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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将所有这些事实归结在一起就可以得出结论，心脏驱动着血液从动脉流出，然后经静脉返回，简单地说这就是血液循环。
假设我们的实验和观察是在马身上进行的，那么我们可以归结出一个一般命题，即所有的马都存在血液循环。
由此，马就成了一种指示或标志，告诉我们在哪儿可以发现一种被称为血液循环的一系列特殊现象。
这就是我们的一般命题。
那么，我们如何才能正确地进行下一步————由它而来的演绎呢？
假设生理学家的实验仅限于马身上，此后他又遇到了斑马。他会假设这个一般命题也能适用于斑马吗？
这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的思维方式。但我们可以假设他是一个思维大胆的人，他会说：“斑马当然不是马，但是他们非常相似，它们必定有相似的血液循环，我推断斑马存在血液循环。”
这就是演绎，一个非常合理的演绎，但从科学上讲并不一定稳妥。事实上，演绎结果的正确与否只有靠验证来确定，也就是说在斑马身上重复在马身上做的实验。当然，上面这个例子中，验证将证明该演绎是正确的，其结果不仅扩大我们的知识，而且增加了该论断在其他情况下的可信度。
因此，在解决了斑马和马的问题之后，我们的哲学家会以更大的信心相信驴身上也存在血液循环。而且，如果他没有再去进行验证，我想大多数人也会原谅他。如果我们富于想象的生理学家现在主张，他已经通过演绎得出结论，驴子同样具有血液循环，这在人类思想史上不是没有先例的。
然而，我要提醒你们注意，我们所有的知识都是有条件的，在任何情况下忽略验证过程都是非常危险的。我们的知识所适应的范围非常有限，一不小心演绎就会使我们超出验证所能及的边界。1824年，对动物界中血液循环的认知历史提供了再好不过的例子。每一种动物都具有血液循环，到当时为止，我们所知的血液循环都是按照一个明确不变的方向进行的。但有一类称为海鞘（Ascidian）的动物，它们同样具有心脏和血液循环，没有人会想到质疑海鞘的血液循环是单向的这一演绎的正确性，没有人认为值得对此进行验证。但，冯·哈瑟尔特（von Hasselt）先生在偶尔研究该纲一种透明动物时的发现让他大吃一惊，这种动物的心脏在跳动几次后就停止了，然后又开始以相反的方式跳动，由此倒转血流的方向，但不久以后又返回当初的跳动方向。
我自己也曾观测过这些小动物的心跳。我发现它们的逆向周期同样十分有规律，我知道在动物界再没有比这更奇妙的事情了。更为令人惊奇的是，这是一个独特的情况，在整个动物世界，该纲别具一格。同时，我认为没有更特殊的个例需要进行验证了，这些演绎似乎是建立在最广泛、最安全的归纳之上的。
这就是生物学的方法，很明显，该方法与其他所有学科的方法是一致的，因此这完全不可能造成生物学与其他学科之间的任何差异。［6］
但你也许会立即质问，数学家的思维习惯和博物学家的思维习惯真的不存在差异吗？将拉普拉斯放在植物园（Jardin des Plantes），而将居维叶放在观测台上，他们在新领域还能取得跟以往同样的成就吗？
对此我的回答是，在我看来这是不可能的。但是，具有不同习惯和特殊倾向的两个学科并不意味着方法也不同。山地人和平原人具有非常不同的行走习惯，他们对对方的情况茫然无所知。但行走的方法都是相同的：不断地将一条腿放在另一条腿的前面。每一步都是由抬脚和迈步组成的，只是山地人的脚抬得高，而平原人的步迈得大而已。我认为两门学科间的差异与此相似。
我从未怀疑过，当数学家忙于从一般命题演绎出结论时，生物学家则正忙于从观察、比较中获得一般命题。我想说的是，之所以存在这样的差异并不在于学科本身存有任何基本差异，而在于它们研究的对象、它们的相对复杂性和最终的完美程度。
数学家只关注研究对象的两个特征，数目和范围，他们所需要的归纳在很多年前已经形成和完成。现在需要做的就只剩下演绎和验证了。
生物学家关注的研究对象具有大量的特征，对它们的归纳远未完成，我担心还需要很长的时间才能完成，但是到归纳完成之后，生物学将会和数学一样只需进行精确的演绎了。
这就是生物学与那些研究对象仅有几个特征的学科之间的关系。但是，作为生物学的研究者，他们在面对更简单完美的自然的同时，还在展望更复杂、不完善的学科。生物学仅仅将生命作为孤立的事物进行研究，仅仅研究生物个体。但是还有更高的学科分支，它将生命看做是一个整体，研究不同生命间的相互关系，对人进行观察，在国家间彼此进行的战场上进行实验，它的一般命题包含在历史、道德和宗教中，它的演绎导致我们的幸福或痛苦，它的验证通常来得太晚，仅仅作为
“指明一种道德或修饰一件往事”［7］————
我指的是社会科学或社会学。
我认为这是生物学最显著的特征之一，它在人类的知识系统中占据中心位置。在人类的思想中没有哪一点是生理学没有涉及的。通过无数的纽带与抽象科学连接在一起后，生理学与人性有着最密切的联系。通过传授给我们法律知识、秩序观念和一个明确的发展规划，控制最陌生和最野性的生命个体表现，它教导研究者在人类最难以捉摸的领域寻找目标，相信历史将不只是一团有趣的混乱，而是一个充满艰辛、悲喜交加的旅途。
我希望前述内容能为演讲开始时我所提出的前两个问题做出回答。也就是，生理学作为一门学科，它的范畴和地位如何界定？作为一种智力训练手段，它的价值何在？
生理学的学科内容涉及世界的大部分，它的地位介于物理学——化学和社会科学之间。作为科学的一个分支，生理学价值的一部分与其他学科相同，就是训练和强化常识。而其独有的价值在于其独特性，即为观察和比较能力提供更多的训练。我还要说，生理学总是要求那些热衷于扩展自己知识适用范围的人具有确切的知识。
如果前面所说的生理学的地位和范畴是正确的，我们的第三个问题，生理学教育有何实用价值，答案不言自明。
即使从另一个方面讲，人类若确实配得上他们自诩的“理性”这个头衔的话，生理学在他们自己及其子女所受教育的学科中是最为必需的，因为这可以让他们了解自身所处的生存条件，教育他们如何避免疾病，珍爱自己和自己所爱的人的健康。
我想我的听众都受过教育。我敢断言，除了那些接受过医学教育的听众外，没有人能告诉我，每一分钟内他进行二三十次动作————呼吸作用————的意义和作用，停顿将导致他立即死亡。没有人能确切说出，为何空气不流通对健康是有害的。
生理学知识的实用价值是什么啊！————为何那些受过教育的人会认为将一个屠宰场建在大城市的中心，会是一件好事而不是坏事呢？为何有的母亲穿着古怪，将孩子的脸敞露在寒冷中，当气管炎和胃病夺走了孩子的生命后，她们还惊奇这是天意的安排？为何庸医能横行无忌————不久之前，本城最大的公共场所之一充满了听众，他们庄重地聆听着宣教者的解说————说什么像招魂术、桌灵转（table-turning）［8］、催眠术（phreno-magnetism）［9］，以及其他可笑的和我不知道名称的简单生理学现象，都要归结于撒旦个人的直接作用及其代言人呢？
为何在我国，即使在受过最高教育的人群中，也同样流行着对于生物学基本规律茫然无知的现象呢？
除了狭义的生理学之外，生物学还存在别的分支，与我相信的那样，它们的实际影响虽然不是很明显，但还是可以得到肯定。我曾经听到过，有些受过教育的人在与博物学家交谈时，毫不掩饰其轻蔑之情，不屑一顾地问“知道了这些卑微的动物有何用处，对人类的生活有何意义？”
我将竭力回答这些问题。我认为所有人都承认存在一个掌控宇宙的法则，快乐和痛苦不是随机分布，而是按照一定的秩序和固定的规则分布，这一法则只能与我们所知世界之中的法则完全一致，这一法则在灵巧的生物体和其他事物之间也是一致的。
这样一来，就会促使我们产生了解其他动物的兴趣，无论它们比我们多么低下，它们却也是独一无二的创造物，它们与我们一样，能够感知快乐和痛苦。
我不由自主地想到，如果谁发现了蠕虫的生命中也交织着一定比例的痛苦和邪恶，他将更有勇气并且谦恭地面对自己的那一份。无论如何他都会怀疑教会那些不堪一击的友善理论，那些理论使人相信痛苦是一个失误，是个错误，会一点点得到改正。另一方面，从最高级到最低等的生物都充溢着快乐、美丽多姿、精致和奇妙的和谐，这一切均直截了当地驳斥了现代摩尼教的教义。后者向我们展示的世界是一个奴隶工厂，人们含泪工作，一切都出于功利的目的。
我深信，博物学可能通过另外的方式深刻影响着实际生活。这就是说，作为我们从自然美获得快乐的最大源泉，它影响着我们细微的感情。我并不是说博物学的知识可以增加我们对于自然事物美的认识。《彼得·贝尔》（Peter Bell）一诗中关于自然的段落写道：
河畔那朵报春花，
那朵黄色报春花啊，
本应属于他，可它已飘然远去。［10］
我不认为彼得·贝尔已死的灵魂会因为知晓双子叶植物报春花的单花瓣和中柱胎座式这一信息而从沉寂中苏醒。但我之所以从这个角度来提倡博物学的知识，是因为它将引导我们去主动追寻自然之美，而不是被动等待自然美呈现于我们面前。对于一个没有学习过博物学的人来说，在乡村或海边散步犹如漫步在一个充满了奇妙作品的画廊中，十有八九都会将头转向挂满作品的墙壁。教给他一些博物学的知识就等于递给他们一份值得关注的作品目录。确实，生活中少有纯真的快乐，所以我们不该轻视种种快乐的源泉。我们应该害怕陷入无知的地狱中去，在那里的人们活着时“该高兴时却流泪”————伟大的佛罗伦萨人如是说。
但是，如果我不立即讲出我最后的观点，这将是对你们善意的无礼冒犯，即现在已经到了生理学必须作为教育课程的一部分的时候了。
在前面的演讲中，我已经谈到作为讲授科学事实与系统讲授科学知识这两种教学之间的差别。对我而言，生物学的一般事实，如身体组成、我们周围生物的名称和它们的生境，都可以像其他学科一样优先传授给那些幼童。事实上，孩子们对这类知识的渴望和掌握能力是十分惊人的。我怀疑，那些类似于动植物园中的生物一样的玩具，非常容易被孩子们接近，当然玩具的尺寸比动物园中的那些奇妙的生物要小得多。
另一方面，除非学生获得了一定的物理学和化学知识，否则系统地教授生物学是不会成功的，因为生命现象尽管独立于物理和化学力之外，但它是依靠生命力的，它们会引起各种各样的物理和化学变化，尽管这些变化有其自身的规律。
现在简单来总结一下，我希望你们已经领悟了我的结论。
义不容辞，生物学在任何的教育方案中都应该有它的一席之地————一个重要的席位。没有生物学，学生将对生物一无所知，它是培养观察能力最好的学科。有的人对影响自己和他人幸福的最重要的事实一无所知，对上帝创造的最丰富的美视而不见，对生活法则和无穷变化背后的秩序一片茫然，而这种规则在他绝望的时候会起作用，如果他对社会问题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迟早会面临这种情况。
最后，为我自己多讲解一句。我说话总是开门见山，直来直去，我会不自觉地用过多的陈述语气和祈使语气取代更恰当的虚拟语气和条件句式。因此，我必须恳请你们原谅鄙人的个性，关键是看我讲得到底是对还是错。
注 释
［1］勒威烈（Urbain Jean Joseph Leverrier, 1811——1877），法国天文学家；亚当斯（John Couch Adams, 1819——1892），英国天文学家，勒威烈根据计算，预言海王星的存在，亚当斯则通过观察，证实了海王星的存在。————译者注
［2］“第三，我们必须回顾一下比较的方法，比较法对于研究生物特别有用，通过比较学习定会进步。在天文学中，比较法不很适用，只有到了化学层面这种研究方法才有用处，但与其他两种方法相比也仅处于从属地位。在研究生物体的静态结构和动态过程时，首先要获取它的全面情况，而其在别处的用途仅能通过在这里的应用来实现。”————《孔德的实证哲学》（Comte's Positive Philosophy），马蒂诺（Martineau）女士译。第一卷，第372页。
如果不是比较法，孔德认为什么样的方法能确定力和量的平等或不平等，形状的相似或不相似呢？这一点不仅在天文学和物理学中，而且甚至在数学中都相当重要。
［3］“至于第二层含义，根据所探究的现象的复杂程度，实验的决定性作用必然越来越小。因此我们可以看到这些办法在化学中比在物理学中的效果更差：现在我们发现它在化学中比在生理学中效果倒是更好。事实上，自然现象的性质为在生物学中大规模地运用实验设置了几乎无法克服的障碍。————孔德（Comte），第一卷，第367页。
孔德总是前后自相矛盾，这里他是和后面的两页相矛盾，但这也并不能使他从上面这些段落的责任中解脱出来。
［4］根据伯纳德（Claude Bernard）先生的观点，人类和动物肝脏的功能之一是产生糖类物质。
［5］“根据模式，而非定义而来的自然类群（Natural Groups）……纲是固定的，尽管没有精确的界限；它是特定的，尽管没有限制；它又是确定的，尽管没有边界线，只有一个中心点；没有标明什么应该排除在外，但却标明了什么应该包括在内；是依例而定的，而不是根据规则而定的。简而言之，我们用模式而不是定义作为我们的指导。一个模式就是任意一个纲的一个例子，如一个属中的一个种，它们拥有这个纲的重要特征。与其他的相比，所有的种都与模式种（type-species）更相似，它们一起构成一个属。整个属的范围是模式种的延伸，属内的所有种在各个方向、不同程度地偏离模式种。”————惠威尔（Whewell），《归纳科学哲学》（The Philosophy of the Inductive Sciences），第12卷，第476、477页。
［6］除了快乐外，从科学方法的角度讲，我要对密尔（J. S. Mill）先生的《逻辑系统》（System of Logic）深表感谢。
［7］出自英国作家和词典编撰者詹森·约翰生（Samuel Johnson, 1709——1784）。————译者注
［8］又称为Table-Tilting或Table-tipping。这是常发生在西洋的通灵会上，或是在中国东北地区迎神庙会上的一些神秘现象。就是，当一些人将手搭放在倒置的木桌子脚上，桌子会自动旋转起来，而人会跟着跑，一直到筋疲力尽为止，颇受乡村小孩欢迎，既可满足其好奇心，又可消耗其过剩精力。有些乩童、通灵人，还可以从此中的旋转中，和神明或亡灵沟通，取得信息。————译者注
［9］又可称为phreno-mesmerism或phrenopathy，是一种基于催眠术基础上的颅相学。其自称的发现者有克莱尔博士（Dr. Collyer）和桑德兰（Laroy Sunderland）。该理论假设“头部的突出与心理特征相符和”。————译者注
［10］取自英国诗人威廉·华兹华斯（William Wordsworth, 1770——1850）的《彼得·贝尔》（Peter Bell, 1798）。————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