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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留美十年之后，上一章结尾刚才对美国说一声“再见”，可是我仍将第十一年在北京这一章包括在《在美十年》之中，这有几项理由：第一，我从未觉得永远离开美国，只是名义上从康奈尔休假。第二，我和杨步伟恋爱结婚之后，我们立即决定前去美国定居，所以那年不过是我旅美年代中的一个插曲。可是事情并不那么简单。自我结婚生女之后，一家数口多次往返于欧、美、亚三大洲之间，成为洲际旅行的常客：一九二〇——一九二一在中国；一九二一——一九二四在美国；一九二四——一九二五在欧洲；一九二五——一九三二在中国；一九三二——一九三三在美国；一九三二——一九三八在中国；一九三八——一九七三在美国（一九五九及一九六八曾到中国台湾）；一九七三年春在中国；一九七三至今在美国。不过那是我们夫妻将要合写的另一本书《杂记赵家》的主题，而由我太太以第一人称所述说。现在回到一九二〇——一九二一年。
自旧金山到上海这段海程，于七月廿四日上船，八月十七日到达，一共是二十五天————不对，我八月五日的日记说：“没有八月五日”，那天我们通过一百八十度子午线国际日线。我们还是在船上二十四天多一点。七月廿九日早晨我看到彩虹，晚间又看到月光反射的彩虹，那是我第一次也是惟一一次看到那种景象。经过火奴鲁鲁时，我像观光客一样参观悬崖及水族馆，也看到我哈佛的朋友钟（M.F.Chung）。我和驾驶亨利（Henry）先生交上朋友，他准我掌舵几分钟。奇怪之极，轮船居然达到目的地。经过日本时候，轮船停泊横滨，我甚至有时间到东京参观东京大学。然后我致电上海青年会“请于星期三为赵元任保留一房间”。到了上海以后，我去拜访好几位老朋友，其中有俞大维、晏阳初，我女友的未婚夫胡宣明等人。那时正是中国科学社在南京开年度会议的时候，所以我匆忙赶去南京，自该社迁到中国后，我第一次出席年会。我会晤到当时的会长任鸿隽、编辑杨铨、三位胡先生，以及我在美国结识的许多其他朋友。那时离学校开学还太早，我回到家乡常州看阿姆娘（常州话“伯母”），阿姆娘娘家姓左，谈论往事以及我解除婚约的事。几乎每次我经过常州，我都要去天宁寺和清凉寺，并拜访清凉寺的方丈静波。然后我再去苏州拜候我外婆和姨妈大寄娘，一九〇五年我曾在她家住过一年。我仍然能够流利说常州话和苏州话，觉得毫不拘束。
八月十九日我在南京的时候，我从胡敦复、胡明复及胡适处听说，梁启超、张东荪等人领导的进步党要我为罗素做翻译，罗素即将来中国做学术讲演。三位胡先生警告我不要被该党利用提高其声望，以达成其政治目标，并告诉我不可让他们把我仅仅当作译员看待。我同意小心将事，同时也欢迎有此机会会晤这位学者并为他任译员，他的著作对我在哈佛的工作具有极大影响。因而我在清华任教的事便发生了变化，我在北京城的时间倒比在清华园的时间多（译者按：清华大学在北平西直门外，距市中心约一小时车程）。惟在罗素来到之前，我还有时间北上在清华教书。我在清华西偏院的西南角，称为学务处的建筑，找到一间房间。后来有人告诉我，那间房间是个幸运房间，任何单身汉住在那里，不久便会结婚————我也不例外。最初我本定教代数和英文，以后教务长赵国材要我改教中国史和哲学，最后决定教心理学和物理。可是我还没有教多少天，就得南下去接罗素。为了请罗素来中国讲学，特别组织了一个“讲学社”，由蒋百里和清华校长金邦正交涉“借”我为罗素做翻译。蒋氏咨询的著名学者有蔡元培、丁文江、陶履恭、秦景阳等人。我请我的朋友王赓在我离开清华期间，用我的讲义大纲，代我授课。
在我开始为罗素翻译那年之前，有件事情使我伤脑筋、费时间，比为罗素翻译要麻烦得多，那就是我是江阴女孩陈仪庄（译音）的未婚夫，这个女孩我从未见过，是我家在我双亲逝世后为我订的亲。九月十八日整个下午我在“国语统一委员会”开会，会后太晚了不能回清华，城门业已关闭。因此我去到庞家，表哥庞敦敏是我大寄娘的儿子，他太太织文，我称为“五哥”，是我舅父冯聃生的女儿。那晚他们有个颇为盛大的聚会，大多数客人是中央防疫局人员和留日学医同学。聃生舅父也在那里，我解除婚约须付两千元代价的事，成为谈话资料。是合于逻辑呢还是偶然呢？那晚我遇到“五哥”和敦敏的在日本同学李贯中和杨步伟两位女医生，她们两人在绒线胡同合开了一家“森仁医院”。她们以前学医同学林贯虹早死，这三个人的姓，林、李、杨都是木部，三木成“森”；其中一人已故，只存两人，所以称“仁”，这就是“森仁医院”名称的由来。次日这两位医生请“五哥”和敦敏在中央公园吃饭，我是住在“五哥”家里的客人，所以也在被请之列。我在日记上说这两位女主人百分之百的开通，杨大夫也有个家庭安排的未婚夫，那个婚约被她解除了。全体人员饭后去到医院，被招待吃法式西点和美国巧克力糖。敦敏和五哥唱昆曲，我则唱Annie Laurie歌。第二天早晨我想回清华赶上八点钟课，可是没赶到，我的手表慢了一刻钟。此后我几乎每两天去森仁医院一次，到了九月廿五日我向两位大夫告别说，我恐怕太忙，如果我不能再来，希望她们不要介意；可是当晚我又去了。听到外面出了车祸找医生，我随着她们跑到大门，匆忙中我踩到花盆，打破一盆菊花。自那时以后，每年在你们知道是谁的生日，我便买一盆菊花。
我该南下迎接罗素了。我先到汉口，由赵大夫介绍她两位堂兄弟赵缘生和赵雨生招待我，他们陪我参观汉阳铁厂、黄鹤楼等处，黄鹤楼很让我失望，被火焚毁之后，重修成方顶西式建筑。经过九江时，我短暂停留，纪录当地的方言。经过南京时，我不须纪录南京的方言，我在一九〇七——一九一〇，曾在那里住过三年。十月十三日我看到“波诌”（Porthos）号轮船停泊在上海，料想罗素一定大驾已到。我在日记上记载罗素极像我从照片及描述中所想的模样，惟看起来比我想象的更强壮、更高，仪态更优雅。由于我们在哈佛有共同朋友，所以我易于结识他。当天在上海，次日在吴淞有盛大的宴会和欢迎会。在欢迎会上，随同罗素来的豆拉·勃拉克女士（Dora Black）也讲了话。欢迎词以及罗素和勃拉克的答词都由我翻译，通常是讲完一段翻译一次。我发觉客气话极难翻，不过以后翻译学术演讲就比较容易，尤以事前我能看到讲演大纲的时候为然。
在上海短暂停留后，我和罗素一行经杭州、南京、长沙，然后北上去北京，沿途趣事颇多。在女子高等师范讲演的时候，人们兴趣浓厚，有一千五百人挤不进讲堂，那个年头并没有有效的音响设备将讲词播放于场外。我利用这种机会演习我的方言。在杭州，有名的西湖便在城外，我以杭州方言翻译罗素和勃拉克的讲词，杭州方言实际上是一种吴语，因曾为南宋首都，故带官话语汇。在我们去湖南长沙途中，在江永船上有杨端六，他是湖南赞助人之一，我从他那里学了一点湖南方言。十月二十六日晚，我翻译了罗素的讲演，讲完后，一个学生走上前来问我：“你是哪县人？”我学湖南话还不到一个星期，他以为我是湖南人，说不好官话，实际上我能说官话，而说不好湖南话。次日有几次集会和餐会，我得有机会晤见蔡元培（以后任北京大学校长和中央研究院院长）和比我年长同乡吴稚晖。在湘督谭延闿请宴席上，我为谭翻译，杨端六则为罗素翻译。那晚月全食，罗素在讲词中特别提到两位古代天文家因未敲打盆锅和放爆竹，吓走试图吞下月亮的天狗，而被处决。可是杨端六只翻译他说的客气话，而未翻月食的事！
回到北京，活动频繁，讲学社的蒋百里在东北城（译者按：以内城及当地习称而言，应为东城）遂安伯胡同二号找到一所住宅，由我和罗素同住。他和勃拉克小姐住在北上房，我睡在东厢房，书房则在西厢房。在那个年头，结婚前，青年男女见面都有悖传统，而罗素先生和勃拉克小姐同宅而居竟未引起议论。校长金邦正同意将我“借与”“讲学社”一年，于是我便从清华搬进城内。十一月五日进步党领导人梁启超先生来访，那是我第一次会晤这位著名学者和大人物，在二十世纪初，每个月我们都引领盼望阅读他所主编的《新民丛报》。
罗素在北京大学讲演，通常是在三院，在师范大学则在顺治门（译者按：又称宣武门）外。第一次演讲，约有一千五百人前来听讲。我在十一月十日第二次讲演后的日记上写道：“我照着己意大加引申说明……以译员的身份讲，比主讲人讲更有乐趣，因为译员讲后才引起听众反应。”在师范大学讲哲学问题，讲到老问题：什么是物质（Matter）？不足挂齿（Never mind）！什么是心意（Mind）？无关重要（It doesn'tmatter）！我翻译起来颇觉困难，只能说那是一种英文文字把戏。“需要大加思考以证明没有思考”（It required a good deal of thought to prove that there is no thought）这句话还较易翻译。有一次勃拉克小姐在师大演讲，提到未婚男人和未婚女人。中文的“婚”字，男子是“娶”，女子是“嫁”，我给翻拧了，成了“男不嫁、女不娶”。听众当然大笑，勃拉克莫名其妙，我只得小声对她说：“现在没时间解释，以后再告诉你。”和罗素讲演有关的一连串活动开始进行了。十一月，蒋百里创刊《罗素月刊》，由瞿世英任编辑。不久，罗素赞助人之一的傅铜创立一个“罗素研究组”，第一次聚会是在“西方回国学生俱乐部”举行的，有时也在其他处所。
我既搬进城内和罗素住在一起，和我两位女医生朋友在森仁医院见面的机会更多。她们常请我吃涮羊肉，或在医院，或在附近的小馆。有一次罗素在师大演讲，我和杨大夫迟到了，罗素站在台上呆看着，毫无办法。看到我和女孩子进来，他低声对我说：“坏人，坏人！”照那时的发展情形看，我觉得我确知我爱谁，或开始爱谁。不幸李大夫多少较为天真。我写给她一封长信，用友好的口气解释我的感觉，先给韵卿（杨步伟女士别号）看————我开始这样思量赵大夫————她说李大夫不会懂我的意思。我将信交给她，她果然不懂，我不得不直说我的意思是另有其人。不久李大夫便神经紧张不宁，不得不到汤山温泉休养，以后我和韵卿曾同去看她。一天晚上，我打电话给韵卿问明天早上能不能看她。她说可以，她会在家的。我说我要在中央公园西山坡上见她。七点钟她来到的时候，我已经在山顶上等了。
“你那么高啊，赵先生”，这是她说“早哇”的另一种方法。
我走下山坡对她说：“杨大夫（我一直不敢叫她名字，除非在思想里），我不知道怎么办才好了。我很佩服你待朋友那么好，可是我怕你可能伤害她，而对她没有好处。我愿意一切美好，不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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