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 国民革命：从广州到南京，1923—1928年 (1/2)

全本小说网 www.qbshu.com，最快更新剑桥中华民国史最新章节！

    组织革命运动

    20世纪20年代的国民革命，是中国现代史中最使人感到兴趣的事件。其所以取得成功，在于以爱国和革命的目标出色地动员了人力和物质资源。国民革命的组织阶段是从1923年后期到1926年中期。在此期间，一批意志坚定的中国人，以有限的力量开始，组织了一场革命运动，旨在统一国家，取消外国的特权和各种不平等条约。这些革命者得到一批俄国专家的建议和支援，传授给革命的理论，提供了组织工作的知识、金钱和武器。随之而来的，是持续到1928年中的北伐战争阶段。在此期间，原来以南方为根据地的国民革命军，一路一直打到北方的北京。这次北伐战争利用了军事技术，进行有效的宣传和敌后的策反活动。但终于出现了一场巨大的悲剧：在北伐战争进行中，领导层在统一全国过程中的暴力社会革命问题上发生了分歧————在革命阵营内部出现了阶级之间的分裂。在八个月的自相残杀的斗争中，成百上千的革命者丧失了性命。自此以后，在中国激进的民族主义者与保守的民族主义者之间展开的内战从没有真正地停止过。

    中国的政治和社会环境为革命提供了潜力，但这种潜力必须转化为革命的形势。革命的摇篮是在广州，是中国最大和最富有与最为进步的城市之一，位于三条主要河流汇合的三角洲上，土地肥沃，人口密集。国民革命不屈不挠的鼓动者孙逸仙，在其成年后的大部分时间里，都献身于提倡立宪共和，反对阻碍其理想实现的北京政权。孙逸仙两次在广州成立政府：一次是在1917年，为了反对段祺瑞和安福系控制的北京政府；一次是在1920年，为了反对直系控制的北京政府。在成立第二次政府时，孙逸仙组织了一个残缺不全的议会，选举其为中华民国的“非常大总统”。1922年春，孙逸仙联合几个军事派系，试图对北京政府发动一次征讨，但吴佩孚打败了孙氏的主要盟友张作霖。同时，孙氏部下的陈炯明率部于6月15——16日晚，将孙逸仙从广州总统府赶走。1922年8月，孙逸仙由广州回到上海，计划通过政治手段在北京担任总统，而以武力收复其在南方的根据地。

    1923年孙逸仙虚弱的地位

    孙逸仙博士没有达到第一个目标，但在1923年1月15日，用雇来的部队把陈炯明赶出了广州，并在这年2月21日，又由上海回到广州。这时孙逸仙已56岁，在以后不到两年，死于癌症。在这段短暂时期内，孙逸仙在面临巨大困难的情况下，开创了国民革命的组织阶段。

    这些困难可以归结为如下各端。孙逸仙回到广州后，因为缺乏实力，所依靠的在南方的根据地也是不牢靠的。孙氏既不是能为其夺回根据地军队的真正的统率者，又不掌握政府的财政。国民党在国内只有数千名组织松散的党员，对改良现实的目标既无周密的战略，在公众中也唤不起热情。这些情况在1923年1月1日的国民党宣言中都被公之于世，使孙逸仙著名的三民主义————民族主义、民权主义和民生主义[1]进一步具体化。孙逸仙所面临的问题，是要掀起生机勃勃的革命运动，控制巨额收入的财源，建立一支能保卫和扩大南方根据地的军事力量，并且都要听从孙氏的命令。

    军事问题有内部和外部两个方面。基本是自治的杂牌军的师长、旅长和团长，被孙博士的助手在香港收买过来时，其部队已占领了广州。来自云南的军队，以杨希闵将军为首，但也有几支独立的滇军，其中一支忠诚追随孙博士的部队由朱培德率领。刘震寰将军和沈鸿英将军率领桂军。同时，有一些政治上各行其事的粤军的师和团，另外还有若干纷争不已的地方“民团”。这些军队的指挥官一到珠江三角洲，就竞相抢占城镇中有利可图的地盘，掌握大部分税收来源。约有3.5万人的军队（根据当时一个可靠情报人的估计），装备极差，训练也很差，而且其内部之间互相对立；同时又与陈炯明联合，意在与夺取广州的军队相对抗。陈炯明似乎与孙博士的劲敌吴佩孚结成了联盟。孙逸仙大元帅的军队要投入战争，就另外需要一笔数目巨大的现金。这笔巨款，主要由广州市政府向居民征收附加税；这项税收工作，要由精干得力的广州警察去完成。

    在1923年春夏期间，孙逸仙的军事支持者，打败了吴佩孚和陈炯明支持的沈鸿英将军，保卫了根据地。经过这些战斗，孙逸仙的根据地面积向西和向北扩大到广东省边界，而广州仍易受东面邻近陈炯明部队的攻击。到当年秋季，孙博士仅能在名义上控制的军队，训练的素质很少提高。所谓“客军”，实际上是占领军。[2]

    孙博士的财政问题是十分严重的，财政收入只有三个来源————捐献、贷款以及税收。1922年秋，国民党以获得捐赠和贷款的形式，从中国支持者筹集到50多万元（根据上海和香港的行市），用来资助收复广州的军费；现在也难以再筹集到了。1923年春，孙逸仙试图与香港商人谈判一笔600万元的贷款，与广州商人谈判100万元的贷款，但都没有成功；还希望向英国工商界借一大笔特许贷款，但因其所处危急的军事地位，使之不可能进行下去。为了发挥根据地的税收潜力，孙逸仙有必要任命自己的人控制行政管理机构。

    孙逸仙的政府组织分为三级————大元帅大本营（有如一个全国性的政府）、广东省政府和广州市政府。而广州市政府最有实力。广州是一个富饶的城市，孙博士31岁的儿子孙科在领导有效率的广州市政府。孙科于1923年2月底到职，在广州市组织一支高质量的警察队伍。孙博士任命其老同事吴铁城为公安委员。孙科市长和六名受过西方教育的委员，在此后数月中推动广州的现代化，使该市成为军费的主要来源。

    根据1923年官方的广州市政报告，除城市的事业费外，向大元帅大本营提供600多万元（以广州行市）用于军费给养。对比之下，因为省财政局只能在省内部分地区征税，广东省的岁入却比上一年减少近900万元。孙博士夺得了地方盐税的控制权[3]，使其从1923年5月至12月净得近300万元。这原来是由外国人管理的盐务税，应由北京政府的盐务稽核所征收，用以偿还1913年签订的外债。与盐务税有关的列强对此提出抗议，但没有阻止这种“挪用行为”。不过，当孙博士在年底威胁要夺取最稳定的财源————广州海关征收的关税时，列强却以武力来进行干涉。

    这是一幅财政危机的景象。孙逸仙政府为了与军人争夺征税权，给民众增加了沉重的负担。不过，在孙逸仙返回广州后的八个月中，广州的南方政府逐渐增加了生存所必需的收入，并扩大了根据地。

    国民党从其前身算起（孙逸仙组织和领导几个革命政党），已经有了近三十年的历史。在上海的中央党部，共有五个机构和一小批从事筹款和宣传人员。在1923年，除了广州外，其他城市显然没有分支机构的活动，党员的人数也不详。广东省几个党的分支机构的记录，在陈炯明1922年6月的叛乱中，已遭散失。总之，此时国民党党员的数字是不可靠的；孙博士计算党员的办法，是对军队、工会和学校的学生整个组织进行登记，宣称这些组织中的人都是党员。

    可是，国民党仍具有产生全国影响的潜力，因为该党有一批有经验的领袖，并有反满、反袁的声誉，有谴责外国特权和力主政治改革的主张。其领袖来自不同的社会阶层，许多人受过良好的传统教育，也有人在清政府中任过官职，有的人获得欧美大学的学位，不少人在日本学校和军事学校学习过。这些领导人此时正届中年，在国外时曾与外国朋友建立了友谊，也曾以不同形式策划过推翻政府的行动，筹措和分发过革命经费，偷运过武器，在军队中进行过革命宣传，也曾在下层秘密会社进行过活动，参加议会斗争，统率过军队，治理过省份，甚至从事过工商业经营。这些人虽大部分来自广东和长江流域各省，但有一部分则来自中国境内其他各个地区，天南海北，各有其与当地的纽带，与中国社会的传统及现代因素结成关系网。

    国民党需要受到激励才能行动起来。孙博士显然被财政问题和军事问题耗费了很多精力，不能充分注意国民党本身的问题；尽管也经常让上海办事机构执行对外交涉使命，或开展对外宣传活动，并给予经费。1923年10月，孙博士开始考虑如何能使党恢复生机。此时，苏联的首席顾问鲍罗廷于10月6日抵达广州，在此后六个星期里，两人系统地商讨了党的改组计划。

    国民党内苏联利益的背景

    在20世纪20年代初期，苏俄在中国既有国家的战略利益，又有革命的利益。俄国和中国有漫长的国境线地带，苏俄政府希望与北京政府建立外交关系，因为这会给苏俄带来种种好处。苏俄的一个战略目标，是取得对中东铁路（沙皇俄国的一个国营企业）的控制，该铁路穿过满洲境内，是连接苏俄滨海诸省与西伯利亚的纽带。中国政府认为，外蒙古为中国的领土，但苏俄红军却去那里扶植了一个蒙古政权。因此，中国与苏俄为外蒙古问题而对立。但苏俄不愿中国控制外蒙古这个缓冲地区，这就是苏俄派三个使团与北京政府正式建立外交关系的绊脚石。1924年9月，苏联副外交人民委员加拉罕，作为全权公使到达北京，企图重开谈判。

    在苏联的世界革命的策略中，中国应是一个从资本主义剥削中解放出来的区域。1919年，列宁组织了第三国际（或称共产国际），作为世界革命的参谋部，总部设在莫斯科。在1920年的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列宁明确阐述了一项战略，即在资本主义大国及其殖民地之间，打进一个楔子，从而削弱这些资本主义大国。共产国际、宗主国及其殖民地的共产党，应当把自身的解放斗争当做世界革命的准备阶段。列宁预见到，殖民地的新兴资产阶级必然要领导这个解放运动；主张殖民地新生的共产党应该在民族斗争中帮助资产阶级。这就是统一战线的战略。但列宁又主张，殖民地的共产党应保持自己的独立性，经由组织和训练无产阶级及贫农来壮大自己的力量，为革命的第二阶段————推翻资产阶级及建立社会主义国家的斗争做准备。共产国际精心制定了这个基本战略方针，并在其使者能够插足的殖民地进行宣传。中国虽然不是殖民地，但却被纳入这个战略计划，于是共产国际派出代表来到中国。

    苏联的使者在中国有双重任务，帮助组织共产主义运动，苏俄和共产国际在民族解放斗争中援助民族革命组织。苏俄的领袖们不了解中国，需要派出使者作若干年的考察，才选定为国民党（关于中国共产党产生的根源和环境，已在第十章进行过讨论）。统一战线一旦组织起来，亨德里屈斯·斯内夫利特————荷兰籍共产国际代表，化名马林就超过了这一战略，劝诱共产党人（大部分人违背自己的意愿）加入国民党，因为孙逸仙不愿意两党合作。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批准了这个策略，认为这是共产党在华南接近无产阶级的途径；而更重要的，乃是执行委员会希望共产党人能推动国民党使之趋于激进一些，并引导其与苏俄联合。苏俄的领导人打算成为中国革命的舵手。

    孙逸仙和苏俄之间已经有了五年的“眷恋”。在孙氏革命生涯的不同时期，曾向各大国求助。在布尔什维克革命后不久，孙博士几次派人试探，以求国民党能与列宁的布尔什维克党结成联盟；后来希望这个新型革命的国家，能在军事上帮助其登上北京总统的位子。列宁和外交人员格列戈里·契切林通过偶然的信件往来，启发了孙逸仙。三名共产国际的代表————吴廷康、马林和达林试图说服孙博士必须改造国民党。当1922年6月孙博士被陈炯明赶出广州后，迫切希望能得到外国的援助，于是开始寄希望于苏俄。1922年下半年，孙逸仙即与苏俄驻北京的外交代表越飞通信。越飞虽经多次努力，但均未能与北京政府达成协议，于是就到了上海，在1923年1月与孙博士进行广泛的讨论。此时正是孙逸仙雇用的刘震寰和杨希闵的军队收复了广州之后。孙逸仙与越飞商谈的内容，从来都没有透露过，但在不久之后，苏联的领导人明确决定在财政上援助孙逸仙和国民党，并派顾问来帮助国民党改组，以恢复其革命精神。[4]鲍罗廷是指导此项工作的人选。

    根据共产国际的观点，鲍罗廷对此项工作具有足够的资格。鲍氏生于1884年7月9日，在拉脱维亚的青年时代就已经是个革命者；1906年被驱逐出俄国，在美国度过了11年，然后于1918年夏季回到祖国，再次投身于革命工作。列宁很了解鲍罗廷，其一部主要著作就是由鲍氏译成外国文的。共产国际成立后，鲍罗廷成其派遣的使者之一。为了组织工作，鲍罗廷访问了西班牙、墨西哥和美国；为了协助改组英国共产党，后来在英国被拘禁了。1923年春，鲍罗廷回到莫斯科不久，就被选定执行在中国的任务。鲍氏抵达广州时年仅39岁，从各方面看，这是一位聪明而性格富有吸引力的人。

    鲍罗廷在中国作出的指示，至今未见发表，但可能其早已熟悉共产国际过去有关中国的决议。1923年5月，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给中国共产党发来一道指示，清楚地说明共产党在国民革命中的作用，以及共产党应与国民党合作的条件；指示主张积极准备农村的暴动以扩大革命，并改造国民党使之成为民主反帝反封建战线的领袖。指示对国民党的“基本要求”，是必须无条件支持工人运动；应吸引广大群众参加反对北方军阀和外国帝国主义的斗争。共产党必须影响国民党，使之支持土地革命，坚持最贫穷农民没收地主土地的行为，尽一切可能阻止孙逸仙与军阀联合。指示要求国民党必须尽早召开国民党代表大会，全力建立广泛的全国民主战线，坚决废除帝国主义列强强加给中国的不平等条约和协定。[5]鲍罗廷在广州的早期活动表明，其目标大概也与此相似。

    重振国民党

    鲍罗廷经常与孙逸仙会晤，讨论国民党的各种问题，并就即将来临的革命提出建议。鲍罗廷还会见当地的共产党员，重新作出保证，归根结底，其长远意图是在使共产党能发展壮大。[6]1923年10月25日，孙博士指定了国民党临时执行委员会[7]起草党纲和党章，为召开全国代表大会做好准备，并任命鲍罗廷为临时执行委员会[8]顾问；广州咸以鲍顾问称之，而不及其名。鲍罗廷以联共（布）党章结构为模式，为国民党起草了新的党章。其党章草案与以后正式通过之党章极相似，将党分为五级组织————全国级、省级、县级、区级和区级以下的组织。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每年举行一次，选出中央执行委员会及中央监察委员会。在全国代表大会闭幕期间，由中央执行委员会主持党务工作，任命党的主要官员，管理财务，指导中央所属机构的工作以及所有下级执行委员会的工作。国民党员都受严格的党的纪律约束，凡参加工会、商会、省议会或国会的党员，应组成党团，并且党团成员在其团体内始终保持一致的立场，以便掌握在团体中的方向。

    中央临时执行委员会共开过28次会议，起草了一个措辞激昂的宣言和一部新党纲，监督党员重新登记，创办了一个刊物，来宣传党改组的意义，解释党的革命意识形态；创办了一所党校，训练区和区以下执行委员会的成员；确定全国代表大会的议事日程，监督从各省和大城市以及海外机构选举代表的工作。[9]

    随着陈炯明率领的部队威胁广州，到1923年11月，孙逸仙对广州的控制变得不稳固了。人们担心孙大元帅可能被迫出逃。在这情势十分危急之时，鲍罗廷力主采纳动员群众支持的激进计划，敦促孙逸仙及国民党领导人颁布法令，没收和分配地主的产业，把土地分配给农民，保证一天劳动八小时、最低工资以及其他权利。鲍顾问争辩说，这些许诺将使与陈炯明作战的部队受到鼓舞。因为孙逸仙左右追随者的反对，孙博士拒绝颁布土地法令，经过多次磋商之后，孙逸仙同意————根据鲍罗廷的回忆————颁布一项减地租25％的法令，另一项规定是建立农会的法令。[10]对国民党人来说，幸运的是支持孙逸仙的部队赶走了敌人；但军事危机过去之后，孙逸仙并没有颁布减租法令。

    另一个使国民党人和共产党人都感到心神不安的问题，是鲍罗廷与坚决主张孙博士倒向苏联一边的廖仲恺，于11月底前往上海，向国民党几个领导人解释改组国民党的必要性。11名在广东有威望的国民党员（都是老资格的党员）[11]上书孙博士，在党的新体制和起草文献过程中，就共产党在其中的影响提出警告，指控共产党的领袖陈独秀是幕后人物；指责国共两党合作是共产国际阴谋的一部分，是为了在资本主义国家煽动起阶级斗争，以加速社会主义革命；在新生的资本主义国家中煽起阶级斗争，以联合劳工、农民和小资产阶级掀起全国革命。这些上书者断言，陈独秀已使其信徒进入国民党，准备进行接管国民党；并警告孙博士说，不出5年，陈独秀就可能被选为国民党领袖。这次11人上书是一个早期的证据，证明在保守的老资格党员中，不断有反对倒向苏联和让共产党员进入国民党的事。

    孙逸仙拒绝11人上书的意见与批评，在作出书面答复中称，鲍罗廷是新党章的拟订者，陈独秀根本没有参与此事；与国民党亲近是俄国人的主意，建议中共党员在国民党内工作的人也是俄国人。孙博士断言，俄国必定是同国民党合作，而不是同陈独秀合作。“如果陈独秀不服从我们党，将会被驱逐出党”。孙逸仙提出警告说，“不要因为怀疑陈独秀，而怀疑起俄国”[12]。尽管孙逸仙有这样的信心，但新党章的草案还是被修正了，取消了选举党领袖的内容；取而代之定孙逸仙为领袖，成为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和中央执行委员会的总理，并授予对两会各项决定以最后否决权。

    广州的海关危机在1923年12月中旬，已发展到了顶点，更加深了孙逸仙的反帝情绪。虽然鲍罗廷在此之前的建议————危机时，鲍顾问不在广州，但一定也起了作用。孙大元帅及政府要求分享由外国人控制的中国海关总税务司在广州征收的关税，因为过去有过一个先例。当北京的外交使团没有按照大元帅府外交部长的要求[13]，指示海关总税务司拒绝海关收入拨给大元帅大本营时，孙大元帅立即宣布夺取广州海关，并另行任命海关官员。这危及列强所承认的海关————北京政府的一个机构的统一，并且可能最终影响到两项主要赔款和外国贷款的财政保证。与此有关的列强派炮舰驶来广州，阻止夺取海关，以此对付孙逸仙的挑战。但国民党势力太弱，无力进行战斗，只得转而求助于群众示威，来进行反对外国资本家的宣传。危机过去之后，孙逸仙由于这次向外国统治的挑战，在中国赢得巨大的政治资本。国民党更明显地趋向民族主义；反对帝国主义成为其重要的主题，完全如共产国际所指出的那样。[14]

    1924年1月20日，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共有196名被任命或当选的代表[15]，大会开幕时，只有165名代表出席。大部分是老资格的党员，约有40名代表海外支部；约有20名代表既是国民党员，又是共产党员。大会为期10天，孙逸仙共作了7次演说，大会听取了国内各地区和海外党的活动报告。大会进行了辩论，通过了宣言以及党章党纲，选举产生了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一份关于党员的报告称，经过大力吸收党员以后，在国内登记的党员人数超过了23360人，国外党员人数约4600人。大会中途休会3天，以哀悼列宁的逝世。[16]

    在大会开幕词中，孙逸仙号召全党团结一致和要有牺牲精神。大会宣言强调反对帝国主义和反对军阀，同时强调群众————特别是贫农和工人在国民革命中的作用。但在幕后起重要作用的鲍罗廷，却未能说服孙逸仙，把与苏联结成在运动中统一战线包括在宣言之中。孙博士也未能把剥夺大地主和不在乡地主的土地分配给佃农，包括在宣言之中。[17]党的政纲，是一个能为各种社会成分所接受的改良主义的纲领，并保证通过合法手段解决中国的问题。

    当一些代表试图禁止国民党员参加其他党派的修正案列入党章时，国民党内的共产党员的问题再次出现。李大钊为共产党员参加国民党的意图进行了辩护，说这样是为了对老大哥政党的革命工作作出贡献，而不是以国民党的名义去推行共产主义；并向代表们保证，国民党中的共产党员行动是光明正大的，不会有秘密阴谋，要求代表们不要对此抱有戒心。经过辩论，修正案被拒绝了。孙博士通过任命10名共产党员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和候补委员（约占总人数的1/4），明确表示孙逸仙同意共产党参加国民党。[18]

    在大会闭幕之后，新选出的中央执行委员会开会，并组成中央党部（此时设在广州），决定成立秘书处处理党务的组织部，以及8个职能部，即宣传、工人、农民、青年、妇女、调查（后撤销）、海外、军人8个部。老资格的党员担任各部的领导，其中两个部的领导，由以前加入国民党后又加入共产党的两人，即谭平山领导组织部，林祖涵领导农民部。中央执行委员会设常务委员会（即中常委）处理日常事务，由廖仲恺、戴季陶、谭平山三人组成，是一个左派集团。住在广州的中央执行委员每周至少开会一次；大多数执行委员和候补执行委员，都回到北方的城市，在北京、四川、上海、汉口、哈尔滨设执行部，以推动党的发展。中央各部逐渐有了少量工作人员，地方党部开始发挥作用。党的领导集团主要力量用于进行全国范围的宣传工作，在全国吸收新党员；在广东，组织劳工、贫农和学生，建立一支忠于党的军队。进行这些工作只有少量经费，鲍罗廷开始时每月拿出约3万元。[19]于是，国民党开始成为一个具有强有力的领导机构和革命意识形态的政党，并最终在中国计划夺取政权的大党。

    创建一支革命的军队

    与鲍罗廷一起来到广州，或后来在广州参加工作的，还有苏俄的军事顾问。在1923年到1924年冬，苏联军事顾问们对孙逸仙麾下军队的状况感到吃惊：军队大部分训练不足，装备很差，统兵的军官也不够格。俄顾问[20]认为，只有孙逸仙的150——200名卫兵完全忠诚可靠，其他的部队都是其指挥官的私人军队。如果国民党人要进行统一全国的战争，并想在军事上取得成就，这种状况必须进行彻底改变：要集中税收，采购武器和支付军饷；要进行标准的军事训练，要向官兵灌输共同的革命思想，要建立统一有效的指挥系统。而要达到此目标，洵非易事。因政府的财力物力不足，加之统一财政和统一军事指挥，正与一些高级将领的特殊利益背道而驰，而政府所在的根据地又需要这些高级将领率兵来保卫。所以这些实在是难以实行的措施。地方的兵工厂开工，每年只能生产装备一个（最多是两个）满员师的步枪和机关枪。但兵工厂的经营是商业企业，任何将军只要付钱，就可买到武器。由于海关打算执行国际武器禁运，武器进口虽不是不可能，但也有不少困难。

    孙博士让将领们担任国民党内的重要职务，以便加强个人的权力；挑选在广东的湘军挂名的司令官谭延闿，在广东的滇军司令官杨希闵，使二人在中央执行委员会当选为委员，又在中央监察委员会选举中，选粤军的司令官许崇智、桂军的司令官刘震寰、豫军的司令官樊钟秀为候补监察委员。1924年3月，中央执行委员会委托刘、樊等人与滇军的朱培德和杂牌川人卢师谛将军，在军中建立党的基层组织。孙大元帅劝说各地将领接受其派往的税务人员征收税款，并发给各将领军饷，但成效不大。事实上，孙逸仙似乎不得不同意，各将领在其控制区内发给赌场执照或设置“禁烟”机构，以为生财之道。

    鲍罗廷和孙逸仙所拟定最重要的措施，是建立一个训练下级军官的学校，对入学受训的学生充分灌输忠于国民党的思想，使其民族主义意识日益强烈。第一次党代表大会一结束，就开始执行这项计划。到1924年5月，陆军军官学校在广州南面珠江中的黄埔岛上筹备就绪，准备向全国各中学和高等学校招收第一期约500名学生入学。孙博士任命蒋介石为校长，主要的教官是日本士官学校或保定和云南的陆军军官学校的毕业生；这些教官，得到伏龙芝军事学院毕业苏联军官的帮助。这些苏联军官都在俄国的内战中经受过锻炼。蒋介石将军、军官学校的国民党代表廖仲恺、胡汉民、汪精卫、戴季陶等老资格的国民党员，均到校教授政治课。黄埔军校的经费，从一开始就得到苏联的资助，广州革命政府由地方税收加以补充。

    1924年6月，苏联派来精通军事的指挥官P.A.巴甫洛夫将军为孙博士的军事顾问，巴将军提议成立军事委员会。同年7月11日，军事委员会组成[21]，其成员为支持革命政府的主要军事指挥官和几名老资格的国民党员。成立军事委员会，是在军中建立统一的司令部和政治机构的第一步。黄埔军校的工作应当改进；为了对军队进行再训练，在每支部队中还要为再培训而组织精英部队。[22]巴甫洛夫抵达广州后一个月，在东江前线的一次侦察中，不幸溺水而死。继任的俄军事顾问，为瓦西利·K.布留赫尔将军（在中国化名为加伦），于1924年10月才到达。此时，黄埔军校已招收第二期学生，并且由第一期毕业生中正组建教导团。这个教导团即“党军”，后来扩充为国民革命军第一师。第一批大量的苏联军火武器，于1924年10月由苏联海军“沃罗夫斯基”号运抵广州。此前，该舰从敖德萨运送了第三批苏联军事顾问；以后的军火，由符拉迪沃斯托克启运。[23]

    组织一次群众运动的努力

    共产国际的代表们反复劝说孙逸仙发动民众投入国民革命，这也是中国共产党着手进行的工作。中共正打算指导组织无产阶级，使之与贫农联合。在民众运动中，国共两党成了竞争的对手。1924年初，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成立了工人、青年和妇女三个部，但工人和青年两部，很快处于朝气蓬勃的年轻共产党员势力范围内。共产党的助手社会主义青年团，在受教育的青年中产生着广泛的影响。

    工人部的领导人廖仲恺，打算在其领导下，把广州所有的工会组成单一的联合会，但未获成功。因为许多有根基的工会，怀疑在工会部门中工作的共产党员，将渗入到这些工会之中，并控制工人。共产党希望把铁路工人、海员、报务员和接线员、邮务人员和电力工人，组成一个由其控制的单一工会，因为这些都是革命成功所不可缺少的产业部门。尽管虽有对抗，但广州的劳工确实团结起来了，共同支持沙面岛上英、法租界的中国雇员，抗议租界当局企图推行的通行制度[24]————该项制度是越南革命者[25]于6月19日企图暗杀正在该处访问的法属印度支那总督[26]未遂以后制定的————而进行了罢工。共产党的劳工领袖刘尔崧是这次沙面罢工的组织者，罢工持续了一个多月，对租界实行封锁。这次罢工行动具有强烈的反帝色彩，从中也取得了经验，为一年以后的省港大罢工所充分利用。

    1922年11——12月，共产国际在召开第四次大会时，充分讨论了东方国家组织农民问题。在《关于东方问题的一般提纲》中阐述道，为了调动农民大众参加民族解放斗争，革命政党必须迫使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政党接受剥夺地主土地，并重新分配给无地农民的革命土地纲领。1923年5月，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指示中国共产党，发动农民大众并加紧土地革命的准备工作，把革命推向前进。[27]实际上，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领袖之一彭湃的活动，已赢得一些声誉。1922年和1923年，彭湃在广州以东的海丰故乡，在其他青年团员的帮助下，已把佃农组织起来。这一场大规模的抗租斗争，因许多青年团员的被捕而告终。但彭湃却得以逃脱，于1924年春来到广州，不久成了国民党农民部的领导人。[28]

    农民部的工作开始部署得较慢。到1924年6月，国民党宣布一项关于农民协会的简单方案，规定农协会是自治团体，只容许从吸收的会员中组织农民自卫队。地方农民协会由拥有土地不足100亩（16英亩）的农民组成，必须排除不良分子参与其中。中央执行委员会任命了20名特别代表，实地调查农村的状况，开展宣传并组织农民协会。7月，农民部成立培训农民运动工作的农民运动讲习所；彭湃指导了第一期学员。学员接受了理论和实践方面的教育，包括军事训练；其他的共产党员为每个班讲课，直至第六期。1926年5——10月，毛泽东为第六期讲习班的所长。到1924年10月，约有175名学员从经过短期培训的讲习所毕业，其中大部分人都回到本县去组织农民协会。这项计划，是要按县级、省级的农民协会统一起来，最终组成一个既不归国民党领导，也不归政府控制的全国性组织。这样的自治组织有何必要，成了理论上争论的主题。[29]

    中国共产党想控制农民运动。一位共产党的作者，可能是罗绮园农民运动讲习所第二期的主任，是在农民运动中有影响的人物，在1926年的一份报告中透露，中国共产党在1924年组织了一个农民委员会以“指导国民党的农民部”；断言当农民委员会在1925年5月组成时，指导省的农民协会以及地方的农民委员会和中央执行委员会派出的特别代表。报告还自豪地说，99％的特别代表是“同志”[30]。在苏联军事顾问就国民党敌视中共党员的原因进行讨论时，“尼洛夫”（萨卡诺夫斯基）引用了一个事实，共产党员企图垄断工农运动，所以成立一个全国农民大会（将在1926年5月召开）的预备委员会；“为了门面”，共产党员试图在委员会中安置几名国民党员。“尼洛夫”说，中共没有成功，“因为没有在农民中活动的国民党员”。中国共产党在1926年7月一份关于农民运动的决议中，宣称农民协会必须在组织上独立于国民党之外，而不要成为其附属物。但是，“我党必须尽最大的努力，在所有的农民运动中取得领导地位”[31]。成为广东省农民“运动的灵魂和精神支柱”的，是罗绮园、彭湃和阮啸仙。[32]此三人都是广东省社会主义青年团早期团员，然后既是共产党员，又是国民党员。

    农民协会的组织工作，在广州郊区及附近的县开始；到1925年4月，大约有160个农民协会，报道的会员人数为20390人————占革命的广州政府控制地区农村人口的一小部分。[33]共产党组织者在毗邻广西省的广宁县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该讲习所的毕业生，在彭湃的领导下，把该地佃农组织起来，并得到广州的军事援助，经过持久减租减息的斗争，成功地打败了地主。从此，佃农能够在县内组织更多的协会。到1925年4月，据报道有294个协会，会员近5.5万人。[34]彭湃紧随东征军之后，于1925年2月底回到海丰县，在该县重新发动遭受破坏的农民运动。据报道，会员人数迅速增至7万人，而邻近的陆丰县又有会员1.2万人。但是陈炯明的军队在夏季又夺回了这两县，农民运动被迫转入地下。[35]

    农民运动遭到了镇压。农民协会力图保护其会员免受迫害，动员会员反抗沉重的捐税，发动会员在减租减息中与地主斗争。有产业的人常常雇用打手、盗匪或民团，去强行征收款项。农民运动的组织者常遭杀害，有的村庄被焚毁。农民们进行反击，有时得到国民党军队的支持，在农民运动最有成就的两个地区就是如此。[36]农民革命不可能被扼杀，但却威胁着本质上是改良主义的国民党与富有战斗精神的共产党之间的联盟。

    革命阵营内部和国民党根据地中的冲突

    到1924年7月，上海和广州的国民党领袖，已觉察到共产党的渗透策略和操纵党的活动情况，于是在上海和广州两地的国民党中产生了强烈的反共情绪。[37]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就各种危机向孙逸仙上书请愿，并用在社会主义青年团和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决议中发现的文献证据，与鲍罗廷相对证。这些证据证明，共产党员打算利用国民党来为其革命目标服务；特别反对小批共产党员分散在国民党各级组织的制度，认为这种做法违反了李大钊在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所作的保证，即共产党并非“党内之党”。给孙逸仙上书的请愿者，为国民党的未来担心。在与国民党的两个坚定分子张继和谢持辩论中，鲍罗廷明确指出，苏联的援助取决于共产党继续参加国民党。[38]

    1924年7月，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讨论了上述问题，并发表声明，敦促党员们之间不要互相怀疑。孙博士在鲍罗廷建议下，成立了一个特别机构————政治会议，以处理重大的政策问题；政治委员会由几名可靠的国民党领导人组成，任命鲍罗廷为该会的顾问。鲍罗廷对国民党内日益反共的浪潮感到不安，担心国民党左派和右派正在联合反共；但由于其担心中共会因此孤立而失去外界的支持，所以还不敢采取断然行动。[39]

    中国共产党的领袖也不甘屈服。中央委员会的陈独秀、蔡和森和毛泽东主张和国民党决裂。中央委员会甚至发出一份告所有区党委会和基层组织的秘密信，指示其准备与国民党决裂。[40]但鲍罗廷和共产国际的正式代表吴廷康，则坚持要继续调整，以便有助于两党的合作。

    1924年8月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二次全会，批准了政治委员会的决议，两党决裂的问题就暂时平息了下来。国民党中执委全会发表了《关于容共问题的指示》，认为共产党对无产阶级有特殊的责任，有其保守秘密的必要，告诫两党同志要互相合作来完成国民革命。[41]对共产国际的政策和国民党中新形成的左派来说，这是一个胜利。

    另一个冲突的起因，是孙逸仙的军政府和贪得无厌的“客军”所征赋税的繁重，也与日益增多激进主义者的做法与社会冲突有关。为了保护自身的利益，商界领袖们建立了商团作为对抗力量。当大元帅于1924年8月发现商人从欧洲进口大批武器时，下令予以没收；没收行动，由蒋介石的黄埔军校学生，在广州的海军舰只帮助下完成了。经过两个月无结果的讨价还价和一次流血冲突，孙博士命令所指挥的军队对商团实行镇压。军队于10月15日开始行动，采用纵火和掠夺，摧毁了广州大部分商业区。军队的这次行动，在国内外严重损害了孙博士在广州商界的声誉。[42]但在11月13日，这位59岁高龄的领袖离开广州，前往北京。由于冯玉祥于1924年10月23日发动对其上级吴佩孚的政变，孙逸仙争取当总统的希望又重新出现。

    当1925年3月12日孙逸仙因癌症病逝时，许崇智将军指挥下的粤军，会同由蒋介石指挥的黄埔军校师生组成的两个党军教导团，对陈炯明及其支持者发动了征讨，史称之为第一次东征。在1925年的2、3、4三个月，东征军在得到云南和广西“客军”牵制性的配合下，旗开得胜，一路打到广东省的东边境，攻占了几个主要城市，缴获了大批装备，但未能把陈炯明的军队完全消灭。6月，东征军还师广州时，又放弃了大部分攻占的地方。东征军所以如此做法，主要是为了要对付已牢牢控制广州的滇军和桂军。[43]

    东征的若干特征，预示了日后北伐情形。一个特征，是党军下级军官和士兵的良好纪律与高昂的士气；这些军人已彻底被灌输了三民主义教义的新观念，并在蒋介石将军制定严厉的“连坐法”[44]控制下作战。另一个特征，是先行于革命或随同革命军的宣传队，分发传单，向民众发表激昂慷慨的演说，以取得民众对革命的支持。其获得的效果极佳，农民为军队提供给养，充当侦察或信使，为革命军担任向导和搬运军火弹药，运送粮秣。如同后来的北伐一样，苏联军官担任军事顾问，参与制定战略，帮助运输和补给军粮，指引大炮射击火力。19名苏联军官因在南方的作战实践，熟悉了中国战争的实际情况，从此生气勃勃地进行工作，使革命力量更为有效地做好战斗准备。最后一个特征，是敌对方面存在对立和不团结；革命阵营的将领之间也出现摩擦，甚至在下级军官之间，有共产党员组织起来的青年军人联合会和孙文主义学会的对立[45]；其他的国民党军官之间也存在冲突和隐患。[46]

    1925年高涨的革命声势

    孙逸仙博士于1925年3月12日在北京病逝，给其追随者留下一份遗嘱[47]；这份遗嘱是由汪精卫起草，领袖在辞世前一日病势垂危时签名的。在4月份，在中国所有的大城市，都举行悼念孙逸仙博士的纪念大会；纪念大会突出强调孙逸仙的革命目标。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合办的上海大学[48]，积极地进行革命宣传，并鼓励学生投身于组织劳工工作。共产党领袖恢复强烈的反帝色彩，工人运动矛头指向上海的日资纺织厂。1925年5月的第一个星期，全国约280名工会代表齐集广州，召开大会，并组成共产党领导的全国总工会，目的是把所有工会组织起来，参加富有战斗精神的单一组织领导的国民革命，不过有许多反对共产党的工会拒不参加。总工会的26人执行委员会由共产党所控制，其主要工作人员也都是共产党员。[49]于是在上海的一家日本工厂的罢工，点燃了导致五卅惨案的导火线。

    1925年5月15日，一群中国工人闯入暂时关闭的日本工厂，要求工作并捣毁了机器，日本的工厂卫兵向中国工人开了枪。工人领袖之一（是共产党员）中弹死亡。其他的工人领袖和上海大学的学生，立刻掀起了大规模反对帝国主义资本家的宣传鼓动，定被枪杀的共产党员为烈士[50]，并要求释放在公共租界游行示威被捕的学生。新近成立而活动于该市非租界安全地带的工会，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该工会的共产党领导人，用一切办法劝说那个工厂的工人坚持罢工。后来，示威者又提出另外一个问题。6月2日，外国纳税人将表决公共租界的四个章程，示威者反对租界内外国人为中国人制订规定；中国人不允许此规定对外国人特权加以扩大，要求废除“不平等条约”[51]。

    当5月30日星期六，上海地区八所大学和学院的学生在公共租界集合，进行反对不平等条约和反对中国军阀的宣传，要求租界当局释放被捕的6名学生时，看来并没有策划一场骚乱，也没有预料租界当局竟会开枪。公共租界的巡捕在其上级的命令下，企图阻止街上的学生示威，竟逮捕了拒绝停止游行的学生，于是立即发生了学生和参加游行示威的观众与租界警察的流血冲突。大批愤怒的群众涌向拘押学生的老闸巡捕房，原来该巡捕房储有军火武器。据后来对当时该巡捕房负责的巡官埃弗森调查和听审时的证词，埃弗森称其担心群众会冲进巡捕房。埃弗森为了阻止群众的行动，下令中国巡捕和锡克族巡捕，向愤怒的示威群众开枪。下午3时37分，巡捕开枪击毙4名在人行道上的中国人，还有多人受伤。后来查明，有8人中弹重伤死亡，其中有5人或6人为学生。这样一来，中国人和外国人的关系，再也不能恢复原来的样子。

    五卅惨案给了国民革命以巨大的推动力。沪上的社会名流和在沪的政治活动家，立即组织全市规模的抗议活动。到6月1日的星期一早上，抗议进而发展成为全市总罢工。进一步的骚乱又持续了数日，遭到租界巡捕的镇压后，又有10名中国人被击毙。随后，上海的万国商团和1300名来自五个列强[52]的海军陆战队员上街巡逻，公共租界简直成了一座兵营。中国的新闻界对惨案也作了详细报道，学生团体印发了无数的传单和漫画，并向其他城市发去电报和信函，号召各地支持罢工和反对帝国主义。至少有28个城市发生了群众性的游行示威。反对外国人的行动在镇江英租界爆发；在汉口的骚乱中，有更多的中国人被杀和受伤；在九江的骚乱中，日本和美国的领事馆被捣毁。捐款从全国各地汇往上海，华侨和苏联也不断地汇款到上海，来支持工人的罢工。在6月23日的广州惨案[53]中，数十名列队前进的中国人，遭到沙面租界的机枪扫射，更为增加中国人对列强在华特权的仇恨。由于旷日持久的罢工和抵制封锁，英国和其列强的政策因之发生了很大变化。因此，五卅运动是一次全国性对列强的抗议运动，在全世界激起了反对旧的不平等条约的舆论谴责。

    巩固南方革命根据地

    广州对五卅惨案的反应是迟缓的，原因是在该地领导人处境危险。因为大部分党军[54]在东征取得成功后，正在广东东部重新部署，所以，广州市为杨希闵的滇军和刘震寰的桂军所控制。东征军虽计划回师广州，降服滇军和桂军。但一旦对滇、桂两军的战斗打响，革命军就不可能再去发动反对外国人的游行示威，因为杨、刘二人正在寻求外国的支持。

    争夺广州的战斗从6月6日一直打到12日。东征部队回师，在6月8日占领了位于九龙通往广州的铁路沿线东南通道上的石龙。其他的国民革命军在西面和北面完成了对广州城的包围。6月12日，革命军主力攻打广州以北的炮台。同时一支由黄埔军校系着红领带学生率领的混合部队，从长岛渡江，在广州东面的东山登陆，投入战斗。两方的战斗，从东山到城西北的白云山一带展开，到了中午时分，粤军从河南岛渡江，对城区的敌军发动了进攻。到了下午3时，革命军获得全胜。刘震寰弃军逃到沙面的英租界，乘轮到了香港；过了两天，杨希闵也到了香港。[55]以加伦将军为首的苏联军事顾问团，在制定战略和监督实施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56]在这次战役中起领导作用的蒋介石，被任命为广州卫戍司令，很快控制了城市的混乱。此时，国民党已有可能建立控制广州财政的新政府，也有可能参加到鼓动席卷全国的民族主义运动之中。

    广州的局势一稳定下来，国民党领导人就开始着手在广州成立国民政府，以代替曾为孙逸仙的中央机关大元帅大本营。在鲍罗廷的建议下，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于6月14日在广州开会，决定成立国民政府。国民政府委员会统一领导下属的九个部[57]，决定把所统属的军队一律改称国民革命军；进行军事和财政管理的改革，使之武装和财政都归国民党所控制，所有机构都归国民党领导。国民政府委员会及与之平行的军事委员会，接受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的政策指导，实际上是受法令规定之外的中央政治委员会的指导。政治委员会由汪精卫、胡汉民、廖仲恺、伍朝枢和许崇智（在7月初进入政治委员会）组成。[58]汪精卫、胡汉民和廖仲恺似乎在政治委员会、国民政府委员会和军事委员会实行很像古罗马时的“三执政官”[59]，三个委员会的主席都是汪精卫。广州市长伍朝枢。[60]谭延闿将军和许崇智将军也很突出；蒋介石虽然是军事委员会委员、黄埔军校校长和党军的指挥官，但在政治上还没有上升到重要地位。汪精卫地位的上升，显然是胡汉民地位的削弱。在孙逸仙逝世之后，胡汉民任代理大元帅，现在降为国民政府的外交部长，而此时的国民政府又没有正式的外交关系。[61]国民政府在1925年7月1日宣布成立。

    一个星期以前，6月23日悲剧性的“沙基惨案”，触发了长达16个月的省港大罢工。[62]随着滇军和桂军的败走，广州的爱国者开始对上海的五州惨案，以及其他外国租界对游行示威的镇压，组织相应的抗议。劳工领袖前往香港，说服该地工会领袖参加预定在6月21日的罢工和封锁，并把广州作为香港罢工工人的避难所。由四个共产党员控制的香港工会，在此前已经罢工[63]，总工会指定时间，在广州沙面租界和香港同时罢工。香港的罢工工人涌进广州，总工会计划在6月23日进行一场大规模示威行动。忧惧交加的英、法租界当局担心租界会受到攻击，调集炮舰和海军陆战队来保卫租界。

    6月23日中午，一次大规模反对不平等条约的集会后，秩序井然的中国人游行示威队伍穿过拥挤的广州街道，走近面对沙面岛的沿江大道。游行队伍由100多支队伍组成，包括工人、农民、商人、学童、童子军、大学生、黄埔军校学生的分队，以及党军、湘军和粤军。当游行队伍经过隔开中英双方小河上的一座桥时，英方派出守桥的重兵中却发出了枪声。究竟哪一方先开的枪，立即成了有争议的事。[64]在随之而来的密集对射中，沙面有一名外国人被击毙，有八九人受伤；但英、法一方的射击火力，至少击毙了52名中国人，有117人受伤，其中包括学生、各行业的平民百姓、军校学生和士兵。

    广州人对英、法的屠杀行径怒不可遏，许多人叫嚷要进行战争，但军政当局极力平息群众的愤怒，以图阻止对租界的进攻。广州的政府当局对外国人采用经济战策略，再辅之以外交手段；支持香港中国工人的罢工（这对削弱这块殖民地只取得部分成功），支持停止与香港的一切贸易，抵制英国货物；在外交战线上，试图分化列强，集中力量对英国进行报复。这些措施持续实行了数月，直到1926年10月北伐进行时，经过中英双方多次谈判后，才得以结束。[65]广州推动了中国的民族主义运动，市民们团结起来作政府的后盾。各地的爱国学生涌向广州，许多人报考进入黄埔军校。广州城市充满了失业的罢工者。为了支持这些罢工者，虽有全国各地源源不断的捐款汇来，也有华侨和苏联的钱款寄来，但却耗尽了广州市的财政。由于强制停止中国商人与香港的广泛正常贸易，使之受到严重损失。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武装纠察队，严密地组织罢工工人，成为在革命运动中一支能左右一切的力量。因此，虽然罢工和封锁在一开始有助于巩固革命根据地的作用，但却分裂了领导集团。这些结果，导致了1927年4月在镇压广州“左”派组织时[66]，成为乱成一团的冲突的一部分。

    内部的纷争与不和

    流产的反革命

    反革命分子在1925年8月20日暗杀了廖仲恺，表明其真实意图之所在。廖仲恺是孙逸仙联合苏联的热烈支持者，并主张革命要大力发动群众。在悲剧发生后，鲍罗廷立即提议组成一个全权处理这场危机的三人特别委员会。委员会由许崇智、汪精卫、蒋介石三人组成，鲍罗廷任顾问。调查揭露了一个阴谋，发现一批保守的国民党领导人和一些粤军将领，企图打倒广州政权中的激进分子。不到一个星期，许多嫌疑犯被逮捕，有的被处死，有的阴谋策划者已经逃走。蒋介石和鲍罗廷决定把胡汉民派到苏联去。在一个月内，蒋介石驱逐了粤军总司令兼国民政府军事部长的许崇智（许将军是蒋氏竞争的对手）。两名阻止苏联影响扩大的老资格国民党员林森和邹鲁，被派到北方去执行一项“外交使命”。这些人后来成为国民党内一个重要派别的领导人，一直反对当时仍留在广州的领导集团。[67]

    这场危机还有另外的重要后果。汪精卫和蒋介石成了革命运动中的关键人物，在长达6个月的时间里，在广州政府拥有最强的权势。支撑广州政府的军事力量，改组成国民革命军的5个军。[68]要把驻在广东根据地的粤军联合起来，确不是易事，因为这支部队分散驻在全省各地。但新组建的第四军，逐渐成为统一而具有战斗力的部队。另外，统一财政管理的工作，经过努力，也终于获得成功。[69]

    从1925年10月到1926年1月底，改组后的国民革命军打了3次仗以后，才巩固了对广东的控制。到10月初，陈炯明重整旗鼓，率部由东面来威胁广州；同时熊克武率领的川军在西北方面，邓本殷和魏邦平率领的粤军在西南方面，威胁广州。由第一军和第四军的几个师，程潜率领的一支混合部队（即以后的第六军），参加了第二次东征，彻底击溃了陈炯明的联军。据在战场目击者切列帕诺夫的叙述，10月14日，第一军的第四团以大无畏的英勇气概和重大的牺牲，攻破了陈炯明号称坚不可摧的惠州要塞。切列帕诺夫并记述了共产党军官和党代表的英勇精神。[70]在以后的一系列战斗中，由蒋介石全面指挥的东征东军，攻占了前往汕头的沿途城镇。同时，程潜也率部切断了敌军往江西和福建的退路。[71]如同上一次的东征，政工人员动员民众支持，苏联的军事顾问为每支主力部队出谋划策。

    地图13　20世纪20年代初的广东和 广西

    也是在10月份，第二军和第三军把川军赶出广东北境。在东征结束前，第一军和第四军各派一部调往南线，在第二军和第三军帮助下，于12月下旬打败了魏邦平和邓本殷，并且往前推进，攻克了海南岛。因此，在北伐出师以前，国民革命军的大部分战斗人员都经受了战斗的考验，成为坚强的部队。

    在国民党控制了广东以后，毗邻的广西省，该省的三位将军遂与广东相联合；黄绍竑、李宗仁、白崇禧加入了国民党，允许国民党在广西区域进行工作。李宗仁等人统率的桂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七军，李宗仁任军长。在湘南指挥湘军一个师的唐生智，在1926年春就所部参加国民革命军事进行谈判成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军。这八个军在进行北伐时，是国民革命军的主力。总兵力约为15万人，不过其中只有10万人可以开到两广根据地以外去作战。[72]国民革命军虽仍是一支相当混杂的军队，但是在苏联军事顾问的帮助下，经过两年半的改组，在训练、装备、主义的灌输以及战斗经验方面，都得到了改进和提高。

    国民党的两极分化

    1925年夏季，戴季陶出版两本书[73]，对孙逸仙的哲学作保守性的解释，反对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74]戴季陶争辩说，三民主义是国民党独有的学说，断言国民党是致力于国民革命唯一的政党；认为共产党员和其他不能无保留接受三民主义的人，应当从国民党中清除出去。戴季陶实际上是要求结束容许共产党员在国民党内工作的制度，指责共产党员是寄生的，挑起国民党领导人之间的冲突，说共产党正设法把非共产党员的人从国民党的岗位上拉下来，又吸收国民党员参加共产党和社会主义青年团。戴季陶的朋友沈定一原来参加了共产党，此时转而反对共产党，于7月5日召开国民党浙江省党部会议，发表了响应戴季陶的学说，谴责阶级斗争的宣言。国民党上海执行部将此文件印发其管辖下的党组织，并发出指示，禁止国民党员提倡阶级斗争。[75]

    共产党迎击了这个挑战。共产党领袖陈独秀于8月30日发表了致戴季陶的公开信，为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的动机作了辩护，并警告说，戴季陶的著作正为反动派作宣传。[76]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10月份在北京举行一次扩大会议，通过了一项关于共产党和国民党之间关系的决议案。决议攻击戴季陶之流是主要的敌人，并再次强调联合国民党左派、反对国民党右派的策略。决议力图确定划分国民党员中左、右两派的标准，但又对左派的真正力量表示怀疑。[77]

    一批老资格的国民党员于1925年11月在北京附近的西山，自称召开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会。[78]实际上，此时的国民党，由于在广州正遵循着激进路线，已处于四分五裂的状态，无论是北京集团或广州的领袖，都不可能召集一次符合法定人数的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然而，在西山召开的“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四中全会”，决定把共产党赶出国民党，并宣称国民革命和阶级革命不能同时并举；宣布中止鲍罗廷与国民党的关系，解散没有党章根据的政治委员会，停止汪精卫的党籍6个月。西山会议派的这些决议，当然在广州方面没有约束性效力。为了报复，广州的国民党领袖以中央执行委员会名义，发表了一篇宣言，谴责邹鲁和谢持及其所领导的西山会议派。在一封公开信中，蒋介石为汪精卫、鲍罗廷和中共党员辩护。西山会议派在上海建立了总部，夺取了当地党员的花名册，接管了《民国日报》作为机关报，并计划召开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79]

    但是，广州的国民党领袖成功地召开了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大会于1926年1月4日至19日在广州举行，到会正式代表253人。大会听取了关于党务工作的报告，其中包括谭平山关于党籍的报告。党员其实仍不足20万人，但谭平山报告称国内外共有党员50万人————这是夸大的。谭平山提到11个有正式党组织省份的每个省党员的粗略统计数字、5个省正在建立党组织和3个特别市[80]党员的大致数字，共计为183700名党员。但谭平山在报告中不得不略去上海和汉口的党员数字（因为该两地没有上报），也没提到军队中的党员数字，因为海军和广州警察中吸收的党员人数，都另建有特别支部。[81]

    第二次代表大会约90名国民党代表（超过1/3），也是共产党员[82]，作为核心小组在大会中发挥作用。大会讨论了对持不同意见的保守分子的处罚和处罚方式。对此，出现了尖锐的不同意见，但到最后汪精卫的从宽呼吁————为了不致进一步使党分裂————为举手表决的大多数代表所通过。谢持和邹鲁被开除出党，其他12名参加西山会议的党员受书面警告，戴季陶被责令作悔过检讨。[83]作为对被西山会议派驱逐的鲍罗廷直接反应，第二次代表大会一致通过给鲍氏一封感谢信，并赠送一件刻有“共同奋斗”字样的银杯。[84]

    由于西山会议派的主要要求之一，是在国民党内清除鲍罗廷和共产党员，这样，分歧就不可避免了。实际情况的确表明，存在一股指责共产党员秘密活动的暗流，并暗含对这些共产党员能否最终忠实于国民党表示怀疑。几名共产党员的发言，激烈地为其党辩护。于是，这个问题又被搁置起来，决定由两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一起开会，制订出一个解决办法[85]，但这个会议从来没有举行过。

    左派的另一个胜利，是选举国民党新的中央执行委员会。在北京持不同政见的西山会议派，无一人重新当选。在中央执行委员会的36个席位中，共产党员赢得了7个席位（也可能是8席），在24个候补中执委席位中，共产党员赢得了6个席位，其比率稍高于第一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席位。只有两名共产党员赢得中央监察委员会的席位，但第一届却没有。身份不确定的左派，赢得中央执行委员会的9个正式席位，3个候补席位；在中央监察委员会赢得两个席位。蒋介石成为中央执行委员会的新委员，与汪精卫、谭延闿和胡汉民一样，也是得票最高的。胡汉民显然是一个潜在的右派领袖，因为在暗杀廖仲恺的阴谋中所起的可疑作用，所以仍流亡在苏联。胡汉民的全票当选，一定是事先做好安排的。[86]

    向左转的最明显证据，是新中央执行委员会选举九人常务委员会（真正的执行机构）一事。常务委员会包括3名左派————汪精卫、陈公博和甘乃光，3名共产党员————谭平山、林祖涵和杨匏庵，以及蒋介石、谭延闿和胡汉民。[87]然而，在广州的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的领导人，只享受了两个月的胜利果实。

    国民革命军的政治化和共产党的渗透

    国民党的国民革命军被有意识的政治化，使其成为有效的革命工具。这支武装力量在国民党的文职官员控制之下，官兵们被灌输以党的思想意识。控制军队的主要机构，是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接受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委员会[88]的指导），由军事委员会直接领导政治训练部以及较大部队的党代表。政治训练部模仿苏联中央政治管理局的模式，党代表相当于苏联红军中的政治委员。这套实施控制和思想灌输体系，是逐步建立起来的，最先始于1924年春天在黄埔军校建立之时；到1926年3月北伐开始前夕，在国民革命军大多数较大编制的部队中，都建立起政治工作系统。政治化部分代替了技术的现代化，同时也被视为控制一些对国民党忠诚有问题军官的有效手段。[89]

    政治训练部是既用于控制，又用于教导灌输的工具，约在1925年6月成立，到10月份开始行使其职能。军事委员会经国民党政治会议[90]批准，任命部的领导。陈公博在1926年3月担任此职，不久就被替换。[91]当时一张组织表表明，约有29名军官在三个部门————总务、宣传和党务工作。军队中的实际工作，是通过党代表和政治部门进行的。政治训练部至少在理论上控制陆军中的军和独立师、海军局和空军局、中央军事政治学校[92]、总参谋部和军需处的党代表。军队中党的工作和政治、文化工作，都是在政治训练部指示下进行；发给高级党代表的指示，必须有军事委员会主席和政治训练部领导签名。但是在政治训练部与高级党代表（大部分为老资格党员）之间，却存在着摩擦和冲突。中共党员周恩来是该部副主任，常常代理主任的工作。[93]

    到1926年3月中旬，政治训练部为官兵制定了一个3个月的政治训练计划；成立了一个委员会，为不识字的士兵编写读本，编写政治训练教科书[94]，发行了一份日刊《政治工作》简报，共发行1.8万份，发给大部分军官和政工人员；《政治工作》的编者是一名共产党员。中共的广州区委为该刊撰写一些富有特色的文章，以教育所有的政工人员，并由其教育全军官兵。为了协调各军、师政治部的出版工作，由这些部队的党代表组织委员会，计划出版16种小册子，其中有《教士兵什么，怎么教？》、《什么是“不平等条约”？》和《国民党总史》等5种已经付印。此外，其他的小册子、传单、书籍、杂志、情报、漫画、招贴等，也由不同机关大量发行。

    党代表是国民革命军中的国民党政治监察人员和官方宣传员；到1926年3月，这个制度在所有陆军的军队、海军的舰只、中央的军事行政机关，都全部实行。《国民革命军党代表条例》第一条，规定党代表的职责，为进行革命精神教育，提高军队的战斗力，严肃纪律性，开展三民主义教育。[95]党代表须对其部队的政治与士气的状况负责，并监督执行国民党的指示，指导党的核心组织工作以及开展所有的政治和文化工作。政工人员必须熟悉其部队的官兵，研究官兵的情况，努力纠正一切缺陷。党代表是有指挥权的军官，对党代表的命令也要像对部队指挥官的命令同样服从。在战斗中，各级党代表是英勇善战的模范；在战斗进行时，保护平民不受军队的骚扰，并与部队驻地的农会和工会建立联系。

    党代表是独立指挥系统的一部分，与军事指挥系统是平行的，并不隶属于军事指挥系统。党代表要考察军官的忠诚；高级的党代表，由军事委员会向军部、师部、海军局、总参谋部以及其高层机关指派，并与军事指挥系统的同级军官共同行动。军事指挥官发布的命令，如无同级党代表的签署，则不能生效。一旦指挥官和党代表发生分歧时，党代表应签署向上级报告情况；如指挥官犯有某种不法行为，党代表应加以阻止，并立即向其上级及军事委员会主席报告。[96]党代表即“政委”，与军事指挥官同为一体，不可分割，不论在何时何处，都应共同工作，以求达到在国民党的旗帜下统一中国的共同目标。

    根据我们利用的基本材料（约至1926年3月）的苏联作者所掌握的情况，在国民革命军中共有876名政工人员，其中75％是中共党员或国民党左派。其附件之一，提到在国民革命军中做政治工作的共产党员，有241人，即超过已知的政工人员人数的1/4。已知有887名共产党员在陆军中任职，其中一半以上在第一军和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在当时6.5万名战斗士兵中也有一小部分。苏联军事顾问V.A.萨卡诺夫斯基（尼洛夫）在探讨3月20日的政变时指出，共产党政工人员担任了军队中大部分重要职务，指派其自己的人到不同的岗位，并且秘密执行各指挥所不知道的任务，这就引起了各级指挥官及非共产党政工人员的猜忌和愤怒。萨卡诺夫斯基报道，第一军的政治部主任[97]，该军各师的5名党代表中的4名[98]以及16名团的党代表中的5名，都是共产党员。[99]

    按照《国民革命的政治工作》一文的苏联作者的说法，所有共产党员接到指示，向国民党组织渗透，并在其内部取得影响。当时流行这样的口号，一个优秀的共产党员，就是国民党核心组的优秀成员。中共党员的这种渗透，特别是对部队进行政治教育关键领域的渗透，引起有些国民党领袖强烈的担心。而且中国共产党广东区委员会还在广州专门设立了军事部，指导共产党员在军队中的工作。军事部是一个秘密的小组织，指导军队中共产党核心小组的秘密工作，其成员均不为党员所知悉。人们甚至还揣测，军事部组织工农武装小分队，在秘密会社、地主武装以及其他武装集团建立核心小组，在铁路干线和重要水道组织核心小组，以破坏敌人的后方和平息反革命暴乱。那些以国民党身份为伪装而渗透到军队的俱乐部和学会————如青年军人联合会和孙文主义学会[100]的共产党员，向共产党的上级组织报告任何与之有不利的活动。总之，共产党的用意，虽然现在还不能指挥国民革命军，但却要尽一切可能去影响其政治化。

    这个秘密系统，究竟如何巧妙地瞒过了国民党领导集团，还不得而知。可是共产党在军队里的组织工作和宣传工作，是不能完全隐瞒得住的。

    北伐前共产党对群众运动的领导

    中国共产党致力于组织中国民众————工人、农民、士兵以及学生，并使这些群体激进化，为将来革命发展第二阶段————社会主义革命做好准备。共产党领导集团的意图，是既想控制民众组织，又要在党的队伍中输入无产阶级成员，使之自己成为一个大党。1925年10月，中共在北京举行的一次中央委员会扩大会议上，通过一系列关于组织问题的决议案，就表明了这些意图。其中第二个决议案告诫说：

    一方面是要集中和组织无产阶级，另一方面还要给他们以政治上的训练和教育，寻找着和农民结合的方法，及与一切民权主义分子联盟的正当道路。中国共产党为着要执行这种在历史上有重大意义的职任，第一便要扩大自己的党————吸收无产阶级及先进的知识阶级中最革命的分子……中国革命运动的将来命运，全看中国共产党会不会组织群众，引导群众。[101]

    随后一年的突出标志，是扩大党及青年团的组织，在改变成员的社会成分上取得了巨大成就。1925年2月，共产主义青年团改名为社会主义青年团。该年之初，团员还不到2500人；到1926年11月，已发展到12500人。在1925年5月30日以前，90％的团员为学生；但到当年9月份，学生团员只占49％；到1926年11月，学生团员只占35％，工人团员占40％，农民团员占5％。[102]由于1925年中期的革命高涨，共产党的组织也迅速得到发展；快到1926年年底时，原来几乎全是由知识分子组成的中国共产党，到此时已经改变了组成成分。据报道，其中60％被划为无产者，22％为知识分子，5％为农民，2％为士兵。[103]但是，这些比率可能把党和青年团都包括在内。

    共产党员们都勤奋地工作，试图扩大其1925年5月在广州召开的中国第一次工人代表大会；大会由中共所控制，并组成了全国总工会。[104]到1926年5月，召开下一次大会时，在组成的一些工会会员人数，据说已由54万人发展到124.1万人。[105]但是由于遭受到镇压，许多工会已转入到地下。上海总工会在1925年7月28日宣布，在117个工厂中有21.8万名工会会员。这种工会会员的迅速发展，是6月爱国大罢工的结果；工人们由此知道只有通过工会才能得到罢工补贴。但也有工会纠察队胁迫和恫吓的情况。一年以后，上海总工会宣布，工会总部被强行关闭，有战斗经验的工人领袖刘少奇、李立三已在上一年9月被赶出上海；此后，只有4.3万名会员（另一报道说，1926年5月有8.1万名会员）。[106]尽管遭受这样的挫折，又有非共产党的工会和联合会的对立和反对，在五年工作以后，共产党内仍有许多有经验的劳工组织者，其中不少人是真正的无产者。[107]此外，广州的共产党员还在左右着指挥省港大罢工的罢工委员会，控制着武装的工人纠察队，并且行使了司法和治安的某些权力。

    1925年5月和1926年5月，在广州召开的广东农民协会第一次和第二次大会期间，农民运动有了巨大的发展。1925年4月相当可靠的数字表明，广东省的94个县中，仅在22个县的557个村或乡，就有农会会员172185人。[108]一份关于1926年5月的详细报告表明，在66个县的4216个乡协会中，有会员626457人[109]，这仍占该省数百万农户很小的比率。始终由国民党中的共产党员领导的农民运动讲习所毕业生的积极组织，农民会员人数增加了将近四倍。从1924年7月到1925年12月，讲习所共办了五期，培养了478名农运骨干。[110]如果逐县把农民协会标在广东省地图上，似乎都集中在该省的东南（彭湃为领袖的海丰、陆丰、五华三县）、位于珠江三角洲广州附近的几个县（特别是顺德、东莞和香山三县），以及西北的广宁县（运动最初在该县取得了巨大成就）。在国民革命军未控制的地区，如东北地区，或最近新攻占的地区，西南地区，农民协会很少，会员也不多。理由很清楚，农民协会是社会革命的推动者，也是国民革命的工具。在国民革命军尚未到达的地区，农民协会是难以组织和维持的。

    地方农民协会一再进行消除社会——经济不公的斗争，遂即与豪绅、地主和税收机关等地方的有权势者对立起来，这些权势者和机关往往拥有民团。组织得比较好的农民协会，有自己受过训练的武装自卫队。在农民与地主的斗争中，双方人员大量流血，而且互相进行恐吓和威胁。关于1926年前三个半月的164件冲突事件，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类：反对民团和“土豪劣绅”压迫的斗争；土匪的抢掠和杀戮；军队的骚扰和官吏的压迫；另有一些事件产生于严格意义上的经济原因。[111]共产党领导的声明强调，农民协会对国民革命军在广东的讨伐，对省港大罢工的封锁与抵制，都起了重要的支持作用。总之，农民协会在进行阶级斗争，支持着革命。

    1926年初期俄国人的作用

    苏联和共产国际派人充当中国革命运动的顾问，并提供资金上的援助，试图驾驭中国革命，使之能够成功地打败帝国主义和中国的军阀（对此问题详细的论述，不属于本章范围，但对1926年初的概括报道，可能有助于说明事态的发展）。

    苏联对中国革命活动给予资金援助的数量，至今仍秘不可知，在此只能提供一些似乎较可靠的证据为例。1923年3月，苏俄领导集团决定援助孙逸仙，投票决定提供200万中国元的财政援助。[112]鲍罗廷提供了黄埔军校创办经费的一部分，后来又告诉路易斯·费希尔，苏联政府拨出300万卢布（约合270万中国元），作为学校组建和开办费之用。[113]布留赫尔日记中的几段记载表明，1924年11月的按月资助为10万中国元。[114]1924年10月，伏罗夫斯基号运到广州的武器是赠送的，但1927年4月从北京苏联武官处查到的文件表明[115]，以后广州政府应该支付从符拉迪沃斯托克运来武器和弹药费用。武官叶戈罗夫于1926年7月起草一份致加伦（布留赫尔）的电报，通知加伦，到（1925年）12月1日，提供给广州的军事给养已达250万卢布，必须立刻付款；以后广州的订单，只有在付给现款的情况下，才有可能予以履行。[116]1924年8月，孙博士在广州设立中央银行，苏联答应援助1000万元（粤币），不过当时只汇去3万元。[117]根据10月份来广州访问的孙博士密友马素报道，苏联还通过鲍罗廷在1924年每年资助国民党3.5万中国元。布留赫尔12月1日的日记指出，鲍罗廷还一直支付国民党军官的薪水，并资助党报和党刊。[118]

    在1925年2月，中国工人在上海日本纱厂进行罢工时，《消息报》在3月3日报道说，“赤色职工国际”正支援工人3万卢布，并刊登了罢工委员会对援助感谢信的译文。[119]按照莫斯科报刊的报道，在爆炸性的五卅惨案以后，苏联一些工会迅速汇来14.8万卢布支援上海的中国罢工工人。[120]也许需要查看一下鲍罗廷的账本，究竟在1925——1926年持久罢工和抵制期间，为了支持住在广州的香港工人提供了多少钱款。因为在北京的突然搜查中发现了一份文件（提到1926年3月的罢工过程），说资金“部分由中国国内外的中国人和无产阶级捐助”[121]。在北方，苏联顾问训练和装备了冯玉祥将军的军队。根据冯玉祥签名的收据，1925年4月至1926年3月，苏联为其提供价值600多万卢布的武器和弹药。[122]现在还没有见到共产国际给予中国共产党可以核实的财政援助估计数。

    金钱给苏联带来了影响力，但没带来绝对的权威。在华的苏联顾问，也遇到不少挫折和失意的事。在1925年下半年，中共党员人数和社会主义青年团人数都有很大的增加，在组织从香港来的罢工工人和广东的农民运动方面都获得卓著的成绩。但中国共产党的领袖们对在国民党内工作的约束，却有些不耐烦了。共产国际的领袖们不得不阻止共产党试图退出党内联盟。（[123]1926年3月13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通过一项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坚持“国民党与共产党人的战斗联盟”；谴责中共在吸收工人时的“狭隘宗派主义观点”，而使组织发展缓慢；并对两种偏向提出警告：一种是“右倾主义”，即无原则的与一般民主民族运动合流；一种是“左的情绪”，即试图跳过民主革命阶段，直接过渡到无产阶级专政和苏维埃政权，而忘记了农民。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像1923年以来一样，坚持“中国民族解放运动的根本问题，是农民问题”；号召中共同志，“把农村中现有的一切农民组织，联合成为共同的革命中心……这些中心便能发动农民进行武装斗争，反对军阀以及支持农村中半封建秩序的官僚、中介人和绅士”[124]。莫斯科可以轻而易举地指定这项任务，但在中国执行起来并不那么容易。在中国，晚至1926年7月，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在一次全会上承认，仅有120人负责党的工作，而当时中共至少需要355名领导人员。[125]

    苏联当时在华北已大量投资，以期加强并争取国民军。国民军是由冯玉祥及其他一些将领，在1924年10月对吴佩孚发动政变后组成的。从1925年4月下旬开始，一批苏联军事顾问开始与冯玉祥将军的国民第一军一起工作，到11月份，已有42名苏联人在冯将军的张家口根据地工作。这些苏联顾问虽未能接近冯将军（更谈不到控制冯玉祥来为苏联利益服务了），但均勤奋工作，通过建立各种技术学校来提高下级军官的素质；但终未取得如其同事在广州所取得的成就。1925年6月，43名苏联人抵达河南开封，与岳维峻指挥的国民第二军一起工作，但在各方面都遇到挫折，只有几个人留下来，看着岳军于1926年3月初在农村红枪会的攻击下而土崩瓦解。苏联顾问试图与国民第三军建立联系，但也没有成功，国民军第三军于1926年2月也崩溃了。

    到1925年末，郭松龄推翻张作霖————苏联的敌人的失败，部分由于国民军支持不力（虽然在张家口的苏联顾问团18人协助冯玉祥进攻），部分由于满洲日军为保护张作霖而进行干预。于是冯玉祥下野，国民第一军将领撤到长城以北，避免和张作霖与东山再起的吴佩孚的联军交战。吴佩孚对于苏联，并不比张作霖更为友好。[126]在郭松龄叛离奉系时，张作霖从黑龙江调来援军，但中东铁路的苏联经理A.V.伊凡诺夫拒绝让军队不付费用而乘车通过。黑龙江的军队只有从另一条铁路南下，但在叛乱平息后，要强征几列火车返回哈尔滨。伊凡诺夫进行报复，关闭了长春至哈尔滨的一段铁路。伊凡诺夫于1926年1月22日被奉军逮捕，苏驻华大使加拉罕发出一份最后通牒，通过在奉天的谈判，问题才得到解决。张作霖此时完全了解在其盘踞的东北三省之北的苏联的力量，也了解苏联对其在国内敌人的援助。[127]

    当年2月，在事件发生后不久，来自莫斯科以A.S.布勃诺夫为首的委员会，在北京研究华北和华南的苏联顾问的工作，同时调查苏联援助中国革命的系列问题。委员会会见了加拉罕大使和武官叶戈罗夫，也会见了协助冯玉祥和在广州工作的顾问。虽是对冯玉祥是否会真正献身于革命感到不放心，但布勃诺夫和加拉罕仍决定继续对冯玉祥表示友好。[128]

    当年3月18日，北京发生了一起严重的事件[129]，遂使国民第一军与国民党和共产党的关系紧张起来，并可能与苏联大使馆更加难处。这个事件，是由8个《辛丑条约》缔约国于3月16日递交段祺瑞执政府的一份最后通牒引起的。最后通牒要求清除其北京至上海的一切通讯障碍，以信守1901年的《辛丑条约》。次日，北京的民间组织及政治组织的代表，向北京政府请愿，要求拒绝最后通牒，但遭到驱逐，许多请愿者受了伤。3月18日上午，一次群众集会，通过了取消《辛丑条约》和一切不平等条约的决议。国民党和共产党共同组织了重申两党基本目标的示威游行，约2000名示威者（其中有许多学生）浩浩荡荡地向执政府前进，但遭到政府卫兵的开枪射击，47名示威者中弹毙命，几乎与沙基惨案中被击毙的华人一样多。政府发出了缉拿5名著名国民党人的通缉令，其中之一是共产党创始人李大钊。几位被通缉的人，都隐藏起来，李大钊到苏联使馆避难。段祺瑞执政府是由冯玉祥的支持而幸存下来的。一名国民军将军是北京的卫戍司令和警察首领，但其人并未采取行动阻止这次屠杀。因此，国民党北京执行部把这次事件归咎于国民军领导，并且发表一项决议，声明如不逮捕和惩办段祺瑞及其他高级官员，国民党断绝与国民军的友好关系。但这事并没有发生。[130]

    在华南，苏联于1926年3月初增派使团，人数可能是50人或更多一些。6艘苏联船只定期往返于符拉迪沃斯托克和广州之间，运来汽油、武器和临时拆开的飞机。[131]军事代表团团长N.V.古比雪夫（“季山嘉”）接替了布留赫尔将军，但却与党军领袖和黄埔军校校长蒋介石的关系很是紧张。

    有些问题以及变化不定的局势，有助于解释苏联共产党关于中国与日本问题一项令人感兴趣的决议案。苏联共产党政治局一个专门委员会于1926年3月25日通过了这项决议案，一个星期后，政治局予以正式批准。[132]以利昂·托洛茨基为首的专门委员会，对中国国内各种力量的相互关系，对1925年12月签订《洛迦诺公约》[133]后的帝国主义的各种力量得到巩固的危险，表示了严重的不安。委员会担心英国和日本可能联合起来反对中国革命和苏联。苏联需要一个持续的稳定时期，而中国革命也需要赢得时间。为了对付这些危险和保护苏联在满洲的利益，委员会决定，必须与日本和张作霖达成谅解，以保证日本和苏联在满洲的地位，必须“接受南满在近期仍由日本控制的事实”。这种妥协政策必须得到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国民党的认可。但鉴于中国对日本的仇恨，委员会认为要国、共两党接受这个方针是困难的。对于这种“与日本达成某种谅解”的方针，必须做谨慎的准备，使中国的各种革命力量，不会错误地解释成“为了解决苏日的政治关系，而牺牲中国的利益”。委员会认为，为了正确引导舆论，必须对中国报刊加强革命和反帝国主义影响。

    如果让满洲成为自治区（委员会说，这是日本所希望的），苏联应使张作霖放弃“干涉中国其他地区的内部事务”；中东铁路应完全归苏联控制，虽然要用汉化的文化性措施作为掩饰。在与张作霖谈判时，苏联应鼓励张作霖保持良好而稳定的关系。苏联不会损害这种张、日关系；但明确指出，为了在对日关系中保持某种独立性，满洲政府与苏联也应保持良好的关系，这也是对满洲有利的。可以向张作霖指出，某些日本集团正准备用一位无能的将军取其而代之，“但是……当正常关系尚存在之时，我们认为没有理由让别人代替张作霖”。张作霖以后与日本达成协议的几个问题之一，是保护革命的蒙古不受张作霖的侵犯。

    在与日本谈判之前，苏联应集中力量改善其与日本的关系，使之影响于日本的舆论。委员会酝酿一项可能的三边协议（苏联、日本和中国），但是，“在政治上和外交上应该如此打好基础，使中国人不至于发现将中国被迫向日本作出的某些让步，解释成为我们参与对中国势力范围的划分”。应让左派人士知道，苏联对于容忍中国向日本帝国主义所作的让步，是有限度的；换句话说，让步的容忍，是以中国革命运动免受帝国主义国家联合进攻为限度的。可能举行的联合谈判，将达到以下的目的：以某些让步为代价，在日本和英国之间打进一个楔子。

    苏联公开宣布，完全同情中国群众为建立单一的独立政府而进行的斗争，但不考虑由苏联出兵进行干预的想法；中国的问题必须由中国人自己来解决。中国在实现统一的政府之前，苏联政府“试图与现存的所有中央和地方政府建立并保持信赖的关系”。因此，就南方而言，委员会认为如果人民军（国民军）不得不长期把地盘让给吴佩孚，那么，南方政府可以就势与吴佩孚达成一项协议，以便削弱吴佩孚对英国（中国独立的主要反对者和死敌）的依赖。这样做是有利的。应鼓励广州政府把地盘不仅看成是临时的革命滩头阵地，也应看成是一个需要稳定政府的国家。还应鼓励其集中全力于内部改革和防务。斯大林对批准的文字进行了补充，说广州政府应“断然放弃任何扩张性军事征战的思想，总的说，还应放弃会把帝国主义者推向军事干涉道路的任何活动”————反对蒋介石北伐计划的告诫。一张便笺指示驻巴黎的苏联大使，查明广州政府有无可能与法国妥协，是否会派代表去法国试探这种可能性。[134]

    总之，一个研究这个时期中苏关系的专家，概括这份文件的主旨：苏联的策略“是要分裂帝国主义阵营，其手法是把英国作为排外行动主要目标加以孤立，并在损害中国利益的情况下收买日本”[135]。但是就在这个时候，广州发生的事件清楚地说明，苏联不能控制国民革命的方向。蒋介石3月20日突然行动的含意，莫斯科的领导集团到3月底显然还没有领会，或者至少没有影响其关心北方的基本政策。

    国民党内权力关系的再调整

    1926年3月20日“中山舰事件”的原因，蒋介石此后玩弄权术的手法，都非常复杂和使人迷惑不解，这里未能一一详述。[136]由于广州三名高级苏联军事顾问盛气凌人的态度，及其对苏联武器和资金分配的控制，又缺乏对北伐的支持，更由于蒋介石怀疑N.V.古比雪夫与汪精卫以及其他人的勾结，想把其送到苏联，蒋介石对这三名顾问的敌意更增加了，更敌视其主要政敌汪精卫，怀疑汪精卫与苏联人勾结在一起对其进行反对。[137]

    从黄埔蒋介石大本营起锚的“中山”号炮舰，于3月18日和19日的可疑游弋，可能使蒋介石认为劫持其送往苏联的计划正在进行之中。3月20日上午，蒋氏扣留了炮舰，逮捕了海军局代理局长李之龙和一名共产党员，宣布广州实行戒严，命令解除保护苏联顾问住宅和省港罢工委员会指挥部卫兵的武装。[138]蒋介石的这次突然行动，没有与汪精卫商量，也没有预先向苏联顾问发出警告，造成了一次政治风暴。风暴的告终，苏联人同意驱逐反对蒋介石的三名顾问，从第一军中撤去共产党政工人员，汪精卫于5月9日去法国。

    1926年4月29日，鲍罗廷与胡汉民、陈友仁和几位左派领导人一起从苏联回到广州。自此以后，蒋介石与鲍罗廷之间进行了激烈的讨价还价谈判。鲍罗廷在谈判中大部分似乎作了让步，蒋介石同意排除一批比较保守的国民党员；而鲍罗廷则同意继续苏联的援助，但仍支持原来苏联顾问和中国共产党反对北伐。共产党员在国民党内的活动也大受限制。

    蒋介石要求召开一次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会议于5月15日至25日举行，决定对国民党内的共产党员活动进行严格限制。蒋介石系统阐述的大部分提案，经过文字修改后被采纳。在第三国际一名代表帮助下，计划再举行一次国民党和共产党高级代表的联席会议，以解决两党合作的障碍。国民党内“另一党”的党员，不得批评国民党领袖和三民主义。而此“另一党”必须把参加国民党的党员名单，交给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这些双重资格的党员，在国民党的中央、省或市的执行委员会中所占席位不得超过1/3，也不得任中央机构的各部部长。“另一党”给其在国民党内的党员命令，必须先交给联席会议，再由联席会议转交国民党中央。国民党员非经许可，不得加入“另一党”。凡违反上述条件的党员，将被立即开除出党。国民党设立了拥有大权的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主席的新职位，蒋介石的庇护人张静江（人杰）当选为主席，此人当时还不是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委员。国民党对所有的党员进行登记，宣誓忠于孙逸仙的主要著作及第一次和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决议和宣言；一些未经国民党批准而参加其他政治团体的党员，必须立刻退出其他团体。[139]作为解决问题的初步行动，共产党在4月10日把第一军中任国民党党代表的共产党员撤出。[140]但是其他的许多人仍留在自己的岗位上。

    这就是蒋介石与鲍罗廷谈判的一些结果。国民党内共产党员所作的批评，必须受到限制，其在国民党高层机构中担任的重要职务必须放弃。裁定两党冲突的机构形成了，国民党也进一步集中化了。共产党员放弃国民党组织部、宣传部、农民部三个部长以及中央党部秘书处的职位。蒋介石亲自任组织部长，由其亲密助手陈果夫为副部长。随着胡汉民于5月9日去上海，吴铁城在30日被拘禁；外交部长伍朝枢被撤职，而代之以陈友仁；右派也受到抑制。蒋介石这时以充分的决心继续制订北伐的计划。

    向统一中国的方向冲刺————第一阶段

    制订北伐计划

    制订由广东北上到长江的军事征讨计划，早就在进行之中。1925年3月至6月，布留赫尔将军提出了部分计划；9月，制订了一个比较完整的计划。当时布留赫尔避开广州闷热的天气（既是气温方面，又是政治方面），正在张家口休养。[141]9月份的计划，估计了敌方的重新组织合并，也为训练较好的国民革命军，以备在北伐中遇到的抵抗能力；并预定在北伐中首先攻占长江中游的武汉三镇，然后夺取上海，估计不会遇到困难。这是非常有见地的谋略。

    1926年4月16日，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和军事委员会召开联席会议，指定蒋介石、朱培德和李济深三人组成一个委员会，筹划北伐事宜。[142]鲍罗廷回来答应支持北伐后，中国和苏联的参谋人员制订了进一步计划。当布留赫尔在5月下旬回到广州时，又补充修订完善了这一计划，在6月30日送交军事委员会。[143]布留赫尔强调经湖南直趋汉口一路的进攻；并在东面部署兵力，防备由福建进攻广东；在北伐军右翼部署其他兵力，防备孙传芳自江西方面进攻。只有当所有部队布置到位时，北伐才能开始，因为简陋的通讯设备，使部队之间的协同作战难以进行。

    在准备北伐过程中，蒋介石组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144]，最终取代了军事委员会（由政治军事领导人组成），作为主要的指挥机构。李济深将军任总参谋长，白崇禧将军任副总参谋长。李济深是第四军军长，并作为警备司令率两个师留守广州。白崇禧是保定军校的毕业生，是统一广西，使广西归属广州国民政府的三位年轻广西军官之一（另二人为李宗仁和黄绍竑）。白崇禧是著名的战略家。军事委员会改组了一部分，政治训练部改为政治部，属总司令部，邓演达代替陈公博任主任，郭沫若任副主任和宣传科领导。邓演达是个热情的革命者，曾就读于保定军官学校，是1923年送孙逸仙回广州的粤军第一师的一个团长，又是黄埔军校的组织者之一，并担任黄埔军校训练部副主任。1925年，邓演达到德国，在那里结识了一批中国共产党人，并取道苏联回国，蒋介石遂即任命其为军校教育长。但邓演达在3月20日事件中与一批共产党员一起被捕，不久被派往潮州的一个军分校，后被任为总政治部主任，这使左派担任了负责职务。郭沫若是著名文人，在五卅运动中很活跃，帮助文学团体的创造社转变为推动国民革命的组织；其人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信徒，后来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总政治部下面，组成国民革命军的军和师的司令部，都有政治部。[145]

    1926年春，国民党人通过一次军事——政治讨伐，来实现统一中国的希望。在这条道路上却横着三个军事联盟。吴佩孚自1925年中期以来，一直试图在湖北、河南和湖南北部组成一个既可以打败北方国民军，又可以打败南方国民革命军的联盟。在吴佩孚直接指挥的各个师，向以纪律严明骁勇善战著称，但又要倚重许多可靠的将领。吴佩孚的联盟军，号称有20万之众，很可能是夸大的数字。孙传芳在华东————福建、浙江、江苏、安徽、江西，领导“五省联军”，以富饶的长江下游地区为根据地。这个“联盟”拥有巨大的财政资源，但是一支实用主义的“联盟”，也号称有20万之众。张作霖领导的是一个最难对付的联盟，控制着满洲、山东和直隶的大部分地区。一般认为，这支武器比较精良的军队，约有35万之众。张作霖和吴佩孚虽是宿敌，却联合起来支持北京政府，并试图把冯玉祥的部队赶出在南口和张家口的根据地；苏联以武器和派顾问支持冯玉祥的国民第一军。1926年5月，冯玉祥前往莫斯科寻求更多的援助，并派一个代表团到广州，打算与国民党人结盟。在制订战略计划时，西南的其他的军事集团必加以考虑，虽然其不是强大得足以造成威胁。两支集结在东海岸的海军，在战略上可能起重要作用，一支在福州，一支在上海。停泊在上海的舰只，有可能被用来在长江破坏部队渡江或运输，尤为具有危险性。[146]

    由于李宗仁、白崇禧、黄绍竑三人率领的桂军和唐生智在湘南率领的一个师的加入，国民革命军已有扩大。广西的部队编为第七军，唐生智率领的一师编第八军。国民革命军总兵力可能已达到15万人，但不得不留守一部分兵力保卫根据地。可能在北伐开始时，投入的兵力不到6.5万人。

    省籍在过去的历史和近期的政治形势中，决定了组成国民革命军的军和师倾向。第一军最初是从黄埔军校的几个教导团建立起来的；这些团的许多士兵，是从浙江、江苏和安徽招募来的。粤军为第二军的团和师。第一军军长何应钦是贵州人，日本士官学校毕业，参加过辛亥革命，是蒋介石保护人陈其美的部下。在进入黄埔军校以前，何应钦先是在黔军中任职，后任著名的云南讲武学校校长；在黄埔时，负责训练组成第一师的几个团。第一军的大部分军官，原来是蒋介石领导的黄埔军校的教官和学生，该军被认为是蒋介石权力的基础。保守的孙文主义学会控制着第一军的政治机关。第一军共有5个师，总兵力有19个团，远远超过国民革命军的其他各军。

    第二军主要由湖南人组成，军长是学者——政治家的谭延闿。谭延闿在辛亥革命以后，几度出任湖南省的军政长官，与南方孙逸仙的政府合作过；在孙逸仙逝世后，是统治广东省的领导成员。第二军的实际战地指挥官是鲁涤平将军。留学法国的共产党员李富春领导政治部，许多团一级的政工人员都是共产党员。第二军共有4个师，总兵力共12个团。

    第三军基本上是滇军，军长是朱培德。朱将军是位老革命者，曾指挥滇军的几支部队在邻近各省作战，协助孙逸仙于1923年返回广州。孙博士选其为大本营巩卫军参谋长。第三军有3个师，由8个团和两个营组成，其中一个是炮兵营。

    第四军是由忠于孙逸仙的粤军第一师整编建立的，是一支经过战斗磨炼的部队。李济深任军长，大部分军官与革命有长期的联系。该军除了有4个师外，还有一个由叶挺指挥的独立团。叶挺是共产党员，曾在红军学院和东方劳动大学学习，从黄埔军校调来一批共产党员的学生任排长。第四军的总兵力有13个团和两个炮兵营，可以与第一军相媲美。

    李福林任军长的第五军，主要是广州以南的一支驻军，其中有些部队只在赣南参加过短期战斗。

    第六军是在革命根据地最后组建的一个军。军长是程潜。程将军是湖南军官，长期以来从事革命工作，支持孙逸仙。第六军的党代表是林伯渠（林祖涵），也是湖南人，是程潜的革命同事；同时也是国民党、共产党的领导人之一。3月20日事件以后，离开第一军的共产党政工人员，都来到了第六军。这支混杂的部队，共有3个师，下有9个团和两个炮兵营。

    原为桂军的第七军，是按旅而不是按师组成的，共有18个团和两个炮兵营。李宗仁任军长。该军有一半的部队参加了北伐，其政治部主任为共产党员黄日葵，曾积极参加学生运动。在国民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后，黄日葵在国民党青年部任职。但李宗仁把黄日葵派在留守司令部，任命留学法国的非共产党员麦焕章负责前线士兵的政治工作。

    第八军刚刚组成，唐生智任军长，很快发展为17个团的6个师；党代表是刘文岛，在日本和法国受过教育，有丰富的革命经验，1925年加入国民党。

    此外，还有两个由中央军事政治学校[147]学生组成的步兵团，第五期学生组成的两个团，一个警卫团，不久成为十四军的赖世璜的独立团。[148]

    从南方的广东等省份进行北伐的第一目标是湖南省，有两条路线可走。铁路从广州往北直达相距约140英里的韶关。由此起，山路崎岖，地势渐行升高，极难行走，至一关隘；再陆行30英里，至湘江的一支流。这条支流汇入湘江，贯穿湖南全省，自南而北汇入长江。另一条路线，从广西北部的桂林，通过地势较为平坦便捷的途径，而直达湖南西南部的湘江河源。湖南南部重镇的衡阳，是这两条路线的交汇点；该地也是唐生智驻军的主要根据地。但在1926年5月，唐生智的驻地受到湖南的另一个将军叶开鑫的威胁。北伐的第一个军事行动，是从广西调一个旅，从广东调叶挺独立团，由两路进入湖南，加强唐生智的抵抗力量。6月2日，唐生智被任命为国民革命军第八军军长；6月5日，国民政府任命蒋介石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149]

    北伐开始

    到1926年6月上旬，第四军的两个师————陈铭枢的第十师和张发奎的第十二师，已与叶挺的独立团在湖南东南部会合，在长沙南约50公里，两条河流————西面的涟水和东面的渌水流入湘江。前敌总指挥唐生智，对位于湘江东、西两侧的3个军的部队下达进攻命令。第八军的部队渡过了涟水，第四军则于7月10日攻占了东面萍乡——株洲铁路线上的醴陵。北伐军突破了涟水——渌水防线，长沙的敌人暴露在面前。叶开鑫从省城长沙退到湘北，唐生智将军于7月11日进入长沙。当这次战役进行之时，蒋介石于7月9日在北伐誓师大会上就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于是，经过战斗，北伐军攻占了湘江流域的大部分地区。

    地图14　北伐战争（1926——1928年）

    吴佩孚开始只调几个师南下，第一军的第二师和第六军作为总预备队的兵力进入湖南；第二军和第三军奉命护卫右翼，以防孙传芳从东面的江西向湖南进攻。此时，北伐的大战才正式开始。不过，广州的国民党人一直在与孙传芳进行谈判，试图尽可能使其保持中立。国民党人还正在与西南的贵州省督办袁祖铭（时袁祖铭任黔军总司令。————译者注）谈判。7月11日，蒋介石电告唐生智，称袁祖铭已倒向革命。7月20日，军事委员会任其部将彭汉章为第九军军长，王天培为第十军军长（这种任命，在北伐过程中用来收编倒戈部队的做法，造成国民革命军的大膨胀，其素质也大降低）。[150]

    地图15　北伐战争时期的湖南和江西

    蒋介石于7月20日离开广州，前往前线，随行的有参谋人员、布留赫尔将军和一批苏联顾问。8月11日到达长沙时，蒋介石召集了一次军事会议，决定下一步的军事行动。与会者有白崇禧、邓演达、战地政务员会主任陈公博、第四军副军长陈可钰和李宗仁、唐生智以及几名师长、布留赫尔和其他的顾问。这次会议决定，大军直捣湖北省城武昌，推迟了对蒋介石认为第一目标的江西省城南昌的进攻。第四军率先进攻汨罗江上重兵把守的要地平江，然后直扑通往武昌铁路线上的汀泗桥。第七军朝东北方向进军武昌。第八军沿西侧粤汉铁路线前进。

    勇猛惯战的第四军于8月19日攻克平江，第十二师黄琪翔所部的第三十六团，率先入城。吴佩孚以重兵防守汀泗桥，一般以为不可能从南面攻下汀泗桥。8月26/27日夜，当地农民引导第三十六团涉过浅水河流，从后面对汀泗桥发动进攻，大获全胜。吴佩孚坐镇（下一个目标）贺胜桥布置防务，亲自督战。第十二师在第十师和第七军的其他部队支持下，担任主攻前锋。吴佩孚虽采用极端手段阻止其部队后撤，但在8月30日，仍被各个击破，战败逃散。

    吴佩孚险些被俘，乘火车逃回武昌，再渡江逃往汉口。第四军虽是伤亡惨重，但还是会同第七军和第八军俘虏了数千名敌军，并缴获了大量的武器辎重。[151]通往武昌的道路被打开了。

    革命军的追击部队于8月31日进迫武昌近郊，但敌军还是抢先一步撤退到高厚的城墙以内。[152]“敢死队”经过夜间登城失利后（叶挺的独立团在这几次战斗中伤亡惨重），第四军、第七军和第一军的第二师决定围城，于是演变成了40天的围城战。9月6日和7日，第八军渡过长江，在城防司令刘佐龙倒戈后，攻占了汉阳和汉口；刘佐龙被任命为第十五军军长。吴佩孚率残部沿京汉线北撤至湖北北境的武胜关，追击的第八军于9月15日占领武胜关，吴佩孚退入河南境内。最后在10月10日，武昌守军投降，湖北省遂置于国民政府管辖之下。

    北伐军对江西的进攻，事实证明是比较困难得多。江西省的最重要的地形特征是在赣江。赣江发源于广东北境，向北流入巨大的鄱阳湖，再汇入长江。省城南昌位于该省北部鄱阳湖的富饶平原上，濒临赣江东岸。南昌与濒临长江的九江，有79英里长的南浔铁路相连接。当蒋介石的代表与孙传芳的代表谈判时，双方都派兵进入了江西。国民革命军总的计划，是派出尚未参加过多次战斗的部队，出湖南往东攻取南昌，而从湖北出兵夺取九江。江西南部已交给倒向北伐军被编为第十四军的赖世璜。北伐军的部署已在9月上旬进行。

    在9月19日，程潜率第六军以急行军向前推进，在地方守军以及城内的学生和工人的帮助下，以及第一军第一师的支援下，成功地占领了南昌。但是孙传芳迅速派兵反击，把北伐军从南昌城内和对铁路的控制赶走，并重创了革命军，而第三军却没有前往增援。蒋介石率第一军第二师和第二军的两个师，亲自指挥第二次对南昌的攻击。到10月13日，这次进攻已经失败；第三、第六和第七军三个军的几支部队夺取铁路沿线城镇，也同样的失利。这双重的失利导致革命军的总后撤及重新部署。与此同时，布留赫尔将军及其苏联参谋人员进行了指导，为一次协同全面进攻做精心准备。这次进攻的所有部队，都配备应有的通讯手段，并在同一时间采取出击行动。第四军的四个团，新近与国民革命军联合的湖南将领贺耀组的第二独立师自武昌调来。迟至10月28日，蒋介石仍在与孙传芳的代表进行谈判；此时是以谈判为烟幕，用以掩护孙传芳部下的数个团和旅倒戈的谈判。

    对江西的全面进攻，在10月底开始。第二独立师和第四军的第十二师进攻南浔铁路的中段和北段，以攻占九江为目标；第三军和第六军进攻南昌附近的（牛行）车站；第二军和第十四军从南面向南昌进攻。这是计划完善和战斗艰难的战役，持续了一个星期，成功地肃清了铁路沿线的敌军，在11月5日攻占了九江，在8日攻下了南昌。除了约有7000名敌军倒戈外，北伐军解除4万余名孙传芳士兵的武装。国民革命军在江西两个月的作战中，也伤亡近1.5万人。[153]

    在进行江西战役的同时，何应钦将军正在指挥沿海福建省的另一战役。第一军的两个师，即第三师和第十四师守卫广东省东部边境，防止孙传芳的盟友————福建的军务善后事宜督理周荫人的可能进攻。何应钦将军与一个敌军司令李凤翔及其两个将领曹万顺和杜起云谈判，李、曹等人与驻在福州的几名海军将领一起投向北伐军。在福建的国民党人与各种“民团”，也为协助驱赶北方人周荫人进行谈判。蒋介石指示何应钦将军，商谈和平的条件是周荫人不得派兵进入广东或广西。这些初步行动发生在1926年的8月和9月。[154]

    地图16　湖北

    据报道，福建的敌军在人员和装备上，都超过北伐军，两者之间为5∶1。9月27日，周荫人派兵入侵广东省，目的是夺取东江流域的几个主要城市。何应钦将军得到这个计划的情报后，于是下令越过边境，进攻周荫人的基地永定。10月10日，第一军的第三师攻占了永定，然后回师广东，去对付侵入松口的周荫人军。在这些战斗中，北伐军俘获了数千名战俘，虏获了大量步枪、机枪和大炮。10月14日，福建陆军第三师按预定计划倒戈，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十七军。这些初步战斗获得如此的成功，蒋介石于10月16日任命何应钦为东路军总司令。东路军由第一、第十四（赖世璜的部队由江西开至福建）、第十七共3个军组成。蒋介石命令何应钦攻下福建省。

    攻取福建的战事按部就班地进行，主力军沿着沿海路线攻下漳州（11月8日）和泉州（11月21日）等城市。当北伐军逼近闽江时，海军宣布归顺北伐军，困住了撤退的福建军部队，其数千名士兵遂被解除武装。12月3日，海军占领了省城福州；12月18日，何应钦以第一军的两个师控制了该城。在福建多山的中部地区，“民团”协助第十七军向前推进。周荫人率领残部退到浙江边境，希望能与孙传芳会合，但被正在谈判倒向国民革命军的陈仪所阻挡。

    这样，到1926年12月底，除了原来的根据地广东以及经过谈判联合的邻省广西外，国民革命军已经攻占了湖南、湖北、江西和福建四省的省城及省内的主要城市。贵州省的督办[155]已把贵州省名义交国民政府管辖。合计广东、广西、湖南、湖北、江西、福建、贵州七省，有人口近1.7亿；被攻占的湖南、湖北、江西、福建四省，有人1.1亿。[156]

    国民革命军在六个月内之所以能取得这样的成就是有许多因素的，其中最为重要的是在苏联帮助下，对最初的国民革命军进行了两年的训练和装备，以及1925年在广东省内的几次战役取得的实战经验。另一个因素是对官兵的政治教育，使之了解为何而战————主要是灌输热烈的民族主义精神。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是在广东省进行的财政改革，使该省的大部分税收进入国民政府的国库，导致人们对通货的信任，使得通过销售国库券借款成为可能。北伐军与敌军的谈判和使用“银弹”促其倒戈的办法也很有效。但是决定性的因素，是在国民革命军中孕育已久在北伐中表现出来的英勇无畏精神，特别是第一军和第四军的牺牲精神。其他各军在战斗时也都奋勇作战。

    苏联顾问在几次战役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布留赫尔制定的总的战略，以及与其参谋人员为具体战役制定的细致专门计划。每个投入战斗的军都有苏联顾问，有的师也有苏联顾问。这些顾问都力图保证其所在部队能准确地执行计划。在战斗进行时，给布留赫尔提供情报网络，战斗后又提供有价值的总结。有的顾问实际领导了所在部队的进攻。顾问们还为其所在部队的中国将领，提供政治评价的参考意见。少数英勇的苏联飞行员，飞临敌军上空侦察阵地，或飞临被围困的城市上空散发传单，引起敌军的恐慌，并轰炸战略目标。有几个苏联顾问得了重病，一人患霍乱，其他有数人患痢疾。在江西战役后，“我们（顾问们）有相当大一部分工作人员”进了南昌的美国人办的医院。[157]

    动员群众

    北伐军迅速取得军事胜利的另一个重要原因，重要的因素是政治工作。随军的专职政工军官、在敌后的国民党员和共产党员，通过争取地方民众和试图策反敌军来支持战事。受过爱民和不扰民教育的国民革命军士兵，不准抢劫或强征劳动者入伍。劳动者热烈欢迎北伐军。农民卖食品给士兵，为北伐军充当间谍，侦察敌情，或任向导，或搬运军用物资，或为伤员抬担架。有数次武装简单的农民队伍，竟攻击敌军的后方。铁路工人破坏了敌方的交通，约有400名安源矿工参加了叶挺的独立团。在被北伐军围困的武昌城内，革命者秘密张贴标语和散发策反传单以动摇敌军的官兵。南昌的学生和警察，协助北伐军第一次攻占了该城。当北伐军退出南昌时，许多人还牺牲了性命。[158]

    国民革命军一旦攻下大城市，劳工组织者就开始组织或恢复工会。工会的组织者大部分为共产党员，有的于五卅惨案后在上海工作，有的在广州指挥香港大罢工和封锁中已有丰富的劳工运动经验。湖南的劳工运动，在湖南一位名叫郭亮的指导下，很快得到恢复。1922年，郭亮积极组织铁路工人，结果1923年在工会被镇压时遭受挫折。1924年，郭亮参加了国民党，是国民党在长沙的地下核心组织的成员。在1926年5月广州举行第三次全国劳动大会上，郭亮当选为执行委员，然后回到长沙。不久，长沙被第八军攻占，数十个工会都建立起来，随即出现争取提高工资和改善劳动条件的罢工浪潮。政治军官支持工会运动，武装的工人纠察队强制执行罢工。9月，湖南省工会联合会成立，12月的一次大会通过了一系列决议，使工会组织和管理正规化，加强劳工运动的纪律，制止未经批准的罢工。27岁的郭亮成了湖南省总工会委员长。到1927年，省工会联合会声称会员超过了40万，其中9万人是产业工人。[159]

    北伐军在9月份攻占汉口和汉阳以后，革命热情更不断高涨。汉口、汉阳街上很快贴了许多打倒帝国主义和打倒军阀的标语，也贴了许多号召支持国民革命的标语。政治部每天组织集会和游行；国民党开始在学生、下级军官、妇女、劳工中吸收党员，到12月底，共吸收了3.1万名新党员。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派张国焘从上海到武汉来指导革命，于9月11日抵达汉口。随之而来的，是李立三、刘少奇、项英、许白昊几名具有丰富组织劳工经验的同志。在1923年2月京汉铁路罢工受到镇压后的几年，劳工运动虽受到压制，但并未被摧毁，此时又很快恢复起来。9月14日一次工会代表的预备会议，计划组织的湖北总工会，于10月10日正式成立；快到11月底公布一张工会名单，列出武汉三镇的73个工会（据报道有会员8200人），大冶铁矿有6个工会（会员1100人）。11月间，共产党控制的中华全国总工会，在汉口设立办事处，指导组织工会工作的进程。[160]

    1926年11月，一个罢工的浪潮冲击着武汉三镇，矛头既针对本地的工商业，又针对外国的企业。印刷工、邮政工人、丝绸铺店员、苦力、劳工、日本家庭和商号中仆人和雇员，都一起上街参加游行，英国烟草公司停止营业。工会组织武装纠察队，强制实行罢工，有的还采用粗暴野蛮的手段。大部分罢工，因为工资得到增加而很快平息下来。但是工会却把其权威强加在罢工问题的处理上，以致加剧了对抗。罢工使工商业越来越趋于萧条。11家中国银行（包括两家最大的）在11月19日结账时破产。中国工商界的领袖人物开始组织起来保护自己，甚至威胁说，如果不对两项要求作出答复，将举行罢市。两项要求，即在没有工会干预的情况下，雇主和雇员直接谈判增加工资问题；工人纠察队不得进行威胁。政府的答复，立即成立调解委员会，由国民政府、国民党、商会和总工会各派两人参加；委员会将调查上涨的生活费用和工商界支付工资的能力。一批国民政府领导人从广州取道南昌，于12月11日来到武汉，很快设法成立更有秩序的政府。然而，造成经济分裂的力量已无法逆转，并最终导致了武汉政府的垮台。[161]

    群众在革命中的参与，最具有戏剧性和最知之不详的，是新解放的几个省农民运动的发展。在北伐开始以前，农民运动的广州总部所知道的情况，在湖南、湖北和江西三省，只有161个农民协会和43423名会员。6个月以后，在1926年年底，共产党的农民运动领袖声称，单就遍及湖南和湖北两省91个县，参加协会组织的农民就超过了150万人。这个数字不可能是确切的，但却说明全力投入这个革命阶段的数百名干部进行工作的狂热。[162]

    在国民革命军到来之前，已经在当地秘密活动的共产党员，现在能够在政治军官的帮助与保护下，公开来进行组织农民了。在农村群众运动的组织者中，有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的毕业生，有65人是属湖南、湖北和江西三省；10月初，另外85人毕业于毛泽东指导的一期。地方农协的组织者知道贫苦农民的苦难，掌握了宣传口号和组织工作的本领。在湖南，则首先集中力量征募农民帮助革命部队，然后吸收其加入农民协会和农民自卫队。在一开始，农协的组织者并不着重在农村的阶级斗争，而是强调贫苦农民的利益，实行开仓放粮，号召减租减息，重新议定租约，禁止粮食从甲地运往乙地以降低其市场价格。这样的政策，遂激起农村权势者的激烈反对。湖南农村很快出现了农民和地主的冲突。“土豪劣绅”连同大地主和贪官污吏，成了农民打击和侮辱的目标。这些人的财产应被没收，在可能时即实行没收。但是正在组织农民协会的，不仅是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一些保守省份的国民党员以及地方的权贵们，也在组织协会，或者给农业团体起上官方的名称。一个以长沙为据点的左派团体，试图引导农民走上改良主义道路。于是在农民土地运动中，既存在阶级冲突，也存在组织之间的冲突。[163]

    随着农民运动暴力行为的扩大，有的地方已有处决恶霸的报告。在另一方面，有关于村庄被攻击或被焚毁的报告，有农民领袖被害的报告。在有些地区，贫农或其代言人要求“解决土地问题”，即没收和重新分配地主的土地，或采取其他“平均土地”的形式。农民运动在不同地区的发展并不平衡，其最为迅猛发展的地区，是在湘江流域和被国民革命军攻克的湖北省边境地区。到11月，据报道，湖南省有6867个地方农民协会，会员人数超过126.7万人。地方农民协会被纳入462个区农民协会和29个正式组织起来的县农民协会。对农民协会的阶级成分分析表明，60％以上是雇农，“半自耕农”占18％，“自耕农”和手工业者占所余20％的大部分。很清楚，由左派领导这场农民运动，已吸引了农村的贫困阶层。[164]

    湖南省的农民协会，是12月在长沙召开的为期一个月的大会上组织起来的，170名代表据说代表130万组织起来的农民。开始的几次会议，与据说代表省32.6万会员的工会一并举行的，讨论了多天以后，通过了事先准备好的几项决议。10月2日，中共湘区区委通过宣言，提出农民的政治和经济的最低要求，成了12月大会通过决议的轮廓。这些决议要求，农民协会必须参加地方自治，成立由农民自己控制的自卫组织，打碎“土豪劣绅”的统治，支持国民党和共产党的革命政策，减租减息，取消苛捐杂税和厘金，储粮备荒和实行其他救济政策，没收反动派————军阀及其仆从、贪官污吏、“土豪劣绅”的财产。湖南省农民协会的缔造者之一柳直荀，任协会秘书长。柳直荀是湖南人，19岁毕业于长沙雅礼学校，是毛泽东的朋友。刚刚担任共产党农民运动委员会书记的毛泽东，参加12月大会后期会议，并在会上作了两次讲话。毛泽东在讲话中，坚持农民问题是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除非农民问题得到解决，否则帝国主义和军阀就不可能被打倒，工业的进步也不可能实现。毛泽东严厉谴责那些约束农民运动的人，号召要不间断地进行斗争。[165]大会以后，毛泽东到长沙附近5个县调查土地革命状况，随即写了一篇激动人心————后来著名的报告。

    在湖北，土地革命走了一条与湖南相似的道路。从6月3日报道的38个协会及稍多于4000人会员的基数，到12月的报道，在34个县已上升到28.7万会员。经过巨大困难才攻占的江西省，农民协会发展的并不很快。在6月份只有36个农民协会，约1100名会员；在10月份，据报道，有6276名会员（可能大部分在南方）。1l月北伐军攻下南昌后，在为省农民协会举行筹备会议时，发表的数字是5万人。江西省是蒋介石的势力范围，农民运动当然受到了抑制。[166]

    反帝运动

    国民革命运动的核心，是反对外国人在华的政治和经济特权，这些特权，是过去80年间列强强加给中国不平等条约的结果。国民党的领袖用不断的宣传攻势，唤起民众来支持其收回中国失去权利的诺言。虽然许多外国的国民享受特殊的条约权利，国民党人的战略（背后有苏联人的出谋划策）是把仇恨集中在英国身上，避免同时与日本、美国和法国对抗。英国在中国占有突出的地位，因此成为当然的目标。反对帝国主义当然是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根本宗旨。支持国民党人，并为之出谋划策的布尔什维克苏联，把英国视为其主要敌人。苏联特别担心卷入与日本的冲突。把中国人的仇恨集中在英国人身上的策略，在1925年的五卅惨案和6月23日的沙基惨案以后更趋明显。因为日本虽是五卅惨案的元凶，法国在6月23日的惨案中，与英国一样有罪；但是在中国人进行反击时，日本和法国在惨案中的作用却被降低了。在争取民众方面，反帝运动给国民党人和共产党人以很大的支持（两党从1925年年中都得到迅速发展），但也包含着很大的风险。情况似乎可能是这样，如果做得太过分，英国很可能在军事上对广州进行报复，或者列强可能会支持国民革命的敌人————北方军阀的政策。

    当北伐开始时，香港的罢工和对英国的贸易封锁，在广东省已经整整进行了一年，曾几次间接谈判以求得到解决，因为双方都需要结束这场冲突。罢工虽已不再困扰香港，但封锁却严重损害了英国在华南的贸易与航运。维持罢工者的生活，是广州政府沉重的财力和物力负担；而且罢工委员会在广州发展起来的独立武装，也令广州政府感到为难。配有武器而又难以驾驭的工人纠察队，也给广州领导制造了许多问题。罢工委员会是结束封锁的首要障碍，因为该会坚持要求一项数额巨大的资金，以支付罢工者一年的工资。但广州政府难以筹集这笔巨款；而香港政府认为这是讹诈，坚决拒绝支付这笔款项。对广州当局来说，当数千名香港工人的财政救济结束时，对其雇用也存在严重问题。国民政府急于要结束冲突，同意直接与香港政府谈判，而不再伪装为只是调停人的角色。从7月15日到23日，正式谈判又在支付问题上停滞不前。其后，9月4日，英国海军舰只在广州港口作了一次短暂行动。次日，英国舰只又在长江上游制造了万县惨案[167]，这显然使广州当局相信，英国打算用军事手段强行结束封锁行动，尽管事实上并非如此。蒋介石从前线发来的电报，就此事可能产生的危险提出警告，下令停止罢工和封锁。9月18日，代理外交部长陈友仁告诉英国驻广州代理总领事，封锁行动将在10月10日或以前即结束，广州政府将征收附加税支付给罢工者。这样，在10月10日，中国单方面决定停止封锁和罢工；广州政府对进出口货物征收附加税，这符合华盛顿会议规定的但从未实施过的2.5％附加税。对新税的征收，英国政府也不闻不问，英国外交部高兴地看到使人头疼的封锁结束，并正式制定对广州政府友好的政策。[168]

    长期以来，外国传教士在中国的活动，已经是狂热的中国民族主义者仇恨的目标。许多中国人藐视宗教，尤其反对外国传来的宗教，认为这种宗教奴役其信徒的灵魂；教会学校更是攻击的目标。因为此时对中国青年的教育，大多控制在外国教会手中。开始于1922年全国范围的反对教会教育的宣传运动，原来与国民党并无特别关系，但很快国民党和共产党都支持这种谩骂性的反基督教运动。1925年，广州出现了赤裸裸的反基督教游行，发表街头演讲和散发煽动性传单，侵犯和破坏有些教会的财产，其中有两次是国民革命军做的。教会学院和中学的学生，受到国民党和共产党的强烈影响，发生破坏学校的活动。例如在1924年和1925年，煽动者在长沙雅礼（在中国的耶鲁）挑起了“学潮”。1926年1月，在广州举行的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签发了一项支持反基督教运动措辞强硬的决议，并指责传教士办的学校、刊物和教堂，是“帝国主义的喉舌和爪牙”。广西自归入国民政府以后，在1926年上半年，也发生了几起反基督教骚乱，并有掠夺教会财产的情况。总之，反基督教运动是广泛反帝运动的一部分，但外国传教士及教堂很容易直接受到攻击。[169]

    但是，这里也存在又恨又爱的矛盾心理。国民党有些领导人就是基督徒（孙逸仙就是基督徒），有的是教会学校的毕业生。对基督教会及教堂的暴力攻击，损害了国民党在海外的声誉，也损害了国民党在中国基督教徒中的声誉。国民革命军开始北伐时，似乎就面临着危险力量的对比；有充分的理由避免激起外国的反对。1926年7月12日至18日，正当北伐进行之际，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会，通过一项决议，确定了对基督教教会的态度：

    在口头宣传上应引证许多具体事例，说明（基督）教会为外国帝国主义蹂躏中国人民之先锋……他们想把所有被压榨的民众一齐都欺骗下去，他们想引导一般被压榨的民众，都忘掉他们自身生活实际的痛苦，以保证帝国主义压榨民众基础之巩固与恒久。但在目前，我们不要故意造出一个与他们发生实际的冲突的机会，因为我们所处的环境（他们与军阀勾结，处处借口条约保护）使我们只能取如此一个态度……

    8月20日，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蒋介石来到长沙后，向全世界发表声明，说明北伐的爱国目的：从军阀手中解放全中国，在世界各国中赢得公正平等的地位，并与所有国家友好相处；保护所有不妨碍革命力量的军事行动、也不协助军阀的外国人的生命财产。两天以后，长沙湘雅医学院和湘雅医院接到命令，要求派几名医生去护理蒋将军。为蒋介石拔掉一颗碰伤牙齿的美国传教士外科医生，对其明显的友好态度深怀好感。湘雅医学院的教职员曾担心其医院会被没收，但蒋介石的司令部反而在街对面设立一所设备良好的军用医院。两所医院合作了一个时期。蒋介石答应不准其所控制的部队攻击外国人。[170]

    在战争移到湖南省境外以后，情况发生了明显的变化。省内发动了一次抵制英国货行动。长沙和其他城镇的示威行动，带有强烈的排外性。10月份，许多布道站受到侵扰，房屋被贴上敌对性标语；中国雇员或学校的学生，都组成工会或社团，提出显然是共同商量好的要求。在醴陵和南县，传教士被赶出其布道站。在长沙，所有的教会学校都受到攻击。事态的发展越来越令人担忧，一名美国记者向在南昌的蒋介石提出几个问题。蒋介石于11月19日答复道：“我与基督教没有争吵，传教士将一如既往地受到欢迎，本党党纲中并无在中国消灭布道团的内容，教会可以与往常一样在中国发挥作用。”可是在湖南，暴力的威胁和其他形式的压力发展得如此迅猛，以致到年底时，大部分教会学校都关闭；几个国家的传教士逃到汉口的庇护所，有的正准备逃往汉口。教会虽没有人被杀，但许多教会和布道团的财产，已被工会或军队抢走。但长沙的美国商业并没受到骚扰，一般地说，日本人和德国人也都没受到干扰。[171]

    11月开始，英国外交部开始拟订一个能充分适应中国民族主义政策的声明，并有助于改进与国民政府的关系。英外交大臣奥斯汀·张伯伦亲自指导制订这项新的前瞻性政策的尝试，其备忘录于1926年12月1日经内阁批准。备忘录用电报拍发给英国驻华公使蓝普森。蓝公使当时正从上海前往北京。备忘录声明（因其发自12月26日，后来被称之为圣诞备忘录）实际上是针对其他大国的，敦促各大国在中国出现有权威政府时，应宣布愿与其修改条约，并对其突出的问题进行谈判；在此之前，可先与地方当局打交道，并抱同情态度考虑任何合理性建议（即使这些建议有违背条约权利的严格解释），争取地方当局对外国利益能报以优待。备忘录声明，对企图完全拒绝履行条约规定之义务，或攻击外国人在中国合法利益的行动，将保留抗议的权利；并且抗议应通过列强的联合行动而产生效果。备忘录表明英国政府的观点，对治外法权委员会主张修改的某些建议应立即实行，列强应立刻无条件批准华盛顿会议所定的附加税，而不应指定此项收入的处理和使用。[172]备忘录虽然希望能迎合中国爱国者的渴望，但仍然有太多的限制，难以满足国民革命运动的要求。

    看到国民政府似乎在长江流域站稳了脚跟，英国外交部开始考虑一旦国民政府建立以后，并足以完全承担所有条约规定的责任和履行其他的义务时，英国政府考虑予以外交上的承认。在此之前，英国应尽力以友好的态度，与中国实际行使权力的任何地方的任何国民党机关打交道。英国外交部甚至在蓝普森就任北京的职务之前，授权命其去汉口访问。因此，英国驻华蓝公使于12月7日至17日，与国民政府外交部长陈友仁进行了第一次外交谈判。两人探索性讨论的中心问题是英国承认的条件；困难的是蓝普森坚持，在新约未商定之前，国民政府应同意现存条约是有约束性的。会谈使双方都可以估量到对方所能让步的限度。陈友仁急于抓住英国外交上承认能给国民政府带来好处，所以多方努力，试图找到弥合双方立场分歧的方案。陈友仁坚持蓝普森公使的离去，必须安排得像是会谈只是临时中断，蓝普森同意照此办理。[173]

    收回汉口英租界

    在武汉政府的领导人中，另外一些人在进行反对与英国达成协议的尝试。11月份，反英已进入高潮，反英的示威行动引起了汉口英租界的恐慌。在蓝普森来访期间，反英的浪潮受到暂时的抑制。12月18日蓝普森离开汉口时，民众再次被反对帝国主义的宣传所左右。鲍罗廷显然热衷于使激昂的反英情绪保持炽烈状态，在党政联席会[174]（武汉政府最高决策组织）上的建议，武汉市民反对英帝国主义委员会通过决议，均可证明其支持的态度。该委员会于12月26日组织了一次盛大集会，李立三任大会主席并发表演说，其他的共产党人也在大会上讲了话。李立三曾在1925年夏季领导反英上海罢工中获得声誉，是一位老资格的共产党工运领导人。圣诞节备忘录也同一天在中国公布。鲍罗廷提出一条驳斥英国政策的宣传路线，为国民党中央宣传部所采纳。11月23日，有17位国民党员在天津英租界与法租界被捕，这使中外关系日趋恶化。经过审判，这些被捕者移交给北京政府的地方当局；国民党的办事机构也被查封。广州国民政府对此提出抗议，宣称英国应对被捕的国民党员在敌人手里的遭遇负责。12月末，在天津被捕的七名国民党员遭到枪决时，汉口的国民党领导集团重新提出抗议。天津事件，成为收回外国在华租界宣传的部分内容；但对主要敌人英国的直接冲突，仍要求必须避免。[175]

    随着反英游行示威的恢复，汉口英租界当局在进入租界的入口处，设置了路障，并在各入口处配备巡捕、海军陆战队的小分队以及汉口的商团。准许单个的中国人通过该处，成群的中国人或武装士兵则不许通过。1月份的头两天，武汉三镇举行游行和庆祝活动，欢迎————催促国民政府迁都武汉；1月3日，出现了大规模的反英集会。当天下午，大群中国人聚集在一处的路障外面，聆听宣传队的几个队员的长篇反帝演说。当有人突然开始向路障旁的士兵投掷石块时，群众仇恨英帝国主义的情绪被煽动起来，遂即发生海军陆战队用刺刀向愤怒的群众攻击的冲突。5名中国人当场被海军陆战队刺伤，愤怒的群众也打伤了3名英国士兵，但是英国士兵没有开枪。最初的消息说，有一个或数个中国人被杀死。当有人报告这一危急形势时，临时联席会议正在开会，立即决定设法阻止发生更严重的冲突，劝说群众散去，要求英国当局撤去海军陆战队，留下华人巡捕在中国军队支持下维持秩序。群众响应徐谦和蒋作宾的劝说也都散去。徐、蒋二人答应在24小时之内把问题解决。英国总领事葛福与海军少将卡梅伦商量后，谨慎地接受了陈友仁的建议（实际上是作为最后通牒递交），以避免五卅惨案和沙基惨案的重演。商团撤退，海军陆战队返回其舰上，由华人巡捕来维持秩序。

    事实上，路障此时已形同虚设。在煽动者鼓动下，群众冲进了租界，英驻汉总领事要求中国军队来维持秩序。1月5日，租界的华人巡捕和锡克巡捕撤离。当群众中有人向巡捕房投掷石块时，局势顿趋紧张；租界的市政当局决定把巡捕房交国民政府当局负责。租界里的英、美妇孺乘轮开往上海；男子则集中在滨江的一座大建筑物中，准备一旦情况紧急，即可由此处迅速撤离。国民政府在英租界成立了一个管理委员会[176]，中国就把英国人控制下的汉口英租界收回了。1月6日，九江的一小块英租界地，也由于群众的行动为中国所收回；英国人没有抵抗，但却发生了抢劫和破坏行为。中国民族主义的这些胜利，大大提高了国民政府的威信，但也有预想不到的后果。[177]

    一个后果是内地来汉口的传教士日益增多，传教士们奉领事之命离开布道地，前往安全的地方；另一个后果是对上海公共租界安全的担心，该地为外国侨民最集中的地方，又是英国在华经济利益的中心。上海显然是北伐军要攻击的目标。根据英国远东舰队总司令和上海总领事的预测和估计，英国内阁对于派一支加强的军事力量来保护租界进行了辩论。1月21日，内阁最后决定派一支巡洋舰分队和一个英军整编师，而不是只派在香港待命的一个营的印度兵。这个决定的消息很快传到中国，给国民党人带来了忧虑，担心英国可能试图占领汉口和九江的租界，或者英军将帮助孙传芳阻止北伐军攻占上海的计划。实际上，英国政府已经放弃了用武力重新占领汉口或九江任何一地租界的打算。此时在北京的蓝普森派了公使馆的两名工作人员前往汉口，谈判归还租界之事。

    参赞欧玛利和汉文参事台克满于1月11日到达汉口，陈友仁和欧玛利之间进行关于租界问题的谈判，持续到2月12日。对国民政府一方来说，谈判带来了英国外交承认的表示，并且这一次成功的谈判将提高国民政府的威信。对英国方面来说，谈判可以检验其在处理与中国关系上的这种尝试性的做法是否有效。英国政府所需要的是在中国找回面子，以及国民政府保证不企图用武力废除条约。为了提供良好的谈判气氛，国民政府外交部在10月10日宣布，在谈判期间将停止反英和反基督教运动。为了回报确实出现的短暂安宁，欧玛利于1月24日说服英国的汉口侨民恢复营业。由于感到有危险，英国侨民早在1月5日就已关门停业。对于已为商业萧条和失业累累所困扰的汉口来说，外侨的停业更增加了经济压力。在140家中国的银行中，大约有30家银行在阴历新年（1月26日）破产。陈友仁发表了一项声明，主旨是表示国民政府愿意进行谈判以达成协议，来解决与列强之间一切悬而未决的问题。关于归还租界的问题，双方拟定了一个保留面子的方案；中国的委员会将继续管理租界，英国的工部局则结束未了的财政事务。然后纳税人会议将正式批准，把权力移交给一个中英联合委员会（由中国人任主席，中国委员占多数）；这个安排，是根据几年前德国归还汉口租界的先例作出的。协议定于1月30日签字。但是随着一个印度营于1月27日开到上海，并且风闻有更多的英国派遣军已在来华途中。于是新的问题出现了。陈友仁此时要求得到保证，上海的英军只是用于防御；并威胁说，除非途中的英军停止前往上海，否则将不在协议上签字。妥协的办法，陈外长正式声明，国民政府的政策，是不使用武力去改变租界和公共租界地位的现状。英国外交大臣张伯伦在议会声明，如果签订了汉口协议，又不再发生紧急情况，途中的英军将留在香港。做了这些姿态之后，陈友仁——欧玛利协议于2月19日签订；关于类似的九江协议在3月2日签字。国民政府通过谈判赢得了更高的威信，而英国则考验了其迎合国民政府的新政策。此外，武汉的左派赢得了加强其与南昌对手进行竞争的实力。[178]

    关于革命目标的冲突

    革命阵营内部的分歧

    在国民党领导集团的成分中，由于四分五裂的派别活动，存在着不团结状况。具有与众不同的哲学与独立目标的共产党员虽然参加了国民党，但也带来了指导国民革命工作不能和谐一致的问题。对于国民革命应包括什么活动方式，都还没有一致的意见。到1927年初，国民党领导集团在一系列问题上出现了分歧。北伐军的下一步应该是什么————矛头是指向上海，还是指向北京？政府机构应设在哪里————是武汉还是南昌？在这个问题的背后，还有一个更重要的问题————在国民党内，应该由哪些领导人执掌主要决策权？在权力问题后面，还存在一个造成更加不和的问题————对社会革命应鼓励到什么程度？应容许以何种速度进行社会革命？一个类似的问题，即具有战略意义的问题，就是应推动还是限制反帝国主义的问题。在1927年的前三个月，对这些问题的争论遂导致国民党领导人之间的分裂；4月份国民党内出现了重新的组合，以及在大部分革命地区对共产党员的清洗。

    为了在武汉成立国民政府，在广州的领导人开始北上，分两批从陆路到达南昌，蒋介石的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已设在这里。经过一周的会议之后，第一批前往汉口的人于12月10日抵达。根据鲍罗廷的建议，主要由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和国民政府委员会的几个成员，组成临时联席会议，选徐谦为主席，鲍罗廷为总顾问。这个法外的小团体，很快成了在武汉的主要决策集团，实际上取代了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的权力。在联席会议中，左派占优势，实际成了鲍罗廷施加影响的重要工具。[179]联席会议行使的职权，很快受到在南昌有威望集团的挑战。在南昌的集团，不但包括蒋介石，还包括中央执行委员会代主席张静江和国民政府代主席谭延闿。这是第二批从广州出发的人，于1926年12月31日抵达南昌，国民党中央党部几名部长也都一起到达南昌。

    在1927年1月份的最初几天，蒋介石在南昌北伐军总司令部召开军事会议，讨论几支日趋庞大部队的财政和改编问题，并为下一阶段的战役制订计划。蒋介石准备分两路向上海猛攻，一路沿长江而下，另一路经浙江向东北方向前进。布留赫尔反对这个战略，唐生智和有实力的总政治部主任邓演达也表示反对。双方所持的理由既是战略性的，也是政治性的。对于蒋介石及其追随者来说，胜利意味着控制富庶与工业比较发达的长江下游地区，以及未来的首都南京。对汉口集团来说，北伐进一步可能与苏联援助的冯玉祥军队会师，然后可能取得北京这个巨大的政治胜利品。会议最后采纳的战略符合蒋介石的意愿，但强调唐生智的部队应沿京汉铁路对北面进行防御。[180]

    南昌集团成立了临时中央政治会议，大部分中央委员主张，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暂时设在北伐军总司令部所在地南昌。相反，徐谦及汉口联席会议的同事要求南昌集团立即搬到武汉。两个派别，一个声称拥有临时联席会议的权力，另一个则利用临时中央政治会议的名义，都决定召开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在各自所在地方召开，以重新调整党务。蒋介石于1月11日前往武汉，去争取武汉方面的同志；但在一个星期后离开时，并未取得结果，心中甚为不满。蒋氏在武汉受到鲍罗廷的谴责。次日，蒋氏也与之针锋相对，痛斥鲍罗廷一番。自此以后，两派日益对立，而各自独立行动；虽有信使不断往来于汉口与南昌之间，试图弥合分歧。但蒋介石与鲍罗廷之间，在私人及政治两方面的裂痕越来越为扩大。事实上有理由认为，是鲍罗廷亲自煽动起这场反蒋的行动，以期削弱蒋介石的地位。[181]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在争论冲突中，支持武汉的左派。1927年1月8日的政治报告中，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强调下一个战役应沿京汉铁路北上，所有的军队都应集中在那里。中共中央的报告赞成正在出现的上海自治运动，而这一运动将在北伐军和奉鲁联军之间制造一个缓冲区（如果上海自治运动成功，至少可能推迟蒋介石占领上海的行动）。报告还赞成联席会议，虽然惋惜国民党领导集团中出现冲突，并敦促蒋介石与汪精卫和解。汪精卫已被国民党请回，重新担任其领导职务。但是在2月份，武汉的共产党员开始了反对“军事独裁”和“新军阀”运动的宣传，并开始专门对强有力支持蒋介石的张静江进行谴责。蒋介石于2月21日的讲话中进行反击，谴责武汉的联席会议是篡夺了党的权力和徐谦的独断专行。蒋氏为其个人的立场辩护，也为其支持忠于孙逸仙的老同事进行辩护，并威胁要对咄咄逼人的共产党予以抑制。2月25日，南昌集团从陈公博那里得知，武汉集团计划通过第三次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主要把党的组织系统恢复到蒋介石集大权于一身的以前状态；蒋介石是在1926年5月第二次中央执行委员会决定任命他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时才集大权于一身的。南昌集团侦知鲍罗廷的计谋后，于是南昌的临时中央政治会议于次日打电报给共产国际，要求立即召回鲍罗廷。当没有收到共产国际的答复时，据说政治会议就直接去电报给鲍罗廷，敦促其返回苏联。但鲍罗廷对此置之不理。裂缝到这个时候已经很宽了。[182]

    在其他的问题上，革命领导集团也发生了分裂。由于担心列强最后将支持孙传芳和张作霖，反帝运动应否加以限制？更难解决的问题，为了避免使强大的反革命浪潮将加强敌人，以致阻碍在国民党领导下统一全国的行动，群众运动是否应加以控制？农民运动的暴力行为和工人运动的狂热情绪，正在国民政府的地区内引起反对的浪潮。在武汉的领导人中，有人就认为劳工运动必须受到约束，因为连续不断的罢工正在破坏商业，减少了政府收入，产生了失业救济的问题。在农村，被发动起来的农民正在无情地镇压敌对势力。大地主和商人正逃往城市，在那里散布农村恐怖的消息。这些人的出逃，使农村的商业受到破坏，特别影响到米、茶以及其他农产品的交易，这就导致在国民政府辖区内的长沙、武汉和其他城市的商业萧条。1927年1月8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政治报告中，表达了这样的担心：

    在北伐军所占领的湘鄂赣等省的民众，的确是已走上革命道路，革命已深入到乡下去……群众自动枪杀劣绅土豪的事屡见不鲜……设使现时的军事失败，必不免来到极大的反动。[183]

    正在此时，毛泽东在长沙周围的几个县实地调查农民的暴动。在其后来成为经典的革命宣言的报告中，毛泽东为暴力行动和农民夺取地方权力而高兴；强烈要求，如果穷人理应推翻多少世纪以来的压迫者，革命的同志就必须赞成这个绝对必要的暴力时期。按照毛泽东的阐述，农民的暴力行动完全是自发的。[184]

    但是共产党的领袖们渐渐感到极度的不安。1月26日，中共中央委员会政治报告分析了列强和中国各派政治势力，对共产党在革命中的作用的态度和看法，以下的引文十分重要。

    国民党右翼正变得日益强大……当前国民党内部有一个极为明显的反对苏联、反对共产党和反对工农运动的趋势。

    向右转的动向，首先是由于蒋介石和张静江认为国内只应存在一个党，一切阶级应该合作，阶级斗争应予禁止，不需要共产党……

    第二个原因，是他们认为国民革命将很快成功，不久将出现一次阶级革命的运动。当前最大的敌人不是帝国主义和军阀主义，而是共产党……因此，一个巨大的反共浪潮已经在国民党内部发展起来……

    当前需要我们迫切考虑的重要问题，是外国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右翼及国民党所谓温和分子的结合，造成了内外反对苏联、共产主义和工农运动的形势。这是极为危险的，而且是极为可能的。[185]

    共产党领导提出什么对策与这种危险斗争呢？首先，中共应消除对国民党的种种恐惧；这些恐惧是基于以下的意见：接近群众的共产党反对国民政府，不久将有一次共产主义革命。为了消除恐惧，中共应敦促群众向政府提供财政和军事支持；同时通过宣传，解释国民革命的胜利仍很遥远，批判资产阶级及其意识形态，并且警告国民党不要与资产阶级联合起来反对“真正的革命者”，即不要反对工人和农民。在外交政策方面，中共应集中力量进行反英运动，延缓把反帝运动扩大到日、法、美三国，以孤立英国。中共报告很有信心地提出，“这些政策如果得到确切的执行，必将导致完全的胜利，也将阻止外国列强对中国的联合进攻，并消除了国民党对共产党的恐惧”[186]。

    然而，还是出现了一系列的事件，在城市和农村中出现了层出不穷的对立行动（罢工、工商业倒闭、夺取土地和暗杀），各种各样的宣传、地方主义情绪不断蔓延；最后是中国几个主要权力中心，以及莫斯科、伦敦、东京、巴黎和华盛顿作出的决定————正无情地导致革命运动内部的正面冲突。

    革命者之间日益扩大的分裂

    1927年的2月份和3月初，武汉集团与蒋介石及其支持者之间的裂隙，已成为非常明显的事情，两者终于分道扬镳了。激进的左派更坚定地立足于武汉，并试图抑制蒋介石的权力；而蒋总司令在其势力范围内镇压共产党，派军队去攻取长江下游，并寻求新的中外势力的支持。

    国民党左派领导人、湖北共产党领导人和苏联顾问已经在一起工作了数月，建立了以唐生智为中心的反蒋军事联盟。3月5日，一份在汉口俄文写的秘密报告，报道了反蒋的军事阵容。其中提到第三军（朱培德）、第四军（张发奎，当时为代理军长）、第七军（李宗仁）、第八军（唐生智）、第十一军（从第四军第十师改编，陈铭枢）以及其几支战斗力较弱的部队，但是该报告警告说，倒蒋的内部斗争从来没有完全成功。[187]写报告的苏联人错误地估计武汉卫戍司令陈铭枢的观点。陈铭枢此时已被派到南昌，去劝说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委员到武汉，参加有争议的全会。陈将军于3月6日从南昌回到汉口，当天晚上即迫使其放弃指挥权而离去[188]；该军转归左派张发奎指挥。

    此时在南昌，布留赫尔将军及在蒋介石司令部的苏联参谋们，虽然反对立即向东突破，但仍制定了攻占长江下游地区的战役计划。布留赫尔主张向河南推进，去对付奉军，与冯玉祥所部会师，然后沿陇海线向东推进。根据切列帕诺夫的说法（他的著作，部分根据苏联的档案），鲍罗廷主张的战役计划，正与蒋介石相反。按照布留赫尔的计划，在向长江下游进军之前，应该沿京汉线北上，向郑州和洛阳挺进，为的是与冯玉祥部会师，冯玉祥所部此时集中在陕西一河南的边境。[189]双方都在与冯玉祥的代表谈判。事实上在1927年的头几个月，双方都在与几方面的指挥官谈判，以铺平胜利的道路————其中有安徽的陈调元将军和王普将军，河南的靳云鹗将军和魏益三将军，江苏的孟昭月将军，上海的杨树庄海军司令和华庶澄将军。

    蒋介石与军阀中最强大的张作霖之间，根据12月7日一次会上与鲍罗廷及国民党一些领导人作出的决定，消灭孙传芳和联合张作霖，与其进行间接谈判。[190]如果要消灭孙传芳，重要的一步是劝说张作霖不要对其给予支持。但孙传芳已经与张作霖及其部将张宗昌结盟；张宗昌率直鲁联军南下，支持————或代替孙传芳。蒋介石通过中间关系与张作霖的谈判，一直持续到3月份，并打算推迟与奉军作战。蒋介石可能指望腾出更多的力量来对付武汉的对手。张作霖作出了保持中立和划定势力范围的承诺；其中显然还包括蒋介石与中共决裂，并对其实行镇压。

    在2月和3月份，一些共产党作者抗议蒋介石与张作霖和日本谈判的“罪行”。[191]有大量证据证明，为了有助于与张作霖的谈判，以及预期对上海的强攻，蒋介石正在谋求与日本达成谅解。通过各种方式，蒋介石试图使日本以及其他列强相信，不用担心北伐军攻占上海的后果。[192]对于国民党阵营中的分裂日益加剧，日本政府渐渐相信其有可能同蒋介石达成谅解。[193]

    蒋介石进行攻夺上海的战役，需要用钱，所以对武汉政策抱怨的原因之一，就是不提供经费。蒋介石是宁波人[194]，曾长期住在拥有巨大宁波帮————在工商界和下层社会都有很大的势力的上海，又在上海有许多各方面的有利关系。1926年下半年，上海华人商会会长虞洽卿到南昌访问蒋介石，并称上海工商界领袖愿慨然以资金相助，共襄蒋氏率军攻占上海。据说另两位到南昌的来访者，是上海黑社会巨头和法租界巡捕首领黄金荣，以及与蒋介石结拜异姓兄弟的黄郭，在上海充当筹措资金的中间人。黄郭交给中国银行副总裁张嘉璈一封蒋介石的密函，要求中国银行增加财政援助。张嘉璈在1927年1月拨给蒋氏数十万元。蒋介石派军需局局长俞飞鹏前往上海安排贷款事宜。俞飞鹏又从中国银行提取了100万元；据推测，又用类似办法在别处得到更多的钱。美籍犹太人乔治·索克思可能劝说英美烟草公司预支200万美元（以未来的印花税担保）汇入中国银行，以资助何应钦的第一军。[195]

    行动和反行动

    当薛岳的第七军第一师于1927年2月18日占领杭州时，蒋介石攻占上海的计划向前迈进了一步。蒋介石从江西东部向浙江省城的猛攻，得到第二师的援助，也得到上年12月倒向北伐军的周凤岐将军率领的第二十六军的支援。何应钦任东路军总指挥，白崇禧任东路军前敌总指挥。[196]东路军攻占杭州（乘火车到上海，距离为130公里）后，谨慎地向距上海约47英里要冲的嘉兴推进，双方都在准备一场不可避免的上海争夺战。孙传芳总司令[197]与南京的新盟友张宗昌总司令[198]商量后，把上海的防务移交给直鲁联军。在过渡时期，孙传芳的部将李宝璋将军仍担任淞沪警备司令。在此期间，上海市内的共产党领导人在争取群众的支持下，发动了反孙传芳总司令的第二次上海武装起义。起义从2月19日持续到24日，使上海市陷于一片混乱之中。[199]

    起义显然具有两个目的：扰乱孙传芳的后方以支援北伐军的进军；在国民革命军到达之前，争取尽可能多的控制一些城市，使之成为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掌握的工具。起义是在总工会的恐吓小组的威胁下，又杀了几个反对罢工的中国工头及其他的人，才强制进行的。[200]李宝璋无情地镇压起义，派大刀队到上海大街上去斩杀宣传煽动的人————其中有很多是学生。可是，起义导致数十万工人（报道的几种数字大不相同）进行政治性斗争，显示出上海共产党人的力量。不过，这样的结果，也会更坚定上海工商界和国民党反动派反共的决心，也会加强英国政府防止另一次“汉口事件”的决心。法国、日本和美国已做好保护其侨民的准备。这样，蒋介石在寻找新盟友时，起义很可能给予其创造条件；同时也加剧了共产党中央委员会1月26日政治报告所预见的危险，即外国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右派以及国民党内的温和分子结成联盟，反对苏联，反对共产主义和工农运动。

    1927年3月10日，拖延已久而又争论激烈的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三次会议，在汉口召开。出席会议的33人中，没有蒋介石；蒋氏留在南昌准备向长江下游进军的计划。除了三人外，与会者都可确认是国民党左派（在当时），或是国民党内的共产党员。[201]会议共开了一个星期，通过一系列“恢复党的权力”的决议，对党的领导层和政府的各个委员会进行改组；选出蒋介石的政敌汪精卫为国民党领导，而此时汪氏正在由莫斯科返国途中。蒋介石虽在一些委员会与其他人处于平等地位，但却排除其在党的主要决策机构政治委员会主席团之外。全会重新设立军事委员会[202]；该委员会在北伐开始时被撤销，为的是便于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的工作。蒋介石虽被选为军事委员会七人主席团[203]成员之一，汪精卫在名单中列名第一；其他有唐生智、邓演达和徐谦三人，也都是蒋介石的对头。汪精卫代替蒋介石，被选为党的重要部门的组织部长；在汪精卫回国以前，该部的邻导工作由国民党内的共产党员吴玉章代理。

    对蒋介石及其集团另一个打击，是宣布广东和广西两省党部和广州市党部选举无效的决议；而该三地党部的改组，是在张静江和陈果夫[204]指导下进行的。另一项关于统一对外关系问题的决议，禁止不负责外交工作的任何党员或政府官员————尤其是军官，不得直接或间接与帝国主义国家接触（除非奉命），否则将被开除出国民党。这项决议是针对蒋介石的，因为蒋氏不久将率部不可避免地在上海与外国势力接触[205]其他的决议。决议号召国民党和共产党之间更多地进行合作，决定停止在国民刊物上批评另一党；恢复成立一个有共产国际代表参加的联合委员会，以解决两党的矛盾和冲突。决议请共产党指派党员参加国民政府和省政府；敦促加强对群众运动的指导，特别是对农民、工人运动的联合指导。最后，决议派一个三人代表团去共产国际，商谈关于中国革命及其与世界革命关系的问题。[206]

    正当汉口准备实施这些决定以削弱蒋介石的权力时，蒋介石集团在江西采取了反对共产党员和左派的行动。3月11日，蒋介石的一个部下处决了赣州（江西省南部的一个主要城市）总工会的共产党员领导人陈赞贤[207]，并解散了工会。3月16日，正当蒋介石准备发动向长江下游攻势时，下令解散支持武汉集团的国民党南昌市党部，并由其部下将南昌市党部加以改组。蒋介石数日后抵九江时，其部下用武力镇压共产党领导的九江总工会和国民党九江市党部。3月19日，蒋介石来到安徽省城安庆；安徽省是由于陈调元和王普归附北伐军倒向国民政府的。3月23日，在五个匆忙组成的反共省协会（其中之一取名省总工会）和共产党员之间进行了斗争。最后导致共产党员的离去。[208]这些都是不祥之兆。

    夺取南京和上海

    蒋介石攻取长江下游的几座重要城市的计划，是沿江两条路线实行猛攻。一路沿长江两岸而下：江右岸的军队由程潜统率，目标是南京；江左岸，即江北岸的军队由李宗仁统率[209]，目标是切断敌方南北联系的生命线津浦铁路。另一路是指向上海。上海位于杭州、南京三角地区的东端，其西南角为杭州，西北角为南京，大运河和太湖构成了大三角的底线。3月中旬，已经攻取杭州的东路军，在前敌总指挥白崇禧的率领下，在距上海不远处进入阵地。同时，东路军总司令何应钦率部沿太湖东西两侧向北推进，以切断沪宁铁路，这是孙传芳残部和毕庶澄指挥的鲁军的主要退路。驻上海中国舰队的杨树庄海军总司令，早已通过其在上海的主要代表钮永建与北伐军进行谈判。3月14日，杨树庄宣布海军舰队归附国民政府；在此以前，杨树庄已派三艘舰只溯江直抵九江，供蒋介石使用。3月下旬，因北伐军的进攻以及铁路工人的罢工和铁路遭受破坏，张宗昌在前线的部队必须朝南京方面撤退，否则即面临被包围的危险。

    3月18日，东路军一次进攻，突破了松江防线，北军[210]撤入上海，但没有进入租界。租界由一支多国部队在各路口严密设防保护。毕庶澄进行归附北伐军的谈判，把作战计划交给了钮永建[211]，然后乘日本船逃到青岛，再由青岛前往济南，在济南被捕处决。

    3月21日是星期日，当白崇禧率部逼近上海南郊时，上海总工会发动了“第三次武装起义”。现在工人纠察队约有3000人，由黄埔军校的学生担任训练，部分人配有长枪或短枪。有几个游击小组已渗入市区，恐吓小组————西方报道称之为“黑衣枪手”又在活动。起义在中午开始，工人纠察队和枪手袭击街头的警察，占领了华界的警察署，还抢去了武器。与此同时，数千名工人举行了总罢工（有的地方有时是强制举行的）。当时的气氛是庆祝和欢迎国民革命军，满市挂满了国民党的旗帜。经过一整天的混乱之后，共产党组织的地下力量，在群众支持下，除了租界外，似乎已解放了上海，尽管还不清楚国民党代表在多大程度上参与了起义。约有4000或5000名北军仍集结在沪宁铁路北站附近的闸北。根据当时的报道，发生了多起抢劫、纵火和杀人事件，部分是北军所为；另一些则是占领某一地区的小股武装分子所为。在这些非正规的武装人员中，有的可能既不属于国民党，也不属于共产党。但是，起义表现出一些共产党领导人明显的意图，即控制除了租界以外的地区，为组织临时政府做准备。领导上海起义的人中，有周恩来、赵世炎、罗亦农和汪寿华。

    3月22日，白崇禧将军率部两万余人进入上海，并在市区南部兵工厂设立司令部。白将军部下的薛岳将军，指挥战斗力颇强的第一师，肃清了北军的残部，其中大部分人是在租界里被俘的。白将军发布维持社会秩序的命令，下令所有非正规的武装人员立即编入北伐军中，或交出武器后予以解散；并向外国当局保证，绝不允许使用武力接管外国租界。白崇禧下令，限3月24日停止总罢工。在23日至26日的四天内，北伐军在几个游击中心发动了一系列的攻击，围捕了20多名自封的司令（其中有一名共产党的领导人）和许多“黑衣枪手”，据说其中大部分人都被处决。几支武装良好的工人纠察大队仍留在三个中心，把控制范围扩大到黄浦江对岸的浦东。[212]

    地图17　长江下游地区

    北军于3月23日撤离南京，当日晚，程潜将军指挥的江右军随即进入南京城。24日清晨，江右军士兵有组织地抢劫了英、美、日三国领事馆，打伤了英国领事；并袭击和抢劫全城的外国侨民，杀死两名英国人、一名美国人、一名法国人、一名意大利神甫和一名日本海军陆战队的士兵。当日下午3时30分，两艘美国驱逐舰和一艘英国巡洋舰，向美孚煤油公司的住宅区周围，发射了一阵组成屏障性的炮弹，以掩护约50名外国人（大部分为美国人和英国人）逃离。根据中国人单独的调查，向这片人口稀少的地区炮击，共杀死4名、6名或15名中国平民和24名军人[213]；更公布了中国和俄国的报告，断言数千名中国人被杀。炮击很快抑制了对外国人的进一步的袭击。下午进城的程潜将军，对部队重申纪律。25日，所有希望离开南京的外国人都可以妥善安排撤退，虽然外国财产又被抢掠和焚烧了几天。[214]

    除了穿北伐军军服的士兵真正参加外，究竟谁对南京事件负有实际责任，对此迄今仍无定论。3月25日，程潜发表公开声明中称：“抢劫侨民财产，焚烧房屋的，是南京城内的反革命分子……从事煽动的敌对势力和一些地痞流氓，他们甚至造成一些伤亡事件。”同日，第六军第十七师师长杨杰告诉日本领事森冈正平，士兵是受到南京共产党员的煽动。各领事向其政府报告说，暴力行动是由第二、第六和第四十这3个军的共产党员党代表和下级军官、共产党南京地方委员会的党员计划的。北伐军将领给武汉的报告中，把袭击归咎于北军和穿北伐军服的流氓。但是西方在华外交官及其本国外交部，很快就接受了日本领事的说法————共产党的煽动。[215]这个解释，后来也为国民党中的蒋介石集团所接受。

    南京事件是北伐期间唯一的事件；以前外国侨民从未遇到过如此广泛的袭击，并遭受如此严重的生命财产的损失。这次事件给上海的外国租界引起了恐慌，英国、美国、日本、法国和意大利在北京的公使就是否报复问题，在其内部和与各国政府进行磋商，就有关报复的一系列要求取得一致意见；但即使在国民政府尚未道歉和惩处有罪者之前，各国政府并不同意给予制裁。日本政府在外务相币原喜重郎的影响下，试图抑制英国和其他列强，使之不要采取好战的态度，同时也希望蒋介石和其他国民党温和派领袖，“解决目前的争端，并最终稳定整个南方的局势”；总之，鼓励蒋介石去反对其党内的激进分子。日本驻上海总领事矢田七太郎通过蒋介石的亲密同事黄郭，把这意见转达给蒋氏。但是，英国对国民政府的态度日趋强硬，此时已经具备进行各种惩罚的实力，不过美国政府却不同意参加制裁。结果持久的国际间争论后，各国没有采取直接的制裁行动；而国民党内部权力斗争的发展，使这些想法也变成多余的了。[216]

    武汉政府在开始时，对南京事件很不了解。外交部长陈友仁从英国驻汉口代表台克满处获悉事件的详情，并得到美国和日本领事的证实。直到4月1日，中央政治委员会才得到南京事件的大量报告，了解到外国首都反应的一些迹象，于是认真考虑如何应付这个局面。看来英国和美国准备进行干涉，而日本的政策仍不明朗。鲍罗廷直率地指出，“如果帝国主义者真的帮助反革命，这能导致革命的毁灭”。鲍罗廷的建议是人们很熟悉的，就是分化英国和日本。通过日本解除日本人对革命的恐惧，保证在华的日本人，特别是在汉口的日本人的安全（根据陈友仁的说法，日本侨民怕汉口的日租界被中国收回），这是武汉政府能够做到的。武汉方面每天对外国进行宣传，特别是对日本和英国民众发出道义呼吁，希望其能起来反对干涉；宣传的内容是责备帝国主义应对南京事件负责。武汉方面同时明确所有的群众组织，特别是向武装同志解释，在华外国人应受到保护的政策是政治委员会通过的方案。[217]

    事态的发展，很快使政治委员会向日本保证汉口日租界的安全化为泡影。4月3日，一名日本水兵和一名人力车夫发生斗殴，导致人力车夫被杀害。于是愤怒的群众打死了两个日本人（根据中国人记载，共抓获了10个日本人）。在这一触即发的危急局势中，日本的海军陆战队在汉口登陆，用机枪向群众扫射，射杀中国人9人，伤8人。日本租界当局撤走了大部分妇女儿童，关闭并派兵把守日租界的边界道口，同时派来更多的舰只驶来汉口。为了与政策保持一致，武汉政府试图尽量缩小事件的严重性，同时要中国人冷静下来，下令严格禁止对日报复。[218]武汉政府的命令，是武汉领导集团为了控制革命事态的迅速发展，所作出的重要努力之一。

    控制上海的斗争

    蒋介石在3月26日星期六下午来到上海。在争夺上海控制的斗争中，这个斗争只是争夺国民革命权力的一个方面；各派力量立即开始重新组合。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一边，是拥有武装工人纠察队的总工会，几个学生、妇女、新闻工作者和小商小贩的“群众组织”，以及当地的共产党员；苏联对之提供建议和一些物质援助。国民党的一边，有上海及周围几支北伐军的指挥官（也许薛岳除外）；国民党“老资格的右派”成员，早把上海当成其营垒，并与工商界的巨头有良好的关系，而这些巨头有各自的理由反对好斗的劳工运动。最后是上海下层社会的帮会领袖，总工会在与这些帮会领袖争夺对上海工人的领导权。公共租界和法租界的外国当局和巡捕倾向于一方（维持法律、秩序和使特权继续下去的一方），支持这些势力的，大部分是外国领事。作为领事们的后盾，是一支约有40艘军舰和1.6万名士兵的兵力。这显然是一场力量不平衡的斗争，但双方各花了三个多星期时间准备。

    左派试图发动上海的群众来取得支持。星期日，总工会在闸北湖州会馆设新办事处，汪寿华主持了一次集会。在会上，许多组织的代表通过了几项决议，要求归还租界，保证支持国民政府和上海临时政府，强烈要求薛岳的一师兵留在上海（谣传薛岳这一师兵即将调走）。在浦东，一批工人被指控为反革命，据报道，已被总工会下令处死。这天下午，在距法租界不远的西门召开盛大的集会上，发言者发表了措辞激烈的演说，要求立刻占领租界，否则即举行总罢工。国民革命军阻止了会后的游行队伍进入法租界。美国总领事报告说，局势非常紧张，甚至怀疑蒋介石是否有控制这种局势的意志和能力。[219]

    蒋介石将军试图缓和紧张的局势，想以此使对手能平静下来。在同一天，即3月27日的晚上，蒋介石会见了几名美国记者，表示其对各国的友好态度；认为外国人准备保卫租界的行动，是“惊慌失措”的表现；也否认国民党内有任何的分裂。蒋氏并且认为不管共产党员的政治信仰如何，但其作为革命运动的参加者是无可否认的。蒋介石把南京事件归咎于穿北伐军军服的北军部队。在3月31日的另一次对外国记者的会见中，蒋介石抗议外国兵舰对南京的炮击，认为这引起强烈的排外情绪，呼吁不要把这个事件扩大。蒋介石并要求上海的租界当局采取措施，以缓和中国民众和外国侨民之间的紧张关系；声称已发布命令，禁止暴民使用暴力或任何其他行动损害外国侨民的生命财产安全。蒋介石要求外国当局结束戒严令，撤走外国的军队和军舰，由国民革命军来保护外国租界。总工会已在前一日发表宣言，驳斥北伐军和劳动阶级已经分裂的谣言，宣布外国租界将被工人纠察队攻击的说法是不实之词。[220]

    蒋介石受到几个方面的催促，要求镇压上海好斗的劳工运动和约束共产党员；但这需要时间。虞洽卿和一家日本大航运公司的买办王一亭及伍朝枢等巨头，组成了一个商业联合会，在3月29日派代表去见蒋介石，强调立刻恢复市内和平秩序的重要性，并为蒋氏提供支持。[221]日本总领事矢田在蒋介石到沪后不久，数次会见蒋氏的结义兄弟黄郭，敦促蒋将军镇压捣乱分子，对南京事件进行赔偿的善后事宜。《北华捷报》的评论指出，如果蒋将军“要拯救其同胞免于赤祸，就必须迅速无情的行动”[222]。

    在国民党内，以吴稚晖为首的一批元老也逼蒋介石清党。这些元老，都是国民党1926年1月在广州召开的二大选出的中央监察委员会的委员。[223]3月28日，12名常务委员中的5人举行非正式会议，通过了吴稚晖提出的从国民党中清除共产党员的决议。这一行动后来被称之“护党救国运动”。其他与会者，为中国知识分子“老前辈”蔡元培，孙逸仙和蒋介石的富有庇护人张静江，辛亥革命的老战士和孙逸仙的财政负责人古应芬，归国的留法学生领袖李石曾。4月2日，这5位监察委员再次会见蒋介石的亲信、国民党组织部副部长陈果夫，中央监察委员会的两名候补监察委员黄绍竑和李宗仁也在场。李、黄二人是广西集团的领袖，黄绍竑是应蒋介石电召来上海的。这次会议，列出在国民党内担任重要职务的197名共产党员或亲共分子名单，并将名单提交中央监察委员会，对其实行监控。[224]

    蒋介石邀约国民革命军的主要将领前来上海交换意见，其中有南京来的程潜、贺耀组和何应钦，江左军的李宗仁，广西的黄绍竑，广东的李济深，以及已在上海的白崇禧。其他的人，是被赶出武汉的陈铭枢，安徽的柏文蔚和王普，浙江的周凤岐————这些人都是反共的。

    汪精卫在巴黎“休假”后经莫斯科返国，于4月1日到达上海，受到盛大的欢迎。也许只有汪精卫才有足够资望来弥合党内日趋明显的分裂。在以后数天中，汪精卫与武汉派来的宋子文，监察委员会派的吴稚晖、蔡元培、李石曾，与汪氏的旧同僚胡汉民，以及中共的总书记陈独秀等，进行头绪纷乱的会谈。4月3日，蒋介石向国民革命军全体将领发出通电，以奉承的字眼宣布汪精卫归国，并称从即刻起，全部军事、政务、财政和外交事务悉由汪主席决断，其本人仅指挥若干军队，且愿意亦如其他将领一样服从于汪主席。蒋氏并称只有这样，才能真正确立党的权威，以便完成国民革命和加快实现三民主义。在私下里，蒋介石强烈敦促汪精卫驱逐鲍罗廷，清除党内的共产主义分子，并警告汪精卫切不可去武汉，否则其必将成为共产党的人质。其他的人也请求汪精卫参加清党。但汪精卫主张此等大事，必须召开中央执行委员会来决定，并要求各同志不得擅自行动。[225]

    汪精卫与陈独秀讨论的结果，4月5日上午的上海报纸上发表了两人联合声明。声明首先强调革命阵营内部继续团结的必要性，认为共产党不论有过什么过错，但从来没有主张推翻友党的国民党；中国即使在将来，也不可能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现在需要的是一切被压迫阶级用来对抗反革命的民主专政。声明提倡两党党员之间的合作精神，并用领袖孙逸仙的联共政策提醒国民党党员。声明试图平息当时在上海流传的两种“谣言”————共产党准备组织工人政府，冲入外国租界，搅乱北伐军和推翻国民政府；国民党的领袖们正计划从党内驱逐出共产党员，镇压工会及工人纠察队。其实，这纯属谣言，两党都没有这类意图。声明最后告诫所有的同志要除去怀疑，制止谣言，为革命利益和为两党利益而互相尊重，互相善意地进行协商。[226]

    同一天上午，汪精卫出席有更多党内元老和国民革命军将领参加的会议，会议的情绪激昂，争吵得空前激烈。当日傍晚，汪精卫偷偷登上一艘轮船前往汉口。汪精卫在留给张静江（张人杰）和蒋介石的信中说，其前往武汉，是安排4月15日在南京举行的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以解决国民党内的争端。[227]武汉政府通过中国报刊和大约程潜4月6日的个人报告，才充分了解到上海几次会议的情况。程潜在上海与蒋介石商谈，又会见了吴稚晖和李石曾，然后把军队留在南京，自己前往武汉。[228]武汉政府对蒋介石及其同谋者已无任何约束能力。同时，武汉政府也因自身的问题被困扰得焦头烂额。

    革命者内部日趋激烈的暴力行为

    在4月12日前两个星期，许多城市爆发了激进派和反激进派的较量，表明革命阵营内部出现的冲突正在激化。这些派别的斗争不仅是为了权力的角逐，在冲突背后还隐藏着对革命意义的重大分歧。在现阶段，国民革命的目标是消灭军阀和清除帝国主义的特权，重新统一中国呢，还是一场解放劳苦大众的阶级革命？在农村，佃农发动起来是为了夺取土地，还是实行减租减息？在城市，工人阶级是否不但要资本家提高工资和改善工作条件，还要通过工会对企业进行控制？群众通过谋杀的暴力行为，是不是把下层阶级从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束缚中解放出来的唯一办法？总之，随着国民革命的进展，社会革命应当进行到什么程度？民族主义使革命阵营团结，而社会革命却使革命阵营分裂。

    对于这些问题，社会各阶层的领袖，从激进到保守，都各持有不同的强烈信念。这种信念上的不同，遂导致国民党地方党部和政府委员会的权力之争，各党派竞相向下级军官和士兵灌输自己的主张。在革命者————人人都认为自己是革命者————中间，存在着对立的青年、工人、农民、商人和小业主的组织。有的受共产党的强烈影响，有的或为其所控制；而其他的一些则是反对共产党的。在劳工运动中，非共产党的工会组织者与一向视工人运动为其独占领域的共产党活动家之间的对立，可以追溯到六年以前。

    城市中爆发的冲突，都循着一种固定的模式。首先是激进分子通过宣传或街头讲演，来动员群众参加爱国集会和游行（行动时，分发传单和口号，其中有一些是谴责保守的国民党领导人），来赢得社会的支持。受共产党控制的总工会的武装工人，即工人纠察队，保护激进分子的设施，并迫使工人罢工。反激进的行动也循着一个统一的模式，例如许多城市都出现相同的标语，“拥护蒋总司令”，“驱逐鲍罗廷”。在有些地方，随着冲突的激烈化，军事长官会下令逮捕共产党嫌疑分子，封闭其所控制的组织。有几次，忠于蒋介石的黄埔军校学生也卷了进去。在军队的援助下，一个对立的劳工组织会进攻总工会的地方办事处，并解散其纠察队的武装。4月12日，对上海工人纠察队的毁灭性打击，不是一次突然的袭击。

    在浙江省城杭州从2月18日被攻占之后，冲突的一方是国民党左派的党部、工会和学生会；另一方是反共的工会联合会、黄埔同学会和东路军后卫队。国民党浙江省党部中，一名很有影响的共产党员宣中华，试图逮捕工会联合会领导人，解散联合会，但受到公安局长和后卫部队司令的抵制。3月30日，在工会联合会游行的职员和工人与总工会的武装纠察之间发生流血冲突以后，后卫部队司令官禁止总工会在次日举行集会和游行，违者将武力镇压。当学生和工人在工人纠察队率领下以各种方式游行时，士兵向游行队伍开枪，包围了国民党左派党部，并纵火焚烧，解除了工人纠察队的武装。暴乱者捣毁了总工会总部。[229]

    同在3月31日那天，远在西部的四川省重庆出现了捣毁总工会和其他的左派组织，以及处决许多共产党嫌疑分子的事。重庆的国民党左派和右派之间的冲突，可以追溯到1925年。主要右派领导人之一为石青阳，他是老资格的国民党员，也是1925年反对国共合作的西山会议的主要成员。在1926年的大部分时间里，四川有两个省党部、两个总工会和其他的对立组织。左派领导人中的两名共产党员，是老资格的革命家吴玉章和后来闻名于世的刘伯承。1926年11月，控制重庆的四川将领刘湘突然倒向左派，下令驱散右派组织[230]。这事发生在北伐第一阶段的高潮期，当时国民党左派正呈上升趋势。可能在1927年初，蒋介石和南昌的中央政治会议命令反共的向传义[231]和吕超回到四川，去敦促刘湘和重庆戒严司令王陵基采取反对共产党行动。2月，吕超带领一队黄埔军校学生到刘湘军中工作。其他的反共集团也在组织之中，而且大部分军事将领都表现出敌视激进分子的情绪。为了加强自己这一方的力量，国民党左派计划在3月31日举行一次大集会，表面上是为了一星期前炮击南京事件反对英美帝国主义，但也是为了激起反对蒋介石的情绪。戒严司令王陵基得到刘湘将军同意后，派兵包围了会场，逮捕了共产党嫌疑分子，搜查了吴玉章办过的两所学校，查封了省城和大城市以及县的国民党党部、省农会办事处、总工会和《四川日报》。[232]根据作者掌握的材料，这些单位都为共产党所控制。[233]当工人纠察队抵抗军队的逮捕时，出现了严重的流血事件。6名重要的地方共产党员牺牲。根据另一名共产党员给武汉政府的报告称，有400多人被枪杀，纠察队全部被击溃。从此清党遍及四川全省。[234]

    4月2日在南昌，轮到左派去推翻其对手了。江西是国民党两派竞争的场所。北伐军占领江西后，许多共产党员在此地进行活动。蒋介石把总司令部设在南昌后，中共党员的活动受到了抑制。国民党江西省党部执行委员会以及省政府委员会，主要由“清一色”的国民党员所组成，由有威信的老资格革命家李烈钧任江西省政府主席[235]，但南昌的国民党党部却为左派所控制。当蒋介石1927年3月离开南昌时，李烈钧解散南昌国民党党部；但随着李氏也离开了江西，武汉政府遂得以加强在江西的影响。3月26日，武汉的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指定一个8人委员会，来改组省党部执行委员会和省政府委员会。8人中有6人是双重党籍身份。3月30日，中央执行委员会任命第三军军长朱培德为江西省政府主席，争取其对左派的支持。为了执行武汉的决定，左派动员其在学生和劳工中的支持者，在4月2日发动了突然袭击。在这次事件中，朱培德部下的南昌警备司令王俊显然给予了配合，或者保持中立。后来成为著名的共产党将军的朱德，当时负责军官教导团和主持南昌军校[236]，支持这场突然袭击。在省政府任职的一批国民党员，约有20人被处死。李烈钧离去后，朱培德担任了其渴望的江西政府主席，并恢复了秩序。在收到蒋介石一封严厉的电报后，朱培德保护了被捕的国民党官员，但还是有数人被人民法庭判处了死刑。

    在福州，左、右两派力量的比较似乎比较平均，事态的发展也呈现略为不同的形式。国民党内的两名共产党员马式材和李培桐控制省党部，并派员到各县去组织分党部和建立一个政治讲习所；其中的一批教员是共产党员，通过党部成立通常的青年、妇女、农民和工人的组织。在另一方，“纯粹的”国民党活动家成立了青年、妇女和工人的反共组织，甚至成立反共的总工会和省农民协会。此外，当时仍在福州的何应钦，不准共产党控制的工会组织纠察队，也不准成立农民自卫队。在3月份，双方试图在示威行动中集结各自的力量，并出现了双方的街头冲突，但冲突被警备司令压制了下去。3月19日，黄埔同学会福州分会成立，从而加强了反共一方的力量。4月4日，保守派力量在一次“拥蒋护党”的集会上，集结了保守分子，通过拥护蒋总司令为革命领袖，驱逐鲍罗廷，处分徐谦、邓演达和谭平山的决议。作出这类决议的指示，只可能来自上海。集会还决定惩罚“破坏党的工作”的地方共产党党员和左派分子，包括马式材和李培桐。美国驻福州的领事报告说，“实际上等于反共产党的政变，包括完全改变省的行政机构……据说是直接奉蒋介石之命行事的”。4月7日，一个更为保守的国民党领导集团正式组成新的省党部。同一天，马式材和其他几个人逃离福州，失败的一方约有10人“先后落网而被处死”[237]。

    4月6日，北京外交使团准许京师警察厅对苏联使馆的一处建筑物进行突然搜查。外交使团颁发搜查证的理由，是怀疑中国共产党正在利用中东铁路和远东银行在使馆界的办事处，策划在北京举行暴动。在搜查中，警察逮捕了22名苏联人和36名躲藏在内的国民党党员。其中包括中国共产党缔造者和主要理论家之一的李大钊。国民党北京执行部的9名执行委员中，有6人被抓。警察发现了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的文件、共产党党旗、印章和一些武器弹药。此外，警察看到苏联使馆武官处的苏联人正在烧文件时，扑灭了火势，搬走了7卡车文件。[238]这次搜查的直接后果，是破坏了国民党和共产党在北方的活动，还可能破坏了苏联军事顾问与北京苏联武官处的联系。4月7日，天津法租界当局搜查了租界内的苏联机构。在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命巡捕包围苏联领事馆，禁止人们接近。这样，西方列强确实削弱了苏联对中国革命的援助。经过京师高等审判厅审判，李大钊及其他19名在搜查中被捕的中国人，于4月25日被处死；其他10人被判处徒刑。在被处死的19人中，有数人是北京共产党组织怀疑的国民党党员。

    在上海，许多迹象预示，蒋介石及其支持者，最后必与武汉政府和中国共产党决裂。据报道，蒋介石的两名亲信杨虎和陈群，是与杜月笙的中间联系人；而这位杜大亨则是长江下游最有实力的下层社会的帮会领袖之一。杨虎、陈群劝说杜月笙领导这次反共行动。杜月笙为此成立中华共进会；4月3日，公共租界捕房已得知青帮领袖募集数百名武装亡命之徒，将住进法租界；蒋介石已给予其首领60万元巨款。4月7日，公共租界捕房得知，这些亡命之徒目的是攻打总工会总部。[239]杜月笙与上海总工会的共产党领导人汪寿华相认。确切地说，杜月笙的共进会和汪寿华的总工会之争，是争夺对上海工人某些部门控制的冤家对头。

    在4月份的头三天，第一军第二师师长刘峙将军奉蒋介石和白崇禧之命，派兵攻打一支纠察分队的武装游击队，击毙了数十人，逮捕了其余的人押至龙华受审。刘峙的副官在4月4日告诉《字林西报》记者，“将近一个师”的非正规部队已被解除武装；因为总工会的工人纠察队未干预军务，“队员没有被解除武装”。但是如果纠察队有任何破坏安定的行动，“也将被镇压和解除武装”。4月5日，蒋介石颁布戒严令，命令解除所有未编入国民革命军而携带武器的人员。次日，白崇禧封闭了武汉中央在上海设立的总政治部办事处，并命令检查汉口发来的电报和信件；8日，对设在毗邻法租界南市的总工会总部进行搜查，19名共产党嫌疑分子被捕。[240]同时，蒋介石把第一师和第二师调往南京[241]，在那里还有其要做的事。

    蒋介石所以要把军队调往南京的目的，是要控制与其盟友准备在南京成立的政府。为此，蒋介石必须保卫南京免受北军的来犯，同时也为消减内部的颠覆分子。蒋介石命令第二军和第六军渡江北上，去迎战敌军，并派第一军的两个师来加强南京的城防。这两个师的大部分军官是原黄埔军校的教官和学生，是能够服从其命令的。[242]

    在南京城内，一场复杂的斗争正在进行。第二军和第六军的两个政治部，分别是由双重党籍的党员李富春和林祖涵领导。李富春是留法的年轻归国留学生，属于激进派。林祖涵是参加同盟会的老资格革命家，又是重要的国民党领导和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在3月24日北伐军攻下南京后，在这两个军政治部的领导下，开始成立总工会和其他群众组织的正常活动。在第六军攻下南京时，林祖涵不在军中，在3月底才来军中停留数日，为武汉一方争取支持。4月1日，国民党江苏省党部才从上海搬到南京。江苏省党部是一个左派集团，其中据说是中共党员的张曙时和侯绍裘是两位引人注意的人。张曙时曾代表国民党江苏省党部出席第一届第三次中央执行委员全会，于4月3日由汉口乘船顺流而下，到了南京；后来给武汉政府的报告虽有偏见，却是关于南京正在发生冲突的第一手材料。张曙时知道两名“反革命歹徒”已组织了对立的市党部，但第六军政治部关闭这个机构，逮捕了该机构的几个党徒。张曙时知道这是一个不祥的消息。蒋介石已指定“安徽省党部的破坏者、流氓杨虎”负责南京特别区的工作，同时指定另一个“反革命歹徒”实行破坏活动。这些人组织了一个“主要雇用打手”的劳工联合会。这个联合会受到公安局长温建刚的庇护，政治部也不能将其关闭。公安局禁止集会，违者将以武力镇压。省党部于是决定举行庆祝军民联合的集会，第二天再举行庆祝汪精卫归国大会。第一个大会令人失望，因为第二军和第六军已渡过长江，只有第六军政治部和少数武装同志出席了会议，第一军则无人参加。[243]这是军事力量发生变化的信号。与此同时，汉口的鲍罗廷听了程潜和李富春关于蒋介石计划的报告后，在4月7日召开紧急政治委员会会议。会议决定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应当迁到南京[244]，但为时已晚。

    蒋介石和何应钦在4月9日上午到达南京，留下白祟禧和周凤岐驻守上海；南京实施了严格的戒严令。曾计划举行盛大集会欢迎汪精卫的人，感到应该加一些欢迎蒋介石的标语和旗帜。但是集会显然永远不能举行了。一批武装歹徒————雇用费每天4元————捣毁了国民党江苏省党部和南京市党部，捆绑了省、市党部的工作人员，其中包括农民部和商人部的负责人、宣传部和妇女协会的干事、书记处的职员，一齐交送公安局，有数人据说是共产党员。张曙时在搜查时躲藏了起来，但后来还是被捕，关了一夜；因之得知蒋总司令是这些行动的幕后人。为了反击这次袭击，左派工人到总司令部向总司令请愿，要求保护国民党省、市党部和总工会，但没有结果。第二天，左派成功地举行一次大会。会后群众又去见总司令请求保护，但与军警发生了冲突，许多人受伤。4月10日和11日是恐怖的两天：武装歹徒攻打总工会，宪兵搜查张曙时同党居住的旅馆和其他地方，抓走了一批人；侯绍裘与另外一些人被杀；张曙时乘小船通过水闸[245]逃走，前往汉口。[246]对于武汉的支持者来说，南京再也不是安全之地了。

    厦门和宁波在4月9日和10日也发生了类似的冲突，以保守的一方取得胜利而告终。在广州，美国领事在4月9日的报告说，局势正变得非常紧张，可以预料，温和分子和共产党员之间的冲突在任何时候都会发生。中国报纸发表了李济深自上海来电，声称汉口的行政当局已为共产党所把持，其命令就不必服从。[247]这显然是对4月15日开始恐怖清洗的暗示。

    尽管有这些事件和不祥之兆，上海的共产党领导集团对之却束手无策。由于缺少4月份前两周的党内文件，所以难以了解中央委员会和总工会领导人所做的准备。陈独秀后来透露，共产国际曾指示共产党把所有工人的武器隐藏或掩埋起来，以避免和蒋介石发生冲突。按照A.曼达利安的说法，电报是3月31日发出的，隐藏或掩埋武器的命令显然没有执行。[248]相反，中共领导集团试图对工会和纠察队实施严格的纪律，争取公众的支持，准备在敌方试图解除工人武装时进行一次总罢工。在一艘因罢工停驶的船上举行秘密会议以后，上海总工会在4月4日举行了一次较为公开的集会，由总工会执行主席大胆敢干的汪寿华主持，决定————也就是宣布纠察队员在使用火药武器时，必须服从总工会的规定。工人如果没有工会的命令，不得宣布罢工；应告知公众，保持武装纠察队的必要性。4月5日，汪精卫和陈独秀发表联合声明，旨在缓和紧张空气和取得公众的支持。但是总工会执行委员会决定，如果任何人试图解除工人武装，总工会即下令举行总罢工。在闸北，工人纠察队进行武装游行来显示力量。7日，工会代表的一次集会决定，如果有任何人危害纠察队，或对其采取武力行动，全上海的工人必须奋起支持纠察队，用群众的力量来制止这种行动。同一天，在一次左派集会上通过的决议，表明激进分子所关心的问题是应当镇压环龙路的国民党右派集团，其成员应予逮捕加以惩办；上海的国民党应受汉口中央执行委员会的节制和指导；刘峙应被撤职并受到惩罚；应力促薛岳将军留在上海负责军事；所有的反革命分子应予镇压，所有的工人应武装起来。[249]

    反共清洗的扩大

    白崇禧、杨虎、杜月笙及其同伙进行了周密的策划，来解除强大的上海工人纠察队的武装。杜月笙为征募的歹徒配了手枪，组成有特定攻击目标的小分队，穿着“工”字袖章的工人服装；数百名白崇禧部队的士兵也作这样伪装。4月11日晚，汪寿华应邀到杜月笙公馆赴宴，正在其要离去时，即被劫持杀害，尸体被弃置于龙华。周凤岐的部队，在晚上埋伏在工人纠察队大本营和总工会附近。公共租界和法租界的当局事先已接到通知，被告知午夜后袭击即开始，届时命令用路障封锁租界，以防有人逃入租界庇护。可是正好在4月12日黎明前，杜月笙的“工人”却获准从法租界通过，白崇禧的伪装部队也获准从公共租界通过。[250]

    在4月12日凌晨4时和5时之间，总数约1000人的几支进攻特遣队，向毗邻公共租界的闸北、紧邻法租界的南市、黄浦江东岸的浦东，以及黄浦江汇入长江的吴淞等地的工人纠察队驻地开火。有数处的守卫者英勇抵抗，但有的地方却中计投降。在有些地方，周凤岐的第二十六军穿制服的士兵也参加进攻；但在另一些地方，则假装在冲突的劳工组织之间进行调解，以恢复秩序。根据早期的报告，约有25名至30名抵抗者在战斗中死亡。被捕的左派领导人被解往白崇禧的司令部。根据一份新的报告，有145人在白崇禧司令部里被处死。周恩来和纠察队的一个共产党领导人顾顺章，也和其他的人一起被捕，但两人都逃脱了。周凤岐将军缴获了大量的工人武器，约有3000支步枪，两挺机枪，600支手枪，大量的弹药以及许多斧子和长矛。在解除了纠察队的武装后，军队和伪装的流氓工人封闭各种左派组织的办事处。[251]

    失败的一方企图集合起其支持者。总工会的领导不顾白崇禧的禁令，号召举行总罢工，仍有10万工人，许多人在纠察队的恫吓下参加罢工在第二天不去上工，但罢工没能持久。13日，示威者在闸北集合后，游行到周凤岐的司令部，要求释放被捕者和发还工人的武器；在游行的队伍中既有武装人员，又有妇女和儿童。当司令部的卫队向游行队伍开枪时，数十名无辜者被杀害。在大约90名被捕者中，有40多名为原来直鲁联军的士兵，是被雇用成为纠察队员的。当日傍晚，新组成的工会统一委员会接管了总工会。这个工会统一委员会将是蒋介石控制下的工具，把劳工运动纳入于保守分子手中。4月12日至14日，恐怖的镇压粉碎了左派指导的上海群众运动，有数百人被杀，数千人胆战心惊地出逃。总工会领导别无选择，只能在4月15日取消罢工，并给武汉政府送了一份严厉谴责蒋介石和要求援助的报告。[252]

    革命摇篮的广州，也经历了一次同样残酷的对共产党领导组织的镇压，许多知名的激进分子被杀。已被武汉政府“罢官”的李济深，在上海开完了右派的会议之后，于4月14日回到广州，当夜即召开了秘密的紧急会议。会议决定成立以李济深为首的特别委员会，来计划和执行清党行动。广州警备司令钱大钧宣布4月15日开始戒严，广州公安局也颁发了类似的公告。李济深称其奉国民革命军蒋总司令之命，立即逮捕广州所有的共产党分子，解除工会纠察队的武装。于是在4月15日黎明前数小时，广州开始清党。

    数营的士兵和2000名武装警察，包围了香港罢工委员会、广州工人代表大会和几十个激进工会的总部，解除了警卫的武装，逮捕了领导人。在粤汉铁路终点站的黄沙车站，铁路工人的工会与其老对手保守的机器工人工会之间展开了一场对阵；在士兵的支持下，机器工人占了上风。中山大学、两所受激进思想影响较深的中学和两家国民党报社，也遭到搜查；报社以后即被改为保守派领导的报社。4月16日，街上出现拥护蒋总司令和拥护政府迁往南京（此时已即将实现）的标语。受共产党很大影响的黄埔军校学生，都被解除了武装，但大部分学生是拥护蒋总司令的。4月18日，约200名被怀疑为共产党的军校学生被捕，其他的学生则纷纷逃走。从4月23日持续到25日的抗议罢工，只有少数几个工会能够发动，但结果有20多或30多工人领袖被捕。散发反政府传单被捕的7人，悉被处决，其中有两名女学生。43个工会被强行改组。突击搜查持续到4月27日，约有2000名被怀疑为共产党员的人被捕。在几十名处死的人中，有刘尔崧、李森（李启汉）和萧楚女，都是已经加入共产党的左派斗士。[253]

    李济深和特别委员会改组了广东省政府。孙逸仙的老同事，保守的国民党员古应芬成为广东省的财政厅长，李济深实际依然是军事长官；广东新省政府向武汉中央宣布独立。这样，对武汉政府就产生了两个严重的后果。其一，有800万银元储备在广州的中央银行，不再支持武汉，使武汉不可靠的通货更为恶化。其二，追随武汉的三个省份[254]往南的通海的路线被切断，只能通过长江与东海相通，但是这是很不可靠的。

    广西省的几个城市（根据上海会议的参加者之一黄绍竑的命令），以及汕头、厦门、宁波等口岸城市也都受到清党的波及。杨虎亲自来宁波监督国民党部的改组工作。在广东、浙江和江苏省的一些小城市，国民党党部和工会的左派领导人也都遭到清洗。南方和东部几个沿海省份，清党的行动并没有使从1920年以来发展起来的工人运动结束，但是共产党的影响急剧减弱了。共产党员或是转入地下，或是逃到武汉庇护地————事实证明，武汉也仅只是个临时的庇护地。

    武汉的一些激进的劳工运动领导人，可能对在上海被杀害的同志怀着报复情绪，于4月14日处死了8名湖北工人运动的老资格工会组织者。这8人都是反对共产党控制湖北省工会，为邓演达的政治部逮捕，并被谴责为“工贼”。4月10日，武汉的共产党劳工运动领导人举行湖北省总工会代表会议，会上决定将这8人交给民众处决。数日后，郭聘伯、卢士英、袁子英和另外5人经法庭宣判，被行刑队在汉口街头枪决。[255]在激进主义中心的长沙，据报道，估计有30名至40名与外国工商业有联系的中国人已被处死[256]，其中有著名的学者和保守分子叶德辉。

    建立南京政府

    在上海保守的国民党领导人，于南京另立中央和独立的国民政府，遂更加剧其与武汉的分裂。这些人在南京集合，表面是等待武汉中央执行委员会举行一次由汪精卫提议召开的全体会议。当汪精卫还没有到达时，在南京9名自封的中央政治委员会委员又增选了另外9人。这个集团在4月17日决定第二天在南京成立中央政府。在作出这个决定的人中，只有5人是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而该委员会有委员36人，候补委员24人。8人是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而该委员会有委员12人，候补委员8人，余下的5人是将军。如果以在武汉的中央委员会的人数来衡量，武汉方面更有合法性；可是南京方面有几个很有声望的人，著名的有胡汉民、吴稚晖、蔡元培、李石曾、张静江、邓泽如。[257]在由胡汉民任主席的国民政府成立的仪式会上，发表语气既是革命又是反共的宣言，使已在进行的清党运动合法化。政治会议讨论了中央监察委员会4月2日作出的决议，把共产党员清除出国民党，新政府向总司令及其他将领和官员发出一道相应的命令，称鲍罗廷、陈独秀、徐谦、邓演达、吴玉章、林祖涵为极端的邪恶分子；又向各地共产党领导人发出警告，并附有一份197人的通缉名单。就目前所知，可能中央监察委员会只是根据怀疑拟定的这份名单，其中并不全是共产党员。[258]以后的几个星期，南京国民党成立中央和各地的清党委员会，并派出清党委员到上海——南京集团所控制的地方监督清党。南京政府本身并没什么基础，所在地也很不安全。

    4月17日，武汉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把蒋介石开除出党，并撤销其一切职务；武汉国民政府发出一道命令，详列蒋氏的12大罪状。共产党于4月20日发表声明，对武汉政府的命令表示支持；并说明新的反动浪潮的阶级基础，声称无产阶级反对封建——资产阶级分子的直接斗争不应横加限制。[259]

    武汉政权日益严重的问题

    武汉争取生存的斗争

    武汉领导集团此时面临重重的困难。北面是张作霖的强敌压境，东面和南面的国民革命军倾向支持蒋介石，西面显然是与蒋介石联合的四川将领。在武汉方面看来，军事前景中一小块有希望的地方是在西北。冯玉祥在该处率领重整旗鼓的军队，准备沿陇海铁路东出，进入河南。冯将军的军队正以苏联武器重新装备，并有一批有经验的南方政治军官在军中工作。帝国主义者表现得咄咄逼人，需要国际承认的伦敦阿尔科斯袭击[260]；北京政府对苏联中东铁路办事处和远东银行的搜查，引起了人们的种种恐惧，担心会发生各国反对苏联支持中国革命运动的联合行动。可能有外国报复性威胁的南京事件尚未解决。而在上海的外国势力，现在已具有实力进行报复了，公开在武汉三镇的长江江面上停满了外国炮舰。4月3日发生的日租界事件，使武汉政府与日本的关系也趋于紧张。

    无论外部事务的威胁看起来如何严重，但真正威胁武汉政权生存的，却是内部的经济问题。数条河流和两条铁路线的汇合，使武汉三镇成为广大内地农产品和矿产的集中地，也是长江下游和外来加工产品的转口分销地。可是到了1927年的4月份，由于湖南和湖北两省农村进行火热的阶级斗争，而在主要城市又进行罢工和工商业的倒闭，遂使武汉的贸易处于停顿状态。有人甚至担心首都的武汉会闹米荒，因为湖南的革命者正在禁止大米运来武汉。其理由是如果大米不从一个个的乡镇运出，大米就会保持低价格，穷人就可以买得起，也就吃得饱了。在武汉，出现了大量的失业现象，有10多万工人闲着无事可做。这对武汉政府是一个潜在的危险和沉重的负担。部分由于外国人相率离开汉口（4月12日，外国人从4500人减少到1300人），部分由于罢工和不准工人进厂，于是外国工商界的活动大量减少。日租界的纱厂和码头都冷冷清清。外国银行的中国职员，在3月21日的罢工助长了这种停顿状态，因为银行已不能发挥其在贸易中的金融职能。长江中的航运大量减少，部分原因是招商局的船只为了避免征用，已经撤走；部分原因是汉口码头上对货船的偷盗成风，阻碍了外国的船运。工商业的停顿，使政府的税收减少，同时也使政府处于通货膨胀的压力之下。为了防止硬通货储存的减少，政府于4月15日禁止数家中国的银行，以银元兑换其发行的钞票，并且禁止银元出境。英国公使馆的汉文参事台克满在汉口停留了三个月以后，指出“革命使整个华中的经济失调”，怀疑国民政府像随着革命浪潮“沉浮的泡沫那样平庸人物”，能否控制其所制造的“风暴和混乱”[261]。

    就在此时，武汉政府计划恢复北伐，以便与冯玉祥连成一气。鉴于形势的危急，鲍罗廷提议作一次“战术撤退”。4月20日，鲍罗廷向中央政治委员会提出五条改变路线的措施，并且相当的激烈。（1）为了对工人执行“革命纪律”，政府和工会应成立一个委员会；工会应组成一个法庭，审判和惩处桀骛不驯的工人。（2）政府应与外国银行及其他企业达成协议，使其在武汉管辖地区内自由营业；政府和工会应组成一个委员会以执行协议；如果必要，可以使用纠察队和军队。（3）非经此委员会同意，外国银行及其他企业的员工不准罢工。（4）政府应当尽全力按铜板来规定商品的最高价格。（5）政府应设立救济院和食堂以照顾失业者，财政部应拨给总工会3万元的铜板，用来兑换工人手中的纸币。鲍罗廷向出席会议的委员们保证，实施这些措施将消除外国干涉的借口；而外国人经济活动的恢复，对工人是有利的。经过短暂的讨论之后，弄清了建议的新组织的权力，政治委员会决定采纳鲍罗廷的建议，并任命国民党的工人部长和政府的劳工部长以及外交部长和财政部长，去贯彻这条新的路线。[262]

    武汉领导人于是采取果断的行动。陈友仁于4月23日会见了外国工商界人士，答应改善其企业的环境，然后试图解决其具体问题。新政策连同对工人的新约束，同一天刊登在《人民论坛》上，汪精卫召开了国民党和共产党两党领导人的会议。4月25日，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和湖北省总工会的共产党领导人召开联席会议，发表声明，重复了五天前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通过决议的内容和大部分措辞，但改变了措施的顺序，以强调对失业工人的救济。第五点声明称，为履行与外国企业和银行达成的协议，未经委员会同意，在外国企业和商号中不得举行罢工。决议最后称，“现在最需要的是革命纪律，自我牺牲精神和革命力量的团结”[263]。4月30日，在孙科主持下，在武汉举行的一次所有主要的政治和军事要人、政工人员以及各地群众组织代表都参加的会议上，鲍罗廷作了关于外交政策的长篇报告，一如既往地把英、美、日三国区别开来，但同时强调当前进行妥协的必要性。财政部长[264]企图向会议参加者保证，政府的财政状况是健康的。虽然经济环境很严峻，但通过与湖南民众商妥，很快会有大米运到武汉，煤也很快就会运来。水上的船只现在可以自由售盐。政府已购进大量的铜，打算很快铸造铜板。有100万元存人到上海各银行，所以与上海的商业汇款将顺利畅通。由于政府控制了印刷数量，并以白银作为担保，纸币的币值将保持稳定。部长要求大家完全可以放心。[265]

    武汉领导人还禁止省的领导人决定对外政策问题。如湖南没收所有美孚煤油公司的股票，决定组成一个销售这些股票的委员会；武汉方面派林祖涵到长沙，派陈其瑗到南昌，去解释外交政策。二人回来报告，在其召集的领导人会议上，得到一致的支持，只是由于工商业衰退，省的税收惊人地减少，但这并没有使革命的狂热冷静下来。这种情形既牵涉到感情，又牵涉到力量的问题。在湖北的一些地方，湖北布道会的财产、教堂和学校，都要交给中国人看管。在武汉附近，已被军队占领的几处外国人财产，都归还给原所有者。按照工会和业主都能接受的条件来解决罢工，证明是困难的，而且已拖延了很久（有的谈判已拖延了6个月）。外国工商业者在5月份向陈友仁抱怨，工会的纠察队对恢复营业仍在进行干涉。可是，码头的秩序很快得到恢复，航运的情况也在好转。较大的中国企业及工人在恢复营业时，也遇到和外国企业相类似的情况。对失业者的救济到5月中才开始实施。武汉实施各种纠偏措施的结果，工商业在5月和6月稍有恢复；但经济破坏的如此广泛和严重，以致达到真正的恢复需要很长的时间才能完成。[266]

    试图控制农村革命

    武汉政府对湖南、湖北和江西三省的统治权力，是很脆弱的；三省的人口有8000万，总面积大于法国。在这块广大地区的一些地方，农民运动活动家中的激进分子推动的农村革命（因贫困、不平等和缺少土地而产生的革命）正在势头上；运动中处决土豪劣绅和佃农夺取土地的行动，都没有得到中央当局的批准。这些地方性的行动瓦解了农村经济，还带来了残酷的报复行为。国民党和共产党的领导对此都非常关心，怎样才能恢复这些如火如茶农民运动地区的秩序？

    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三次全会通过一项决议，并于3月16日发表了《告农民书》，强调其帮助农民的决心，所有的地方武装团体都必须收归新的农民协会。农民自卫队受权推动反对土豪劣绅和不法地主的斗争。中央执行委员会批准国民党支持农民拥有土地的斗争，并提议没收反革命分子的土地。这些土地连同公地和寺庙的土地，应交给区和村农民协会的土地委员会管理，再在农民中进行分配。大部分建议是以湖南农民协会12月大会决议的形式作出的，并且这是共产国际的政策。全会还授权设立一个中央土地委员会[267]，制定新的、更有战斗性的社会政策的细则。[268]

    根据这一指示，地方农民运动的组织者，特别是湖南农民运动的组织者，在3月份就开始了一场由农民协会指导下，把自治扩大到所有农村的运动。在4月中，湖南省农民协会根据第三次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会的决议，向所有县农民协会发出成立农民自卫队的指令；国民党湖南省党部宣传部发了份强调反封建斗争必要性的宣传提纲，说支持农民土地要求的时机已经来临。4月底，湖南省农民协会定下一个宣传周，为此时解决土地问题的必要性提出一个理论，遂成为激进分子的标准论点。提纲认为，必动员农民来支持国民政府以挽救危急的政局。但是为了动员农民，政府必须解决农民对土地的要求。提纲还进一步争辩说，土地问题的解决，也就解决了政府的财政问题，因为新得到土地的农民不再向地主交租，便能交更多的农业税。因此，解决土地问题将为未来的繁荣经济打下基础。但是如果农村中存在的封建制度不彻底根除，以后的一切都无从谈起。所以地主必须打倒，耕者必须有其田，必须要有政治权力。[269]到4月份，省农民协会估计湖南已有600万名农协会员，但在六个月以前，会员还不到140万。[270]不论实际的数字究竟是多少，农民协会的迅速发展可能使组织者认为，可以用新的权力来强行加快农村革命的步伐。

    有许多旧账有待清算。在1926年的后半年，在许多地方，有的士绅已经感到日益高涨的农民运动对其威信、权力和财产的威胁，试图来进行镇压，组织保护财产的社团，使用民团镇压新生的农民协会，对查出的农协活动分子准备逮捕处决。[271]大多数的镇压行动，最初是由地主对农民开始的。但是从毛泽东1月份调查长沙周围数县的报告，1月8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决议————毛泽东的报告说，“群众自动枪杀劣绅土豪之事数见不鲜……设使现时的军事失败，必不免来到一极大的反动”————所表示的惊恐来看，在1926年后半年，湖南、湖北和江西的有些地区，形势显然开始转变了。[272]

    在农村，理论正被转化为行动。反对土豪的斗争意味着逮捕和杀人；分田分地的斗争，导致地主财产的被分和地主的逃亡。湖南财政委员的一份关于省农民协会处决地主的报告————此人关心恐怖最后会使税收减少。在1月底，引起了武汉联席会议的一场争论，到底怎样控制这类行动？董必武报告了湖北几个县处死人的情况，认为政府应对群众的要求采取宽容态度。鲍罗廷提议，地方党和政府应有权决定死刑案件；对任何死刑均应由这一机构批准，不允许个人擅自行事。因此，联席会议决定，革命政府禁止群众及群众组织去执行死刑。对于要求执行死刑者，必须将指控材料送交地方党政机关，由其作出适当裁决。联席会议决定，授予省级革命法庭批准死刑的终审权。显然，武汉政府当局想把农村的报复性暴力行为置于制度的控制之下。3月，国民党湖南省党部一个杰出的年轻共产党员夏曦，以赞赏的口吻报告说，其所列举的八个县党部，通过处死和拘禁，能够代表群众打倒“土豪劣绅”。联席会议的争论所引起的辩论，一直持续到召开第三次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会。毛泽东赞成群众的直接行动。董必武介绍了国民党湖北省党部提出的惩办地方恶霸的规定，按其罪行的大小，或处死，或终身监禁。宣布判决的是县法庭，也就是县革命委员会。其成员由指定的群众在县长主持的会上以多数票选出，以类似的程序选出的省级法庭有终审权。长沙的湖南省特别法庭在4月5日成立，根据一份对其敌视的材料，也是像县一级的特别法庭一样，批准了许多集体处决的要求。长沙城中充满了从各地乡间逃来的人。另一个湖南共产党领导人凌炳，在4月19日向中央土地委员会报告说，国民党省党部已经处死了几十名土豪劣绅，但这还不够；说镇压反革命分子所真正需要的，就是农民自卫队的力量。[273]

    在革命的狂热情绪中，有许多反常的情况和不法行为，以下所举的不过是几个例子。著名的共产党劳工领袖李立三的父亲，其家乡醴陵县农民不顾李氏来信保证其父不反对农民协会，将其处死。湖南新化县县长向国民党中央党部报告称，一伙在地方革命组织中大权在握的人公报私仇，不经审讯即处死土豪，甚至用充公的名义私分地主财产。根据指控，在“赤色周”中，这伙人处死了十多人，也无人敢干涉，甚至未经审判即枪杀了来收厘金的负责人；此负责人被拘留，本应交县长审讯。著名作家谢冰莹在其自传性记述中，记述了对三个人的审判。谢冰莹作为一个女兵，在晚上看守这三个人，判决的法官不过是一名途经这里的中尉连长。三个人就这样断然被处决了。[274]

    在共产国际的领导人与武汉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人之间，在鲍罗廷与新从共产国际来的印度人罗易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分歧。分歧在于土地革命应向前推进，还是在此时（1927年4月）即加以限制。[275]口头上，所有的人都同意土地革命是必要的。但如果大规模没收农田重新进行分配，这将危及（可能还会破坏）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员之间的统一战线，而这条统一战线是共产国际神圣不可侵犯的政策。当时正在动员继续北伐，鲍罗廷认为，当扩大革命根据地的军事行动时，土地革命应予约束。而罗易则反对北伐，力主在目前的根据地进行“深入”革命，即在湖南和湖北举行农村暴动。到了4月份，有些地区的农民认为富人是敌人，已经在夺取其土地并瓜分其钱财。关于这些活动的报告，总是含蓄地说是贫农自己自发进行的。[276]

    在动乱日益加剧，武装的农民运动战斗情绪日益高涨之时，中央土地委员会于4月2日至5月9日期间召开会议，制定出土地政策待国民党领导集团开会通过。邓演达为土地委员会主席，最近担任了国民党农民部部长，但其主要职务是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主任。土地委员会的其他成员为著名的法学家徐谦，前北京大学经济学教授顾孟馀，两人在国民党左派领导集团中都有很高地位；两名共产党员是谭平山和毛泽东。谭平山参加莫斯科第七次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全会后刚回来，毛泽东是全国农民协会总干事。土地委员会的委员共开五次会，发现问题是如此复杂，于是决定召开扩大会议来搜集更多的情报和意见。在4月19日至5月6日期间，扩大会议开了五次。会议参加者有省一级的国民党领导人，各省农民运动有关官员，军事将领，政治官员，几个熟悉北方几省————武汉领导人希望重新北伐控制各省————情况的人。几名苏联顾问也参加了会议，详细介绍了苏联“解决土地问题”的经验，并提供了其搜集到的关于中国土地情况的所有情报。鲍罗廷参加了一次会议，提醒不要在目前情况下制订过急和过激的方案。[277]

    经过许多小时的讨论和意见冲突的结果，是5月9日委员们签署的一份报告和七个决议草案。委员们报告说，会议参加者都同意土地问题亟须解决；但对土地立时全部收归国有，还是部分的没收，则有很多争论。委员们都同意，鉴于客观情况，目前只可进行土地部分没收，即政治上的没收。因为大部分军官都是地主家庭出身，并且在军队中正在出现日益发展敌视农民运动的情绪，所以小地主和国民革命军军人的土地应予保护。中央土地委员会只订出总的原则，实施细则交各省当局根据各地情况制定。《解决土地问题决议（草案）》指出，大地主和官僚的土地、公地和荒地，应分给无地和所耕土地不足以维持全家生活的农民。为了保证土地问题确实得到解决，农民必须拥有政治权力。因此，在农民与大地主和其他封建分子斗争中，国民政府应予以援助。《处置逆产法》将“叛逆”规定为所有反对国民革命的人，为帝国主义充当工具的人，巧取豪夺民众的人，制造假币的人，军阀、官僚、贪官、土豪、士绅和其他反革命分子；其财产悉予没收。可是《草案》还详细规定政府机构根据何种证据没收逆产，均须依法施行。此外，在战争期间所获的敌产，将用于军政费用。就没收的农村土地而言，30％的土地将用于改善农村的措施（如设立农民银行）；下余部分，将分配给退伍的革命军人。分得土地的人不得出售或转让分得的财产；于其死后，这些财产进行重新分配。内容更为详细的《关于土地问题决定（草案）》表明，起草人把分出的土地看成是租用地，即领受土地的人应当交纳地租，收入归政府。

    委员会显然要将充公行为加以法律化，而不是听任群众随意的夺取土地和财产。可是无人能回答顾孟馀教授提出的“重要问题”，即湖南和湖北进行农民运动的同志能否断定，村民们是否将遵守委员会在房间中精心制定的这些规定？

    委员会还全力处理租佃的复杂问题。关于这个问题的决议草案规定，佃农交租不得超过其收成的40％，不得再交付其他杂税；甚至详细提到租约、永佃、交租时间、困难时减租，以及中国租佃制中的其他复杂问题。委员会显然希望国民政府开始真正履行保护佃农利益，这是其未兑现的诺言。

    中国共产党领导人也正在为制定一项关于土地革命的政策而斗争；有的最高领导人极力主张克制，而一些省一级的工作人员则要加快土地运动的步伐。5月9日，即在国民党土地委员会送交报告的同一天，中国共产党第五次代表大会通过了更为激进的《关于土地问题的决议》。[278]《决议》没收一切公有的田地，以及祠堂、寺庙、学校、基督教堂和农业公司的土地，交给耕种的农民。此等土地是否共同耕种或分配给农民，应由土地委员会决定。地主的地产应通过土地委员会转给耕种土地的人，但小地主和革命军人的土地不予没收。无地的士兵在革命战争结束后，可以领到一定数量的土地。没收的土地，除缴纳国家累进的土地税外，免除一切杂税，而地租率应减至相当于土地税的水平。耕种非没收土地的佃农，应享有永久租佃权，只缴纳确定的佃租，免除其他一切租税。地主及士绅被剥夺一切政治权力；其军事力量应予解除武装，而代之以农民自卫队。废除一切积欠的债务，用法律规定降低和限制利率。这些更为激进的土地革命处理方式，决议案前言中的基本分析，表明在国民革命时期，共产党是在支持社会革命————“自下而上的革命”的记录，但社会革命仍需要按规则进行。

    5月14日，当土地委员会解决土地问题的建议提交国民党政治委员会等待作出决议时，几个领导人表示忧虑，认为如果建议得到通过并公布，将会大为影响国民革命取得胜利的机会。结果，投票赞成决议（虽然是保密的）的三人————林祖涵、吴玉章（两人均为双重党籍）和邓演达的票数，为八名反对的票数所压倒，拟议的土地法令就被暂时搁置起来。决议中其他有几项被通过，但没有全部公布。结果，因为战场上发生了事件，革命根据地内部不久也发生了事件，遂使武汉领导人为革命作出的立法，都成为废纸；这些决议的通过与不通过实在没有什么区别。

    士兵决定问题

    5月份，国民党的两派革命军，沿铁路线重新开始北伐：武汉政府一派的军队沿京汉线进入河南，南京政府一派的军队则沿津浦线进入安徽北部和江苏北部。冯玉祥率部出陕西，沿陇海路东进，与武汉的军队协同作战。武汉和南京各自部署了后方防卫部队，以防对方的来犯。武汉的军队由唐生智全面指挥，先与吴佩孚的残部相遭遇，然后遭到强大的奉军对抗。南京方面则面对孙传芳的残部和张宗昌强大的直鲁联军。到6月1日，冯玉祥的国民军与唐生智的武汉军，在京汉铁路与陇海铁路交会点的郑州会师，而奉军已撤到黄河以北。两天后，南京军攻下了陇海铁路与津浦铁路交会点的徐州，孙传芳和张宗昌撤至山东，重新集结其部队。[279]日本政府看到战事推进到山东，担心日本在山东的侨民安全，于是派兵到青岛，又复进兵省城济南。日军侵犯中国的行动，在有民族主义思想的中国人中，激起了强烈的抗议声浪。

    武汉军的攻势，以张发奎处在前线的第四军和唐生智统率的第三十五军和第三十六军开始行动，兵力约6万至7万人，沿京汉铁路向吴佩孚部下将领残部地区————河南北境推进。吴佩孚的部下分成两派，一派希望联合张作霖来反对武汉军和共产党人，另一派则选择联合冯玉祥。在吴佩孚属下的第二个集团中，有数人接受了武汉军事委员会的贿赂，开放了武汉军进入河南的道路。吴佩孚试图在驻马店死守，但在5月14日仍遭到致命的一击。这样，吴佩孚就结束了其长期的戎马生涯，只得逃至四川东部去受杨森的庇护。[280]吴佩孚战败后，武汉军打开了与奉军展开大战的道路。奉军由张作霖之子张学良统率，是具有重型武器装备的军队。张发奎的“铁军”于5月17日和18日两天在河南省北部的一场血战中，打败了奉军。而冯玉祥率部向东疾驰，兵不血刃，获得大量战利品。武汉军伤亡约1.4万人，冯玉祥部只损失400人。武汉的医院住满了伤员。[281]以何应钦、李宗仁和白崇禧为前锋的南京军，在进攻的行动中所付的代价较之武汉军要小得多。

    武汉政府派出最精锐的军队北上，与奉军展开血战，只留下很少的卫戍部队保护湖南、湖北的铁路线及主要城市，从而给对方的南京造成了有利的机会。在北伐初期，倒向北伐军编为第二十军————川军军长杨森将军，乘机从其根据地的四川万县，向东进攻湖北西部的宜昌。驻守宜昌的第十四独立师师长夏斗寅，虽受有武汉军事委员会的贿赂，可是为了想夺取武汉三镇而撤离宜昌。夏斗寅宣布反对共产主义，并要求后方驻军将领的支持。夏斗寅的这两个行动，似乎都是蒋介石煽动的。[282]

    武汉的危机在5月中旬出现。当时夏斗寅师的一个团（通过空中侦察，估计有五六百人），从南面推进至可以打击武汉的距离之内，该师其他各部已进至距武汉仅50英里之遥。很明显，在武汉三镇地区的大部分守军，虽未与夏斗寅相联合，但却暗中予以同情。[283]

    武昌的驻军司令叶挺，率新组建只有部分装备的第十一军第二十四师，在恽代英领导的中央陆军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数百名学生的援助下，迎击了夏斗寅的军队。叶挺和恽代英都是共产党员；而另一名共产党员张国焘负责紧急时期武昌的安全工作，特别担心附逆分子可能试图从内部推翻左派政权。罗易为共产党准备了一份声明，无产阶级的政党希望其伙伴的“小资产阶级”放心，无意将其推翻；同时却否认其对农民运动的“过火行为”负有责任。罗易还准备向夏斗寅的军队发出宣传性呼吁，要求士兵不要为其师长的反共声明所欺骗；指出这个师长真正反对的，是士兵们的“湖南农民兄弟”，因为这些农民兄弟正在分地主和士绅的土地。5月19日清晨，叶挺率部击溃了夏斗寅的军队。[284]

    武昌以南战事，切断了武昌与长沙的联系；而长沙当时是最革命的城市。该地共产党领导的群众组织正变得日益像军队样的好斗，许多对立分子在4月份已被处死。这样，激起了强烈反共情绪的人走到一起，正在进行筹划镇压激进分子的阴谋。长沙城内谣言四起，说武汉已陷落，汪精卫出逃，鲍罗廷被杀等。由于武汉政府将精锐部队调往北方，长沙的城防力量空虚，唐生智的湘军第三十五军军长何键将军，留许克祥率一个团驻防长沙。同时，长沙城中及全省各地，还零星分布有为数不多的其他湘军。有一些远离长沙的地区，军队与农民协会发生冲突，数名农民协会的领导人被杀；同时，长沙的驻防部队和总工会的武装纠察队之间的摩擦也正在加剧。显然双方都准备最后摊牌。[285]有种种谣言，说农民自卫队和总工会纠察队计划解除驻防军的武装，商人关闭了店铺。为了缓和紧张的局势，一些共产党员于5月18日组织了由群众和守军参加的联欢会，保证遵守革命秩序和拥护国民政府。[286]但是形势发展得很快，任何人都无法控制。根据湖南省代理省主席[287]后来的报告，第二天游行队伍的旗子上写着“打倒第三十五军，收缴他们的武器”。在同一天，城内的驻军与总工会发生了冲突，据报道，工会纠察队进入何键的住宅，拘留并殴打其父。[288]

    两天以后，在5月21日晚，许克祥在其他军官支持下，对省工会和农民协会的总部进行暴力镇压，杀死了抗拒者，逮捕了大批共产党嫌疑分子，关闭了许多激进机关，实际上解散了省政府。武汉派来劝说省农协会向武汉放行运粮的购粮团人员，也在冲突中被抓，且有数人被杀。[289]在以后的数日中，省城经历了一次血洗，反革命行动扩大到其他许多县城。[290]在湖北，夏斗寅败退的军队在各处横冲直撞，到处打砸农民协会，恐怖行动发展到鄂南和鄂西的其他地区。[291]湖南、湖北两省被杀的人，可能有数千之多。

    长沙遭受的打击使共产党陷于混乱之中，也给国民党领导人提出了一个棘手的问题。当武汉的军队在前线进行战斗时，而留在后方的军队，未得到武汉政府的命令，竟擅自采取了反革命行动。对于能否节制许克祥和其他湖南的将领，要取决于唐生智和何键两位将军的态度，而当时唐、何二人正在河南前线指挥作战。武汉的政治委员会对长沙发生的一切也心中无数；于是在鲍罗廷建议下，决定派一个特别委员会前往调查，并在可能情况下恢复秩序。政治委员会任命刚担任武汉政府农民部长的谭平山以及陈公博、彭泽湘[292]和唐生智指定的其他两人[293]与鲍罗廷为委员会成员。委员会委员于5月25日由武汉出发，但刚到湖南边境，就接到许克祥发来的电报，要以加害于诸委员相威胁。委员们只得回到武汉。在长沙，许克祥和其他反共分子成立了一个清党委员会[294]，在湖南内对所有的国民党员进行登记，对党务进行整顿。[295]湖南的一批共产党领导人计划在5月11日进行反击，并开始在长沙附近几个县动员农民自卫队。

    不论在武汉或是莫斯科，革命指导者们争论如何渡过危机。5月24日，可能对形势的严重性仍不清楚的罗易，就以国共两党关系为共产党政治局起草了一份决议，宣称在革命的现阶段，共产党与国民党的合作仍是必要的，然后试图定出这种合作的条件。这些条件是发展民主力量，坚持与国民党内的反动分子进行斗争，目的是对其加以孤立，然后清除其出党；与群众密切联系的左派要夺取领导权，捍卫无产者和农民的利益。[296]这个决议，连同在两党合作基础上拟定的许多温和的细则，都被搁置了起来。共产国际的主要政策————继续要另一党参加，并与其左派合作的政策所钳制的共产党政治局。在5月26日作出的决定，土地问题必须先经过一个宣传阶段；目前要对士兵进行宣传，并在村里和县里组织自治团体。[297]这个顺应形势的决定，不过是重申了党的立场。更为具体的是在同一天，中华全国总工会和全国农民协会（此时还没有正式成立），却发给湖南省农民协会和各工会的电报通知，告知政府已成立一个委员会，正在解决长沙事件；并指示农协和工会要忍耐一些，避免进一步摩擦。[298]

    在远方的莫斯科，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举行第八次全会（5月18——30日），托洛茨基和反对派就斯大林和布哈林关于中国革命的政策，在会上对其进行猛烈攻击；特别攻击其继续支持武汉的国民党左派，说国民党左派限制农民运动，拒绝立刻成立苏维埃。[299]中国代表团则在中国土地革命时机是否成熟问题上争论不休。5月27日，斯大林参加了讨论，出示了鲍罗廷来电，内容为国民党决定为反对土地革命而斗争，甚至与共产国际决裂亦在所不惜。根据在会上反对斯大林的艾伯特·特雷恩特后来的报道，斯大林问共产党应该战斗，还是施展策略？斯大林认为，战斗意味着必然失败；施展策略意味着赢得时间，变得更为强大，到以后在可能取得胜利的情况下再进行战斗。斯大林提出向鲍罗廷发出指示，命其反对没收和分属于国民党员或国民革命军官的土地。[300]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最后决议，号召建立一支真正革命的军队，“但是中国共产党必须竭尽全力直接与国民党左派联合”[301]。

    中国共产党湖南省委员会已经在长沙附近的几个县，动员一支强大的农民自卫队，准备对长沙及其附近城镇发起总攻。正好在预定总攻的5月31日之前，李维汉命令停止，这可能是对汉口指示的反应。[302]李维汉的命令还没下达到已开始向长沙进军的浏阳分队，其进攻在5月31日下午就被粉碎；另一支试图夺取湘潭的分队则被全部歼灭。[303]

    在这次灾难后一天，斯大林给其部下的那份著名电报到达革命首都的武汉。[304]斯大林号召由群众“自下而上地”夺取土地，并号召与“过火的行为”作斗争；这些行动都不要军队的帮助，而只是通过农会来进行。电报指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中动摇和妥协的领导人，应被农民和工人阶级的领导人所代替；必须停止依靠不可信任的将领；应通过动员湖南、湖北2万多名共产党员和约5万名革命的工农，来建立一支新军；必须组织一个以一名非共产党员的著名国民党领袖为首的革命法庭，惩办那些与蒋介石保持联系和纵容士兵压迫人民的军官。斯大林强调说：“劝说是不够的，应该行动了，流氓必须受到惩办。”

    在中国当时的情况下，群众运动会遭到残酷镇压；共产党又处于混乱状态。这类命令有如陈独秀后来所描述的，是“在厕所中洗澡”；所有的中央委员会委员都知道这类命令不可能执行。据张国焘回忆，见到电报的人“哭笑不得”。因此，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复电说原则上接受指示，但明确表示这些指示不能立即执行。[305]（罗易轻率地向汪精卫出示斯大林电报的事，在下面讨论）。

    显然，共产党领导人能够全力做到的，就是6月4日和5日在武汉组织群众示威行动，向武汉国民政府请愿，要求在几个省停止杀人和惩办许克祥及其同伙。请愿者承认由于一些幼稚的行动，使土地革命运动受到损害；但又争辩说，这些行动在革命初期是不可避免的。这些幼稚行动，与许克祥及其同伙勾结蒋介石所犯的罪行，根本不能相比；但却破坏了北伐事业，危及于整个革命行动。[306]一贯喋喋不休的罗易，准备了一封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致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的信，要求派兵镇压长沙的反革命分子，解散长沙的各种委员会；由国民政府颁发一项命令，保证湖南的工农组织和共产党的完全自由；要求下令归还从工农队伍没收的武器，武装农民以对付将要发生的反革命暴乱。罗易还起草了“向农民呼吁书”，中国共产党号召农民通过夺取土地，继续与大地主、士绅和反革命军阀进行斗争，但对小地主和在前线作战军官的土地不得侵犯；指出农民不应把士兵视为敌人，而应与其建立紧密的联系，进而把大批士兵吸收进农会。罗易力劝湖南农民要想使长沙的反革命集团投降，必须组织一次武装起义把这个集团打倒————“帮助国民政府恢复在湖南的权力！支持国民党反对反革命军阀！”[307]

    但最后的结果取决于军人，而不是语言。许克祥从一开始就与何键将军和唐生智将军可能由其代理人，用电报进行过联系。在调查委员会返回武汉后，唐生智指派第三十六军副军长周斓作为其特派员前往长沙，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任周斓为特别代表。周斓受命指挥湖南所有的军队，并实行纪律整顿；命令双方停止冲突，省党部、省政府和工农组织都需按中央的命令重新组成。周斓到长沙后，中央收到由张翼鹏4人以及包括许克祥等41名将领和政治军官员签署的电报，表示感谢周副军长转达的指示，为其5月21日的行动作了辩解，并保证绝对执行中央政府的一切命令。[308]

    电报的语气是服从的，但那份电报签名的名单，显然是带有威胁的用心，意味着表示签名者的团结一致。周斓在6月9日的一次市民集会上虽受到热烈欢迎，但却敦促其参加清党运动。事实上周斓已觉察到长沙的反共情绪是如此之强烈，也感到贯彻其不偏不倚的命令已不可能；他打电报给武汉中央，说农民协会反对中央，要求调兵前来镇压。[309]

    湖南农民运动的面铺得太宽，共产党领导人又太少而且分散，以致不能迅速控制混乱局势。几份送到中央的报告，将冲突归咎于农民运动。其中包括夺取萍株铁路和包围萍乡的煤矿，使煤炭不能外运，粮食也不能运进矿区以供给矿工生活。[310]6月13日，政治委员会在讨论湖南问题时，汪精卫报告说，在以前的一次军事委员会上，毛泽东曾经承认农民协会破坏了士兵的家，但却又归罪于湖南很有势力的秘密会社哥老会的成员，说这些人已经渗入到农民协会。汪精卫引了毛泽东的话说，这些人既不知道国民党，也不知道共产党，而是以杀人放火为业。关于长沙的马日（5月21日）事变，毛泽东坚持是军队攻打了农民协会，协会不过是试图自卫，并不是想夺士兵的步枪。政治委员会取得毛泽东与吴玉章的同意后，决定派不久前从河南战场回来的唐生智到湖南去恢复秩序，但在执行时，不得使用武力。[311]

    唐生智到达其根据地湖南以后，对局势进行了一番审度，于6月26日电告武汉，指出应把两名在领导许克祥清党的人开除出国民党，对许克祥本人应予记过处分。但许克祥不接受对其侮辱性的处分，率部开到湖南南境，接受了蒋介石的任命，参加了清党斗争。[312]

    另一名军人也采取了反对江西共产党的行动。朱培德及其所部的第三军驻守该省，防御可能来自南京方面的进攻。但因军中的反共情绪和受长沙马日事变的影响，朱培德决定遣散军中大部分是共产党员的政治军官；5月29日，派其中的142人到武汉，于6月1日到达。朱培德释放了程天放和其他国民党领导人；这几个人自4月2日起即被关押，担心会被处死。6月5日，朱培德将22名为首的共产党员礼送出境，使其备受优待，并给予旅费；同时，又命省总工会和农民协会停止活动；并派宪兵从南昌农民自卫队处收缴了800支步枪和其他装备。朱培德刚出任江西省政府主席[313]，显然是在竭力防止湖南发生的冲突在江西重演。宣布遣散政工人员的目的，是在于能有安定的环境，别无他意。也允许国民党组织继续存在，群众组织并未被取缔，只是暂时停止活动，直至武汉政府命令恢复为止。朱培德宣布拥护武汉国民政府，反对南京的国民政府；还辞去了掌管党务的国民党特别委员会的领导职务，并要求武汉派一批新的委员前来接替。可以料想，朱培德是在试探武汉方面的反应。在省内其他地区，朱培德命令暂时停止工农运动，被理解为镇压工农运动的信号。省农民协会送交武汉的一份报告称，大约有200名农民运动的领导被杀害；在报告提到名字的县份中，土豪劣绅疯狂镇压地方农会，大开杀戒以发泄其胸中的仇恨。

    怎样应付这类事态的发展？武汉的共产党领导人之间，却存在着巨大的分歧。包括罗易在内的一些人，要求惩办朱培德，并策划举行一次总罢工以支持其建议。鲍罗廷对此建议极为不满。其他的人担心，一旦颠覆朱培德的企图失败，其后果将不堪设想。当汪精卫在郑州与冯玉祥会谈后返回武汉时，向忠发要求汪精卫下令恢复群众运动领导人的职务。后来，当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考虑要朱培德辞职时，汪精卫简要地说明，如果朱培德得不到宽宥，此人会立刻投向南京，这将大大加强敌方的力量。因此，政治委员会决定对朱培德的辞呈不予考虑。为了寻求妥协，政治委员会决定派陈公博、陈其瑗连同几名共产党干部，前往江西与朱培德会谈。同时，谭平山应朱培德的要求，表示要派40名新近从农民运动讲习所毕业的毕业生，到江西从事底层的工作。6月20日，陈公博与陈其瑗及共产党干部到达九江，在此与朱培德进行会谈。双方都同意一个相当含糊的方案，即权力集中在国民党手中，立刻约束不守纪律的人。问题就这样妥协解决了。在江西省共产党的影响虽不及湖南省强大，也已经明显地减弱了。[314]

    共产党与国民党左派的分裂

    6月5日，即武汉政府重要人物将起程与冯玉祥会谈的前一天，罗易向汪精卫透露了斯大林电报的内容。在汪精卫的请求下，罗易后来将电报的中译文交给汪氏。汪精卫大为震惊，与其亲密同事经过费时数周的研究，才决定如何对付苏联因国民党政策的改变而带来的危险。[315]

    6月6日，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主席团启程前往郑州与冯玉祥会谈。[316]因为武汉军在前线遭到惨重伤亡，后方又是一片混乱，所以冯玉祥在会谈中占有主动权。会议参加者同意冯玉祥控制河南省，批准其在陕西和甘肃任命的人选，都将成为国民政府的官员。冯玉祥所部和河南的杂牌军，改编为由冯将军指挥的七个军开赴前线。在前线的武汉军撤回后方，防守根据地。虽然冯玉祥私下对汪精卫表示，蒋介石是个背信弃义的人，但仍不愿介入对南京方面的战争。会议参加者中，有数人还讨论了斯大林的电报，并拟定了限制共产党活动的计划。[317]武汉军于6月12日匆匆撤回汉口，于右任也一道同行；留下徐谦在冯玉祥军中（二人原为老同事），顾孟馀在郑州多逗留几天。鲍罗廷本着自己的观点，很快意识到会议是一次失败。[318]

    武汉政府面临的战略形势极为严峻。张发奎的第四军和第十一军作了巨大的牺牲，才清除了一些在河南的敌对势力。但是，这位靠不住的盟友冯玉祥，此时正控制着该省。最初的革命根据地广东省，则在李济深掌握之中；此人反对工农的过激行为，又是蒋介石潜在的盟友。李济深封锁了武汉到海上的通道。东面的南京军，此时已把孙传芳和张宗昌的军队赶到山东，很可能对武汉发起进攻；并且普遍怀疑蒋介石仍在与张作霖谈判停战。武汉政府在三省————湖南、湖北和江西根据地内，由于唐生智及其部下反对武装的农民运动，其忠诚是靠不住的。朱培德刚把为首的共产党员赶出江西，并命令停止工农运动的活动，似乎其有意于做国民党两派之间的中间人。斯大林命令鲍罗廷和中国共产党鼓动农民夺取土地，建立一支独立的武装力量，惩办不可靠的将领，自下而上地改组国民党左派。这样，上述的难题又更为复杂化了。

    从郑州回来以后，一系列的问题一直缠绕着国民党上层领导者的头脑。为了安抚那些将领————其支持的作用是举足轻重的，国民党左派是否甘冒失去苏联支持的风险，而与共产党决裂？若准备决裂，当在何时并以何种方式开始？在军事上的前景，是继续向北京挺进，还是发动向南京进军的战役，抑或南下再次夺回广东？要向北京挺进获得成功，必须要有山西阎锡山的积极参与。阎将军可以率部东进，在石家庄切断京汉铁路；然后说服阎锡山与冯玉祥一道参加正在进行的北伐工作，但阎锡山又不可能同意（事实上阎锡山不久宣布支持南京）。如果能劝诱李宗仁，白崇禧和黄绍竑为首的桂系转变态度，反对蒋介石，东征南京可能成功。但要进行东征，江西朱培德的支持是必不可少的。罗易和少数共产党领导人极力主张南下，左派最忠诚的军事支持者张发奎可能对此也颇感兴趣。但其所率各部在河南作战中伤亡甚重，亟待补充恢复元气。汉阳兵工厂正在日夜开工赶造武器，但却缺少必需的原料供应，能否为武汉军第二次征战提供足够的武器？殊难逆料。

    到6月15日，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决定准备东征。根据蔡和森的说法，这是鲍罗廷的建议，汪精卫和唐生智予以接受，指望苏联能为东征提供一笔资金。在准备东征时，军事委员会重新调整了军队的番号。唐生智指挥第四集团军，由两个方面军所组成。第一方面军由唐生智直接指挥，下辖第八、第三十五、第三十六共三个军；第二方面军由张发奎指挥，下辖第四、第十一和新编的第二十（由贺龙统率）共三个军。但在东征开始前，武汉政府必须首先戡定仍在湖北境内横冲直撞的杨森和夏斗寅两部；派唐生智去处理湖南的事务，派陈公博去江西与朱培德谈判（前已详述）。

    于此，共产党领导人遂陷入进退维谷的困境，知道不可能执行斯大林的命令。对于共产党员是否仍留在国民党内，在国民党的旗帜下继续为国民革命效力？这项政策曾使共产党组织得以迅速扩大，使党在学生、城市工人和贫苦农民中产生广泛的影响。但许多迹象表明，国民党要员中的敌对情绪正在增长，军队的将领中出现了反对群众运动和反对共产党的暗流。共产党只有抑制社会革命，在国民党内工作的政策才能够继续执行。但许多共产党员却把社会革命视为国民革命的精髓，以为群众组织是支持共产党的真正基础。经过激烈争论以后，在鲍罗廷忠告下[319]，共产党领导集团约于6月中旬似乎已经决定顺应时势，共产党员应该在国民党内，并试图限制社会革命。共产党支持发动一场反对蒋介石的战争，以期在胜利后重建统一战线和恢复群众组织。[320]但在中共的计划之中，却忽略了冯玉祥这个因素。

    郑州会议以后，冯玉祥派代表毛以亨前往徐州，会见白崇禧和李宗仁，双方同意冯玉祥和蒋介石会晤。于是南京和上海的显赫的权势人物齐集徐州，6月20日和21日与冯玉祥会晤。[321]会议的重要结果，南京允许每月供给冯玉祥200万银元的军饷，冯玉祥明显的倒向南京一边。[322]这个数目，远远超过了武汉方面支付给冯将军的金额。冯玉祥还同意利用其个人影响，迫使武汉方面把鲍罗廷遣送回苏联（从2月份以来，这是蒋介石一直想实现的事情），驱逐出共产党员，说服忠诚的国民党员都到南京，结束全党分裂的局面，重新统一全党，建立单一的一党政府。[323]6月21日，冯玉祥向汪精卫和谭延闿发去一份最后通牒式的电报，回顾其在郑州谈到的情况，激进分子涌入党内，拒不服从命令，压迫商人、工厂主、士绅、地主和士兵，然后提出其条件：鲍罗廷应立刻回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愿出国休假者，准其所请；其他委员如果有意，可以参加南京的国民政府。“希望你们接受上述建议，并立刻作出决定。”第二天，冯玉祥向记者表明，“衷心希望国民党同心戮力，消灭军阀和共产主义”，并将电文的副本交给记者。[324]

    共产党领导集团内部展开了关于策略问题的激烈争论。为了克服“革命目前面临严重的危机”，中国共产党书记处在6月23日提出一项铤而走险的方案。方案指示上海地下党在一个月之内，发动一场比两年前五卅运动声势更为浩大的战斗性反帝运动，学生、商人和工人宣布罢课、罢市和罢工，在外国租界内举行游行示威————如果必要，甚至要求没收帝国主义财产和收回外国租界。书记处设想，如果在各界人民中间形成强烈的排外情绪（特别是反对日本派兵到山东的情绪）。一旦这种情绪对蒋介石军中士兵产生致命的影响，就会迫使帝国主义占领南京和上海。书记处认为，这样就会导致一场全国性抗议，既破坏了蒋介石的权力基础，也粉碎了武汉政府右派制造的危机。一旦蒋介石进攻武汉，或武汉进攻蒋介石，这场运动就会成为爆炸性的爆发；共产党能够在新的反帝战争的旗帜下进行社会革命。[325]但是，政治局[326]否决了这一方案。因为已处于分崩离析状态的群众运动，这无异于自取灭亡的方案。武汉三镇日益增长的敌对形势，迫使中共领导人只得作出新的决定。

    6月19日，第四次全国劳动大会在汉口举行，有400多名代表参加大会。代表们有的是上海和广州被破坏的工会成员。[327]参加会议的，还有亚历山大·拉佐夫斯基主席率领的赤色职工国际兄弟代表团，以及中国国民党、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的代表。中华全国总工会和劳动代表大会都受共产党的控制，可是冯玉祥此时明确要求，武汉政府必须与共产党割席绝交。还有谣言说，几名武汉的将领计划逮捕共产党员和镇压劳工运动；谁也感到不安全。当由苏兆征任主席的劳动大会进行之时，甚至汪精卫也在会上讲话表示支持。但共产党的政治局却在争论，如何处理穿制服的武装纠察队是归总工会，还是归李立三领导的湖北省工会的问题。纠察队是引起中外工商界深恶痛绝的根源。而为了恢复萧条的经济和为数万名失业者提供工作，武汉政府正在想方设法对中外工商业者进行鼓励。纠察队是否应放下武器，作为对国民党的让步？或者是否让这些人渡江到武昌，去参加张发奎的部队？6月28日，即代表大会的最后一天，中共政治局显然是在鲍罗廷住处集会，决定进一步后退；纠察队自动解除武装。当天晚上（或者是出于巧合，或者是在取得默契以后），武汉卫戍区的军警占领了全国总工会和湖北省工会总部，限令纠察队交出步枪，脱下制服和摘下证章。但在第二天，军队将办公机构又还给了工会，并作了道歉；纠察队又重新出现，但人数较少，又无武器。当日晚上，大会的代表在联欢会上招待士兵。汪精卫下令不准许损害工会。[328]

    迫使两党决裂的压力仍在增长。唐生智6月26日从长沙发来的电报，归咎湖南的混乱原因在于领导农民运动的人。电报于6月29日公布。同日，第三十五军军长何键发表声明，要求国民党进行清党，并威胁说，将令所部全力捉拿共产党员。面对这一威胁，共产党决定将领导机构迁至对江的武昌，再在该地举行一次中央委员会扩大会议，以确定一条政治路线。6月30日，首先在鲍罗廷住处举行会议，政治局委员和两名新来的共产国际代表参加。经过一番唇枪舌剑以后，与会者接受了一系列决议，中央委员会在7月1日的会上予以通过。这些决议标志着共产党为了与国民党左派保持工作关系，作了最后的让步。这个无产阶级的政党决定，工人和农民运动应当接受国民党的命令，并受其监督；而国民党和国民政府必须保护工农的组织；工农武装应服从政府的监督和训练，武汉的工人武装纠察队应减少人数或编入军队；工人与其纠察队不得行使逮捕和审讯的司法权；如无国民党党部或政府的同意，纠察队也不得在街上和市场巡逻。不久，共产党领导集团就严厉谴责其本身向法律和秩序要求的妥协行为。另一个决议，是处理在国民政府或地方政府中工作的共产党员问题；这些人应作为国民党员看待来进行工作，而不可以共产党员的姿态出现；为了避免冲突，也可以请假。[329]

    6月份的最后几天，苏联的军事顾问和鲍罗廷的参谋开始离开武汉；这些人帮助国民革命曾竭尽才能，耗尽心力，现在苏联的援助也随之快要终止了。7月初，记者访问病中的鲍罗廷，其人甚为消沉，但决定只要有一线希望，仍愿留在武汉；其妻在北京监狱，原于2月28日乘俄轮巴米亚列宁娜号前往汉口途中为直鲁联军所逮捕。鲍罗廷在离开武汉前，必须设法为释放其夫人的事情奔忙。日本显然愿充当斡旋人。7月12日凌晨，一名中国法官撤销了对鲍妻及同船被捕其他苏联人的指控。该法官旋即失踪，后来在日本露面。这些刚刚获释的苏联人兴高采烈地离开了北京，只有鲍夫人隐蔽在北京某处。为... -->>

本章未完，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