众多人士对这个地球上人类美德永存的信念并不会如此短命。
⑵ 《达尔文学说》（Die Darwin'sche Theorie），101页。
⑶ 布朗（R.Brown）先生，《动物学会会报》，1868年，409页。
⑷ 布雷姆，《动物生活》（Thierleben），第1卷，1864年，52,79页。关于猴彼此拔掉扎在身上的棘刺，参阅54页。关于树精狒狒翻动石头，是根据阿尔瓦雷斯（Alvarez）提出的证据（76页），布雷姆认为他的观察是十分可靠的。关于老雄狒狒攻击狗的例子，参阅79页；关于鹰的例子，56页。
⑴ 贝尔特（Belt）先生举过一个尼加拉瓜的蛛猴例子，人们听到它在树林中大喊大叫差不多达两个小时之久，并且发现有一只鹰落在它的近旁。显然当它们面对面时，鹰不敢发动攻击；贝尔特先生根据他对这些猴的习性的观察，相信它们三两只聚在一起，防备鹰的攻击。《博物学者在尼加拉瓜》，1874年，118页。
⑵ 《博物学年刊》（Annals of Mag.of Nat.Hist），1868年11月，382页。
⑶ 卢伯克爵士，《史前时代》，第2版，446页。
⑴ 莫尔根先生引用，《美洲河狸》（The Amer ican Beaver），1868年，272页。斯坦斯伯里还做过一个有趣记载：一只很小的鹈鹕被激流冲跑，有六只老鹈鹕从旁鼓励它游向岸边。
⑵ 贝恩先生述说，“从适当的同情心可以产生对于一个受难者给予有效的帮助”，《心理学与道德学》，1868年，245页。
⑶ 《物种的分类》（Thierleben），第1卷，85页。
⑷ 《物种的分类》，1869年，97页。
⑸ 《关于达尔文学说》，1869年，54页。
⑹ 再参阅胡克的《喜马拉雅旅行记》（Himalayan Journals），第2卷，1854年，333页。
⑴ 布雷姆，《动物生活》，第1卷，76页。
⑵ 参阅他的一篇极有趣的论文：《牛类和人类的群居生活》（Gregariousness in Cattle,and in Man），见《麦克米伦杂志》（Macmillan's Mag.），1871年2月，353页。
⑴ 参阅亚当·史密斯的《关于道德感的理论》（Theory of Moral Sentiments）一书的引人注目的第一章。再参阅贝恩的《心理学和道德学》，1868年，244页，以及275——282页。贝恩先生说道：“同情乃是间接地使同情者感到愉快的一个源泉”；他通过互易性（reciprocity）来解释这个问题。他又说，“受到恩惠的人或代替他的其他人，当以同情和有力的帮助作为报答以补偿对方所作出的一切牺牲。但是，同情如果严格地是一种本能————看来似乎就是如此，那么它的行使就会给人以直接愉快，其方式正如上述行使差不多每一种其他本能的情形一样。”
⑴ 詹尼斯（L.Jenyns）牧师说，这一事实最初是由杰出的詹纳（Jenner）记载的，见《科学学报》（Phil.Transact.）1824年，此后又为几位观察家、特别是布莱克瓦尔所证实。后面这位细心的观察家连续两年在晚秋检查了36个鸟巢；他发现，12个鸟巢有死去的幼鸟，5个鸟巢有即将孵化的卵，3个鸟巢有接近孵化的卵。有许多鸟还未长大，难作长途飞行，同样也遭到遗弃而落在后边。参阅布莱克瓦尔的《动物学研究》（Researches in Zoology），1834年，108,118页。关于另外的证据，虽无必要，亦可参阅勒罗伊的《科学通信》（Letters Phil.），1802年，217页。关于东亚雨燕（swifts），参阅高尔得的《大不列颠鸟类导论》（Introduction to the Birds of Great Britain），1823年，5页。亚当斯（Adams）先生在加拿大观察到相似的情况，见《通俗科学评论》（Pop.ScienceReview），1873年7月，283页。
⑴ 休姆（Hume）说[《关于道德原理的探讨》（An Enquiry Concerning the Principles of Morals），1751年，132页]：“似乎必须承认，他人的幸福和悲痛并非是同我们毫不相干的景象，而是看到前者……将使我们暗暗感到喜悦；而后者的出现……则会在我们的想象上投射一层忧郁的阴影。”
⑵ 《心理学和道德学》，1868年，254页。
⑴ 我在这里涉及的是所谓实质的和形式的道德之间的区别。我高兴地看到赫胥黎教授关于这个问题持有和我同样的观点。莱斯利·斯蒂芬先生说[《论自由思想和坦白讲话文集》（Essays on Freethinking and Plain Speaking），1873年，83页]，“在实质的和形式的道德之间形而上学的区别正如其他这等区别那样，是彼此不相干的”。
⑵ 我曾举过这样一个事例，即：三个巴塔戈尼亚地方的印第安人宁愿一个跟着一个地被枪毙，也不泄露其同伴的作战计划。
⑴ 仇恨或敌意似乎也是一种高度持久的情感，也许比可以指出名字的任何其他情感更加持久。嫉妒的解释是，对他人的某种优点或成功感到憎恨，培根极力主张（《论文第九》）“在所有情感中，嫉妒是最缠绕不休而永续的”。狗很容易憎恨生人和生狗，尤其是它们居住靠近而又不属于同一个家族、部落或氏族时更加如此：这种情感似乎是天生的，而且肯定是最持续的一种。它同真正的社会本能似乎相辅而又相反。从我们所听到的未开化人的情况来看，似乎差不多也是这样。倘真如此，如果同一部落的任何成员对任何人有所损害或者成为他的敌人，那么后者把这等感情转而施于前者，只要再跨进一小步就可以了。一个人对敌人加以伤害，不会受到原始良心的谴责，而如果不是为自己报仇的话，那就要受到原始良心的谴责，这并非是不可能的。以德报怨，施爱于敌，乃道德之顶峰，社会本能本身是否曾导致我们如此，实属可疑。在任何这等金科玉律被想到和被遵从之前，这等本能以及同情，应该受到高度的磨炼，并且在理性、教育以及对上帝的爱和惧的帮助下而加以扩大。
⑴ 安大略，《涉及法律的精神错乱》（Insanity in Relation to Law），美国，1871年，1页。
⑴ 泰勒，《当代评论》（Contemporary Review），1873年4月，707页。
⑵ 普罗斯佩尔·德斯平（Prosper Despine）博士在他的《天赋心理学》（Psychologie Naturelle）（第1卷，1868年，243页；第2卷，169页）一书中举出有关最恶劣罪犯的许多奇特事例，这些罪犯显然完全没有良心。
⑴ 参阅一篇富有才华的论文，见《北英评论》（North British Review），1867年，395页；再参阅巴奇霍特（W.Bagehot）先生讨论服从和团结一致对原始人类的重要性的文章，见《双周评论》（Fortnightly Review），1867年，529页；1868年，457页及其他。
* 加里曼丹的一种原始人。————译者注
⑵ 我所见过的最充分的记载是由格兰德（Gerland）作出的，见他的著作《自然民族的消亡》（Ueber dan Aussterben der Naturvlker），1868年，但在后一章我势必还要对杀婴问题进行讨论。
⑶ 关于自杀的很有趣的讨论，参阅莱基（Lecky）的《欧洲道德史》（History of European Morals），第1卷，1869年，223页。关于未开化人，温伍德·里德（Winwood Reade）告诉我说，西非的黑人常常自杀。众所周知，自从被西班牙征服之后，在悲惨的南美土著居民中多么盛行自杀。关于新西兰，参阅《“诺瓦拉”航海记》（The Voyage of the“Novara”），以及关于阿留申群岛（Aleutian Islands），参阅乌泽在《论智力》（第2卷，136页）一书中引用的米勒著作。
⑷ 参阅巴奇霍特的《医学与政治学》（Physics and Politics），1872年，72页。
⑸ 例如，参阅汉密尔顿（Hamilton）关于卡法尔人（Kaffirs）的记载，见《人类学评论》（Anthropological Review），1870年，15页。
⑴ 关于这个问题，伦南（Lennan）先生搜集了一些很好的事实，见他的著作《原始婚姻》（Primitive Marriage），1865年，176页。
⑵ 莱基，《欧洲道德史》，第1卷，1869年，109页。
⑶ 《出使中国记》（Embassy to China），第2卷，348页。
⑷ 参阅卢伯克的《文化的起源》第七章，其中有关于这个问题的充实证据。
⑴ 例如，莱基的《欧洲道德史》，第1卷。
⑵ 《威斯敏特评论》（Westminster Review），1869年10月，498页，载有一篇富有才华的论文始用这一术语。关于“最大幸福原则”参阅米尔的《功利主义》（Utilitarianism），17页。
⑶ 米尔（Mill）以最明晰方式承认（《逻辑体系》（System of Logic），第2卷，422页），行为可以通过习性而完成之，无须预先感到愉快。塞吉威克先生在一篇《论愉快和愿望》的文章[《当代评论》（The Contemporary Review），1872年4月，671页]中也说，总之，有一种学说谓自觉行为的冲动永远指向在我们本身产生令人愉快的感觉：与此相反，我则主张，我们到处都可以在意识中发现不受注重的冲动，这是指向某些令人不愉快的事情的：在许多场合中；这种冲动同自重如此不能和谐共存，以致二者不易在意识中同时存在。”我不能不认为，有一种模糊的感觉以为我们的冲动决非永远来自任何同时发生的或预先感到的愉快；这种模糊的感觉正是接受道德的直觉论而反对功利论或“最大幸福”论的一个主要原因。关于后一理论，行为的标准和动机无疑往往被搞乱了，实际上它们在某种程度上就是混淆不清。
⑴ 华莱士先生在《科学上的意见》（Scienti fic Opinion，1869年9月15日）举出了一些好事例；在他的《对自然选择学说的贡献》（Contributions to the Theory of Natural Selection，1870年，353页）一书中有更加充分的叙述。
* 南美亚马孙河以南的大草原。————译者注
西班牙人和印第安人的混血种。————译者注
⑴ 坦尼森（Tennyson），《国王的叙事诗》（Idylls of the King），244页。
⑵ 《罗马皇帝奥瑞利亚斯·安东尼纳斯的思想》（The Thoughts of the Emperor M.Aurlius Antoninus），英译本，第2版，1869年，112页。奥瑞利亚斯生于公元121年。
⑶ 斯宾塞给米尔的一书信，见贝恩先生的《心理学和道德学》，1868年，722页。
⑷ 莫兹利，《躯体和精神》（Body and Mind），1870年，60页。
⑴ 一位作者在《北英评论》（1869年7月，531页）中很好地作出了一个合理判断，表示强烈支持这一结论。列基先生（《道德史》，第1卷，143页）的看法似乎与此吻合。
⑵ 参阅他的名著《遗传的天才》（Hereditary Genius），1869年，349页。阿盖尔（Argyll）公爵（《原始人类》，1869年，188页）关于人类本性在是非之间的斗争有过一些好议论。
⑴ 《奥瑞利亚斯的思想》，139页。
⑴ 《人类学评论》，1864年5月，158页。
⑵ 正如亨利·梅因（Henry Maine）爵士所说的，被吸收进另一个部落中的诸成员或部落经过一段时间之后，便设想他们是同一祖先的共同后裔，见《古代法律》（Ancient Law），1861年，131页。
⑴ 莫洛特（Morlot），《自然科学普及协会》（Soc.Vaud.Sc.Nat.），1860年，294页。
⑵ 我在《动物和植物在家养下的变异》（第2卷，196页）举出过这方面的事例。
⑴ 他以《自然科学与政治学》（Physics and Politics）为题，发表了一系列卓越的论文，见《双周评论》，1867年11月；1868年4月1日；1869年7月1日；以后印成单行本。
⑴ 华莱士先生在《对自然选择学说的贡献》（1870年，354页）举出过有关事例。
⑵ 《古代法律》，1861年，22页。关于巴戈霍特先生的叙述，见《双周评论》，1868年4月1日，452页。
⑴ 《动物和植物在家养下的变异》，第1卷，309页。
⑵ 《弗雷泽杂志》（Fraser's Magazine），1868年9月，353页。这篇文章似乎打动了许多人，由此引出两篇卓越的论文和一篇答辩，见《旁观者》，1868年10月3日及17日。在《科学季刊》（Q.Journal of Science，1869年，152页）：劳森·泰特（Lawson Tait）在《都柏林医学季刊》（Dublin Q.Journal of Medical Science，1869年2月）；兰克斯特先生在《长寿的比较》（Comparative Longevity，1870年，128页）均对此进行过讨论。《澳大利亚西亚人》（或可译为大洋洲人。————译者注）（Australasian，1867年7月13日）也出现过相似观点。我曾借用过其中几位作者的观念。
⑶ 关于华莱士先生，参阅上面引用的《人类学评论》；关于高尔顿先生，参阅《麦克米伦杂志》，1865年8月，以及他的巨著《遗传的天才》，1870年。
⑴ 菲克（H.Fick）教授关于这个问题以及其他各点做过良好叙述，见《自然科学对权力的影响》（Ein fluss der Naturwissenschaft auf das Recht），1872年。
⑵ 《遗传的天才》，1870年，132——140页。
⑶ 考垂费什（Quatrefages），《科学报告评论》（Revuedes Cours Scientifiques）。1867——1868年，659页。
⑷ 参阅兰克斯特（Lankester）先生的《长寿的比较》一书中根据权威材料编制的表格第五栏和第六栏。
⑴ 《遗传的天才》，1870年，330页。
⑵ 《物种起源》，第5版，1869年，104页。
⑶ 《遗传的天才》，1870年，347页。
⑷ 兰克斯特，《长寿的比较》，1870年，115页。关于酗酒者的统计数字，采自尼逊（Neison）的《生命统计》（Vital Statistics）。关于荒淫生活，参阅法尔博士的《结婚生活对死亡率的影响》（Influence of Marriage on Mortality），曾在“社会科学全国促进会”（Nat.Assoc.for the Promotion of Social Science）上宣读，1858年。
⑴ 《弗雷泽杂志》，1868年9月，353页。《麦克米伦杂志》（Macmillan's Magazine），1865年8月，318页。法勒（Farrar）牧师持有不同的观点（《弗雷泽杂志》，1870年8月）。
⑵ 《关于妇女生育性的规律》（On the Laws of the Fertility ofWomen），见《皇家学会会刊》（Transact.Royal Soc.），爱丁堡，第24卷，287页：现以单行本出版，书名为《生殖力，生育性及不育性》（Fecundity,Fertility and Sterility），1871年。再参阅高尔顿先生的《遗传的天才》，352——357页，有对上述效果的观察材料。
* 五、六世纪入侵并定居于英国的日尔曼族。————译者注
公元前一千年左右居住在中欧、西欧的部落，其后裔今散布在爱尔兰、威尔士、苏格兰等地。————译者注
⑶ 《苏格兰的出生与死亡情况第十次年度报告》（Tenth Annual Report of Births,Deaths&c.,in Scotland），1867年，29页。
⑷ 引文系摘自关于这等问题的英国最高权威法尔博士的一篇论文：《结婚生活对法国人死亡率的影响》，此文曾在“社会科学全国促进会”宣读，1858年。
⑸ 法尔博士，同上文，下述引文亦摘自同一篇著名论文。
⑴ 我引用的数字是《苏格兰的出生和死亡情况第十次年度报告》（1867年）中所载的五年平均数。引用斯塔克博士的话载于《每日新闻》（Daily News），1868年10月17日，法尔博士认为此文写作严谨。
⑵ 关于这个问题，邓肯博士说道（《生殖力、生育性及不育性》，1871年，334页）：“在各个时期，健康而美丽者常从未婚一方走到已婚一方，于是未婚一方便充满了不幸的病弱者。”
⑶ 参阅高尔顿先生关于这个问题的有独创性的最初论点，见《遗传的天才》，340——342页。
⑴ 格雷格先生，《弗雷泽杂志》，1868年9月，357页。
⑵ 《遗传的天才》，1870年，357——359页。法勒牧师提出过相反的论点（《弗雷泽杂志》，1870年8月，257页）。莱伊尔爵士在一段引人注目的文章中[《地质学原理》（Principles of Geology），第2卷，1868年，489页]要求人们注意宗教审判所产生的恶劣影响，通过选择它降低了欧洲的一般智力标准。
⑶ 高尔顿先生，《麦克米伦杂志》，1865年8月，325页。再参阅《达尔文主义与国民生活》（On Darwinism and National Life）一文，见《自然》（Nature），1869年12月，184页。
⑷《美国的最后冬天》（Last Winter in the United States），1868年，29页。
⑴ 我非常感激约翰·莫利（John Morley）对这个问题所做的好批评：再参阅布罗卡（Broca）的《论选择》（Les Sélections），见《人类学评论》（Revued'Anthropologie），1872年。
⑵ 《论文化的起源》（On the Origin of Civilisation），见《人种学会会报》（Proc.Ethnological Soc.），1867年11月26日。
⑶ 《原始人类》（Primeval Man），1869年。
⑴ 曾在“大不列颠皇家协会”（Royal Institution of Great Britain）宣读，1867年3月15日。还有，《对人类初期历史的研究》，1865年。
⑵ 《原始婚姻》，1865年。再参阅显然是同一位作者所写的一篇优秀的论文，见《北英评论》，1869年7月。还有，莫尔根先生的《关于亲属关系的社会等级，体系的起源之推测》，见《美国科学院院报》（Proc.American Acad.of Sciences），第7卷，1868年2月。沙夫豪森博士说过“在荷马史诗和《旧约全书》中都曾记载过用人做献祭品的遗风”，见《人类学评论》，1869年10月，373页。
⑶ 卢伯克爵士，《史前时代》，第2版，1869年，第十五、十六各章。再参阅泰勒的《人类的早期历史》一书中最优秀的第九章。
* 为澳洲土著的武器，用曲形坚木制成，打出去可飞回原处。————译者注
南太平洋塔希提岛上的土著居民。————译者注
⑷ 米勒在《诺瓦拉游记：古生物学，第三部》（Reise der Novara：Anthropolog.Theil，Abtheil.Ⅲ，1868年，127页），做过一些良好的论述。
⑴ 关于各个博物学者在其分类法中给人类安排的位置，小圣·伊莱尔有过详细叙述，见《博物学通论》，第2卷，1859年，170——189页。
⑴ 关于蚁类的习性，贝尔特先生在其《博物学者在尼加拉瓜》（1874年）一书中，发表过一些最有趣的事实。再参阅莫格里奇先生的令人钦佩的著作《农蚁》（Harvesting Ants），1873年，以及《两个世界评论》，1870年2月，682页。
⑵ 韦斯特伍德（Westwood），《昆虫的近代分类》（Modern Class of Insects），第2卷，1840年，87页。
* 即猿类。————译者注
⑴ 《动物学会会报》（Proc.Zoolog.Soc.），1863年，4页。
⑵ 《关于人类在自然界的位置的证据》（Evidence as to Man's Place in Nature），1863年，70页及其他诸页。
* 即Semnopithecus nasalis，多群栖于加里曼丹等处的沿河乔木上，鼻长而突出，雄性老猴者尤长，可运动自如，且如吻，故又名“长鼻猴”proboscis monkey。————译者注
⑴ 若弗鲁瓦（Isid.Geoffroy），《博物史通论》（Hist.Nat.Gén.），第2卷，1859年，217页。
⑵ 《论人类身体的无毛》（Ueber die Richtung der Haare），见米勒的《解剖学和生理学的历史文献》（Archiv für Anat.und Phys.），1873年，51页。
⑶ 里德（Reade）引用，《非洲见闻录》（The African Sketch Book），第l卷，1873年，152页。
⑴ 关于长臂猿的毛，参阅《哺乳动物志》（Nat.Hist.of Mamm.），马丁著，1841年，415页。关于美洲猴和其他种类，也可参阅若弗鲁瓦的《博物史通论》，第2卷，1859年，216,243页，埃舍里希特，同前书，46，55,61页。欧文，《脊椎动物解剖学》，第3卷，619页。华莱士，《对自然选择学说的贡献》，1870年，344页。
⑵ 《物种起源》，第5版，1869年，194页。《动物和植物在家养下的变异》，第2卷，1868年，348页。
⑶ 《动物分类导论》（An Introduction to the Classification of Animal），1869年，99页。
⑴ 这同米伐特先生暂定的分类法差不多是一样的（《科学协会会报》，1867年，300页），他把灵长目分为狐猴科（Lemuridae）、人科（Hominidae）和猴科（Simiadae），这三者相当于狭鼻猴类、卷尾猴科（Cebidae）和狨科（Hapalidae），后两个类群则相当于阔鼻猴类。米伐特先生现仍坚持上述观点，参阅《自然》，1871年，481页。
⑵ 《动物学会会报》（Transact.Zoolog.Soc.），第6卷，1867年，214页。
⑶ 米伐特先生，《科学协会会报》（Transact.Phil.Soc.），1867年，410页。
⑷ 莫里先生和米伐特先生论狐猴科，《动物学会会报》，第7卷，1869年，5页。
⑴ 关于这一点，赫克尔作出同样的结论，参阅《论人类的发生》（Ueber die Entstehung des Menschengeschlechts），见微尔和（Virchow）的《普通学术报告》，1868年，61页。再参阅赫克尔的《自然创造史》，1868年，在该书中他详细地叙述了他的关于人类谱系的观点。
⑵ 福尔西·马若尔（C.Forsyth Major）博士，《在意大利发现的猴类化石》（Sur les Singes Fossiles trouvés en Italie），见《意大利博物学会会报》，第15卷，1872年。
⑴ 《人类学评论》，1867年4月，236页。
⑵ 《地质学原理》，1865年，583——585页。《人类的源远流长》（Antiquity of Man），1863年，145页。
⑶ 《人类在自然界的位置》，105页。
⑴ 在他的《普通形态学》一书中有详细的各表阐明及此，在他的《自然创造史》（Natiirliche Schpfungsgeschichte）一书中特别论及人类。赫胥黎教授在评论后一著作时[《科学院院报》（The Academy），1869年，42页]说道，他认为赫克尔可称赞地讨论了人类由来的系统，虽然他对某些方面还持有异议。他对全书的要旨和精神给予了高度评价。
⑵ 《古生物学》（Palaeontology），1860年，199页。
⑶ 我在福克兰群岛于1883年4月满意地看到了一种复海鞘的能够运动的幼体，这一发现早于其他博物学者数年之久：复海鞘同Synoicum密切近似，但显然不是同属。其尾长为椭圆形头部的五倍左右，尾端为一很细的丝状体。我曾用简单的显微镜绘制过它的图，它明显地被横向不透明的部分分开，我设想这代表柯瓦列夫斯基所绘的大细胞。在发育的早期阶段，尾部紧密地缠绕在幼体的头部。
⑷ 《圣彼得堡科学院研究报告》（Mémoires de l'Acad.des Sciences de St.Pétersbourg），第10卷，第15期，1866年。
⑴ 但是，我理应补充一点：有些有能力的评论家们对这一结论还有争议，例如，捷得在《实验动物学文献》（1872年）中就此发表了一系列论文。尽管如此，这位博物学家还谈到（281页），“海鞘类幼虫的组织非任何假说和理论所可解释，由此可见，仅仅依靠对生活条件的适应，自然界就能使无脊椎动物产生出脊椎动物的基本形态（脊索的存在），我们虽不知这两大门动物的过渡在实际上是怎样完成的，但根据这一过渡的简单可能性，这两大门之间不可逾越的鸿沟就得以填平了。”
⑴ 这是比较解剖学最高权威格根鲍尔（Gegenbaur）教授所做的结论，见《比较解剖学的主要特点》（Grundzüge der vergleich.Anat.），1870年，876页。这主要是对两栖类进行研究的结果；但是，根据沃尔戴耶（Waldeyer）的研究（《解剖学和生理学杂志》，1869年，161页），甚至“高等脊椎动物在性器官的早期状态时都是雌堆同体的”。相似的观点长期以来为某些作者所坚持，但直到最近还缺乏坚实的基础。
⑵ 雄的袋狼（Thylacinus）提供了最好的事例。欧文，《脊椎动物解剖学》（Anatomy of Vertebrates），第3卷，771页。
⑶ 在鮨鱼属（Serranus）的几个种中以及在某些其他鱼类中曾经观察到雌雄同体的情况，这等鱼类或是正常而对称的，或是异常而单侧的。祖特文（Zouteveen）博士给过我关于这一课题的参考资料，特别是哈尔贝茨玛（Halbertsma）教授在《荷兰科学院院报》（Transact.of the Dutch Acad.of Sciences）第16卷发表的一篇论文尤为重要。京瑟（Günther）博士怀疑这个事实，但现在有如此众多的优秀观察家们做过这方面的记录，以致没有任何争论的余地了。莱索纳（M.Lessona）博士写信告诉我说，他曾证实卡沃利尼（Cavolini）对鮨鱼所做的观察。埃科利尼（Ercolani）教授阐明鳗鲡是雌雄同体的[《波洛尼亚科学院院报》（Accad.delle Scienze,Bologna），1871年12月28日]
⑷ 格根鲍尔曾阐明[《耶拿杂志》（.Jenaische Zeitschrift），第7卷，212页]，在几个哺乳动物目中有两种不同模式的ru头，这二者怎么会来源于有袋类的ru头，而后者又来源于单孔类的泌乳器官，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参阅麦克斯·赫斯（Max Huss）关于乳腺的研究报告，同前杂志，第8卷，176页。
⑴ 洛克伍德（Lockwood）先生[《科学季刊》（Quart.Journal of Science），1868年4月，269页]根据对海马发育的观察，雄者的腹囊壁在某种方式上提供营养。关于雄鱼在口中孵卵，参阅怀曼教授的一篇很有趣的论文，见《波士顿博物学会会报》（Proc.Boston Soc.of Nar.Hist.），1857年9月15日；再参阅特纳教授的论文，见《解剖学和生理学杂志》，1866年，11月1日，78页。京瑟博士也描述过相似的事例。
⑵ 鲁瓦耶（C.Royer）在她的《人类的起源》（Origine de l'Homme）中提出过相似的观点。
⑴ 海岸生物所受潮汐的影响一定很大，无论生活在高潮线或低潮线的动物都必须每两周通过一次潮汐变化的完全循环。因此，它们的食物供给每周都要发生显著的变化。这等动物在这等条件下生活了许多世代，其生活功能几乎都要规则地按每周运转。那么，有一个难以理解的事实，即在高等的、现今为陆栖的脊椎动物以及另外一些纲中，许多正常的和异常的过程都是以一周或多周为期的：如果脊椎动物起源于同现今在潮汐中生存的海鞘类相近似的动物，上述情况就是可以理解的了。可以举出许多有关这等周期过程的事例，如哺乳动物的妊娠期、疾病的间歇热等皆是。卵的孵化也提供了一个良好的例子，因为，按照巴特利特（Bartlett）的说法[《陆与水》（Land and Water），1871年1月7日]，鸽卵的孵化为两周；鸡卵的孵化为三周；鸭卵的孵化为四周；鹅卵的孵化为五周；鸵鸟卵的孵化则为七周。就我们所能判断的来说，任何一种过程或机能的循环周期，如果是在大致准确的期间内进行的，一旦获得之后，就不易再起变化：因而它将会通过几乎任何代数这样被传递下去。但是，如果机能变化了，周期势必也要变化，而且会按整个一周几乎突然地发生变化。这个结论如果正确，则是高度值得注意的：因为，每一种哺乳动物的妊娠期、每一种鸟卵的孵化期以及许多其他生命过程就这样向我们泄露了这等动物的原产地。
⑴ 《印度史》（History of India），第1卷，1841年，323页。利巴神甫对中国人也做过同样记述。
⑴ 古尔德著，《关于美国士兵的军事学和人类学的统计之研究》，1869年，298——358页，载有关于白人、黑人、印度人的大量测定数据。《关于肺的容量》（On the capacity of the lungs），471页。再参阅魏斯巴赫（Weisbach）博士根据舍策尔（Scherzer）博士和施瓦茨（Schwarz）博士的观察材料所举出的大量有价值的表，见《诺瓦拉游记》（Reise der Novara），1867年。
⑵ 例如，参阅马歇尔先生关于一个布西门妇女的脑的记载，见《自然科学学报》，1864年，519页。
⑶ 华莱士，《马来群岛》，第2卷，1869年，178页。
* 生活于西南非洲。————译者注
⑷ 关于埃及著名的Abou-Simbel洞窟画像，普歇（M.Pouchet）说[《人类种族多源论》（The Plurality of the Human Races）英译本，1864年，50页]，有些作者相信画上有12个以上民族的代表可以被辨认出来，但他都远远辨认不出来。甚至特征最显著的种族也不能被证实一致到那样的程度，就像在一些著作中关于这个问题所写的。例如诺特（Nott）和格利敦（Gliddon）两位先生说[《人类的模式》（Types of Mankind），148页]，埃及国王拉米塞斯二世的面貌非常像欧洲人，而另一位坚决相信人类种族是独特物种的克诺斯（Knox）当谈到（《人类的种族》，1850年，201页）少年门南，（Memnon，伯契先生告诉我说，他就是拉米塞斯二世），却强烈地主张他的特性同安特卫普的犹太人相同。再者，当我看到阿姆诺甫（Amunoph）三世的塑像时，我同意博物馆两位职员的看法（两位都是优秀的鉴定家），即，他有特征显著的黑人面貌：但诺特和格利敦两位先生则把他描写成一个混血儿，但没有同“黑人混血”（同前书，146页，53图）。
⑸ 诺特和格利敦在《人类的模式》（1854年，439页）中引用。他们还举出了确实的证据；但C.沃格特以为这个问题还需要进一步研究。
⑴ 《人类种族起源的多样性》见《基督的检查员》（Christian Examiner），1850年7月。
⑵ 《爱丁堡皇家学会会报》（Transact.R.Soc.of Edinburgh），第22卷，1861年，567页。
⑴ 《关于人属的混血现象》（Onthe Phenomena of Hybridity in the Genus Homo），英译本，1864年。
⑵ 参阅默里先生在《人类学评论》（1868年4月，53页）中发表的一封有趣的信，这封信驳斥了斯特莱斯基伯爵的如下叙述：澳洲土著妇女同白种男人生了孩子之后，再同自己种族的男人结婚就不生孩子了。夸垂费什也搜集了许多论据（《科学报告评论》，1869年3月，239页），证明澳洲土著居民和欧洲人交配，并非不育。
⑶ 《对亚加西斯教授的动物界自然分布区概述的检查》，查尔斯顿，1855年，44页。
⑷ 罗尔夫斯（Rohlfs）博士写信给我说，他在撒哈拉大沙漠发现一些混合种族，系来源于三个部落的阿拉伯人、栢栢尔人，以及黑人，他们特别能育。另一方面，里德先生向我说，黄金海岸的黑人虽然称赞白人和黑白混血儿，但有一句格言：黑白混血儿不应彼此结婚，因为他们生孩子少而且多病。正如里德先生所论述的，这一信念值得注意，因为白人访问和居住在黄金海岸已有四百年历史了，所以黑人有充分的时间通过经验而得到知识。
⑸ 古尔德著，《关于美国士兵的军事学和人类学的统计之研究》，1869年，319页。
⑴ 《动物和植物在家养下的变异》，第2卷，109页。我在这里提醒读者注意，物种杂交不育并不是一种特别获得的特性，就像某些树彼此不能嫁接在一起那样，这是由其他既获得的差异而附带发生的一种情形。这等差异的性质还不明，但它们特别同生殖系统有关系，而同外部构造或体质的正常差异的关系就少得多。物种杂交不育的一个重要因素显然在于一方或双方长期习惯于固定的条件；我们知道条件变化对生殖系统会产生特别影响，我们有良好理由相信（如上所述），多变的家养条件有消除不育性的倾向，而物种杂交不育在自然状况下则非常普遍。我在别处曾阐明（同前书，第2卷，185页，《物种起源》，第5版，317页），杂交物种的不育性并不是通过自然选择获得的：我们可以看到，两个类型如果已经成为很不育的了。那么它们的不育性几乎不可能通过保存那些日益不育的个体再把它们的不育性扩大；因为，当不育性增大之后，产生出来的后代则愈来愈少，最后仅仅在极稀疏的间隔时间内产出极少的个体而已。但是，还有较此为甚的更高级的不育性。格特纳（Grtner）和克尔罗伊特（Klreuter）都曾证明，在包含许多物种的植物属中，从杂交后结籽愈来愈少的物种到决不结一粒种子的物种可以形成一个系列，但它们仍受其他物种的花粉的影响，从子房的膨大可以看出这一点。在这里，要想选择更加不育的个体显然是不可能的，因为这些个体已经停止结籽了：所以，如果仅是子房受到影响，极度的不育性是无法通过选择而得到的。这种极度的不育性，无疑还有另外一些等级的不育性，乃是杂交物种体质中某些未知的差异所造成的附带结果。
⑵ 《动物和植物在家养下的变异》，第2卷，92页。
⑶ 考垂费什关于巴西的“保罗信徒”的成功和精力做过有趣的记载（《人类学评论》，1869年1月，22页），他们是葡萄牙人和印第安人多次混血的一个种族，而且还混有其他种族的血液。
* 分布在亚洲东南部及大洋洲。————译者注
⑴ 例如美洲的和澳洲的土著居民。赫胥黎教授说（《史前人类学国际会议文献》，1868年，105页），南部德国人和南部瑞士人的头骨和“鞑靼人的一样短而阔”，等等。
⑵ 关于这个问题，魏茨（Waitz）做过好的讨论，参阅《人类学概论》（Introduct.to Anthropology），英译本，1863年，198——208,227页。我曾引自塔特尔（H.Tuttle）的《人类的起源及其古远性》，波士顿，1866年，35页。
⑴ 内格利（Ngeli）教授在其《植物的中间类型》（Botanische Mittheilungen，第2卷，1866年，294——369页）一书中仔细地描述过几个显著事例，阿萨·格雷教授对北美菊科植物的一些中间类型做过同样叙述。
⑵ 《物种起源》，第5版，68页。
⑶ 关于这种作用，参阅赫胥黎教授的看法，见《双周评论》，1865年，275页。
⑴ 《人类讲义》，英译本，1864年，468页。
⑵ 《关于猪的族》（Die Racen des Schweines），1860年，46页。《关于猪头骨历史的预备研究》（Vorstudien für Geschichte,&c.,Schweineschdel），1864年，104页。关于牛，参阅考垂费什的《人种的同一性》（Unité de l'Espèce Humaine），1861年，119页。
⑴ 泰勒，《人类的早期历史》，1865年：关于姿势语言，参阅54页。卢伯克，《史前时代》，第2版，1869年。
⑵ 《关于器具的相似形状》，见《人类学会纪要》，韦斯特罗普著。《斯堪的纳维亚的原始居民》（The Primitive Inhabitants of Scandinavia），英译本，卢伯克爵士编，1868年，104页。
⑶ 韦斯特罗普，《关于上古遗物大石台》（On Cromlechs），见《人种学会杂志》的“科学意见”栏，1869年6月2日，3页。
⑷ 《贝格尔号航海研究日志》，46页。
⑸ 《史前时代》，1869年，574页。
⑴ 译文见《人类学评论》，1868年10月，431页。
⑵ 《史前考古学国际会议报告书》，1868年，172——175页。再参阅布罗卡的文章，其译文见《人类学评论》，1868年10月，410页。
⑶ 格兰德博士，《原始民族的消亡》（Ueber das.Aussterben der Naturvlker），1868年，82页。
⑷ 格兰德（同前书，12页）举出了一些事实以支持这一叙述、
⑸ 关于这种影响，参阅霍兰（H.Holland）的著作《医学札记和回忆录》（Medical Notes and Reflections），1839年，390页。
⑹ 我搜集过许多有关这个问题的好例子（《贝格尔号航海研究日志》，435页，再参阅格兰德的材料，同前书，8页）。波皮格（Poeppig）说“未开化人接受文明如饮毒药”。
⑴ 斯波罗特，《未开化人生活的景象及其研究》（Scenes and Studies of Savage Life），1868年，284页。
⑵ 巴奇霍特，《医学与政治学》（Physics and Politics），见《双周评论》，1868年4月1日，455页。
⑶ 邦威克（Bonwick）著，《塔斯马尼亚人的末日》（The last of the Tasmanians），1870年，这里的叙述均引自该书。
⑷ 这是塔斯马尼亚长官丹尼森（Denison）爵士的记载，《副总督生涯种种》（Varieties of Vice-Regal Life），1870年，第1卷，67页。
⑴ 关于这些事例，参阅邦威克的《塔斯马尼亚人的日常生活》（Daily Life of the Tasmanians），1870年，90页，以及《塔斯马尼亚人的末日》，1870年，386页。
⑵ 《对新西兰土著居民的观察》（Observations on the Aboriginal Inhabitants of New Zealand），政府出版，1859年。
⑶ 肯尼迪（Alex.Kennedy）著，《新西兰》（“New Zealand”），1873年，47页。
⑷ 扬格（C.M.Younge）著，《帕特森传记》（Life of J.C.Patteson），1874年，特别注意参阅第1卷，530页。
*位于大洋洲。————译者注
* 即夏威夷群岛（Hawaiian Is.）。————译者注
根据复算，应为60.45%。————译者注
⑴ 以上记述，主要引自下列著作：贾维斯（Jarves）的《夏威夷群岛的历史》，1843年，400——407页。奇弗（Cheever），《桑威奇群岛上的生活》（Life in the Sandwich Islands），1851年，277页。邦威克引用鲁申贝格的材料，见《塔斯马尼亚人的末日》，1870年，378页。贝尔彻（E.Belcher）爵士引用毕晓普的材料，见《环球航海记》（Voyage Round the World），第1卷，1843年，272页。历史人口调查的统计数字，系在尤曼斯（Youmans）博士的请求下，由寇恩先生慷慨提供的；在大多数情况下，我曾把尤曼斯的数字同上述各书的记载进行过比较，我没有用1850年的统计，因为我发现两个数据相差太远。
⑵ 《印度医学公报》（The Indian Medical Gazette）。
* 南太平洋塔希提岛上的土著居民。————译者注
* 尼尔吉里（Nilgiri）山中的牧民。————译者注
⑴ 关于诺福克岛民的密切亲缘关系，参阅丹尼森（Denison）爵士的《副总督生涯种种》，第1卷，1870年，410页。关于图达人，参阅马歇尔（Marshall）上校的著作，1873年，110页。关于苏格兰西方诸岛，米切尔（Mitchell）博士，《爱丁堡医学杂志》（Edinburgh Medical Journal），1865年3——6月。
缅甸中部的古城。————译者注
⑵ 关于这个问题的证据，参阅《动物和植物在家养下的变异》，第2卷，111页。
* 即Cynaelurus jubatus Schreb.，印度人驯养之，使其猎羚羊和鹿等。————译者注
⑴ 《动物和植物在家养下的变异》，第2卷，16页。
* 位于大洋洲。————译者注
⑵ 这些数字引自《受到宽大的叛变者》（The Mutineers of the“Bounty”），贝尔契夫人著，以及英国下院1863年5月29日命令出版的《皮特凯恩岛》（Pitcairn Island）。关于桑威奇群岛的下列叙述，引自《檀香山公报》（Honolulu Gazette）以及寇恩（Coan）先生的著作。
⑴ 《人类学》（On Anthropology），译文载于《人类学评论》，1868年1月，38页。
* 婆罗门为印度封建种姓制度的第一种姓。僧侣。————译者注
⑵ 《孟加拉农村年报》（The Annals of Rural Bengal），1868年，134页。
⑶ 《动物和植物在家养下的变异》，第2卷，95页。
⑷ 帕拉斯（Pallas），《圣彼得堡科学院院报》（Act.Acad.St.Petersburg），第二部，1780年，69页。
⑸ 安德鲁·史密斯爵士（Sir Andrew Smith），诺克斯引用，见《人类的种族》，1850年，473页。
⑹ 参阅夸垂费什关于这个问题的著作，见《科学报告评论》，1868年10月17日，731页。
⑺ 利文斯顿，《南非旅行调查记》（Travels and Researches in S.Africa），1857年，338,339页。多比尼和戈得隆在《论物种》中引用，第2卷，266页。
⑴ 参阅1813年在皇家学会宣读的一篇论文，见1818年出版的他的《论文集》。关于韦尔斯博士的论点，我曾在《物种起源》的“历史概述”中有所说明。关于肤色同体质特性的相关，我曾在《动物和植物在家养下的变异》（第2卷，227，335页）举过种种事例。
⑵ 例如，参阅诺特（Nott）和格利敦（Gliddon）合著的《人类的模式》，68页。
⑶ 塔洛克（Tulloch）少校1840年4月20日在统计学会上宣读的一篇论文，载于《科学协会会刊》（Athenaeum），1840年，353页。
⑷ 《人类种族的多源论》（The Plurality of the Human Race），英译本，1864年，60页。
⑸ 考垂费什，《人种的一致性》，1861年，205页。魏采，《人类学概论》，英译本，第1卷，1863年，124页。利文斯顿在他的《旅行记》中举过同样事例。
* 在圭亚那。————译者注
⑹ 1862年我曾得到陆军军医总监的许可，向海外驻军的医生发出空白表格，并附如下意见，但未获得答复，“有几个被记载下来的十分明显的事例表明，在我们的家养动物中，皮肤附属物的颜色同其体质有一定关联；众所周知，人类种族的肤色同其住地的气候也有某种有限度的关联；下述调查似乎值得注意。即，欧洲人的毛发颜色同他们感染热带地方疾病之间是否有任何关联。如果各军队的医生驻在对健康有害的热带地区，请在发病时先数一下军队中有多少人的毛发是浓色的，多少人是淡色的，多少人是中间色或不确定的颜色的；如果同一位医生对疟疾、黄热病、痢疾患者，也作出相似的统计，那么当表上有三千来个这样事例之后，很快就可以看明，在毛发颜色同感染热带病的体质之间是否存在着任何关联。也许不会发现这种关联，但这样调查还是值得一做的。倘获得正的结果，则这一结果在选用人员担负任何特殊任务时是有一定实际应用价值的。在理论上，这一结果大概也是重要的，因为它指明了自从远古以来就在对健康有害的热带气候下居住的一个人类种族，在悠久的连续世代中由于深色毛发和深色皮肤的个体更好地被保存下来而成为深色的一个途径。”
* 位于西印度群岛。————译者注
⑴ 《人类学评论》，1866年1月，21页。夏普（Sharpe）博士也说，“在印度，生有淡色毛发和红润面色的人比生有深色毛发和青白面色的人感染热带地方病者为少；据我所知，这一意见似乎有充分的根据”（《人类是一种特殊创造物》，1873年，118页）。另一方面，塞拉利昂的赫德尔（Heddle）先生则持有直接相反的观点，“他手下的职员死于西非海岸气候者比其他人为多”（里德著，《非洲随笔》，African SketchBook，第2卷，522页），伯顿上尉持有同样见解。
⑵ 《人类是一种特殊的创造物》（Man：a Special Creation），1873年，119页。
⑶ 《动物和植物在家养下的变异》，第2卷，336,337页。
⑷ 例如，参阅考垂费什有关在埃塞俄比亚和阿拉伯居住效果的记述（《科学报告评论》，1868年10月，724页）以及其他相似的事例。罗勒（Rolle）博士说（《人类的起源》，Der Mensch，seine Abstammung，1865年，99页），根据汉尼柯夫（Khanikof）的权威材料，大多数德国人的家族在佐治亚（Georgia）定居两代之后，头发和眼睛将会变为黑色。福布斯（Forbes）先生告诉我说，安第斯山的基切亚人（Quichuas）按照彼等所住山谷的位置，其肤色变异很大。
⑸ 哈伦（Harlan），《医学研究》（Medical Researches），532页。考垂费什（《人种的一致性》，1861年，128页）曾就这个问题搜集了重大证据。
* 巴西的印第安人，他们在下嘴唇穿装一木塞子，叫做“botoque”，因是得名。————译者注
⑴ 参阅沙夫豪森的著述，其译文见《人类学评论》，1868年10月，429页。
** 赛奥恩印第安人（Siouan Indians）的一个著名部落，在北达科他（Dakota）州，1837年由于天花的流行，几遭覆灭。————译者注
⑵ 凯特林（Catlin）说（《北美的印第安人》，第1卷，第3版，1842年，49页），曼丹人（Mandans）的整个部落，l0个人或12个人中就有一个人的头发是明亮的银灰色的，而且这是遗传的，一切年龄的男女都是如此。现在，这种头发之粗硬如马鬃，而其他颜色的头发还是细而软的。
⑶ 关于皮肤的气味，参阅戈德隆的《论物种》（Sur l'Espèce），第2卷，217页。关于皮肤上的分泌孔，参阅威尔肯斯的《家畜饲养技术的任务》（Die Au fgaben der Landwirth.Zootechnik），1869年，7页。
⑴ 《关于人类的大部分脑旋圈》（Die Grosshirn-Windungen des Menschen）《巴伐利亚学院论文集》（Abhandlungen der K.Bayerischen Akademie），第10卷，1868年。
⑴ 《人类大脑旋圈局部解剖学》（Convolutions of the Human Cerebrum Topographically Considered），1866年，12页。
⑵ 《特别关于黑猩猩的起沟通作用的脑旋圈的记载》（Notes more especially on the bridging convolutions in the Brain of the Chimpanzee），见《爱丁堡皇家学会会报》，1865——1866年。
⑶弗劳尔，《僧面猴的解剖》（On the Anatomy of Pithecia Monachus），见《动物学会会报》，1862年。
⑴ 《人类在自然界的位置》，1862年，102页。
⑴ 《动物学会学报》（Transactions of the Zoological Society），第5卷，1862年。
⑵ 葛拉条雷在其《关于人类脑褶痕的研究报告》（39页，第四图版，第3图）中说道，“在一切猿类，皆为脑后叶褶痕最先发达，而前部褶痕则发达较迟，颅顶后头部裂沟在胎体中比较大。人类的前部裂沟最先出现，这是显著的例外，不过大脑前叶的普通发育同猿类均依同一规律”。
⑶ 葛拉条雷说（原著39页）：“此胎体的脑后部裂沟发育甚好，而脑前部的裂沟几乎不可见。”第四图版第3图中的罗兰德氏裂（Rolando fissure）和前部裂沟均甚明晰。阿利克斯（Alix）在他所写的《对葛拉条雷的人类学观点的评论》（见《巴黎人类学会会报》，1868年，32页）一文中说道：“葛拉条雷所有者为一长臂猿胎体的脑，这种猿与猩猩相近，处于生物界的很高等级，最有名的博物学家把它列入似人猿类。例如，赫胥黎力持这种看法。葛拉条雷从长臂猿的一个胎体发现脑前叶的裂沟尚未出现时，脑后叶的褶痕已有很好的发育了。这就是说，人类的褶痕的出现，由α在ω，而猿类的褶痕的发达，乃由ω在α。”
⑴ 《人类和猿类大脑半球主要部分的脑沟和脑回的典型排列方式》（Ueber die typische Anordnung der Furchen und Windungen auf den Grosshirn-Hemisphren des Menschen und der Affen），见《人类学文集》（Archiv für Anthropologie），第3卷，1868年。
⑵ 《人类胎儿大脑半球主要部分的脑沟和脑回的发育过程》（Zur Entwickelungs Geschichte der Furchen und Windungen der Grosshirn-Hemisphren im Faetus des Menschen），见《人类学文集》，第3卷，1868年。
*属灵长类，其性质在狭鼻猴类和阔鼻猴类之间，形小，尾长。前肢的拇指不能同其他四指对向；后肢的拇指虽有普通猿类所具有的那样扁爪，但其他趾则有钩爪而同食肉兽类相似。————译者注
⑴ 例如，勒孔特（Lecomte）神甫所写的那本很糟的小册子，《达尔文主义和人类的起源》（Le Darwinisme et l'origine de I'Homme），1873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