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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回顾一下从一九一五到一九一八在哈佛这三年，似乎只是继续沉醉于研读哲学，获得学位。这种平铺直叙的生活有少数几次因生病和到附近地区旅行而被打断。但翻阅那几年的日记，我发现在我做学生的最后年代，还有许多事值得一提。
在哈佛的第一年，我一个人住在哈佛广场教堂街与麻州道交叉点的“学院寄宿舍”。一年后，在康奈尔和我住同房间的胡明复也来哈佛，于是我和他搬到牛津街波京斯馆（Perkins Hall）七十七号房，后搬到八十五号房，以后又搬到波京斯馆正对面的柯恩特馆（Conant Hall）。明复返回中国后，我和他的远房堂弟胡正修同住一室。在牛津街，在我身后走的男孩子高叫：“嘿，那个家伙需要理发！”在街头走路遇到熟人，我仍然不打招呼，因此早在康奈尔第二年，我便得了一个外号“教授”。除了心不在焉之外，我还犹豫不决。一九一六年十一月三日我写道：“今日余已二十四岁，仍然犹豫不决。”罗素、裴瑞（Ralph Barton Perry）和罗伊斯（Josiah Royce）的著作，我看了很多。第二年中期，我才开始想到博士论文的题目，最后决定的题目是“连续：方法论之研究”（Continuity：a Study in Methodology），在论文中我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何时算是程度上的区别，何时算是品类上的区别，品类上的区别能否减低成为程度上的区别等等。这项撰写论文的工作并未对我犹豫不决的习惯有任何助益。我的毕业论文是在协佛教授指导之下写成的，在我通过最后考试之后，主持考试的侯京（William E.Hocking）教授问我撰写论文是否影响我的个性，我回答说在那方面对我毫无帮助。
让我回转头来谈一谈那三年我读书的日常事务。我选修各式各样的课程，多数是讨论会（seminars），在讨论会上，在我最后决定我的论文题目之前，我宣读各式各样的文章，诸如《法律可改变吗？》和一篇因果律的文章等等。我在罗伊斯教授指导之下从事研究，他主持的形而上学研讨会极为动听。他介绍我阅读皮尔斯（C.S.Peirce）的著作，其丰富而有余韵的“逻辑”饶有趣味，但难于领会。罗伊斯于一九一六年九月十四日壮年物故，无从递补。在他遗言赠送的书籍中，我获得一部麦格斯威尔（Clark Maxwell）所著上下两册《电气与磁学》，由罗伊斯加以注解。对日抗战期间，我从南京流亡于一九三八年到云南携带少数几本书，这书是其中之一，现在仍摆在我的书架上。裴瑞和侯尔特两位教授几乎转变我成为实体论（realism）的信徒，虽然侯京教授是个唯心论者（idealist），在哲学方面以及私人方面，对我影响极大。英籍教授侯恩雷见解不褊狭，让我留下深刻印象。我并未受教于伍德斯教授，惟我第二次到剑桥（一九二一——一九二四）发起哈佛教学中文，他是最重要的推动人物。我在上文提过，我的论文指导教授是协佛，他以发明斜线“/”而闻名，斜线的意思是“既不又不”，单从这项发明，整个形式逻辑学便可建立，还有整个数学，如怀特海（Whitehead）和罗素所做过的，他们的杰作当然是《数学原理》（Principia Mathematica）。惟我以及多数学生觉得在数学和哲学内外，其先驱，罗素著的《数学原理》（Principles of Mathematics）远较可读。
我不能决定究竟选修心理学还是科学史作为我的副修课程，所以这两种课程我都选修一些。孟德伯（Hugo Münsterberg）教授是一位有声有色的生动讲师，惟我觉得在蓝格菲（H.S.Langfeld）教授教导下，我学得较多，蓝太太也教我弹钢琴。韩德森（L.J.Henderson）教授和沙顿（George Sarton）教我科学史，那时科学史还是一门新课程，沙顿教的两门课，班上只有我一个学生。上课地点是魏德纳图书馆（Widener Library）内沙顿的小书房。我决定不了我该不该点头或说是，或像班上任何学生那样，静静地坐着。我并未选修亨廷顿教授的课，但征询他对我的论文和课外活动的意见。他鼓励我在图书馆涉猎，被我找到芮格（Wm.F.Rigg）写的一篇文章：《两世纪前的中国星图》（A Chinese Star Map Two Centuries Old，刊在一九一六年一月的《大众天文学》），以及史雷格（Gustav Schlegel）一八七五年所著《中国天体学》一书中大批资料，我据以写了一篇文章《中西星名图稿》（Jong-Shi Shingming Twukao）在上海《科学》第三卷（一九一七年）发表，费了我两个月一百三十小时才写完。
我继续对语言学发生兴趣，选修了葛然简（Charles H.Grandgent）教授的“言语学入门”。在哈佛的最后一年，我第一次会到以“基本英语”闻名的理查斯（Ivor A.Richards），以后在清华大学，他成为我的同事，我们时常见面。后来我对基本英语兴趣浓厚，写了一本基本英语教科书，且试以非美国口音灌了一套录音片（一九三四年上海中华书局出版，附录音片）。基本英语便是理查斯和欧格登（C.K.Ogden）共同发明的。那几年我有一次有趣的语言经验，即倾听聋盲天才海伦·凯勒（Helen Keller）讲演。通常她先用手语和译员讲话，再由译员说出她要说的话，可是那次她自己高声讲出，惟我颇难听懂她的话。三十年后，我却很容易和贝尔电话公司试验室的聋子音响学者布鲁姆（Edger Bloom）交谈，当时我在贝尔试验室任顾问。他们业已发明了光谱图，显示出话语各种频率因素的相关强度，以便初学者能看到他发音的形态，而对自己的发音和他要仿学的声音加以比较。我继续研究中国方言，有很多机会从哈佛到麻省理工学院中国朋友听到并学习方言。一位朋友张云（Chang Yun）是陕西西安人，他教我的一段话是这样的：
来下，来下！
人家娃，在书房读书呢。
咱的娃，拿勺勺要水呢。
不说起，是他二爸呢。
说起他娘可不行。
去下，去下，叫娃要去要去！
（译者注：发音略）
最怪的是“书”字，中国大部地区读为shu，他则读为fu，我们都学着他玩。张云业已去世，一九七三年四月二十八日我上次旅行时曾拜访他，我仍然记得而且背诵出他的腔调，他颇引以为乐。
虽然要准备考试、撰报告、写论文，我仍有时间参加许多课外活动。在康奈尔我学过天文学一门课程，我继续研究星球，一九一六年六月我学会看仙后星座的位置来判定时间。我买了一架望远镜，一九一八年八月十八日，当射手座消失在月亮的黑暗面之际，我能看到它的月掩（Occultation）。在课外阅读方面，我极欣赏怀特的《自传》、班奈特的《一天二十四小时》、戴莫根的《奇人的预算》及加洛尔的《猎怪兽》。我也选修更多的函授课程，如个人效率课。我对效率本身比自己增加效率更有兴趣。我不大去听公开讲演，惟常去听克罗则（Samuel Crothers）在正对着我房间的一神教堂讲道。我喜欢听他讲，不是我相信一神论，而是因为他是好的论文家和善于雄辩的演说家。我继续在哲学会社、数学会社、世界会社、中国学生会社等团体为活跃分子，和在康奈尔时候一样，参加一年一度在各城市举行的中国学生联盟会议。我作的独幕喜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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