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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本小说网 www.qbshu.com,最快更新赵元任早年自传最新章节!

好,不过我不能老让她误会。也许像我以前说的,我应该少来看你们。可是为什么我该————”我说了半句停住不说了,和她在公园里静静地走来走去,最后在“公理战胜牌楼”停下来,她说:“对了,赵先生,你还是不要再来看我们吧。我想这样于你最好,于我也最好。”说了她就转身走开。

    “韵卿!”我亲切地叫她,她回过头来。

    “韵卿,”我又叫一声,“就那么样算了吗?————我是说咱们?”我怕她会回答:“咱们?怎么叫咱们?”但是她未作声,向我走过来。

    “韵卿,”我说,“我不能。”

    我们在公园里走着,又回到西山坡,走过“来今雨轩”,穿过松林,走“格言亭”底下,经过“社稷坛”,到了公园门口,一直到游人渐渐多起来,才提醒我这公园不光是属于“咱们”的,我们两个都还有工作呢。

    要是没有李大夫,森仁医院显然就得关门或转与别人,后来真的转与别人了。当时的情况已很复杂,更复杂的事还未来呢。罗素大部分演讲是在北京,一九二一年三月,一百里以南的保定(译者按:北平距保定名义上四百里,至少三百五十里)育德中学请他去演讲。附带在此一提,我曾到我儿时住过的元宝胡同和扁担胡同一观旧居。像通常一样,儿时到过的地方,时隔多年之后,现在看起来,至为矮小。尽管罗素思想激烈,在日常习惯上,他却是一个完全可尊敬的英国绅士。他在不生火的大礼堂讲演,一向坚持脱掉大衣。结果,他回到北京即发高烧,住进德国医院,由狄博尔(Dipper)大夫诊治。到了三月廿六日,左右两肺均发炎,身体极为虚弱,朋友们考虑请他签字委任状给勃拉克小姐,因为他们还未正式结婚。杜威为他拟好草稿。他虽然虚弱,可是却颇清醒,口中喃喃而言:“委任状?”然后试着签字。医生恐怕他办不到,可是他还是潦草地签了“B.Russell”。他仍然认得我,小声叫我“尺先生”(Mister Ch’)。他叫杜威的名字说:“我希望所有我的朋友不离开我。”翌日,艾瑟(Esser)大夫说罗素先生情况“更坏了”,但是杜威夫人则说鲁滨逊(Robinson)大夫不那么悲观。到了四月十七日,他已无危险,五月三日已能接见访问者。同时伦敦报纸报导说罗素业已逝世。听到这个消息,他说:“告诉他们,我的死讯太过夸大其词。”他的健康恢复得很好,在回英国前,还做过若干次讲演,并参加几次盛大宴会。

    我和杨韵卿恋爱日深,需要赶快解决我的老问题。我舅父冯聃生和叔祖赵竹君做中间人,两方同意男方给女方“教育费”两千元。我特别去到南方安排此事。我到苏州看大寄娘,在常州看阿姆娘;将我父母老早存在两家当店的存款提出,并将我买的一些“自由公债”(Liberty Bonds)换现,凑足“教育费”交与叔祖,正式解除了婚约。在沪宁铁路上跑了多次,车上一个泡茶侍者我竟遇到四次。回到北京,我以自由之身去看我的女友。几乎经过二十年后,我第一次可以说“我是自己的了”(她以前也那么说过)。

    现在我们可以自由自在做我们喜欢做的事了,我们觉得该做的事太多了。森仁医院歇业后,转给以前所有人的同学朱徵小姐,韵卿称之为“湘姊”,更名为“继仁医院”,李大夫在西山另就职业。韵卿搬到箭杆胡同两位英国小姐李伏西家中,在那里我可以更私下会晤她。像通常一样,我把几个熨斗同时放在火中,结果都未烫完。不过我却写好第二次通函————或第一次绿函————寄给我的朋友,因为封面、封底是用绿色的。三月十九日,我寄出一六四封,七十九封寄给中国朋友,八十五封寄给非中国人。那时我开始接触到高本汉(Bernhard Karlgren)的杰作《中国音韵学》(以后罗常培、李方桂和我,我们三人译成中文)。有关“国语统一委员会”的活动,商务印书馆要我写一本教科书,并制作一套国语留声片;但我最感兴趣的还是翻译《爱丽丝梦游仙境》,这是我的处女作,由胡适命的书名,一九二二年在上海出版。

    我并不是尽在工作而没有玩,韵卿和我到各处去玩。四月十五日我们到灵光寺(译者按:为西山八大处之一),在那里我以文言为她作了一首诗。另一次我们到南口游明陵,骑在石骆驼上照了一张相。最后我们在东城美好角落找到一所住宅————小雅宝胡同四十九号(以前那个胡同叫作小哑巴胡同),一楼一底,房间极舒适,还有屋顶花园。住的地方是有了,还有许多别的事须待处理。我们到中央公园,自照了多张相片,决定以在格言亭拍的一张和我们结婚————或无仪式结婚————通知书一起寄给我们的亲友,一共寄了四百份左右。相片上刻的格言是“阳明之言曰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丹书之言曰敬胜怠者昌怠胜敬者灭”。我的同班同学胡适劝我们至少用最低限度的办法,找两个证人签字,贴四毛钱印花,才算合法。下面是胡适回忆那晚写的话:

    赵元任常到我家来,长谈音韵学和语文罗马化问题,我们在康奈尔读书的时候就常如此。以后我注意到他来的没有那么勤,我们讨论的也没有那么彻底。同时我也注意到他和我的同乡杨步伟(韵卿)小姐时常来往。有一天,元任打电话给我问我明晚是不是有时间来小雅宝胡同四十九号和他及杨小姐,还有另一位朋友朱春国(Chunkuo,湘姊朱徵的号)小姐一块吃晚饭。城里那一带并没有餐馆或俱乐部之类用餐的处所,我猜想是怎么一回事。为了有备无患,我带了一本有我注解的《红楼梦》,像礼物一样,精致的包起来。为防我猜错,在外面加包一层普通纸张。

    那晚,我们四个人在精致小巧住宅里,吃了一顿精致晚餐,共有四样适口小菜,是杨小姐自己烧的。茶后,元任取出他手写的一张文件,说要是朱大夫和我愿签名作证,他和韵卿将极感荣幸。赵元任和杨步伟便这样结了婚。我是送给他俩礼物的第一人。

    在我们寄给亲友的通知书上,我们说接到这项消息的时候,我们已在一九二一年六月一日下午三点钟东经一百二十度平均太阳标准时结了婚。除了两项例外,贺礼绝对不收。例外一是书信、诗文或音乐曲谱等;例外二是捐款给中国科学社。到了通知书上定的结婚时间,我们其实是在邮政局寄发通知书和照片呢。

    第二天,《晨报》以特号大字标题“新人物的新式结婚”报道了我们的婚礼。后来我问罗素先生我们结婚的方式是不是太保守,他答称:“足够激进。”威斯康辛州威廉斯湾夜可思天文台的比斯布罗克教授接到英文通知书,就贴在天文台的布告牌上,让他的同事们看一九二一年六月二十一日(译者按:不知何故著者于此处及第三部分第四章,均作六月二十一日,实际则为六月一日)下午三点钟东经一百二十度平均太阳标准时,发生了何种天文现象。年轻人开始学我们的结婚仪式,实际上没有一次学像了的,我们四个女儿也不例外,他们的婚礼总不如我们无仪式的结婚简单。

    我们这种激进方式触怒了若干我们不想触怒的人士。我最喜欢的姑妈侬姑(杨梦龙夫人)送来一个花篮,我未听韵卿的劝告,退回了,因为既不是文字也不是音乐作品。此后我一直在追悔,那个花篮总可看作精心制作的祝贺卡片呀。为了弥补那次不愉快,我们试图和她儿子毕尔(译者按:原文为Bill乃William之昵称,其中文姓名据杨时逢先生告为杨祺祚)保持友谊,他现在南加州大学任教。韵卿的大伯本来不赞成她退婚,这次更是大为尴尬,因为刚在他告诉朋友不晓得他的女儿又是侄女在何时何地结婚之后,每个人便接到通知书,有些人甚至比他还早收到。

    这一切事情发生得太快,我们无从对以后生活确定计划,虽然韵卿晓得我想回美国,在名义上而言,我仍是从康奈尔休假。可是如果她要继续医学工作,康奈尔医学院设在纽约,而非在伊萨卡。因此我们开始想回哈佛去,哈佛附近便有个医务学校。我和教过我的教授伍德斯一直在通信,六月间我接到他来信说哈佛哲学系可以收留我,让我做逻辑学和中文的讲师,我立即表示接受。接着是一连串的准备与活动。为了避免结婚喜宴麻烦,其实我们不得不分着举行许多次聚会,加起来比举办一次大宴会还要麻烦,可是分着办乐趣较多。我们请了两家的家眷亲戚们;有一次我的叔父Li Ch'ing(侬姑的兄弟)玩弄我的提琴,用力地拉,我说:“叔叔,你弄断了我的弦啦!”在中文里,断弦意思是太太去世。韵卿和我都喜欢说让人吃惊的话。另一次聚会是在屋顶花园请“中国科学社”的会员。还有一次屋顶花园聚会,请罗素、勃拉克和英国公使馆的班奈特。我冒昧说那天罗素照的相片极似“发怒的独居人”(Mad Hatter),他说不那么妙想天开的比喻也许更为适切。我请读者看一看那张相片,自己评断一下。为罗素、勃拉克及杜威送行的宴会多不胜数,我发现翻译那些客气话比翻译数学的哲学要难得多。为杜威翻译,有时我不得不自作主张,他的格调极难表达。例如,他提到“谈话、讨论及会议”(talks,discussions and conferences),我不得不想出几个中文近乎同义字。另外一件占我许多时间和注意的事,是准备制作国语留声片,我到美国后,要为哥伦比亚留声机公司录音。在长串旅行准备当中,出现一个疙瘩,就是眼睛有了麻烦。医生说我的右眼有沙眼,去不了美国,在协和医院多次诊治后,总算好一点,为了确保不致被羁留,我从美国驻华大使(译者按:当时各国驻华使节最高为公使)舒尔曼获得一封介绍信,他以前做过康奈尔大学校长,我认得他。

    最后,在一九二一年八月二十日,我们离开北京前往南方,在东站和许多送行的亲友说再见。那天的日记是韵卿用文言文代写的:“今日乃与吾夫旅行之第一日。多人来东站送行,余觉吾等并非离开北京,似乎不久便到天津。余未晕车。经过许多麻烦,吾等获得极佳之买办仓票。吾等到岸上百乐门(Belmont)餐馆吃顿西餐。”以后我恢复写日记。到了八月三十日,我们搭乘“西伯利亚丸”从上海经日本去旧金山。到船上为我们送行的有胡适、林炳南(她同学贡虹的兄弟)、商务印书馆的高梦旦等人。我们为每人叫来冷饮。胡适看到韵卿在玩弄柠檬汽水,喝得并不多,他说:“杨大夫,也许我语无伦次,我想你不是晕船,可能是‘害喜’吧?”在中文里“有喜”便是怀了孕。

    我太太计划到美国后从事医务工作,便这样变成生儿育女,及从另一面看听诊器。最后我们生了四个女儿,全都结了婚,有了六个外孙男孙女。我们以后的故事将在另一册书中加以叙述————《杂记赵家》,由赵杨步伟执笔,我则供应语言学及音乐的细节,加上通常不相干的脚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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