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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中获得的球房虫属与白垩中发现的相同。埃伦贝格最近描述的早志留世有孔虫的脱壳似乎表明，在遥远的时代存在的类型与现代的种类非常相似。在珊瑚中，古生代的床板珊瑚（Tabula-ta）与现代的千孔虫在构造上十分一致。如果我们转向软体动物，最优秀的软体动物学家都不会认为志留纪岩石中的骷髅贝、海豆芽和圆盘贝与现存的某些种类之间仅存在属级差异。对现存鹦鹉螺而言，从最老的到最新的，在每一个大类中都有其代表物种。现代海洋乌贼的枪乌贼属，出现于早侏罗世或在中生代地层的底部，最多在某些特征上与现代的同属种类有明显不同而已。在种类最为丰富的有环节类动物中，有两个最高级的纲————昆虫纲和蜘形纲表现出了惊人的稳定性。石炭纪的蟑螂与今天在我们地窖中横行的种类非常相似；那时的蝗虫、白蚁和蜻蜓与如今在田野中和破房子中啾啾鸣唱，或优雅地在莎草池塘畔滑行的种类十分相似。同样，古生代蝎子与现代蝎子的差异也只能由博物学家才能分辨得出。
最后，在脊椎动物门中，同样的规律表现得更明显。有些类型，如硬鳞鱼（ganoid）和盾鳞鱼（placoid），从古生代到现代一直保持稳定，没有太大地偏离正常标准，依然限于今天我们所见到的类群范围内。即使是灭绝比例最大的爬行动物中，也有一个类型————鳄类（Crocodilia），至少从中生代开始到现在一直保持了极大的稳定性，与它们所经历的时间相比，发生的改变十分微小，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对于地球上远古哺乳动物的有限了解让我们相信，一些类型，如有袋目，在同样的时间范围内没有发生多大的变化。
因此可以说，虽然世界上的动物作为整体发生了巨大的改变，但依然存在一些十分保守的特定类型，它们几乎没有发生什么变化。问题是，这些事实对于我们认识地质历史中生命的历史有何意义？答案似乎在于通常我们对物种起源的看法上。如果我们假定，每一种动物和植物是造物主一个一个创造的，每一个单独创造的物种在我们这个星球上持续不断相互取代，那么持久型的存在只能是不合法度的。然而，这样的假定得不到传统或新发现的支持，因为它与其他自然原理相背离。那些采纳这一假说的人们完全陷入了误区，因为他们正在强化摩西律法的干预之手［1］。然则，另一方面，如果我们仅采纳那些生理学研究结果支持的假说，保守型的存在似乎对我们更有教益。这个假说受到了特雷阿米德斯（Telliameds）和韦斯特盖伦斯（Vestigiarians）的支持，虽然在早期它差点因此窒息而亡，现在它们至少赢得了当今所有最优秀思想家暂时的认同。这个假说认为，新的生物类型或物种是通过逐渐修饰先前已存的物种而产生的。这就像一条长长曲线的一小部分看起来像直线一样，在方向上没有变化，标志着我们所能见到的部分只是非常长的整条曲线的一段。如果所有生物都是由其他简单的类型经过修饰而产生，那么保守型在整个地质历史中仅发生了很小的改变，这表明它们只是巨大修饰系列的最后一段，它们在前地质历史时期中的形式对现在人类来说可能永远是个谜了。
换句话说，如果进行正确的研究，古生物学与自然地质学的学说是一致的。我们最远的探索仅把我们带向伟大的生命之河的河口附近，至于它从哪里开始发端，经过了什么样的经历，我们依然一无所知。
前面讲的包含了几个月前我在英国皇家学院（Royal Institution of Great Britain）所作报告的主旨，当然这是在达尔文先生出版他的巨著《物种起源》之前很久的事了，他得出了与我同样的结论。尽管从某种意义上说，我可以不失公正地说，我的观点是独立得出的，但我不认为我可以宣布自己对此拥有同样的权利。享受与达尔文先生的友谊是我的荣幸，在同他的交流中自己获益匪浅，并且在某种程度上，熟悉了他异乎寻常的独创工作和包罗万象的思想。正是由于我对达尔文先生长期研究进程的了解，因此我对他的坚定意志、他的知识、他对真理的全身心热爱充满了信心。此外，我发现我对优秀博物学家关于物种这一棘手问题的观点越了解，在我看来，它们就越显得不那么可靠，我也就越倾向于物种是逐渐变化的假说。我敢说这就是我最后的结论。
既然我的巢穴中具有如此多借来的羽毛，我认为从达尔文先生那里借些羽毛来装饰本篇短文的尾巴没有什么不合适。我的真正目的在于通过细读他的书，来简练地指出，他学说的实质是什么，它们依据的事实又是什么。随着我发现那些草率的批评家在没有仔细阅读我朋友的书之前就开始大放厥词，试图尽其所能来改变公众的观点时，我越发积极投身于我的事业。
如果真有人能够胜任此项工作，没有人比我更希望看到达尔文先生的著作被驳倒。但是我要说，现有的这些反驳都很蹩脚，是无稽之谈，纯属误解。每一个研究过家畜繁殖或喜爱培育鸽子的人，或果树栽培学家都曾深深见识过各种动植物的特殊可变性或可塑性，那些动植物在人工驯化下产生了巨大的变异。狗与狗之间的差异，比狗与狼的差异更大。纯人工的鸽子品系，如果它们的起源不清楚的话，博物学家肯定会将它们归为不同的种，甚至是属。
这些品种通常是通过同样的途径产生的。育种者选择一对亲本，两者之一或两者都具有他们希望得到的特征，然后在它们的后代中选择那些特征更明显的个体，抛弃特征不明显者。从被选择的后代中，他们再进一步进行杂交，如前面所述，重复同样的过程，直到完全得到他想要的偏离原始类型的后代为止。
如果他现在通过变种进一步繁殖，经历很多代之后，注意一直保持所获个体血统的纯正性，就会倾向于得到某一特定的变种，它具有越来越强烈的突出的遗传性状，由此而得到的品系在持续性上不存在任何限制。
像拉马克这样的人知道，通过杂交所获得的变种在自然界中广为存在，并发现在一些情况下要区分变种和真正的物种几乎是不可能的，于是凭直觉推出这一可能性：即使是最独特的物种，也不过是非常稳定的变种，它们都是从一个共同祖先通过变异演化而来的，就如同已经确证的转叉狗（turnspits）和灰狗，信鸽和翻飞鸽的起源过程一样。
但是要完成这个类比还缺少一个中间环节。在自然界中，与育种者相应的角色何在？选择是必须的，但自然界是如何执行选择的呢？拉马克对这些问题没有予以重视，并且没有意识到他无力解决这一问题，但他对这一问题提出了一个猜想。而猜想在科学中是一个非常危险的步骤，拉马克的声誉正是被他那些没有证据的荒谬猜想所败坏。
拉马克的猜想，就像沃尔特·司各特（Walter Scott）爵士戴上新帽子和用上手杖后，说的却是一个新版本的老故事一样，从而为“遗迹”这一生物学思辨奠定了基础［2］。与任何能叫得上名的学说相比，这个学说对于合理思想的进步伤害最大。事实上，我之所以在此提及此事，只是为了否认拉马克的猜想与达尔文工作的重要特征有任何相似之处。
事实上，后者的特点是要告诉我们，是什么在自然界中取代了育种者的位置，是什么促使一个变种充分地演化成为一个物种，同时限制了另一些变种的生存。最后，他阐明了所谓的自然选择是如何通过变异产生新物种的。
是死亡在自然界中扮演了育种者和选择者的角色。在著名的“论生存斗争”一章中，达尔文将注意力集中于生命神奇的死亡现象，这是自然界中持之以恒的过程。与人类一样，每一种生存的物种，“每天都要面对死亡”（Eine Bresche ist ein jeder Tag. ）。每一个物种都有它的天敌，都需要为了生存而与其他物种进行斗争，最弱者遭受失败，死亡是对所有落后者和弱者的惩罚。每一个自亲种演变而成的变种在对周围环境的适应上不是比亲种好，就是比亲种差。如果是更差，它将不可避免遭受死亡的厄运，迅速从这个世界上消失。如果是更好，它必将迟早使其祖先彻底消亡，取代它们的位置。如果环境改变了，这些成功者又将会被自己的后代所取代，因此，通过这一自然过程，无限的变异将在时间的长河中发生。
为了说明什么是我含混地称之为的“环境”，为何它们会持续变化，为了充分地证明“生存斗争”是真实存在的，我必须引用达尔文先生的著作来佐证它们的真正影响。我相信我公正地阐述了达尔文整个理论所处的位置，预见对他著作的全部评论并非我的目的。不管结果如何，如果能够证明作用在任何物种上的自然选择过程，能够从一个物种中产生相互不同的变种，而我们无法将它们与真正的物种相区分，那么，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假说将在稳定的科学理论中占据一席之地。另一方面，如果达尔文先生不论是在事实上还是在推理上都是错的，他的后继者将很快找出这一理论的缺点，结果它们将被更接近真理的理论所取代，这本身就是自然选择原理起作用的一个例子。
无论如何，要解决问题只有通过具有高度技巧的博物学家的辛苦工作和实事求是的长期探索。公众必须耐心地等待结果，最重要的是要阻止对争论任何一方怀有无知的偏见和自负的霸道，否则就无异于是在犯罪。
注 释
［1］指上帝对创世的干预。————校者注
［2］1844年，英国作者罗伯特·钱伯斯匿名发表《自然创造史的遗迹》一书，猜测性地提出了一种进化论，相信自然界中的任何事物都在向更高等的状态进步。————校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