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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则从勋名起见。无名心，恐事业亦不成。先生曰：“不要错看了豪杰，古人一言一动，凡可信之当时，传之后世者，莫不有一段真至精神在内。此一段精神，所谓诚也。惟诚，故能建立，故足不朽。稍涉名心，便是虚假，便是不诚。不诚，则无物，何从生出事业来？”（刘蕺山）
蕺山见思宗。上曰：“国家败坏已极，如何整顿？”先生对：“近来持论者，但论才望，不论操守。不知天下真才望，出于天下真操守。自古未有操守不谨，而遇事敢前者；亦未有操守不谨，而军士畏威者。”上曰：“济变之日，先才而后守。”先生对：“以济变言，愈宜先守，即如范志完操守不谨，用贿补官，所以三军解体，莫肯用命。由此观之，岂不信以操守为主乎？”上始色解。（《明儒学案·刘蕺山传》）
启超谨案：孔子思狂狷，狷者有所不为。白沙言学者须有廉隅墙壁，方能任得天下事。今日所谓才智之士，正患在破弃廉隅墙壁，无所不为。蕺山之药，用以济今日之变，其尤适也。
“动静”二字，不能打合，如何言学？阳明在军中，一面讲学，一面应酬军务，纤毫不乱，此时动静是一是二？（刘蕺山）
启超谨案：高景逸云，“静有定力，则我能制事，毋令事制我。阳明所以能一面讲学一面治军者，皆能不见制于事而已。”
养成一世之风尚，造出时代之精神
风俗之厚薄奚自乎？自乎一二人之心之所向而已。民之生，庸弱者戢戢皆是也，有一二贤且智者，则众人君之而受命底焉。尤智者，所君尤众焉。此一二人者之心向义，则众人与之赴义；一二人者之心向利，则众人与之赴利。众人所趋，势之所归，虽有大力，莫之敢逆，故曰：“挠万物者，莫疾乎风。”风俗之于人心也，始乎微而终乎不可御者也。先王之治天下，使贤者皆当路在势，其风民也皆以义，故道一而俗同。世教既衰，所谓一二人者不尽在位，彼其心之所向，势不能不腾为口说而播为声气，而众人者势不能不听命而蒸为习尚，于是乎徒党蔚起，而一时之人才出焉。有以仁义倡者，其徒党亦死仁义而不顾；有以功利倡者，其徒党亦死功利而不返。水流湿，火就燥，无感不雠，所从来久矣。今之君子之在势者，辄曰天下无才，彼自尸于高明之地，不克以己之所向，转移习俗而陶铸一世之人，而翻谢曰：“无才。”谓之不诬可乎？否也。十室之邑有好义之士，其智足以移十人者，必能拔十人中之尤者而材之；其智足以移百人者，必能拔百人中之尤者而材之，然则转移习俗而陶铸一世之人，非特处高明之地者然也，凡一命以上，皆与有责焉者也。有国家者，得吾说而存之，则将慎择与共天位之人；士大夫得吾说而存之，则将惴惴乎谨其心之所向，恐一不当，以坏风俗而贼人才。循是为之，数十年之后，万一有收其效者乎？非所逆睹已。（曾涤生《原才篇》）
启超谨案：道学之应用，全在有志之士，以身为教，因以养成一世之风尚，造出所谓时代的精神者。王阳明与聂双江书及曾文正此文，言之无余蕴矣。顾亭林之论世风也，曰观哀平之可以变而为东京，五代之可以变而为宋，则知天下无不可变之风俗，而以归功于光武明章艺祖真仁之提倡。其论当矣，然犹未尽也。风俗之变，其左右于时主者不过十之一二，其左右于士大夫者乃十之八九。夫以明太祖成祖之狠鸷，其所以摧锄民气束缚民德者可谓至矣。而晚明气节之盛，迈东京而轶两宋，岂非姚江遗泽使然哉？即曾文正生雍乾后，举国风习之坏，几达极点。而与罗罗山诸子，独能讲举世不讲之学，以道自任，卒乃排万险冒万难以成功名。而其泽且至今未斩，今日数踸踔敦笃之士，必首屈指三湘，则曾罗诸先辈之感化力，安可诬也？由是言之，则曾文正所谓转移习俗而陶铸一世之人者，必非不可至之业。虽当举世混浊之极点，而其效未始不可睹。抑正惟举世混浊之极，而志士之立于此旋涡中者，其卓立而湔拔之，乃益不可以已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