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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亥革命即使不是标志资产阶级的诞生，至少也是标志其开始成为中国经济与社会生活中的一个重要力量。明清两代商人阶层的发展，使得资产阶级有可能在沿海大城市中出现。18世纪的人口增长和区域间贸易的扩展，加速了城市化的进程；城市人口据估计已达2400万。[1]商人们在各方面也加强其活动。各地区的会馆在全国猛增，在《南京条约》规定将宁波和上海辟为商埠开放对外贸易之前，各种形式的信贷已经在各地区出现。[2]
19世纪后半期，西方的势力进入到中国，给沿海城市以新的推动力，并引起了中国经济巨大的变化。在城市占统治地位的各阶层，都急于想从中获利，官僚和商人各有其优势。前者握有行政管理权及财政权，有责任感和领导能力；后者拥有个人财富，而且互相团结，并热心于变革。在两者既不情愿的合作，又部分地互相融合中，产生了一个界限含混的精英阶层，即所谓“绅商”。20世纪初，清政府的衰落，也削弱了官僚士绅在精英阶层中的地位。虽然辛亥革命是反映这一变化，并加速了其发展，但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时，这个新兴的资产阶级才真正登上行动的舞台。大战时期，外国竞争者退出中国市场，为中国的资产阶级打开了国内外市场。活动领域的拓宽和活动方式的多样化，促进了一代新型的企业家————银行家和实业家从商人中分化出来，并夺取了旧式商人手中的领导权。大战时期和战后的年代，成了中国资产阶级的黄金时代。但是1927年的官僚主义和军事专制政权的复活，开始了一个反动时期。资产阶级中最富有活力、最富有创业精神的人遂即失势，代之而来的是国家资本主义，基本上是高级官僚的资本主义。
20世纪中国资产阶级的历史，是一段受挫折的历史；在以后的叙述中，将设法寻找其原因，要从中吸取教训则更为困难。我们固然可以回到某些能熟悉的论题，第三种势力难道不仅是一种幻象吗？第三世界向自鸣得意的西方去效仿，这不是画饼充饥吗？从另外的观点来看，还可以就资产阶级革命的必要性提出疑问：可以不可以绕过这个阶段，或者把进行资产阶级革命的任务，由资产阶级以外的其他阶级来承担？
历史上每一次失败的潮流，都可能被当做是无关紧要的偏向。中国官僚主义的回潮，先是在国民党的统治之下，后来又是在共产党的统治之下，但都不能抹杀现代、民主与国际主义三者在中国的传统；而这个传统都源于资产阶级在五四运动中所作的贡献。同样，官僚主义也不能阻止这个传统的复兴。说来好像自相矛盾，只有经过相当长时间的观察，才能深刻认识并对当年那场为时短暂、范围有限的资产阶级实验作出公正的结论。
中国资产阶级的诞生
19世纪末与20世纪初的经济剧变
中国在对外开放以前的许多世纪，都是繁荣和发达的。精耕细作的密集型农业，保证粮食产量高于欧洲在工业革命以前的产量。中国的人口在18世纪增加了一倍，据统计，到1850年已超过4亿。费用低廉而管理良好的内河运输系统，承担着日益繁忙的地区之间的交通运输。城市化的步伐正在加快，市场网络日益将农村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手工业已成为农村里的第二职业。传统技术已发展到极其完美的水平。如果不进行一场工业革命，看来更进一步的改进是不可能的，而且又无利可图。而受到人口压力，平均收入低下，消费需求不足，劳动力充足，以及相对的原料短缺，则又阻碍了工业革命的实现。中国的经济似乎已陷入了“超稳定的陷阱”之中。关于这个问题，伊懋可曾有很好的论述。[3]
西方势力的进入中国，对于中国经济体制的运转产生了深刻的冲击。在过去，由于明清两代政府抑制贸易和航海事业，使中国的经济体制变成内向型的。“松动并最终打破中国的超稳定的陷阱，是西方的历史性贡献。”[4]在19世纪中期的战争和叛乱的危机中，中国经济发展的许多新动力因素正在聚集。1860年以后，中国的对外贸易急剧增长，建立了最初的现代企业，包括兵工厂、轮船公司、钢铁厂和纺织厂。这种新发展的中心是在沿海的城市，其中的上海很快即确立其突出的显著地位。这些新的港口城市，与中国过去时代的城镇大不相同。16世纪至18世纪，以往具有中等重要性的城市，既是市场或行政中心，也是商人们渴望与之合流的官僚士绅聚居之地，似乎政治与社会秩序完美的结合于其中。而其领袖人物，同时也是这个秩序中的活跃分子和主要受益者。清末的沿海港口，与上述城市不同之处，不在于其高度集中的人口————这使上海成为20世纪亚洲最大的城市之一。马可·波罗不是早就指出，中世纪的一些中国城市人口已为数百万计了吗？19世纪后半期勃兴的沿海大城市，由于其已成为技术革新和政治变革中心，遂脱离了中国城市的传统。中国沿海城市的这种双重演变，是由外国人的到来所引起的；中国人从外国人那里学到新的生产技术和组织方法，并且在外国租界内谴责清政府的暴虐与无能。尽管清政府虽竭尽全力，但再也不能像过去控制内地城市那样，来控制这些新兴城市了。诚然，上海——广州——香港轴线，仅是在这个大陆帝国边缘形成的一个狭窄走廊。但是，通过这个缺口，却涌现出行将被推倒（或许仅是动摇其基础）持续数千年之久的文明观念、技术和人才。
中国的资产阶级正是在这些新兴的城市中诞生的。其成长过程，和这个边缘地带对西方的影响的开放程度，是分不开的。在有些人看来，这个地带和孔夫子的“真正”农村中国，是格格不入的。[5]同样的指责也落到资产阶级身上，并因其由买办组成而遭排斥————必要时，因其为中国人而获得谅解。商埠的概念，也合乎作为航海国家的中国传统————这种传统，与占主导地位的内陆帝国传统一样也确实一样存在，现代资产阶级是被嫁接在中国的传统社会之中的。
复杂的社会基础
当现代经济部门开始在19世纪下半叶形成时，占统治地位的城市阶层————官僚和商人力图对这些经济部门加以控制，并将由此而来的好处据为己有。
由于容易接近权力和掌握国家资金，政府官员获得了双重特权。实际上，在所有“不发达的国家”中，掌握政权的人，都在现代化的过程中起着主导作用。高级官员以政府的名义进行活动，收集情报，获得颁授特权————垄断权、免税权和贷款权。在中国，国家控制整个商人团体的传统，只能加强当局对现代化的压制。官僚们得到其天然盟友士绅的支持。从18世纪起，为数众多的地主已开始走向城市。由于把料理乡下田产的事务交给了别人，这些进入城市的新贵们即投身于高利贷和商业，或社会公益事业。从这一时期起，兴起了各式各样的慈善组织（善堂）和公务部门（局）。在这些善堂和局中，士绅和较低级的机关合作，实际上负责管理市政。[6]尽管士绅们的创业意识和管理才能得到政府的关照，但国家资金的拮据和新的生产技术的复杂性，迫使官员常去寻求商人的帮助。
商人阶级的传统可以上溯到帝国的初始年代。这个阶级在中世纪的经济革命时期，曾得到蓬勃的发展。自从18世纪以后，这个阶级显出了再度的繁荣，并提高了威信，可以从地方行会与行业同业公会数目的猛增得到证明。中国商人从漫长的历史中，继承了商业和财务两方面的高度才能，繁琐的规章，中介人的繁多，以及运转的专业分工，使得商人能够将小手工业者和农民的产品成为商品化，并将其纳入————但不是控制本地的，或者是区域的；在较少的情况下，或是全国的市场。
中国商人能有抓住和利用时机致富的非凡才能，鼓励其与外国人合作。在一些开放的港口城市里，西方人办的工厂和运输公司为数众多。在1900年前后，将自己的才能为外国企业服务的买办人数，据估计已达2万。[7]通过一些业务上的接触，中国商人获得了现代的管理和生产技术。这些人构成了一个面向外部世界的开拓者集团；其与外国社会的关系，也许比与中国传统社会的关系更为密切。但是中国商人在与外国人的接触中，其民族和社会的特性，并没有如信奉基督教和流行穿着西装的人那样数典忘祖，而是表现为地区行会、行业同业公会和1914年以后的商会之中，并以新的力量来激发这些组织。
但是，各式各样的障碍，延缓了商人阶级转变为企业家和实业家组成的现代资产阶级进程。这些障碍，部分来自商人传统自身，如来自销售和生产两个系统之间的严格区分。在19世纪下半叶以前，中国几乎没有采用由商人将原料分发给手工业者加工的办法；而在曼彻斯特和里昂，正是这种制度的广泛采用，标志着资本主义制度的诞生。同样，中国商人嗜好商业投机，为迅速获得高额的利润而甘冒风险。但最主要的还是商人社会地位的低下，阻碍了其在经济上和政治上的转变。当然，不能把儒家对商业的谴责看得过分认真；过去数百年来，实践一直在与僵化死板的原则相对抗。[8]实际上，商人对公共权力的让步，并不表示商业活动受到压制，而是表现为各种形式的控制与合作，最典型的例子就是17世纪和18世纪的食盐销售制度。不过，商人这种退让的主动性，是为发财致富争取更多的机会。扬州盐商的豪富与权力便是明证。[9]商人阶级的成员要想脱离自己的出身，爬上更高的社会阶梯，或者是由官僚的提携，或者是通过科举考试，或者花钱捐得官衔。不过这种向上爬的运动，也为一部分士绅从事反方向的运动所抵消。所谓反方向运动，就是这些人暗中或间接投身于商业活动。
19世纪末，以官僚和士绅阶层为一方，与商人为另一方的合作增强了，并且有了部分的相互融合，结果就产生了商业资产阶级。在政府的倡导下，在现代经济部门中出现了混合企业（官督商办或官商合办），由公私两方共同出资，在上级官员监督之下，由商人来从事经营。随着岁月的流逝，这种官僚资本主义变得越来越少国家行政色彩了。当20世纪的最初10年，这种官僚资本主义发展到最佳状态时，企业领导人亦官亦商的双重依附关系，构成了官僚资本主义的唯一基础，例如张謇和严信厚。[10]这一新的城市绅商群体的出现，受到19世纪中叶以来的大量捐官的认可，也受到20世纪初叶（1903年的诏书）商人地位的上升的认可，更使官吏和退职官员对经商表现出日益增长的兴趣和鼓励。
在这个新的混杂的阶级队伍里，各种力量的对比处于不断的变化之中；在20世纪始初阶段，官吏似乎处于主宰地位。官僚主持着上海和广州的各种慈善协会（爱育善堂），也主持着雏形市议会的上海华界总工局，甚至担任新的商会长（清末商会的总数已达800左右）。[11]但在以后的年代里，由于科举制的废除（1905年），中央政权的衰落，地方政权的军事化，官僚阶级的势力因之而削弱。商人们逐渐在城市绅商中发挥更重要的作用，参加了1905年抵制美货运动，由此也显示其在经济领域和政治领域不可轻视的影响。加入资产阶级队伍的官吏或其子孙的行为，越来越像公司的首脑和私人资本家。曾国藩的外孙聂云台在1920年前后，成了庞大的中国实业家协会的主要领袖和代言人之一。
条约口岸的作用
中国资产阶级的形成，也有其外部环境的原因，即由外国势力的进入和条约口岸租界所造成的。
在明朝，中国最初出现的资本主义萌芽，并没有开花结果，也没有促成一场技术革命，更没有产生现代的资产阶级就枯萎了。历史学家们对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遭受挫折的原因，至今还没有清楚地说明。学者们对此各执一词，归咎于官僚主义的压迫（E.巴拉兹）、制度运转不灵（费维恺）、原料缺乏，认为是习于按常规办事的小生产和信息灵通的商人之间缺少配合（伊懋可），甚至还有人认为是缺乏能源。[12]充其量也只能像E.巴拉兹那样指出，在许多世纪中，商人阶层的兴旺，都是与国家权力和官僚控制的减弱同时出现。但是，一旦占主导地位的政治和意识形态秩序受到削弱，就会出现资本主义萌芽；可是这个萌芽，又将或迟或早为政治和意识形态秩序的减弱，因而为发生的变乱所扼杀。因此，对于处在瘫痪过程中的专制和儒教政权，唯一的代替物似乎就是具有破坏性的无政府状态。
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中国资产阶级的迅速兴起，是由官僚主义控制的削弱（商人将其能量释放出来），以及相对安全而有秩序的孤岛，即“租界的庇护”（这种庇护保存了商人的能量）这两者同时的存在促成的。[13]尽管居住在租界里的中国商人，受到二等居民的待遇，长期被剥夺了参与城市管理的权利而又必须纳税，但也因外国人的存在而受益。租界里的巡捕，必要时能够得到从外国居民中招募的义勇队的支持，使条约口岸免受骚乱的干扰，也免受19世纪末以来各省连年不断的小规模叛乱的侵扰。这些义勇队的武装实力并无多大作用，而是停泊在主要口岸，或沿扬子江上下游弋的炮舰的威胁，足以保持这些“国中之国”的安全。在这种安全避难所里，各种公共事业（海关和邮局）引进了公正和正规化等行政优点。“模范租界”提供公用事业，如廉价的民用和工业用电，自来水、电车和电话，完全可以和西方的大城市媲美。但是中国的绅商们在租界内首先寻求的，是财产和人身的安全，把自己的钱财存入外国银行，其保险库是北京政府永远无法打开的；还可以向租界的会审公廨提出申诉，以抵制清政府官员的高压政策。[14]外国人为了本地区的商业利益，希望保证其正常发展，不要受到政府当局的干扰，上海租界工部局于1902年提出，任何在租界内的中国居民，原则上在未被会审公廨审判定罪之前，均不得引渡交给清政府当局，在1903年的“苏报案”中，这个原则得到明确的验证。当南京的两江总督要求立即引渡激进的反满新闻记者时，工部局中的英国多数派对会审公廨施加压力，要求按西方法治原则审判，结果只判处了短期监禁。[15]
革命的反清运动与中国资产阶级的形成，都得益于由租界发展而成的国际飞地的存在；两者齐头并进，互相支持。
1911年：不明确的资产阶级革命
1911年真有一次资产阶级革命吗？
首先要抛弃或多或少被广泛接受的假说，认为1911年的革命不是一次资产阶级革命。在1949年胜利的前夕，中国共产党将其历史用马克思主义的词汇重新作了解释，把1911年的“旧民主主义革命”，或多或少描写为封建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必不可缺的资产阶级阶段，把资产阶级设想成为这次革命的指导者和主要受益者。这不是事实————除非放宽资产阶级的定义，除了工商界和城市知识分子而外，也包括高级官吏、地主、军官、秘密会社首领和各种武装帮伙；而这些社会成分的特点和本性，与马克思主义关于资产阶级的界说是不相容的。这样的理解资产阶级，会把资产阶级与大体上仍然是农民和传统社会的统治阶级混为一谈。[16]根据严格的定义，城市资产阶级只限定为和现代工商业相联系的阶级；可是，这个阶级显然在辛亥革命中只起次要的作用。武装暴动，由地方士绅领导的起义————这次最初的革命，超越了资产阶级，并脱离了资产阶级的控制。[17]
革命成功之后，资产阶级曾企图利用形势为自己牟取好处，但只获得了一半的成功，即仅取得了对资产阶级利益的尊重；除了局部地区外，并未取得权力。
虽然不能把辛亥革命称作资产阶级革命，但这场革命对资产阶级的命运起了重要作用。这次革命是资产阶级第一次卷入于政治，正式登上了中国的历史舞台————有人评论中国资产阶级第一次亮相说：“当前的革命清楚指明，强大的商人阶层通过商会中介，采取行动所表现出的影响和稳定。”[18]然而，在这个特殊的时期里，资产阶级的经济基础还很脆弱，而现代经济还很不发达，并且这些现代经济还都掌握在外国人手中。资产阶级的社会界限还不明确：因其与官僚集团言归于好而增强力量，但却削弱了其独立性。既是如此，那么，资产阶级政治作用的重要性从何而来？
1912年，农商部列举了794个主要和次要的商会，计有196636个会员。[19]由于商会会员既包括个人，也包括人数众多而由个人代表的社团、同业公会或者公司，因此加入商会的商人————作为个人或者通过其指定的代表的人数，显然比官方公布的统计数字要多得多。如果连家属也计算在内，商人阶级中最富有和最受尊重的部分，必然已超过150万人至200万人，几乎占全国总人口数的0.5％。这个百分比看起来并不大，但是与统治阶级中的其他集团相比，商人的数目与军官（1.7万）[20]、学生（3万）、归国学生（3.5万）[21]、官员（5万），甚至比上层士绅（20万）[22]都多得多。商会多达794个，说明商人阶级遍布全国。由于上述的原因（发财致富的新机会，财产和人身安全的保障），大多数最有生气和最富有的商人，都聚居在大的条约口岸，尤其是在上海————这些人最直接地进人现代社会。虽然在全国人口只占少数，但商人阶级在统治集团中却是人数最多的阶级之一；和士绅阶级联合在一起，则代表了条约口岸中新的现代化中国的主要精英。
中国资产阶级在当时所扮演角色的重要性，可以看作是由意识形态起决定作用的现象。这个中国阶级的出现，正值从西方引进的民主思想和民族主义在全国传播；而在18世纪至19世纪的西方，民主思想和民族主义的形成，一般是和民族资产阶级取得政权联系在一起的。青年知识分子和新军的一些军官传播了这些思想（不是没有歪曲和遗漏），并作这个思想体系继承者。中国资产阶级力图将这种舶来的意识形态，与中国的现实状况结合起来。反清运动领袖们所宣扬的民主、宪政和民族主义，正与资产阶级的愿望相吻合，遂使这个阶级急速觉悟的过程相应加快了。
资产阶级积极支持革命派；改良派和革命派也都得益于资产阶级的援助。当一种意识形态正在摸索中形成之时，而纲领的模糊不清尚待名人来影响之际，资产阶级表现的迟疑不决，是不足为奇的。在下层资产阶级与上层资产阶级之间，在买办和民族企业家之间，并没有严格的分界线；改良派资产阶级和革命派资产阶级之间的划分，似乎也很难预测。这里也像许多其他领域一样，私人关系在起作用。因此，反对派的领袖在繁忙的旅途中与商人社团建立的联系，就显得十分重要。然而，在革命前夕，改良主义似乎赢得大陆资产阶级的赞同，而移居海外的华侨则表现得很为激进。在条约口岸的企业，总是和士绅阶级密切结成联盟；而且与这些士绅一样，具有十分实际的社会保守主义精神，对整个中国的局势无疑持更为现实的乐观看法。通过商会，商人们在立宪运动中发挥了积极作用；1909年，其中很多人被选入省1议局议员，1910年，又参与速开国会的斗争。[23]
海外华侨渴望的，是建立现代化的政治经济组织形式，来恢复祖国在国际上的威望。香港、横滨和新加坡的华侨，首先从经济上资助孙逸仙的政治活动。1905年以后，孙逸仙的思想传播到知识分子和新军之中，并为其所接受；孙氏与华侨商人的联系仍如以往一样牢固。当然，海外华侨加入激进的反抗运动，也不可强调的太过分。改良派领袖康有为和梁启超，也能赢得海外同胞的理解，并从中得到很多经济援助。此外，在清政府最后几年中，有志改良的大臣们也在海外找到可贵的合作者。如富商张弼士从新加坡回国，帮助盛宣怀发展国家的铁路系统和建立商部。[24]在中国境内，条约口岸的商人虽然参加了宪政运动，并支持改良主义政策，却在时机到来时，转而投身于革命阵营，支持起义，并负责管理地方事务，以待新政权的建立。
商人与革命起义
1911年10月10日的武昌起义，是由军人发动的。商人们虽然促成了导致革命爆发的局势，但并没有直接参加起义。1911年的春夏之交，震动四川全省的反对铁路国有化风潮，得到重庆和成都的商会和各同业公会的积极支持。当年10月，武昌商人迅速起来支持军事起义者。10月12日，起义者对商人作出保证，宣布：
虐待商人者，斩；妨碍商务者，斩；企图关闭商店者，斩；促进贸易者，赏。[25]
作为对保证的交换条件，商人须参加维持秩序，并组织商团搜捕抢劫者和纵火犯；商会会长甚至被任命为维持治安的负责人。商会立即向起义者提供20万两白银的贷款。
在上海，资产阶级与革命者的合作不是在起义发生之后，而是在其以前，已为起义铺平了道路。[26]
1911年4月，商人们与同盟会领袖陈其美、朱少屏与银行家沈缦云建立了联系。沈缦云在新成立的爱国组织中国国民总会任会长，并曾任上海商务总会议董、上海城厢内外总工程局议事会议董，即上海华界自治公所。同时，1906年建立的商团也进行了改组，由革命党与商会统一领导。这支当时估计有350人至700人的武装力量，到1911年11月初，扩展至2000人左右。这支队伍由上海的志愿者所组成，与公共租界的义勇队“中国连”至少有政治上的联系。这支中国义勇队由华界自治公所总董李钟珏（平书）指挥。李氏是属于绅商中的官僚派，但是在上海，绅商们已形成统一战线。[27]不论其出身是商人还是文人，也不论其居住在租界或华界，似乎都同样的同情革命。只是对清政府的不满和受爱国心的驱使，是难以解释这种一致的。应该承认，是不是为数不多起带头作用的领导人组成绅商组织起的作用呢？这些领导人顶多只有数十人，却领导着商会、商团和华界自治公所。武昌起义后，在沈缦云资助的革命报纸《民立报》报馆中举行每日例会上，陈其美和李钟珏两人之间建立起密切的合作。商团控制了上海城市，华界自治公所使当地警察保持中立，商会答应给革命者以经济补助。[28]当陈其美在11月3日打败了清军，并占领了江南制造总局以后，上海即实现了共和。
中国人团结一致的精神，作为辛亥革命的特征大大爆发了出来，但各省的城市情况也不完全相同。上海资产阶级所公认的特殊经历，不能被用来评价整个资产阶级的作用。在广州，10月10日武昌起义的消息，只不过促使两广总督张鸣岐为保住自己的权力，宣布在内战中保持中立，并加强地方自治。张鸣岐的计划得到绅士阶层的支持，但却遭到商人的反对。士绅们于10月29日在爱育善堂集会，拥护共和，宣布广东独立[29]；但商人们却对其决议不予实施。直到11月9日，张鸣岐迫于革命的压力，只得从广州一走了之，将权力留给同盟会的代表胡汉民。因此，尽管广州在商业上占有重要地位，但广州的商人在辛亥革命中只起有限的作用；商人的分裂，为其软弱无力的主要原因。商会不能支配其下属的72个行会和9个善堂，不能成为整个商人阶级的代言人；再者，经济近代化的缓慢，也妨碍了城市绅商的团结。面对坚持其特权和享有传统利益的士绅阶级，广州的商人仅组成了一个没有多大作用的孤立团体。
因此，在不同的城市，资产阶级的作用也各不相同。在新近才移民垦殖的东北地区，资产阶级根本不为人所注意，只满足于保持秩序和采取“等着瞧”的态度。而在内地各省，例如湖南，军队、士绅和秘密会社之间，正在进行互相角逐。在沿海地区，如山东、浙江、江苏，或长江中游大口岸的汉口，资产阶级则比较活跃。
一般说，资产阶级在辛亥革命的各地起义中，没有起到领导作用，只满足于根据自己的实力，对其他社会集团造成的地方政治形势，作出自己的反应。即使是在上海，资产阶级也只是扮演赞助革命的角色。不过无论如何，资产阶级毕竟持同情的态度，满怀自信的欢迎革命。革命并没有带来任何严重的经济危机。交通受阻和流动资金缺乏，曾引起商业和工业活动的暂时下降，但没有发生恐慌。到12月中旬，上海便很快恢复正常。
中华人民共和国一些历史学者，强调资产阶级自身固有的内在矛盾，资产阶级站在知识分子和青年军官一边投身革命，然后————为剧烈的革命激变吓倒，又急剧后退，为保障其阶级利益，又站到士绅们一边去了。[30]1911年12月在广州的商人中和1912年初在成都的商人出现的情绪逆转，使上述说法显得有些道理。一般的说，中国商人似乎与其同时代的中国人一样，并没能看出起义的保守性，也没有意识到这种保守性以革命的名义表现出来。在这里，是不是可以说，这是“意识形态的混乱”和“政治上的不成熟”呢？[31]如果我们同意周锡瑞的看法，承认在中国政治传统中，自由主义不应从个人的意义上说明，而是对中央政府极权主义的反抗。[32]那么，地方的士绅们看到其权力已经建立起来，认为自由与民主已经获得胜利，就没有什么不妥之处了。
商人与名流的联合阵线
在革命的前夜，中央政权的衰落与政府当局的腐败，致使城市绅商承担起管理所在城市的责任。“清朝被推翻以后，在长达数月之久的时间里，中国大多数城市实际是由商会和同业公会联合管理。”[33]
商界介入到地方政治与行政事务，反映了自19世纪以来城市绅商在全国各地（包括内地）已获得重要地位。但这并不是新的政治现象，只不过是延续————并且扩大了行业联盟的传统，其作用在太平天国起义的危机时期已经奠定了。[34]当时这些行业联盟已超出社团范围，致力于城市公益事业，在儒家公德责任心的驱动下，尽力补救当局的无能，并保护其在城市的切身利益。
1912年，商会在大小城镇已树立了自己的权威，其目的都是维护社会秩序，与强盗、土匪、散兵游勇以及秘密会社进行斗争。商人和士绅阶级从事的事业是共同的。在这由一位名流组成的联合阵线中，虽没有必要把商人特别突现出来，但其在行动中的活力的确是出色的。商会和行业公会承担军饷，贿赂土匪使其离境，遣散军队，并在互争雄长的将领之间进行斡旋和调解。一位时人评论说，“在中国社会的各个组成部分中，商界是最团结，也是最保守的”[35]。
不论商界的介入有多么广泛，但其在政治上却只获得了有限的作用。实际上，商人只是要打进早已建立的体制框架里去，力图纠正其在运转中的缺点而已。商人们并没有为自己谋求权力，而只满足于能同现当权者参与协商。真正的当权者仍是在位的官僚、将领，或者是骤登大位的革命军人。这种间接控制的方法包含着不少风险。地方掌权者经常背叛商人，科以苛捐杂税，甚至会遭到威胁和绑架。尽管商人掌握着施加财政压力的手段（因为商人提供资金，或者为发行纸币作担保），商人虽为当权者建立政权出了不少力，可是还是成了这个权力的第一个牺牲品。在大多数情况下，商人并没有准备直接掌权。因为传统上商人是被排斥政权之外的，对革命的介入，也只是暂时的。
在这场波及整个政治制度的总危机中，这种权宜之计显然是无效的。不安全感继续存在，而且日甚一日。广东省完全变成了“海盗共和国”[36]。商人们曾经要求废除的厘金制度，又在以商捐或统捐的新名目下出现了。政府缺少正常的国库收入，商人们也无力独自长期承担公共行政费用。由于地方政权之间缺乏协作，以及对农村的漠然视之，商人们要求安定和统一市场计划的努力，最终都归于失败。在中国的各个省份里，商人的力量不足以取代中央和地方官僚的权力，其所能做到的，只是尽量限制无政府状态所造成的破坏。和过去一样，一旦帝制的王朝崩溃了，取而代之的，仍然是一场无政府状态的混乱。
上海的资产阶级和南京临时政府
在上海，一个强有力而组织严密的商人集团，正从过去的压抑中摆脱出来，继续受到租界内相对安全和稳定的秩序保护；并抓住辛亥革命所提供的机会，力求实现其在本地和全国范围内施展其政治抱负。
1911年，驻守上海的清军被击溃后，公共租界和华界的主要商人，毫不迟疑地参加陈其美都督建立的军政府。陈都督聘请总商会的董事们担任其顾问（虞洽卿和周舜卿），将财政事务托付给银行家朱葆三和沈缦云等人主管，并由一位买办郁屏翰办理；商业管理交给船商和实业家王一亭，市政管理交给公共工程承包商李平书和粮商顾馨一；李、顾二人遂成了陈其美的助手。[37]
在最适合的环境里————即在中国沿海的世界性现代化，资产阶级表明自己要成为主导的政治力量。如果条约口岸真像有的著作指出的那样，成了国际飞地，缺少与内地的联系，上海商人也许不会梦想将自己的活动推行到全国。然而，沿海地带的经济发展，既朝向海外，也朝向内地；其繁荣同样既依赖于各省，又依赖于同国外的联系。这种经济上的一致性，加强了民族统一的需要和愿望。上海的资产阶级接受了孙逸仙的共和政治纲领，并在实现现代化的努力中与其合作。也像孙逸仙一样，上海资产阶级一道为了塑造一个新中国，并为此目的而向海外华侨呼吁给予援助；更想控制广袤的内地，将其按沿海形象予以改造，以便资本主义和民主的萌芽，也能在那些地方开花结实。
据估计，上海商人资助了700万两白银[38]，帮助孙逸仙于1912年1月1日在南京成立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由各省代表投票使之合法化。新政府宣布其为全国性政府，颁布了重复同盟会纲领的内容。孙逸仙在1912年1月5日发表的宣言中，谴责愚昧的清朝，“贼害吾民，以图自利。宗支近系，时拥特权，多数平民，听其支配……又复征苛细不法之赋税，任意取求，迹近掳劫。商埠而外，不许邻国之通商；常税不足，更敛厘金以取益，阻国内商务之发展……妨殖产业工之繁兴”。孙逸仙保证，“吾人当更张法律，改订民、刑、商法及采矿规则；改良财政，蠲除工商各业种种之限制……”[39]
在新任的实业总长张謇的倡议下，设立了工政司，将中央政府的指示贯彻到各省，并协调其工作。[40]银行家沈缦云自海外华侨中募得500万美元，在孙逸仙和上海总商会会长周金箴[41]的共同支持下，创办了中华实业银行；可是南京临时政府只存在三个月，当然不可能有多大成就。然而，该银行能不能有更大的成就呢？在孙逸仙就任大总统的数周内，“银行家、富有的商人和买办……开始感到这个政权的统治不堪忍受”[42]。商界和陈其美之间的关系恶化，这位沪军都督有时为了得到需要的款项，竟采取严厉手段。[43]2月初，临时政府决定以轮船招商局抵押向外国借款，遭到包括周金箴在内的股东们的强烈抗议。[44]
1912年在上海发生的冲突，与20年代坚持特殊论的广东资产阶级对国民政府的抵抗，看起来并不相同。当时的国民政府急于在统一国家的基础上扩展其活动，甚至不惜以发动艰难的北伐为代价。上海的资产阶级支持孙逸仙要求统一中国的主张；无疑也希望在其资助下建立的南京政府，能迅速扩大基础，并获得国内其他方面的支持。但资产阶级的幻想很快就破灭了。由于缺乏足够的社会基础，南京政府很难得到高效率政党的支持。同盟会本来就是个松散的组织，早在1912年初就遭到一些新政党的竞争，没过多久，就只剩下孙逸仙及其少数追随者了。在拥有强大正规军，并得到官僚和旧式士绅支持的北京一武昌联盟压力下，孙逸仙被迫妥协，于1912年2月将民国总统拱手让给了袁世凯。
于是，中国资产阶级的第一次政治实验，于1912年春以双重的失败而告终。的确，在这段时间里，人们感到了资产阶级的分量。在各省，资产阶级曾协同保证商业照常营业，并在一定程度上维持了社会秩序；其对南京临时政府的支持，阻止了不得人心的清朝复辟，并为共和政体的建立作出了贡献。但是，资产阶级没能建立起对自身发展不可缺少的政治结构；在各省，其社会基础的界限也定得含糊不清，所采取的行动，也很难与士绅们的行动真正区别开来。连上海的企业家也无力将全国性政权单独掌握在自己手中，更无力将新秩序移植到中国内地的农村和官僚社会；这些新秩序是建立在贸易和技术、自由竞争和相对和谐的民主态度之上的。这些新秩序由于外国的参与，在条约口岸有可能建立。
尽管沿海地区已经有了资产阶级，但整个国家的命运仍决定在内陆的军事和官僚政治机构————只有这个机构才能控制整个国家。
倒退
袁世凯之就任中华民国总统，开始了中国资产阶级的倒退时期。经过了数月的混乱之后，商业界急于要恢复稳定和安全；在稍作犹豫之后，就表示对袁世凯的拥护。这标志着政治转向的开始。商界与革命的共和派联系就更为松弛了。1912年4月，上海“敢死队”总指挥刘福标[45]在公共租界被捕时，就谴责上海总商会的背叛。资产阶级的依附者都被吸引到新的温和的政党里，这些党派在1912年5月改组为共和党。在1912年12月至1913年1月的全国选举中，上海的温和派支持共和党。此外，袁世凯尽量向商人们提供补偿和保证，承担南京临时政府与上海商界签订合同的义务[46]，并答应赔偿汉口商人在1911年10月商店被捣毁所蒙受的损失。[47]袁世凯长时间出席1912年4月29日在北京召开的临时参议院会议，为了争取资产阶级的支持，宣布了一系列的改革，取消厘金，减低出口税，统一币制和一项关于发展实业的方案。
度过了1912年初的数月不景气之后，商业的恢复把资产阶级从政治活动中吸引开去。由于农业的丰收和国际市场的白银价格上涨，与1911年相比，中国对外贸易总额的下降甚微。1912年是8.43亿海关两，1911年为8.48亿海关两。[48]这种繁荣也扩大到实业部门。1912年，电力的供应必须增加4倍，才能满足新工厂————特别是沿苏州河两岸正在兴建的碾米厂和正在扩充生产能力的纺织厂的需要。[49]同一时期，面粉业经历了一次迅速发展（在上海、满洲和长江沿岸城市，1913年登记的53家企业中，有14家是在1911年以后成立的）。[50]机械工厂的数目也有大幅度增加，1912——1913年间，新建厂5家，大多都在上海。[51]汉阳钢铁厂的高炉，在1911年10月起义时即被闲置不用，这时又恢复开工。此后的操作人员全部都是中国人。[52]在采矿业方面，勘探和开采都有所发展，有时也得到外国资本的援助。[53]上海华界电车路系统（南道）的建设，从计划到完工只用了几个月时间，完全没有依靠外国的帮助。[54]这些业绩得到十几个省区或全国性社团的支持与协作；这些团体都是为振兴实业而于1912年组建成功的。[55]
在这种情况下，工商界最担心的政治与军事上的混乱重演。1913年3月22日，袁世凯唆使人暗杀了宋教仁，在上海的巨商中引起了深深的不安。[56]然而，比起袁世凯的背叛来，更使巨商们忧虑的是孙逸仙作出敌对反应。在新的共和国体制和自由处于危急存亡的当头，资产阶级所担心的，新的危机将会给其带来直接的麻烦。对革命实验的失望，有秩序政权的吸引力，经济发展激起的希望，三者结合在一起，推动资产阶级趋向保持中立。[57]1913年夏季的危机，将迫使其作出抉择。
1913年7月，袁世凯与孙逸仙的冲突爆发以后，南方各省都督宣布独立。上海也卷入了这次运动，陈其美担任了讨袁军总司令。是公开反对讨袁运动，还是为了维护自身利益而采取机会主义态度？商人们对此犹豫不决。总商会拒不批准独立宣言，又不向陈其美提供其所需之资金。商人们最大的希望，是避免讨袁军与重新占据江南制造总局的袁军之间的战斗。“鉴于上海是商埠而非战场……任何一方挑起战端，均将被视为人民之公敌。”[58]商人们一个集团的私利，就如此简单地等同于全体人民的利益了。
在广州，广东都督陈炯明于6月21日宣布独立，但却遭到商人们的敌视和冷遇。[59]国民党为数不多支持陈炯明的人，都来自海外华侨或港澳。可是没过多久，其中最活跃的郑席儒就被港英当局取消其居住权。在长江流域的主要港口，如重庆、长沙、芜湖、南京，商人们也表现得小心翼翼，对讨袁军抱着不公开的敌视态度。[60]当地的商会致力于保全其城市，贿赂讨袁军士兵，促其速即撤离，并为袁军的和平返回做好准备。商人们在这些方面也都获得了一些成就。可是商人们在南京的这些做法却未能奏效，首先被迫交给讨袁军大量的金钱；而袁军入城以后，又遭到大肆抢劫而倾家荡产（1913年9月1日至3日）。[61]
资产阶级对“二次革命”的敌视，只是很小心地表现出来，在那些宣布独立的省份尤其如此。各地商人不曾表示公开反对，而只是拒不给予财政上的合作————只要压力不是太大。无论如何，斗争的结局，主要取决于各省都督及其统率军队的人数与质量。袁世凯在这方面占有压倒优势。资产阶级对二次革命的反对，毋宁说是袖手旁观，并没有起决定的作用。正如在辛亥革命时期一样，资产阶级的支持革命，对事态的发展并没有多少真正的影响。不管是支持还是反对，资产阶级对革命都是次要的力量。
1913年二次革命的失败，带来了沉重的苛捐杂税和商店的横遭抢劫，迫使资产阶级去保护自己眼前的短期利益。袁世凯鼓励商人回到其在传统社会的孤立中去，远离政治。在挫败了二次革命之后，袁世凯不再满足于迫使革命领导人流亡海外，而是首先解散国民党（1913年11月），然后又解散国会（1913年12月），企图以此来消灭革命。袁世凯进而又把目标指向革命以后地方士绅建立起来的代议机构，于1914年2月4日下令解散省议会和地方议会；1912——1913年冬季，这些议会是在扩大选民范围基础上（占成年男性人口的25％）恢复的。[62]自革命以后，这些地方议会接管了许多原本属政府官僚机构的行政、财政和军政事务。[63]此外，议会还成为当时人数逐渐增多的新工业家、教育工作者、手工业者和妇女组织的论坛和活动舞台。正是这些社会组织，整个社会各阶层————士绅，包括文人学士和小商人都纳入国家政治生活之中。这些地方议会在中国传统之内，其代表性很似自由主义的内容，起着保护地方利益，也捍卫了被官僚机构拒绝或忽视的社会集团的作用。在袁世凯心目中，议会对其个人权力和国家的统一构成了威胁，因为此人把国家的统一，看成仅仅就是严厉的中央集权。
对于上海的商人来说，二次革命是异乎寻常经历的结束。在革命以后，华界的市政当局重新命名为市政厅。被称为绅商的上海士绅，曾有机会证明其管理能力和现代化才干，对民主程序的理解及其对重大问题的兴趣。[64]现在，上海商界将永远不能恢复其地方行政和政治自治权。袁世凯用来代替原来市政厅的“工巡局”（负责管理公共工程、巡警、捐税），被置于地方官的严格管辖之下。1914年制定的法律，加强了对商会的控制，剥夺了商人表达政治意见的发言权。
商人们就这样被剥夺了主动权，失去了过去十余年中曾鼓舞起对伟大理想的兴趣。由于不能使全国都接受商人在中国所开创的现代化，于是就转而全神贯注于自身的短期利益。面对一个虽不曾向往，但也并不难于接受的军事官僚政权，商人们只得在外国势力的庇护下，努力去加强自己地理和社会基础的自治；因此，要求南京的英国领事将租界[65]扩展到下关码头和商业区，以便得到更好的保护。在上海，华界闸北居住的一些社会名流，则请求公共租界的巡捕进行保护，用一位外国侨民具有讽刺意味的话说，寻求“我们自治暴政的保护”。
不过袁世凯接掌权力，并不是简单旧政权的复辟。袁世凯在担任总统期内，表现新的进一步发展经济的决心，完成了商业立法，稳定了财政与货币制度，鼓励私人企业。[66]1913年10月至1915年12月，农商总长张謇促使关于商业企业和公司注册，关于开设公司的法令获得通过；建立培植棉花和甘蔗的示范站，并计划统一全国的度量衡标准。1914年2月，在梁士诒的策划下，作为统一货币的第一步，铸造了袁世凯头像的银元。
袁世凯的这种鼓励商业的意愿，与其拒绝给予资产阶级最微小的权利，恰形成奇特的对比。袁世凯本人在清末就是传统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现在，此人又回到现代官僚主义传统的老路。作为一个独裁者，袁世凯的权力支柱是军队和官僚集团，没有必要去讨好商人。因此，如果把袁世凯的经济政策看成是对资产阶级的支持，那就完全错了。同时，把袁世凯统治时期各大商埠的繁荣，归因于袁世凯的这一政策，也是错误的。把中国资产阶级推向其黄金时代的动力，乃是来自他处，即来自第一次世界大战对国际局势的改变。
中国资本主义的黄金时代，1917——1923年
尽管资产阶级只是有限度地参加辛亥革命，对社会的动乱采取保守反应，但这并不足以否定资产阶级革命的概念。于此，还需要进一步研究辛亥革命所产生的影响。虽然引进资产阶级革命的概念，对弄清1911——1913年所发生的事件也许意义不大，但是对中国较长时期社会经济分析是有用的。这样，过渡演变的概念（从“封建主义生产方式”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过渡演变和从官僚主义社会到阶级社会的过渡演变），就应当代替革命突变的概念。这种变化产生于漫长的历史过程。在中国，这一过程始于16世纪至18世纪，中国传统经济中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正如已经指出的，这一演变在19世纪变得十分明显；在辛亥革命之后，继续成为20世纪经济现代化和社会变革的一部分。因此，把资产阶级兴起的发展过程，简单归结为一个革命事件，是不可能的。
但是，在10年至15年的时间内，辛亥革命是否加速了中国工业化的进程，是否改变了中国社会内部的力量对比，是否促进了一个真正的资产阶级兴起呢？一些研究法国大革命的历史学者，在提到革命正是为了释放“野蛮的资本主义制度”的能量时，总是强调这一进程发展得十分缓慢。[67]在中国，情形恰截然与之相反。革命后10年到20年代初，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就开足了马力，出现了新一代从事工业生产和采用工资雇佣制的企业家。但是，这一都市经济和社会的巨大进步，更多地来自第一次世界大战所造成的经济奇迹，而很少受惠于被军阀所长期占有的革命成果。在半殖民地的中国，资产阶级革命的逻辑，必然是受外部国际关系的演变所制约。
战时与战后的繁荣，1914——1923年
第一次世界大战，把19世纪被不平等条约所剥夺的一部分市场，又归还给了中国；交战国双方全力以赴贯注于战争，无暇顾及于中国。欧洲的衰落，正有利于中国恢复民族工业的发展，也助长了日本和美国势力的扩张————这就为中国带来新的障碍，并为未来的冲突播下了种子。
同时，战争使世界对于食品和原料的需求（有色金属、植物油）。作为原料的主要产地，中国正适应这一需要的供应。再者，西方列强不断在银本位的中国和印度增加白银的采购量，自1913年墨西哥关闭诸银矿以来，刺激了国际银价持续进一步升值。这样，中国的货币单位“两”变得坚挺，数年之内，在西方市场上的购买力提高了三倍。可是，虽然中国外债的负担因此减轻了，但进口，特别是工业设备的进口却并没有受益。因为战争虽为中国经济提供了发展的机遇，但对此机遇的掌握和利用，却受到中国“不发达”经济框架的限制，而且中国经济的基础，是深为各种障碍所困扰的半殖民地制度，作这些障碍则来自波及全球的战争。
由于交战国征用商船，商业性海运吨位的减少，结果是运费的上升，阻碍了国际贸易的进行。实行外汇管制，1917年英、法两国实施的丝绸和茶叶的禁运，使中国传统的出口商品失去了市场。欧洲列强优先发展军火工业，使对中国的设备供应受到不利影响。正当外国竞争减少，刺激中国民族工业增长时，但中国工业发展所需要的机器变得十分困难。[68]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中国的工业发展水平，尚不能使其从外国势力的撤退中获得充分的利益。战争引起的困难，只是无利可图，而不是直接的损失。对于中国经济中的现代部门，战争的年代是一个繁荣时期；但是直到和平恢复以后，中国民族工商业的“黄金时代”方才到来。
迟至1919年，中国的现代经济部门，才开始获得世界大战和重新恢复和平所提供的利益；对原料的需求不但没有减少，反而增加了；战争的需要被建设的需要所代替。1919年的上海出口值，较之前一年提高了30％。在出口的增长中，尤为突出的是银价的上涨，以及随之而来的“白银”汇率的升高；欧洲买主的迫切需求，使之其不惜高价购买。由于海运能力的增加和战时工业又恢复到战前状态，中国的实业家能够重新转向西方市场，去购买所需要的原料。其购买纺织设备所花费的白银，从1918年的180万两增加到1919年390万两。[69]由于各种条件异乎寻常的配合，以前由外国进口货所开拓的国内市场，中国企业能够从所需求中受益；并从外国竞争的减弱，及购自欧美市场的设备和有利的汇率中受益。
在经过1917年以前缓慢发展时期之后，对外贸易总值从1918年的10.4亿两，增至1923年的16.7亿两；出口量和品种两方面都有进展。[70]进口增长并不迅速，但结构有了很大的改变，消费品，特别棉纺织品（中国的纺织工业正发展）的进口下降；生产资料的进口则上升了。1920年，这类生产资料的进口，占中国进口货物总值的28.5％。[71]进口与出口货物的不等量增长，促使贸易恢复了平衡。1919年的贸易逆差不超过1600万两。[72]中国对外贸易的结构仍属于“不发达”经济的类型，但这种贸易已经不再是依赖型的经济了，大致相当于现代国民经济发展的第一阶段。
由于受到国内外市场需求的刺激，生产增加了。传统经济部门和现代经济部门的相互配合，以满足各种需求。迄于1919年，远洋运输力的不足和设备的缺乏，妨碍了现代工业的增长，但对于传统的手工业部门却没有多少影响。在1915——1916年期间，华北和华中各省织布机的数量都在增加，生产是面向国内市场。城市的作坊有所发展；以大都市为中心，商业资本遍及附近的乡村。纺织、成衣、针织、玻璃、火柴、榨油等产品取得新的进展，并不只限于原有生产方法的复苏。相反，手工业此时采用改进了的技术，取用工业的原材料（棉纱、化工产品）。手工业活动表现适应趋势的能动性。这种适应趋势，正是手工业向近代工业过渡很好的例子。因此，H.H.福克斯所说的“工业进步只限于最主要的口岸”[73]，虽然这个说法为同时代的人所普遍首肯，但我们未敢苟同。
沿海城市现代企业的增长，只是企业更加普遍发展的一个方面，无疑这是最显著的一个方面。从1912年至1920年，中国现代工业的增长率达到13.8％[74]（这样迅速的增长，只是在1953年至1957年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才再度遇到）。在中国现代工业增长中，首屈一指的是棉纺织业。全国的纱锭数从1919年的658748锭，升至1922年的1506634锭，其中有63％属于中国工厂主。[75]1928年登记的120家纱厂中，有47家是在1920年至1922年间建立的。自1917年至1922年，共开办了26家面粉厂[76]，还购进了一些原来外商的榨油厂，证明了食品工业的增长。烟草和卷烟工业也有相当发展。但是这个黄金时代的狂热，却很少影响到重工业领域。南方各省有色金属（特别是锑和锡）采炼的短暂繁荣，完全是国际投机引起的，也随其活动的结束而消失。现代的煤矿和铁矿，仍然有75％至100％归外国资本所控制。机械制造业的进步最惹人注意。[77]上海及其附近一带地方，是这一发展的主要受益者；这种发展也波及了天津、广州和武汉，但受其影响的程度较小。
在整个繁荣时期，贸易和工业的增长都得到信贷发达的支持，并受到物价和利润上涨的刺激。外国银行的衰落，妨碍了对外贸易业务，却没有影响到国内市场，因为国内市场的资金一直掌握在中国人手中。相反，国内金融市场为民族工业提供了大量资金，例如社会显要和买办的大量资金，过去出于安全和对利润的考虑，一直是投资于外国企业，现在却转向民族工商业了。中国的新式银行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兴起的，仅在1918年和1919年两年，就创办了96家[78]，其中大多数都与政府当局保持有密切联系。官方的中国银行、交通银行[79]和数十家省银行，都属于此类。另外，还有许多“政治”银行，其创办人都来自政界或与政府高级官员有密切关系。所有这些银行的活动，都只限于经营国家的资金和信贷。另有十多家新式银行，大部分设在上海，纯粹是商业经营；可是当其参与民族工商业金融活动时，却始终受到市场古老结构的阻碍。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中国没有证券和商品交易所。设在上海公共租界的股票交易所，经营的只是外国股票交易。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的创办和成功，促使许多人群效仿。到1921年末，上海共有交易所140家，大多数只经营自己的股票；数月之后，发生了“信交风潮”的股票交易倒闭风，才将这股雨后春笋般的交易所创建浪潮刹住。[80]
为了向企业提供资金，新式银行也不得不像旧式钱庄一样经营直接信贷。但新式银行要求顾客以财产抵押或货物抵押作担保，而钱庄却按向来的惯例，在私人关系的基础上“靠信任”提供贷款，这样就使银行处于不利地位。因此，尽管新式银行规模可观，但其兴起基本是投机性的，真正的商业银行还是“钱庄”。1920年，上海有71家钱庄；而1913年还只有31家。1920年，钱庄所控制的资本为770万元，是世界大战前的5倍。
由于缺乏证券交易市场和国家贴现制度，上海金融市场各银行间互相贷款的利率（银拆），可以作为经济发展的晴雨表。1919年的每月利率平均为0.06（每千两每日利率一分），1922年升至0.17。虽然可以将银价的升值解释为纯财政原因（外国银行将黄金运回本国的储备中心，世界市场对黄金的投机抢购），但是毫无疑问，经济发展的需要也起了作用。例如，在各大城市的金融市场上，销售特别指定输出的农产品，就要筹措越来越多的资金。
根据不同种类的调查和用各种方法推论出的物价指数，不可能加以精确的分析。[81]但是物价指数的确表明，在第一次大战期间，批发价格上涨了20％至40％。和同时期西方国家相比，这并不算大。因为和工业品价格猛涨相反，农产品价格是稳定的。在传统的农业经济中，除了供出口的产品外，农产品价格之稳定，较多原因表明年景好，而不表明市场疲软————也就是表明农业社会的相对稳定。农产品价格的稳定和工业品价格的上涨，这是繁荣时期的互相补充现象。
在这一繁荣期中，最大的受益者是工商界。从1914年至1919年，纺纱厂每支纱的利润增加了70％。而钱庄的利润增加了74％。[82]一些重要公司的利润增加了20倍，有的甚至50倍，红利达到30％——40％，有时甚至90％。[83]因为企业家们并不与其雇员分享收益，这样高利润的意义就更为重大。实际上技工和壮工的工资，在广州只上升了6.9％，在上海上升了10％——20％。[84]
正是在这物质繁荣的基础上，都市社会在沿海大城里，越来越受西方影响发展了。
都市社会的兴起和资产阶级的转变
随着经济繁荣而来的是加速的都市化。城市人口的年增长率，大大超过了人口的总增长率。这个现象在上海特别明显，华界人口在10年之中增长3倍（参看表38）；其他条约口岸，如天津、青岛也吸引了许多新来者。
表38 战争年代中国部分城市人口增加统计[86]
内地城市也经历了迅速发展，但不那么明显。在山东省的济南，1914年至1919年的年增长率为3％，而全省人口的增长率只有1％。[85]
城市的迅速发展，既不是因为内地发生了饥荒，也不是由于社会动荡的特别恶化，而实质上是反映了新的发展中心对农业社会的吸引。贫苦农民，农村中的闲杂无业者，都到城市的作坊或新建的工厂中找工作，或者到码头上当搬运工，当苦力，或拉洋车。许多农村的士绅，也搬到省城或本地区的城镇去居住，一部分人是想在地方政府或各种自治团体中谋个职位，部分人是为了子女能有受到新式教育的机会————这是都市居民的特权。
都市范围的向外扩大，郊外也被纳入于建设范围；而古老城墙和牌楼式的城门，给由郊区进入市中心造成很大困难。但在许多城市里————例如长沙、梧州和广州的城墙被拆除以修建新区。虽然新的建筑大多是住宅，商业建筑却最宏伟。汉口的新世界商场大楼，足可以与1919年上海开张的先施公司和永安公司的百货大楼相媲美。在广州，大新商场的9家商店，自1918年起即雄踞珠江岸上。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在1915年批准41项建筑工程（西式建筑），1920年批准109项。包括中式建筑、作坊、仓库以及其他各种建筑，工部局在这段时期内批准的建筑工程费用，从500万两上升至1100万两。[87]
在这些迅速发展的城市里，人口从未停止增长。各个社会集团变得更加复杂，阶级分化也更加明显，出现了工业无产阶级，从城市士绅中诞生了现代知识阶层和现代资产阶级。这一社会演变引起了外国历史学家的注意，开始注意到这些新的精英是如何对西方经验作出的反应；同时也引起了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的注意，将此种现象从其所处的基本的传统中孤立出来，以便更好证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88]
实际上这些演变是很有限的：不但从整个中国社会的观点来看是这样，即使从城市方面来看，甚至在已经现代化的沿海地区，相对来说，看来也是如此。在辛亥革命前夜，被周锡瑞称之为“城市改良派精英”的一群名流，和法国历史上被称之为旧制度的资产阶级的一些人物十分相似。[89]不先研究这些人的固执和演变，就不可能了解新企业家所起的作用（稍大于新型知识分子们所起的作用）。
虽然这些名流所从事的经济、社会和政治活动，与农村士绅们所从事的很不相同，但其对地产的兴趣和与政府的密切关系，仍然和旧制度的结构保持着联系；辛亥革命普遍使其地位更加重要，其领袖人物总是站在最前列。例如张謇（1853——1926年），是清朝的状元，袁世凯政府的实业总长[90]；在其故乡南通办的大生纱厂，在1914年至1921年间，纱锭增加了一倍。[91]再以虞洽卿（1868——1945年）为例，曾任上海总商会和宁波同业公会的董事，在大战时期投资200万两办轮船公司————三北（1917年）、宁绍（1917年）、鸿安（1918年）。[92]还有朱葆三（1847——1926年），在1919年72岁时仍在上海任总商会会长。第一次世界大战也巩固了荣氏兄弟————荣宗敬（1873——1938年）和荣德生（1875——1952年）的财产。[93]荣氏兄弟二人出身无锡商人兼小官吏家庭，1901年创办茂新面粉厂，1913年又创办福新面粉厂。在1914年至1920年期间，这两家公司共开创8家新厂，其中有些厂资金达150万两。荣氏兄弟更将其企业活动伸展到纺织业，创办了申新纱厂。这些企业先驱者在经营上的成功，都得力于其个人的优秀品质，在条约口岸通过与外国人的接触，获得了经营企业的一些不完全的起码知识，进而了解到掌握现代技术和管理方法的重要性。
但大多数的城市精英，主要是以其政治倾向和社会影响著称，而不是由其对现代企业的参与。辛亥革命后，代表地方利益创立的省议会、商会、教育会和农会等新的权力网络，取代了官僚政治机构；但这与袁世凯中央集权化的企图相冲突，在地方上又与互相争雄的野心军阀相矛盾。但是城市精英的权力毕竟还是增长了，虽然这些城市精英未能成功地为当地保住1912年至1914年间争得的行政权力（尤其是税收权），但其对官僚机构的影响，还是比革命以前大多了。揆其原因，无疑是因为这官僚大多是来自当地；出身本乡本土官僚的比例，在革命初期曾经很高（1912年的浙江都督府，每7名高级官员中，就有5人是浙江人），后来有所降低（1920年，浙江每8名高级官员中，有4人是浙江人）。[94]但是“回避法”并没恢复；清代规定，禁止从本地学者中选任地方官。城市精英或者地方代表机构直接表达意见，或者间接向地方官施加压力，以保障其利益不受政府干涉，也不受外国人侵犯，并防止群众的各种无理要求。
就是这样，“旧制度的资产阶级”作为稳定力量，在中国社会出现了。浙江省的一个地区首府，1925年控制地方政府的人物中，有40％早在辛亥革命时就很活跃了。不过在这个人群中，各个组成部分之间的力量对比正在发生变化，有功名的文人学士（进士、举人、贡生）的作用已经减弱。1918年至1921年间，在浙江省议会中，这些有功名的人数不超过6％，而在革命前夕却占46％。[95]死亡为其人数减少的原因之一；而另一原因，为1905年废除科举制度，使其人数得不到补充。原来历来由其所掌握的慈善团体的账房和管事的职位，遂逐渐为政府当局和卫生与公共工程的专门人才所取代。例如在济南，情况就是如此，1917年，广仁善局就为政府的善局所代替。[96]
这种情况的发展，加深了城市绅商和一直占支配地位的社会名流之间的裂痕；同时，也扩大了城乡之间的鸿沟，迫使农村为城市的各种事业提供资金。以济南为例，维持一支负责卫生、公共交通、法律与秩序以及消防的警察力量所需费用，其来自全省收入的款数，与来自都市税收的数额，恰好是相等的。
此后，都市的名流，从商人、地主和新式学校的毕业生中补充力量。这样，绅商的界限就不很清楚了；在省议会中会凝为一体，并在省议会中占大多数————1921年至1926年间的浙江占88％。[97]这些新的知名人士，继续维护已重新组合的地主利益，现在更竭力保证商人的利益。商人们常在省议会中居支配地位，商会会长兼任地方城市议会议长的情况并不少见。有时城市商会会长竟完全取代城市议会的位置，例如1922年的浙江绍兴就是如此。20年代商会的数目激增，浙江省的嘉兴县原来只批准设立两个商会，但到1924年，却已经有了13个。商会在地方各种代表机构中，逐渐占据了首要地位。[98]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都市上流社会中出现了一个人数不多的社会集团，献身于振兴实业，自由企业经营和合理化经济思想。这是一个真正现代化的资产阶级。由于受经济奇迹的影响，在由西方支配的半殖民地环境中，这种转变的发生是很自然的。现代的资产阶级新一代企业家们曾经在外国留学，对当时世界的现实情况有较多的了解，并且比较少受旧传统的束缚。其中最著名的无疑是穆湘玥（穆藕初，1876——1942年），出生于上海，为棉花商之子，学习英语，并于1900年通过考试进入海关工作。穆氏因1905年积极参加抵制美货运动，而被迫辞职，遂于33岁时赴美接受技术教育，先后在伊利诺斯大学学习农艺学，然后又转入得克萨斯农业机械学院学习纺织工程。在1914年回国以后，穆湘玥努力改进设备，使自己的纺织厂现代化，并引进美国的长绒棉种种植。穆氏于1915年在上海创办厚生纺织厂，1916年又创办德大纱厂，1920年在郑州创办豫丰纱厂；1920年，参加组建棉花交易所，任理事长至1926年。此为极少数经受住1921年投机风潮的交易所之一。为了帮助培养中国实业界所急需的人才，穆氏给其最好的学徒提供奖学金到美国留学，其中包括1921年赴美，后来成为南开大学经济学教授的方显廷。[99]
银行家陈光甫（1880——1974年。原文如此，应为1881——1976年。————译者注）的事业，和穆藕初十分相似。陈氏生于商人家庭，11岁当学徒，1904年赴美学习商业6年，回国后，找到一些老同学，同精通现代会计方法的海关和邮局职员合作，于1915年创办了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在1940年以前，由陈氏自己负责银行的经营管理，是当时最兴旺的私营银行之一。
还有一批工程师，出生于小康之家，也在外国受过教育，从事双重职业————既是公务员，又是企业家。其代表人物有江顺德（1880——？年），是近代油漆染料工业的先驱之一。地质学家丁文江（1887——1936年），于1921年至1925年间管理热河的北票煤矿公司。
最后，新一代实业家大量来自华侨，和留学生一样，对现代世界有实际经验。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简氏兄弟————简照南（1875——1923年）和简玉阶（1877——1957年）————在香港创办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其产品在泰国和新加坡的华侨中行销。1912年至1917年间，南洋公司的产量提高了610％[100]，并在宁波、汉口、上海设立分厂。上海分厂于1919年改为总厂办事处。简照南成为上海最有影响的企业家之一，任上海总商会董事。简照南死后，其弟简玉阶继承乃兄的事业，1949年以后，在共产党政权下，仍然是一位民族资本家。
马玉山（1878——1929年）的事业要短暂一些，初在菲律宾以饼干生产商的身份开始其事业；辛亥革命后，回到广州和香港，开设了一些新厂；其后居住上海，于沪上置总管理处管理各地分公司。1912年，马氏企图建立中国新式制糖工业，在吴淞开设了国民制糖公司，上海的资本家投资1000万两。1913年，马玉山游历西方各国，收集制糖技术情报，准备在满洲种植甜菜；但不久试验失败，马氏遂返回东南亚。[101]
聂云台在上海商界享有特殊的权威和声望，为城市名流和企业家二者之间的纽带。聂云台为聂缉槼之子，曾国藩总督之外孙，是上层绅士中的一员；虽是居住在中国，却对英语有精深的造诣。当其24岁，其父任浙江巡抚时，命其去管理一家用公款收购的纱厂。这家名为恒丰的纱厂，在第一次大战时有了发展；到1919年，资本已达到100万美元，各车间共雇用1300名工人。到1921年，聂云台创建了大中华纱厂，并向益中机器厂投资。聂氏既是一个组织者，又是一个企业家；1918年，参加创建华商纱厂联合会，并组建一个改良原棉委员会；成功地促使东南大学和许多美国专家参加改良原棉的工作。在1919年至1920年的危机中，当上海总商会中的保守派和激进派互相水火之时，聂云台由于出任会长，得以出面调解[102]，而开辟了和解的道路。
我们的回顾到此为止。还可以举出一些其他名字，一些是威望不高的，但是加起来也不会很多————也许是几百人。这些就真能构成一个资产阶级吗？
必须首先指出的，在出现这一群企业家的同时，一个新的知识分子阶层也正在形成。蔡元培、胡适、蒋梦麟、郭秉文等新型知识分子，也大都在外国受过教育，在世界大战开始时回国，拥有新技能和新思想。这些新型知识分子，脱离了中国旧社会，并与国家开科取士和政教合一的传统割断了联系；同时提倡以尊重个性主义为基础的新式教育制度。[103]这个新的知识阶层出现，对新生的资产阶级是一个鼓励。这两大集团的联合，双方的力量都得到加强；但是其影响，主要在于其继续与城市名流保持联系。
这些年轻知识分子和年轻企业家，得到其先辈很大的支持，这既便于其行动，又保证其影响和成功。如果没有具有代表性和强有力的江苏省教育会的支持，蒋梦麟的新教育运动是绝难有所成就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德国进口的染料来源断绝，传统商人因投机而获巨额利润，并将所获此巨额利润付给穆藕初。若非如此，穆藕初到何处去筹措开办其经营的第一个纱厂的资本？简照南刚从香港到上海，得到上海总商会董事们的合作。以城市名流为一方，以知识阶层和现代资产阶级为另一方之间的团结，是建立在社会保守主义、民族主义和对国家权威缺乏信任感的共同基础之上的。
新生的资产阶级的经济与政治战略，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末期成立的各种商业协会内部形成的。这些协会与职业或手工业的行会不同，也和同乡会不同。两者只是某方面代表商人利益的组织，也不同于朝廷强行加给地方团体的商会。这些商业协会是团结一致，并且是在自发活动中产生的；实际上，其主动性是来自受益集团自身。1918年建立的华商纱厂联合会，使一个保护性团体获得官方的合法身份，该团体在一年前为争取保留原棉出口税团结组织起来的。而当时的日本棉花购买商正要废除这种税。1920年，北京的主要银行家每周举行两次友好聚餐会，在此基础上建立了银行联合会。华商纱厂联合会很快发展成为全国性组织。第一个地区性银行联合会成立于1920年12月，与全国银行总会成立相隔不到三年。
这些新的现代性商业联合会，表现于对任务的了解，也不再从事宗教或慈善事业的活动；而传统的行会为这些活动献出其大部分财力。现代性的商业联合会采取了国际资本主义的观点，以发展、进步和竞争为主旨，开始传播经济信息，并出版当时最卓越的经济学家合编的专业评论杂志。因此，在此后数年中，上海的《银行周报》（1917年），《华商纱厂联合会季刊》（1919年），北京的《银行月刊》（1921年），汉口的《银行杂志》（1923年）相继创刊。这些刊物提供了当时现代经济部门的活动，在发展途中所遇到的障碍，都有异常丰富而精确的证据。由于其对外国市场研究的重视，为中国能在世界各种经济力量的潮流中，获得发展作出了贡献。
此时，阶级利益呈现出现代面貌，过去行会的团结是基于既得利益之上的，而现在则是为争取尚未得到的利益而团结一致。发展的意识取代了垄断的传统。
这一群年轻的雇主，虽然只是代表商业资产阶级的一个狭窄边缘部分，但是这个先锋队的影响，却在商人权力的正式组织中发挥了作用————各个商会被迫使自己现代化，并且也多少使自己民主化一些。
在世界大战刚爆发之时，上海总商会好像只是受强大的宁波帮所操纵的一个帮会联盟；高达数百两的年捐认额，将会员名额限制在300人。除了帮会以外，只有一些最重要的企业在商会有代表，董事会为35名所垄断。作出决定的权力在德高望重的董事长朱葆三。董事会的董事，大多是从老一代商人和买办中选出的。而在1919年至1920年以后，由于受到内外压力的影响，商会选举了新的董事会；虽然选举的范围并没有多少扩大，但新选的董事会自后确实有了一些代表性。自新董事会诞生以后，上海总商会一直是从现代产业部门接纳代表，而这些现代产业部门代表一般是仍同传统商业保持联系的商人，如王一亭、虞洽卿等。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商会的董事会扩大，包括银行家（宋汉章、傅筱庵、赵锡恩）、纱厂主（穆藕初、聂云台）、实业家（简照南、荣宗敬），其利益及活动完全是朝向现代产业部分。在商会内，这些董事的活动，继续沿着各企业联合会的框架中已开始的方向，传播经济情报，鼓励新技术，发展职业教育，与政府当局谈判协商。
不过，“旧制度的资产阶级”和新式企业家之间的合作，并不完全是一帆风顺的。上海总商会在1919年爆发五四运动时，内部出现了一场危机。[104]对立面并不是来自新的商业联合会，而是来自一些旧式的同乡会。这些同乡会和帮会不同，一直让小业主甚至普通工人参加。1909年，由陈洪赉组织的宁波旅沪同乡会，作为宁波帮会的分支，其贵族气就比帮会少一些。但是在各组织中最激进的，要数汤富福（汤节之）任主席的广东同业公会。在商会内部，约有60名会员组成的反对派，迫使朱葆三在1919年3月辞职；并提出改革方案，要求放宽会员条件，降低每年所交的会费，扩大董事会，成立经济信息服务机构。1920年8月，董事会改选，改革派在35席中占20席。这是一些什么人呢？其中的一些人————例如汤富福或者冯少山，都因其广东籍贯和政治活动而引起重视。许多人简直是新一代企业家。
改革派未能将商会吸收会员的条件民主化，但其影响却可以从1921年创办的《上海总商会月报》中表现出来，对经济发展和政治参与提出了新的见解。最卓越的分析家中包括方椒伯（积蕃），特别是冯少山。方椒伯1884年生于宁波一个显赫的家庭，是一名银行家和实业家，曾于1922年任上海市总商会副会长；冯少山也生于1884年，广州人，是南洋兄弟烟草公司的股东。
1919年春，伟大的民族主义总动员期间产生的新组织，接受了总商会拒绝扮演政治先锋队角色。1919年5月创立的上海商业公团联合会，自诞生之日起，就是作为地方社会的代言人出现的；广东籍的活动家汤富福、冯少山在其间起了重要作用。虽然联合会的激进主义联盟，经常与商会的保守主义发生冲突，而在两个组织中身居要津的却常是同一些人（特别是虞洽卿）。两者的社会结构几乎没有区别，只是代表同一个资产阶级的两个方面。
数月后，许多“马路联合会”成立，代表上海各主要商业街道的中国商人，动员自己的会员————拥有自己商店的店主起来反对租界工部局的征税政策。因为上海是外国势力的堡垒，在这一地区发生冲突，对整个民族的解放斗争具有重要的意义。
因此，上海总商会想对“马路联合会”加以抑制的呼声，又在其他场合发生了。“上海商会已不能像往日一样代表中国社会了；其权威性已由其他的组织所代替”————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总董1920年作如是说。[105]这些自己创建的新组织。或在传统组织中活动的一代新人的指导下，资产阶级正准备要重登政治舞台了。
士绅阶级衰落以后，资产阶级在城市的绅商中占了主导地位，团结大部分“旧制度”的名流和少数新生的现代企业家，组成了一个朝气蓬勃的联盟，并从前者继承了其对社会的稳定作用，从后者继承了其改革创新精神。这样的资产阶级丝毫没丧失其典型性，相反，却是真正代表了当时的都市社会。但是这个都市社会，却越来越孤立于中国的政治社会之外了；其进步和西化————这必然与其现代化联系在一起，扩大了其与农业社会之间的鸿沟。作为一个广阔的农业帝国，中国怎能为几个少数新兴的沿海城市所统治呢？
资产阶级在政治上的失败
资产阶级和袁世凯政权本来就是非情愿的结合；没有持续多久，袁世凯的独裁作风和随心所欲的苛捐杂税，在商人中引起的不满，在上海总商会中引起了反响。商人的嘴巴可以强行封住，但武力并不能防止其同情心的迅速冷却。[106]1915年各省反对复辟帝制的起义，1916年政府在财政上的失败，加上官办银行延期付款的命令，合在一起把市场搅乱了。其结果是资产阶级与政府分道扬镳。
由于无力扭转政府的施政方向，资产阶级中的一部分人只得独善其身，梦想在社会中创造出一个繁荣安全的孤岛；在博爱传统的鼓舞下，想像出一个模范社会————有时甚至达到要实现的地步。张謇要把南通建成模范城市；朱葆三在上海郊区购买1000亩地，准备在该地建成一模范区。[107]
走向参政
另一方面，中国工商业的发展要求制度的改革————统一币制，改革财政，恢复关税自主。这些要求，又一次向中央政府提出了挑战，对中国也是因国际条约造成的半殖民地地位的挑战。近代资产阶级在经济上的抱负，必然将其引向更广阔的战场。日益众多的企业家开始认识到，其命运是与国家和社会的整体发展繁荣联系在一起的。“人不能离开社会独自生活，吾人不能脱离纷乱而无组织之今日中国社会，而自成一体。”[108]
在1921年的商联会的年会上，汤富福发表了激烈的演说，要求参与政治。这与过去不同，已经不是支持这个党或那个党，拥护这个强者或那个强者的问题；“我们不能信任任何人……救世主是没有的……”各商会应当把直接的责任承担起来。
面对目前境遇的商人们，现在应该是抛弃过时的不过问政治的传统的时候了！我们长期以来拒绝参与所谓肮脏的政治；但是如果政治是肮脏的，那是因为商人们允许其肮脏。各商会过去一贯坚持不过问政治，但是在今天，这种不过问已经变得可耻了。[109]
穆藕初用平和一点的语气重复了相同的意见。
以前我们认为工商业者只应该关心工商业，这种陈旧的观念今天已经没有了。团结起来，用一切办法迫使政府改良内政，已经成了我们工商业者的责任……我们相信，只有这样办才有希望使我们国家的工商业复兴。如果我们不采取这样的步骤，其结果将是所有的企业失败，国民将无以为生，国家将遭到毁灭。[110]
资产阶级在经济发展中碰到各种制度性障碍，而突然出现的政治觉悟，是受到五四运动奋发精神的激励而产生的。国家的前途，国家的经济发展，中国资本家在国家工业建设中的作用，都成了每次讨论的中心话题。从中国贫穷和落后这个确定的事实出发，唯一的药方是发展工业；唯一的办法是从欧洲和美国的经验中吸取教益，但必须避免出现劳资冲突。这些在1918年停战后，是孙逸仙所写的《中国的国际开发》[111]一书的主要论题。这是一本带有圣·西门式的工业抒情诗情调的著作。同样的思想，约翰·杜威于1919年至1921年间，在中国各大学所作讲学中，作了进一步发挥。在杜威影响下，由中国自由派知识分子（张东荪、胡适）加以维护；还在一个短时间内，未来的中共总书记陈独秀也对此给予支持。[112]
五四思想家们所设想的，是部分由国家控制的发展；这个发展是建立在新兴的阶级基础之上的；而这个新兴的阶级既包括资产阶级，也包括工人阶级。在1919——1920年间，人们强调的不是阶级斗争，而是面对发展任务的中国人民迫切需要的团结。“人类进步之基本动力在于互助合作，不在于斗争。”[113]在自由派与激进派于1921年至1922年间爆发争论之前[114]，经济发展必须与民族主义、工业发展、社会和谐结合在一起。当时中国的政治思想，以非常典型的方式开始为乌托邦而奋斗的实现过程。
这些直接或间接以资产阶级的作用为中心的论题，引起了商界的密切注意。上海总商会接待了约翰·杜威和伯特兰·罗素。从张东荪主办的《时事新报》看来，似乎极其靠拢上海的青年企业家们，支持其商会的行动。孙逸仙在商界也享有崇高的威信，一部分商人准备在上海修建其在《中国的国际开发》书中所描述的东方大港。[115]
但是总的说来，资产阶级的观念更多的来源于商人的实践，而不是理论上的推论。在这方面，大战时期和战后具有决定意义的经验，是政治混乱中的经济繁荣。资产阶级更多的意识到经济繁荣带来的好处，而很少注意到政治混乱带来的麻烦。资产阶级几乎还完全不曾经历过现代的经济周期，短暂的兴高采烈掩盖了充满不测的未来；其乐观主义恰恰与乌托邦的理论合拍；因缺乏经验而产生的幻想，和政治思想上的犹豫不决，正在融为一体。
伟大的向往
资产阶级在商会中所采取的立场，在专业报刊上发表的文章，以及工商业者发表声明所表达的观点，全都集中在自相矛盾的主题上，既要民族主义又要国际合作，既要工业革命又要社会安定。
中国资产阶级附和所有要求废除不公正的呼声，废除二十一条，取消治外法权，恢复关税自主。[116]这些论题没有一个是资产阶级所特有的。对于当时促使都市社会反对外国侵略的潮流，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只起辅助性的作用。和大城市中的精英分子一样，商人们————如银行家赵锡恩所说，忍受着“社会不公”所带来的痛苦。“外商在上海似乎形成了一个排他性团体，中国的商人或公司没有和他们来往的权利……这种贵族式生活方式，全然不顾及其主人与顾客，伤害了我们商人的感情。”[117]
但是，外国的扩张虽然损害了被统治国家的一般利益，却以更直接的方式涉及商业、工业和金融领域，而这些正是工商业资产阶级特殊活动的领域。中国商人因此发现其受到双重影响，既作为急于救国的公民，又作为竞争的企业家。天津商会的一个负责人，在1912年举行的银行公会全国代表大会上致词，强调其所负的责任说：我真诚希望大家把发展工业和管理金融事业，看作是自己不可推卸的责任，为中国人谋福利。[118]
资产阶级意识到要控制经济的发展，并从中为自己谋得利益，有赖于与外国合作，“如果我们现在想给工业以新的动力，首先必须采取自由贸易的原则，利用外资，从外国引进机器……如果国家想着只靠自己的力量发展工业，这目标是无法达到的。”[119]
中国的商人于是寄希望于外国的援助，“我们希望你们利用一切机会，援助我们的商业与工业企业”[120]。但是中国商人对这种援助定下了严格的条件。“合作决不可以任何形式干涉我国的财政，也不应妨碍我们的发展。”[121]外国不应该是控制，而应该是“明智的互利行为”[122]。为了在中国境内建立法国的商会，主席昂希·马迪埃主张所谓“友好的经济协作”。中国资产阶级寄希望于外国人的明智和善意，希望“盟国和友邦中的健康力量，能够影响其政府，废除或修改有害于合作精神的条约”[123]。由于受到威尔逊幻想的迷惑，中国实业界特别寄希望于美国，1918年，满怀热情的美国总统特使、百万富翁查尔斯·克兰先生特地从芝加哥赶来中国，以表示其对中国的同情和援助之意。
由于缺乏资金，这种想依赖他人善意的想法，包括本来设想的努力都只能成为乌托邦的空想。中国的资产阶级在1919年至1920年面对的问题，即不发达国家接受外援的问题，至今仍具有头等重大的意义。问题的性质是非常清楚的，如何在取得外援的同时，又使国家的独立受到尊重，还要照顾到有关列强的相互利益。这虽然很难付诸实施，但也不是一个新鲜的观念，而在当时却是革命性的。这与19世纪以来追求特权和势力范围的国际外交原则，是背道而驰的；同时，也摒弃了儒家传统的中国为世界中心的观念。这种错误观念，对于国与国之间的互惠关系表现为十足的无知。
在国内政治水准上，这种国际合作与工业革命所需要的社会和谐思想，正好可以互相配合。
资产阶级对工人阶级所表现的关注，可能反映了一些信奉基督教雇主的担心，像聂云台、欧鹏（译音，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创办人之一）和银行家徐恩元都属于此类。总之，这正与基督教青年会和C.F.雷默、歇伍德·艾地等人，自20世纪20年代起领导的运动巧合。这些影响与行会自治传统结合在一起，产生了温情主义思想，追求将劳动者的福利与雇主的利益调和起来。1920年创刊的《工商之友》宣传减少工时、增加工资，工人分享利润[124]，在提高效率的名义下，社会进步的必要性被人们所普遍承认。穆藕初在1920年创办的一家新纱厂开幕式上说，工人的力量是“工业的看不见的资本……这个资本决不可以浪费掉”。面对艰巨的发展任务，资产阶级认为其与工人阶级是相互依赖的，主张制定“民主实业的新制度，实行业主与劳工的互助”[125]。这种认识，在某些工人团体中也得到响应。[126]民族工业正遭到外国的竞争，对共同危险的认识则加强了团结精神。因此，工人阶级的进步不是对大家有害的斗争结果；不是抛开资产阶级，而是和资产阶级一道取得进步，并要依靠资产阶级的主动精神。胡适认为，“在充分明智和强大的公众舆论形成之前，在有效的法律通过之前，要解决中国的劳工问题，只有靠聪明的雇主如聂、穆诸先生自愿地执行一种改善工人境遇的政策”[127]。
上海的中国报刊一再重复资产阶级有“聪明”和“有远见”的话题，强调“中国资本家的觉悟”的必要性，并为达此目的而努力不懈。自由主义大报《申报》要求提高工资，并解释说，这并不会损及股东们的利益。
实业界为大众教育而作的宣传，坚持社会团结的主旨，其直接目的显然是为工业提供所需要的职工。而1917年创刊的《教育与职业》坚持说，群众生活条件的改善，是工业与教育协调一致发展的结果，“雇主与学校合作，工作与教育并进”[128]。
在1919年，资产阶级的哲学为扩展的哲学，和法国的社会主义（特别是圣·西门主义）以及英、美的自由主义之间，在某些方面颇有类似之处，并不应完全归之于文化史；把一切都考虑在内，其来源颇为相似的经历————成长的经历。因此，资产阶级黄金时代的乌托邦，在现代中国经济思想的发展史中占有特殊的地位，反映了那个时代短暂的现实：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而产生，但却是没有前途的经济奇迹。
民族主义的动员
资产阶级并不是一个单纯的阶级，其各个组成部分，对于外国势力和侵略的反应也是不同的。在这方面，马克思主义在民族资产阶级和买办资产阶级之间的分析，所划分的界限，看来并不正确。一方面，大部分新式民族工业都依赖外国人————即使只是在财政资金上；外国银行一直为中国工业提供直接贷款。例如亚细亚银行就向郑州豫丰纱厂投资，还有日资东洋拓殖会社、东亚兴业会社、中日实业会社等，也都曾向中国企业投资。[129]同时，由于缺乏资金（这是当时经营方式所固有的问题），中国企业家不得不向旧式银行（钱庄）取得短期贷款，而这些钱庄本身又是部分由外国银行提供资金的。另一方面，即令有任何纯粹的民族资本确实存在，也不能认为是民族资本主义产生的主要条件。在有些情况下，由于中国企业家从与外国人的经济合作中获得利益，自然就倾向妥协。因此，在五四运动开始时，上海总商会采取的亲日立场，可以用其主席朱葆三和主要的理事们，如广州商人顾馨一、买办王一亭、宁波的煤炭商人谢衡牕等人，与日本财界和商界的商业关系来解释。[130]但是经济上的依靠，并不意味着政治上的屈从。就在这同一时期，天津买办、同业公会的积极反日分子主要支持者，就是天津商会副会长卞荫昌。[131]因此，资产阶级的爱国主义，并不依赖于纯粹华资企业的发展。
各商业和职业团体发表的声明和采取的立场表明，爱国主义分裂成为激进的和温和的两翼。正如所已指出的，上海总商会在参加五四问题上表现得犹豫不决；当其在5月13日决定参加时，也是十分谨慎；而在6月3日，拒不批准由学生所发起的罢市。面对这样的既成事实，商会的主要考虑是维持秩序。商会的临时会长虞洽卿对地方军政当局要求商店开市，努力从旁协助。6月9日，商会正式宣布罢市，但是商人们没有服从这个决定。在整个这段时间内，别的组织在起带头作用。上海商联会于5月6日致电大总统[132]，抗议凡尔赛和会的决定称，“至学生爱国，起与卖国贼为难，正合全国民意……应请政府垂念学生，无罪即行释放……否则，全国暴动，更难收拾”[133]。在5月10日的电报中，商联会进一步谴责了总商会的亲日立场。6月4日，地区商会就已讨论了罢市的计划。正是这些商人在6月5日自行决定关门罢市，并在门上贴出启事，“因外交失败，无心营业”[134]。6月9日，宁波、广州、山东帮会和宁波同乡会，措辞尖刻地拒绝了总商会要求复工的呼吁[135]。
这些不同联合会的积极参与和总商会的节制之间的差异，部分反映了其社会组成的不同，银行家、买办、工业家和企业家为一方，商人、小店主为另一方。但是现在只有极少数会员还能弄清姓名的这些联合会，到底有多大程度上是代表了资产阶级的一个特殊阶层？这个阶级的结构还很不完善，不同集团之间的联系很复杂；同是一些人，在积极的和保守的两类组织中都担任领袖。上海总商会会长朱葆三和主要的董事虞洽卿，同时也都是上海商业公团联合会有影响的董事。顾馨一是地区的商会会长，同时也是总商会的老牌领袖。这些人的态度是可以随时改变的，并且显然是自相矛盾。5月底，支持改良派的虞洽卿，参与了要求朱葆三复职的活动，朱葆三因其亲日的立场于不久前下台。另一方面，上海商业公团联合会的创建人之一，广州买办兼实业家陈炳谦，却同时又是保守派的领袖。[136]
这种政治倾向上的混乱，说明社会组织的阶级结构还未能彻底和家族与地区的关系分离开来。并且，出于对儒家教义的尊重和社会威信的需要，激进派资产阶级继续有赖于其长辈。在上层资产阶级方面，为了不脱离广大工商业者阶层，常常又不得不认可这些长辈们的决定。在1919年至1920年，公共租界的中国居民和工部局的斗争中，商会勉强支持马路联合会的店主们宣布的抗税斗争。因为按照朱葆三的说法，既然商人们都反对交这些税，商会也只好与之采取相同立场；因为我们也是商人，应该与商店主采取共同行动。[137]
经济的繁荣和近代商人的出现，促进了商人的团结和儒家式的民主，从而淡化了利益上的差异；但这些企业家有时也和其长辈们一样保守。例如穆藕初就坚决反对1919年6月的罢市。然而这些新式商人宁愿作出必要的妥协；调和激进派和温和派的责任，就落在这些人的肩上。1920年，聂云台当选商会会长，为这种妥协打下了基础。以同样的方式，公共租界的商人和居民，在抗议上海总商会“未经纳税人同意，就自称为其代表”以后，却选举了穆藕初、宋汉章和银行家陈光甫进入顾问委员会，负责在工部局中为其代表；穆、宋、陈三人都是商会的董事。[138]
这种激进分子和温和分子之间的合作，似乎在天津也重演了。天津商会颇不愿在副会长卞荫昌的诱导下，去参加抗日运动。卞荫昌的支持者有买办、纱厂，以及各类活动家组成的商会联合会和一个十人团。[139]
由于其内聚力，从最激进的一派和学生、雇员以及一些工人形成的联盟，资产阶级从其中得到了好处。这个联盟支持城市广大民众的要求，而使之得以实现市民作出的贡献。正是因为上海总商会和各银行联合会的坚持，北京政府才同意于1919年6月10日将三个亲日派部长[140]撤职。另一方面，群众运动的热情使资产阶级在国家利益和名义下，增强了自己对抗外国势力的地位。
经济抵制，是进行国民动员卓有成效的资产阶级方法。1905年的反美运动，1908——1915年的反日运动中，商人们都用其自身的方法，来抗议外国的侵略和不平等行为的反应虽是激烈，但却为时短暂，且常带有排外主义，因而在政治上与经济上之成效均甚微。1919年以后，在五四运动激起的民族主义鼓舞下，这种经济抵制遂成永久性的。紧接在1919年至1921年的运动之后，又爆发了1923年的运动[141]，一直延续到1924年；到1925年至1926年发展成普遍性的运动[142]，其后又成了革命斗争战略的一部分。[143]在这期间，资产阶级常力图利用经济抵制来争取民族市场，促成一个新的工业社会。
从1919年至1923年，抵制运动完全是针对日本的。在第一次大战期间，西方列强自中国撤退，日本的廉价“劣货”潮水般充斥中国市场，直接和中国企业的产品竞争。1919年至1920年，由学生发起，而由商人付诸实施的抵制日货运动，不失成为缺乏关税保护的一种补救。日本在中国新建企业的速度减慢，日货的进口减少，也许部分是由于这一抵制运动。不过，除了抵制运动以外，日本当时正经历着危机复苏期，很难区分两方面原因所导致的后果有何不同。在抵制日本“劣货”的同时，中国掀起了提倡本国产品和“服用国货”的爱国运动，遂使这一运动的性质发生了根本变化。抵制运动不再是对某一特定措施，或对某一特定政策的敌视，而是变成了促进中国建立自己工业“长远计划”的永久性组织原则。“当每一个地方都回响着‘中国人自己建立的股份工业公司万岁’的口号声时……这一次抵制运动的目的才算达到了。”[144]资产阶级所表现的已不再是排外思想和短暂的激情，而是代之以工业救国思想。各种情绪的反应必须让位给“国策”[145]。抵制运动首先要考虑到“民族经济利益”[146]。这是目的，不是手段。[147]聂云台将这个分析引向极端，变成了类似甘地的不合作主义。[148]
在这样的环境中，抵制的责任又落到商人的肩上，在此后应实施抵制的各种规定，商人并亲自保证加以监督[149]，学生则不应参加进来。这实际上是为了防止出事故和出现混乱，是为了避免无谓的财产损失，也是使群众运动为资产阶级的经济发展服务。
在1919年至1920年间的各种经济报道，充满了有关抵制对建立中国工业激励作用的记载。[150]但是，如何能把构成这种形势的特定因素，从其背景中孤立抽出来加以考察呢？
资产阶级为了特定的具体任务而进行斗争时，是比较容易评价其结果的。1920年10月，列强签署了一项协定，决定组织一个国际银行团，负责向中国当局提供全部政府贷款。银行团企图以贷款担保的方式，取得对中国公共收入的控制权，如铁路的收入，甚至————根据一再否认的谣传————地产税。银行团的条款公然规定，“欢迎中国资本予以合作”[151]。中国的金融团体1920年12月举行第一次全国会议时，决定不申请加入这个银行团，自己组织一个银行团以应对外国的挑战，并称：“国际银行团一再宣布援助中国的意愿……对此，我们深表谢意。但是，对中国行政事务进行根本性改革，是中国人自己的事。”[152]
《上海总商会月报》发表了一篇措辞强硬的社论，谴责列强包藏祸心，并揭发其“经济瓜分”的诡计，认为中国正受到这一阴谋的威胁，指出“指鹿为马，以鸩为醴……昔之自由割据各独享受者，今变为合力并吞分赃享受耳”[153]。
中国官员和财政界坚持不懈的敌视态度，使国际银行团的投资计划未能实现。这是资产阶级的一个政治胜利。在此前的年代中，资产阶级力图在经济现代化的进程中取代外国人，也获得一些成就；现在要取代外国人，充当向政府提供贷款和控制政府财源的人了。列强由于低估了中国银行家的力量和决心，犯了一个错误。1921年11月至1922年2月的华盛顿会议，为列强提供了一个改正错误的机会。在英国支持下，美国的外交政策把赌注押在中国的资产阶级身上，推行了预示20世纪后半期的新殖民主义政策，力图确保中国的权力过渡到地方精英分子，特别是实业界人士手中。
华盛顿公告发表以后，中国的舆论被发动起来了，进行一场声势浩大的“国民外交”运动，各商会和金融团体在其中起着领导作用。这种由公众直接进行的外交活动，宛似一个没有统一政府的国家，也是在其政府代表的合法性引起争议时的最后一着。正是如此，1921年10月12日至17日，教育界和商会代表在上海举行联席会议时，蒋梦麟和余日章两位代表奉命去华盛顿表示“民意”[154]。这些区别于政府代表团的“国民”代表，主要是教师，但这两位国民代表和商界都有密切关系。蒋梦麟是一位钱庄主人的孙子，家里是上海钱庄的股东，在1918年和孙逸仙合作出版《中国的国际开发》一书时，对经济事业就发生了兴趣。余日章作为基督教青年会的总干事，也和实业界的领袖们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同时，作为公共租界工部局的议董（在工部局中代表中国居民利益），和银行家宋汉章、陈光甫以及纱厂主穆藕初都有联系，都是亲密的同事。[155]
在华盛顿会议中，国民代表们虽是间接的，但却起了积极的作用，捍卫了中国在山东的主权，要求恢复在国际上的平等地位，而这是金融团体和商会所特别强调的。华盛顿会议，部分实现了中国民族主义者所寄予的希望。无疑，这也是由于世界列强外交战略的互相冲突，才使中国国民外交获得这一成功的结果。“如果一只瞎眼的猫抓住一只老鼠，那完全是由于运气！”一位英国记者这样评论说。[156]但是，毕竟还是需要那只瞎眼的猫把爪子伸出去。中国资产阶级通过自己的组织，表现了其存在和决心；正是在这一点上，才导致英美将外交赌注押在其身上。
实际上，华盛顿会议以后，在华的外交官和企业家的呼声也有所提高。“代表中国经济生活的人们，有责任直接参加中国的政治改组”————新任英国驻华公使麻克类爵士到北京就任时就作如是说。[157]而汇丰银行总裁A.O.兰则认为，“正是中国商界舆论和既得利益集团的主要部分……将证明其在不久的将来是主要力量。”[158]太古洋行老板兼上海英国侨民组织的中国协会主席E.F.麦凯对此又作了进一步的发挥。[159]这些呼声提出的根据，是各埠“所有”商人的利益都是一致的。要使经济发展陷于瘫痪的动乱停止，中国人和外国人都能从中同样得到好处。中国商人有责任保证外国人所企盼的政治改革得以进行；这种改革的动力应来自中国社会内部，但也可有从外部加以援助。因此，外国人向中国商人发出的这些敦促，充满了各式各样提供援助的建议。《字林西报》社论作者建议，“一名具备良好资格的顾问，在商界的支持下，能够代表一个诚实的政府很快改组财政工作”[160]。而E.F.麦凯则预言，在清除了腐败的官僚以后，“商界将接管权力，必要时可以由外国顾问协助”[161]。
外国人正在精心策划一场政治运动，急于利用其潜在力量，动力似乎来自汉口。1922年11月，在该地曾开了一次万国公民大会，并且和正在该地举行全国联席会年会的中国各商会的代表取得联系。[162]双方就遣散军队和建立立宪政权方案达成了协议。资产阶级热烈欢迎这一政治上的合作，但极力否认其有建立“一个附属于他们（外国人）的封建资本主义制度”的任何意图————这是共产党的《向导周报》对其所作的指控。[163]“敦请一友邦为佐理，系自动的而非被动的……系暂时的而非永久的。”[164]孙逸仙本人在1923年1月26日发表的《和平统一宣言》中，似乎也支持“和平之要，首在裁兵”的主张，认为可以“敦请一友邦为佐理，筹划裁兵方案及经费”[165]。
英美外交政策所设想与中国资产阶级合作的建议，意在推动中国资产阶级逐步在国家政治生活中起重要作用的角色；但其这一意图显得异常的不够成熟，因为中国资产阶级在当时，尚无力承担其外国老师梦想赋予的政治使命。
行动中的自由主义
要了解资产阶级在20世纪20年代所进行的，但又是失败的政治游戏，必须对其发展的环境进行深入的考察。不掌权的资产阶级政治心理的形成，不可避免要受到既定政权性质的制约。在中国当时，传统的观念和名流阶层已经衰落，却又未能引入新的自由予以填充。在这个失去了已经验证的组织形式的社会中，在社会和经济方面已渐趋成熟的中国资产阶级，形势要求承担起各种责任。专制主义已不再与帝制或袁世凯的军事独裁有紧密的联系，但其仍然存在，并以军阀割据的形式出现。其为数之多，使之反对军阀者虽付出巨大代价后，所取得的胜利也完全没有意义。如果说资产阶级的参与常常表现为模棱两可，毫无章法，而且收效甚微，部分则为其在形成过程中所处之政治环境性质所决定。
军阀时代是毫无安全感和争权夺利的时代，每个社会集团都受到影响。处身在条约口岸外国租界的资产阶级，可以避免内地商人所受的抢掠和横征暴敛；但其经济活动是在地区交流的框架内发展的，因此，资产阶级社会关系的可靠性也就每况愈下，并受到交通及货币混乱的直接不利影响。军阀混乱的冲击对半自给自足农业社会的影响，具有波及面较小的特点。如果一个村庄被一支路过的军队蹂躏，而相距不远的另一村庄就可能幸免。但是，这些社会动乱的扩散，尽管发生在广大的地区在受灾难波及之后，却可以不改变地区性和局部性的基本特点。这是一场分散灾难的积累。商人也和其他的人一样，要受到这些事件的损害，店铺被抢劫，仓库被焚毁；同时还要遭受发生于别处的混乱之苦，有时甚至是来自相距很远的地方。四川的战争对江苏的农民不会造成威胁，但却使上海的工厂主失去了一个重要市场。在20年代初，商业资产阶级的发展与繁荣，是直接有赖于中国国内和平与民族团结唯一的阶级。就这点而言，资产阶级可视为是反对和平与统一的军事独裁的直接牺牲品。
资产阶级所建议的政治上补救方案，各商会和金融团体所通过的决议，在企业界各种专业刊物的社论中都提了出来。而在许多方面，这些方案和社论紧跟《努力周报》所发表的思想；《努力周报》是胡适及其周围自由主义理论家们新创办的刊物。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两个集团，都同样呼吁“好人”参政，寻求用专门技能来解决专门性“问题”，开出了“好人政府”的药方（也就是所谓“公开的政府”，必须将财政收支向全国公布），并要制订计划，使之能在保存个人主动精神的前提下，确定各个阶段的发展。[166]
这些彼此类似的观点，可以从各种个人的、家族的和组织的关系中得到解释，正是这些关系，才将城市的名流们联合在一起。例如1922年10月，教育联合会的代表和商会联合会的代表，在上海开“全国商教联席会议”，共同拟定政治主张。[167]但是无论如何，不能将企业家们看作是胡适的信徒，其中的大多数人都是通过妨碍其发展经济的种种障碍，如军事独裁，财政混乱，官吏专横跋扈的认识，而独立获得自己的政治觉悟，不存在胡适成为中国资产阶级的代言人问题。外国的影响在胡适的政治思想中占主导地位，就排除了这样理解的可能性。但是这两股思潮————文化的和资产阶级的却一直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中国的自由主义，经常被认为是中国文化史中异常的插曲。正是由于资产阶级的卷入，自由主义才具有政治和社会意义。
虽然《努力周报》的思想家们和商会中的实干家们，所采取的立场往往是完全相同的；在行动中，自由主义还是被歪曲了，或者说作了必要的修改。自由主义中国化最惹人注意的特点，就是其以捍卫地区的自由代替了捍卫个人自由。胡适与其友人由于受了西方模式的影响，主张保持个人的权利。企业家们则根据其共同的或各自的实践，将保护其社会集体不受政权的过分干涉，视此为高于一切的任务。但是由于接受了辛亥革命失败的教训，资产阶级只好采取折中办法，将自治的愿望寄托在更加广泛的组织体系上，认为只有如此，才有可能最终保证自由的实现，其结果，就是从传统的“自治”主题转向“联省自治”。中央政权的式微，给了资产阶级重新规定其与国家关系的机会。资产阶级极力想打破多少世纪以来的恶性循环，即或企业自由和社会动乱并存，或政治稳定和经济剥削（或压迫）同在，这一直是设想任何新的国家结构仅有的选择。这样，在一段时期内，自治和联邦主义成了资产阶级实现其政治策略和阶级抱负的工具。
自1920年起，自治运动好像把基本上互相对立的支持者聚集到了一起，其中包括保守的名流和开明的士绅，或者是野心勃勃的军人，革命的知识分子和商会。资产阶级力图利用自治运动来实现其互相矛盾的愿望，即自由与秩序。商人们鼓吹制定省宪，鼓励恢复地方政府机构，希望借此来加强自己的权力，以对抗来自政府或军事官僚机构的干涉。在这场运动中，首先受益的是非官方的乡绅；正如我们所已经看到的那样，商人阶层起着越来越大的作用。
此外，省或地方机构，看来特别适宜开展“职业主义”的活动。这个活动，正是当时从丁文江到武堉幹等自由主义思想家所鼓吹的[168]，部分是受约翰·杜威的行会社会主义的说教所启发。职业主义提倡将公共事务的责任，交给专家。“工匠、农艺师、教授和知识分子的政府万岁！劳动者的政府万岁！……打倒无所事事人的政府！”[169]《上海总商会月报》以论战的口吻重复了这一主题，主张“职业政治”，剥夺一切“无职业者”的公民权————指“贵族、军阀、官僚和政客”[170]。
大多数制定省宪的主张没有走得这么远。省宪在保护职业利益的同时，也给地方当局以广泛的经济权力，例如管理铁路、电话、电报，以及创办发行纸币的银行。[171]
资产阶级不只是希望通过自治从官僚主义下获得解放，希望按着自己的利益建立控制社会的有效体系。新近的研究强调，在自治的政府各机关和“里甲”型征税制度，或发展到“保甲”型保安制度之间的共存关系。[172]20世纪20年代初，商团的发展同样证明，企业界急于负责保障社会秩序的愿望。1916年，对这类团练组织作了严格规定；这是袁世凯1914年解散地方议会的结果，表明了官僚主义复辟。随着自治运动的发展，商人们要求放宽对团练组织的限制，“请政府允各商会自练商团而行自卫”[173]。汉口商会援引汉撒同盟[174]的先例，要求组织真正的城市联盟，并认为如果全国各城市能真正团结一致，商人将拥有极大之权力。[175]
虽然北京政权的衰落鼓励了自治的倾向，但商人们也遇到消极影响；没有任何方法可以维持社会秩序，也没有办法引导经济现代化，因为经济现代化要加速前进的步伐，要求有统一的货币和关税制度。从各个商会提出要求中央发出命令、禁令、纠正错误等议案中，表现出其强而有力对国家的怀念。因而，即使是要求自治的同时，商人仍不肯放弃中央集权的好处；认为采用联邦制就能克服这一矛盾，完满的调节中央政权与地方政府之间的关系。
知识界展开了一场关于宪法知识的较量，不断地比较德国、奥地利和美国宪法的优劣。而上海总商会坚持市政管理和警察职能必须归地方当局负责，主张工矿企业不能由中央政府管辖，“不但因为这样会使工业本身的发展陷于瘫痪，而且还会使中央政府有可能将这些企业的权益抵押或出售”[176]。因此，资产阶级一方面害怕国家政权的专横行为，另一方面又感到自己不能没有这个政府。经过10年的篡权夺位和高压政策之后，资产阶级感到复兴1912年《临时约法》所建立的民国法律实体，是困难的。1921年10月，商业公团联合会支持召开国民会议的主张，建议各省议会和各商业、各教育团体的代表聚集在一起负责决定政体，保证统一国家，遣散军队和改组财政。[177]
在1922年3月至9月国民议会开会期间，大会只限于提出一些宪法草案。与此同时，自由主义者和资产阶级的确都寄希望于吴佩孚将军。吴佩孚把1917年解散的旧国会议员，都召回到北京，似乎要以共和国法统的名义打出重新统一全国这张牌。可是1922年北京的政治春天太短了，不可能出现商界所企求的宪政复兴。重建地区自由和共和原则的努力，遂以完全失败而告终。
在省一级，自治运动被善于投机取巧的武人所利用，成了变相的军阀割据。在国家一级，1923年10月10日颁布的宪法，则是中央集权和单一政府的胜利。
不过，这部流产的宪法，条文比其颁布时的形势更为重要。曹锟于1923年6月14日发动政变，解除黎元洪总统职务所引起的最后危机，葬送了这部宪法想要恢复民国的合法实体。为了解决这一全国性的危机，上海总商会想建立一个商人政权————其迅速以半喜剧半悲剧的方式而崩溃，说明中国资产阶级所起作用的局限性。
6月23日，上海总商会召开非常会议，会上“宣布独立”[178]。脱离[179]，作为中国历史上表示反对的典型形式，一般是地区掌权者所采取的行动；从地理的观点来看，此种现象一般表现为混乱年代政治重心的突然转移。现在，像上海总商会这样一个既无地盘，又无军队的组织，竟然采用这种战略，未免令人感到吃惊。上海商界在和信誉扫地的民国合法政府断绝关系以后，又回到这样的看法，即中国政治要交回“人民手中”才能得到解决————就是召开国民会议。但商界不愿将这个会议扩大，让各方面的都市名流都参加；自行建立一个由70名委员组成的“民治委员会”来恢复“民主”，总商会的35名董事成了委员会的当然委员。这个商人政权，抛开了各省自治的庇护，又无任何宪法根据，实际是要求统治整个国家。
商会的这个胆大妄为的做法，引起了两位国民党员徐谦和杨铨的讽刺性批评说：“最可笑者，上海商会妄欲组织商人政府……若除商人外无人民者，又若除上海商人外无人民者……”“我国商人向缺乏政治常识，每激于一时之热情，辄思有所振作，殊不知盲从妄作，根本已错……今日上海之商人政府，仅限于商会中会员……以之办理本商会范围内之事，固属甚宜；若谓其即可处理国事，宁非可笑？”[180]说来奇怪，唯一的鼓励来自毛泽东，支持其统一战线政策，说“上海商人……采取革命方法，鼓起担当国事的勇气，进步的非常之快”[181]。曾经鼓励商人参与政治的美英外交官们，对事件的发展并不感到庆幸。《字林西报》讽刺商会要求军人不要干涉政治的做法，把商人比做伊索寓言中的老鼠，问道：“谁去给猫挂上铃铛呢？”[182]
商人政权的幻想，事实上很快就消失了。从8月起，上海总商会又开始和军阀们谈判维持当地和平的问题；民治委员会让位给一个反对苏浙两省战争的苏浙和平协会。[183]
商人们既无建立新的政权，只好进行谈判————如其一向所作的一样，和现在的当权者谈判。不过在黄金时代的那些年，传统的实用主义谈判，此时取得了新的意义；除了保护某些集团的利益外，还能通过对具体问题的逐步解决来保证其进步。在胡适的鼓吹下，这种主张被中国银行家所采纳，用来处理其与已衰弱的中央政府之间的关系，想借此迫使政府接受其主张，“在进步已不可能的局势下，总也需要采取某些步骤”[184]。
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北京的中央政府的财政极为困难，又不能向外国贷款（受1920年新银行团协议的限制），中国银行家因之处于强势的有利地位。中国的新式银行被外国银行截断了向对外贸易提供贷款的渠道，又被旧式的钱庄堵死了向国内贸易网提供资金的通路，于是就利用政府增加国内借款的机会而获利。由于国家财政处境艰难，这种投资比表面上看起来往往更有利可图。利息实际上是按债券的面额计算的，而债券常常是以极高的贴现率取得的，利润与风险成正比：二者都很高，因为在政局混乱的情况下，公款的投资与兑现自然是非常危险的。
大多数从事这种业务的银行，不是具有官方的地位，就是和政界有某种关系。这些银行大都设在北京或天津，其董事和贷款人中，就有不少过去的总长或未来的总长，例如周自齐、王克敏、曹汝霖、叶恭绰。
北京的银行界和政界之间的关系微妙，可以利用交通系的活动来加以说明。人们会乍然以为自1920年以来，使银行家们和总长们分裂的对抗，只不过是掌握统治权的军事政治官僚集团内部派系斗争的表现。[185]这样的分析也对，但不够全面，没有考虑到在银行家之间已发展至团结一致，以及其对政府的无能与错误的不满。
北京银行家协会体现了当地金融界的团结和力量，其在全国银行公会联合会中的影响，足可以与上海各银行的影响相抗衡。1920年12月6日，全国银行公会联合会在上海召开第一次代表大会时，警告政府称，如果想得到资金，就必须缩减军费开支，调整内债，改革币制。[186]用张嘉璈的话来说，银行家们的不妥协态度，只不过是“他们爱国心的表现”，“他们准备为任何有助于国家的公债提供强有力的支持”[187]。1921年1月成立的中国银行团，在政府同意为国家公共利益而工作的前提下，与其帮助政府的意愿是一致的。银行团随即拨给的款项，如车辆借款，沪造币厂借款，北京十月借款，都是在银行团成立后不久贷与的，并附有严格的条款；强制性规定改革币制和整理内债。政府同意银行团的要求，指派了一个币制改革委员会，并公布一个偿还长期贷款的计划。
银行界成为对北京政府高度警惕性的批评者，当时似乎成了代表国家更高利益的发言人。“这是一部分民众的主张————开始时，势必只能是一部分人对其统治者的主张，这就意味着民主……从财政繁荣和民主的立场来看，近来中国银行家们的发展应该受到赞扬。”[188]但是，为一切人而建立的控制，与为私人利益而建立的控制之间————即在民主与财阀统治之间的界限是非常不明确的。银行团在1922年贷款给梁士诒内阁时，就把自己的原则抛在脑后去了。在贷款合同中，银行家们获得了异常高的利率，放弃了对政府的控制而愿为其效劳，并把赌注押在政府身上。用来代替不彻底的自由主义，是不起作用的实用主义。
于是，资产阶级的政治能力成了问题。中国的商人和银行家们，是不是应像那些失望的皮格梅隆，如外国批评家所指责的，认为是其缺乏主动性呢？还是真的“无力作出任何有效的与建设性的集体努力”[189]吗？真的“总是宁愿花钱而不愿承担起自己的责任”[190]吗？
无疑，资产阶级失败的原因，在于其政治上不成熟的反复无常，有时仓促行动而不能坚持到底。“在各商会中不乏远见卓识之士……但不能不令吾人引为焦虑者，即休会之后众人作鸟兽散……谁将为实现此未竟之业者？”[191]
这场失败还可以从所用的方法，所选择的目标，中国政治生活中一些持久的因素来解释；方法就是妥协和谈判。商人们相信，其声明和通电能说服军阀放下武器。“谁会相信军阀们会充耳不闻，一如既往扩充军队呢。”[192]也有一部分人清楚地看到这种方法的现实，认为“与督办和政客们商谈解散军队……这无异于与虎谋皮”[193]。但是，这种战术本身，不正是与其所朝向的目标紧密相连的吗？这种战术不正是以此来寻求胜利，保证其为自由主义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吗？这种战术不是已经成为自由主义的一种表现了吗？
在20年代的中国，实现自由主义的出路究竟如何呢？根据历史上反复出现的理论————无论热衷于输出样板的美国公使雅各布·古尔德·舒尔曼，还是急于从中汲取灵感西化的精英人物胡适，都不承认这个理论，在精心设计的自治和议会程序的形式下，自由主义的政体只有在一个自由主义的社会中才能发挥作用。这里指的是一个稳定的社会，在其内部具有最低限度的一致性，使不同利益的集团即使完全对立，也不致因其分歧而演变为暴力行为，也不致引起永久的社会分裂。认为自由主义对饱经内战及主权受到威胁的中国，所患病症的医治无能为力，还是不够的；实际上，这些病症已十分严重，自由主义根本无法在中国扎根。
但是，1920年至1923年期间自由主义的努力，却不只是思想史的表现；其与城市社会的兴起同时，基础是大企业和现工业，而且集中在条约口岸。这个都市社会和广大的内地农业地区相比，虽享有较多的自治，而在经济上和政治上却不能离开内地而生存；但却又无力确保与内地结合成一个整体，更不能对其加以控制。事实上，将无数的市镇、村庄和农民的中国统一起来，并使之发展，不仅是自由主义，即使是中国化了的自由主义，也是无能为力的；需要自由主义之外的意识形态，就是官僚机构和军事力量。中国的资产阶级在其黄金时代虽然在经济上逐渐繁荣，始终都未能克服上述矛盾。
从经济危机到政治上的退让，1923——1927年
1923年以后，经济奇迹的结束和革命运动的勃兴，使资产阶级越来越孤立。资产阶级和外国人的合作在瓜分利润时，本来已很困难；到经济危机袭来时，更变成殊死竞争。但是资产阶级即使退到反帝国主义的立场，却也不足以使其与激进的知识界或无产阶级结成同盟。这些人的革命民族主义的社会主张，对于雇用者来说，其危险性并不亚于竞争。资产阶级一方面在其外国伙伴已不再装出合作的样子时，不肯与之合作中妥协；另一方面又不会走上直接威胁到其切身利益的革命道路，而宁愿促使传统类型的国家权力的重建，即官僚主义和军事独裁的复辟。希望这样既能保证民族解放，又能保证社会秩序的稳定。
经济危机与帝国主义卷土重来
资产阶级在政治上失败以后，经济危机又打破了其与外国进行合作的迷梦。华盛顿会议的精神消失了。1923年，西方列强在谴责日本对中国进行扩张政策的同时，仍然重申和日本保持团结。帝国主义侵略的恢复，粉碎了中国资产阶级寄托在外国人的“通情达理”和“良好愿望”之上的希望。
民族工业的危机
1920年以后，影响西方和日本的经济危机中，中国的情况倒是比较良好；丝茶出口商由于外贸的阻碍而受到打击，出口总值由1919年的关银6.3亿两，降到1920年的5.4亿两。但是巨大的国内市场活力，阻止了危机的扩大和价格的下降；“本来供出口的货物，外国人不能购买，都在国内消费了”[194]。进口商也经历了同样的困难，无力提取已经订购的货物（灾难性的银价下跌，导致银两的相应贬值）。但和19世纪以来的多次投机风潮一样，条约口岸的市场只是受到震动，并没有引起崩溃。中国经济的基本情况，仍然是工业还在蓬勃发展，并继续获得高额利润。可是在1923年，正当西方和日本市场开始出现转机时，中国却受到了打击。
困难在1920年秋季开始，当时棉价向两个不同的方向波动，原棉价格上涨，而棉纱价格却下跌。1920年至1921年，由于气候恶劣，棉花歉收；而此时正在全速生产的中国棉纱厂对原棉消耗量，却从1918年的270万担增至1922年的630万担。[195]中国纱厂不得不进口越来越多的原棉（1922年达110万担，几乎占其总消耗量的1/3），因之而感受到世界范围价格上涨的影响。1920——1922年华北各省的饥荒，1922年吉林、四川、福建的内战，都减少了棉纱的销售量。1921年，纱厂每包棉纱尚可获得25两的平均利润，而到1923年，每包要亏损15两，许多纱厂都减产。安装一两年订购的纱锭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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