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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8年5月作。此篇系“文革”中为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所写交代材料。此次出版为第一次公开发表，保持原貌，没有做任何改动。
在解放后的大事记
1949年 56岁
在大中国图书局工作。
应诚明文学院院长蒋维乔聘，任中文系教授兼主任。
南京临近解放时，朱家骅逃赴台湾，经过上海，要求和我一见，我急遽避开，实在这十余年里，他害得我够苦了。
许多逃往台湾的人把“共产党斗‘三资’（资产、资格、资望）”的话恫吓我，要我随他们走，我不为所动，因为我确实不愿为国民党殉葬。
有人听北京广播，要我不离开大陆，又在报纸上看到人民政府的布告，说是从前任过国民参政员的、国大代表的，都不要走，我心更定。
5月25日，上海解放，我到淮海路上看解放军入城，市廛不惊，闾阎安堵。
上海市市长在旧中央研究院中，接见张元济和我。
是年春，台中大学招我任教，又吴康所办的中国文化学院迁到香港，亦来招我，陈可忠主持中山大学亦来招我，均未接受。
秋，到北京，开设大中国图书局北京分店。归途游蚌埠及怀远，登荆山、涂山，入禹庙，观启母石，望禹会村。
将抗战中所作笔记，整理为《浪口村随笔》六卷，油印百册，分赠同好，作抗战八年之纪念。
我家迁居武康路袁帅南家。他逃往台湾，要有可靠的人住，由叶揆初介绍，于3月中迁入。
出资，交张雁秋、姜又安开北海油店以自活。
1950年 57岁
在大中国工作。
上半年在诚明文学院任教。秋，该院并入“上海学院”，我但任教，不兼主任。由王善业任中文系主任。
?1955年6月，顾颉刚与于省吾、陈梦家等人在一起。
“苏州人民代表大会”选我为特邀代表，回苏开会，晤潘昌煦、屈伯刚、谢孝思等。
夏，上海市长陈毅聘我为“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委员。该会的主任委员是李亚农，副主任委员为徐森玉，委员有沈尹默、尹石公、汪旭初、程演生、柳翼谋等。李亚农常和我讨论古史问题，使我稍稍知道新史学的方向。
“中国史学会上海分会”成立，推举周谷城为主席，我和吕思勉等为常务理事。
作《昆仑传说和西羌文化》一文未毕。山东大学《文史哲》索稿，因将其中一章《〈穆天子传〉的著作时代》寄与。
秋，与静秋同到北京，住西郊公园北平研究院历史所尚爱松室。前，燕京大学对每一教职员扣工资百分之五，校中再加上同样数目，并交美国保险公司存储，做养老金。我在该校任职8年，加上离校13年的利息，以美金折合人民币，约有1000万元（即7000元），来信嘱我前往领取。我因出席出版总署召集的出版会议，因偕静秋到京接受。我因组织农业挂图稿件，与辛树帜同到西北农学院，商定合作办法。她回上海后，听信人言，在黑市中购买黄金廿余两，而所托匪人，竟买得假金，外面镀金而本质为铁。这是不信任人民币的结果。
抗美援朝志愿军大量开赴东北，我从西安上铁棚车，席地坐。夜中不堪严寒，饮白酒取暖。
1951年 58岁
在大中国图书局工作。我独自住入多伦路，闭门读书。
在上海学院任教。
在上海文管会工作。
开始与章巽合编《中国历史地图》。
译《尚书》中《周诰》五篇，未发表。
上海《大公报》王芸生召集各校教授批判胡适，我被邀参加。同会有沈尹默、周谷城、林同济等，约八人。批判文即在该报发表。
是年春，与静秋、潮儿同游西湖，遇张儒秀，她在浙江大学任教，请我至其家饭，同座有钱宝琼等。
我的妻兄张雁秋在旧社会历任县长，因他不贪污，不向上级送钱，曾为河南省主席刘峙监禁。后到黑龙江，与马占山共同抗日。失败后，流转桂、蜀，卖油条度日。抗战胜利后，连云市长张振汉请他做秘书主任。今年《反革命登记条例》公布后，他往登记后被捕。又我的姨甥姜又安曾任连云市公安局长，登记后亦被捕。姜又安查无劣迹，且曾保护地下党员四人有功，不久即行释放，判令回乡生产；但他迷恋都市，依我为生。张雁秋因历史较为复杂，判刑12年，他的家中用度亦由我担任。我每为不平，因连云市长张振汉逍遥法外，而令幕友张雁秋代负责任，我一时想不通。
抗美援朝战士到上海，讲战事的艰苦过程，如说该地气候严寒，衣服里边是汗，外面是冰，而偶一停止活动，则内衣的汗亦已成冰，我听了十分感动。上海学院叫我向战士献旗。
1952年 59岁
在沪参与职务如前。
夏，在大中国图书局参加“五反”运动，因我只负编辑责任，名为资方而实是劳方，所以只批判了一次。他们为我造一“ ”字，读音如“糟”。
在上海学院参加“三反”运动和思想改造运动，我直陈我和胡适、朱家骅、蒋介石的关系，因我所说比较彻底，运动完毕时得领导的表扬。
运动后，上海学院解散，教员分配到各大学，我仍归复旦。我因住居徐家汇区，离江湾太远，所以和校长陈望道说明，未开课程。
《中国历史地图》编竣。
1953年 60岁
工作同前。
秋，李亚农到京，开“中国科学院院部”会，议决令我到历史研究所工作。冬，我同丁君匋夫妇及林兰同到京，与尹达、刘大年会晤，接受这项任务。因上海有经手未了事项，约定明秋到京供职。
和尹、刘见面时，他们问我在上海收入多少，我答500元。他们以为我要求到京后工资要这许多，周总理把这事提到了国务会议，说他要五百就给他五百。北京各方面传播开来，就成为我勒索高价。
大中国图书局前曾由我编辑《历史小丛书》二十余种。这时出版分工，将书籍部门的资产与广益书局合并，组织“四联出版社”，因此我亦被分配到该社，名为编辑主任，实际只每星期前往开会一次。
大中国的地图部分已于上年合并到地图出版社，其制造地球仪部分亦划出，设立“大地文教用品社”。所以这书局只编印生产、生活、农业、牧业、生理、卫生、历史、地质等挂图，出版达40种。
?1953年4月，顾颉刚和夫人张静秋及儿女们在一起。
1954年 61岁
上半年，结束苏、沪各事。
自北京传说我要求500元工资的事传到了上海，我觉得这将给人一个恶劣的印象，即嘱静秋到京，面向尹达致意，说该给我多少就给多少，不要特殊化。尹达答应了，所以定我的工资为200元，这是当时最高的薪给。尹达并说，如不够用，可以写稿补助，所以我一到北京，古籍出版社姚绍华就来和我接洽，要我担任很多的工作。
9月，到京，任历史研究所一级研究员。当时范文澜、吴晗接受毛主席交下的任务：（一）标点《资治通鉴》，由北大教授周一良、齐思和、聂崇岐、张政烺、邓广铭等先点，由我校定；（二）改编杨守敬《历代疆域图》，由谭其骧主持，我助之。但《通鉴》是一部300卷的大书，而要一年完工，时间太促。我请求尹达展期，他说：“这事已上报毛主席，不能改了。”我急遽校定，而各人所点有长句、短句的不同，更有少错与多错的不同，要一一整齐，费工实多。我本性急，又任此急事，致怔忡病又发。
标点者，除上列数人外，又有王崇武、容肇祖、何兹全，委员共十人。他们学校事忙，大率在夜间做，故所点甚随便，平常又不易见面，无从商讨。
?1975年4月，顾颉刚与叶圣陶、俞平伯等人在叶圣陶家。
1954年9月，顾颉刚到北京，任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一级研究员。这一年，他参加了批判胡适、俞平伯的运动。
参加批判胡适、俞平伯的运动。
冬，“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任我为第二届特邀委员。
旧著《汉代学术史略》改名为《秦汉的方士与儒生》，在上海群联出版社出版，首加一长序。
尹达见了我，说：“你就害在这几百箱书上了。”这句话，我今天固然懂得，他是讽刺我只钻业务，不理会政治，只白不红，不是毛泽东时代的好干部。但那时我不懂，我以为科学院要我来，是为了我掌握了若干资料，这些资料正是为国家工作的基础，它怎么能害我呢？他也没有向下说去，使得我莫名其妙。
他又一次见我，说：“你是在上海等待蒋介石反攻大陆的，现在看我们的政权稳固了，你才肯来了。”这句话太刺痛了我。我倘使真是拥护蒋介石，为什么不跟他到台湾，而要在大陆上等候？上海固然近海，蒋介石妄想登陆是一个目的地，但天津也近海，难道能说天津人也在等待蒋介石吗？再说，我不早来北京，因为上海有业务，而北京方面尚未找我，科学院中也尚没有设立历史所，那么，要我放弃了上海的业务而到北京来空等干什么？
1955年 62岁
《通鉴》工作，由聂崇岐独力完成。
?1956年9月，顾颉刚与学生童书业夫妻在一起。
我开始整理《史记三家注》。嘱贺次君到北京图书馆，遍校《史记》各种版本，我每月给以50元，希望将来作成一部《史记三家注集证》。
《古籍考辨丛刊》（即抗战前在朴社出版的《辨伪丛刊》）第一辑在中华书局出版。续编第二辑，未付印。
夏，在所参加“肃反”运动，侯外庐领导。
秋，参加“中国民主促进会”，自是经常到会学习。
我自到历史所，尹达初问我要研究什么，我开了一个研究题目的单子去，却如石沉大海，不见回答。又一次开会，要我把稿子送给他看，我捆了四捆送去，依然不得消息。两个月后，我忍不住了，到他办公室里取了回来，原来是原封不动，他竟没有看。我问他究竟怎样，他只说一句“大而无当”，就把我几十年的工作批倒了。我有一次到中国书店去，看见一部书，我自己力量不足，想请所里买，他却说“不见可欲，使心不乱”，对我关了门。又有一次，我对他做一个建议，他回答我：“顾先生，我们所中的事请你不要管。”这和毛主席的要人民当家做主的方法是背道而驰的。如果在旧社会里，碰到这样的上司，我早已投向别处去了。因此，我心里总是郁郁不乐。
1956年 63岁
继续整理《史记三家注》。《三家注》的解释不同，以此标点就必须费一番思考，才可决定取谁舍谁。
夏，与全国人代、政协同仁参观东北三省的工、矿、农、林各方面的建设，直至北大荒、牡丹江诸地，开始看到新中国的光辉成就，使我无限兴奋，一洗在旧社会经历的各地阴暗印象。历时一个半月。
冬，参观广西各县的农田水利建设，并观“各民族民间文艺会演”，又到兴安观“秦渠”。历时两月，最远至隆林县。
这年，民进选我做中央委员，参加开会更多。
夏末秋初，到青岛，住杨向奎家，到童书业家饭。整理《浪口村随笔》，与童君商酌。约住两个月。
春，民进开会，予在小组上说：“我本来看学问很难，从来不敢以学术骄人。现在领导对我，他有过分的政治优越感，这就逼得我也激发了技术的优越感来了。”徐伯昕听得此语，他要为尹达和我调停，约好了一天，由尹达派车接我去，我吐了一肚皮牢骚，但他没有说话，此后依旧对我冷冰冰的，使我失去了到所工作的勇气。
1957年 64岁
春，将广西参观所得写了7000字，在政协大会上作书面发言。
?1957年11月，顾颉刚和李四光等人在一起。
这次政协大会历时两月之久，在会上亲聆毛主席《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发言。
会后病肺炎，痰中带血，先到小汤山疗养，后转青岛，住科学院新建宿舍。
由侯仁之约，与谭其骧、任美锷合编《古代地理名著选读》，我任《禹贡》部分，说明其著作时代，交科学出版社出版。
30年前标点的姚际恒《诗经通论》由中华书局出版，予自校一过。山东大学中文系招我演讲，因讲《诗经》。
为山东大学《文史哲》作了一篇《息壤考》。
自珍挈其次子育宜来青探予，住十余日归。
予因严重失眠，转入青岛疗养院，住居庸关路，与李四光对门，丁瓒夫妇亦时往来。静秋以予病，亦来，住至冬日始归。
这年，右派分子向党猖狂进攻，为工农群众揭发，其中熟人颇多，为之怵惕。回京后，即参加民进的反右整风运动。
1958年 65岁
与政协同仁分次参观杨柳青、徐水、安国、信阳、遂平、安阳等处的农业建设，天津、武汉等处的工业建设。
在民进参加交心运动，各中委都做自我批判，将近一年。
“民间文艺研究会”开大会，选我为常务理事。我将所存的通俗读物百数十册捐与该会。
北大派朝鲜留学生李址麟来，嘱我帮助他做“古朝鲜史”的研究，因此，我也只得赶做这方面的研究，总共经过了四年。
历史所迁至旧海军大楼，我的工作室在三楼北屋，冬间寒冷，始病肠炎，卧床数月。
是冬，《史记二家注》标点完工，交付中华书局。该局因我分段太细，占了许多空格，又每段上立一题，亦嫌麻烦，交宋云彬重点一次，颇有以不误为误的，殊不惬意。
1959年 66岁
开始整理《尚书》。这个工作是我50年来的积愿，承领导上交给我这项任务，我十分高兴地接受。但其中问题繁多，有古今本子的不同，有古今人解释的不同，有可用甲文、金文做比较而审识其意义的，有无从得旁证而没法解决的，有西土人的方言与东方截然不同的，有写假借字而无从认识其本字的，有本来写错或脱简、错简而无法连贯成文的，要做彻底整理须费绝大功夫。因此，先选《大诰》做麻雀解剖，为的这是周公对西土人说的，完全是西土的语法。这一篇做得好，那最难读的《周浩》八篇就迎刃而解了。
春，与政协同仁参观湖南省工农业建设，并到韶山冲谒毛主席故居，游洞庭湖，上君山，遇暴风雨，宿民家。归途到河南省观三门峡水库工程。
西藏叛乱平定，我为政协同仁讲“西藏历史”，参观宗教罪行展览。
5月，我请求尹达，入社会主义学院学习一年，承他面允，民进和该院接洽好了，但学部领导认为我年老，不必学习了，从此我就自安于“白专”道路，把全副精力用在《尚书》研究上，连民进的开会也感到勉强。
我当选第三届政协委员，列入民进代表。秋，政协成立“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周总理派我做副主任委员（主任范文澜，副主任杨东莼、申伯纯、李根源等），并亲嘱我写文，但我已用全力研究古代史和古文字学上，没有余力兼治近代史。会中派秘书吴采君来，我只叫她抄我的《尚书》稿。
冬，苏联专家越特金为译《史记》为俄文事来京，本所组织了一个五人小组，帮他解决问题，我也参与其事。（五人为王伯祥、胡厚宣、赵幼文、高志辛及予。）
1960年 67岁
春，哲学社会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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