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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齐被陷阱捕捉过。它们一定由于看到同伴的被捕捉或被毒害而学会警惕。所有观察家们一致证明，在北美，毛皮动物长期受到追捕，因此它们所显示的机智、小心以及狡猾几乎到了难以置信的程度；但是在那里设置陷阱已经进行了如此之久，以致遗传性业已起了作用并非是不可能的。我曾收到几份报道，指出当在任何地区初设电报时，许多鸟由于飞撞电线而致死，但经过几年之后，它们似乎看到同伴因此而死的情况，便学会了避免这种危险。⑴
如果我们考虑到连续的世代或考虑到种族，毫无疑问，鸟类以及其他动物对人类或其他敌对者的警惕是逐渐地获得和失去的⑵；肯定地，这种警惕大部分是一种遗传的习性或本能，但一部分乃是个体经验的结果。一位优秀的观察家勒鲁瓦（Leroy）⑶述说，在有大量猎狐的地方，小狐在最初离开它们的穴时，其警惕性不可否认地远远超过那些猎狐不多的地方的老狐。
我们家养的狗是从狼和豺传下来的⑷，虽然它们在狡诈方面可能无所得，在警惕和猜疑方面也许有所失，但它们在某些道德品质方面，如仁爱、忠诚、温良，而且大概在一般智力方面，却向前发展了。在整个欧洲，在北美的一部分地方，在新西兰，最近在中国，普通鼠已经战胜和打倒了另外几个物种。斯温赫（Swinhoe）先生⑸描述过中国内地和台湾地区的这种情况，他把普通鼠之所以能够战胜一种大型家鼠（Mus coninga）归因于前者有较大的狡诈性；这种属性的获得大概可以归因于它们避免人类扑灭的一切能力惯常地受到了锻炼，并且可以归因于差不多一切狡诈较差或智力薄弱的鼠类不断地被它们所消灭。然而，普通家鼠的取胜可能是由于它们在同人类接触之前就已经具有了优于同时存在的其他物种的狡诈性了。不以任何直接证据为依据，而主张没有任何动物经历悠久岁月的过程在智力或其他心理官能方面曾经有所前进，这无异用未经证明的假定对物种进化问题进行狡辩。根据拉脱特的叙述，我们已经知道，属于若干“目”的现存哺乳动物的脑大于其第三纪的古代原型的脑。
经常这样说，动物不会用任何工具；但是，在自然状况下的黑猩猩却会用一块石头把一种好像胡桃似的当地果实打碎。⑹伦格尔⑺容易地教会一只美洲猴用石头把一个硬棕榈坚果击破，此后它就会主动这样把其他种类的坚果甚至箱子击破。它还会这样去掉味道不适口的软果皮。另一只猴被教会用一根木棍把一个大箱子盖撬开，此后它就会把木棍作为杠杆去移动沉重的物体；我曾亲自见到一只小猩猩把一个木棍插入裂缝，用手握住另一端把箱子撬开，它把木棍当做杠杆用的方式是恰当的。众所周知，印度的驯象会折取树枝，用以赶跑蝇子；曾经观察到在自然状态下的一头象也会这样干。⑻我曾看到一只小猩猩自以为要受鞭打，便用毡子或麦草来掩护自己。在这几个事例中，石头和木棍是被当做工具用的，但它们同样地还把这些东西当武器用。布雷姆⑼说，根据著名旅行家席佩尔（Schimper）的权威叙述，在埃塞俄比亚（Ethiopia），当一种狮尾狒狒（C.gelada）成群结队从山上下来掠夺田野的时候，它们时常同另一种埃塞俄比亚鼯猴（C.hamadryas）相遇，这时便要发生战斗。狮尾狒狒把大石头滚下来，埃塞俄比亚鼯猴设法躲开，然后双方大声喧嚣，彼此凶猛地冲击。布雷姆陪伴科堡-哥达公爵（Duke of Coburg-Gotha）曾在埃塞俄比亚的门沙（Mensa）隘道用火器助攻一群鼯猴；作为报复，这群鼯猴从山上滚下来这么多的石头大如人头，以致攻击者不得不迅速退却；而且隘道实际上为之堵头，堵塞了一段时间，致使货车不得通过。值得注意的是，这些鼯猴是协同动作的。华莱士先生曾三次见到一些携带着幼子的雌猩猩“以非常狂怒的容貌折断榴莲树（Durian tree）的枝条和大刺果，掷如雨下，有效地防止了我们走到树的近旁”。⑴我曾屡次见到黑猩猩把手边的任何东西掷向来犯的人；还有，前文提到的好望角的那只狒狒准备好稠泥作为攻击之用。
伦敦动物园里有一只猴，它的牙齿软弱，经常用一块石头把坚果敲开，管理员们向我确言，它用毕那块石头，便把它藏在麦草下面，并且不许其他任何猴动它。于是我们在这里看到了所有权的观念；不过每一只狗对于一块骨头，以及大部分或全部鸟类对于它们的巢，全有这种观念。
阿盖尔（Argyll）公爵⑵说，制造适合于一种特殊目的的工具，绝对只有人类才能做到；他认为这在人类和兽类之间形成了难以计量的分歧。无疑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区别；但是在我看来，卢伯克爵士⑶的意见还是相当正确的，他认为当原始人类最初为了达到任何目的而使用燧石时，可能偶然地把它们打成了碎片，这时他大概会选那些锐利的碎片来用。从这一步到有目的地弄破燧石，大概只有一小步；再经过不大的一步，就可以粗糙地使它们成形了。然而，在新石器时代人类开始琢磨石器以前，却经历了非常悠久的岁月，据此判断，上述后面那种进步大概也需要很长的时间。卢伯克爵士又说，当破裂燧石时，火花会发出；当琢磨石器时，热会生出：这样，“两种通常取火的方法便发生了”。在许多火山区，熔岩不时流过森林，那里的人对火的性质大概会有所了解。类人猿大概在本能的引导下，为自己建造临时的平台；但是，许多本能主要受理性的支配。所以像建造平台那样比较简单的本能大概会容易地变成一种自愿的和有意识的行为。据知猩猩在夜间用露兜树叶遮盖自己，布雷姆说，他养的狒狒经常把草席盖在头上以防太阳晒。在这几种习性中，我们大概看到了向着某些比较简单的技艺————如发生于人类早期祖先时代的那种粗糙的建筑和衣服————的最初步骤。
抽象作用，一般概念作用，自我意识，心理的个性
无论谁，即使学问远远超过我的人，要想决定动物呈现任何这等高级心理能力的痕迹到怎样程度，也是很困难的。这种困难起因于不可能判断在动物心理中所闪过的念头是什么，还有，作者们对上述名词所赋予的意义大不相同，这就招致了进一步的困难。如果根据最近发表的各种材料来判断，那么最强调的似乎还是在于假定动物完全没有抽象的能力，即没有形成一般概念的能力。但是，当一只狗在一段距离内看到另一只狗时，显然它抽象地察觉到那是一只狗；因为，当它走近时，另一只狗如果是一个朋友，它的全部举止就会突然改变。最近一位作者说，在所有这等事例中，断言人类和动物的心理行为在本质上具有不同的性质，乃是一种纯粹的臆测。如果任何一方把由感官所察觉到的归入一种心理概念，那么双方均可如此。⑴我以热切的声调向我的（terrier）*说（我如此试过多次），“嘿，嘿，它在哪里呢？”它立刻把这作为一种信号，表明有些东西有待猎取，一般先是急向周围注视，然后冲入最近的灌木丛，嗅寻是否有任何猎物，当什么都找不到的时候，它就向邻近的树上窥视，看看那里是否有松鼠。那么，这等行为不是明显地阐明了在它的心理中有一种关于某些动物有待发现和猎取的一般观念或概念吗？
如果自我意识这个名词的含义是，它会考虑他是从哪里来的、或者它将往哪里去、或者什么是生和死等等那样的问题，那么根据这个名词的这种含义，可以坦白地承认动物不具有自我意识。但是，一只老狗如果具有最好的记忆力和某种想象力，如它做梦所阐明的；我们总能肯定它决不会考虑它过去在追猎中的乐趣或痛苦呢？这大概就是自我意识的一种形态。另一方面，如比希纳⑵所说的，智力低下的澳洲未开化人的辛苦劳动的妇人只能说很少的抽象言辞，计数不能到四以上，她们所行使的自我意识或对其本身存在的考虑是何等之少。高等动物具有记忆力、注意力、联想力甚至某种想象力和推理力，已得到普遍承认。如果在不同动物中大不相同的这等能力能够改进，那么，通过比较简单智能的发展和结合，进化到比较复杂的智能、如抽象和自我意识等等的高级形态，似乎并没有很大的不可能性。有人认为不可能说出在上升阶梯的哪一点动物变得能够进行抽象等等，并以此极力反对这里所主张的观点；但是，有谁能说出我们的幼儿在什么年龄可具有这种能力吗？至少我们知道，幼儿的这等能力的发展是以不可觉察的程度进行的。
动物保有它们的心理个性是没有问题的。当我的声音唤起上述那只狗在心理中的一连串联想时，它一定保有它的心理个性，虽然它的每一个脑原子在这五年期间大概不止一次地发生了变化。也许有人要利用这条狗把最近发生的辩论向前推进以打垮所有进化论者，说道：“在所有心理状态和所有物质的变化中……我坚持认为，关于原子可以像遗产那样地把它们的印记留给落入它们所空出的位置中的其他原子的那种学说是与意识的表达相矛盾的，所以这种学说是虚假的；而这种学说正是进化论所必需的，因此进化的臆说也是虚假的。”⑶
语 言
这种能力已被公平地认作是人类和低等动物之间的主要区别之一。但是，正如一位高度有才能的评论家惠特利大主教（Archbishop Whately）所说的，人类“并不是唯一的动物能够利用语言来表达其心理上所闪过的东西，并且多少能够理解他人如此表达出来的东西。”⑷巴拉圭的一种卷尾猴当激动时至少可发出六种不同的声音，这些声音对另外一些猴可以激起相似的情绪。⑴伦格尔以及其他人士宣称，猴类的面貌动作和姿势能为我们所理解，而且它们也能部分地理解我们的。还有一个更加值得注意的事实：狗自从被家养之后，至少学会叫出⑵4～5个不同的音调。狗的吠叫虽是一种新技艺，但是狗的野生祖先无疑会以各种不同的叫声来表达它们的情感。关于家狗，有热切的叫，如在追猎中那样；有愤怒的叫以及不平的叫；失望的狺狺叫或嗥叫，如在被关起来时那样；夜间的空叫；欢乐的叫，如在陪伴主人开始出去散步时那样；还有一种请求或哀求的很独特的叫，如在要求开门或开窗时那样。赫祖（Houzeau）特别注意过这个问题，他说，家鸡至少可发出12种有区别的声音。⑶
惯常使用有音节的语言，为人类所专能；但是，他也用无音节的喊叫，辅以姿势和面部肌肉的动作，来表达他的意思，这同低于人类的动物无异。⑷当表达那些同我们高等智力很少关联的简单而活跃的情感时，尤其如此。我们的痛苦、恐怖、惊奇、愤怒的叫声，再加上恰如其分的动作，以及母亲对爱子的低沉连续的哼哼声，比任何言辞都富有表达力。人类和低于人类的动物的区别并不在于是否理解有音节的声音，因为，每一个人都知道，狗是理解许多字句的。在这方面，狗和10～12个月的婴儿处于相同的发育阶段，那时婴儿理解许多单字和短句，但连一个单字还不会说。我们区别于低等动物的特性并不仅仅在于有音节的语言，因为鹦鹉和其他鸟类也有这种能力。也不仅仅在于把一定声音和一定观念连接在一起的智能；因为有些鹦鹉当被教会说话之后，也可以准确地把字和物以及人和事连接在一起。⑸低等动物和人类之间的区别完全在于人类把极其多种多样的声音和观念连接在一起的能力几乎是无限大的，而这显然决定于其心理能力的高度发展。
宏伟的语言科学奠基人之一霍恩·图克（Horne Tooke）论述，语言是一种技艺，就同酿酒和烤面包一样；不过书写也许是一个更好的直喻。这肯定不是一种真正的本能，因为每一种语言都必须学而知之。然而，语言和一切普通技艺都大不相同，因为人类有一种说话的本能倾向，如我们幼儿的咿呀学语就是这样；同时却没有一个幼儿有酿酒、烤面包或书写的本能倾向。再者，现在没有一位语言学家还假定任何语言是被审慎地创造出来的；它是经过许多阶梯缓慢地、无意识地发展起来的。⑹鸟类发出的声音在若干方面同语言极为近似，因为同一物种的所有成员都发出同样本能的鸣叫来表达它们的情绪；而所有能够鸣叫的鸟类都是本能地发挥这种能力；不过真正的鸣唱，甚至呼唤的音调，都是从它们的双亲或其养母养父那里学来的。戴恩斯·巴林顿（Daines Barrington）⑴已经证明，“鸟类的鸣声同人类的语言一样，都不是天生就会的”。鸟类最初鸣唱的尝试“可以同一个幼儿不完全的咿呀学语的努力相比拟”。幼小的雄鸟要继续练习，或如捕鸟人所说的，它们要“录音”达10～11个月之久。在未来的鸣唱中几乎没有最初试鸣的一点痕迹；但当它们稍稍长大的时候，我们还能觉察出它们所欲学者为何事，最后，它们便被称为“能够圆润地唱歌”了。学会不同物种鸣唱的雏鸟，如在蒂罗尔（Tyro1）训练的金丝雀，则把它们的新歌传教给其后代。栖息在不同地区的同一物种，它们的鸣唱有轻微的自然差异，如巴林顿所说的，这可以恰当地比做“各地方言”；虽然属于不同物种，但亲缘关系近似者的鸣唱或可以比做人类不同种族的语言。我之所以举出上述细节是为了阐明，求得一种技艺的本能倾向并非人类所专有。
关于有音节的语言起源，当我一方面读了亨斯利·韦奇伍德（Hensleigh Wedgwood）先生、法勒（F.Farrar）牧师以及施莱歇尔（Schleicher）⑵教授的最有趣味的著作，另一方面又读了马克斯·米勒（Max Müller）教授的讲演集之后，我无法怀疑语言的起源应归因于：对各种自然声音、其他动物叫声以及人类自己的本能呼喊的模仿及其修正变异，并辅以手势和姿势。当我们讨论到性选择的时候将会看到，原始人类，更确切地说人类的早期祖先，大概最初用他们的声音来发出音乐般的音调，即歌唱，就像某些长臂猿今天所做的那样；根据广泛采用的类推方法，我们可以断定这种能力特别行使于两性求偶期间————它会表达各种情绪，如爱慕、嫉妒以及胜利时的喜悦————而且还会用于向情敌挑战。所以，用有音节的声音去模仿音乐般的呼喊，可能会引起表达各种复杂情绪的单字的发生。和我们亲缘关系最近的猴类，畸形小头的白痴⑶，以及人类的野蛮种族，都有一种强烈的倾向去模仿所听到的一切，这是值得注意的，因为同模仿问题有关。因为猴类理解人向它们说的话一定很多，而且在野生状况下会向其同伴发出作为危险信号的呼叫；⑷还因为家鸡会发出地面危险和空中有鹰类危险的两种不同警告（这两种叫声以及第三种叫声皆能为狗所了解），⑸那么某种异常聪明的类猿动物曾经模仿食肉兽的吼叫，并且以此来告诉其猿类同伴所料想的危险性质，难道是不可能的吗？这大概是语言形成的第一步。
由于声音的使用日益增多，发音器官通过使用效果的遗传原理将会强化和完善化；而且反过来这对说话的能力又会发生作用。但是，语言的连续使用和脑的发展之间的关系无疑更加重要得多。甚至在最不完善的语言被使用之前，人类某些早期祖先心理能力的发展一定也比任何现今生存的猿类强得多；不过我们可以确信，这种能力的连续使用及其进步，反过来又会对心理本身发生作用，促使其能够进行一系列的思想活动。一系列复杂思想，无论在说话时或不说话时，如果没有言辞的帮助是无法进行的，正如不使用数字或代数就无法进行长的计算一样。甚至一系列普通思想似乎也需要某种形式的语言，或者被它所大大推进，因为一个聋、哑、盲的少女劳拉·布里奇曼（Laura Bridgman）曾被看到在梦中还打手势。⑴尽管如此，没有任何形式的语言帮助，也可通过心理产生一连串活泼的和彼此联系的观念，因为从狗在梦中的动作可以作此推论。我们还知道，动物也能够进行一定程度的推理，这显然并不依靠语言的帮助。像我们现在这样发达的脑与说话能力之间的密切关系，从特别影响说话能力的那些脑病奇妙例子中得到了很好的阐明。例如，当记忆名词的能力失去之后，还能正确地使用其他单词，或者，还能记住某一类名词或全部名词，但忘记了这些名词的起首字母及其恰当的意义。⑵心理器官和发音器官的连续使用将导致它们在构造和功能上发生遗传的变化，这就像笔迹的情形那样，它部分地决定于手的形状，部分地决定于心理的倾向，而笔迹肯定是遗传的。⑶
几位作者、特别是马克斯·米勒教授⑷最近极力主张，语言的使用意味着要有形成一般概念的能力；没有任何动物被假定具有这种能力，因此，这就形成了人类和动物之间的一个不可逾越的障碍。⑸关于动物，我已经尽力阐明了它们至少以一种原始萌芽的程度具有这种能力。就10～11个月的婴儿来说，我简直不能相信他们能够把某些声音和某些一般观念那样迅速地在头脑中连接在一起，除非这等观念已经在他们的头脑里形成了。同样的这种意见可以引申到智力较高的动物，如莱斯利·斯蒂芬先生⑹所观察的，“一只狗对猫和绵羊可以构成一般概念，而且可以像哲学家那样准确地知道与它们相称的字眼。理解的能力犹如说话的能力，很好地证明了运用语言进行表达的智力，虽然其程度较差”。
为什么现今用以说话的器官起始就已经为了这个目的达到了完善化的地步，而任何其他器官都不是这样，这并非难以理解，蚁类具有利用触角彼此交流信息的相当能力，胡伯尔已经阐明了这一点，他曾用整整一章来讨论蚁类的语言。我们可以用手指作为交流信息的有效手段，因为一个熟练此术的人能够把公共集会上说得很快的讲演词的每一个字用手势报告给聋人；但是这样被使用的双手一旦失去，必将造成严重的不便。所有高等哺乳动物都有发音器官，都是按照和我们同样的一般图式构成的，而且都是用做交流信息的手段，因此，如果交流信息的能力得到了改进，这等同样器官还会进一步发展，显然是可能的；相连的和十分适应的各部分、即舌和唇帮助了这一发展的完成。⑴高等猿类不会用发音器官来说话，无疑是决定于它们的智力还没有足够的进步。它们具有经过长期连续练习后才可用来说话的那些器官，但现在并没有这样用，这同具有适于鸣唱的器官但从来不鸣唱的鸟类事例是相似的。例如，夜莺和乌鸦都有构造相似的发音器官，前者能用它进行多种多样的鸣唱，而后者只能用它呱呱地叫。⑵如果问道，为什么猿类的智力没有发展到人类那样的程度，我们只能举出一般的原因作为回答；试想，我们对各种生物所经过的发展诸连续阶段几乎一无所知，却希望作出更加明确的任何回答，都是不合乎道理的。
不同语言的形成和不同物种的形成，以及二者的发展都是通过逐渐过程，其证据是异常相似的。⑶但是，对于许多词的形成比对于物种的形成，我们可以向前追踪得更远，因为我们能够察觉词实际上是怎样来自对各种声音的模仿的。我们发现，不同的语言由于起源的共同性而彼此一致，还由于相似的形成过程而彼此类似。当其他字母或发音有所变化时，某些字母或发音就要随之变化，其方式同生长的相关作用很相像。在这两种场合中都有诸部分的重叠、长期连续使用的效果等。无论在语言或在物种中都屡屡出现一些残留的遗迹，这就更加值得注意了。在“am”这个词中，m表示I的意思，因此在“Iam”这个词句中便保存了多余而无用的残留遗迹。还有，在词的拼法中也常常残留着作为古代发音形式遗迹的字母。语言有如生物，也可以逐类相分；既可以按照由来的系统进行自然分类，也可以按照其他特性进行人为分类。占有优势的语言和方言广为传播，并且导致其他语言的逐渐绝灭。一种语言有如一个物种，一旦绝灭，如莱伊尔爵士所说的，就永远不会再现。同一语言绝没有两个发源地。不同语言可以杂交或混合在一起。⑷我们知道每一种语言都有变异性，而且不断地产生新的词；但是，由于记忆力有一个限度，所以词就像整个语言那样，会逐渐绝灭。正如马克斯·米勒⑸所恰当指出的：“各种语言的词和语法形式都在不断地进行着生存斗争。较好的、较短的、较易的形式永占上风，它们的成功应归因于它们本身固有的优点。”某些词的生存除了有上述那些比较重要的原因之外，还可以加入对新奇和时髦的爱好；因为在人类的心理中对所有事物的微小变化都有一种强烈的爱好。在生存斗争中，某些受惠的词的生存或保存乃是由于自然选择。
许多野蛮民族的语言构造是完全规律而异常复杂的，这常常被提出以证明这些语言起源于神，或者证明这些语言的创始者具有高度的技艺和既往的文化。例如，冯·施勒格尔（F.von Schlegel）写道：“在那些看来似乎是智育程度极低的语言中，我们屡屡观察到在其语法构造上有很高程度的和精心制作的技艺。巴斯克语（Basque）*和拉普语（Lapponian）**以及许多美洲语言尤其如此。”⑴但是，如果认为语言是被精心地和有条理地构成的，就把任何语言都说成是一种技艺，肯定是错误的。语言学者现已承认动词各种变化形式、词尾变化形式等等原本都是作为不同的单词存在的，后来才结合在一起了；这等单词表达了人和物之间的最明显的关系，因此，它们在最古时代为大多数种族的人所使用，就不足为奇了。下述的例证最好地阐明了我们在完善化这个问题上多么容易犯错误：一种海百合（crinoid）有时是由不下十五万个壳片构成的，⑵所有壳片的排列都以放射线状而完全对称，但博物学者们并不认为这种动物比两侧对称的动物更为完善，后者身体的诸部分比较少，除了身体两侧的各部分彼此相像以外，其余部分都不相像。他公正地把器官的分化和专业化看做是对完善化的检验。关于语言，也是如此：最对称的、最复杂的语言不应被列在没有规律的、简略的以及混杂的语言之上，所谓混杂的语言就是从各种征服别人的种族、被征服的种族以及移入的种族那里借入了一些表达力强的词和语言构造的有益形式。
根据这些不完善的少数议论，我断言，许多野蛮人语言的极其复杂和极其规律的构造不足以证明，语言是起源于一种特殊的创造行为。⑶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有音节语言的能力实质上也没有提供出任何不可排除的理由来反对人类是从某一低等类型发展而来的信念。
审 美 感
这种感觉曾被宣称为人类所专有。我这里谈到的只是关于由某些颜色、形状和声音所引起的愉快感，这或者可以恰当地被称为对美的感觉；然而对文明人来说，这等感觉是同复杂的观念和一系列的思想紧密地联合在一起的。如果我们看到一只雄鸟在雌鸟面前尽心竭力地炫耀它的漂亮羽衣或华丽颜色，同时没有这种装饰的其他鸟类却不进行这样的炫耀，那就不可能怀疑雌鸟对其雄性配偶的美是赞赏的。因为到处的妇女都用鸟类的羽毛来打扮自己，所以这等装饰品的美是毋庸置疑的。我们在以后几章中将会看到，蜂鸟（humming-birds）的巢和造亭鸟（bower-birds）的游戏通道都用鲜艳颜色的物件装饰得很优雅；这阐明它们见到这些东西后一定会感到某种愉快。然而，就我们所能判断的来说，大多数动物对于美的爱好仅限于吸引异性。许多雄鸟在求偶季节所鸣唱的甜蜜歌声，肯定会得到雌鸟的赞赏；关于这个事实的证据，以后再举。如果雌鸟不能够欣赏其雄性配偶的美丽颜色、装饰品和鸣声，那么雄鸟在雌鸟面前为了炫耀它们的美所作出的努力和所表示的热望，岂不是白白浪费掉了，这一点是不可能予以承认的。为什么某些鲜艳的颜色会激起快感，我以为所能解释的，不会比对于某些味道和气味何以会令人感到愉快的解释更多一点，但是，习性对于这个结果一定有些关系，因为有些东西最初使我们感官不舒适，但终于使它们舒适了，而且习性是遗传的。关于声音，为什么和声与某些音调令人感到悦耳，赫姆霍尔兹（Helmholtz）根据生理学原理在一定程度上对此提出了解释。但是，除此之外，在不规则的时间内经常翻来覆去的声音最叫人厌烦，凡是在夜间听过缆绳不规则地拍打船板的人都会承认这一点。同一原理似乎也适用于视觉，因为眼睛喜欢看到对称或规则地循环出现的图形。甚至最低等的未开化人也把这种图案用做装饰品；通过性选择，这等图案发展为某些雄性动物的装饰。对于这样来自视觉和听觉的愉快，不论我们能否提出什么理由，总归人类和许多低等动物都一样地喜欢同样的颜色、同样的优雅色调和形状以及同样的声音。
对于美的爱好，并非人类精神中的一种特殊本性，至少就妇女的美而论是如此；因为，在不同的人种中这种爱好大不相同，甚至在同种的不同民族中也不完全一样。根据最不开化人对丑陋的装饰品以及对同等丑陋的音乐的赞赏来判断，可以认定他们的审美能力还没有发展到某些动物，例如鸟类那样的高度。显然没有什么动物能够赞赏诸如夜晚的天空、美丽的山水那样的景色，或优美的音乐；但是，这等高尚爱好是通过教养才获得的，而且依靠复杂的联想，野蛮人或没有受过教育的人不会欣赏它们。
许多这等官能曾对人类向前的进步作出了不可估量的贡献，诸如想象、惊异，好奇的能力，没有界限的审美感，模仿的倾向，对刺激或新奇的喜爱，几乎不能不导致风俗和时尚发生不定的变化。我之所以提出这一点，是因为最近一位作者⑴奇怪地把不定性作为“未开化人和兽类之间的最显著的、最典型的差异之一”。但是，我们不仅能够部分地理解人类怎样由于各种相互冲突的影响而成为不定性的，我们还能部分地理解低等动物，如此后即将看到的那样，在其爱好、厌恶以及审美感方面也是不定的。还有理由来设想，它们也爱新奇，正是为了那是新奇的缘故。
神的信仰————宗教
还没有证据可以证明，人类本来就赋有对于一位万能上帝存在的崇高信仰。恰恰相反，有充分的证据可以证明，曾经有、现在依然有为数众多的种族没有一神或多神的任何观念，而且在他们的语言中从来没有表达这一观念的字。⑵当然，这个问题同是否存在有一位主宰宇宙的创造者和统治者那种更高的问题完全是两码事，而在最高级的知识界中有些人已经对后一问题作了肯定的答复：确是存在的。
如果我们把对灵魂世界或精灵作用的信仰包括在“宗教”这一名词之内，那就完全是另一回事了，因为文化较低的种族似乎普遍都有这种信仰。关于它是如何发生的，并不难说明。一旦想象、惊异、好奇那些重要官能以及某种推理能力部分地有所发展之后，人类自然会渴望理解在他周围发生的情况，而且还会对其本身的存在模糊地进行思考。伦南先生⑴曾经说过：“人一定要对生命现象为自己想象出某种解释，根据这种解释的普遍性来判断，人最初想到的最简单的臆说似乎曾经是，自然现象可以归因于在动物、植物和物品中，以及在自然界的力量中，都存在有主使运动的精灵，这种精灵同人自觉到自己有一种内在的精神力量而外发为种种活动一样。”正如泰勒（Tylor）先生所阐明的，梦境也许是发生精灵概念的起因，这也是可能的，因为未开化人不会很快地把主观印象和客观印象区别开。当一个未开化人做梦时，他相信出现在他面前的形影是从远方来的；并且监视他的；或者，“做梦人的灵魂在旅途中出了窍，把所见到的都记在心中而回到家里”。⑵但是，当想象、好奇、推理等等能力在人类精神中相当完善地发展之前，他的梦境不会引导他去相信精灵，这和狗在做梦后不会这样是相同的。
有一次我曾注意到一件小事情，也许它可以说明未开化人有一种倾向去想象给予自然物体或自然力量以生命的是精灵的或活的实体：我有一只狗，已达到成年，而且很聪明，在一个炎热而宁静的白天里它卧在一片草地上；在距它不远的地方，放着一把张开的阳伞，微风不时把它吹动，如果有人在阳伞的旁边，这条狗就完全不去理睬它。事实上，当阳伞旁边没有人时，无论什么时候只要阳伞稍微一动，这条狗就要凶猛地吠叫。我想，它一定以迅速而无意识的方式给自己推论出，没有任何明显原因的阳伞活动暗示了有某种奇怪的活力量存在，而且它认为陌生者没有权力在它的领域内停留。
对精灵作用的信仰将会容易地变为对一神或多神存在的信仰。因为未开化人自然会认为我们所感到的同样的情欲，同样的对复仇或简单形式的正义的喜爱以及同样的慈爱，均系精灵所赐。火地人在这方面似乎居于中间状态，因为，当“贝格尔”号舰上的军医射击一些幼鸭做标本时，火地人约克·明斯特（York Minster）以最严肃的态度宣称：“唉呀，拜诺（Bynoe）先生，要下大雨、下大雪、刮大风呀”；显然这是对糟蹋人类食物的一种报应的惩罚。他又说道，他的弟弟杀了一个“野人”，于是风暴肆虐很久，而且下了大雨和大雪。然而我们从来没有发现过火地人信仰我们所谓的上帝，或者实行任何宗教仪式；火地人吉米·布顿（Jemmy Button）以一种情有可原的骄傲态度坚定地主张，他的家乡没有魔鬼。他的这种主张更加值得注意，因为未开化人信仰恶的精灵远比信仰善的精灵更加普遍得多。
宗教信仰的感情是高度复杂的，其中包括爱、对崇高的和神秘的居上位者的完全服从，强烈的信赖感⑴、恐惧、崇敬、感激以及对未来的希望，也许还有其他要素。没有任何生物能够体验如此复杂的一种感情，除非他的智力和道德官能至少进步到中等高度的水平。尽管如此，我们还会看到狗对主人的深爱，结合着它的完全服从、某种恐惧心，也许还有其他情感已经遥遥地多少向着上述那种心理状态接近了。一只狗在离别后又回到主人那里的态度，我还可以接着指出，一只猴在离别后又回到它所喜爱的饲养员那里的态度，和对它们同群的态度大不相同。在离别后与同群再见时，欣喜若狂的劲儿似乎多少要小一些，而且在每一个动作中都显示了平等感。布劳巴哈（Braubach）教授甚至主张，狗把它的主人看成是一位神。⑵
同样水平的心理官能最初引导人去信仰不可见的精灵作用，然后是信仰拜物教，多神教，最终是一神教；只要他的推理力保留在不发达的状态下，这种水平的心理官能一定会引导人产生各式各样奇怪的迷信和风俗。许多这等迷信和风俗真是骇人听闻————例如，把人作为牺牲献给嗜血的神；用服毒或探火的神裁法去审讯无辜的人；巫术等————对于这等迷信不时进行思考是有好处的，因为它们阐明了我们应该多么感激我们理性的进步、科学以及我们积累起来的知识所赐予的无限恩惠。正如卢伯克爵士⑶所正确观察的，“不必过多地说些什么就可明白，对于未知的灾祸所抱有的那种可怕的畏惧，就像一层厚云那样笼罩在未开化人的生活之上，而且更加重了他们的痛苦”。人类最高能力所产生的这等不幸的和间接的结果可以同低于人类的动物本能所附带发生的偶然错误相比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