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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 parti pris de Montesquieu
我们现在的确取得了一些进步。从分权到彼此分割权力的各种力量的平衡。以及从这种表面的平衡到企图通过平衡在各种力量中重建一种力量————贵族，并使它变得神圣不可侵犯。但是，我们还没有走出孟德斯鸠。
通过这一考察，我们得以从台前走向幕后，从作者表面的理由走向他真实的理由。但在这样做的时候，我们又迎合了他的理由，接受了他向我们提出的角色分配，没有作任何改变。请看艾森曼：他确乎意识到，难题不是法律的，而是政治的和社会的。但恰恰是在列举那些彼此对立的社会力量（forces）[1]时，他又找回了孟德斯鸠的三种力：国王、贵族、资产阶级，并没有走得更远。况且，这个三分法也非孟德斯鸠所独有，这是整个世纪的三分法，属于伏尔泰、爱尔维修、狄德罗、孔多塞，属于一个悠久的传统，一直延续到19世纪，也许至今也没有完全死去。这种信念如此明显，这种显而易见又如此普遍，以至于18世纪的任何一个党派，甚至到大革命开始后，都没有想到去破除它，那么我们是否就应当永远接受它呢？我们是否就能够这样毫不迟疑地进入孟德斯鸠和他那个世纪的范畴中呢？是否就能够无须争辩地确定：他已经非常精确地区分了那些力量（不是根据它们的联合，而是根据它们的定义），而且是按照它们的“自然关联”把它们分开的？
我这么说的意思是，我们应当向自己提出一个非常简单的问题，但它有可能把一切都推翻：18世纪的人们用以思考他们所生活的历史的那些范畴，是否符合历史的现实？特别是，那种如此明晰的关于三种力量的区分，是否有充分的根据？国王当真是一种与贵族和资产阶级有同等意义的力量吗？国王是一种固有的、自主的力量吗？这种力量————既不是就其个人而言，也不是就其权力而言，而是在其角色和功能方面————是否足以区别于另外两者，以至于人们当真可以拿它与另外两者相权衡，骗它入彀或者向它妥协吗？而“资产阶级”自身，那些或穿长袍礼服[2]，或做买卖金融的显要人物，在那个时期，是否已然成为贵族及其对立面的对手，以至于人们已经可以在孟德斯鸠为其让出地盘的下院里，觉察到一场将在大革命中庆祝凯旋的战斗所赢得的最初的理论胜利？提出这些问题，就是要质疑18世纪人们的那些信念本身，并且提出关于绝对君主政体和资产阶级两方面在孟德斯鸠生活和思考的历史阶段的性质这一棘手的难题。
然而不能不看到，有一种观念在18世纪所有政治文献中占据着统治地位：这种观念认为，绝对君主政体是为了对抗贵族而建立起来的，而国王依靠平民来抗衡他的封建对手的力量，迫使后者就范。日耳曼主义者和罗马主义者[3]关于封建制和绝对君主政体两者起源的大辩论，就是在这一普遍信念的背景上展开的。我们在《论法的精神》的很多段落中[4]都能发现这个辩论的回声；在人们不常读的最后三章里也是如此————那里的所有内容都是为它服务的，而我们读后就可以清楚地看到孟德斯鸠把自己归在哪个党派。一方是日耳曼主义者（圣西蒙、布兰维里耶和孟德斯鸠，后者学识更广博，见解更精微，但立场却同样坚定），他们带着乡愁，缅怀原始君主政体的时代：一位由贵族们选出的国王，同等地位人中的一员，就像起初在日耳曼“森林”中发生的那样；他们用它来反对那个变得绝对的君主政体：一位与大人物斗争、牺牲大人物的利益以便在平民中获得助手和盟友的国王[5]。另一方是体现资产阶级精神的绝对主义党派，罗马主义者（度波长老[6]，“对贵族的诅咒”［《论法的精神》，第三十章，第十节］的那位始作俑者，《论法的精神》最后几章的靶子），以及百科全书派，他们称颂路易十四或者开明专制者所代表的君主的理想，这种君主懂得宁可承认勤劳的资产阶级的价值和名分，也不满足封建主陈腐的奢望。这些党见势同水火，论据却是相同的。然而我们有理由要问：这种让国王与贵族相对立的基本冲突，这种造成绝对君主政体和资产阶级共同反对封建主的所谓联盟，是否掩盖了历史上真实的力量对比。
我们不应否认，同一时代的人们在思考自身历史的同时，也在历史中生活；而他们的思考仍然在寻找着科学的标准，缺乏必要的距离使思考成为对生活的批判。在思考一段其深层动力已被他们遗忘的历史时，人们会很容易将思考限制在他们历史生活的直接范畴上，往往把政治意图当成现实本身，把表面的冲突当成事情的实质。在这里，历史与感知到的世界并无太大的不同。人人都可以在历史中直接而明显地“看到”一些“形式”“结构”、人群、倾向和冲突。孟德斯鸠在他的著名论点中，就求助于这种显而易见：“有三种政体：……最无学识的人所拥有的观念，也足以发现它们的性质。”（《论法的精神》，第二章，第一节）正是这种显而易见，让我们看到国王的无限权力、听命于宫廷或安于在领地上享受那份可怜的政治特权的贵族、拥有无限权力而又讨厌的地方长官、平民暴发户。只要睁开双眼，就足以感知到这些事实，正如只要睁开双眼看世界，就足以直接感知到一些形式、对象、群体和运动：这种显而易见不需要认识，却能以认识自居，并自以为理解了它仅仅是感知到的东西。然而，至少需要有一门科学的诸要素，来真正理解这些显而易见之物的深层性质，把深层的结构与矛盾同表面的结构与矛盾区别开来，把真实的运动同表象的运动区别开来。每个时期的人都在用一些直接的概念对他们所生活的历史进行思考；如果没有一种对这些直接概念的批判，我们就会停留在对历史的真正认识的门槛外，继续沦为历史在人们头脑里————人们也生活在历史中————产生出来的种种幻象的俘虏。
我认为，为了阐明这个时代的意识形态难题，的确有必要利用历史研究的最新成果，重新审视关于绝对君主政体、它“与资产阶级的联盟”以及这个资产阶级自身性质的公认的观念。
我只能满足于作一些非常简略的提示。不过我想说，今天看来几乎可以确定的是，研究17世纪乃至18世纪（至少是18世纪上半叶）的历史学家所面临的最大危险，就在于把后世资产阶级————那个从事革命并且从革命中产生的资产阶级的形象，投射到这个时代的“资产阶级”身上。真正的现代资产阶级，自下而上彻底撼动了先前的经济和社会秩序的资产阶级，是依靠大生产经济，全心全意追求赢利，随后又把它重新投入到生产中去的工业资产阶级。但就其一般情况而言，这个资产阶级在18世纪还并不为人所知。那个阶段的资产阶级完全是另一回事：它的最先进的成分也主要依赖于商业经济。工业经济是在一定时期内从积累中产生的，而商业经济也构成了积累的一个时期，人们从这一点出发最常得到的结论是商业经济在原则上与封建社会互不相干。没有什么比这更可疑的了。因为只要看到这种商业经济当时是在什么方向上起作用的，我们就足以做出结论：它是封建体系本身的一个被充分整合了的部件：重商主义正是进行这种整合的政策和理论。任何在当时看似处于领军地位的经济活动（贸易，手工工场），实际上都效力于国家机器，服从于国家机器的赢利和需要。[7]手工工场的建立，首先是为了向宫廷提供奢侈品，向军队提供武器装备，以及向王室贸易提供出口物资，其赢利返还国库。大型航运公司的创办，首先为了将海外的香料和贵金属带回国内，而这或多或少又总是为了王室经营的收益。因此，在其结构中，这个时代的经济回环就像被导向它的目的地那样被导向了国家机器。而这一导向对应的方面，就是那些时不时给这类经济运作带来活力的“资产者”，并不具有其他经济的和个人的前景，可以超出这个国家机器所服务的封建秩序：富起来的商人，除了一些罕见的例外，都不是把收益投资到私人生产中，而是投资到地产上————他购买地产是为了由此获得头衔，跻身于贵族；或者是投资到某些作为行政机关公务人员的官职上————他购买官职是为了享有比如一笔年金那样的进项；再就是投资到国债上，这可以确保他获得巨额赢利。因而，经商致富的“资产者”的目的，就在于要么通过购买地产或者资助某个被他娶了女儿的家庭，直接进入贵族社会，要么通过袍服[8]和官职直接进入国家机器，要么通过年金进入国家机器的赢利。正是这种情况，使这个暴发的“资产阶级”在封建国家中获得了一种如此特殊的处境：它宁愿在贵族中占据一席之地，也不去与之斗争；而且，因为想要进入它似乎是在与之斗争的这个阶层，它对这个阶层的维持和撼动至少是半斤八两：它的经济活动和个人历史的整个回环当时仍然被收纳在封建国家的限度和结构之内。
这一点确定下来，显然就推翻了关于绝对君主政体与资产阶级之间联盟的传统图式，以及关于绝对君主政体的公认的观念。那么就必须要问，即便在当时让它和贵族相对立的各种冲突中，绝对君主政体的性质和功能究竟是什么。
迄今为止，人们对这个问题作出过两种回答。两者都放弃了那种————根据专制者的滑稽可笑的漫画————把国王塑造成封建主死敌的观念，并代之以另一种观念，也就是认为这个历史阶段的基本冲突并不是让国王与封建主相对立，而是让封建主与上升中的“资产阶级”或人民相对立。但这种一致也就到此为止。
因为第一种解释在这个冲突中看到了绝对君主政体的起源和机遇。两个对抗的阶级，哪一方都无力战胜另一方，它们的对垒和被迫达到的平衡，它们的斗争使整个社会陷入的危害，都给国王提供了机遇，让他以双方竞争仲裁人的身份高踞于它们之上，并且从它们各自被反对力量所阻碍或威胁的力量中获得了他全部的力。[9]正是这种例外的处境，可以让我们理解国王为什么能够玩弄一个阶级以反对另一个阶级，并且，在他让任何一个阶级占了便宜的同时，能够维系住另一个阶级的希望。这就解释了为什么18世纪的所有党派都在争夺国王，不论是那些希望看到国王回归其制度的起源并将权利还给贵族的人，还是那些指望国王的启蒙可以帮助资产阶级理性战胜特权与专断的人。为右翼（封建主）和左翼（资产阶级）反对派所共有的那些观念的实质，并非与占统治地位的、人人都有的幻象有关，而是与一位绝对君主的现实有关————凭借一种没有出路的力的处境，他成了两个敌对阶级之间真正的仲裁人。但上述解释有容易落入某种资产阶级观念的弱点，我相信已经指出过，这种观念不符合现实。
启发性大得多的是第二种回答，波尔什涅夫（Porshnev）关于17、18世纪法国投石党运动与民众造反的研究[10]，给这一回答增添了权威性。依照这种见解，关于两个同样有力也同样无能为力的敌对阶级之间的国王-仲裁人的论点，既建立在某种时代错置之上，又建立在关于国家性质的某种神话观念之上。我们知道，那种时代错置在于把后世资产阶级的特点借用到绝对君主政体下的资产阶级身上，这是为了能够从这个时期开始，把资产阶级设想成一个与封建阶级彻底对抗的阶级。这种事情我们都了解。而关于国家性质的神话观念则在于想象某种政治权力可以在阶级之外、超出阶级之上，甚至是在社会的普遍利益中被确立和被行使。这双重的批判引出了如下视角：绝对君主政体既不是封建剥削体制的终结，也不追求这个终结。相反，在我们所考察的阶段，它是那种体制的必不可少的政治机器。随着绝对君主政体的出现，发生改变的不是封建剥削体制，而是那种体制的政治统治形式。日耳曼主义者所称颂的原始君主政体，享有独立性的封建领主的个人政治特权————这种独立性使他们成为与国王同等地位的人，都不过是被一个中央集权的、占统治地位的绝对君主政体继承下来的遗产。这一政治上的转型与发生在封建体制内部的经济活动条件的改变相适应，特别是与商业经济的发展、国内市场的初次出现等情况相适应。在我们所考察的阶段，这些变化并没有给封建剥削造成损害。而绝对君主政体这一政治体制，也只是在商业经济发展的阶段维护封建统治和剥削所需要的新政治形式。
在那些————甚至通过武力————被剥夺了旧时的个人政治特权的个别封建主眼中，绝对君主政体的来临、中央集权及其附带现象（直至那个叫作凡尔赛的镀金的政治软禁营[11]）都带有一副篡权、不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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