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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第一章中所引述的故事，诸位或许还能追忆。那位牧羊人以手杖指示地面，认为这是宇宙中心之所在。他更不惜牺牲自己，冒着危险，以求为他人解除患难。这个故事暗示两层重大的意义：（一）中国人生活的兴趣是寄托于现实的人间世，认为一切价值都可以在这儿完成、实现，故不必与现实世界绝缘，以求得出世的宗教归宿；（二）生命之目的不只是为我，更不是自私，我们必须尽量发挥普遍的同情，热心救世、赤诚爱人，才能取得生命的意义与价值。生命的活动是人类的共业，善之所趋，美之所向，都是以人类全体最高的幸福为止境。
个人主义的人生观，除却极少数外，在中国哲学上是无地位的。我们道德的生活寄托于三种伟大的精神：（一）要体天地生物之心以为仁，彻底做到尽己尽人尽物之性的功夫，方能忠恕贯通，止于至善；（二）要法天地自然之长生，领略大道之无不成化，做到去私容公，用身为天下的功夫，才算玄同妙道，成就上德；（三）要总天下之义以尚同于天志，为天之所欲，尽去天下之大害，做到“为人犹为己”的功夫，始觉仁至义尽，周爱人人。
我们现在如果要谈中国先哲的政治信仰，必须以此等处为出发点，方能认识他们的伟大。古往今来，许多人凉德薄能，好谈论政治，甚至要从事政治，以为这是名之所归、利之所在，像飞蛾扑火似的求名，像苍蝇逐臭似的争利，这些人哪里知道政治是什么一回事！
我们认清这一点，便知政治是一个极含混的名词，内中包括两种不同的意义：一是理想政治，二是实际政治。实际政治仅操之以术，这是历史上大奸巨慝所优为之的狡狯伎俩，其效果总是祸国殃民、遗害万世。我们对于这种实际政治只是痛心，只是疾首，现在且撇开不论。
所谓理想政治，不管其真实效果究竟如何，总是以正己爱人、利国福民为前提的。如果把这个标准弃置不顾，理想政治一定将要丧失理想，渐次转变，趋于实际政治了。希腊大哲学家柏拉图说得好，理想国家应以哲学家操持政事，不得已而思其次，也要使握实际政权者变作哲学家。
纯正哲学家（此地所谓纯正哲学家系有限制的，凡号称哲学家而不纯正者不在此列）有体大思精的理想，有高明博厚的人格，通天人之际，究古今之变，故能原本忠恕慈爱的美德，以实施修齐治平之远大计划。大哲学家对于宇宙普遍生命之流行，犹恐其一旦或趋于断灭，而抱有万不得已之苦衷，怎能对于社会、国家、生命之安危不惄焉忧之的道理？大政治家唯恐人类哲学体系之不伟大，民族哲学思想之不健全，哪得有反对哲学的原由？如果有人据权势威力以轻视哲学，或援谬误思想以摇动国本，真所谓非愚则诬了。
究竟什么是理想政治？什么是实际政治？中国先哲对于这两个问题，早已说得很详尽。现在为时间所限，恕我不能一一征引旧说，详为解释。黄宗羲在《明夷待访录》里面说：“有人者出，不以一己之利为利，而使天下受其利，不以一己之害为害，而使天下释其害。”这可算是理想政治最浅近的说明。他又说：“后之为人君者，……以为天下利害之权皆出于我，我以天下之利尽归于己，以天下之害尽归于人，……以我之大私为天下之公，始而斩心焉，久而安焉，视天下为莫大之产业，传之子孙，受享无穷。”这可算是中国历史上的实际政治。黄宗羲这两段话虽把理想政治与实际政治划分得很清楚，但我以为这仍是近乎粗浅层面的说法，不能全无语病。我在此处，想撇开实际政治不谈，专就中国先哲的理想政治，略加讨论。
要想明了理想政治之趋向，我们应于具体政策、政纲、政略之外，更进一步追求国家存在之理由。这可分作下列四方面看：（一）国家是实现一部分人类完美生命的场合，一切重大设施都是要保障人民共同生活的安全与幸福；（二）国家不仅是一种军事、政治和经济的形式组织，乃是借此种组织以实现道德理想的园地；（三）国家是一个完备的学校，对于人民生活技艺，应尽力培养、发展，以全其知能才；（四）国家又可说是文化价值的区域，除却政法体制之外，更需为人民确立一个完善的机会，使人人于忠诚参政之余，各发挥其特殊才能，以增进文化的创造。一言以蔽之，中国先哲所蕲求的国家应具有道德的、教育的和文化的优点，方能产生理想的政治。
所谓理想政治之标准，即在完美生命之具体的实现，一切政策、政纲都应由道德动力推进之，教育大计普及之，文化价值固守之。赤裸裸的或虚伪掩饰的实际政治绝不能奠定国本。庄子说得好：“藏舟于壑，藏山于泽，谓之固矣，然而夜半有力者负之而走，昧者不知也。”庄子这段话是极玄妙的哲理，其用意当然不仅在解释政治，然而操持政事者假如只求于政治上保存国家，未有不为有力者负之而走者。中国经子古籍解释“政”字，都说政者正也，政者教也，或政者法也，可知率道德之正、教化之正、法本之正，以正其不正，实为政治的本义，所谓政令、职能、刑禁之政，只是政治的申义。
“理想政治”这个名词意义仍颇含混，此在中国先哲约可分作三类：一曰德治，二曰礼治，三曰法治，至于术治或力治甚为中国先哲所不取。大概原始道家及孔子多主德治，后起儒家盛倡德治兼礼治，法家则遵法本，后起法家乃又每况愈下，变法行术。
道家的政治思想颇为后人所误解，梁启超尝说：“道家信自然力万能，而且至善，以为一涉人工，便损自然之朴，故其政治论建设于绝对的自由理想之上，极力排斥干涉，结果谓并政府而不必要。吾名之曰‘无治主义’。”（《先秦政治思想史》第二章，一〇七页）。近人又有持论与梁启超绝对相反者。张采田在《史微·原道》篇里说：“道家者君人南面之术。”又说：“道家所明者君道也。”
梁启超说明道家政治思想的前一段还很正确，至目之为无治主义，实是大错而特错。张采田谓道家所明之道为君人南面之术，简直把道家说得太不像样了。这两人的误解都是从汉人因袭而来。司马谈说：“道家无为，……其术以虚无为本，以因循为用。”唐张守节《史记正义》且把因循为用解作任其自然。我们要晓得司马谈之学原本汉人黄生，黄生所好黄老之术，只是汉人所附会的黄老阴谋，与老子的道本绝不相干。
实则老子的政治思想可分作两方面看，其一是对于君人南面之术或实际政治攻击得体无完肤。这一层可说是他对于阴谋政治的一种反政治意识。除此之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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