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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力通过自然选择的进步————模仿的重要性————社会的官能和道德的官能————它们的发展限于同一部落的范围之内————自然选择对文明民族的影响————关于文明民族一度曾是野蛮民族的证据。
本章所讨论的这个问题是极其有趣的，但我处理的方法并不完善，而且是片断式的。华莱士先生在上述曾经提及的那篇可称赞的论文⑴中争辩说，人类自从局部地获得那些智能和道德官能以区别于低于人类的动物之后，他就很少可能通过自然选择或其他方法发生身体变异。这是因为人类能够通过他的心理官能“使一个不变的身体同正在变化着的世界保持和谐一致”。人类有巨大能力使其习性适应于新的生活条件。他发明武器、工具以及获得食物和保卫自己的各种策略。当他迁徙到比较寒冷的气候中时，他穿衣裳，建棚屋，而且生火；他用火烧煮非如此不能消化的食物。他用各种方式对他的同胞们进行帮助，并且预测未来的事变，甚至在远古时代，他就实行了某种分工。
另一方面，低于人类的动物必须在身体构造上发生变异，才能在大大变化了的生活条件下生存下去。它们必须变得更加强壮，或者获得更加有效的牙或爪，以抵御新的敌对者；要不它们就必须缩小，以逃避发觉和危险。当它们迁徙到比较寒冷的气候中时，它们的皮毛必须变厚，或者体质发生改变。它们如果不能这样变异，就要灭亡。
然而，正如华莱士先生所正确坚持的，关于人类的智能和道德官能，情况就大不相同了。这等官能是易于变异的；我们有各种理由可以相信，这等变异有遗传的倾向。因此，它们如果以往对原始人类及其类猿的祖先有高度重要性的话，那么它们大概就要通过自然选择而有所完善或进步。智能的高度重要性，不容置疑，因为人类在世界上之所以能够取得优越地位主要应归功于他的智能。我们知道，在最原始状态的社会中，那些最精明的、发明和使用最优良的武器和陷阱的并且能够最好地保卫自己的个人，将养育最大数量的后代。部落如果包含最大数量的赋有这等智能的人，这些部落的人数就要增加，而且会取代其他部落。人口数量首先决定于生活资料，而生活资料则部分地决定于一个地方的自然性质，但在非常大的程度上决定于那里所实行的技术。当一个部落增大了而且胜利了的时候，它往往通过同化其他部落而进一步增大。⑵一个部落的人们的身材和体力对于它的成功同样也有某种重要性，而身材和体力则部分地决定于他们所能得到的食物的性质和数量。在欧洲，青铜时代的人被一个更加强有力的种族所代替，根据他们的刀柄来判断，后者的双手是比较大的；⑴不过他们的成功，更多地还是由于他们在技术方面的优越性。
所有我们知道的有关未开化人的情况，或者从他们的传说和古代碑石————其历史已完全为现代居民所遗忘————推论出来的情况，都阐明了自极其遥远的古代以来成功的部落就曾取代其他部落。在整个地球上的文明地方，在美洲的辽阔平原上，并且在太平洋的孤岛上，都曾发现过绝灭的或被遗忘的部落废墟。今天文明民族到处取代野蛮民族，除非那里的气候设置了致命的障碍，他们的成功主要是，纵使不完全是，通过他们的技术获得的，而技术则是智能的产物。因此高度可能的是，人类的智能主要是通过自然选择而逐渐达到完善的；这一结论就可以充分满足我们的意图了。当然，从低于人类的动物的智能状态到人类的智能状态追踪出各个独立智能的发展无疑是有趣味的，但我的能力和知识都不容我做这样的尝试。
值得注意的是，一旦人类的祖先成为社会性的（这很可能发生于很早的时期），模仿、理性以及经验的原则就会在某种程度上增大并大大改变其智力，现今我们还可以在低于人类的动物中看到这等智力的仅有痕迹。猿类像最低等的未开化人那样，很喜欢模仿；以前提到的一个简单事实表明，经过一段时间后，在同一地方用同一种类的陷阱就不能捉住任何动物，这阐明了动物会从经验中得到教训，而且可以模仿其他动物的谨慎。且说，如果在一个部落中，有某一个人比其他人更精明，发明一种捕捉动物的新圈套或一种新武器或其他攻守工具，那么，最明显的自身利益就会鼓舞其他成员去模仿他，而无须很大推理力的帮助；而所有成员都会因此受益。各种新技术的经常实践一定也在某种微小程度上可以使智力加强。如果新发明是一项重要的发明，这个部落的人口数量就会增加，广为散布，并取代其他部落。一个部落的人口如果因此而愈益增多，那么降生另外优秀的和富有发明才能的人，始终有更多的机会。如果这样的人留下来的孩子们继承了其心理上的优越性，那么降生越发机灵的成员的机会，大概多少要多些，而在一个很小的部落中决定的要多些。甚至他们没有留下孩子，部落依然包含有其血缘关系的亲属；农业学者们现已查明，⑵当一头动物被屠宰后，如果发现它是有价值的，那么用这头动物的家系进行保存和繁育就可以获得我们所需要的性状。
现在转来谈谈社会的官能力和道德的官能。原始人类或人类的类猿祖先要成为社会性的，就必须获得那些迫使其他动物进行合群生活的同样本能情感；而且毫无疑问，他们显示了同样的一般倾向。当他们离开他们的伙伴时就会感到心神不安，他们对伙伴们大概会感到某种程度的爱；他们在遇到危险时将彼此发出警告，而且在进攻或防御中彼此进行帮助。所有这一切都意味着某种程度的同情、忠诚和勇气。这等社会属性对低于人类的动物的高度重要性已是无可争辩的了，毫无疑问，人类祖先也是以相似的方式，即在遗传的习性帮助下通过自然选择获得这等属性的。当生活在同一地方的两个原始人类的部落进行竞争时，如果（其他条件相等）某一个部落包含有大量勇敢的、富有同情心的并且忠实的成员，他们时刻准备彼此发出危险警告，相互帮助，相互防卫，那么这个部落就要获得较大的成功而征服其他部落。让我们记住，在未开化人的永无休止的战争中，忠诚和勇气是多么重要。受过训练的军人之所以优于没有受过训练的乌合之众，主要在于每个人对其同伙所感到的信赖。正如巴奇霍特⑴所很好阐明的，服从具有最高的价值，因为任何形式的政府都比没有政府好。自私的和好争论的人们不会团结一致，而没有团结一致，什么也不能完成。一个部落如果富有上述那些属性，就会广为分布，战胜其他部落：但是，根据过去的历史来判断，经过一定的时间，这个部落又会被另一个禀赋更高的部落所征服。这样，社会的和道德的属性就倾向于徐徐进步，而普及于全世界。
但可以这样问：大量成员在同一部落的范围内最初怎样赋有这等社会的属性和道德的属性呢？美德的标准又是怎样提高的呢？比较富有同情心的和仁慈的双亲所生育的后代，或者对其伙伴比较忠诚的双亲所生育的后代，其数量是否会比同一部落的自私而奸诈的双亲所生育的后代更多，是极其可疑的。一个人宁愿牺牲自己的生命，就像许多未开化人所做的那样，也不背叛他的伙伴，他大概常常不会留下后代以继承其高尚本性的。最勇敢的人们在战争中永远心甘情愿奔向前方，而且慷慨地为他人献出自己的生命；这样的人平均要比其他人死的多。因此，赋有这等美德的人们的数量或他们的美德标准不能通过自然选择，即最适者生存。而被提高，似乎是很可能的；因为我们在这里所谈的并非是某一部落战胜另一部落的问题。
导致赋有这等美德的人们在同一部落内增加其数量的情况虽然过于复杂，而无法清楚地把它探究到底，但我们还能够追踪出某些可能的步骤。首先，当部落成员的推理力和预见力有所进步时，每一个人很快就会懂得，如果他帮助同伙，通常也会得到作为回报的帮助。从这个低等动机出发他大概可以获得帮助其同伙的习性；行使仁慈行为的习性肯定要加强同情感，而对仁慈行为的最初冲动则是同情感给予的。加之，在许多世代中被遵从的习性很可能有遗传的倾向。
但是对社会美德发展的另一个更加强有力的刺激则是由我们同伙的褒贬所提供的。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我们经常对他人加以赞扬或给予谴责主要是由于同情本能，如果这是施于我们自己，我们当然爱赞扬而怕谴责；这种本能无疑像所有其他社会本能那样，最初也是通过自然选择而获得的。在多么早的一个时期，人类祖先在其发展进程中变得能够感觉到其同伙的赞扬和谴责，并被它们所激励，我们当然无法说出。不过，甚至狗似乎也懂得鼓励、赞扬和谴责。最原始的未开化人也有光荣感，如他们保存那些英勇获得的战利品，他们有过分自夸的习性，他们甚至极端注意其个人容貌和装饰，这就明确地阐明了上述感觉，因为，除非他们重视其伙伴们的意见，否则这等习性就没有什么意义了。
如果违反他们的某些次要准则，他们肯定也要感到羞愧，而且显然要感到悔恨，例如，那个澳洲土人由于没有能够及时谋杀另一个妇女以安慰其亡妻之灵而日益憔悴和心神不安，就是一个说明。我虽然没有遇到过任何其他见于记载的事例，但下述事例足以说明一个未开化人宁愿牺牲自己的生命而不背叛他的部落，宁愿坐牢也不违反他的誓言，⑴像这样的人当没有完成他视为神圣的义务时，而不在灵魂深处感到悔恨，简直是令人不可相信的。
因此我们可以断言，在很遥远的古代，原始人类已经受到了其同伴赞扬和谴责的影响。显然，同一部落的成员对那些在他们看来具有普遍利益的行为将会表示赞成，而对那些看来是有害的行为则会予以谴责。为他人谋利益————汝如何施于人，人亦将如何施于汝————乃是道德的基础。因此，关于原始时代中爱赞扬，怕谴责的重要性，我们简直无法把其重要性再予以夸大了。一个人如果为了他人的利益而牺牲自己的生命，并非被任何深刻的本能情感所推动，而是被一种荣誉感所激起，那么他就会以他的榜样唤起其他人要求荣誉的愿望，而且还会以实行这种行为来加强对其称赞的高尚情感。这样，他给部落带来的好处远比他留下一些倾向于承继其自己那样高尚品格的后代还要多得多。
人类的经验和理性增长了，就可以察觉出其行为的更加遥远的后果；而自重的美德，如自我克制、贞洁等，即将受到高度的尊重，甚至被视为神圣的，可是这等美德，像我们以前看到的那样，在早期却完全不受重视。然而，我没有必要再重复我在第四章中关于这个问题的叙述。我们的道德观念或良心终于成为一种高度复杂的思想感情————它起源于社会本能，大大被我们同胞们的称赞所指导，还受到理性和自我利益而且晚近又受到深厚的宗教情感的支配，更被教育和习性所巩固。
一定不要忘记，对任何人及其子孙胜过同部落的其他人来说，道德的高标准虽然仅有很少一点利益，或者根本没有利益，但禀赋优良的人在数量上的增加以及道德标准的进步，对某一个部落胜过另一个部落来说，肯定有巨大的利益。一个部落如果包含有许多这样的成员：他们由于高度具有爱国精神、忠诚、服从、勇敢以及同情而永远彼此相助，并为公共利益不惜牺牲自己，那么这个部落就会战胜大多数其他部落；这大概就是自然选择。某些部落取代了其他部落，遍及全世界，无论何时都是如此；因为道德是他们成功的一个重要因素，所以道德标准和禀赋优良的人们的数量这样就会到处有提高和增加的倾向。
为什么某一个特殊的部落，而不是另一个部落获得成功并且在文化等级上有所提高呢，对此很难形成任何判断。许多未开化人现今所处的状态同几世纪前他们最初被发现时的状态没有两样。正如巴戈霍特先生所说的，我们容易把人类社会的进步视为正常之事；但历史反驳了这一点。古代人甚至没有这种进步观念，东方民族迄今还是如此。按照另一位大权威亨利·梅因爵士⑵的说法，“人类的大部分对其文明制度的改进从来没有显示过一点愿望”。进步似乎决定于许多同时发生的有利条件，不过这太复杂了，以致无法查明其究竟。不过常常这样说，凉爽的气候可以导致勤奋和许多技术的发生，所以这曾是高度有利的。爱斯基摩人为艰难的需要所迫，虽成功地完成了许多精巧的发明，但他们的气候太严酷了，以致不能继续进步。游牧生活的习性，无论是在辽阔的平原上，还是穿过热带的密林，或是沿着海岸，都是高度有害的。当我对火地的野蛮居民进行观察时，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拥有某种财产，一个固定的住所，许多家庭在一个首领下的联合，都是文明所不可缺少的必要条件。这等习性几乎需要土地耕作；正如我在别处所阐明的，⑴耕作的第一步很可能是这样一种偶然事件的结果，即一棵果树的种子偶然落在垃圾堆上，然后产生了一个异常优良的变种。然而未开化人最初如何向着文明进步的问题迄今还是非常难以解决的。
自然选择对文明民族的影响
迄今为止，我仅考虑了人类从半人类状态进步到近代未开化人状态。关于自然选择对文明民族的作用还值得再谈一谈。格雷格（W.R.Greg）先生⑵对这个问题进行了富有才华的讨论，以前华莱士先生和高尔顿⑶先生也讨论过这个问题。我的论述均来自这三位作者。关于未开化人，无论身体或精神，只要衰弱，很快就会被淘汰；凡生存者普遍都显示了精力充沛的健壮状态。另一方面，我们文明人竭尽全力以抑制这种淘汰作用；我们建造救济院来收容低能儿、残废者以及病人；我们制定恤贫法令（poor-1aws）；我们的医务人员以其医术尽最大努力去挽救每一个人的生命直到最后一刻。我们有理由相信，种痘保存了成千上万人的生命，而以前由于体质虚弱死于天花者真是成千上万。这样，文明社会的衰弱成员也可繁殖其种类。凡是注意过家养动物繁育的人不会怀疑这对人类种族一定是高度有害的。缺少注意或管理错误导致家养族退化之迅速，足以惊人；除非在人类本身的场合中，谁也不会愚蠢到允许他的最坏的动物去繁育。
我们感到被迫给予不能自助的人们以帮助，乃是来自同情本能的附带结果，同情本能最初是作为社会本能的一部分而获得的，但如以上所指出的，其后却变得愈益亲切而推及愈广。即使在坚强的理性迫使下，如果我们本性的最高尚部分没有堕落，我们也无法抑制我们的同情。外科医生当施行手术时可能无动于衷，因为他知道他所做的是为了病人好；但是，如果我们故意忽视弱者和不能自助的人，这只能是为了毫无把握的利益，而给现在带来的弊害却是无穷的。因此，我们必须承担弱者生存并繁殖其种类的毫无疑义的恶劣后果；但是，似乎至少有一种抑制作用在稳定地进行着，即：社会的衰弱成员和低劣成员不会像强健成员那样自由地结婚；由于身体或心理衰弱的人不能结婚，这种抑制作用可能无限地增强，虽然这只是可望而不可求的事。
在保持一支大规模常备军的每一个国家里，最优秀的青年都要被招募或被征集。这样，在战争期间就有早死之虞，而且常常被诱人腐化堕落之途：在青春时代不能结婚。另一方面，体质不良的比较矮小而衰弱的人们却留在家中，因而结婚以及繁殖其种类的机会就要好得多。⑴
人积聚财产，并把它传给孩子，因此富家子弟在成功的竞争中，就比贫家子弟占有优势，而这同身体和智力的优越性却无关。另一方面，短寿的父母，其健康和精力平均都差，他们的孩子却比另外的孩子继承财产较早，而且结婚很可能较早，于是留下的遗传其低劣体质的后代数量也较多。但是财产继承本身远非一种坏事；因为没有资本的积累，技术就不能进步；文明种族主要是通过技术的力量扩大了而且今天到处扩大着它们的范围，以取代比较低劣的种族。财富的适度积累并不妨碍自然选择的进程。当一个穷人有了中等财产的时候，他的孩子们就会进入竞争相当剧烈的商业或其他职业，所以身体和心理都健壮的人可得到最大的成功。有一批受到良好教育的人，不必为每日的面包去劳动，是非常重要的，对其重要程度给予怎样估量也不会过分；因为所有高等智力工作都是由他们进行的，而所有种类的物质进步主要都是决定于这种工作，更不要不谈其更高级的利益了。无疑地当财富过多时，就倾向于把人们变成无用的寄生虫；这里就会发生某种程度的淘汰，因为我们天天看到那些愚蠢的或生活放荡的富人把财产挥霍精光。
长子财产继承权是一种更加直接的弊害，虽然它以前对形成一个统治阶级可能有巨大好处，因为任何政府都比没有政府好。大多数长子虽然身体或心理可能都衰弱，却可以结婚，而幼子即使其身体或心理都优越，一般也不能结婚。况且承继遗产的长子即使无能，也不会把财产挥霍精光。但这里和别处一样，文明生活的亲戚关系是如此复杂，以致有某种补偿的抑制作用介入其中。富人通过长子继承便可以逐代选娶比较美丽而媚人的妇女，而这等妇女一般必定是身体健康和心理灵敏的。连续保存同一血统而不经过任何选择所应有的恶劣后果，为贵族永远希图增加其财富和权力所抑制；他们是以娶女继承人来实现这一愿望的。如高尔顿先生所阐明的，⑵只生单性小孩的父母的女儿，其本身有不生育的倾向；这样，贵族家庭的直系就要经常被切断，而他们的财富流入旁支；不幸的是，旁支并不是以任何种类的优越性来决定的。
这样，虽然文明在许多方面对自然选择的作用有所抑制，但自然选择显然还是偏袒那些靠着良好食物和没有偶然困苦而身体发育较好的人。从下述情况可以推论这一点，即：在任何地方都可以发现文明人的身体比未开化人的身体强壮。⑶他们的耐力似乎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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