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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十五 西花厅的除夕晚餐
就在我回到北京参加工作以后，我的家属就在为我酝酿重建家庭。我回来了，浩回来不回来呢？我们夫妻俩该不该团聚呢？大家都认为破镜应该重圆，当年在特殊的历史条件下建立起来的政略婚姻现在已经完全有了崭新的内容，事实已证明我们夫妻俩的感情是深厚的、纯洁的，在热爱中国和中日友好这个大目标下，我们夫妻俩的感情更加巩固，没有理由再让我们天各一方了。
使我难忘的是我最敬爱的周总理也在为我的生活问题操心。溥仪特赦以后，周总理就和他提过物色对象重建家庭。现在他老人家也考虑到我和浩的团聚问题。1961年2月3日，北京市委统战部廖沫沙部长召集我的家属进行座谈，商讨我和浩的团聚问题。座谈会上我的弟妹都主张兄嫂应该团聚。会后润麒和三妹、老万和五妹就来到崇内旅馆我的住地。商量用他们几个人的名义向浩发出一封邀请信，告诉她我已特赦回京，欢迎她回国与我团聚。他们也敦促我向浩写信，诚恳地请她回国。请浩回来，这本来是我心头酝酿已久的宿愿，在抚顺战犯管理所朝思暮想的就是我能获释，她能回来，重建家庭，像一个普通老百姓那样地平静地过日子。历史上东汉梁鸿孟光举案齐眉相敬如宾的故事，多么让我向往呀！我很想重建家庭，但我没有给浩写信。因为在亲属酝酿我俩团聚的问题上，极力持反对意见的是大哥溥仪。他因为仇恨日本帝国主义，对作为日本人的浩极端不信任，总觉得这是日本派来监视他的特务，一直对浩有戒心。我娶了个日本妻子，他认为就是我犯下的天大错误。我理解他这种固执的偏见，但又埋怨他不理解我和浩之间纯正的爱情。他是我的长兄，弟妹们对他都无可奈何，我也惴惴不安，深恐我写信邀请浩回来的事会惹怒大哥。因而不敢轻易写这封邀请信。
在这关键时刻，敬爱的周恩来总理出头来调解我们之间的矛盾了。1961年2月12日下午，总理请我们爱新觉罗家族到他家中共进晚餐。接到请柬的除我以外还有七叔载涛、大哥溥仪、四弟溥任、二妹韫和和二妹夫郑广元、三妹韫颖和三妹夫郭布罗·润麒、四妹韫娴、五妹韫馨和五妹夫万嘉熙、六妹韫娱和六妹夫王力民、七妹韫欢等人。同时在座的还有中央统战部徐冰副部长、北京市委统战部的廖沫沙部长，还有北京市民政局的干部等。那天是旧历十二月二十七日，快到除夕了，天气晴朗，西花厅里喜气洋洋，洋溢着节日的气氛。总理和邓颖超大姐一直张罗着招待我们，为我们沏上了芳香四溢的碧螺春茶。
总理直截了当地说：“今天请你们来一起过年。另外和你们商量一下溥杰的家庭问题。他出来了，他的夫人还在日本。要不要邀请他的夫人回来一家团聚呢？”
大家思想没有准备，一时出现了冷场的情况。我也没有想到总理为这件事把我的家属全都请了来。我望着总理那亲切慈祥的面容，心里直翻腾。我想：总理呀！您对我一个有罪之人如此关怀，叫我怎样报答您呢？总理看见大家不说话，就说：“怎么样？找个年纪大的先说怎样？”他点名要溥仪先说。大哥溥仪果然发表了他不同意浩回来的意见，理由是他痛恨日本帝国主义。长期以来日本侵略者对他的迫害使他心有余悸，一提起日本人他就害怕。我和浩这桩由日本军国主义者包办的政略婚姻随着日本的战败理所当然应该解体，不应该再继续下去了。
“其他人说说吧！”
这时四弟溥任说了话：“我欢迎嫂子回来和二哥团聚，他们夫妻俩是有感情的。我们不应该拆散这一对有感情的夫妻。至于两国社会制度不同，我们大家可以帮助嫂子思想进步。”
紧跟着发言的是七妹。她不慌不忙地说：“我觉得让嫂子回来没有关系。二哥回来了，应该让嫂子回来和他团聚。夫妻团圆，人之常情嘛！再说日本女子讲究‘从一而终’，我们没有理由不让嫂子回来。至于嫂子是个日本人，对中国的社会生活不适应，我们大家帮助她，她会慢慢适应的。她的思想状况，经过大家帮助，也会进步的。”
随着老万、五妹、润麒、三妹、四妹等都发表了赞成浩回来团聚的意见，连年迈的七叔也同意浩回来。这时在一旁听着大家讨论的邓颖超大姐说话了：“肚子饿了吧？吃了饭再说吧！”
我们这次集会是下午4：30开始的，现在已经6：00多了。说句实话，肚子确实也饥肠辘辘了。总理也忙着说：“咱们不说了，先吃饭吧！快到除夕了，咱们吃顿饺子过年吧！”
我们在一个小饭厅里吃年夜饭。一共摆两桌：总理和邓大姐、载涛叔叔以及我们兄弟们坐一桌；另一桌是徐冰同志、廖沫沙同志以及润麒等人。桌上端上了热气腾腾的饺子，还有很多菜。我记得有一盘蒸得很烂的鸭子。总理和邓大姐不断地为我们夹菜夹饺子。我们还饮酒，饮的是茅台酒。我的弟妹中很多人还是第一次饮茅台酒呢！最后端上的是一锅紫糯米甜粥，这是别人送给总理的好米，总理用来招待我们了。吃饭中间，邓大姐看见润麒那一桌男人多，就说：“你们这桌年轻人多，吃得多，我们这桌来支援你们吧！”说罢就把我们这桌多余的饺子和菜往那桌上端。大家觉得在总理身边吃的这顿年夜饭吃得舒适温暖，真是一生难忘。
吃完饭稍事休息，总理又组织我们继续讨论刚才的话题。大家的意见也都是希望浩回来，就连最初不同意浩回国的大哥溥仪，最后也不坚持他的意见了。这时总理说：“请浩回来还是可以的。这么大的一个中国怎么会容不下一个日本女子呢？人是可以转变的嘛！我们把嵯峨浩接回来，有两个可能：一个是她和溥杰生活得很和谐，建立起一个美好的家庭，这是好事；一个是可能彼此失望，那就让她再回去。她想回日本也可以回去，来去自由嘛！嵯峨浩要是来了，大家要帮助她进步。她是由一个不同的社会制度国家来的，对于我们的社会，不会一下子就理解。大家要耐心地帮助她，不要操之过急，不要有什么顾虑，要多和她接触。”
在座的人都一一答应了。总理也觉得很高兴。这次接见一直到下午8：30才结束。大家从西花厅出来，被分头送回自己的家中。我在整个接见过程中，一直没有说话，但心情激动。总理在日理万机的繁忙事务中为我们夫妇俩的团聚而操劳。总理对我的恩德真是比天还高，比海还深。总理对我的恩情我没齿不忘。就在那天晚上，总理亲口嘱咐我写信邀请嵯峨浩回来。我回家后含泪给浩写了封信，我写道：“我们现在有了伟大的共产党，有了恩人周总理，我们可以团聚了。您回来吧！弟妹们在盼着兄嫂团聚，我也在盼我们夫妻重逢。我已经等了十六年，即使等白了头，我也要等你回来，把一个支离破碎的家庭重建成一个幸福美满的新家庭。等着您的答复。”
我的这封信以及亲属的邀请信，总理都请人带往日本，亲自交给了浩，并征求了浩的意见。实际上，在这以前总理已经派人和浩取得了联系，浩已有充分的归国准备。因此当这两封信到达浩手里以后，浩就整装待发了。
五十六 旧时燕子今归来
浩是在1961年5月回到中国的。在动身前，我与她通过几次信，告诉她我已做好了一切准备。她回来时，有哪些人要和她一起来，都可以来。浩告诉我除了她和女儿嫮生外，还有岳母嵯峨尚子、她的妹妹町田干子、我当年的同事、日本投降时曾任清东陵守备队的守备人员宫下明治同来。当时中、日还没有建交，从日本到中国来要绕道香港。事后听说，日本人回中国，浩还是第一个。所以他们要办理入境签证，比较费事。他们这一行在香港滞留了一些日子。
我和五妹夫万嘉熙在1961年4月26日晚20:30坐火车去广州迎接浩回来。4月28日晚23:00到达广州，住进了爱群大厦。因为浩一时不能回来，在大约半个月的时间里我和老万就在广州等待着，每天有人陪我们参观名胜古迹，看电影。但实在没有心思看下去。我们度日如年似地度过了这十来天。
香港报纸报道了浩已抵港的消息。
末代皇帝日籍弟妇偕母女 自由过港返北京与夫团聚
前伪“满洲国皇帝”溥仪的弟妇，溥杰的日籍妻子爱新觉罗·浩（闺名嵯峨浩），昨午奉母携女自东京搭英国海外航空公司班机飞来香港，将于今天乘车赴广州，和他丈夫返北京团聚。
她看来相当谦厚，谈话时始终保持谦逊甚至拘谨的笑容，语调温柔。她穿着一裳银色绣黑碎花的织锦旗袍，外罩同样的织锦短外套。
爱新觉罗·浩说，丈夫和她别后，一直有信给她。她相信他正在广州等候她回来。说到这里，她笑了————这时她笑得不像矜持，显然她心里是甜丝丝的。
我终于接到通知，浩一行将于5月12日到达广州。我和老万在指定的时间内到车站去接他们。这是从深圳开往广州的列车。我和老万进月台去迎接，眼看列车到站，慢慢地停下来了，旅客们从车厢下来涌向站台的出口。这时我看见几个妇女正从车厢的梯阶走下来，凭我的直觉，那是浩！没有错，长时期苦难岁月的煎熬，她的额顶也平添了皱纹，她也老了。但我仍然清楚地认出来，这是浩。她身穿黑织锦的旗袍，这是为了表示她要回国做一个中国女人，因而穿了中国旗袍。她手里捧着一只方盒，那一定是慧生的骨灰盒，我感到心里一阵痛楚。我的慧儿，你回来了，可惜我只能见到你的骨灰，再也见不到你那美丽活泼的倩影了。我的心怦怦跳动着，和老万默默地迎上去。浩已经看见我了，她也向我走过来。我俩凝视着，长时期别离后的重逢，本来有千言万语要倾诉，这时却反而说不出话来。还是浩先开口，她欠了欠身，喃喃地说：“我对不起你………”她的喉头像堵住了似的。
“你什么也不要说了………”我走上前轻轻地接过那只骨灰盒，把它抱在怀里，就像我当初搂着我那五、六岁的慧儿一样。这时嫮生上来叫了我一声 “爸爸！”她已是个21岁的姑娘。我从她那亭亭玉立的身影上依稀看到了当初那个稚气十足的孩子。看到嫮生，想着慧生，我的心碎了。我招呼了我的岳母、干子夫人和宫下先生，随着人群走出站台。在走向旅馆的马路上，我用一只手抱着慧生的遗骨，另一只手习惯地挽住了浩的臂膀。在日本，当初我和浩结婚时，我们就是这样挽着臂膀走路的，嫮生又紧紧依偎着我们。十六年的岁月是漫长的，但现在当我和浩挽着臂膀一道走路时，我觉得这个漫长的岁月结束了，我们的新生活开始了。我想起了宋人吴文英的《忆旧游》词：
葵梦迷烟处，问离巢孤燕，飞过谁家？故人为写深怨，空壁扫秋蛇。
我写字时笔锋柔婉飘逸，那实在是在流洒着我那难以摆脱的一腔离愁。现在旧时燕子归来了，我的心里充满了希望，让我们重筑新巢营建新生吧！
在广州的第一天晚上，我们一家三口纵谈往昔的生活。以往的回忆是辛酸的，我和浩都觉得不堪回首，尤其我想起伪满那一段黑暗的日子，更觉得羞愧难当。我们更多谈的是今后如何从头做起。最高兴的是嫮生，她用年轻姑娘特有的银铃般的声音向我们讲述着她的过去，以及她初到中国时难忘的印象。这声音总使我想起我从前常听到她那清脆的童音。我乘兴吟了一首诗：
半生自孽原难活，
却渡迷川竟有边。
悲喜抱持犹梦寐，
瀛溟儿女得团圆。
一家话到心头语，
大地春来望外天。
蚕逮暮僵丝始尽，
势将赎报竭余年。
我们在广州住了三天。浩到过中国的东北、上海，广州还是初次来。岳母尚子夫人、浩的妹妹干子夫人还是第一次到中国。这里树木葱郁，街道清洁，吸引了这些初来中国的客人。我们游览了越秀公园、黄花岗七十二烈士墓、孙中山纪念堂以及一些古老的寺院，在那里流连忘返，但我们还是急于回到北京去，那里有我们自己的家，新的生活等待着我们。5月15日早晨6:30我们坐火车回来。5月17日早晨8:05到达了北京。
五十七 护国寺街52号
一出北京车站，我的弟妹几乎全部都来接我们了。浩一眼认出了三妹，高兴地上前握手。她俩在日本时就熟悉得像亲姊妹一样。汽车把我们送往新居，一路上浩注意着金碧辉煌的故都建筑以及大量新盖的高层建筑。她注意到我们这个新国家正在发生巨大的变化。汽车在护国寺街52号门前停下。这是我们的新居。这所房子原本是父亲醇亲王的产业，他买了一些小房子分给我们兄弟几人居住。这所房原来就打算分给我的，但我一直没有住过。在我搬进来住之前，是一所工厂使用着。当我们从广州回到北京，很短的时间内，工厂已经迁出，小四合院被油漆一新，安置着沙发、软床等新式家具。当时家庭私用电话还很少，但是我们家按上了电话，连锅碗瓢勺都准备好了。还有一名保姆照顾我们的生活。这一切都使浩惊喜若狂。她问我：谁为我们安排了这样好的居住条件？我怀着感激的心情告诉了她一个人的名字：“周恩来。”
“他那么忙，还能照顾到我们的生活？”
“因为我已经获得特赦，回到人民的队伍中来了。”
“我们在庭院里种些花和树吧！”浩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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