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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5——6月作。原名为《顾颉刚自传》，连载于《东方文化》杂志。
我怎样从事民众教育工作
《古史辨》第一册《自序》，是我35岁时的一篇自传。现在又过了24年了，在这一段时间内我经历不平凡的生活，久已想再写一篇自传。现在趁着赵纪彬先生的邀约，我便写出这一部来。
我在《古史辨·自序》里曾说：我既不愿做政治工作，也不愿做社会活动，我只望终老在研究室里。这个志愿，在这二十余年中没有变过，然而却做了社会活动，也接近了政治工作。为什么会这样？再也想不到是做了一次旅行的结果。
自国民革命后，蔡元培先生做了中央研究院院长，就任我为历史语言研究所的筹备人。我很高兴，得着一个最理想的职业，我决定辞掉中山大学的教授，到中央研究院。可是，我在中大里做得太有劲了，很得学生的好感，所以傅斯年、汪敬熙、罗常培等对我非常妒忌，用种种方法排挤我，我做不下去，请蔡先生把我改为通信研究员，实际上脱离了中央研究院。我记得燕京大学早来聘我任哈佛——燕京学社的研究员，我就到北平接洽，说定除了专任研究员之外，兼历史系课三小时，就于1929年9月就职。
当时聘我的还有北大及清华，为什么我都不就而就燕京呢？只为燕京是一个教会学校，我既非教徒，也非校友，不致叫我办事，便可一心一意地读书写作，实现我最企望的生活。
到了燕京之后，研究工作展开，一年里就做了七十余万字的论文，把十年来蓄在心头的问题，看在眼里的材料，系统化了一下，心中当然有说不出的高兴。可是，用功得太过分了，成了怔忡的病，一构思，一动笔，心旌摇荡，好像要跳出腔子似的。我的工作不能继续下去，是多么的苦痛！于是向学校当局请求，许我做一次旅行，考察国民革命后各地的古物古迹的现况。学校里允可了，1931年的春天，我旅行了河北、河南、陕西、山东四省。所有经历，见我所作的《辛未访古日记》（在《开明书店20周年纪念论文集》内）。
这次旅行，所见的古迹古物残毁的情状，固然大可伤心，但真正最伤心的倒不是这些，而是国计民生的愁惨暗淡的实况。我们久居都市，已度现代化生活，而内地民众则还过着纪元前20世纪的生活，除了一把切菜刀是铁器时代的东西之外，其他差不多全是石器时代的。要是仅仅这样的浑朴，那还保持着古人的健康，要改造也不难。无如鸦片、白面的流行，普遍得像水银泻地一样。我到一个小县城里，只有200家铺子，烟馆倒占了40家，其数量远超过米店。许多农村里，可以买不到一张纸、一支笔，但鸦片、白面是不会不有的。那时穿中山装的是何等表示前进，我亲见一位中山装的朋友接连在烟卷上抽着白面，悠然地自得。但白面瘾的急剧增进，以致家破身亡的惨剧是大家说得出的，听说实在穷得没有办法时可以把身体出卖给制毒的人，因为他死后可以从骨头里取出白面的成分来，再行制造。当白面瘾发时，如疯如狂，尽在地上滚，在那时，房子也舍得拆，连老娘的衣服也要剥去变卖了。我一路看见的人，“三分不像人，七分倒像鬼”的不计其数。再有一样可怕的东西，是梅毒。自民国以来，北方内战多，梅毒随军队而蔓延。许多农村里，别的药没有，“六〇六”和“九一四”总是有的；西医可以没有，打针的人总是有的。亡国，我们住在都市里的人早已有此恐惧了，因为帝国主义的侵略已经成了国民的常识。灭种，城市里人还没有这感觉，而我在亲历华北农村之后就清楚地看出来了。我带了一颗沉重的心回到北平，然而北平却是酒绿灯红，金迷纸醉，上下都在颓废酣嬉之中。一经对比，使我忍不住流下泪来。我对朋友说：“你们不要高兴了，中国人快灭种了！”人家听了，只觉得我言之过重；就使相信了我的话，也只有做同情的一叹，说：“这有什么办法呢？”本来我的精神是集中在学问上的，从此以后，总觉在研究学问之外，应当做些救国救民的事，我要学范仲淹“以天下为己任”了。
?1932年11月，顾颉刚与俞平伯（右十一）、朱自清（右六）、郑振铎（右一）等人在燕京大学。
顾颉刚因受排挤，脱离了中央研究院，于1929年到燕京大学任职。
就是这一年的秋天，“九一八”事变起了。别人都悲愤填膺，我反心中暗喜。我以为如果没有这件事，我们的国家是亡定了，我们的民族是灭定了，再也翻不起来了。现在固然已到肺病第三期，但留得一口气，究竟还有起死回生的一点希望。日本人性急了，没有等我们绝气就来抢我们的产业，激起我们的自觉心和奋斗力，使得我们这一点希望能够化成事实，这是一个极好的机会，我们应该捉住。如能捉住这个机会，帝国主义便真可打倒，中华民族便恢复健康了。
长城之战，丢了热河，河北省成了前线，燕大的师生感觉到时局危急，都组织起抗日会，学生自由捐输，教职员扣薪金百分之五，经费有了着落。校中同仁推我任宣传工作，我对他们说：“我们的文字是民众所不能了解的，他们有他们的词汇，有他们的语句，又有他们的趣味。我们的宣传如面对知识分子，他们天天看报，自会知道一切，用不着我们费力。如要面对民众，便该顺着他们的口味，不能闭门造车。”我说这句话，因为在“五卅惨案”时曾经有一回经验。北大在民国六年后就有歌谣研究会，后来出《歌谣周刊》，我主编了一个时期。为了对于民众文艺有些认识，所以当“五卅惨案”时，北大同仁要我写传单，我便模仿了民歌作了一首，开头几句是：“咱们中国太可怜，打死百姓不值钱，可恨英国和日本，放枪杀人如疯癫。上海成了惨世界，大马路上无人烟……”这张传单一发出去，过不了几天，墙上便有用粉笔写出来的，街头的孩子们也唱出来了。所以我们的宣传工作，大可走这一路。只有发动民众的力量才能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校中师生听了，也以为然，就请我做去。我想大鼓书在北方乡村里最流行，因为乐器简单，只要一人弹弦子，一人打鼓兼唱，有了两人搭档，便可走遍农村；而且句子长短不拘，最接近说话，尤其适于做宣传之用：所以决定出大鼓书词，先在报上登一广告，列了许多题目，如“胡阿毛开车入黄浦”、“宋哲元大战喜峰口”等，征求稿子。北方自有这一类的作家，果有赵伯庸等二三十人投稿。选了几篇好的，印成小册子，每种印五千，发给书摊，几天就销完了。喜峰口离北平近，民众都知道这地名，也听到最近这次战事，所以销得更快。作战的二十九军那时撤退到北平，看见摊子上有说他们战绩的新书，大家来买，官长士兵都读到了。打磨厂的二酉堂等专做小书生意的书铺，知道这种东西销路好，他们也各各翻印了。我们的发行机构，取“三户亡秦”之义，命名“三户书社”。学校里的事情本来难办，几个月过去，大家的抗日情绪已经衰落，薪金停止扣用，经费来源断绝，这社本该收歇。但我的性情，不做则已，一做则越来越有劲，所以燕大抗日会的事业就成为我私人的事业，我竭力挺下去，除了自己贴钱之外，再在外面募捐。可怜得很，经常的收入只有教育部津贴100元，申报馆“民众讲座”的稿费80元。我又觉得灌输民众知识，单是抗日还不够，必须兼及农工业及医药卫生等项，才有改善他们生活的希望，所以扩大范围，改名为通俗读物编刊社。
?20世纪30年代初，顾颉刚（最后排右三）、傅斯年（最后排右四）等人欢迎蔡元培时留影。
日本人情报网做得周密，他们知道我们的一切，屡次到华北行辕主任何应钦及北平市长袁良处交涉，要求他们取缔，他们听话，北平市上我们出版的东西就看不见了。这又是给我们一个打击。但农村里边政府的力量还达不到，我们仍在海淀一带卖。真正农村人民对于文字宣传还不够接受，我们要供应这般人的需要，就请廊房头条画灯片的工人画了许多抗日性的画片，五彩套印，销路就大了。农村里每逢过旧历年的时候，一定要买几张画片贴在墙上，所以这类画称做“年画”，平均每家约费五毛，这是一笔很大的数目，所以我们出多少就销多少。到1936年，宋哲元做了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秦德纯做了北平市长，他们都是二十九军的人物，早知道我们这个工作，且久表同情，所以就由李锡九、刘治洲诸耆老出面介绍，由政委会聘我为顾问，月送夫马费1000元，另外津贴本社工作费每月1000元，全归社中收用。从此社务得以开展，请王真（今在宣传部工作）任编辑干事，李一非任事务干事，正式办公、写作、绘图、弹唱，二十余人，分工合作，每星期编出小册子八本，报纸副刊六七种，图画数张。发行网也组织了起来，遍及华北各省，主要的人员是各村镇的小学教师，因为他们接近民众，我们所做的东西，可由他们做桥梁而迅速灌输给民众。有几位编辑写作技术已很熟练，但仍恐和民众的口语不一致，要求社中请一位原业鼓书的艺人，取得沟通的效果。于是我们请了一位瞽目的翟少屏来，除由他教授歌唱外，每成一篇新词，就读给他听，他觉得哪些地方不顺口，就把它改得顺口了；哪些地方描写得不够，就把它加意渲染了：所以此后印出的东西都是可以唱得动听的。在这一年里我们的社真成了北平城的民众中心，识字的警察、邮差、洋车夫都常常来问有什么新出版的，一有就买去读。所以日本人对我们更愤恨了，连次到宋哲元和秦德纯处抗议。他们答道：“我们只能管中小学；这些事是大学教授干的，我们管不着！”但是他们的抗议在上海竟生了效。我们出的《民众周报》交开明书店印行，订户就有两万，英界的捕房竟受理了日本人的申诉，把该报全部没收了。
当我用全力办通俗读物的时候，北平各大学里的师友很多和我过不去。北大校长蒋梦麟用惋惜的口气说：“顾颉刚是上等人，为什么做这下等事呢？”有一次当面向我说：“你何必这样刺激日本人呢！”好像日本军人的侵略是由我逼出来的。他是教育学的博士，我做民众教育工作，他竟说是下等事，好像教育只有高等华人才能享受。真使我听了身体冷了半截。在“双十二事变”前，我曾应陕西考古会之招，到西安一次，和张学良见过面，事变后我又曾联合北平教授致电政府，主张和平解决。于是北平城里就有一个谣言起来，说：“这次事变是顾颉刚替张学良划的策！”罗常培看我们业务发展，在北大里义愤填膺地说：“通俗读物编刊社里的人都是共产党！”他和蒋梦麟一吹一唱，要把本社逼倒。那时南京的官吏中，朱家骅最拉拢我（原因详后），先后在中央党部里弄到两万元汇寄北平，做本社的出版费。然而在国民党里，陈果夫、立夫兄弟攻击朱氏最甚，他们看朱氏扶植我的事业，就嗾使北平市党部向中央党部告我为共产党，要查办我。他们也没有得到什么证据，只是说：“顾颉刚倘使不是共产党，为什么要接近民众？”我听了哈哈大笑：“国民党天天念孙总理的遗嘱‘必须唤起民众’，现在竟把民众送给共产党了！”但他们的政治压力我担当不起，就带了出版物到南京去，请他们看：“哪几篇是有嫌疑的，请指出来！”他们也明知不是，我既走了一趟，这风波也就平定下来了。我趁了这个机会捐钱，罗家伦捐了500元；孙科为我提出中山文化教育馆，每月补助500元，总算不虚此行，虽则中山文化教育馆的钱只寄了两个月就停止了。“卢沟桥事变”既起，日本人开出黑名单，交给宋哲元缉拿，第一名是主持旧学联的张申府，第二名便是我。经冀察政务会传出消息，我就于7月21日离开北平到绥远，本社也搬到那边。为什么把本社迁到绥远呢？因为傅作义收复百灵庙，我们编了一册鼓词，傅氏知道了，要我们的歌唱班到绥远去唱给他的部队听。一唱起来，惹得许多士兵都哭了，他们想不到在冰天雪地里的战功竟给北平城里的作家描写得这般亲切，使他们的艰苦奋斗取得了历史的地位。因此绥远人对通俗读物编刊社是有好感的，战事起时，他们屡次电催前往，我们就应命了。不幸阎锡山把傅氏留在山西，绥远军事无人主持，不到一个月又告陷落，于是我们的社再迁到西安，三迁到汉口，四迁到重庆。而我呢，为了管理中英庚款董事会派赴西北设计教育工作，也到了甘肃。
?1934年7月，顾颉刚和燕京大学旅行团在绥远与傅作义（右五）在一起。
抗战是全国人民最兴奋的一件事。我到甘肃后，那边的旅外青年因学校停顿而归来，他们知道我办通俗读物，要求我们在甘肃也办一个社，来推动抗战期的民众教育，经几次商谈，我们成立了一个老百姓社，出版旬刊一种，我被推为社长。兰州刊物少，这个刊物又很新奇，就受到各方面的注目。
那时甘肃教育厅长葛武棨看甘肃学界的人们太接近我，怕我势力日长，将来会抢夺他的厅长地位，便想把我安置在他的势力之下，他在兰州办西北训练团，以蒋中正为团长，他自任教育长，而把教务主任一职畀我。我想，党国的事情非我所能做，而且我正在临洮办小学教师讲习会，也不能去，所以他连来数电，我就连辞数次，结果，他老羞成怒，把通俗读物编刊社编的《八路军大战平型关》做证据，把我告到庚款会、教育部，甚至军事委员会，《老百姓》旬刊也禁止出版了。我说：“这是国共合作的时代，平型关之战是八路军的胜利，也即是中华民族的胜利，为什么不能编成鼓词？既是国共合作的时代，我就是共产党也不犯罪，你告我什么？如要杀我，何不说我是汉奸！”因为有这件事，所以我不久就离开了西北。
抗战期中，我屡次想恢复本社工作，可是旧人已经星散，捐钱更为困难，我又整日为生活而忙，发动不起来。胜利后，我到社会教育学院任教，就开设民众文艺一课，训练学生写通俗文字，得到他们的成绩之后，又和陈礼江、古楳、董渭川、马荫良诸同事组织民众读物社，出版《民众周刊》。在这经济崩溃的当儿，捐款比了抗战时期更难，不得已跑南京找朱家骅，请求教育部帮助。他先后捐了一亿元，数目固不小，但派不了用途。加以教育部总务司腐化，他们领了钱自做生意，待汇到我们手中的时候，早已打了一个对折，因此更不能做事。这个刊物只出了30期光景，便因无法周转而停刊了。这可以说是我的民众教育工作的回光返照。
我怎样从事边疆运动
这又是出于意外的工作，其原因一半由于研究古史，一半则仍缘做了几次旅行。
1922年，我开始辩论古史，《尧典》、《禹贡》两篇，一记制度，一记地理，尤为古史料里的重心，所以特别注意。可是《禹贡》一篇，问题太多，牵涉到中国古今全部地理，许多问题不易解决，不敢轻易作文论定，所以我在燕大任课，就开了一门“中国古代地理沿革史”，把《禹贡》及其有关各篇详细研究。后来北大邀我兼课，也开了这一门。两校上这门课的学生约有六七十人，所作笔记论文颇有好的，同时谭其骧在辅仁大学开“中国地理沿革史”课，也有些学生成绩，我和他商量：我们联合三校学生创办一个学会，出一个刊物，把师生研究文字陆续登出，借收观摩之益，岂不很好。他赞成了，于是组织禹贡学会，出《禹贡》半月刊，1934年3月创刊。开头每期只有2万字，印刷费30元，他任三分之一，我任三分之二。刊物发给学生，他们大兴奋，很多人集中精力来干。那时的大学生学问根基相当好，经我一鼓励，进步快极了，本来只能写一两千字短文的渐渐伸展到一两万字了。于是半月刊的分量，也就逐期增加，到后来一期竟超出10万字了。
自从“九一八”事变后，不久就有“内蒙自治运动”，主其事的是乌兰察布盟的副盟长德穆楚克栋鲁普，因为他的爵是亲王，所以简称为德王。1933年的冬天，政府派黄绍竑去宣慰，报纸上大量登载这事，使我们住在北平的人也有到百灵庙一见德王的想望。第二年夏天，我们竟找到一个机会直赴百灵庙，和德王及其幕僚谈了三天，才知道边疆问题的严重。边疆本无问题，问题之起都是帝国主义者制造出来的。德王的帐房里放了很多部创业英雄的传记，他的汉话说得很好，可是对我们做公开讲话时必说蒙语而令人翻译，足知其有满怀的雄心，然而他自身没有力量，要站起来时只有依附帝国主义。他的幕僚对我们讲：“自从黄部长到这里巡视，中央允许我们设立‘蒙古地方自治政务委员会’，规定月给经费三万元；到现在半年了，分文不给，催索不寄。现在会中职员的薪水，都是德王自己掏腰包，每人只拿15元而已。但是日本人却时常来说：‘你们如果肯倒向我们这边，一定给你们每月30万元。’我们没有答应，因为知道倒向他们之后，一时虽好，而终究要吃亏的，朝鲜就是先例。”
?1937年3月，顾颉刚与禹贡学会同仁在一起。
我们对于他们的处境太同情了，回到北平就去见何应钦，请他从速发款，哪知款尚未发，而为自治会训练保安警察的韩凤麟已在北平寓中给军统特务抓去杀死了。这使我们知道中央政府对于边疆毫无办法，毫无信用，只想在小地方占便宜，断定德王的必变。边疆人和帝国主义的关系，本不十分密切，但政府定要逼他们倒过去，岂不是帮助了帝国主义的进攻。我看到这种情形，痛心极了，心想蒙古如此，他处不知，若干年后，不是把边疆送光了吗？于是就在《禹贡》半月刊里讨论起边疆问题来，也讨论起民族史和文化史来。我们接连出了《东北》、《察绥》、《西北》、《康藏》、《回教》、《回族》、《南洋》等的专号。绥远，因为交通便利，我们又组织了一个调查团前往，出版了一期《河套调查》专号，做最翔实的报告。
张国淦先生是地方志的专家，自己搜集了一两千部地方志，又天天到北平图书馆去搜材料，作成一部数百万言的《中国地方志考》。他看了我们的半月刊，引为同调，把他从前办的培德学校的基地捐给学会，地址在西皇城根小红罗厂，从此本会有了正式的会所。可是有了正式会所之后就要一笔开销，他替我们计划向政府请款。那时翁文灏做行政院秘书长，他从前做地质调查所所长时，张先生做农商总长，曾给以极大的方便，使得调查所的工作迅速开展，禹贡学会既是研究沿革地理和边疆地理的机关，料想他必能本着“己所欲，施于人”的意义加以扶助，所以张先生写了一封亲笔信，交我带到南京去见他。哪知他是一毛不拔的人，在秘书长任内每月必有余款缴还国库，所以他见了我，竟不考虑地拒绝，只说：“求人不如求己，你们自己去想法罢！”张先生还有几封信，也得同样的结果。我没有办法，就去见朱家骅，请他想法。他说：“你们学术团体的刊物，照例只有到教育部请求补助，但这种团体太多了，教育部平均分配，所得一定不多。好在你们讲的是边疆，而中英庚款董事会正要办边疆教育，你回去备一个正式信来请求补助，我在董事会开会的时候，替你们提出讨论。”我听他的话做了，居然于1936年夏天由董事会通过在一年度内给我们1.5万元的补助费。我们学会的工作从此有了正常的发展，有了专任的研究员，发表的文章自然有更充实的学术贡献。可是好景不长，到下一年董事会讨论补助费时，就有南京一班中学教员前去包围说：“禹贡学会可以补助，为什么我们不能补助！”整整闹了一天，董事会只得决议，禹贡学会停止补助。事后打听，才知道这班中学教员是张其昀所策动的，他本办有《方志》月刊，历史较《禹贡》久，成绩没《禹贡》好，所以他一定要击倒了我们的学会好让他称霸。
1937年4月，中英庚款会总干事杭立武到北平，召集一班对于西北问题有研究的人商谈西北教育的补助事宜，我也在内。“七七”事变后，我离开北平，杭氏就派我到西北去就地设计，同行的有戴乐仁（英国人）、陶孟和、王文俊三位。9月中，我们先后到了兰州。本来补助的区域定为绥、甘、宁、青四省；后来为了绥远沦陷，宁夏也近前线，缩小为甘、青两省。我在北平时因注意边疆问题而接近了回教人士，因接近回教人士而出两期回教专号。回教人士是不大和外界往来的，往来越少，了解越难，所以外界人只觉得回教的神秘。我去和他们联络，他们起初觉得奇怪，后来熟了，就非常的亲密，凡由边地来到北平的教中领袖，差不多全由他们介绍而认识，禹贡学会的名望竟在西北回教徒中建立起来。他们说：“我们所知道的汉人只有两个：一个是侮辱我们以猪为祖先的娄子匡，一个是好意扶助我们的顾颉刚。”因此我到西北之后，清真寺和伊斯兰学会、新疆同乡会都招待起来，而同去的几位先生，因为向来没有做这个工作，所以他们也就没有延接，这未免使人有相形见绌的感觉。同样，我是做民众教育的，我要到农村里去调查，除了戴乐仁因为办合作事业有此兴趣之外，其他全要摇头。这也难怪，住惯现代化都市的人，要他睡土炕、坐骡车、吃削面，进最不洁净的茅厕，当然是处处不合的。所以在一两月之内，到了兰州和西宁两个省城，写了一篇设计报告之后，他们就觉得任务已经完成，乘了飞机走了。我呢，以为要了解西北决不能单看省城，必须到外县，到边地去走一趟，才可有亲切的了解，才可有合于需要的设计，所以我不走。好在庚款会给我们的旅费还未用完，生活是不成问题的。
他们走后我第一处到临洮。这是甘肃省里教育最发达的地方，有私人兴学的风气，有的教师为了家中生活有了维持就不支薪水，所以教育经费虽少，而学校数目极多，男孩子都能读到高小毕业，可说是西北唯一的普及教育的地方。可是学校虽多而经费不足，设备不完，孩子进了学校只是读教科书，教师也没有参考材料，等于从前的私塾，所以我觉得应当在那里办一“小学教员讲习会”，使他们得到教科书以外的知识。我就约了兰州的许多专家到临洮，就寒假里讲习三星期，除了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的常识之外，还讲些农田水利、农村卫生、合作事业及抗战期内需要的国防教育，扩大他们的知识圈，并激发他们对于时代的认识。临洮一办，渭源人就来要求了，说：“为什么单是我们的邻县有福呢？”因此，又到渭源去讲了一星期。到了渭源，才知道他们教育上的大问题是师资不足，因为这个县在万山丛中，交通不便，生产寡少，不但本县没有适当的师资，连到外县去请教员也请不到，所以我就在那边办了一个“师范讲习班”，以半年的工夫造就一班小学教员。又为西北地区蒙、藏、回、汉诸族杂居，有的地方感情好，不闹麻烦，有的地方就不然，隔一段时间就斫杀一次，要了解这些事实，解决这个问题，所以我又到康乐、岷县、临潭、卓尼、夏河、和政、宁定等县走了一周，我明白了这问题的中心症结，全在于交通的不便，人民不明外间的情形，心胸无从开广，以致只记得近邻的恩怨，而又为野心家所利用，加以煽惑，因此弄得草木皆兵，尽人怀着疑惧的心理，碰到一件不幸的事情发生，就猜想是对方的攻击，于是寻雠生衅，星火化为燎原。要改变他们这种心理，当然以发展交通为最要，和他配合的应是社会教育，因为蒙、回、藏民认识汉文的很少，而又胶执于宗教的成见，以为要他们的子弟进学校读书就是强迫他们信仰“汉教”，而消灭他们的回教和喇嘛教。为潜移默化计，办学校不如办社会教育，因为戏剧、电影、广播总是他们所喜欢接受的，医药也是他们十分需要的，我们应当采取外国传教士的方式，用这种东西去接近他们，使他们从我们这里得一点好处和快感，因而引导他们和各种的现代文化相接触，让他们自动地感到受教育的需要，尔后我们再替他们代办学校，这样，效果固然迟后一点，然而水到渠成，就可以立于不败之地了。我在临洮时，曾在省城里借到一架电影机放映过一回，受到了极大的欢迎，因为临洮是没有电影院的，他们还是第一次见咧。临洮尚如此，何况边区，所以这个效果是绝对可以把握的。拉卜楞保安司令部有一架播音机，寺院的门口就贴着藏文的抗战新闻；有一个番女是司令的姻戚，她就会唱《毛毛雨》等广播的歌曲。西北防疫处在拉卜愣设了一个工作站，连活佛也去打针；有一个番民积着现洋50元，为了家人生病，他把这笔钱送到寺里，请喇嘛唪经消灾，然而病没有好，待工作站设立，一医就好了，于是他跑到寺里，要求还给他钱，这证明他的信仰已为现代文化所改变了。信仰尚可以改变，生活的改变当然是不成问题的。待到生活改变，汉、蒙、回、藏的人民齐向现代文化走去，再有什么此疆彼界，也何必再争什么你死我活。
?1938年1月，顾颉刚等人在甘肃临洮。
在甘肃跑了一年，我认识了各地方的实际需要，就拟出一个最具体的补助教育计划。我以为在甘肃办教育应和别省不同，别省交通比较便利，地方比较富庶，只要省城里的中高级教育办得好，外县青年自然享受得到，而甘肃在山岳区里，出外既艰难，又因富源没有开发，人家多穷困，因此青年只能在本县上学，一定要本县有了中学，方能受到中等教育；一定要本县有了女子小学，住在附近的女孩子方能受到小学教育。（那边人的礼教观念深得很，除了省城以外绝少男女同学的。）所以为甘肃青年计，应当逐县设计，方可切合各地的需要。否则无论省城里点缀得天花乱坠，和全省青年还是不能发生关系的。为了针对这种情形加以补救，我拟了一个实验区的计划。不过这里的实验区和别省的实验区不同，别省选了一县做实验区，这一县实验好了，就可以推广到多少县，甘肃则应当设立许多种的实验区，或注重师范教育，或注重职业教育，或注重边疆教育，或注意社会教育，跟着调查的报告而定其推广的区域。例如，回教徒本来只读《可兰经》，不读汉文，现在感到时代的需要，也有读汉文的了，可是他们的阿訇不能教，又不愿请汉人做老师，于是在回、汉杂居的区域里，双方的儿童便不能受同等的教育，心理上的隔阂终没法打开，所以我们在这种地方，急须开办“阿訇训练班”及“回民师范学校”，培养他们自己的师资。又如喇嘛教区域里，人民以为送小孩进寺院做喇嘛便是受教育，政府设立的新式学校往往被他们迫害，应当像我上面说的办社会教育，但有些地方已比较开通，如卓尼禅定寺的宋堪布，他到过沿海诸省，深感不识汉文的不便，主张在寺里设半日学校，让小喇嘛半天读经，半天读汉文，这当然是该采取的办法。又甘肃天然富源极多，只是没有开发。例如陇西县，燃料贵极了，做一次饭，燃料价比食物高一倍，所以许多人家，半月烘一次饼，吃到十天以后已经酸坏，但还是非吃不可，然而附近山里就有煤矿，倘使政府能替他们开发，同时创办一个采矿职业学校，培养一班开矿的技术人才，则将来既可“就地取材”，也便“就地取才”，岂不大好。此外，有大批的牛皮和羊毛，就可办制革学校和纺织学校；有满山繁殖的马莲草，就可办造纸学校；有玻璃砂，就可办制造玻璃学校；有当归等药物，就可办药物学校。又甘肃本来木材甚多，因为多少年来只砍不种，以致燃料大成问题，只有蒙、藏区里因为烧牛马粪的缘故，保存得一部分森林，所以燃料特别缺乏的县里，应当设林业学校，从事栽培。又甘肃蒙、藏人富而回、汉人穷，由于蒙、藏人畜牧而回、汉人耕田，寒期既较久，只有夏天一熟，然而夏天多雹，往往一下雹子，就把农产物全部打坏，一年收成因此无望；应当在回、汉人区内奖励畜牧，设立畜牧学校，改若干山田为牧场，使得他们可以避免天灾的损害。能够这样，生产和教育合而为一，教育有了生产的后盾，那就只有繁荣，不会衰落。甘肃如此，推广到绥、宁、青、新，不是整个西北都变变样子吗？这篇报告书寄到庚款会，杭立武复信说我“计划周详，条理绵密”，但一条也没有采用；他仍用了他们几位的计划，在兰州办一个“科学教育馆”，在西宁办一所“湟川中学”。他所以这样对我，就是葛武棨在外边攻击我，而某君在里边攻击我，我的内忧外患太多了！
西北之行深入了农村，使我对于帝国主义的狞狰面目认识得更清楚些。基督教在西北传教本来是极困难的，因为那边的人，蒙、藏民信喇嘛教，回民信回教，是先天所注定的，断不会信基督教，他们所能拉拢的几个教友只限于汉人。但是到西北的外国传教士则处处有之，在边地里没有汉人的地方也都有他们的工作站。他们到西北来是当做终生职业的，有的已来了三四十年，说的话完全和当地人一样，教士的太太也梳了七八十条小辫同番女一样。他们不求传教，唯做联络，向当地人民挨家送礼：这家送茶，那家送面，又一家送布，搅得非常融合。他们替番民照相，拣鼻子较高，眼睛较深的，取出来给众人看，说：“你们瞧，你们不是和我们同种吗！你们本来也是西方人，流落到中国来的，咱们是一家人！现在中国政府欺侮你们，我们来帮你们抵抗！”于是许多的枪械从印度输入西藏，再送到西康和青海，以及滇、蜀、甘、新的边沿，所以边民家家有枪弹，他们也常常拿来供部落间的打仗。这些传教士的工作站里大都有无线电，向国外通报。我曾在一位到边区做县长的龚瑾家看到一张地图，名为The Map of Great Tibet ，把喇嘛教所达到的区域除了满洲、蒙古之外都算做西藏，这是他在一个传教士旅行中遗忘了的东西里捡出来的。我看了这种东西，心想：日本人造“伪满洲国”，称为“民族自决”，这种事大家知道是假的，“满洲国”有几个满洲人。但是这个“大西藏国”如果真的建立起来，称为“民族自决”是毫无疑义的，因为他们有自己的血统、语言、宗教、文化和一大块整齐的疆土，再加上帝国主义做后盾，行见唐代的吐蕃国复见于今日，我国的西部更没有安宁的日子了。因此在离开甘肃之后，常把这些见闻告给人家，以为外国传教士应尽数驱逐出去。可是政府的高级人员总觉得这事的关系太大，不便一下子彻底地干。我只有常向人家说：“这次的国难是东北问题造成的，诸位不要以为这次国难终止之后就没有事了，须知西北和西南的问题更严重的阶段在后来呢！”
为了对于边疆问题排解不开的心情，一心要做曲突徙薪的谋划，所以于1938年冬到了昆明之后，就在《益世报》上编了一个《边疆周刊》，集合许多朋友来讨论。我曾在这刊物上发表《中华民族是一个》的一篇文字，主张中国没有许多民族，只有三种文化集团————汉文化集团、回文化集团、藏文化集团。中国各民族经过了数千年的演进，早已没有纯粹血统的民族。尤其是“汉族”，这名词就很不通，因为这是四方的异族混合组成的，根本没有这一族。如满族，在没有入关的时候是自成一族的，入关后就接受了汉文化而成为汉文化集团的一员了。如蒙族，现在固然还自成一族，但因信仰喇嘛教的缘故，一切接受了西藏文化，也成为藏文化集团的一员了。回族一部分是由阿拉伯、土耳其等处来的，但大部分则是西北各省的汉人信仰回教的（也有些是蒙古人信仰回教的），所以也只该称为回文化集团。
?1938年2月，顾颉刚等人在甘肃渭源。
这三种文化，汉文化是自创的，藏文化是取于印度的，回文化是取于阿拉伯的，一个中国人可以随着他的信仰而加入一个文化集团，不受限制。我为什么这样说？因为我到西北时，在民国十七年“回民大暴动”之后十年，在这暴动区域里，处处看见“白骨塔”、“万人冢”，太伤心惨目了；经过十年的休息，还不曾恢复元气，许多的城镇满峙着颓垣残壁，人口也一落千丈。到西宁时，一路上看见“民族自决”的标语，这表示着马步芳的雄心，要做回族的帝王。我觉得如果不把这种心理改变，边疆割据的局面是不会打破的，假借了“民族自决”的美名，延迟了边民走上现代文化的日期，岂不是反而成了民族罪人。所以发表这篇文字，希望边民和内地人民各个放开心胸，相亲相爱，同为建立新中国而努力，扬弃这种抱残守缺的心理。这文发表后，听人说各地报纸转载的极多，又听说云南主席龙云看了大以为然，因为他是夷族人，心理上总有“非汉族”的感觉，现在我说汉人本无此族，汉人里不少夷族的成分，解去了这一个症结，就觉得舒畅得多了。
1939年秋，我到了成都，集合同志创办“中国边疆学会”。适值马鹤天（今在民族事务委员会）在陕西、黄奋生（今在西北大学边政系）在重庆，各不相谋，成立了“中国边疆学会”。社会部通知三方面，说你们三个会性质既同，名又不异，应当合并起来；我们就照办了，以重庆的一个为总会，陕西、四川为分会。会员共有六百余人，凡边疆的知名之士和内地人对于边疆有研究的都网罗在内。其后云南、西康、甘肃诸省也都设有分会。分会有《边疆周刊》，总会有《边疆月刊》，也算有些表现。只是币值日跌，捐来的款无济于事，各会员又为生活压得喘不出气，无心研究，加以轰炸严重，图书疏散，收集参考材料极端困难，要组织旅行团更谈不到，所以一天天地消沉下来，直到去年就只得听其死亡了。
我怎样厌倦了教育界
从前人讲韩信的故事，说他“成也萧何，败也萧何”。这句话大可说明我和北京大学的关系。我是民国二年就进北大预科的，可以说是一个“老北大”。自民九本科毕业之后，留在本校当助教，直到张作霖入关才离开。在这六年中，因为管的是国学研究所的编辑事务————《国学季刊》、《歌谣周刊》，所以可以尽量读书写作。那时的北大是全国知识分子所仰望，而我操着刊物的笔政，所以每发表一篇文章就为全国人所传诵称道。我声誉日高，许多大学请我做教授、做主任，我舍不掉北京这环境，只是不接受。直到奉军来了，听说通缉的黑名单里也有我，所以不得不走，而任教于厦门大学。我没有经历讲师和副教授两种阶级，直从助教升为教授，这是在一般情形里所没有的。从此到现在，我教了12个大学，东南西北都走遍了，这教书的职业成了打不破的饭碗。这实在要谢谢北大给我的恩惠。可是我许多年来所受到的打击，所发生的烦恼，也大都由于我是北大出身的缘故。这些事本是我私人的，不应当公开；但因不说这些即没法了解我近年所以竭力想退出教育界而从事于商业的原因，所以我还是写出这一章。
我一生中第一次碰到的大钉子是鲁迅对我的过不去。因为《鲁迅全集》里说到这事，所以许多朋友也常来问我，我现在借这机会和盘托出。
北大自从蔡先生做了校长，引导学生自由思想并做社会活动，积了四五年的力量，于是有五四运动的轩然大波，北大就一跃而成为全国政治和文化的领导者。因为成功太快，所以不幸的根苗也就伏在里面。蔡先生组织教授会，定出教授治校的办法，因此教授就有了权。权之所在成了争夺的目标，于是马上分成“英美派”和“法日派”两大系，用团体的力量做斗争的工作。校里要请一位教员，他如是美国留学的，那么“法日派”里必定提出一个他们的人，要求同时通过；“法日派”如果先提出，“英美派”也必要这样以保持其平衡。假使单是这样，还不妨事，而无如“法日派”的后台乃是李石曾，他是蓄意打倒蔡孑民的。李氏前在法国办进德会，办勤工俭学团，办中法大学，蔡先生无不与之合作，他回国后蔡先生又请他到北大来教授生物学，我想蔡先生决不会有对不起他的地方。但是五四运动以后，蔡先生声望委实太高，在全国人的心目中成了一个教主，也许李氏为了这点而吃醋。李氏是法国留学的前辈，他在北大里当然成了“法日派”的领袖，但他不大出面，而专是利用别人来替他干。他当时办有中法大学，又办有孔德学校，适值北京政府积欠学校薪水，北大同仁无法存活的时候，凡是接近他的人都要插在他的学校里，所以他的势力就逐渐大起来。他不抢北大，因为知道“英美派”人多，他抢到手也是麻烦；他专抢北京的各专科学校，抢的方法就是把原来的校长骂倒，或利用学生要求“改大”，尔后他介绍新校长给政府，这个学校就成了他的了。最明显的一个例，就是他利用鲁迅、周作人在报上攻击女师大校长杨荫榆，尔后他介绍易培基为该校校长。现在《鲁迅全集》俱在，请大家看看，杨荫榆果有何种不可恕的劣迹，李石曾这人会播弄人家，使得人家在不知不觉间给他用了。如鲁迅、周作人，我相信他们决不会甘心情愿帮李氏抢地盘的，只因他们会写文章，李氏就叫人激动他们，使他们自己觉得发于正义感而攻击杨荫榆了。
当时“英美派”和“法日派”各有两种刊物————“英美派”是《现代评论》和《晨报副刊》，“法日派”是《语丝》和《京报副刊》————老是相对地骂。有许多事，只有北大里知道，外边人看着也莫名其妙；但这种骂人的轻薄口吻却是传播出去，成为写文章的技术了。我在当时，深不愿参加他们的阵营，但因师友间都是极熟的人，来邀请时又不容不做，于是就把我研究的古史问题短篇考证送去登载。我既非英、美留学，也非法、日留学，我的地位本来是超然的，我以超然的态度对付他们岂不很好。但问题又来了，我的上司并不愿意我超然。当时北大有“三沈”、“二马”之号：“三沈”是沈士远，沈尹默、沈兼士兄弟；“二马”是马裕藻、马衡兄弟。他们结成一个团体，成为“法日派”的中坚，鲁迅、周作人所以常写骂人文章就是由他们刺激的。其中沈尹默尤能策划，所以他的绰号是“鬼谷子”。当陈独秀办《新青年》时，他本来也是写文章的一个，他的新诗很有名，但他看着陈、胡的势力日涨，安徽人压倒浙江人（“三沈”、“二马”均浙江籍），总觉得受不了，所以他发动北大取消“分科制”，校长直接管各系，这案通过，文科学长陈独秀就不得不去职了。因为他能策划，所以李石曾特别器重他，托他主持孔德学校，后来又主持中法庚款。我在北大毕业后回校工作，是胡适之先生的主意，他因助教薪水开头只有50元，知道我有一妻二女，这点钱不够用，拿他私人的钱每月借给我30元（这笔钱我后来已还清），那时派给我的职务是图书馆编目。后来国学研究所成立，沈兼士先生又把我调到研究所。这一调固然更适于我的读书，可是“两姑之间难为妇”，我的厄运就此开头了！胡先生写了文章交给我，我在研究所的刊物上登了出来，沈先生就发怒道：“他不是研究所的人，为什么他的文章要登在研究所的刊物上！”其实，胡先生明明是研究所的委员，而且是研究生的导师。有一回，沈尹默的女婿某君，在南池子开印刷厂的，为了发展业务，邀请北大教授编纂教科书，借研究所地方开一次商讨会，为了派别关系，当然不通知胡先生。可是，胡先生是一个欢喜管事而又很天真的人，听了这消息，就打电话给沈先生说：“你们开会编教科书，为什么不通知我？”沈先生答道：“我是嘱咐颉刚通知你的，恐怕他忘记了吧？”这样一来，这责任就落到我的头上，好像顾颉刚已投身于“法日派”，有很深的党见似的。我的为人只能行其心之所安，宁可两面不讨好，不愿两面都讨好的，所以我和沈先生就渐渐疏远起了，他当然对我很不高兴。自张作霖入关，传说开出的黑名单上有一百多人，平日在社会上露些头角的人都在内。适会厦门大学校长林文庆找北大教授林玉堂回去做文学院长，并请他筹备国学研究所，于是他请了北大好多人前往，充实这两个机关，而风潮以起。
厦大在那时是陈嘉庚独资创办的。他的橡皮生意好学校就可发展，生意坏就须紧缩。闽南一带大都做南洋的商业，很少人从事文化工作，他觅到一位林文庆博士，是学法律的，请他做校长。可是这位校长从小在外国，到这时年已六十余，不懂得汉文，一切汉文文件均由秘书兼理学院长刘树杞代看，因此刘氏成了实际上的校长。这个学校是行独裁制的，和北大“教授治校”的民主制大不相同。林玉堂在北大里呼吸自由空气惯了，回到家乡，只觉得和这位校长和这位秘书格格不入。北大里有光荣的历史，为全国所瞩目，当然出来的人不免趾高气扬一点。因此，不到两个月工夫已经相持不下。林玉堂一心要把刘树杞打倒，可是你越攻击他，林文庆就越相信他。不久林文庆就宣布“陈嘉庚先生因为橡皮落价，要把国学研究所经费大量缩减”。
?蔡元培、宋庆龄、鲁迅、林语堂等人与萧伯纳在一起。
顾颉刚一生中第一次碰到的大钉子是鲁迅对他的过不去。
那时林玉堂从北大请去的人，沈兼士是国学研究所主任，鲁迅、张星烺和我是研究员。文学院里有潘家洵、陈万里、孙伏园、罗常培、容肇祖等。鲁迅在北京是骂惯人的，到了厦门，知道林玉堂受屈，也就大骂林文庆和刘树杞，并写文章在上海报上发表，好像林文庆的坏足和杨荫榆、章士钊鼎足而三。有一次校长请客，席间，他说：“厦门尽多有钱人，眼看厦大经济困难，一些也不肯帮助。如果有一个人肯出一个铜子，我们就请他当董事！”鲁迅就站了起来，从口袋里挖出两毛钱，递给校长，说：“我捐两毛，可是我不想做董事！”林玉堂的哥哥玉奇一向以“傻”出名的，也跟了鲁迅捐出两毛。这一回，这位校长真下不了台了，这个宴会就不欢而散，学校里的空气越来越紧张。
就在这时，鲁迅和沈兼士就横生枝节，攻击到我的身上。沈先生对于我的不满意，上面已说到；鲁迅则因我在《语丝》、《现代评论》几种刊物上都写文章，久已嫌我为“骑墙派”。这时恰巧有一位胡先生的同乡青年程憬在清华研究院毕业后尚未就事，要我替他在厦大里找一个助教职位，这位青年也真冒失，没有得到我的回信已搭船到了厦门，我非替他加紧进行不可，鲁迅就说我“要在厦大里造成一个胡适之派”；继而又说：“厦大里胡适之派攻击鲁迅派”；继而又说：“顾颉刚是研究系”（研究系是宪政研究会的简称，在那时研究系是反对国民党的）。有一个学生质问他：“你说他是研究系，有什么论据呢？”他盛气地答道：“这要什么论据，我说他是研究系就是研究系！”这位学生倒也幽默，出而告人道：“恐怕顾先生在研究所工作多年所以成了研究系罢！”学校当局为了减低风潮计，看鲁迅们攻击我了，就来拉拢我，说：“即使研究所停办，你和张星烺两位千万不要走！”当局一用这分化手段，更像我联络了学校来攻击“鲁迅派”了。那时真使我精神苦痛到极点。到今二十余年，想着还是心悸。
厦大的风潮消息传了出去，广州中山大学的委员会只知厦大闹风潮而不知道鲁迅和我的纠纷，决议延聘鲁迅和我二人前去任教。适值孙伏园到粤参观，校中就把两份聘书交给他转，他回到厦大，和鲁迅商量的结果，把我的聘书销毁了，鲁迅独自前往。我蒙在鼓里，毫不知道。鲁迅既走，风潮更难收拾，学校长期停课。我那时彷徨得很，心想：鲁迅虽对我攻击，北大出来的团体还是团体，我为顾全团体的名誉计，在林玉堂弟兄及其他同仁被解聘的时候不该不走；可是在这国民革命的时候我走向哪里去呢？不久，中大来信催我了，我才知道有聘我这一回事，便束装前往。
论理，鲁迅在厦大里已经这般攻击我了，现在他在中大，我又到中大去，不是自投罗网吗？但我如不离开厦大，鲁迅更要宣传我是林文庆的走狗，攻击起来更加振振有词，我也更没有法子洗刷。我现在到中大，他至少不能说这句话了，看他用什么方法对我。我第一天到了广州，第二天鲁迅知道了，就对学生说：“顾颉刚来了，我立刻走！”他就不上课了。学校里为他罢了三天课。可是我的成绩也为学生所知道，所以他们并不逼我走。学校当局起来调停，一方面派我到上海、苏、杭一带购书，一方面也批准了鲁迅的辞职书。
?顾颉刚和中山大学的同仁在一起。
顾颉刚被聘到中山大学，适鲁迅在那里。顾颉刚第一天到广州，第二天鲁迅知道了，就对学生说：“顾颉刚来了，我立刻走！”他就不上课了。
当我在杭州买书的时候，接到一位朋友的信，里面附了一张《武汉日报》的副刊，这副刊是孙伏园编的，所以登载着鲁迅给孙伏园的一封信。上面说：“我万想不到，那个攻击民党使兼士愤愤的顾颉刚竟到中大来了！中山大学是国民党的大学，会得延请了顾颉刚，真是‘天下老鸦一般黑’，所以我只得退了出来。”我在厦门时，他说我是“研究系”，不过骂我参加了国民党的敌党；这次竟把“攻击民党”算做我的罪状，而那时的民党除了国民党外更无别的，在这国民革命的时候加我以反对国民党的罪，而且登在国民党的报纸上，是不是要致我于死地？这未免太狠毒了。所以我就给他一封信，要在法庭上辨一个黑白。他究竟没得到我的反革命的证据，所以我秋间到广州时，他已离开了那里。
在中山大学不及二年，受了中央研究院的聘而离开（见前），但为了北大老同学的攻击，竟没有进成。所以然的原因有三：第一，一件事我不做则已，做便拼命干，所以必然有些成绩，一有成绩大家便侧目而视，以为我喜出风头，有意压倒别人。我在中大，除教授之外，兼史学系主任，又兼语言历史学研究所主任，又兼图书馆中文部主任，日常的工作已经不胜其忙；而我又为奖进青年，提倡研究的风气，出了三种周刊、二种丛书，新书接叠地出版，使得一班同事眼里冒火，说：“中山大学难道是顾颉刚一个人的天下！”可是我何尝阻止别人的努力，你们有学问、有力量，为什么不用出来呢？第二，那时中大的教授很多北大出身，我是民九毕业的，尽有民初及民七、民八毕业的，他们自视为前辈，然而风头出不起来，仿佛他们所以不出风头完全受制于我，所以越是老同学越攻击得厉害，正合于谚语所谓“熟皂隶打重板子”。第三，学生对我的奖进扶掖极愿接受，他们没有研究的题目我就替他们想，他们找不到材料我就替他们找，他们作的文章词不达意我就替他们改，一个大学生经过两年严格的训练，也尽够入学问之门了。那时有一个最喜欢打扮的女生，教师们以为没有法子训练的，在我的指导之下也居然上了路，大家说是奇迹。所以我的离开中大，许多学生是依依不舍的，有一个学生竟休了学而随我北行了。可是学生越对我好，同事们就越对我吃醋。直到现在，中大同学想起那时还觉得是一个“黄金时代”，他们不知道有一个为了创造这“黄金时代”而受了无数的明枪暗箭，以致遍体鳞伤的人。
进了燕京大学，这是一个陌生的环境，又不担负行政责任，起初几年很好。但一做了民众教育的工作，学生自然来了，尤以民族解放先锋队为多。一经学生的拥护，事情既忙，学校当局也就另眼看待，有的时候为要对付教员及学生就要拉我出面。例如“郑振铎解聘事件”，本来是吴雷川校长的意思，因为他作的《插图本中国文学史》错误太多，给国文系学生吴世昌揭发出来，登在报上，妨了校誉，所以要辞掉他。又因国文系教授马季明上课敷衍，闻宥和郑振铎积不相能，形势汹汹，工作停顿，要把三个人同时去掉，组织一个“国文系审议委员会”处理此事，我既非文学院长，又非国文系教授，关我甚事，乃偏偏要套在我的头上，使人疑心我排挤振铎。历史系主任洪煨莲本来是极意拉拢我的，自有此事，因为郑振铎是他的同乡，马季明是他的死党，疑心我要拆他的台，因此对我攻击。我为了研究《尚书》，先编《尚书文字合编》、《尚书通检》、《尚书学讨论集》数种，向哈佛——燕京学社请款美金2000元。《尚书通检》已出版，《尚书文字合编》刻成了十分之八，《尚书学讨论集》已抄数百篇，也印出一部分。抗战既起，我离开燕京，他把我告到哈佛——燕京社的总干事G. Elisseeff处，说我拿钱不做事，这位总干事就给我来信，要我退还这笔钱。在抗战时期币值大跌的时候，逼我拿出2000美金，不是要我的命吗？我还了一封信去，说：“请你查查哈佛大学的图书馆，是不是有我编印的《尚书通检》和《尚书学讨论集》？还请打听北平文楷斋刻字铺，是不是刻了《尚书文字合编》？”这信去后就没有事了。但这种手段，可不使人害怕？
说到这里，又要提起那位处心积虑攻击我的老同学罗常培。他是民八北大国文系毕业的，和傅斯年同班，可是傅办的是《新潮》，他办的是《国故》，这个《国故》是走黄季刚路线的，两种杂志代表了国文系的新、旧两种思想。当我到厦门时，他就嘱我介绍进厦大。我到中大时，他又嘱我介绍进中大。中大的文学院长是傅斯年，我向他介绍了。他说：“罗常培是《国故》派，我不要！”我说：“他的思想是另一问题，他的音韵学确实不错，你就聘了他罢！”结果，他的事情成功了。可是他进了中大之后，尽在傅氏面前破坏我，我们十余年的友谊完全毁了。后来我到燕京，北大招我兼课，有一次胡先生召开风谣学会，写上我的名字，他就说：“顾颉刚不是北大的人，为什么写他上去？”后来我在昆明云南大学任教，他在西南联大任教，联大的学生有来听我课的，又有和我通信讨论学问的，他就斥责学生道：“顾颉刚不是联大的教授，你为什么和他往来！”有一个学生写了一封哀婉的信给我，说：“并不是我们疏远了你，我们在这样的环境中是没有自由的。”
在昆明住了不到一年，我到成都，任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主任。我和齐大向无渊源，他们的请我是由张维华介绍的。张维华齐大毕业，入燕大研究院肄业，上了我两年的课，后来他又回到齐大教书。抗战后齐大内迁到成都，他是齐大校友，主张恢复国学研究所，请我当主任。我因免得在昆明受罗常培等的气，慨然应允。我的意思，在抗战期内，我既不能投降敌伪，就在齐大歇脚；待到抗战结束，这研究所的根基已打好了，我就离开齐大，把研究所交张维华接办。不知道他所以拉我到齐大的原因，是为想把持研究所，要我当个傀儡主任。但我的负责任的精神使我不能当傀儡，他就感到碍手碍脚，联络了钱穆来倒我。说到钱穆的起来，我应当担负一半的责任。他在中学读书时，为了闹风潮被开除，当了十年的小学教员。但因他实在用功，课余常写文章，所以为中学校长所知，升任了中学教员。又做了八九年，他的著作出版得更多了。我还到家乡，他把《先秦诸子系年考辨》的稿本给我看，我想不到一个中学教员能有这样的成就，就把他介绍到燕大做讲师。过了一年，北大要请一位中国通史的教员，我又把他荐去。他是自学进修的人，有这样成功当然值得骄傲。但在北平的环境里，究竟专家多，要骄傲也谈何容易，所以他还可以专心读书写作。后来流亡到昆明，因为他孤高，所以也为罗常培所排挤，他就搬出了联大的宿舍，住到宜良去，有课时乘火车来。我为他这般生活太不安定，又介绍他到齐大。但成都的空气和北平大不相同，那边是有三四百种大小宗教的地方，佩服一个人时总喜欢捧他做教主。钱穆能言善辩，在华西坝上课时，不但齐大学生来听，其他各大学的学生也来听，城里许多中学教员也来听，以至课堂容不下，每次上课必在大礼堂，使他觉得自己真成了圣人，骄傲的气焰扑人欲倒。张维华看他有如此的社会地位，就联合了他来打击我，想入非非地造出谣言来。我受不了这种侮辱，于是我到了重庆，而和国民党发生了些关系。
在现在时代，人家看了我这章文字，不免要说：“你有了这样的社会地位，又有学生做后盾，你怕他们什么！人家给你打击，你也以拳还拳好了，何必这样处处退让，让他们高兴！这真是小资产阶级的懦弱性的表现！”但我之所以这样，因为我的唯一目的是研究学问，如果我和人家斗争，固然未必失败，但这块地盘到手之后，一定是丢不掉的包袱，从此我只能终老在这块地盘上，成了一个正式的“学阀”，研究工作就永远无望了。现在的生活固因漂泊而不安，但肩上总是轻松的，只要有适当的环境，立刻可以做理想的脑力劳动，实现多年期望的生产计划，岂不更好。
我怎样脱离了国民党
在我年轻时，国民党在孙中山先生领导之下是唯一有办法、有希望的政党。中山先生在北京逝世，停灵在社稷坛，我去瞻仰他的遗容，又读了他的《三民主义》，心悦诚服到极度。国民革命后，我第一次看见做纪念周，感动得流泪，心想从此中国得救了。可是在那时我已走上了研究学问之路，我自省没有政治才，我不愿参加政党，所以有人拉我进党时我都拒绝。到了中山大学，党费是在每月薪金里扣除的，然而并不做党员。
1936年，我为办民众读物，到南京捐款。那时政府正讳言抗日，一班官员，自然奉命唯谨，所以捐不到多少钱。只有朱家骅说：“这件事情可以唤起民众的民族意识，是极重要的一件事。由你出来做，更好。我可以在中央党部里替你弄些钱，只是有一桩，你须得入党，否则以党内的钱供党外人花是说不过去的。”我为要事业成功，不惜牺牲了平昔的主张，就答应了。为了我已有社会地位，所以不曾经过预备党员这个阶段，立刻做了正式党员。这是我入国民党的一幕。可是我虽入了党，始终没有参加过区党部的集会。
在这里，我应当说明朱氏和我的关系。当民国初年，北大设有预科，分甲、乙两部：甲部是准备学文科和法科的，读英、法两种文字；乙部是准备学理科和工科的，读英、德两种文字。朱氏初到北大，是教德文的预科讲师，那时我已入本科，不曾相识。后来他留德归来，任北大地质系教授，其时我在国学研究所工作，难得见面。不过那时我发表的文字太多了，也使他注意到我。国民革命时，他任中山大学的委员，主张请我去也有他的成分。我去后碰到鲁迅辞职风潮，受了购书的任务，一共花了10万元，得到五六十万册，充塞了中大许多间屋子。以一暑假工夫有此成绩，颇使他惊讶。后来他做了浙江建设厅长，到杭州，那里是我买书最多的地方，他听了书肆里讲我的故事，说：“送他书也不要，自己要的书也花钱买，这是从来为公家办事的人所没有的。”使他更要拉拢我在一块做事。他虽做厅长，仍兼中大副校长，隔几个月来一次，我向他请求设备费、印刷费，他无不批准，所以我在中大里可以做出许多事来。到1929年，我要离开中大，他一定不答应。但因他不在广州，没法阻挡我的行程。我终于到了燕大，他也没奈我何。这时我既从事民众读物，他就表示他的同情与协助，而把我拉进了党。
?顾颉刚在重庆北碚。
1941年，我在齐大，他连来许多函电，要我到重庆去办《文史杂志》。我很奇怪，为什么在这抗战紧张的时候要办这种太平时候的刊物，我辞谢不去，但他仍是不断地来催我。恰巧在这时候，张维华和钱穆合力倒我，我想：成都既不可留，还是到重庆去罢，就于“大隧道惨案”那一天飞去了。见面之后，我问他办这个刊物的原因，他说：“抗战以来，物价日高，一班大学教授生活困难。政府正替他们想办法，这个杂志就是办法的一种，要使能写文章的文学院教授们得到些稿费做生活的补助。”我又问他：“为什么一定要我来呢？”他说：“这个刊物虽是党部里办的，却是纯学术性。以前卢逮曾主编，但他没有学术地位与号召力，决不能编好，所以非请你来不可。”那时朱氏是中央组织部长，吴铁城是中央执行委员会秘书长，这个杂志社是属于秘书处的。社长是叶楚伧，我是副社长兼总编辑。叶氏多病，长住山洞林主席官邸内养病，我只见了一次。当时决定社中经费每月8000元，开头是够用的，但后来就越过越难。我与吴铁城素无渊源，他又是一个标准的“官僚派”，气味不相投，我就不愿去看他。经费不够用时请求增加，他老是不理，所以《文史杂志》的稿费愈来愈低，落到水平线以下，所谓补助文学院教授这句话毕竟成了空话，好稿子也没得来了。大约吴氏受了“二陈”的暗示，要逼我自请停办，但我是吃苦吃惯了的，还撑得下去。直到1945年2月，我在文化界发表的要求召开临时紧急会议，组织战时全国一致政府的宣言上签了名，经费才真的停了。但我还靠中国出版公司的资助，这杂志没有停。到胜利后这公司关了门，我还交文通书局出版。直至金圆券发行，市场大乱，书肆无法再出，然后咽了气。
“二陈”对我的攻击可以说是很严重的。我在北平办民众读物，他们讽市党部来弹劾我，已见前章。这次又断绝我的经济来源，要逼倒《文史杂志》，可说是第二次。我对“二陈”，向来不熟，无恩无怨。他们所以要这样打击我，目标原不在我而在朱，唯恐朱的势力大过了他们。所以有一年，“中全会”朱氏被选为考试院副院长，他们就造谣言，说：“朱家骅要辞去教育部长，新任是顾颉刚了。”有人来告我，我莞尔道：“连一个小小的《文史杂志》社还办不好，哪能管教育部！”
朱氏要我到重庆，并不专为编《文史杂志》，而是要我帮他做边疆工作。他在组织部里办了一个边疆语文编译委员会，他自兼主任委员，要我做副主任委员。我说：“我虽极热心于边疆工作，但我是半路出家，不懂得边疆语文的，我负不了这个责任。既经部里要办这个机关，我介绍韩儒林君何如？他是懂得蒙、藏文的，又是蒙古史专家。”他听了我的话，趁着到成都的方便，亲自到韩家去访问，回来对我说：“我很感谢你，这位先生真是一位专家。但他正患肺病，应当静养，你代他一个时候何如？”我没法拒绝，只得应承。这个会在我计划之下，请了许多蒙、藏、阿拉伯、暹罗、越南诸种语文的专家，先译《三民主义》，次则准备译《论语》、《孟子》等书，希望边疆各族及和我国接境的各族能了解中国文化及其前进的道路。本来这项工作可以干好，但因我那时已在中央大学任教，我不能常到会里去，一星期只到一两天，实际主持会中事务的是边疆党务处处长李永新，他是C. C. 系的分子，不愿朱氏搞好这个机关，所以用消极方法来破坏，工作就很难推动。朱氏对此事固然热心，但他太忙了，平均一天见80个客，夜中看100多件公事，又有开会交际等务，向他当面讲好的事也往往忘记办。我觉得，如我只用做官的态度敷衍下去，我良心的痛苦更要加甚。所以管了一年零四个月之后，我就下了一个决心向朱氏辞了职。
到重庆不久，政府任顾孟余为中央大学校长，他邀我做史学系主任。我说：“我是北大出身，中大和北大向来不能沆瀣一气，如果我做史学系主任，恐怕又闹出麻烦来。如果一定要我担任些事务，我做个出版部主任如何？”他就任我为史学系教授兼出版部主任，我们筹划出文史哲、科学、社会科学三种季刊以及分院的丛书，可是不久就碰了壁。顾氏本是改组派，属于汪精卫一系，抗战起后住在香港。汪氏想组织伪政府时，他竭力反对，为避免汪氏的拉拢，便迁居到重庆。蒋氏要他做官，他不肯，因此免了中大校长罗家伦的职而改任他。他自从铁道部下野之后，十年没有做事，把全国新出版物读了不少，国内各方面的专家都给他登记起来，论理，他做了大学校长一定可以做出一点事。不幸教育部长是陈立夫，他是只知有系而不知有党，只知有党而不知有国的人，在他极端褊狭的心肠中，总想把C. C. 系统一全国大学。西北临时大学本来徐诵明做得很好，他派张北海做该校法学院长，带了手枪去发给学生，教他们闹起风潮来，就把徐氏逼走。中央大学，他满意把校长一席位置他的部下，不料蒋氏下了手谕派顾孟余，势不可挽回。顾氏行辈资格全出陈氏之上，又没法使他屈服在C. C. 系统之下。于是他就用“经济封锁”的办法来对付他。本来学校的经费以经常费为主、临时费为副，但到这几年，币值惨跌，变成了以临时费为主，经常费已不足轻重。那时适值沙坪坝大轰炸，中大校舍毁坏甚多，要重行修建，到教部请款。教部批道：“修建费暂由该校自筹垫付，俟完成后再由本部拨给。”待到完成，这笔钱左催右催再也不来。第二年，教育部下了一道命令道：“近来沦陷区青年来后方的甚多，该校应大量增加新生名额，俾不致耽误其学业。”顾氏遵了他的命令，增加名额四百。到快开学的时候，教部又派了400名来。既增出800名之多，课堂、宿舍、饭厅等不够用，又该盖房子了；学生既多，教员也必增请，教员宿舍又须添盖了。再去请款，教部仍批令先行筹垫，到造好时依然不付。这两次建筑费使得顾氏负了800万元的债，他相识的银行已经不能再帮他的忙了。那时是1942年的冬天，800万元实在是一个极重的负担。他无可奈何，去见蒋氏，请求辞职。蒋氏问他原因，他说明前情，蒋说：“这有什么困难呢，只要你来一个呈文，由我批交国库，发出就是了！”顾氏满心以为问题解决，就去了一个呈文。哪知道陈果夫是侍从室第三处主任，这呈文落在他的手里压了起来，再无回音。蒋氏事忙，早已忘记。顾氏是一个有骨气的人，他决绝辞了职。自1941年秋，到四三年春，他做了不到两年的校长，天天做无米之炊。穷得校中生不起炉子，全校师生没有热水喝，教员上了两堂，口渴了，跑到中渡口茶坊中喝水去。学生亦然，和教员做了茶侣。至于穷学生没钱上茶坊的，只得永远不喝水了，因此害病的非常多。我主持了出版部，只买了一架石印机，印些有插图的讲义，又勉强出了三册季刊。校中已付给我10万元设备费，但过不了几天，因为穷得无奈，又索还了。我在这等情况中毫无摆布，就和顾氏同了进退。
1941年，陈立夫曾和我开一个玩笑。这件事关系史学，常有人提起，所以我就在这里记述一下。我在1923年讨论古史时，曾引《说文》的“禹，虫也，从禸，象形”及“禸，兽足踩地也”，疑禹本是古代神话里的动物。这本是图腾社会里常有的事，不足奇怪。陈立夫屡在演讲里说“顾颉刚说大禹王是一条虫呢”，博得大家的一笑。这是意见不同，也无所谓。到那时，一天晚上，顾毓琇来，问我：“禹的生日可考不可考？”我说：“禹是神话中人物，尚不必有其人，何从考出他的生日。不过在川西羌人住居的松、理、茂、汶等地方，他们以六月六日为禹的生日，祭祀祷赛很热闹，这是见于地方志的。”他问了这件事就走了，我也不知道他的用意何在。过了些时，看见政府于六月六日举行“工程师节”，报纸上出有特刊，内有陈立夫的一篇文章，说：“大禹治水是我国工程史上第一件事情，现在禹的生日已由顾颉刚先生考出，是六月六日，所以我们就定这一天为‘工程师节’。”我才明白顾毓琇前些时的问就为的这件事。禹以六月六日生，本是一个羌人的传说，只要翻翻地方志就可以知道，何劳我的考证。这不是愚弄我是什么！嗣后，中大教授缪凤林就作文骂我，说我“既说禹为虫，又考出他的生日来”，好像我只会信口乱谈似的。实在，陈立夫正要借了缪凤林说出这番话来以压倒我的古史研究呢！
为了我在陪都，所以政府又给我一个参政员的头衔。自1941年至四七年，经过三次改选，我虽签名在文化界的要求组织联合政府的宣言上，居然不曾除名。我刚去时很热心，着力做了几个提案，也曾被通过，但政府对于通过的案件，向来是不执行的，所以提案是白纸黑字，通过的议案还是白纸黑字。我认识了这种情形，以后也懒得做此傻事。只有质问有时使得几个部长下不了台；但他们仍有一个躲避的办法，就是“书面答复”，一经书面答复，自有秘书们替这位长官作文章，滑过去了。我对陈立夫曾有一个严厉的质问，他自从做了教育部长之后，大量添设学校，安置他的私人；又办了许多独立或附设的师范学院，规定凡做中学校长的一定是师范学院出身，为将来控制选举，扩充C. C. 势力的准备。大学和学院开了许多而教授人选不够，只有滥竽升格，因此有刚在大学毕业的人而做教授的，上年已给会中质问，他无可答复，保证此后不再添设。哪知他第二年就创办了贵州大学，以他的私人张廷休做校长，经费十分充足，校中刚有一年级学生，而已请了三四年级的教员，教员没有功课开，就尽管拿钱不做事；拿中央大学没有水喝的苦境来比，简直有天堂地狱的判别。我质问他，为什么去年保证不添设而今年又添设？为什么新设的贵大会有这等的浪费？这质问他当然诿之书面答复。嗣后我和他同在一处吃饭，席散后，他避人责我：“顾先生，要是你不是国民党，你不妨这般质问我。但你是国民党，就不该这样！”我说：“贵州大学不是国民党的经费办的呀，我们只该就政论政，有什么党不党呢！”有一次，蒋氏招待茶点，请大家表示意见。有一位老先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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