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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十 漫游大江南北
1963年11月10日，周恩来总理和陈毅副总理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并设宴招待在京特赦的第一、二、三批人员及其妻子。饭后，总理宣布了一件振奋人心的好消息，即明年春暖花开以后，所有在京特赦人员可以携带家属先去东南、后去西北参观游览一次，看看祖国大好河山的新面貌。最后，总理和大家合影留念。那时大哥溥仪已和李淑贤女士在1962年4月30日结婚，溥仪夫妇以及我们夫妇站在最前排。我一直珍藏着这张照片，作为珍贵的纪念。
会后，浩一直以欣喜的心情等待着这次游览。她说：“中国地大物博，可我自回到中国后，很多地方还没有去过呢？”1964年3月10日，我们这些人由北京乘火车出发，先到南京，然后沿沪宁线去上海。每名专员可以带妻子，没有妻子而需人照顾的可以带一名子侄作陪，每人还发200元零用钱。我们这个团命名为“全国政协文史专员参观团”，政协指定民革中央副主席陈此生带队，随行还有工作人员多名及医生一名。
我们去南京、无锡、苏州，所到之处政协组织都热情接待，食宿安排得很周到。在苏州，我和浩都被玲珑秀丽的园林景色迷住了，浩对苏州市政协的领导人说：“不管是中国人还是日本人，都常说一句话：‘上有天堂，下有苏杭’。今日一见，真是名不虚传。”我们离开苏州到上海，又到杭州，杭州西湖风光又使我们流连忘返。我们在花港观鱼，龙井喝茶，岳庙谒坟，到“柳浪闻莺”公园散步时，意外地发现那儿有一块乾隆御笔亲题“柳浪闻莺”四个字的石碑，我和溥仪都恋恋不舍地在那里徘徊蹀躞，用手摸了又摸。清王朝已经结束了，但是人们仍然正确地评价乾隆皇帝的功绩，也妥善地保护着有关他的文物。我俩很受感动。从杭州，我们又溯富春江而上，参观了新建的新安江水电站，由那里又到世界闻名的黄山风景区。爬山的那一天下起小雨，我们夫妇俩爬了半天才到半山寺，下午费了很大劲才到文殊院。我们夫妇和杜聿明、宋希濂等被劝阻不再登山。有句俗话：“不到文殊院，黄山未见面。”我们已经到了文殊院，也算是看到黄山了。离开黄山，我们乘浙赣铁路火车，于4月18日抵达南昌，我们参观了“八一”起义纪念馆等处，然后又到井岗山瞻仰革命圣地。因为参观团成员很多是原国民党的高级将领，当年他们率领了装备精良的军队几次攻打井岗山，都铩羽而归。今天却坐了汽车被请上井岗山，被安置在精致的宾馆里。大家畅谈感想时，我不禁脱口说出：“这不正说明了共产党人心胸伟大，不念旧恶的崇高表现吗？”大哥在旁也说：“杰二弟说得对！杰二弟说得对！”
我们由井岗山回到南昌，又乘火车去长沙。到了湖南，大家自然想早点去瞻仰毛主席的故居和刘少奇主席的故居。4月19日，我们坐车来到宁乡花明楼，参观了刘少奇主席的故居。然后到韶山，没有吃饭就急着去参观毛主席故居。毛主席诞生的那张木床，用绳子拦着，不让人靠近的。在大哥溥仪的要求下，故居管理人员解开了那条绳子。我们大家走上前去，在那张床上摸了一遍又一遍，久久不愿意离开。我们这种心情，别人不易理解，只有我们这些获得新生的人，饮水思源，感谢给了我们新生命的人才会有呀！第二天，我们又回到长沙，游览毛主席青年时代游憩过的桔子洲、爱晚亭。浩诗兴大发，拿出随身携带的毛主席诗词吟诵起来。
4月22日，我们从长沙坐火车到武汉，游东湖，参观长江大桥。4月27日，我们又登上北上的火车，从武汉回到北京。
回来以后，稍事休息。8月4日，我们这一行又整队出发，前往西安。这时领队换了吴敢群，工作人员和医务人员也有所调整。
8月4日，我们到了西安，参观了碑林。我这个喜欢书法的人，在碑林看了又看，舍不得走。8月6日，我们由西安去延安，去杨家岭和枣园，瞻仰毛主席的故居。在延安，为了满足我们的要求，政协领导安排我们住了一次设备较好的窑洞。我对浩说，浩归来后周恩来总理曾经对她讲过王宝钏的故事，说王宝钏苦守寒窑十八年，浩等我也等了十六年，和王宝钏差不多。这个寒窑就是现在我们住的窑洞。不过现在的窑洞比王宝钏那时的窑洞要强多了。由延安我们又去临潼，在杨贵妃洗过澡的“贵妃池”内洗了澡，又回到西安，参观了八路军办事处。然后我们去洛阳，参观了龙门石窟、白马寺、关林。最使浩感兴趣的是洛阳桥附近的白居易墓，因为浩喜欢中国文学，读过白居易的诗，她就格外喜欢这个肃穆雅致的古墓。离开洛阳，我们到了郑州，又从那里返回北京，正好是国庆十五周年的前夕，我们参加了庆祝国庆的游行观礼活动。
漫游大江南北，一共两次，计时约100天。参观结果确实使我们大开眼界，亲眼目睹了祖国的大好形势，从心眼里拥护共产党的英明领导。在所到之处，都受到了当地政府、政协的隆重接待，有的地方还专门从外地抽调高级名厨来为我们做饭。我后来听说有些地方的群众有意见，认为对我们这样罪恶深重的人不值得这样招待。领导就对他们耐心解释，说像我们这样的人能够接受改造，愿意跟着共产党走是很不容易的，我们将来对祖国的统一大业还要发挥作用，所以应该很好招待我们这些人。我听到这些情况后明知这是周恩来总理的意图，在目前群众生活水平尚低的情况下，把过多的钱用在我们身上，难怪群众会有意见。如果不是周总理的亲自安排，别人是不会这样热情接待我们的。我自己从这次旅行中想到领导愈是关怀我们，我们愈是要有自知之明，不能搞特殊化，要学习劳动人民艰苦朴素的作风，以便劳动人民能够逐步改变对我们的看法，这是我应该身体力行的。
此次漫游大江南北归来，我沿路做了一些诗，后来辑入《溥杰诗词选》一书。
六十一 在大灾难的日子里
正当我和浩安居乐业，我在文史专员的岗位上努力工作的时候，1966年那场史无前例的大灾难降临了。像疾风骤雨一样，我们被停止办公，所有稿件都被查封了。我们必须每天参加揭发批判的活动，而这些揭发批判又往往都是要接触到自己的。第一个批判的对象是“三家村”成员廖沫沙。他的罪名之一就是包庇我们这些牛鬼蛇神，我们是他手下的残兵败将，必须揭发廖沫沙是如何纵容牛鬼蛇神进行反党反社会主义活动的。我们不过是特赦之后才认识廖沫沙的，廖沫沙以统战部长身分来指导我们学习时，也不过开头讲几句话，此外再也没有什么个别接触，叫我们揭发什么呢？第二个批判的对象是政协副秘书长申伯纯。他的罪行之一也是利用旧社会的残渣余孽，在《文史资料选辑》上撰写大量大毒草，企图推翻社会主义的红色江山。对这一点我们更是无话可说，不知道我们秉笔直书而且无情地揭露旧社会的史料怎么会是“大毒草”呢？所以一开头，我们揭发不出什么有分量的材料，我们只能套着文件说空话，应付差事。当时，最不能适应这种环境的是溥仪。有一次，我们正在阅读新发下来揭发和批判《三家村》的文件，他迟到了，一进专员室的门就哭着说：“我在路上看到廖部长被人捆绑在卡车上游行。他是个好人，我真想把他从车上扶下来，替他解开绑。但车开得快，我跟不上，我只能叫几声……”他哭得说不下去了。我们都被他那真诚的态度所感动，也为他那直率的态度而担忧。掌握会的王耀武很勉强地劝他不要太激动，要相信党和政府。溥仪表示他相信廖沫沙是没有罪的，因为他接触过廖沫沙，他相信廖沫沙是个好人。到8月底，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被勒令解散。我们这些被周总理任命为文史专员的人一律免职，停止学习，不管老、弱、病、残都去参加体力劳动。工资也减发，我每月由100元减为70元。天晓得造反派居然也知道对我们“区别对待”，在劳动时，溥仪和我、杜聿明、宋希濂四人可以干些轻活；对有些人则存心要他们干累活，像康泽就得干他力所不能及的活儿，因为他是“特务头子”。我还很荣幸被造反派挑中，除了打扫厕所外，还用毛笔给厕所重新书写牌子。这种情况很快被周总理知道了。听说他很生气，下令不许扣发我们的工资，于是我们很快就恢复了原来的工资。在我参加劳动的期间，我们护国寺街的家也受到了这场暴风雨的冲击。一天一群“红卫兵”学生冲进我们的家，那天正好我也在家。这群学生冲我们高呼口号：
“日本帝国主义的走狗站出来！”
“伪满皇帝的弟弟，日本帝国主义的特务，赶快低头认罪！”
我懵然了。按过去说法，这几顶帽子扣在我的头上也可以，可我的特赦证书上明明写明“确实改恶从善”，我是改邪归正了的呀！而且我正在努力工作，将功补过，怎么老算旧帐，抓住辫子不放呢？我个人受攻击无所谓，但是党的改造政策不能否定呀！我想着想着，这帮学生动手了。他们冲进厨房，看到厨房里摆着贴着日本商标的酱油瓶子、醋瓶子，就立刻砸个稀巴烂。在这种情况下，浩吓得缩成一团，不敢动弹。我知道这决不是中央的政策，我忽然上来一股勇气，冲着这伙学生，大喝一声：“谁在耍野蛮！你们有什么理由，得到谁的允许，跑到这里来胡闹？”
我看不见自己的样子，也许当时也是气势汹汹的。我这副样子，居然把学生镇住了。他们在刹那间不知所措，停下手来，互相顾盼起来。为首的那个学生说：“你是汉奸，你罪大恶极，……”但已经没有刚才那股气焰了。
另一人说：“你不认罪，我们誓不罢休！”
他们互相商量了一下，决定撤走。临走时虚张声势地对我们说：“明天我们再来，我们跟你没有完！”
学生走后，我们看着满地的玻璃碎片和酱油汤，真是感到迷惘。这就是造反！在那满天乌云的日子里，我们过了今天，不知道明天该怎样过。我们只有插上大门，关了灯，在黑暗中躲藏着，等待着厄运的到来。第二天，果然这帮学生又来了，在门外叫嚣了一阵：“汉奸特务滚出来！”
他们砸了一通门，没砸开，走了。
就在这时，周恩来总理不知从什么地方得到了消息，派人保护了我们，学生再也不来骚扰我们家了。在关键时刻，总是周总理拯救我们。
周总理也同样保护了溥仪，使他免于抄家挨斗。但在那“黑云压城城欲摧”的日子里，大哥毕竟还是死在这场浩劫中。1965年大哥已查出得了肾癌，6月7日做了左肾及输尿管的切除手术。住院期间每天由我和老万为他送报及信件；出院以后，政协领导一再嘱咐他休息，不要工作。但他闲不住，很快和我制订了审查清史稿件的计划。以后，他的肾癌扩散，需要住院治疗。本来文史专员看病享受高级干部待遇，可以得到一些优待，此时完全取消了，而且挂号时还要审查你的出身成分。像我们这些人不但看不上病，而且被认为“死一个，少一个，回去等死好。”沈醉看不惯这些，为大哥的病担忧，他找到政协领导，一直反映到周总理那里。总理让中央统战部平杰三副部长立即召集名医抢救溥仪的生命。当时天下大乱，中央统战部的几位部长以及申伯纯等都被押上街头游斗。大哥听说后痛哭失声，他问：“究竟为什么要弄成这个样子？好端端的一个国家弄成这个样子，这是谁的主意呀！”重病缠身的大哥，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还惦记着国家的兴亡，这是难能可贵的。对溥仪的疾病，总理虽然作了指示，但医院不愿收留他，即使住了院，也不认真治疗，几进几出，他的病变得更严重了。到1967年10月初，大哥因为癌细胞扩散，痛得在床上打滚。大嫂李淑贤急得没有办法，又跑到政协请求，最后又是周总理下令，人民医院才接收了他。但他的尿毒症已经病入膏肓，无法挽救。到1967年10月17日凌晨2:30，他终于走完人生的道路，与世长辞。终年60岁。我是在他临终前两分钟赶到医院的，亲眼看他不甘心地闭上了眼睛。
六十二 旧地重游访日本
“文化大革命”临结束前两年，对外活动有些放松，加以当时中日已经复交，1975年我被周恩来总理批准，和浩一道访问了日本。这几年内，我的岳父嵯峨实胜、岳母尚子夫人都已病故。我想念当年待我如亲子女般的老人，我的女儿嫮生住在日本，我也怀念同窗旧友，所以很愿意旧地重游。1980年，我又赴日本访问。1981年我参加中日友好第二次访问团赴日本访问。此后，1988年、1990年、1992年我都访问过日本。
第一次访日的时候，我虽然很高兴，但是远离日本很久，旧地重游，碰到很多亲友，我该如何说话呢？感到心中没有底。我向全国政协的领导请示，希望他们为我作些指示。领导说没有什么好说的，相信你会处理好这些问题的！于是我就为自己归纳了两条主意：1．我此次来日本，只是个人探亲，没有别的政治任务。2．我来日本，是为了增加中日两国的友好亲善，不作任何批评，不发表任何议论。我想这样说话总比较圆满吧！
一下飞机，我首先看到伪满洲国的旧军人组织“兰星会”打着大旗来欢迎我。这些都是我从前在伪满洲国的伙伴，我很高兴地会见他们。我和他们一一握手。记者拥上来问我：“请您谈谈您此次访日的感想吧！”很多话筒一直伸到我的嘴边。
我想这好说，我就模仿溥仪的说法。溥仪特赦以后，常常对采访他的记者说：“过去的溥仪已经死了，现在站在你面前的是个新生的溥仪。”我也说： “过去的溥杰已经死掉了，现在的溥杰是获得了真正生命的新溥杰。我此次来日本访问，是为了看望我的亲人和朋友，谢谢诸位的盛情美意！”
大家觉得我的回答既得体又新颖。
我在东京安排好时间看望我们的亲戚和朋友，一般不认识的人就没有什么来往。西园寺公一先生专门替我安排了看望日本天皇的时间。记者知道了这个消息，就来采访我。记者问：“您这次拜访天皇，有什么任务？”
我说：“我什么任务也没有，就是看望一下，表示敬意。”
“是不是所有华族，您都要去拜访？”
“不是的。我只拜访我认识的人，不认识的人就不去了。”
聪明的记者真是步步进逼，他们总以为我此来必定有某种政治任务，总想套出些材料来，其实我确是私人访问，没有政治任务，而且我事先已经有了应付记者的思想准备，他们没有从我嘴里得到他们想要的东西。
有一次，一个旅日华侨的组织请我吃饭，席间他们要我讲几句话。我望着眼前那些熟悉的祖国同胞的面孔，不禁激动起来。我说：“我对日本并不陌生，三十多年前我来过这里。那时我是伪满洲国皇帝溥仪的弟弟，又是日本嵯峨实胜前侯爵家的长婿。我到这里来人家对我很客气。可是当时伪满洲国是日本一手制造的殖民地，我也不过是日本军国主义者多年培养的傀儡，所以我见了日本人总觉得自己比人低一头，总觉得是殖民地奴才来朝拜宗主国。这次我重访日本，就觉得不是这样，我是新中国的主人翁，尽管我以个人资格探亲访友，在日本朝野人士的眼中，我仍是十亿人民泱泱大国的代表，所以对我刮目相看。我自己也觉得走起路来挺胸凸肚，往日那种自卑感一扫而光了。”
我的话讲完后，旅日华侨中响起了一阵热烈的掌声，他们完全同意我的讲话。有的侨胞还流下了热泪。
战后日本经过几年奋斗，经济获得了很大发展，到处高楼林立，汽车成龙。有人问起我访日观感，我总说：“日本变得很可爱，但我的祖国更可爱！”
记得1975年初访日本，有些日本朋友出于好意地对我说：“像您这样的人在那里恐怕没有个人自由可言吧？您今后还是在日本长住吧！我们可以帮您的忙。”
我听了总是微微一笑，说：“谢谢您的好意。请你们想一想，像我这样的人，今天能在这里见到您，没有自由能行吗？我也希望你们能到中国去看一看，我在那里等着你们。”
他们听了，都说：“我明白了。”
有一个时期，日本还流传着“溥杰在中国生活潦倒”的谣言，于是先后有三个人赠给我巨额日元，有的人甚至不留姓名，把钱放在我的寓所，我都打听清楚后把钱还给他们，并且说明我生活很好，欢迎他们到中国作客。
我的亲身经历使我觉得中日两国人民一衣带水，有着深厚的骨肉之情，我们要珍惜中日两国人民这种世世代代一脉相传的友情，决不允许军国主义者破坏这种永恒的友谊。1980年我访问日本时，会见了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47期同学杉木，我们握手言欢，回首往事，共话沧桑，恍如隔世。当年我们这个中队的同学，如今尚健在的只有杉木、船木繁、我和润麒、张挺等几个人了，其余的同学有的死亡，有的下落不明。有的同学已经死于那场令人痛心的中日战争中。为了使历史不再重演，我赋了一首诗：
庚申再作蓬瀛客，
譬彼忘羊固有因。
欲为子孙筹大计，
自应世代结芳邻。
关山戎马浑如梦，
书剑芸*分外亲。
伏枥敢忘千里志，
还需我辈识途人。
我们都相互表示了愿为中日友好竭尽绵力的决心。那一年我还应日本在乡军人“借行社”的邀请，参加了他们组织的集会。我在会上说：“‘偕行’这两个字是取自中国《诗经·秦风》的‘与子偕行’句，意指在春秋争霸的混乱时代，人们要团结相处。我们不能把‘偕行’只看作中国春秋争霸的‘偕行’，更不能看作对外侵略时日本军队的‘偕行’。我们的‘偕行社’，要把‘偕行’作为反对帝国主义、霸权主义、封建主义的‘偕行’！”大家都拍手叫好，觉得我把“偕行”两字解释出了新意。
1988年日本的伪满洲国旧军人组织“兰星会”招待了我。我说伪满洲国已经结束了，现在新中国如旭日东升，光芒万丈，欢迎你们到新中国去看看。1988年2月7日我在日本竹内旅馆会见了日本国会议员山口淑子。50年前她在中国的名字叫李香兰，是伪满洲国颇有名气的电影演员和歌星，我们那时常有来往。如今相见，都已白发苍苍。我说：“以往的中日战争，对中日两国都带来了灾难。”山口淑子也说战争对两国都带来了不幸，但她在战后曾三次访华，高兴地看到新中国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她祝福中日两国在和平环境中和睦相处，永远友好下去。
1975年我们访问日本时，嫮生已经与福永健治结婚。福永是个健壮的小伙子，正在经营一家工厂。他们现在已经有了五个孩子。那一年访日时正好第四个外孙出生，我为孩子起名“浩伸”，就是中日联谊之意。我还高兴地写了一首诗：
七绝
一九七五年仲春重访扶桑，爰录喜闻浩伸外孙生诗，以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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