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安装我们的客户端
更新超快的免费小说APP
添加到主屏幕
请点击
，然后点击“添加到主屏幕”
我们到达旧金山，正赶上看庆祝加州于一九一〇年加入联邦日（Festivities of the California Admission Day）。当时我得到的对美国印象和以后我在纽约州伊萨卡（Ithaca）所见到的，颇不相同。我们这批清华学生由蒋梦麟等人来接，梦麟那时是加州大学四年级学生。我被安顿在斯托克顿（Stocton）街的东方旅馆（Oriental Hotel）。他们引导我们去看旧金山的景色，包括一九〇六年大地震尚未清除的废墟————不对，他们一向管那次地震称为“大火”。
不久我们这批人便被分成较小单位，分别送往各大学，大多在东部各州。我们搭乘横越大陆的火车去到水牛城（Buffalo），然后换车到伊萨卡，由一位高年级生金邦正（后为清华学校校长）来接。以前选送的第一批清华学生，大多数送到高中读书，他们觉得高中课程太过浅显，这是北京政府的错误。这次，我们全部送到大学，有些人甚至被承认具有稍高学分。我和另外十三位中国学生，获准进入康奈尔大学，做一年级生，包括胡适（当时英名为Suh Hu）和周仁，一九七三年我到上海曾见到周仁，最近他逝世了。
我对伊萨卡的第一印象是根本不像美国。以前我认为美国应该像明信片上所印的一排一排的高楼大厦，如波士顿毕康街（Beacon Street）出售的明信片，可是在这里，除了校园内的大楼外，所有房屋都是木造的————我称之为小茅舍。惟我习惯于伊萨卡的生活，一连四年住在那里，甚至未去过纽约市。
我住的第一个处所是林登道（Linden Avenue）一二七号一家寄宿舍，位于山下，距离校园多数建筑物约一英里之遥。后来我迁到卡斯卡迪拉馆（Cascadilla Hall），和我住同房间的是胡达（明复），我和他相互学方言。他是无锡人，在我家乡常州以东三十英里。外人很难分别出这两种口音，因为太近似了。胡家人那时我认识的颇有几位：明复的哥哥胡敦复一九〇九年在康奈尔毕业，是护送我们去美的三位监督之一；他俩的远房堂兄弟胡宪生一九一四年毕业；我们同班的胡适（和上述三胡无亲属关系）。因之颇有一段时期，我们的朋友难以分辨出胡是哪个胡（译者按：原文为Hu was Hu，与Who's Who声音相似）。以后在哈佛，和我住同房间的是敦复、明复的远房堂兄弟胡正修。
在康奈尔的生活，我可以引述我一天的日记。和通常一样，每个人都写文言文，甚至用文言文翻译英文，如went downtown to get eyeglasses译为“至下城取目镜”。以下是一九一〇年九月三十日我的日记：
学校今日开学。七时起床。八时前不久，（图书馆塔楼上的）悦耳钟声响起。第一课解析几何在怀特馆（White Hall）二十四室上课，史奈德（Virgil Snyder）教授提纲挈领，解释详明。胡明复与周仁及王预同在一班。第一课后，余至史密斯馆（Goldwin Smith Hall）一八三室上德文课，由波卜（R.P.Pope）教授讲解德文字母与发音。中午，校长舒尔曼（J.C.Schurman）对全体学生讲话。午饭后，去十号物理实验室，惟贴有通告，谓第一次集会于下周一举行。下午，划妥表格以志已作之工作。晚餐后，去（此处脱落一字）散步。晚读德文及演习解析几何。十一时就寝。
由于胡敦复对我解释过纯科学与实用科学的区别，于是我集中心力主要在数学与物理上，惟我得要满足课业分散的通常需要，我选修了美国史等课程，美国史我得了六十八分，是我做学生以来最低的分数。我得的最高分是数学得了两个一百分、一个得了九十九分，另外天文学得了一百分。若干年后，听说我仍然保持康奈尔历史上平均成绩的最高纪录。
一九一二年五月廿九日日记，记有我的课程表如下：
在大学上课数以百计的小时中，据我记忆所及，最富刺激性的一刻是一九一〇年十月六日在洛克菲勒馆（Rockefeller Hall）所做宇宙引力的全班实验。我在中国高等学堂学过重力和引力，惟宇宙引力的说法，即所有物体彼此吸引，在论及巨大物体和行星围绕太阳运转时，只是一种理论而已。这次，教授让我们看到物体相吸简单明了的事实。这项实验称为卡文迪许（Cavendish）试验，两个重铅球相距数英寸排列，在两球之间，用微小扭秤（torsion balance）悬挂另外两个小金属球，在细吊绳上装以反射镜。小球位在一条直线上，该直线与连接两铅球之线成直角。尼柯斯（E.L.Nichols）教授先对我们解说，然后移动两铅球数时，一铅球移近一小球，另一铅球移近另一小球，宇宙引力使得扭秤摆动，而致反射光点在墙壁上移动。这种移动情形只能在几秒钟内看到。我们兴奋得在地板上跺脚，这种动作是我到伊萨卡不久后学到的。直到今天，我仍然觉得那次实验宇宙引力是我所看到的最动人的一次物理实验。
我本来主修数学的，可是从上列的课程表，可以看出我选修的物理课程如不比数学课程多，至少也相等。在我读大学的初期，我的兴趣已扩及语言、哲学和音乐。
如我常说的，近几十年来我的主要职业是在语言方面，与其说是改变初衷，毋宁说是回到旧好。在《早年回忆》中我叙述过我对中国各地方言颇有兴趣。所以这次我修毕康奈尔需要的语文学分后，我又主动从宾州斯克兰顿城（Scranton）的国际函授学校学习法文。那真是一所学校，因为他们不只供应详尽的课本，还给你留声机片。我不但可听，且可用他们供给的设备在未录音的留声机片上录下练习，送到学校改正。不幸有一次练习未寄回来，我便录下“国函校监理他人财物”（I.C.S.was in rceivership）。那时是“世界语运动”的初期，我加入了“世界语俱乐部”，为其活跃分子。我的中国同学之一吴康，自名为Solvisto K.Wu，也这样签名。我的年长朋友胡敦复后来做（上海）大同大学校长，称自己的学校为“乌托邦大学”（Universitato Utopia）。（译者按：Solvisto、Universitato似均为世界语。）我对语言学发生浓厚兴趣是在选修戴维森教授所教音韵学之后。学了国际音韵字母，使我大开眼界，也大开耳界。以后在哈佛大学我选修更多音韵学课程，兴趣更为提高。
我对哲学方面兴趣也不小，在康奈尔第一年，兴趣就从数学转移到哲学。哲学入门是齐莱（Frank Thilly）教授教的；客座讲师协佛（Visiting Lecturer Henry M.Sheffer）给我留下深刻印象，我觉得他讲的课值得“彻底享受”（一九一二年二月十二日日记）。后来协佛在哈佛指导我写博士论文。克雷顿教授教导我逻辑学和其他课程。一九一三年五月十日晨，天气异乎寻常的冷，教室内温度是华氏表四十度，克教授一面试探微温的散热器，一面举首看窗外，顺便以实用主义对理想主义的口吻说：“我们需要的不是更多的光线，而是更多的热。”博得满堂————课堂也————彩。
在校内及校外，均使我提高对音乐的兴趣。在林登道安顿后不久，我以二百二十元买了一架二手货钢琴（原价三百五十元），分期付款，每月付三元五角。清华奖学金一个月只有六十元，全部开支（包括学费）包括在内。可是那个年头，物价便宜，我们付女房东膳宿费三元五角，早餐竟可吃到牛排大餐。现在回头来再说音乐。我常去听音乐会及私人演奏，诸如弦乐四重奏的崔沃（J.E.Trevor）教授、侯维兹（Hur Witz）博士、同学卡甫（Isidor Karp）和波飞（Perfy）先生。有些学生对于音乐兴趣极大，自排队购买每年一度“庆典音乐会”（Festival Concerts）季票一事，可见一斑。有一次我清晨四时即起床，到毛瑞尔馆（Morrill Hall）前等候开始售票，惟仍排到第三十名。又有一次我凌晨两点钟就到毛瑞尔馆排队，然后由邹秉文（一九一五班）接班，我回去睡觉，六点半我又去接替他，等候买季票。我经常去听每周在圣家堂（Sage Chapel）的风琴演奏会。第一次演奏的是姜斯东（Edward Johnstone），我跟他学谱曲；第二位是括尔斯（James T.Quarles）。我在日记上说，括尔斯教授奏的罗科哉进行曲（Rockoczy March）远不如姜斯东奏得好，惟括尔斯则是一位好教师。我跟他学弹钢琴与和声。
我将中国一首老调《老八板》谱了和声，他于一九一四年五月十八日风琴演奏会上予以演奏，那是我的“作品”第一次公开表演。我在日记中说“听起来非常美好”。我第一次印行的曲谱是《和平进行曲》（March of Peace），刊在一九一五年在上海出版的（中文）《科学》第一卷第一期一百廿一页，那首曲子像以后多数我谱的曲子一样，完全是东方格调。我的另一位钢琴教师是宋雅·席佛曼（Sonya Paeff Silverman），她是我数学老师路易·席佛曼（Louis Silverman）的太太。上文提到我数学两门学科得了一百分，其中一门是“方程论”，我想就是他给的。我从席佛曼太太先学弹“布尔格弥勒一百首”（Burgmuller 100），然后学弹莫扎特的钢琴曲（Mozart's sonatas）。时至今日，因为常弹贝多芬和肖邦的曲子，而少练习布尔格弥勒，我的手指仍照着布尔格弥勒曲谱滑动。我和席佛曼一家的关系继续了另一个世代。起初，在席佛曼太太指示给我看，某些调子该如何在钢琴弹奏时，我用奶瓶为小拉费尔（Raphael）喂奶。拉费尔长大以后以奚礼尔（Raphael Hillyer）之名为邱拉德四重奏（Juilliard Quartet）的大提琴手，演奏多年。一九四三年他在哈佛选修我的广府话课程。一天，我带领全班同学到波士顿侨香餐馆（Joy Hong Restaurant），侍者用广州话问他：“先生，你是什么时候从中国回来的？”他的音调感一定对他学习九种广州音，颇有帮助。
我叙述在常州和南京读书... -->>
本章未完，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